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路
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
隐秘之所
我妈在纺织厂工作，这儿曾是小城里最大的工厂，现在已经破产。我妈说，破产对他们这些退休老工人来说，不是件坏事。她说了些理由，我没有听明白，总之，她对工作以及生活了几十年的那个厂区的没落，没多少感触。
工厂极大繁荣的年代，机器声终日轰鸣，走在大街上都能感到震动。厂里的女工，不但有像我妈这样从农村招来的，还有很多是上海下放的知青。
这些知青在本地扎根，生儿育女，每年回一次上海老家。工友托她们带回最时髦的日用品。在我的童年，那双被我踢踢踏踏穿了好几年的红皮鞋，就光荣地来自上海。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件大红的滑雪袄，我仍然记得，在某个刚刚寒冷的日子里，刚下班回家的妈妈，高兴地把那件明显太长的袄子，披到我的身上。
太长了，所以并不好看，后来我长高了，它变得合身了些，还是不好看，到那时我们才看出来，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件好看的衣服，与合不合身无关。不过我都穿了好几年了，也无所谓了。
上海人还给我捎过一条喇叭裤，桃红色的，裤腿上有绣花，时髦之极，我穿着它去姥姥家，特意跑出院子，走到公路上去，希望每个路人，都能注意到我的裤子。我舅姥爷吓唬我说：“警察会把你当小流氓抓走的哦……”
那时我妈还挺喜欢打扮我的。六岁之后，我妈对于我的穿着，突然转变成了心灰意懒的潦草。要么是从我小姨那里接过来的旧衣服——我骨架大，撑得起；要么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比如某年的新年，我妈拿了一件绿军褂给我蒙袄，那会儿是流行绿军褂没错，但必须是比我大一点的女孩子，才能穿出那种酷酷的痞气，再说，那件衣服上还有个补丁。
我妈后来更重视我的吃。我自小挑食，不吃葱姜蒜，还不吃猪肉。在普通的汉族家庭的餐桌上，猪肉是荤菜里的主力，这让她非常头疼。她的补救之道是每天炒两个鸡蛋埋在我碗底，再手疾眼快地将餐桌上猪肉之外的所有好吃的，抢到我碗中。
上海人带来的巧克力之类，她藏起来，见家里没人——主要是我弟弟不在家时，塞给我一小块，一盒巧克力我可以吃上半个月；家里偶尔吃个鸡，两个鸡大腿早早被剥了皮，放进我碗里，我妈还目光灼灼地盯着盘子，看见“好肉”就夹给我，武林高手般迅疾。我弟弟终于不乐意了，把饭碗一推，哇地大哭起来：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小女孩吗？娇宝贝！
其实有些东西我也不爱吃，比如鸭子，到现在我都觉得鸭肉很腥。那些鸭心、鸭肝、鸭大腿，我实在吃不下去啊，磨磨蹭蹭，等全家人都吃罢离席，我妈洗碗去了，我迅速地把那些东西放口袋里，转身塞到抽屉的最后一格。
那时实在太小，不懂得怎么进一步销赃，还有点儿鸵鸟心理，好像我看不到，那些东西就不存在了。但心里清楚地知道，那些食物正在抽屉最里面的一格变质——还好是冬天，不容易腐烂。惶恐地过着一天又一天，最快乐的时候，也会记起这心结，直到，它们终于被我妈勃然大怒地发现。
抽屉最里面的一格，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每个家庭的隐秘之所。我妈也在那里面藏东西，有天，我妈对我说，抽屉里有些糖，你拿去吃吧。我打开抽屉，是我最喜欢的大白兔奶糖，我很快把那些糖都吃完了。我意犹未尽，却也未抱希望地把抽屉全部拉开，哈，里面竟然还有很多“大白兔”，我抓起来，一个一个地全部吃掉。
第二天，我弟弟也在家，我妈对我说：“你把抽屉里的糖拿出来你俩吃了。”我说：“让我吃完了。”我妈说：“里面还有呢！”我窘迫地说：“也让我吃完了。”
三尺之内是禁地
我有时猜在我弟弟的记忆里，我妈一定更偏疼我一点儿，但是，从童年到少年，甚至直到青年时代，我都在羡慕别人的母亲。近的是我同学葱葱她妈，那么温柔，葱葱经常跟我描述她是怎样的恃宠而骄；远的则有那些有名作家的妈，比如三毛和冰心的妈妈。我甚至得出个结论，要想成为一个女作家，必须有个温柔的母亲（当然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所以，我沮丧地想，我这辈子是当不成作家了，我妈，也太凶了。
我记忆中总有一个片段。我让我妈下班给我带粉笔，她没有带回来，我扑在我妈怀里，扯着她的衣服胡闹，我妈笑着说，哎呀，妈妈快要死了！我们嬉笑着打成一团。那时我多大？两岁，三岁？不记得了，我只知道，这是我记忆里唯一一个和我妈嬉闹的片段，其他时刻，我妈就像一只惹不起的老虎，一触即发。
有一回，我妈给我报听写，我写错了一个字，被我妈骂了几句，骂完了，她消了气，拿糖给我吃。我情商没那么高，无功受禄更添了些无措，一时间竟恼羞成怒起来，啪地把糖打到桌子上。太不识好歹了！我妈勃然大怒，伸手就是一巴掌。
经常会因为小错误挨打。比如中午踮起脚，走进房间，极轻极轻地去拉五斗橱上的抽屉，可是——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生活不是可以控制的——抽屉还是发出了一声令我魂飞魄散的闷响，这响声惊醒了正在睡觉的我妈，不消说，又是抓过来一顿打。
凭良心说，我挨的打，最多也就是落在屁股上，跟我弟弟还是没法比的。也许我妈觉得小男孩更抗打，生起气来那是连拧带掐，且拣大腿上最嫩的地方，一通教训下来，大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触目惊心。
那年春节，我弟弟偷拿了他被我妈“暂时保管”的压岁钱。整个年下我们姐弟俩吃香的喝辣的，大手大脚地买花炮，在小城的大街小巷里晃荡。元宵过了，问题来了，我妈后知后觉地发现失窃了，我弟弟是主犯，我算是知情不报，双双受罚。我弟弟挨打时，那叫一个鬼哭狼嚎啊，闻者悚然。轮到我了，惩罚轻得多，我妈法外施恩是其一，其二当时我姥姥在我家，大大地给我说了些情。事后，我姥姥对我说，要不是我，你看你得挨多狠！
对于我和弟弟来说，最幸福的时光，就是爸妈吵架之时。我妈搬回城西南的纺织厂宿舍，跟我姥姥住着。我和我弟弟，坐着纺织厂的班车两边跑：平时跟我爸，一到周末就去我妈那儿。
那段日子他们变成了一对好脾气的爹娘，给我们买好吃的，尽力争取我们。我妈总是说，要不是为了你们，我就跟你爸离婚了。我对单亲家庭的可怕缺乏想象，对于我爸我妈再也不可能联手整我们的生活倒充满神往。每次听我妈这样说，我总是全无心肝地想，离啊，离啊，你干吗不离呢？
他们最后当然没有离，非但如此，在某次我爸找我妈深谈了一番，他们共同梳理了多年感情，认清两人的共同目标之后，再也没有大吵过。
从此只有我妈上中班时，我们会感到些许轻松。纺织厂实行三班倒，早班是从早到晚，中班是下午去，半夜回，晚班是半夜去，中午回。我们最不喜欢我妈上夜班，这意味着她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家，早班说起来白天不怎么在家，但是对于已经上小学的我和弟弟来说，漫长的夜晚，才是一天里的黄金时间，我们可不愿意让这段黄金时间，处于我妈的虎视眈眈之下，所以中班最好。后来我妈因病改换了工作岗位，上常日班了，我和弟弟连这点空子也钻不成了。
我和弟弟似乎十分冷血。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妈周围的三尺之内都是禁地，偶尔靠近，便有杀气袭来，锋芒在背，分外的局促。
有一次，我妈生病了，在房间里呕吐。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走进房间会不会讨一顿骂？病中的她，余威不倒，连那呕吐声，都带着强大的气场，似乎一秒钟就可以转变为咆哮。
我在房间外面踟蹰，听我妈伏在床上呕吐，实在听不下去了，才走进房间，把她呕吐的那个盆倒掉。端着盆出去时，我妈在身后冷笑道：你都不敢进来了，我将来老了还想指望你？我没吭声，端着盆出了门，现在想来，我妈那一刻的心应该很冷，以为我是怕侍候她，却不知，弱小如我，不过是心有余悸而已。
偶尔的温柔，出现在我十八岁之后，那一回，我妈患了美尼尔尼症，在医院里住着。我拎了饭盒去看她，她什么都吃不下。旁边那张床上的病人家属带来了韭菜鸡蛋馅饼，大大的一块，韭菜郁绿，鸡蛋金黄，面皮上煎出褐色的小斑点，香喷喷的，整个病房都闻得到。
我妈看了他们一眼，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妈对那个馅饼有兴趣。我有了点说不上话来的感觉。之前，我妈从来没有显示过她想吃什么，她永远在吃剩饭，或是在我吃过的残骸里敲骨吸髓地剔出最后一点精华，以免浪费。她特别看不起馋嘴的女人，她的饮食态度，近乎“存天理，灭人欲”。
我妈望向馅饼的目光，第一次把她变成了一个小女孩，陌生的小女孩。我跟她说，我去帮你买一个吧？她点点头。馅饼买回来，我妈没有立即吃，她似乎也有了点感触，看着我身上的衣服，用前所未有的温和声音说，等我好了，给你做件红大衣去，长的那种。
想要好多好多爱
后来我出去上学，放暑假时我爸总叮嘱我晚一点回来，他说，你妈脾气不好。我心领神会地在学校里拖延着。工作之后，依然经常被我妈骂得灰头土脸的，甚至我都来合肥了，几个月回一次家，还是会被我妈骂得气急败坏地逃出家门。路上碰到发小，他感兴趣地打量着我，说：你气色怎么这么坏？好像被人打了一顿似的。
不过这些我已经习惯了，反正我已远走他乡，我妈的性情，也在衰老中逐渐温和，我对我妈生出巨大的怨念，是在我刚结婚那会儿。
我弟弟比我先结婚，他结婚前后，我爸妈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兴奋期，买房子，装修，下聘礼，大办酒席，轰轰烈烈，得意扬扬。我结婚时的详情不想再说，总之一个是删繁就简三秋树，一个是枝繁叶茂二月花，我们办酒席时，我妈听说某人家人那边来得不多，居然也表示不过来了。
我当时无感，回头一想，怎么都不是滋味。后来听我妈聊起别人家的事儿，风轻云淡地说：闺女就是一门亲戚。
啊，这就是答案了，闺女就是一门亲戚，打发掉就行了。我原是敏感之人，抓住这句话，我近乎疑邻偷斧，爸妈对我弟弟说，你不要那么辛苦，将来我们这一切不都是你的？我微笑地听着，想，我并不想要什么，但，这种泾渭分明的话，是不是最好不要当着我的面说？
经常梦见跟他们吵架，激烈地指责他们不爱我，吵着吵着就哭起来，醒来时还在拼命地抽泣，一上午心情都很灰暗。经常感到被拒绝，打电话回家，爸妈口气冷淡一点，我马上就会有察觉，仓促地挂下电话，伤心上很久。
某人不觉得有什么，他出身赤贫，家中兄姊众多，能吃口饱饭就不错了，从不指望更多。我的情况很复杂，一方面，我从小感到我爸的重男轻女，他虽然也用心教育我，为我的点滴成绩骄傲，但一说起我弟弟，则更添了亲昵。他经常在无凭无据的情况下，说我不如弟弟聪明，哪儿哪儿都不如弟弟好，我也许是过于敏感地觉得：与其说这是对他的一个评价，不如说是对他的一个愿望，因为，女孩子终归是别人家的。
我一直以为，我妈对我更好一些，我吃下去的那么多炒鸡蛋、鸡大腿、鸡心、鸡肝、巧克力都在支持我的这个想法，却原来，闺女不过是一门亲戚。
积怨加上错愕，加上“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使我常常黯然泪下，发起狠来，只恨不能像哪吒般剔骨还父剔肉还母。我自己这样上天入地地折腾，我爸妈一无所知。我陷入自设的死局，无以解脱。在文学作品里，这时需要外力出现，这种外力，通常是灾难。
二○○七年，我爸遇到了一场大麻烦，几乎要倾家荡产。这麻烦还没结束，我姥姥又摔断了腿，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把我姥姥送进医院的那一晚，我失声痛哭，而我妈，这命运的直接承受者，在灯下慢慢地说，她想好了最坏的结果，大不了到街上卖小吃。她用心料理我姥姥的生活，对身边人无一句怨责，总说，他们又不是故意要这样。
我不由惭愧。我比我妈，过得要好很多，我与那灾难还隔着一层，为什么，非要比她更不快乐？是我要求得太多了吧，我想要很多很多的爱，和很多很多的温柔。
未被这世界温柔相待
我妈不温柔，因为她从未被这世界温柔对待。
她生下来才五个月，我姥爷和我姥姥离婚了。我姥爷很快再娶，陆续又有六个儿女，我妈跟我姥姥过，我姥姥原本就是个暴躁的人，之后越来越暴躁。我妈回忆，她三四岁时，大夏天，跟我姥姥一块儿赶路，我姥姥人高马大，走得飞快，她追不上，我姥姥也不抱她，皱着眉头丢回一连串咒骂。
我姥姥逼她去找我姥爷要钱，她怯怯地贴着墙根，看过继母的脸色，来到她爸面前，低低喊一声，她爸瞥她一眼，叹口气，递过几个小钱，也没有别的话说。由于我姥姥跟她前任婆婆屡发冲突，回家的路上，我妈经常被叔叔们围起来骂，多少年之后，她说，想想那会儿，还挺可怜的。
终于参加工作了，每月的工资都交给我姥姥，终于结婚了，捉襟见肘的经济条件，多少年都过不上安生日子。
为了让家里经济更宽裕些，她下班之后还要帮别人打印材料，通宵达旦，上班都变成了休息，有段时间干脆请假在家里干活。好多个傍晚，我放学归来，一盏低瓦数的台灯下，我妈茫然地回过头来，仿佛在一个人状态里太久，有动响的世界都变得陌生了。有一次，她说自己不用再买新衣服了，又不出门，穿给谁看呢？许多年后，她对我说，女人一定不能待在家里，不然整个人都会“朽”掉，可就算快要“朽”掉了，她也未曾有一句抱怨。
她也不跟她父亲计较，逢年过节殷勤探望，那些欺负过她的叔叔们，时常来我家走动，她做一桌子菜，再尽己所能地打开一瓶好酒。说起过去的恩怨，我姥姥咬牙切齿，我妈却只叹一句：唉，人不就这一辈子吗？老记着那些事儿干吗？她轻轻松松地放下，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我和弟弟结婚后，她很少像过去那样疾言厉色了。最糟糕的日子里，她依然觉得命运待她不薄，起码我和我弟弟过得都还好。
我妈是对的。多和少，其实是个比较的问题，你希望得到的多了，自然就觉得自己得到的少了；同时，多和少，还是个感觉的问题，你觉得自己得到的少了，你拥有的，就真的少了。命运给我妈的礼物不算多，却给了她这点智慧。
我爸我姥姥的那些麻烦很快就过去了，一切并没有像我们预想得那么糟，要是早早透支了惊惧绝望，岂不是亏大了？
但还是常常很心疼她。有时她来合肥，回去时我送她，送到火车站，还是不放心，怕哪个环节会出错，要看到她进了检票口；看到报纸上有中老年妇女上当或是被人欺负的事儿，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在我心里，她的“气场”一点点消退，还原成一个小女孩：在医院里出现过一次的，想吃韭菜蛋饼的小女孩；童年的月光下，刚看完继母的脸色听完父亲的叹息又被叔叔们围着欺负的小女孩；若干年前的大夏天里，怎么用力也追不上母亲的脚步的小女孩……每一个小女孩，都应该被好好宠爱。
我妈对我，也比从前多了些惦记。有次我去内蒙古，出了蒙古包，手机显示四五个漏接电话，都是我妈打来的，打过去她说，刚才老打不通，我吓坏了；我偶尔说起要买车库，她说，我和你姥姥的本子（工资存折）上还有点儿钱，我给你送过去？——她还像当年一样，虽然难免被重男轻女的风气影响，但在她能做到的范围内，总想多给我一点儿，不管我是否用得着。
我姥姥去世之后，我和我妈有过几趟出行，曾见很多人吐槽带父母出门一路摩擦不断，子女和父母早已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但我发现我妈是最好的游伴。首先态度好，去哪儿都很高兴，没有非去不可的景点，对所到之处都怀有好奇和乐于发现之心；二是体力好，能跟我日行万步而毫无倦意；三是头脑好，一路帮我拾遗补阙，还能随时指点方向。
吾友思呈君有一首诗，说如果有来世，想跟妈妈成为姐妹，“有陪伴，不纠结，有相知，没恩怨，有时顶顶嘴，很快又和好。一切都是容易承受的快乐，不甜不咸，不轻不重。”我何其幸运，有能跟我妈姐妹一般相处的时日，人生常常就是这么一转，到你未曾预想过的境地。
等我和我妈都再闲一点儿的时候，我想换一辆更适合远行的车，带着她，沿着边境线旅游，我们会不会是一对最酷的母女？最初的爱里曾千疮百孔，我们以自己的能力修复到柳暗花明，这让我对这个世界上各种不完满的关系，都多了一点期待与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