第二节 黄金挤兑惨案
1946年3月，为抑制通货膨胀，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祭出“法币”换“黄金”政策，试图通过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以抑制货币贬值，不料却造成有钱人大量囤积黄金的后果，法币依旧狂贬。为回收散落在民间的金银、外汇储备，挽救濒于崩溃的财政经济，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签署总统令颁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限期收兑人民手中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实施“限价”政策；并派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管制区的经济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实际负主要责任。
原来规定中央银行收兑人民持有的金银的期限是9月底，到了9月下旬眼看期限降临，从10月份起是延期收兑还是停止收兑，金圆券信誉乃至命运面临严峻的考验。结果是国民政府决定收兑金银延期一个月到10月底，这无异于宣告金圆券信誉破产。从9月30日到10月7日，全国各城市陆续掀起了抢购风潮。国民政府以行政手段强迫冻结物价，造成的结果却是市场上有价无市。商人面对亏本的买卖，想尽方法保有货物，等待机会再图出售，市场上交易大幅减少，仅有的交易大都转往黑市进行。
关于上海的经济管制，据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队长陈志竟讲，雄心勃勃的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最初决心很大，曾扬言：“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一路哭不如一室哭”。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和第六稽查大队队长戚再玉等人被擅处死；一时间，因经济犯罪入狱的巨商大户达64名。可是，当查封到扬子公司时，正如民间猜测的那样，遇上了阻力。被他查封的扬子公司为孔祥熙之子、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所有。尽管蒋经国没有真正下令抓孔令侃，但这场查封扬子公司的大动作震惊了全上海，上海市民相当关注太子蒋经国，敢不敢打表弟孔令侃这只老虎。上海媒体也大篇幅报导扬子公司事件，让孔宋家族非常难堪。宋美龄催促蒋介石过问此事，蒋介石于10月8日从北平飞赴上海，蒋经国在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双重压力下，宣布扬子公司没有违法囤积的事实，其本人亦因此事辞职求去。蒋经国打老虎只维持了70天，最后草草收场。10月31日，行政院公布施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补充办法》，规定“粮食依照市价交易，自由运销”，物价管制最终失败。这标志着金圆券政策已彻底失败，也标志着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最终垮台的开始。
1948年11月后，上海物价防线完全失守，各地国统区的经济情势开始崩解。金圆券初发行时，以5亿美元等值的金银外汇交中央银行作为准备金
，发行上限定为20亿，但到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已增至81亿元，至1949年4月时增至5兆，至6月更增至130兆，比10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24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也不断升高，最终出现面值500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至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已达到4亿多金圆券。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以银圆与金圆券的兑换率来看，到1949年1月，银圆从开始的2元金圆券换一块银圆涨到1000元兑一块，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已经超过1000万元兑一块银圆。8个月来，通货膨胀超过500万倍，也就是说，如果家有100万美金，换为400万金圆券（4元金圆券兑1美金），8个月后，这400万金圆券，只能换回美金2角！而且，再过三个月，就不到美金一分钱了。国民政府在全国最后收兑黄金总数超过150万两，花费了10亿金圆券，此笔“巨额”金圆券由于快速贬值，到1949年7月也只值1美元了。
被兑换的金圆券如雪崩般狂贬，继而成为一堆废纸，许多小康人家因此倾家荡产。受金圆券风暴影响最大的，是城市内的小、中产阶级。他们没有大资本家的财力和资源去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也不如乡间农民或无产阶级无产可贬。在金圆券发行初期或被迫、或出于信任政府，将累积所得的财产换成金圆券，在恶性通胀中所承受的损失最大，部分人因而变得一无所有。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因金圆券发行，搜得民间数亿美元金银外汇，却失去了国内本来最应倾向他们的阶层——城市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在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在国共内战三大战役中也是节节失利：10月16日，锦州被解放军攻占；11月2日，沈阳失守；22日，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将军碾庄兵败自杀（此为国共内战的转折点）；30日，国民党军队放弃徐州。蒋介石屡战屡败，中共在军事上已开始取得绝对优势。
上海的空气中弥漫着末日的气息。人心慌乱，盗匪横行；难民如潮水般涌入这个本已拥挤不堪的城市；从前线撤退回来的败兵随处可见，有的趁机抢劫、强奸，加重了社会的混乱。
老黄昨晚做了一个噩梦，醒来后感觉空空落落，好像丢掉了脑髓。他梦见自己的上半身好像被某个沉重的物体压住了，动弹不得；头部又好像被某物撕咬，“咔咔”有声。他拼命挣扎着想翻身，却无济于事。他感觉呼吸越来越沉重，生命正一点点被吞噬。他像待宰的羔羊一般，亲眼看着屠夫举起雪亮的长刀，发出凄惨的“呜呜”声……“士忠，士忠，快醒醒！做噩梦了？”妻子一把把他推醒，才把他从“死神”边缘拉了回来。士忠猛地睁开眼睛，黑暗中一片茫然，唯有风吹寒窗发出的“呜呜”声……
现在生存已成了严重的问题，生意更是越来越难做了！物价飞涨，茶叶难买，茶客稀稀拉拉，收入已很难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黄老板有一种破产的预感。说书艺人老孟也回天乏术，已经面临失业的危险。
这天（12月3日）正午，老孟来到茶馆，与老黄商量生计问题。
“老黄，听说了吗？”人还未及进店，在门外便传来老金兴冲冲的叫嚷。
“怎么？大家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有什么好高兴的事？”老黄苦笑道。
“真他妈报应！张大头被人告发了，关进局子里去了，说是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这真是大快人心的好事！报应啊！让你再发国难财！妈的！”老金未及坐下，一边喘着气，一边说。
“就这事啊，有什么可高兴的。”老黄道，“不是说已经花钱赎出来了吗？”
“是啊，听说花了不少黄金呢，这下可要了他的命了，这次恐怕他要玩儿完了！没了钱，恐怕两个老婆也守不住喽。哈哈哈……”老金幸灾乐祸，大笑起来。
“看来，蒋太子的‘打老虎’行动，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啊！”老孟的眉头拧成了疙瘩，插话道。
“哼！我认为苍蝇比老虎要可恶多了，脏兮兮的，嗡嗡乱叫，你以为你会飞就是天使啊？”老金道，“没出息的人才会做苍蝇。哼！我老金，早晚要发财的，我要做金银岛主，成为真正的老虎，不怕人打！……”
“你——厉害！”老孟冲他竖起大拇指，打断了他继续畅谈那发霉的理想，“我们都是苍蝇，蝇营狗苟，目光短浅，还是你理想高远。”
“哈哈……老孟，以后也别说书了。我看茶馆生意越来越清淡了，还不如给我当个账房先生。你看我，啥赚钱干啥，前些日子在黑市倒卖货物、帮人兑换黄金，可赚了不少银子呢！”老金得意扬扬地说道。
“嗯……嗯……厉害……厉害……”老孟应和道，然后低头喝茶，不再言语了。
此时，茶客们已陆续到来，不过和往日相比，稀少了许多；而且人们的表情似乎都很古怪，店内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息。
“不好了！大家快看，”吴老三一脚踏进店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香港《华商报》新闻：‘徐州惨败京沪震动，中央银行偷运金钞。’”
“什么？中央银行把我们的黄金运走了！？”
此消息立刻在人群中炸开了锅，人人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没错！”一位记者模样的茶客站起身来，“路透社已经发布新闻：‘国民政府央行偷运黄金。’《申报》也有一则简讯，说是‘某夜中国银行曾运出物资若干箱’，不知是不是我们的黄金？”
“什么？到底是中央银行还是中国银行偷运的黄金？运出多少？我的天哪！”茶客中一人道。
“我这里有一份长沙的湖南省参议会的通电，给大家念一下，”记者掏出一份电报稿，念道，“‘这些金子都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是三个半月前（1948年8月19日）以发行金圆券强迫收购来的，来自民间，作为金圆券的准备金，随意移动会影响老百姓对金圆券的信心。’”
“是啊！准备金都运走了，那金圆券还有什么用处？以后更是一文不值了！”人们议论开了。
“那可都是我们攒了半辈子的钱啊！呜呜呜……我破产了！彻底玩儿完了！”有人大声哭喊起来。
“这……以后可怎么活啊？！”有人绝望地连连摇头、叹息。
“老百姓就是那被屠户赶着的猪羊，步步走死道啊！”老孟叹道。
“这是真的吗？老蒋当上总统才几个月，就要转移黄金吗？我不相信总统真的会这样做！媒体最喜欢制造新闻了。”有人表示怀疑。
“是啊，是啊……还有副总统、立法院和监察院的监督。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怎么能偷运出去呢？又运到哪儿了？”
“不是凭身份证，1000元金圆券就可兑换一两黄金吗？现在不还兑换着吗？怎么会运走呢？难道兑换是做给老百姓看的？”
“老蒋10月8日来的上海，说是为了蒋经国‘打老虎’的事。第二天，听说召见了央行总裁俞鸿钧，不知是不是为了运黄金的事？”
“这条消息是由英国记者乔治·瓦因最早报道的，发表在《字林西报》上。《字林西报》的办公地点就在紧邻中国银行的华懋饭店。前天深夜，就是黄金秘密装船启运的那天晚上，乔治·瓦因正好从办公室窗户目睹了全过程。他看到一艘海关缉私舰‘海星’号停靠在黄浦江边，从中国银行侧门出来一些挑夫，挑着沉重的担子往‘海星’号走去。他怀疑担子里面就是黄金，国民政府对未来已有新安排，就连夜发出消息，说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这可是独家惊天秘闻啊！”记者道。
“‘海星’号？那不就是范元健海关总署的缉私艇吗？老范今天没来，难道也去运黄金了？”吴老三道。
“你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不过，我还是不敢相信！”有人问。
“我是记者，也在搜集这方面的消息。《字林西报》有我的朋友，我已经打电话证实过了。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消息的话，可以告诉我，我们报社会给你们付费的。”记者道。
消息得到证实后，人们彻底绝望了。有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有人痛哭流涕，难以自持；有人怒不可遏，却又无可奈何。
上海《字林西报》是1948年至1949年的英文报纸，该报主要读者是上海外侨，乔治·瓦因（George Vine）是该报一名记者。凭借优秀记者的职业敏感捕获了一份独家惊天秘闻，乔治·瓦因尚沉浸在喜悦之中，却没有意识到他这份揭露蒋介石秘运黄金的报道已激怒了当局，早被国民党特务盯梢，并很快被抓捕，速审速决，直接判处了死刑。幸亏其夫人赶紧托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Farnsworth直接找到蒋介石求情，经过36小时的营救行动，才得以释放。
然而躲过一劫的乔治·瓦因（George Vine）关于黄金撤离上海的报道却陆续在大陆各地的报纸流传开来，第一批黄金已运往台湾的消息在上海老百姓口中蔓延开来。国库内的黄金竟撤走了大半，一时上海人心惶惶，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原本发行仅半年已贬值500倍的金圆券，此刻更如雪崩般狂贬，完全失控了。上海已造成金融秩序恐慌，愤怒而惊慌的人们围堵在中国银行及其他国家银行（如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周围，叫嚷着要黄金，不要金圆券。
因金圆券一路狂贬，民怨沸腾，为稳定民心，维持金圆券的币值，国民党政府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有十百倍的利润及保值，让市民凭身份证，拿1000金圆券（每日牌价上调）换兑黄金1市两（仅限1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外面去排队。
而实际上，银行职员、警察及政府有力人士都可私下幕后买一点，占了辛苦排队的人的限额，这又增添了民怨！国民政府监察委员也“发现兑金循利……未经排队，购逾2000两”。在海关总署工作的范元健，因为上班地点离中国银行很近，也到中国银行排队，兑换了黄金。老黄、老孟则通过在警察局工作的王探长，也兑换了少许黄金。而无孔不入的“社会活动家”老金，就像雨后的蚊子，又忙碌起来，做起了投机黄金的生意。
市民排起长队，焦急地等待兑换黄金，而蒋介石却将原本用于金圆券发行准备金的巨额国库黄金悉数运往了台湾！唯恐国库这最后一点真金白银被劫走，民众的焦灼顿时变成了绝望的疯狂。随着消息愈传愈广，兑换黄金的人愈来愈多，状况愈来愈难以控制。到1948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中国银行门口人山人海，数万人在同时抢购黄金。最终，等待兑换黄金的人们情绪失控，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地争抢、冲撞、踩踏。维持秩序的警察则用警棍到处驱赶疯狂的老百姓。这次黄金挤兑事件，最终酿成7死41伤，是为“黄金挤兑惨案”。
据上海《大公报》12月9日记载：“……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于11月21日起开始办理存兑至12月6日，共兑出黄金15617两（合金圆券10551万元），兑出银圆941341（合金圆券9413100元）…… ”上海《申报》12月27日刊登：各地“国行所兑出金银，仅占库存廿分之一”。如以库存黄金400万两计，则兑出黄金全国为20万两。外滩拥挤成人海，举世在看国民政府的笑话，最后以挤死挤伤多人而告终。
“黄金挤兑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立刻宣布，停止上海市民用金圆券兑换黄金政策，金库大门重又进入封锁状态。此举彻底阻断了人民的生路。8月19日金圆券刚发行时，收兑率为纯金1两合金圆券200元，纯银1两合3元，美金每元合4元。2元金圆券能换1枚银圆，而到了1949年1月，已经变成1000∶1；到4月23日解放军攻进南京时，1000万金圆券都兑不到1枚银圆；到6月上海解放之后，1枚银圆的价值更是超过5亿金圆券了。
“疯了！疯了！政府疯了！……金圆券改革自始至终就是一场愚蠢的行为！”玉壶春茶馆里，老孟连连叹息。
“这下我们要倾家荡产了！”老黄道。
“你们这些老板、公职人员还好些，我们这些穷人就只有等死了！”一位打短工的茶客道。
“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毛毛唱起在小学里老师教唱的左派歌曲。
“嘘——小孩子不要乱讲！”老黄急忙制止他。
众人难以抑制心中悲愤，纷纷议论起来。
“你们说，政府搜刮了我们的金银外汇，又偷偷运走了，这不明明是欺骗我们吗？”
“岂止是欺骗？简直就是抢劫！”
“香港《华商报》11月1日报道说，10月30日晚蒋介石召见了翁文灏、孙科等人，表示东北军事已经失败，问大家提出办法。说是老蒋‘替自己算命，只望再拖三个月’，是真的吗？”
“3月16日，600箱文物宝藏从上海运往台湾；11月10日，傅斯年、王世杰又将伦敦故宫精品500箱，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图书馆的珍贵文物运往台湾；这次又往台湾运黄金，老头子想要做什么呢？”
“我看老头子是不是在做逃亡台湾的准备啊？把金银、文物都先迁过去了。”
“完了！完了！蒋总统不要我们了！”
“我们也逃吧！上海早晚得陷于兵祸，共产党也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反正这儿没法待了！可是往哪儿逃呢？”
“普遍认为现在有四条路可以选，一是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二是坐火车去广州；三是坐火车到湖南衡阳；四是搭船到台湾。”
“我看现在也只有台湾没有战乱，去台湾比较合适。可是怎么去呢？”
“中联船舶公司的‘太平’轮，每周从上海到基隆往返两次。就是票价太贵了！听说比黄金还贵。没办法，现在是一票难求啊！”
……
在广大民众眼里，对政府的希望就像影子一样，提灯寻影，灯到而影灭。许多人在现实中一下失重，对未来一片茫然。
“老黄，你怎样打算的？离开上海吗？”老孟问老黄。
“我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祖辈都在上海。无论结局怎样，我是不会离开的！”老黄道。
“你认为未来还会好起来吗？还有希望吗？”老孟道。
“我相信会好起来的！即使身处漫漫寒夜，也要在微末的星光下思考人生。未来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会的！”老黄目光坚定地回答道。
“唉，能好就好啊！”老孟叹了口气。
包括黄金253万市两，约值1.4亿美元，其余为银圆及外汇。
吴兴镛：《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
今上海和平饭店北楼——作者注。
上海《申报》1948年12月15日。
《字林西报》1948年12月24日报道，上海《大公报》《申报》也有相近的采访报道。一说为7死50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