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泛海
正德四年（1509）十一月
贵州龙场驿
一个流放官员之死—一个京城小吏的苦闷—我的朋友湛若水—我入了锦衣卫监狱—狱中的阅读—泛海—父亲的形象—流放途中—我在树林里发出了一声长啸
一
那张雨中的脸，到了我生命的临终一刻还会再想起。[1]一次又一次，想起这张不再在这个世界存在的脸，想起那脸上的忧伤和阴郁，那种劫数将尽的张皇，我就仿佛看见了未来岁月里自己的脸。这种经验使我坚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通过一张陌生人的脸，甚至一头牲畜、一棵树，我们都会与过去或未来的自己相遇。
南方的山野，一过黄昏，天就暗得飞快，雨天尤甚。是秋天了，山道旁已见木叶纷飞，那黄蝴蝶一般的落叶，它们徐缓的落势仿佛对这个世界还充满着无尽的留恋。这僻远之地的驿站，一整天里除了一个商队，再也没有一匹马经过。百无聊赖地听着冷雨敲窗，我不无伤感地想到，又一天就要滑落了，过往的时间就要像落叶一样堆满我们的身后，直至湮灭我们的呼吸。
就在这样一个蛮荒之地的黄昏，那个男子进到了我眼里。准确地说，他们是三个人。透过驿站院子的篱笆，这三个小黑点转过一个山角，顺着驿路慢慢走近了。中间一个年长，走得有些踉跄，边上搀扶着他的两个年齿小些的，看样子是他的仆人或者子侄辈。那男子脸上不加掩饰的悲哀和沉郁一下就击中了我。我还发现他的脸是青色的，只有垂死之人才会有的那种青。
从他们的衣着和神情我一眼就可以断定，他们不是土著，而是来自北方中原一带。万里投荒所为何？就像我三年前从帝国的京城放逐到此一样，这个看上去要比我大上一轮的来自中原的男子（我猜想他是一个级别不太高的下级官吏）又是遭受了什么不走运的事呢？
这就是我与他——一个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放逐官员——的唯一的交往：我透过驿站院子的篱笆墙望了他一眼。就一眼。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的眼神是茫然的，空空的，那种没有了生气的空。我那时当然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要不然，我怎么着也要把他拉进驿站，让他用温水烫脚洗尘，喝一盅土法烧制的辛辣的苞谷酒，祛祛身上的寒气。
作为一个政府驿站的负责人员——我的官职是龙场驿的驿丞——如果他提出下榻在此的请求，我是断断没有理由拒绝的，因为我的工作职责就是照料往来的行客，为他们提供服务。但这个可怜的人可能是碍着自己的戴罪之身，竟然在我的注视下走过驿站大门。就在我片刻的犹豫之际，他已经走过驿站，投宿到了对面不远处的一户土著人家。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正是因为我那天的片刻犹豫，没有出门去挽留他，这个北来的行客生命中最后一个晚上被迫在一户苗家度过。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我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可是……可是即便我留宿了他，我能改变他走向终焉的命运吗？太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命若琴弦，生如蝼蚁，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预先知道死亡这只独角兽会在何处跳将出来掳走我们的生命，就像摘下树上的一片叶子。我这么说是在为自己开脱吗？
本来那天晚上我是想去看望那三个中原人的。离京三年，音讯阻隔，北方中原对我来说已如另一个星球一般遥远。有客远来，坐谈帝京旧事风物，在这荒蛮之地也不失为一桩难得的赏心乐事。
吃过晚饭，我都已经穿上了蓑衣，提上了马灯，可是一打开门，肆虐的雨水又让我的脚步在门边滞住了。那雨就像一条条狂暴的鞭子，抽在脸上生疼生疼的。天气实在是太糟糕了。我取消了夜间的造访，却因为牵挂着那三个中原客人，一夜都没有睡好。后半夜，雨声小了下去，山野间的风，却像猫爪子一样不住地在门上抓挠。
我接连做了好几个噩梦，先是梦见姚江边我的老家进了大水，我的父亲抱着一卷书札在雨水中沉浮，大声哭泣。再是梦见我在杭州城外的一处寺院被三个刺客追杀，我顺着山后的小路跑到钱塘江边，刀戟一般的芦苇在我的脸上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夜色中的河流发出巨兽一般的喘息。醒来，雨住风歇，日光已映红了窗纸，驿站的院子里满是断枝败叶。我草草洗漱了一下，就派人去苗家请那三个中原来的客人。不一会，去的人回来了，说那三个人一大早就动身上路了。
噩耗在此后接踵而来，好像是为了报复我昨晚的怠慢。快近中午的时候，有人从蜈蚣岭的方向过来，说一位老人死在坡下，边上有两个同行的哀哀地哭。我不由得叹息，唉，肯定是那个放逐的官员死了，可悲啊。
到了傍晚，又有人来说，坡下已经死了两个人了，那人的儿子也死了。我沉默无语，难言的伤悲让我晚饭也难以下咽。到了第二天一早，又有消息传来，那个仆人也死了！这一下我再也坐不住了，拿起铁铲和畚锸，叫了驿站里的两个年轻人和我一同前往蜈蚣岭。那两个年轻人面有难色，我说，你我同他们还不都是一样的！两人相顾一眼，跟在了后面。
是的，如果说那天晚上我只是挂念他们，现在则是无边无际的内疚把我湮灭了。我内疚，是因为我对他们并非一无所知。我无法置身事外。如果他们三人中有一人幸存，那么幸存的人对死者就负有责任，可是现在他们都死了，剩下一个与他们最有渊源的就是我这个北方人了，而这一切，都是源于我在雨中透过篱墙看了他们一眼！设若是在京城，或者中原的随便哪一个省份，我与这个小吏完全有可能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可这是在边远的贵州呀，任何一个来自文明化的中原地区的人都与我有着内心认同的亲缘关系。
我承认前面的叙述中有所隐瞒。前天晚上阻止我去与他会面的，除了风雨交加造成的不便，还有某种我说不清的不吉利的气息。这种气息正来自那男子脸上在劫难逃的神色。就在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就隐隐约约预感到了他的死亡。他要死，就走得远远的吧，到别的地方去死，到无法让我知道他的死活的地方去死。这就是我当时隐秘的想法。只是我没有想到，死亡来得那么快，离我那么近，而且，奄忽之间三个人全死了！
他的死让我愤怒，但继之而来，我的内心里涌上一股更为广大的同情与悲悯：孤身一人，在黔三年，天知道我哪天可以重返中原，天知道哪抔黄土又将埋我！吾与尔犹彼也。是的，在这世上，我们都是蝼蚁，是尘埃，是一把虚无！我为这三个死于道旁的中原客悲哀，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悲哀。雨中那张了无生气的脸又在眼前闪过，我已经预见到了自己会遭受和他们同样的命运。
但是现在这张脸上没有了忧伤，没有了悲哀，也没有了那天雨中的惊惶不定。它变得像一块经受了过多雨水的黄乎乎的石板，没有生机，也没有表情。两只曾经盛满了惊惧与不安的眼眶凹陷下去，成了两个小土坑，上面正有几只黑乎乎的马蝇爬来爬去。
下过雨的山土很松软，埋葬三人的土坑一会儿就挖好了。很快，荒野之中就多出了一个小土包。秋阳下，这个散发着新鲜泥土气息的小土包与周围的风物很是和谐，就好像，它一直就在那儿。
我献上一只鸡。我洒上三盅酒。我恭恭敬敬地端上三碗米饭。之后，我开始面对着这荒野之中草率掘成的坟墓滔滔不绝地说话，就像要把前天晚上没有进行的竟夕长谈放到这里来完成。我问他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到这里做山中之鬼。就像一场礼节性的拜会一样，我同样没有忘记介绍自己：吾龙场驿丞，余姚王守仁也。没有人能回答我，只有秋风掠过荒草，像是有谁轻轻地叹息。
于是我开始为他编排一部推想的个人历史，包括他所来的地名，他生前的官职。身份是交往的前提，哪怕这身份如今只是来自我的臆测和猜想。我猜想他是为了五斗米的薄俸才来此地的。我这样推测他死亡的原因：扳援崖壁，饥渴劳顿，瘴疠侵其外，忧郁攻其中。如此的外困内忧能不死吗？我甚至埋怨他的死让我黯然神伤。我离开父母乡国来此穷乡僻壤已逾三年，之所以能在瘴毒的包围中苟全性命，全在于不敢有一日的消极怠惰。可是现在，他的死亡已经像毒素一样侵入了我的生命内部并威胁到了我以后的生活道路，因为这引出了我长久以来压抑着的焦虑和不安。
我谴责他又安慰他。我安慰他又教训他。我说得口干舌燥还意犹未尽。这情形就像三百多年后一个叫布罗茨基的诗人在《挽约翰·邓恩》中借对中世纪一个诗人的安慰说出对自己的安慰。是的，我们都难免一死。是的，在贵州，我是孤独的，死后也难免孤独。如同一个穿过坟场的少年唱着歌为自己壮胆，我也为他大声地歌唱。我唱不知乡关何处的离人之悲：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我还唱另一个世界里的宴饮之乐：餐风饮露无尔饥兮，朝友麋鹿暮猿与栖兮。来自北方的死者欢聚在南方的山野，大吃大喝，欢宴悲歌，与麋鹿为友，和猿猴同床，比起人世间令人气沮的狗苟蝇营来，这种结局也不算太坏吧。
按理说，埋葬暴死之人是有仁人之心的人所应该做的，从感情上来说没有必要如此地如丧考妣。但真实的情形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我为他悲伤，更是为自己悲伤，我在安慰他，更是在安慰自己。[2]我是借着对一个暴死之人的安慰说出了对自己的安慰。
二
我是三年前流放到这个边疆驿站的。在这之前，我已在帝国的心脏勤勤勉勉地工作了八个年头，辗转于工部、刑部、兵部的多个岗位，长时间地在从六品的官职上打着转。在外人看来，我有个状元出身的父亲——我的父亲王华在成化十七年（1481）赐进士一甲第一人——年纪轻轻又中了举，虽至今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但也算是在仕途上稳扎稳打地前进着，不出意外，若干年后混成个部级高官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有机会放出去巡抚一方那就更是威风得可以。
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官的仕途起落都是极富戏剧性的。那场将改变我一生命运的牢狱之灾发生在一五○六年的秋天。
自从二十一岁那年杭州乡试中举后，我就无时无刻不梦想着有朝一日步入承天之门。但癸丑年、丙辰年连续两次科考失利带来的耻辱让我不得不怀疑起了自己的智力。绝望的心情就如同等着一壶水烧开，底下的柴薪快燃尽了但那水还是不开。此时正值我陷入幽暗而迷狂的青春期的泥沼，政治上的饥渴与体内过剩的力比多让我在京师和南方小城余姚之间不停地奔波，时而出入佛老，向往着长生之术，时而又梦想着成为李东阳第二，权柄与文名并重天下。
在回到江南小城居住的两年间，流风所及，我也和当地的文学青年们组织了一个诗社，日日诗酒征逐，吟唱相随。但不久我就醒悟到诗歌的功效大抵等同于药与酒，长久地浸淫于文章辞藻之中只会迷失一个人的本性。一个像我这样的有志青年怎么可以把有限的精力浪费到这些无聊的事情上去？好在一四九九年春天的一次会试中我终于进士及第，差堪让对我越来越灰心的父亲舒了一口气，我也终于可以在他面前挺直脊梁了。
登录进士榜的直接好处就是让我得以有一个合法的可以留在京城的政治身份，而不再是随父寄寓其间的外省青年。我被分配到工部，做了一个见习官员，顺便学习官场上的各种规矩。我们的帝国认为，对一个刚进入文官阶层的新科进士来说，学习这些规矩很有必要。工部这个富得流油的部门管理着帝国的漕河运输、铁厂织造、屯田铸钱，同科的进士把我谋得这么一个肥缺美差归功于我状元父亲施加的影响。以他们的鼠目寸光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志向呢？工部设在东朝房，离我住的长安西街不远，那些日子每天早晨走在上班的路上，我的脚步都是欢欣雀跃的。
急于报效朝廷的我在工部干了没多久就向弘治皇帝递交了一份关于边疆问题的建议书。以我研读历史的心得，“边务”是让历朝皇帝最头痛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显示出皇权的限度，也暴露出帝国内部体制上的一些问题。当然，我这么热切地关注边患，也不无大丈夫建功异域的幻想。在这份六千余字的报告中，我从边务不振乃内务腐败所起这一点着手，提出了八条建议，恳请皇帝发给兵部，斟酌施行，“痛革蔽源”。《边务疏》递上去后我就开始了等待，但好多个日子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回响，就像把一块石头扔进一个黑洞，好半天也没有传上来一点声响，你不知道它是到了底，还是让黑洞给吞没了。这让我疑心弘治皇帝是不是看到了这份报告，说实话，即便看到了，已不再勤于政事的皇帝有无足够的耐心和体力看完这篇新科进士的六千余字的高论，也实在是个问题。
在工部实习却去关心边疆问题，在同僚和上司的眼里我这是不务正业。我听到的另一个对我的评价是爱出风头，事功思想太急切。我很快就厌倦了在工部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小公务员，可是帝国庞大的文官系统就像一座金字塔，我这个塔下的沙子抬头看看它的高度都会头晕。光阴无涯，吾生有涯，这样按部就班地往上挨，怕是挨白了头也到不了多高。以我的才具，我想我最适合的还是去都察院做一个科道官。
在我的颇为理想化的设计中，这是一个能够达到知与行融为一体的官职。本朝典制，言官位卑而权重，自太祖皇帝以来，受都察院御史或六科给事中的弹劾而落马的官员不计其数。本着良心，以语言做武器，做帝国政坛的清洁工，这实在也是一条建立不朽功业的途径。然而一年的见习期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刑部担任云南清吏司主事的实职。当然，我用不着去云南，只是在北京的刑部分管来自云南的案件。
在京城做一个下级官僚的最大悲哀是由不得你自己做主，总是被支使来支使去，应付各种各样临时的差遣。刑部管理着帝国最大的监狱提牢厅，每个月部里都要派一名主事下去当值。到了十月，上级找我谈话，要我下去当班。我明知秋天是决狱的高峰期，这个时候下去最为疲顿劳累，人人都想避开这个档期，但为了给上司一个好印象，还是不得不装出踊跃的样子。一个月下来，我感到这实在是天下至繁、至猥、至重的苦差事。不久，我这枚帝国官场上的小棋子又被派到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地方法庭的巡按们审决重囚。
对于官场学这门中国最具实用性的学问，我不像那些死读经书的书生那样天真迂腐，也不像同时代的唐寅、李梦阳那样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去碰得头破血流，作为一个自小喜读兵书的实用主义者，我深知官场如战场的道理。初涉政坛，虽然做不到如鱼在水，但也不至于困窘到走投无路。我只是受不了这样无所事事地耗着，耗到油尽灯枯的一天。为了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心，淮北的公事一办完，我就上了九华山去散心。
尽管我不是个以山水为功课的人，但自然的草木枯荣和晨昏之际蒸腾的云霞还是让我大有今是昨非之感。海拔的高度似乎也连带着提升了精神的高度，京师远了，那蝇营狗苟的小官僚的生活越发显出围城一般的可笑。双峰、莲花峰、列仙峰、云门峰、芙蓉阁……一路走下来，内心里一个声音越来越坚决，那就是回去，回南方去！夜宿九华山巅无相寺的一个晚上，我梦见了苏东坡。苏东坡对我说了一句话，就在佛堂的照壁后消失了。我醒来后才想起这是他的两句诗：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在九华山的几天里，我还专程去拜访了一个叫蔡蓬头的道士。道士对我说了让人莫明其妙的两个字：尚未。我避开左右，跟着道士到了后亭，恭恭敬敬施了一礼后再请教，他还是那两个字。我再三恳求他再点拨一二，道士说：我看你虽然打躬作揖执礼甚恭，可总是忘不了一副官相。
回到京城复命，我就上疏请求回家养病，回到了南方的会稽山。京城寒冷干燥的气候已经在损害我的健康，好几次，我从痰丝中发现了隐隐的血迹。我希望南方湿润的空气会对我越来越严重的肺病有所裨益。
三
这段不长不短的病假第二年开春就结束了。回到京城，我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刑部上班应卯，与人谈禅说佛，得空读几页《周易》。到了秋天，我去了一趟山东，协同主持了一场选拔举人的乡试。
山东是孔夫子的故里，以区区刑部主事的身份来到圣人故里担任乡试考务工作，这不能不归之于声誉日隆的父亲的影响。我的父亲王华得中状元后先是成为《大明会典》的主要编撰官之一，后来又成为经筵官，在圣主恩宠下升迁到了礼部右侍郎的位置后仍兼日讲官。
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破例的荣选满足了我积久寂寞的虚荣心，但另一方面，在帝国政坛可以一试身手的兴奋也使我暂时摆脱了逃禅学仙的颓废心境。我只有三十三岁，怎么可以如此放任！我为生员们出的题目基本上是围绕当下知识分子道德的滑坡问题和风俗之美恶与天下之治的关系。
我还在策论的范文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弊病在于十羊九牧，人浮于事，致使名器太滥，而官员的选拔又不以德能，德能又没有一个标准，一个人做了官，就成了国家机器的化身，但又有谁是为国事而来？只是为了名器罢了，名器一滥，天下人都生必得之心，纷扰自生；纷扰一生，纲纪就不振；纲纪一不振，天下就会大乱。在文章的末尾我为这个时代开出了这样一剂药方：当今之务，莫大于整肃纪纲。
我这番洋洋洒洒的话把同僚们吓得不轻，他们一致认为我的胆子也太大了一些，一个低级文官竟敢对朝政如此漫加评议。而我深感惋惜的是我只有这么一个机会主持区区一省的乡试，不能真正走上为国家选拔豪杰才俊的领导岗位。考务既毕，我跑到泰山玩了几日，又去观了东海。海涛拍石的訇然巨响中，我一个人走在海边吟诵着曹孟德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伟大诗篇，不由得慨叹一事无成但惊逝水，半生有梦尽作飞烟。想着在庸碌的文牍生涯中消磨的一日日，真个是：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
主试山东时的放言无忌没有让我蒙受飞来横祸，也没有让我得到荣升骤起的机遇，这一方面说明仁慈的弘治皇帝的开明，另一方面则说明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身患沉疴，来自内部的谏言已触动不了它肥软的躯体。
返京不久，我奉调到兵部任主事，官秩从六品，穿起了绣有鹭鸶的青袍。在品级严明的帝国官场体系中，我这只小小的蚂蚁总算是迈出了半步。我任职的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掌管武官的选升、袭替、功赏之事，相当于兵部中的吏部，在外人看来，这对我已经是个实至名归的安排。但我不无悲哀地发现，它离我的自我期许不知隔了几重大山。
这就是十六世纪的最初几个年头，我在京城的官场里所过的庸庸碌碌、疲惫不堪的生活，不出意外的话，我丝毫不怀疑我会像一头转磨的驴子一样在中央六部慢腾腾地转上一圈，并随着年齿的增长像蚂蚁爬树一样获得缓慢的升迁，最终在老境到来之际熬成一个侍郎或者尚书，然后体面地退休回家，做个写写老干部体诗歌的致仕乡绅。但设若真的到了那一天，我还会是我吗？我想我自己都不会接受未来岁月里那样平庸的一张脸。
冗长、刻板、无聊的小公务员的生活已经在损害我的健康。痰中的血迹不再让我心惊，因为出现的次数太多了。好在还有朋友，不然这世界真要像月球一样荒芜了。一五○五年夏与湛若水[3]的相识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这一事件对我心智成长的作用要到好多年以后才会彰显出来。若水是广东增城人，这个品行高洁的年轻人无意功名利禄，立志要做当代颜回，拜了南方大儒陈白沙为师，在老家闭门读书好多年，后来拗不过他母亲，才不得不到南京国子监入学，并在这一年春天的会试中被擢为第二，选为庶吉士。据说主考官看了他的卷子后就说，这个人一定是陈白沙的学生。一见若水我就大起契悦之心。
我对别人说，我到北京二三十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物。我这话并非一味溢美。我可谓阅人多矣，当时的名公巨卿如李西涯（李东阳，号西涯），文学名家如前七子等，都不能引起我由衷的敬佩，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招摇一时的明星而非至人。而若水的学问唯求“自得”，却是真正体现了圣人之学的典范，这样的人不引以为知己，天下谁是知己？
我相信若水也一定和我有着相同的感受，因为从别人的口里，我也听到他这样说我：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公务之余，我们时相过从，诗歌唱和，切磋学术，并在一场场面红耳赤的争论中加深了解、促进友谊。多年以后——那时我已离开了这个让我欲爱欲恨的世界——我的这位好作警句的朋友用这么几句话概括了我的思想历程：“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4]
然而一场突然降临的牢狱之灾阻隔了我们的友谊，也终结了我在北京并不太如意的政治生涯，并最终把我逐出了这个让我欲爱欲恨的都市。从我十三岁那年随父第一次旅居京华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多个年头，二十多年里，我习惯了这座城的胡同与青砖灰瓦，习惯了它春天到来时扑面的黄沙与马车驶过时迷眼的尘土，习惯了落尽叶的槐树间爽净的天空和人们的语调，从没想到有一天会离它而去，并且，是以这样一种屈辱的方式离它而去。
四
这桩彻底改变了我生命河道的事件发生在一五○六年的秋天。
之前一年的五月仲夏，也就是我结识湛若水之前，仁慈宽厚的弘治皇帝把太子托付给几个亲信的顾命大臣后在乾清宫撒手西去，随之结束了大明十七朝历史中最为承平的一个时代。
这位死去的皇帝称不上有作为的英主，却是个难得的好人，同时也是个优秀的倾听者和道家仙术的崇信者，一个恪守儒家之道的本分的好丈夫（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是本朝开国以来，甚至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做到了一夫一妻制的皇帝）。皇帝的耳根软，总免不了有人在他边上像苍蝇一样嗡嗡，那些有抱负的官员或油滑的官痞，用他们真真假假的情感、虚虚实实的方式，没完没了地要求他温习经典，倡举文明，向他灌输各种他们认为最有效的观念。谁都看出来了，这是风险最小的鸣放时期。以较小的风险，获取最大化的“名器”的利益，历来就是太过聪明的文官们谁也不肯放过的机会。因此几乎可以这样断言，本朝开国以来，包括以后，再也不会有像他那样仁慈、那样有耐心听取批评意见的皇帝了。
接下来即位的正德皇帝朱厚照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顽主加流氓。是的，一个流氓——尽管他是“今上”，我还是要鼓起勇气说出这一点——顾命大臣们没有按照先帝的遗愿把他教育成一个“好人”，宵小之徒却轻而易举地把这个十五岁的少年造就成一个淫欲之徒，一个合法的流氓。
据说，他从不在乾清宫过夜，他经常下榻的豹房是一个类似淫窟的所在，无数倡优、乐工、喇嘛、术士和种种奇模怪样的人簇拥着他。他还喜欢乔装打扮，偷偷潜出皇城，带着内侍和校尉们，趁着夜色在京城大街上快马驰骋，想喝酒了，或者想找女人快活了，就随便找个大户人家闯进去。
新帝一登基，经筵日讲都停了，只是在内苑里和内侍们大玩鹰、犬、狐、兔。对于大臣的批评意见，他的处理方法也与乃父大相径庭，干脆罢黜了事，辖制住你的舌头。不到一年，就把前朝的旧臣几乎全罢免了。甩开了这些老厌物，这个年轻的皇帝就让斗大字不识几筐的宦官刘瑾带着一伙宦官直接办事。
岁在丙寅的一五○六年注定是个多事之秋，一次次异常的天象怎么看都不是好兆头：先是年初云南连日地震；再是山东莱州自九月起接连地震四十五次；一场大雨中震怒的雷霆和暴风击坏烧毁摧折了禁门房柱和天坛的一些树木；地动天鸣，荧祸守心，星斗昼见，白虹贯日……迭现的群灾是天心在向着人间示警，然而这些凶年的征兆并没有让年轻的皇帝惕然醒悟，相反，他越发地放任内侍和各地镇守太监蚕食朝政，让东厂和西厂的锦衣卫们刮起一阵阵白色恐怖的风潮。或许换一个角度，从皇帝的角度来看，不是朝政烂了，而是文官们都烂了，他要借太监们的手来一次大换血。
在这场权力争夺中，由于皇帝的屁股坐歪了，文官集团从一开始就处在了劣势。为了自保，他们反击了，言官们开始交章弹劾太监。他们请大文学家李梦阳执笔起草了弹劾刘瑾等人的奏章。漂亮犀利的文笔刺激得皇上也“惊泣不食”，他曾短暂地犹豫过要不要把为首的八个太监（号称“八党”）送到留都南京避避风头。然而大臣们斩草务尽的狠劲儿又刺激得他把这八只红了眼睛的老虎放了出来。当大学士们集体辞职的奏疏递上去的时候，皇帝连虚假的客套挽留都没有。顾命大臣之一的刘健跑到祖庙以头抢地，号啕大哭，为未能把正德教育成个“好人”而深感对不起九泉之下的先帝。
文官集团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退而求其次的策略是请留刘健、谢迁等倒台的内阁。谋诛八党时，是北京的言官首先发难，这次请留阁臣的声势则由南京的言官来扛大旗。南京六科给事中几乎都站了出来，连章奏留刘、谢。让我在这里恭敬地记下这其中一部分舍生取义的英雄名字，他们是戴铣、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薄彦徽。刘瑾对这些不识时务的反对党的处置一律“廷杖除名”，即逮到京城的帝阙下，脱下裤子，打三十军棍，然后开除公职，斥为百姓。有个别官员或上疏乞救，或抗议，都遭受到同样的屈辱。
前面说过，刚做京城小吏时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刚正不阿的言官，尽管我一直无缘得遂，但对这一职业我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敬意。这一盲目的好感使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向皇帝递交了一份奏折，想救下这批南京的言官。我自以为这封奏折写得立论公允，语调委婉而平静。我对皇上说：戴铣等人想必是触犯了皇上，但他们以言为责，其言也善，说错了皇上也该包涵，以开忠谏之路。现在却特派锦衣卫把他们押解赴京，群臣皆以为不当而无人敢言，怕受相同的处罚而增加皇上的过错。这样下去，如果再有关乎国家危疑不合祖宗体统的事情，皇上还能从哪里听到好的谏议？[5]
看来我真是太自作多情了。我这般苦情陈辞，只是为了不让皇帝背着怒绝民意的恶名在独裁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一个区区小官的善心建议，在今上听来不是心怀叵测就是一只蚂蚁的呻吟。那个带着黑色幽默色彩的结局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我和包括尚书韩文、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在内的其他五十三名不听话的文官一起被刘瑾先生列为奸党，在金水桥畔召开的公判大会上榜示朝堂，打了四十大板屁股，随后被关进了诏狱（即锦衣卫监狱）。
入狱是在十一月，天气还有些暖意。很快就到了十二月，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连着送来了几场大雪。冻雪，与天上的彤云，把天地箍得如同一个严严实实的大桶。当世人都在这个大桶里死去了一般酣睡时，没有什么比清醒的滋味更让人痛苦的了。外面传来狱卒走在冰结的雪地上的脚步声，从小窗吹进的风带着冬夜特有的清冽。越是强迫自己入睡，越是觉得黑夜无边无际，漫无尽头。窒如穴处，无秋无冬！岂无白日，寤寐永叹！
本以为弘治时代以来宽松的政治气氛能让我有所作为，却没想到落得个身陷囹圄的下场。天哪，我才只有三十五岁啊！如果说我有后悔，倒不是后悔上了这道该死的奏折，而是我几年前回到南方会稽山后根本就不该再来自投网罾。如今看来，在会稽山的林荫道上散步，在澄静如练的余姚江中放舟，这些寻常的家居生活也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看来我是过于轻信这个时代了，不，我是迷于心魔了。
幽禁的日子把时间抻成了一根长绳，也成倍地放大了我的孤独。我思念高墙外的亲人，更因知道他们的牵挂而心乱如麻。然而打断我愁思的只有那只忽而蹿上床、忽而隐匿不见的狡猾的老鼠。在幽室中，我度过了一生中最为黑暗的一五○六年。大年夜，听着京城里或远或近的毫无心肝的爆竹声，对着铁窗外冻得瑟缩起身子的几点毛茸茸的星光，我在彷徨涕沾裳之余，也勉强打起精神滋长出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望的自勉式的朦胧希望。
向来知道我心性的家人，在送来食物和衣服的同时还送来了我常读的《周易》。困厄之中的阅读带给我平常日子里不曾有过的体验。我深深感到这本上古的典籍里包含着一个伟大的玄机，要破译出这个秘密，就要像纳博科夫说的那样用脊椎骨去读它。
处分在新年过完后终于下达了：我被流放到贵州修文县龙场驿当一名驿丞。虽然不在意料之外，但“龙场”这两个字，对我来说不啻如火星一般遥远。难道这个陌生的地方就是我的终焉之地吗？贵州地处帝国南疆，历来乃蛮荒瘴疠之地，只有犯了重罪的官员才会发配到这个地方，我当然清醒地知道，把我流放到这个鬼地方，实际上也就是间接宣判了我的死刑，只是，要让我死得慢一些而已。
出狱后我被允许回家和家人见面，并做些出发前必要的准备。父亲已在我入狱的时候被调去南京，名义上是平调，实则是贬谪。家里也是四顾萧然。好在还有湛若水和汪抑之、崔子钟这些朋友过来，一起借着酒劲骂骂时政，并在感伤的气氛中写下一些充满了离愁别恨的句子相互安慰。我们甚至指酒为誓，约定在我放还以后一起隐居到衡山，共同研习不朽的《周易》。
二十世纪的一位传记作家在一篇散文中把流放出城的我比作战国时期伟大的屈原，除了那种时代积习致使的矫情文风让我不堪忍受，那段文字对我当时失望中夹杂着愤怒的复杂心情的摹写大抵是确凿的：
一五○七年的春天，明朝的一个京官被逐出了北京城。他就是王阳明。由于抗言直谏触犯了权贵，此去他将远赴万里之外，贵州中部一个叫龙场的地方，“荣恩降受”驿丞这个小官职。
初春的北京城，尚是黄沙扑面，王阳明回望京城的繁华，看见了巍峨的宫墙上空一大朵一大朵急急南驰的浮云，他的眼前同时闪过了去郢的屈子和仓皇出长安的杜子美，一股莫名的悲怆由心而生。远在天涯的贵州龙场，难道就是自己的终老之地吗？对不可知命运的惊惧，让他觉得已经过去的三十六年的生命恍若一梦。朋友们赶来相送，都是宦游的士子，长亭短亭，也只有以诗句赠酬，含蓄地互相安慰。王阳明这样对他们说：你们请回吧，难道你们没有看到，这些诗句只能让我更加伤心，更加忧愁？[6]
往南走了十多天，投宿在运河边的一个小镇的晚上，我与我的朋友们又在梦中重逢了。醒来后，我重新回忆起了那个在衡山结庐、共同研究《周易》的约言。来日未卜，生死未明，现在听着运河的涛声，想起那个天真的誓约，我才明白朋友们的一番良苦用心，这冰雪一般高洁的友情不由得让我双眼泛潮。
五
夏天，我到了杭州。这是一年中最盛大的季节，江南的田野上，到处是草盛麦黄，虫鸣喈喈，自然的物征兆示着生命在严冬的沉寂后必将复苏。大自然是治疗精神痛苦的一剂良药，更兼这里与故土会稽余姚相去不远，我冰冻多日的心房终于出现了一丝暖意。
我决定在这里养好折磨了我冬春两个季节的肺病再南行。然而随着时日的推移，我心中的不安反倒沉重起来。漫步南屏，林间的幽禽似乎在向我做着警示；静坐城外胜果寺山房，夜深时分松间的阴影也让我兀然心惊。不吉利的消息终于传来，有两个从京城出发就跟定我的锦衣卫已经尾随而来，伺机要把我暗杀于流放途中。惊悚之余，我幡然醒悟：这三十年的气力都用错了地方。自己连性命都不保了，却还对朝廷抱着这样那样的希望，这真是命运给自己开的残酷的玩笑。
我接下来的境遇经由冯梦龙、查继佐等后世文人的极力渲染和夸大，已经成了一则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在这些耳食之言里，我被两个锦衣卫杀手追赶到江边，无以脱身，就脱下鞋子摆在河岸，把一顶纱巾漂在水上，布置了一个自杀的伪现场。故事里的我骗过这两个愚蠢的杀手后，暗中登上了一艘商船，向舟山进发。故事还说，戏做得太真了，不仅骗过了锦衣卫，连我的家人都信以为真，跑到钱塘江中四处淘索尸体，还在江边哭吊了一场。[7]
这些小说家言都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并不处身同一时代的这些人好像商量好了似的要在典型环境中突出我这个典型人物的典型形象。其实锦衣卫岂是那么好骗的。钱塘江水深浪大，要看清所谓的那个现场，他们就要走得很近，而一旦走近了，他们就可以轻易地发现事情的真相。如果站在高岸，他们根本看不到什么。
不管怎么说，杭州是无论如何待不下去了。我使钱在江边搭乘上了一艘商船。后来的事情你们都已经知道，阴差阳错地，那艘从钱塘江出海的商船并没有到达舟山。不知是不是转了风向的缘故，天一亮，我们才发现这船竟漂流到了福建的中部沿海。那个晚上在海上与飓风做斗争的可怕经历，使我在弃舟登岸藏身武夷山的一个野寺后还心有余悸，而风平浪静后那种梦幻般的宁静又几乎让我疑心已经身处极乐世界。惊魂甫定，我向庙里的住持要了一支笔，在那个野寺的墙壁上题了一首叫《泛海》的小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8]
现在回头看去，这几句性急之作尽管不无矫情，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还原了那个海上之夜的情景：夜月明净，风涛万里，一叶孤舟忽而抛上浪尖，忽而跌入深谷，而随时都可能到来的死神就拍打着它黑色的翅膀在我们的头顶盘旋着，迟疑着到底是不是要落下来。以后的日子里，一遇险境我就会想起那个难忘的海上之夜，想起挽着缆绳时一个个迎头扑来的巨浪。是的，“泛海”，自从我离开京城，我就把它看作了我颠沛生涯的一个隐喻。
我在武夷山盘桓了几日，然后北上鄱阳湖。当我离开鄱阳湖赶往南京的时候，京城里正在流传着我在钱塘江投水又在福建上岸的神话。这话也传进了我的朋友湛若水的耳朵里。若水听到这些传言，淡淡一笑，说，这么荒诞不经的传说你们也信吗？这是我的朋友在佯狂避世呢。作为一个出生于南方的经验主义者，我的朋友认为凡事亲历实证过了才好相信是不是真的，他这样告诉他们：虽然初春天气江南沿海刮的都是东南风，但当寒流袭来时风向北转，把船吹到福建也不是没有可能。多年以后，我和若水在滁州相会，连床夜话时，他还把这事作为笑话向我提起。
我去南京是去看望我的父亲的。数月不见，父亲又老了几分。看着他又添几缕白发的鬓角，我不由得心生愧疚。少时顽劣，现在又身遭此祸，我可从没有让他省心过啊。说起不久前我入狱时家人的牵念，这生死之变后的重逢更是让人感怀唏嘘。
父亲告诉我，我刚下狱时，刘瑾好几次传话给他，只要他做出修好的表示，去刘宅走动走动，不仅我可以免去牢狱之灾，我们父子还可以一起得到升迁。但他几乎没有犹豫就拒绝了。他说起这件事时轻描淡写，但我亲耳听他说起时还是感到震惊。父亲的形象在我眼前一下子高大了起来。
说话时我几乎没有停止过咳嗽。父亲盯着我焦黄的脸，说，你的肺病越发厉害了，以你现在的病况，去贵州这样的边地做个小吏肯定是去送命。照父亲的意见，处分已经下达，风头也已过了，小小一个六品主事反正也没人盯着，倒不如从容一点，养好了病再到流放地去。
这样我便又折回了杭州，在胜果寺凉爽宜人的松树林里度完了整个六月，感觉病好了一些后又回到了越地老家。这个夏天让我无比欣慰的是我正式收了三个学生，他们是余姚的徐爱[9]，山阴的蔡宗兖和朱节。他们坚持要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拜师仪式，认为不举行这个仪式就不能算是名正言顺的学生，我居京时就跟着我问学的妹夫徐爱尤其坚持要这么做。于是在向我行了隆重的拜师礼后，他们成为我一生中长长的师生链中的第一环。
不久，这三个刚被发展的同志就被地方府学荐为乡贡生，要到北京去了。我告诉他们，到了北京就去找我的朋友湛若水，要像跟着我一样跟着湛老师学习。弟子们唯唯应诺，说，老师，您送点什么话给我们吧。于是我写了《别三子序》，告诉他们只有潜心向学的人才能刚柔并济——深潜刚克，高明柔克。我生平第一次摆出导师的架势对着他们说：三子识之！
现在诸事已毕，我只得向万里之外的流放地缓慢开拔。我在地图上画出了我将要西行的路线：从姚江坐船，抵达钱塘江，然后经广信[10]、分宜、宜春、萍乡，入湖南境内，过长沙，涉汀江，下洞庭，溯沅水，再经沅陵、辰溪，最后从贵州玉屏西行进入修文县界……尽管我们这个帝国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但按照事不过年的惯例，我这个流放者还是必须在年关前向戍所报到，开始我新的工作。
途中总有一些相识或者不相识的地方官员请我喝酒。尽管我不是一个高阳之徒，但酒精的力量还是可以缓释旅途的困苦寂寞。经过广信时，我得到了当地蒋太守的热情款待，他特地赶来和我在舟中对着江风明月喝酒夜话。这一颇具古君子之风的举动感动得我差点掉下泪来。我向他打听居住在此地的我的老师娄谅的近况，为自己一介犯臣不能亲谒拜访而心生惆怅。
随着旅程一日日的延伸，一想起家乡的物事我的眼睛就会变得潮润。深秋的一个晚上，我投宿在萍乡的武云观。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地大，特别地亮，它皎洁的光照使我又恍若置身于美丽的鉴湖之滨。还有一个夜晚，我在醴陵道中遭遇了一场可怕的大雨，投宿在泗州寺，听着窗外的风雨读了一夜的《周易》来保持内心的平静。
京师的繁华和江南的绮丽富庶，已成为遥不可追的往事；期待朝廷的恩泽，也只是一个梦想。一个犯臣只有收拾心性，好好赶路。洞庭、沅水是一千七百多年之前楚国的逐臣屈原行吟、安息之地，我这个流放者没有必要轻易去模仿他，一是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白死不说，还要惹得天下人笑话；二来呢，我是想看看，在这无路可走的时候前面还有什么在等着我，就像后来的史家说的，“在一无所有中返本追问生命的真正意义”。而这种追问，正如你们知道的，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隐约意识到，万里投荒，这种追问或许会有一个答案。
看来我在学术上的声名因着传奇性的政治遭遇早已远播到了湘楚一带。当我刚进长沙城时，听到消息的当地年轻学者不顾我鞍马劳顿就赶来要和我切磋学问。我这样告诉他们，宋学的根基就在你们湖南，伟大的朱熹和周濂溪在此间留下了良好的学风，作为士人，你们这样做正是在继承这一宝贵的“圣脉”。
怀着对前辈学人的尊崇之心，一个雨后新晴的天气里，我在几个当地年轻学者的陪同下登上了岳麓山。山色苍翠，空气清新而甘洌，曾经闻名天下的岳麓书院已呈破败之相，但我还是为能一睹当年朱熹讲学的遗迹感到不虚此行。那天，长沙的赵太守也闻讯赶来，陪着我在山上喝酒，直到城里已是万家灯火，我们才相扶着踉跄下山。
当我离开长沙城继续西行时，这位有着浓郁书生气的太守和手下王推官又把我热心地送上了船。临行前，我赞扬了赵太守在地方文化和教育上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也坦率地告诉他，这块斯文重地已大非昔日可比，在这样一个鱼目混珠的年头，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只能从自身做起，努力去守住道德的底线，才不至于随波逐流。
饥饿，盗贼，泥泞，沅水上的触礁翻船，道路塌方，风雨险道，深泥陷马……不过，比之吊诡的政治，大自然还算是仁慈的。它没有把我这具多病的躯体断送在半路就是一个明证。
一五○八年三月的一天，一匹羸弱的老马驮着我踏上了荒草剪径的黔西路。尽管比预计的日期晚了好些天，我还是赶到了。这还不值得庆幸吗？当我从万山丛壑中出来，踏上被过往的马队践踏了千百次的通往龙场驿站的大路，我看见一对白鸟正从远处林中掠出，轻灵的鸣叫像是对远方客人的欢迎。历来把诗歌看作烈酒加毒药的我，此时也禁不住想做一个诗人了。莺花夹道惊春老——这一路上我是不是走得太慢了，唉，这一个春天也要老了。
我很快被告知，已经等待了我很久的，是驿站里的二十三匹马，二十三副铺陈，和一个年老的当地小吏……
这就是我来到这个荒凉之地的大致经历。或许我的回忆太过粗疏了些，但那些应该记下的，我想都已经在这里了。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玄妙，有些地方，有些人，尽管你们之间相隔关山万重，尽管之前你从来没有留意过，但他们都似乎是命定地要和你发生联系。说实话，在一五○六年之前，贵州、修文县、龙场驿，对我来说都像另一个星球一样遥远，即便我有着再出众的想象力，也不可能预料到我生命的河道会在这里陡然打转，向着一个陌生的、同时也是更广阔的世界奔流。
六
那些天，可能是中了蛊毒、水土不服之故，我的几个随从都病倒了。倒是我这个老病号成了他们的护理。我跑前跑后，为他们折薪、取水、煮稀粥，还为他们讲笑话，唱家乡的小曲儿解闷。他们很是过意不去。我说，你们跟着我一路西来，吃了那么多苦，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你们不就是我的亲人、我的兄弟吗？
不久，在当地土著的帮助下，我们搭起了寄身的草庵，还在荒山上垦荒自种。我对稼穑之劳倾注的热情，比之瓦尔登湖边的那个美国人梭罗可能还要更多一份真诚，而少了一份作秀的心情。当我写下“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间月”这样古典美好的句子时，内心里甚至还会有一种不该有的闲适与出尘之想。
尽管如此，隐忍苟活中还是不时有难耐的伤感像雨天的旧伤复发。万里奔波，我怎么可能是来做一个隐士的呢？虽然生命中平凡的物事里也有小小的喜悦与欢愉，但那都是隐忍中的自宽与自慰。莫名的伤痛还是影子一样跟定了我。“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那是西山采蕨的感触。“烟灯暧无寐，忧思坐长往”，那是寒夜枯坐的心情。元宵之夜，雨雪霏霏，遥想江南及帝京的盛景，又是一份愁情：“故园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
那些日子，越来越折磨我的一个问题是：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事实上，这个颇具道德倾向的问题也是中国历代文人普遍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一个人所能有的最高成就是什么？应该怎么样去取得它？
我日夜冥思，形神俱废，想求得一个真解。混沌无序中，似乎什么都想明白了，一阵风过，又什么也没有了。
到了初夏，我终于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我躺进一只石棺，让人盖上棺盖，并嘱咐他们，没有我的许可，千万不要来打扰我。随从以为我终于支持不下去了要自杀，急得大哭。我告诉他们，事情到了这一步，所谓的得失荣辱我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呢？至于生死，我还没有完全看开，不会这样轻易去死。他们要我承诺，否则不盖石棺。我沉吟了一下，说，好吧，我承诺。
我感到我的生命正从一个切口飞出去。它就像一只白鸟，飞入了包围着它的黑。我把这个生命的切口撕得更大些，却没有一点痛的感觉。那么浓稠的黑，没有边界，也没有一个中心，仿佛世界的永夜。我不知道要往哪儿飞。黑的重量让时间弯曲了。
万物寝息，景象寂寥，这人消物尽的世界是开始还是结束？我感到黑正从那个切口进来，一点点地灌满我的躯体，就像一块海绵吸收着越来越多的水分。当我完全被黑浸透时，会不会就像一块滚石，向着这无底的深渊坠落？在无边的黑暗中出现了一点亮光，那是那只白鸟重又飞临。它落在我的手掌，轻触微温，如同一颗小小的心脏。
时间似乎停滞了，又似乎拉着太阳的八骏日行八万里。当我用力顶起盖子，从石棺里呼跃而起时，才发现是天地静寂的午夜时分。我听见我的一声长啸，久久地盘旋在林子上空，又被山壁反弹回我的耳朵。这声长啸惊飞了山鸟，也把在林子里席地而睡陪着我的人都惊醒了。他们全都围了过来，又笑又跳，全然没有听到我喃喃的低语：误会了，整个儿都误会了。
是的，误会了。以前从外物努力去寻求天理，这种由外及内的路子是整个儿都颠倒了，才会做出对着竹子傻想七天七夜的蠢事来。从今往后，就把这颠倒了的路子再重新颠倒过来吧，不是以眼睛为镜子去照竹子，而是以心为本体，下功夫擦亮心镜。
他悟了，他在瞬间把握了永恒，那是因为他没有停止过对怎样做人、怎样判别是非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的积累，终于在某一个夜晚如江河决堤，溢满了他的内心。这一切的到来，或许就因为他身处与文明隔绝的龙场之野。远离王权中心，使他成了一个无所羁绊的政治边缘人；穷荒无书，又使他跳出了旧有的文化屏障。[11]
那个曾经以矫情的语气摹写我出城时的情状的二十世纪作家的这番话，意在说明龙场的那个传奇性的晚上的出现并非无源之水。伟大的西塞罗教导我们，所谓全部的哲学，就是学死。我想他这样说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学会了如何面对死亡，才能更好地在尘世间生活。
在这段难忘的经历里，我从生死的边界经过，伸出脑袋对着那个世界张望了一眼，又把头缩了回来。就像并排着两个房间，我没有蓦然踏进另一个房间，是因为我爱着此间的悲欣，此间的繁华与荒芜。
这是不是很像一部落俗老套的成长小说，一个寻宝故事？一个青年四处寻找传说中的圣杯，然后，他终于在恶龙的火焰和地狱的边缘找到了它。
本来，我以为我已经有足够的坚毅去抵挡这世界所有的洪水。我是坚强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可是，可是这个不吉利的秋天又让我对支持着我的信念产生了怀疑。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三个突然闯入此间的中原客，因为那张已经埋入地底下的爬满雨水的脸。他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你和我，我们都是脆弱的，一口气，一处创口，都会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滚蛋。
【注释】
[1] 在贵州的山野间埋葬了几个死于道旁的路人后，王阳明写下了一篇题为《瘗旅文》的作品，本文的叙述即以此为起点。王阳明这样说及他与死者的交往：“予从篱落间望见之，阴雨昏黑，欲就问讯北来事，不果。”（《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51页）
[2] 在《瘗旅文》的最后，王阳明说到他产生这种同情是因为预见到自己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有可能回到中原：“与尔皆乡土之离兮，蛮之人言语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于兹兮，率尔子仆来从予兮！吾与尔遨以嬉兮，骖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乡而嘘唏兮！吾苟获生归兮，尔子尔仆尚尔随兮，无以无侣为悲兮！道旁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离兮，相与呼啸而徘徊兮！”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骨骸》一文可参看：“正如林云铭所指出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篇文章是王守仁为他自己写的，这个预示着他自己将来命运的吏目，引出了他所有的压抑着的焦虑以及放逐带给他的不幸。”（〔美〕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三联书店2004年版）
[3] 湛若水（1466—1560），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师从名儒陈献章（世称白沙先生），学者称其为甘泉先生。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官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长期在南京、扬州、番禺、增城、南海等地讲学，著有《心性图说》与《圣学格物通》。《王阳明全集·年谱一》：“十有八年乙丑……然师友之道久废，咸目以为立异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时为翰林院庶吉士，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4] 《阳明先生墓志铭》，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八《世德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5] 《王阳明全集·年谱一》：“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铣等以言为责，其言如善，自宜嘉纳；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开忠谠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不过少示惩创，非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自是而后，虽有上关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孰从而闻之？陛下聪明超绝，苟念及此，宁不寒心？伏愿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圣德昭布，远迩人民胥悦，岂不休哉！’”
[6] 赵柏田《荒芜赣黔路》，载《随笔》杂志1997年第5期。
[7] 冯梦龙的《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对此有颇为戏剧性的描述。此文附录于《传习录》，中国文联出版社1995年版。
[8] 《泛海》，录自《王阳明全集》卷十九外集一《赋·骚·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9] 徐爱（1487—1518），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姚人，王阳明的妹夫，也是他的第一个学生。正德三年（1508）进士，工部郎中。
[10] 广信，今江西上饶。
[11] 赵柏田《荒芜赣黔路》，载《随笔》杂志199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