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满树春才半——我的中国故事
陈雪梅
◎1966年出生于哈尔滨，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1989年赴美留学，1995年获康奈尔大学理学博士学位。生物学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大陆大学教育背景、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少数华人女科学家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和戈登与贝蒂·摩尔基金研究员，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教授。2014年入职深圳大学，组建了一支以“青年千人计划”专家和国内外知名专家为核心成员，致力于研究植物表观遗传和作物分子育种的创新团队，承担国家级、省市级项目多项。
一、母校北大的变迁
我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生物系，专业是植物生理。很有幸通过上课和毕业论文研究接触到当时国际上蓬勃发展的分子生物学。北京大学属于国内顶尖高校，但到了康奈尔大学才发现北大那时的实验设备、实验室管理、课题研究深入程度，尤其是学术氛围，与美国一流大学相比，都有着很大的差距。
2014年回国后，虽然没在母校任职，但一直关注着北大的近况，也几次回母校进行学术交流，感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北大不仅有着国际领先的实验条件及管理理念，科学论文的影响力也明显增强，产生了不少国际领先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在我最为关注的植物学领域，北大的同行们已经跻身于国际领先行列。近些年我也曾指导过北大去加州大学实验室访学的本科生，感觉他们的科研水平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我。
在最新的全球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排名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泰晤士高等教育》等所列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北大稳居世界前列。现在的北大和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有了跨越性发展，已逐步迈入世界一流名校之列。
二、深圳大学生活
2014年我入职深圳大学生命科学与海洋学院，短短的四年时间，深刻感受到了这座城市与这所学校对人才的重视和诚意，我的工作及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积极变化，真正体现了深圳速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实验条件
近年来深大发展迅速，人才引进速度显著提升。后海校区的生科院实验室和办公室均比较拥挤，学校为改善实验和办公环境，在西丽新校区新修建了专业配备的生科大楼，并组建了海洋研究中心、生物医学协同创新中心等高水平合作研究平台，集中购置了一批在相关领域内急需、通用的大中型仪器设备，同时组建了技术支持服务队伍。现在我们的科研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能充分保障科研工作者在科研平台上实现研究梦想。
2．科研经费
除了保障实验及办公用房，国家、地方及学校还为人才提供了充足的科研启动经费，配备了学术助手，全方位满足科研工作者的学术需求，目前我的团队项目总金额达5000多万元。
在经费管理上，学校也搭建了“一站式”服务平台，推行“智慧校园”项目，实行网上办理、限时办结等制度，大大简化了流程，帮助学者从烦琐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专注于科学研究。
3．生活方面
（1）人才补贴。近几年，深圳的城市吸引力不断提升，市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人才优先发展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人才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才“来深圳圆梦”。不仅政策给力，政策的落实更是精准高效，政府及深圳大学尽一切努力为引进人才排忧解难，使得学者们可以安心做学问。2015年，我在申请“千人计划”创新人才短期项目市级配套补贴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学校向政府业务部门及时反馈，业务部门迅速响应，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现在去政府部门办理个人业务时也感受到了变化，手续越来越简单，申报材料越来越少，审批速度也越来越快了，越来越多的业务项目启动了“政务微信”“刷脸认证”等智能服务。
（2）中国绿卡。因工作关系，我需频繁出入中国。之前使用的访问签证及工作签证，停留时间有限，手续办理也比较烦琐。今年起，公安部签发新版的中国“绿卡”，即“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意味着持有绿卡后我在中国居留的时间不受限制，可凭护照和绿卡出入中国国境，无须再另行办理签证。目前我和家人正在申请中，期待持有绿卡后的便捷生活。
（3）专家公寓。由于暂未在深圳购房，每次来深圳，都只能选择住酒店，酒店离学校有一段距离，洗衣、用餐均不大方便。2015年，学校为方便教职工，新建了设施齐全、拎包入住的专家公寓，极大地方便了来访及短期居住的学者。现在来深圳，我都会选择住专家公寓，生活的便捷度及舒适度大为提高，也为科研工作节省了时间。
（4）与深大共同成长。入职深大后，不断开阔的平台及日臻细致的行政服务让我和团队成员能全身心地投入科研，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团队依托深大在Genome Biology（《基因组生物学》）、Molecular Plant（《分子植物》）、PLoS Genetics（《公共科学图书馆·遗传学》）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承担国家级、省市级项目，依托深大在2015年初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培育项目1项，随后成功获得深大首个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创新创业团队项目。2016年以深大为依托单位建立广东省植物表观遗传学重点实验室。2017年依托深大成果申请并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特别是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创新创业团队项目，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团队将采用目前国际最尖端的基于小分子RNA的技术来改善经济作物性状，使作物品质更优良。我将把我在国外学到的小分子RNA基因调控方面的知识和这一应用型项目结合起来，使理论知识真正派上用场。
加盟深圳大学的这几年，我也见证了学校的飞速发展。日前，自然出版集团更新了2018年的自然指数，其中，深圳大学综合排名（中国内地高校）自2013年的第118名跃升至2018年的第50名，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其中深圳大学生命科学学科排名更是跃居中国内地高校第33名。
三、国际学术报告和科研论文的可喜变化
作为科研人员，我经常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记得二十年前在国际会议上很少有来自中国的报告。而近年来，我所从事领域的国际会议上一定会有来自中国的报告，包括重要的大会场报告。另外，学术刊物编辑也越来越多地来自中国，说明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地位提升了。近几年，中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迅速增长，影响力急剧提升。例如我经常阅读的植物生物学代表刊物The Plant Cell（《植物细胞》），近二十年来，中国作者呈几何级数增长。
2017年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关于至少包含一位中国作者的论文的最新检索结果显示， 2017年中国科研人员发表SCI论文的总数已累计33万余篇，位居世界第二。其中，各高校的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 2017年各高校在JCR（期刊引用报告）一区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超过43000篇。
以我所在的深圳大学为例， LetPub最新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深圳大学2017年度发表SCI论文2218篇，居全国高校第48位（较2016年上升16位）、广东高校第3位。此外， JCR一区期刊论文数量排名全国第37位， JCR二区期刊论文数量排名全国第40位， SCI论文数量增长率排名全国第2位！
四、在国内发展的朋友的故事
我回国的时间比较晚，但身边有不少朋友、同行一直在国内发展，在他们身上，也能感受到祖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他们的成功令我十分骄傲。说说我的三位朋友的故事吧。
第一位是我的同行——清华大学植物生物学教授戚益军。十多年前，戚教授在冷泉港实验室完成博士后研究之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和美国的名牌大学杜克大学同时向其发出工作邀请，他毅然回绝了杜克大学的邀请，选择了回国发展。当时，大多数华人会选择留在美国做科研，因而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解，但事实证明了此举的明智。益军回国之际正是小分子RNA领域最兴盛、竞争最为激烈之时， NIBS给予的支持使其能在短时间内组建一定规模的科研团队。而在美国，同期开始的教授很难在短期内创建这样规模的团队。回国后，戚益军在小分子RNA领域做出了创新性的重大贡献，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第二位是我的大学同学兼同行——曹晓风院士。2003年，晓风留学回国，进入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工作，做高等植物表观遗传学调控植物生长发育的分子机理研究。当时我去看她，研究所的场地紧缺，晓风的实验室是用存放玉米的仓库临时改装成的，条件比较艰苦。然而，遗传所的新楼几年后建成，再次看望晓风时，她的团队已搬入崭新、高规格的实验大楼了。两年前再去她实验室时，发现他们已经进入了一座更新的大楼。由此可见遗传所这十几年的发展。回国后，晓风在植物表观遗传学领域及小分子RNA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会议上常有她的身影。我戏称她成了中国植物表观遗传学领域的代言人。
我的另一位朋友李家洋院士，是植物分子遗传学家。上个世纪90年代，家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汤普逊植物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彼时我也在同一个研究所读博士。当时听说他要回遗传所，我有些吃惊，因为当时身边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在美国找工作，而二十几年后回首，不由感叹他当年的前瞻性。回国后，家洋将水稻发育机制及品种设计育种作为新的研究领域。经过多年的艰苦探索和攻关，李家洋团队发现了控制水稻理想株型的主效基因IPA1，并揭示了一种叫独角金内脂的植物激素是怎样调控植物分枝的，为水稻生产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这三位朋友的经历可以说是中国科学发展的缩影。他们均放弃了国外的工作机会，选择和祖国共同成长，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成功来自对科研的执着与不懈，也源于祖国改革开放大环境为科学家提供的良好机遇和广阔发展空间。
结束语
关于中国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前文中提到的人和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变化折射出了祖国科研实力的巨大变化。变化来源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对科学研究及人才的高度重视、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这些变化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潜力，成就了人才的梦想，也实现了国家各个领域的飞跃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