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城到华尔街
施小骊
◎笔名子皮，1967年出生于山西。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20世纪90年代到法国读书，1995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现居美国新泽西，从事量化金融工作。业余爱好写作，作品发表于新媒体平台及《青年作家》《文综》《侨报》等。在2018年北美华文法拉盛诗歌节获奖。
这些年，我在纽约工作。纽约的下城，有着许多有趣的地方，比如相距不远的两条街，看起来仿佛相隔一个世纪——从世贸中心步行二十分钟到石街（Stone Street）就是如此。世贸中心有着崭新笔直的摩天大楼，每个人步履匆匆，而石街是石子铺成的斜斜的小街，人们会悠闲地坐在街边的小店吃饭聊天，度过懒散的午后。
还有的时候，从下城的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会让人觉得仿佛从一个国家到了另一个国家——譬如从中国城走到华尔街。这两条街，步行不过是二十分钟的距离，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华尔街，英语是Wall Street，直译过来其实是“墙街”。
17世纪，纽约下城居住着荷兰移民，由于移民和当地印第安人有摩擦，荷兰人筑起一道墙（wall）保护自己。沿墙的那条街因此被称为“Wall Street”，后来墙拆了，街的名字保留了下来，中文惯常音译为“华尔街”。
18世纪，华尔街成了美国最大的奴隶市场。后来随着金融业的兴起，渐渐地，华尔街上买卖的不只是奴隶了，人们开始买卖交换股票证券。投机商和掮客们通常在华尔街的一株大梧桐树下交易， 1792年，股票商人们制定了《梧桐树协议》来规范股票交易，“纽约证券交易所”由此诞生，华尔街成了美国金融中心。
20世纪下半叶，随着社会的发展，金融家们已不需要聚拢在步行能及的范围之内进行交易，金融业渐渐从华尔街扩散开来。大银行、大基金逐渐搬离华尔街，有的搬到下城西侧，大多数搬到更开阔的中城，还有少数离开了纽约。不过，人们依然把“华尔街”等同于美国的金融业。
世界上最著名的证券平台纽约证券交易所依然伫立于华尔街。事实上，今天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成为一个线上平台，很难再见到交易大厅里人头攒动的景象。不过，在华尔街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口，纽约证券交易所古典的总部大楼依然对望着联邦大厅国家纪念堂门口的华盛顿雕像，以及纽约的三一教堂墓地里埋葬着的美国“财政之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所以我觉得华尔街很“美国”。
纽约的中国城，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自形成规模以来，一直是纽约华人最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心，其中最早的华人店铺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纽约最好的广式点心、烧鸡烧鸭和广东老火汤都聚集在这里，中国城的店铺有三分之一是餐馆。
时至今日，“饮食文化”依然是中国城的主角，来到这里的人们，买蔬菜、买水果、买烤鸭烧肉，准备进入餐馆或正从餐馆走出来……
我记忆中的北京也是如此：胡同、槐树、小豆冰棍、烤白薯，还有暮色里的故宫角楼和冬天的颐和园。
中国城彻头彻尾的“中国”，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现在的北京。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当我出国十几年之后再回到故乡北京，走在街上，我看到的是到处矗立着的高楼和穿戴时髦的年轻人，这变化远远快于美国。如今我来美国二十年了，美国基本还是二十年前的样子。
不过，美国还是有变化的——和中国、和中国人相关的都变了。
今天在美国的华人的组成和分布，与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美国最早的华人移民是劳工。直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华人移民基本上还是劳务移民。很长一段时间，如果说起海外华人，一般人脑海里出现的，大概会是拥挤的中国城、粤味餐馆、洗碗工……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批批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开始的留学生大多是理工科博士生，因为他们基本都是国家公派或享受西方国家的奖学金。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最容易拿到资助的就是理工科博士生。
那时很少有自费生，因为那时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收入，与西方国家普通人的收入有着数量级的差别。买一张出国的机票都要动用多年的积蓄，自己负担到国外深造的学费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
我当年也是拿奖学金出国的。我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法国：大学毕业后，在法攻读了理工科博士学位。
20世纪90年代的法国，中国人不多。在法国的中国人多数是温州移民，聚居在中国城；少数是拿中国或法国奖学金的理工科学生。那时候法国的电视台或报纸上说到中国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马上列举中国城的餐馆老板或杂货店业主的例子。不过多数法国人并不歧视当时在法的中国人群体，尤其是知识界的法国人。当他们了解你后，他们会很公平地尊重你值得尊重的地方，并且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赴法留学的人越来越多，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工作的法国人，接触了中国学生之后，听别人再提起“中国人”，他们头脑里浮现的，便渐渐不是一个中国城温州小老板的形象了。
我在法国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到美国做博士后研究。和法国类似，当时在美国除了中国城，中国人的第二大聚集地就是大学和国家实验室。
但到了2000年前后，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不再局限于拿奖学金的博士生，因为改革开放已经让国人的钱包鼓了起来，自费读书的人占比已相当可观。
当然，直到今天，对于大部分普通中国家庭，负担美国的学费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到美国自费上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几乎是呈几何级数增长。
如果是自费，那么学科的选择就广得多。中国人不再聚集在数学、物理、生物等基础科学领域，而是大量进入计算机、金融等热门学科。
如今，中国人在华尔街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走进任何一家银行或基金的办公大楼，你都可以看到无数东亚面孔——他们中的多数都是中国人。
不过和上世纪80年代中国留学生集中在基础科学领域一样，华尔街的中国人分布并不平均。他们集中在两个部门：IT（信息技术）和Quantitative Finance（量化金融）。因为这两个部门需要很强的计算机技能或数学知识，这是中国人的强项。
做交易员和投行业务的中国人要少得多，这些业务需要更多的软技能和人脉。我的一个朋友高中就来了美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人也非常聪明，他在大银行做投行业务，成功做过几个大的M＆A（并购），看上去前途光明，但他本人并不满意。因为文化的不同和人脉的欠缺，作为在美国的中国人，业务能力再强，也很难成为主角。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金融业的勃兴，有不少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选择回国发展。我曾经有个同事，毕业于武汉大学金融专业，在美国读了金融工程硕士，毕业后顺利地在纽约的一家大银行找到工作。这位年轻人工作非常认真，专业水平也很不错，在老板和同事中有很好的口碑。积累了一年的工作经验后，他决定回上海打拼。
那时起，在中国从事金融业的机会要比在美国多得多。因为美国的金融业毕竟已经相对成熟，外国人再要打入很是不易，向上攀爬的过程更是艰辛而漫长。另外，金融业的很多工作岗位，尤其是管理职位，相比数理知识或编程技术，更需要的是人的软技能，而掌握在美国适用的软技能对于在中国文化中长大的人来说，确实不是一件易事。如果回到中国，则不再有以上这两个问题。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业处于发展阶段，正在不断地扩大，各种机会不少；另一方面，中国人在中国，没有语言、文化、人脉上的劣势。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除了留在美国金融业的技术部门和回国发展，如今在华尔街的中国人有了另一条很有前途的路径——在大银行从事和中国相关的业务，帮助银行和中国做生意，或是分析中国市场。华尔街是世界上所有地区经济变化的晴雨表——如果华尔街对哪里有巨大的兴趣，那就说明哪里有诱人的机会。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金融业的迅猛生长，使华尔街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各种机会垂涎欲滴。中国人如果找到这样的职位，正可以利用自己语言和文化之长，有一般美国人所没有的优势。
我在纽约下城工作的那两年，每天下了火车需要走二十多分钟的路到单位。这条路有好几个选择，华尔街并不是最短的路径，但我常不自觉地选择它，因为这条路能带给我以上种种思考。
有时候我觉得，中国城和华尔街这两个地方，可以代表不同时期在美国的中国移民：早期的中国移民多聚集在中国城，而华尔街有着今天的中国移民。
中国城和华尔街，也许还可以象征中国这四十年的发展。例如北京，这四十年来，从中国城变成了华尔街。她变得太快，虽然每次回去都让我感到陌生，但这变化却又让我欣喜。
中国城和华尔街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相隔不过咫尺，常让我联想到美国和中国的距离。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两国间人才、技术交流频繁，经贸往来不断迈上新台阶。
我在纽约附近的一所大学里，为他们的量化金融硕士项目教一门课。这个硕士项目的毕业生，很多会留在美国华尔街工作，多年来中国的计算机和数理人才，已经成了华尔街有机的一部分。其实，中美两国都该庆幸这种交流，如果没有四十年前中国的开放，那么今天的中国、美国乃至世界都会很不一样。
几乎所有的文明进步都始于开放。华尔街原来是“墙街”，后来墙拆了，华尔街才成了世界上几乎最有名的一条街。中国四十年来铸就的发展奇迹，同样始于开放。中美两国都应该倍加珍惜改革开放以来两国在经贸、科技、人文等一系列领域取得的丰硕合作成果。
回望改革开放前夕， 1972年的那个冬天，在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式“破冰”。两个彼此对抗了二十余年的大国终于走到一起，关系迈向正常化。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有那历史性的一刻，我或许就不会成为今天的我，不会来到美国做博士后研究，更不会在这里拥有自己的事业。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也经历过起伏，但总的来说两国坚持求同存异，在大国关系中堪称模范，这本应让人对中美关系发展抱有更大信心。而今年美国对中国掀起贸易战，这无论于中国人民还是于美国人民而言，都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城与华尔街的距离是那么的近，就如同中国和美国；中国城和华尔街之间没有筑起围墙，同样中美贸易间这道与开放理念背道而驰的壁垒也不应该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