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段苏权率团赴老挝

二、段苏权率团赴老挝

●段苏权发现乘务组已换成越南人,没多久,列车便在《解放南方》的歌曲声中缓缓驶动了,朝着异国他乡驶去。

●段苏权率领工作组深入老挝农村进行调查,他们走乡串户,遍及老挝的各个角落,并与农民同吃同住,宣传革命道理。

●毛泽东最后说:“还是那句话:中国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

段苏权研读老挝资料

一天深夜,段苏权正在忙着整理资料,妻子走过来催促他睡觉,他不得不熄灭台灯。

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卧室里,看着熟睡中的孩子欣慰地笑了。再过些日子,他就要离开祖国,离开自己的家人去异国他乡,到时候他一定会想念他们的。

段苏权躺在床上对妻子说:“我们跟老挝确实是亲兄弟,我们湖南人跟老挝还要亲一层呢。”

在漆黑的夜晚,月光洒满了房间,远处传来低沉的狗吠声。段苏权轻声对妻子讲起了中国和老挝的之间历史和一些典故。

原来,段苏权被总理点名后,很兴奋,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为了去老挝的事情,他整日忙碌着。

这些天,段苏权闷头扎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间房子里。他埋没在阅读有关老挝问题的材料堆中,即使回家,他也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阅读《通史》、《老挝史》上。他深知,不懂历史就搞不了政治,搞不好工作……

段苏权讲完后对妻子说:“担子很重哟!”

此刻他满脑子里都是老挝的影子,让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躺了一会儿,他掀开被子溜进了书房。在微弱的灯光下,他继续研读老挝的资料。

他准备参加一个中央小组会议,并准备在老挝问题上的发言,想到这些他又低头看起来。

在书本里,他仿佛看到几天前的情景:那天副总参谋长、中央老挝工作组组长杨成武上将指着地图上一点对他说:“苏权同志,你们就是到这里———桑怒。以你为组长的这个工作组是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派出的相当于大使级的秘密机构。”

杨成武把“秘密”两个字说得很重,这大概和工作组所处环境及工作性质有关系吧。

当时,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走过来对段苏权说:“老挝工作决定的环节,还是发展人民党武装的力量。过去那里的主要问题是没有阶级分析,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没有形成打歼灭战的意识……”

此刻,段苏权伏在桌子前看了一会儿材料,之后就睡了,在梦里,他仿佛看到了老挝人们那期盼和平的脸庞,他们对着段苏权在微笑……

段苏权阐述援老问题

周恩来和外宾会谈这天,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召见段苏权,他说:“苏权同志,你们到老挝去,首先要进行社会调查。”

段苏权坐在一旁,他一边记录,一边轻轻点头,小小的本子上记得满满的。

李富春还说:“有了阶级分析,才有可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发动群众,建党、建军、建政,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才有可能坚持自力更生,以及形成拳头打歼灭战!”

段苏权点头:“革命最终还是靠自己。”

李富春拿出一根烟,点燃抽起来,接着说:“你去老挝,不要只知老挝,甚至只知桑怒。这是国际一盘棋,各个方面都要了解。”

李富春做个手势:“所以,要有战略头脑,要有极强的政策观念。”

段苏权在旁边听着,并不住地点头记录,对于明天在中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他也知道该说什么了。

第二天,老挝问题中央小组会议在军委办公厅一间小会议室里召开。里面坐着总参谋部和外交部等党、政、军重要部门的有关负责人。

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听完大家的发言后,看了看段苏权说:“苏权同志,这是一场大戏,要成龙配套。你也是个唱主角的,下面是不是请你谈谈想法?”

段苏权轻轻站起身来对大家说:“1962年日内瓦会议之后,越南军队撤出老挝。在美国压力下,中立派开始分化,富马、贡勒等倒向右派,土匪猖獗,内地被分割。看趋势,富马在琅勃拉邦、万象是培·萨纳尼空,富米是沙湾纳吉,文翁是占巴塞。为了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根据中央指示,有三个问题必须解决。”

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说:“一条条讲。”

在大家的注视下,段苏权讲了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所说的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拳头的问题。军队是建制分散还是逐步形成主力,形成拳头;是保持统一战线式的军队还是从内容上根本改造旧军队,逐步建立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级武装制的问题。

第二、根据地问题。他们过去是打到哪里,那里就是根据地。军队走了,根据地就没了,不注意发动群众和政权建设。

第三、打歼灭战的问题。现在是打跑就算赢,不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段苏权继续讲下去:“把群众发动起来,建党、建政、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才可能形成拳头打歼灭战。还有自力更生问题,外援是必要的,但要受到交通条件、敌人封锁破坏等客观条件限制。依赖思想不能有,说到底还得自己解放自己,这条还得跟老挝同志讲解清楚。”

姬鹏飞插话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打游击,连粮食问题自己也解决不了,怎么能行?”

总后勤部装备部部长接着姬鹏飞的话头说:“主席曾指示,哪里搞革命就向哪里援助。总理根据主席这一思想,明确了四点:一是援助是为了支援受援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二是援助要促使其自力更生,不要使对方养成依赖思想……”

装备部部长讲完后,段苏权继续把自己的发言讲完。之后会议室里沉静下来,只能听见大家喝水和翻资料的声音,在这段时间里段苏权又想了很多问题。

过了一会儿,总参装备部部长放下茶杯,清清嗓子,对大家说:“我们的对外援军分为三类:一类被援助国家,是我们有的他们都有,甚至我军尚未配置的装备也先给他们;二类被援助国家也是有求必应,根据我们的可能;三类被援助国家则要看看他们的具体政治动向……策略性很强。”

段苏权认真听着,并追问说:“老挝地处前沿,看来属一类?”

装备部长笑笑,他没有马上回答段苏权的话,而是继续往下说:“不过,中央要求驻外军事代表,第一,口要紧,要体谅国内困难,不要随便答复对方要求,更不要替对方搞大方案,要留有余地;第二,拟定的方案必须切实可行;第三,对受援国军需装备的消耗定额、维修保养能力要心中有数……”

段苏权点点头,接着装备部长的话说:“如果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搞得好,国际形势又朝着有利于老挝革命的方向发展,斗争过程可能相对短些,否则将要拖长。无论出现什么形势,甚至爆发世界大战,老挝都必须独立地坚持长期的根据地斗争。”

姬鹏飞赞同段苏权的观点。他对大家说:“斗争是长期的,老挝根据地建设差,过去注意发动群众和政权建设不够。”

副总参谋长对段苏权嘱咐说:“你们先到老挝调查研究,情况熟悉后。争取能帮助他们打歼灭战,帮助他们发动群众和建党、建军。”

杨成武副总参谋长一笑,说道:“不要指望一帆风顺,要让人家接受意见,首先要同人家搞好关系,让人家感到是同志式的。”

姬鹏飞这时也交代段苏权说:“我们驻万象使馆的斗争,除服从我国的外交方针外,还应该配合根据地的斗争。”

杨成武又强调:“桑怒工作组不是由外交部派出的驻外使馆,但是按独立使馆的待遇。”

杨成武把双手一按一抬,笑着说:“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

这时,姬鹏飞笑着对段苏权说:“你们要知道的情况。使馆不一定都需要知道。但使馆需要的情况,你们都要知道哟。”

段苏权坐在那里,听着诸位领导对他的嘱咐和建议,他都一一记在心里。同时,他又感到自己肩负自己重要的使命,他必须认真对待。

到老挝去,不是到异国他乡旅游观光,而是帮助老挝人民抗击侵略者,这将是一场艰苦、复杂、秘密的国际援助……

聂荣臻叮嘱段苏权要多建议

在去老挝前,聂荣臻要召见段苏权,当他跨进元帅的大门时,聂帅已经在客厅静候他了。

进入客厅后,段苏权立正为聂荣臻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大声:“首长,段苏权奉命来到,请指示!”

聂荣臻和蔼地笑着,紧紧握住段苏权的手说:“来来,来,坐下谈。”

聂荣臻点燃一支烟,身子躺在沙发里,感慨地对段苏权说:“老挝的斗争跟我们抗日战争时期的情况很相似。我们打日本人,他们打美国人,都是反抗外来侵略。我们面对了国内反动派,有几十万伪军,他们也要打国内反动派。”

聂荣臻吐了一口烟,笑着说:“什么富米·诺萨万,什么文翁,还有那个萨纳尼空……老挝共产党就是和这些右派打。”

段苏权说:“抗日时,我们还要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老挝也有顽固的中间派。”

聂荣臻点点头说:“那个富马和贡勒,在两种政治力量之间动摇不定。跟巴特寮闹摩擦,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国民党搞了几次反共高潮,他们也搞。”

段苏权轻轻地笑出声来:“日本人也打国民党。老挝的右派,一边拉富马,一边把支持富马的贡勒的军队搞掉了。”

聂荣臻又吸了一口烟说:“不过,现在条件好多了,我们去援助老挝人民革命党和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啊!”

聂荣臻又问:“你带了几个有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红军干部?”

段苏权答道:“只有我一个,其他是一些经历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同志。”

聂荣臻接着问“做地方工作的呢?是不是抗战时期领导根据地斗争的?”

段苏权点点头:“是的。”

聂荣臻把烟灰弹进烟灰缸里,轻轻地说:“哦,抗战时期的连排干部没有全套根据地建设的亲身经历。一定要配备几名有着全套根据地建设经验的干部。老挝的问题,一个是打歼灭战,不打歼灭战就难以改变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局势就得不到改观。再一个就是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的问题。”

段苏权把元帅的话一一记在心里。并说:“是这样。中央老挝问题工作会议几次都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工作组去了首先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然后,争取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意见供老挝人民党参考。”

聂荣臻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站起身来说:“到那里只是提意见,不要颐指气使,不是当家做主。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只能由那个国家的人民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搞,旁人只能提些建议,不能越俎代庖。”

段苏权点点头,说道:“这样的经历我们不是没有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

段苏权也站起来,又大声保证:“请聂帅放心,中央也再三强调过,我们一定谨记!”

聂荣臻回身握住段苏权的手和蔼地说:“那好,苏权同志,你带点警卫部队去,带几个有经验的战士。每人除带支短枪外,还带一支自动步枪,再带挺轻机枪,这样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

段苏权望着聂荣臻慈祥的脸庞,听着他温暖的话语,一股暖流就涌遍他的全身,让他站在那里不住地点头。

刘伯承指导段苏权援老工作

段苏权从聂荣臻出来后,又去见刘伯承元帅,他十分希望得到刘伯承的重要指示。

进门后,段苏权大声报告说:“报告刘帅,段苏权奉召来见!”

刘伯承此刻正坐在椅子上,柔和的阳光洒满了整间屋子。他近来身体不好,很少出门活动,但见段苏权进门,就和蔼地笑着,试图从椅子上站起来。

段苏权见状,马上走上前去握住刘伯承颤抖的手关切地说:“刘帅,您不要起来了。”

刘伯承亲切地问:“苏权同志,很快就要走了?”

“是,刘帅。”

“都准备好了?”

“可以说……”

段苏权本来想说“差不多”,忽然又觉得元帅一定不喜欢这样含糊的词,就改口说道:“我们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

刘伯承点点头,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段苏权说:“你们这次出去,任务很艰巨,很光荣。”

段苏权诚恳地对刘伯承说“我来希望能得到刘帅的指导帮助。”

有人进来为两人倒茶,刘伯承说:“你喝茶。”

刘伯承也端起茶喝了一口,然后说:“首先是政策问题,政策和策略是关键。关于这个问题,你要请小平同志将政策杠杠划清楚。”

段苏权回答说:“小平同志已经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全面指示。”

刘伯承伸出两根指头说:“要形成拳头,要改变那种对峙拼消耗,要打歼灭战。”

他忽然又加重语气说:“打小的歼灭战。1个排、1个连、1个营地吃掉他,力争全歼。”

段苏权认真听着,不停点头表示明白,他把元帅的每一句话都牢牢地记在心里。

刘伯承继续往下讲:“第三是民族问题。苗族是个问题,听说,巴特寮有个苗族高级干部,只是吸大烟就被开除了。吸大烟当然是不好,但要耐心说服教育,要有政策和策略,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不能脱离实际环境和历史背影,特别是对少数民族。”

“建党、建军、建政、建立根据地、处理好民族问题,坚持自力更生,坚持持久战,这就叫任重道远啊。遇问题难解,要请示中央,请示毛主席。不要以为麻烦中央,要多请示。”

段苏权说:“从没有做过这样复杂的工作,这还是第一次,我一定会努力做好的”

刘伯承对段苏权做个肯定的手势:“坚持国际主义精神,你过去做得好,现在学了‘毛选’更可以做好。过去你能坚持正确意见,坚持做老实人,相信你这次一样能做到。”

段苏权听了刘伯承的指示,心里有些激动,这些话为他以后到老挝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两人谈完后,段苏权怕打搅元帅休息就起身告辞。刘伯承不顾段苏权的阻拦硬是站起来,拖着病弱的身体把段苏权将军送到大门口。

最后告别时,刘伯承拍着段苏权的肩膀说:“好,你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我相信。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把政策搞好,多请示……”

段苏权点点头,向元帅保证一定会尽全力去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并让元帅要多注意身体!

段苏权走了,走了一会儿,他回头看见元帅依然在门口站着,虽然元帅平常的话语不多,但他的目光在段苏权的心里永远都是温暖的。

段苏权取道越南前往老挝

1964年1月,段苏权乘北京至河内的5次特别快车驶入中越边境的广西凭祥。

来到凭祥火车站后,以段苏权为组长的中共中央驻老挝桑怒工作组手提简易旅行包,迅速下车,他们走进了国际旅行候车室。

原来,以段苏权为组长的中国工作组将要取道越南,然后秘密进入老挝。

这个时候,段苏权和他的小组成员纷纷加快了步伐,他们由工作人员引导,登上越南的窄轨列车。段苏权第一次乘坐这种列车,这是法国人当年建造的,车厢比较窄,前后也没几个车厢。

上车后,段苏权发现列车上的乘务组已换成越南人,没多久,列车便在《解放南方》的歌曲声中缓缓驶动了,朝着异国他乡驶去。

列车渐渐驶离了凭祥站,周围的建筑一晃一晃地往后倒退,凉凉的风从窗户外吹了进来。

段苏权和其他工作组成员都好奇地看着边境的风光,他们发现,有一条公路和铁路同时向南伸展通向了一道险隘,而在隘口两侧的悬崖绝壁上,嶙峋怪石上长满了枯草。

突然,他们在靠近公路南侧的峭壁上,看到一座两层关楼,段苏权兴奋地说:“看,那就是睦南关!”

睦南关,又名鸡陵关、界首关、大南关、镇夷关。建于明洪武年间,后改称镇南关。至清雍正三年始建关楼一层,在中法战争时被法军焚毁。

从镇南关到睦南关再到友谊关,这些名称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对越南人民兄弟般的情谊。

经过一段时间的行驶,列车驶达越南的河内火车站。段苏权走下火车的时候,站台上有个人大步上前紧紧握住了段苏权的手。

对方笑着说:“老段,别来无恙乎?”

段苏权抬头一看,大叫一声:“哈!朱其文,果然是你啊”

段苏权对中国驻越南特命全权大使朱其文说:“姬外长向我介绍情况时,我不好多问。可料定就是你,不会冒出第二个朱其文。”

朱其文使劲拍了下段苏权肩膀说:“是啊,听说你要到老挝去,我想必定要经过河内。怎么样?这次临危受命,责任不轻吧?”

朱其文又指指旁边的人说:“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越南劳动党联络部的负责同志。”

朱其文把一位中年人介绍给段苏权,段苏权马上伸出双手,热情地和对方进行寒暄:“我们取道河内去桑怒,这可要给你们越南朋友添麻烦了。”

他的热情并没有感染那个越南人,那人只是礼节性地说:“你们辛苦了。”

段苏权心里失落落的,自己的热情却只换来了对方淡淡的一句话。他尽量不让自己的情绪变化出来,而是继续带着微笑和大家说话。

这个时候,朱其文赶忙对小组成员说:“来来!同志们,赶快上车吧。使馆里已经备好了湖南风味的便宴,一为接风,二为饯行……”

吃过饭之后,段苏权等人被安排在驻河内使馆。朱其文向工作组详细介绍了越南和老挝的情况,以及两国间的微妙关系。

段苏权皱皱眉头说“这么说,越南方面是不会在工作上为我们提供便利条件喽?”

朱其文低声说:“不妨碍就不错了!越南不希望我们和老挝直接发生关系。唉,咱们的援老物资几乎全部被越方扣下了,一小部分被他们调了包,以他们的名义‘援助’了老挝。就是你出钱,我请客,这里的复杂和微妙关系,你们慢慢会有体会。”

段苏权觉得处理国际问题真的很复杂,印度支那各国都是独立的,只是在反抗外来侵略上相互支援,互为依靠。而中国的援助完全更是无私的,有很多人为了抗美援越、抗美援老都抱定了牺牲的决心。

当时,工作组成员胡正在出发前还写了这样一段日记,内容如下:

昨天我去办理护照,因为我是到老挝方向去的,外交部护照处优先办了。当我将护照拿到手时,干部处的同志要求把贴在护照上的照片底片交给组织存档。

开始,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舍不得把这张有生以来照得最好的照片给他,想另换一张给他。后来他就干脆明说:“老挝战争很激烈,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不久前,我们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的一位同志遇敌机轰炸牺牲了,一时连照片都找不到!

当我将底片交给组织时,我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愿意为越南和老挝的独立、解放和自由献出我的生命!

段苏权叹了口气,他默默地想:老挝需要中国的援助,但越南又怕中国的援助促使老挝走向独立、自主,多么复杂的国际关系啊。

段苏权在老挝开展工作

第二天,段苏权率工作组取道越南,秘密进入老挝。到达老挝后,工作组住在桑怒省香苏县,与凯山领导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党中央离得很近,后来就有人把这个工作组称做“桑怒工作组”。

在老挝,工作组拜会了老挝爱国阵线主席苏发努冯亲王、老挝人民革命党副总书记诺哈、巴特寮(老挝爱国阵线武装)总司令坎代·西潘敦等人。

之后,段苏权率领工作组深入老挝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他们走乡串户,遍及老挝的各个角落,并与农民同吃同住,宣传革命道理。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段苏权发现,老挝不但经济很落后,生产还维持着刀耕火种的水平;而且民主改革也没有展开,广大群众依然没有摆脱“贡滥主”(封建领主)的剥削。

在老挝,有些乡下的农民,一年要为贡滥主无偿服劳役七八个月,同时交纳沉重的贡赋。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怎么能为抗美救国战争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呢?所以必须进行土地改革。

段苏权去老挝之前,晋见了聂荣臻元帅和刘伯承元帅,聂荣臻称他是个“规矩人”,刘伯承称他是“党性很强的人”,“能坚持正确意见,坚持做老实人”。

1964年7月,出访越南的周恩来在河内召见了段苏权,段苏权详细汇报了老挝的情况。

当时在老挝经常有敌机的轰炸。有一次段苏权回北京汇报工作,周恩来问他,“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讲得是谁?鼓励去老挝工作的同志要有马援的精神。

鉴于老挝和越南的特殊关系,段苏权在老挝轻易不提“老挝应该如何如何做”,只讲中国当年是如何做的。

在段苏权的影响下,巴特寮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凯山也同意把寮中央的7个乡建成根据地。

有一天,应凯山的要求,段苏权给凯山讲解过《矛盾论》、《实践论》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凯山称他为老师。

凯山真心把工作组当成了自己的师傅,他希望中方能帮助老挝发动群众抗击美国的侵略。

这天,凯山向段苏权请教说:“我们如何发动群众和补充兵源呢?”

段苏权想了想,他没有直接说,而是引用中国革命的事例进行解答和说明。

凯山听了后十分兴奋,他说道:“我要和工作组共同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

随着印度支那战争的升级,美国对老挝解放区的轰炸日益频繁,中国工作组居住的茅草屋成为了临时招待所,工作人员只是偶尔去一下。

为了工作组的安全,老挝方面让他们住进了防空洞,于是那里就成了段苏权等人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老挝住的岩洞,被称为“老段府”。

到后来,为了避免轰炸,越南驻老挝顾问团、凯山总书记和苏发努冯亲王也住进了防空洞。

人多了,段苏权在防空洞也就不寂寞了,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和老挝和越南方面的人进行交流。

1965年10月4日,凯山率领老挝人民革命党代表团来北京访问,段苏权也一起陪同。

当天下午,中老两党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举行正式会谈,中方代表邓小平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谈。

当凯山向邓小平请教什么叫歼灭战时,邓小平笑着说:“这些具体问题不要问我,你问段苏权就可以。他当过军长,打过不少歼灭战,他可以回答你。”

邓小平指着段苏权继续说:“苏权同志是打过多次仗的人,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是个将军。现在没资格当将军了,因为没有军衔了,他现在的官衔只能是组长。”

到1965年12月3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凯山,这次,段苏权依然陪同凯山。

凯山告诉毛泽东:“我们学习中国和越南的经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段苏权同志的工作组给了我们许多具体的帮助。”

毛泽东告诫凯山:

你们一定要争取群众。不争取群众,群众不站在你们这边,敌人的武装就不易消灭,你们就无法站住脚。

毛泽东最后说:

还是那句话:中国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

毛泽东用宽大无私的胸怀,表达了中国对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事业的支持。但是,由于越南因素的影响,中国工作组在老挝的很难施展拳脚。

当天晚上,段苏权心情激动,他在笔记本上工整地写道: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中国是老挝的可靠后方,美帝想把战争引向老挝北部,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援老抗美。我要做好思想准备,随时准备重返抗美斗争最前线。

1966年,中国工作组派出调查小组到老挝农村地区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

1年后,经过民主改革的试点,中国工作组认为老挝民主改革的主要工作是应该废除“贡滥制”,推翻“贡滥主”。

1966年5月16日,凯山来到老挝民主改革试验地桑怒省香农县,听取了中方关于土地改革的意见。

中方把对土地改革的意见讲完后,越南顾问却大吼声道:“香农没有什么阶级!”

凯山问:“中国云南与香农相似,你们按照什么标准划分阶级呢?”

中方人士说:“是以经济标准划分的。”

凯山听后就不说话了,尔后他赴河内同越南方面商议。11月4日,凯山从河内回到老挝,同中国工作组会谈,内容是如何香农废除贡滥制问题。

凯山提出的具体办法是:只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但不杀人;会后再同地主协商谈判,让他留足土地,多余的土地分给农民,放弃剥削特权。

凯山提出的看法既吸收了中国同志的意见,也听从了越方的主张,但主要倾向于越方意见。段苏权等人看到,中越在援老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

从1965年开始,中越关系日渐不如往日,这也影响了中国同老挝的关系。

1967年,中央决定将驻老挝桑怒工作组改成桑怒联络组,段苏权回国,桑怒联络组只剩李文正等少数几个人了。

但根本的原因,还是越南想搞印度支那联邦,不愿有第三者同老挝发生直接关系,给中国工作组带来种种不便。

正是这一原因,越南共产党既需要中国对整个印度支那革命事业做出巨大援助,又不愿意中国与老挝、柬埔寨的共产党发生直接关系,南越方面觉得这样会增强这两个党的独立性。

尽管在援老的工程中产生了一些不愉快,但在此后的几年里,中国政府还是一如既往地帮助老挝抗击美国侵略者。

到1968年,中国再次援助老挝,派出大量的兵力和工程建设人员帮助老挝修建公路。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