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人的糕点 梅县·潮州·汕头
一
我终于回“家”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回到我祖先在广东梅县的老家了。我不是在梅县出生，而是生在马来西亚，但我母亲倒是在梅县出生长大的。1948年，十六七岁少女时代，她才“出番”，下南洋嫁给我爸爸。小时候，常听她提起她下南洋出嫁时，所乘坐的那艘大船，是如何如何的巨大。“比一个足球场还大。”她说。我听了不禁十分神往，心想有一天，我长大了，一定也要乘坐那么大的船。
我母亲的梅县老家，原本还有她的祖母，但这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外曾祖母，在“文革”末期逝世了。现在只剩下母亲的一个侄儿，我该称他为表哥的，还留在梅县，一家人住在祖屋里。
母亲已经整整四十多年没回家了，有一种“害怕”回家的复杂心情。她总是推却说：“太远了，太偏僻了，都不知道有没有车回去。”所以，我这次梅县行，就是要先回她的老家，先给她“探路”，打听好回家的交通和住宿细节，第二年夏天才“带”她回家。
那时我在香港教书，跟梅县的表哥写过几封信。但我准备独自一人旅行，兴之所至，有时会在一个地方多留几天，说不准甚么时候可以回到梅县。所以，我告诉他，不必来车站接我。我到了梅县后，自己会想办法回乡下。
梅县位于广东东部，属于山区，当年还没有火车通到那里。我这个“火车迷”回祖家，却得乘坐巴士了。那年七月初一个炎炎夏日，清早6点钟，我便在广州市的越秀南车站，跳上了一辆十分破旧的长途巴士，回梅县去。一坐上巴士，已经可以感觉到回乡的气息了。乘客几乎都是梅县的客家人，讲的都是客家话，而且完全是我熟悉的那种口音。司机只穿着一件背心，打着赤膊，不时大声地喝骂，要乘客往后面挤。他骂的也是客家话。至于跟车卖票的，和乘客当然更是说客家话。
这班车清早6点开行，在路上跑了整整十四个小时，才在傍晚8点抵达梅县汽车站。然而，那是夏令时8点，梅县还没有天黑。下了车，见到车站对面有一家梅州旅店，决定先在那里过一晚，明天再去找我表哥。在办理住宿登记时，那名女服务员和我说客家话，我第一次觉得真的好像回到了家。
旅店前面，有一对个体户夫妇，用一辆流动推车，开了家小食摊。他们除了卖炒面等简单食品外，还有炒菜。我点了客家人最典型的两道菜：酿豆腐和红烧肉丸。这里是梅县，该是客家菜中最道地的了。我发现居然和小时妈妈煮的那个味道，非常相像，吃得很满足。
其实，这次来梅县，能不能找到我表哥，我自己是毫无把握的。我只有他一个十分简单的通信地址：梅县畲坑镇新化村三堂屋。这样的荒村，连街名和门牌都没有。我从小就听妈妈说，这是很偏远的一个村庄。她说她1948年下南洋时，走了半天的路，才从住的村里走到畲坑的墟上。而从畲坑墟到梅县的县城，又还有“好几天的路程”。在我幼年的印象中，要走几天才到得了的地方，确是难以想象的遥远。
二
第二天一大早，我打听到梅县有不少个体户开的面包车，穿行于县城和畲坑墟之间。但是，从墟上怎么去新化村，就没人晓得了。大家都说，那恐怕是没有车去的，得走路进村。我想起我妈妈的话，得走上半天的路，不免有些担心。但最后还是决定坐这种面包车去畲坑墟，打算到时再看着办吧。
梅县到畲坑墟的面包车不少，班次频密，人满即开，每人车费四元人民币。车子开出县城后，沿途可以看到一片片的水田，刚好在收割期间，一家大小都在田里忙着。这一带的风景秀美，到处是小桥流水人家。
大约一小时后，到了畲坑的墟上，乘客都下了车。所谓墟，就是镇上居民买卖交易的地方，有卖菜的、卖肉的，还有卖各种农产品和百货的，人来人往，很热闹。那名个体户面包车司机，很会做生意，愿意载我一人继续往前走，进新化村，但要多收三十五元人民币。
进新化村的路果然不好走。凹凸不平的黄泥路，车子颠得很剧烈。走到一半，引擎过热，司机停在一条小溪边，取水倒进车的水箱。沿途，不少村民用脚踏车，载着他们自己的农产品，到村外的镇上赶墟去。他们对我这个乘面包车进村的海外“番”客，都不免感到好奇，常停下脚来观望一会儿。
黄泥路两旁，尽是稻田。七月初，正是收割季节。田里摆放着一束束刚割下的稻穗。有些收割比较早的田里，现在已经有水牛在犁田，甚至在插秧了。新化村里，四面都是高山，稻田就位于中间的盆地。或许正因为这些高山的缘故，村里并非一望无际，而是山峦起伏，确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风景翠绿。在初夏早晨的阳光下，给人一种很古老的感觉。
进村以来，我就频频张望，找寻我表哥的三堂屋。约莫走了半小时，司机指着前面右边一堆古老房子对我说：“那就是三堂屋！看到没有，它有三个屋顶，上堂、中堂、下堂，所以叫三堂屋。这村就只有这间屋子有三堂，最大的。”
我猛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常跟我描述这间屋子，说它的柱子如何如何巨大，双手也不能环抱。又说它到处都有画龙雕凤，颜色如何如何鲜艳。而且，房间又是如何如何的多，以致她小时和小朋友玩捉迷藏时，只要躲进其中一间房，半天都没人可以找到。
不久，车子停在一家小卖店前。司机说，没路走了，三堂屋就在右边拐个弯就是。下车向小卖店老板打听我表哥的住所。他一听到表哥的名字，马上说，他认识，而且立即派他的一个小孩，去三堂屋里叫人。
我外祖父建的三堂屋
十分钟后，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表哥来了。他赤着双脚，一副乡下种田人老实的样子。我和他说客家话，他有些惊讶，以为我在海外出生，早已“番化”，不会说客家话了。我随着他，沿着一条不能通车的小泥路，慢慢走回我母亲出生成长的那间祖屋。
三堂屋前的水田，夏天收成后有人用水牛来犁田。
这间祖屋，是我从未见过的外曾祖父在清末盖的。年代久远，大家已经说不上是哪一年盖的，只说至少有一百年历史了。远远就可看出这房子的古老，恐怕至少有半个世纪从未粉刷维修过。我们从右门进去。那门外的墙上，有一条长长的裂缝。一跨过高高的门槛，走进屋里，仿佛走进一部古装电影的布景。里面的色调是暗褐色的，随处堆放着杂物，布满蜘蛛网，连清早折射进来的阳光，也感染上一层幽幽的古老暗影。
我曾祖父盖的文舫楼
我最先见到的，是摆在右门口边的一张方形木桌子，以及桌子四周的四条长板凳，就像武侠片中，英雄好汉喝酒吃饭用的那种方桌和凳子。这种摆设，我小时还在祖母家中见过，但恐怕已有三十年没见了，想不到，如今却在母亲的老家重逢。
这间三堂屋，是典型的传统客家民居，基本结构和北方某些地方的民居也很相似。一进大门，两边是厢房，中间是庭院和天井。这里如今除了我表哥一家外，还住了五六家和我们完全没有亲属关系的人。解放后，三堂屋被政府收归。这些人家便由政府分配到这儿来，情况就和电影《日瓦戈医生》中，沙俄解放后，日瓦戈医生家的遭遇一样。我想起日瓦戈医生那个耸耸肩，苦苦一笑的无奈表情。
我对这祖屋非常好奇。我表嫂给我倒了一盆热水，让我洗过脸，稍为休息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央我表哥的十五岁儿子，带我到屋里四处去看。屋前，有一个空旷的晒谷场，还有一个大池塘，养着不少草鱼。我们从右门出去，绕过晒谷场，再从正门走进这三堂屋。一入正门，便见到几条大柱子，那必定就是我小时，母亲经常跟我说的双臂也不能环抱的柱子了。
正门中堂原本是祠堂，应当摆放祖先神牌位的，但如今空空如也，只用来堆放谷物，作打谷场使用。墙壁上，还留下了“文革”期间用红漆写上的两句大标语。在中堂通往厢房的走道屋檐下，我终于发现小时母亲告诉我的那些龙凤。原来那些是琉璃瓷砖，上面画着龙凤等吉祥图案。隔了一百多年，颜色竟还很鲜艳，只是这些瓷砖，而今不少已残破，没有维修。
这间祖屋，让我想起香港荃湾地铁站附近的那间三栋屋。这三栋屋从前是一家姓陈的客家望族所有，如今成了历史古迹，由香港政府属下的文物考古单位维修后，开放给游客参观。香港的三栋屋，和我们家的三堂屋，其实非常相似，简直是同一个建筑蓝图下的产物。我甚至怀疑，香港那家三栋屋，可能原本也叫三堂屋，但因为香港用粤语发音，所以“堂”字不知如何被转写成“栋”字了。
参观过祖屋以后，我随着表哥和姨妈，到我外曾祖母的坟去上香。我们经过许多水田，爬过几个山头，才来到外曾祖母的墓前。姨妈指着墓对面的一座青山说：“那就是你妈妈少女时代常去放牛的地方。”站在半山腰的墓前，才发觉乡下的风景确实非常秀丽。回乡前，原以为乡下必定是又脏又乱的，但如今发现并不如此。我想，村里的青山和青绿的水田，起了很大的绿化作用。触目所见，都是绿色。而且村里没有现代工业文明的污染，空气十分清新。我不禁幻想，有一天流浪倦了，不想再到外头闯荡时，或许我会回来这里终老。
三
表哥知道我在南洋长大，特别请我喝他姐姐从海南岛带给他的咖啡，果然十足南洋风味，是我在国内喝到的最纯正的南洋咖啡。海南岛的咖啡，其实也就是早年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华人带回去种植的。这种咖啡，品种一般属于罗布斯达种，和西方及中国香港盛行的阿拉比卡种咖啡不同，而且焙烤方法也不同，是添加了植物油和白糖等物的。我在中国台北、美国和中国香港漂泊了十多年，早已喝惯了阿拉比卡种咖啡，想不到却能在我的老家，喝到南洋咖啡，又勾起许多青少年的记忆。
中午吃饭时，有一道红烧肉丸，十分爽口，是从畲坑墟上买回来的。台湾新竹的贡肉，和梅县的肉丸很相像，极可能是当初从梅县地区传过去的。香港也有这种肉丸，叫猪肉丸，但一般在菜市场上买到的，品质都不好，不如梅县或新竹的好。不过，后来有一次，很偶然地在香港西环荷兰街一家潮州人的摊子，找到很像梅县老家的肉丸。从此，嘴馋时，想念客家人的肉丸时，我也会跑上老远的路，到西环去买这家潮州人的肉丸。其实，梅县和潮州比邻。在唐代，潮州刺史所管辖的范围，还包括如今梅县和附近许多客家地区。所以，客家和潮州不少文化和饮食习惯，想必是互相影响的。我这个客家人，在香港爱上潮州人的肉丸，也就不足为奇矣。
当初回乡，原以为在乡下，大概不会有甚么好吃的东西。没想到，早上竟喝到那么纯正的南洋咖啡，中午又吃到那么鲜美的肉丸，我不敢再小看梅县乡下的吃食了。但更让我惊讶的是，下午还发现，乡下还有一样东西，不但好吃，而且还远胜其他任何地方的。那就是梅县鼎鼎有名的仙人板。
所谓仙人板，即港台新马所说的仙草或凉粉，那种夏天常见的黑色结晶体。这种用草本植物熬成的小吃，从前在夏天也偶尔会买来吃吃，但并不觉得有甚么特色，或特别好吃。所以，吃过午饭后，当表哥说，要去买点仙人板来让我尝尝时，我心里还在想，这东西在南洋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多得是，有甚么好吃的呢？
不料，我侄儿从村里的一间小卖店买回来时，单单那个架势，就有点惊人。原来他是用了一个盛水的大铁桶，去买仙人板的，这铁桶少说有五公升。他提着一铁桶黑沉沉的仙人板走进来时，我不禁被吓了一跳：这么多，吃得完吗？
可是，等我尝了第一口梅县的仙人板，那黑黑的结晶体溶在我舌面上时，我的心也快被融化了。那种柔滑、入口即化的奇妙的感觉，就像许多“第一次”的经验，永远叫人难以忘怀，永远还想一试再试。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仙草。吃了这第一口，我知道这五公升的仙草，不但吃得完，而且等我回到梅县的县城后，必定还会自己去街头买来吃。
结果，我一人吃掉三大碗仙人板，而且不时向表哥一家，由衷地赞美这“仙人之草”。不到半小时，五公升的仙人板，便被我们六七个人吃光了。后来，回到县城后，发现梅县街头，随处都是卖仙人板的摊子。我简直把这“仙人之草”，当作水喝，一口渴就去买来吃，也不知吃了多少杯了。而且我发现，不论在哪一摊吃，味道都一样好，一样润滑。连梅县本土的人，也把它当水喝。
我不禁对梅县的仙人板，感到十分好奇。为什么海外的仙草，味道平平无奇，而梅县的居然那么柔滑，那么令人难忘？问了许多摊主，但他们都说不上原因。有的说，是梅县所产的仙草不一样。有的说，是梅县的水特别好。也有的说，是梅县人的祖传手工与众不同。总之，不管怎样，我后来简直迷死了梅县的仙草。
离开梅县以后，有一次想念这仙人板，无以解馋，竟想到这“板”字该作何解，而对此字作了一番考证。在梅县街头，这种美食一般写作“仙人板”，但这个“板”字，让人联想到硬邦邦的木板，和美食扯不上关系，在这里显然没有甚么意义。看来，这只是一个“假借字”，借用它的音而已。客家人把所有块状的甜点糕饼，都通称作“bɑn”。这个音的转写，有好几个，其中一个是“粄”字。《南史》卷四十一里也用过此字的一个异体。“仙人之草”制成后，黑黑的块状，样子像极了糕饼，所以或许也应当写作“粄”。但“粄”字不常见，连国内最通行的商务版《现代汉语词典》，都不收此字，所以现在民间都只好把它转写为“板”字了。
换句话说，所谓仙人板，就是“仙人的糕点”。这是上天赐给仙人的美食！而梅县的老百姓，真是何其有福，竟可以天天尝到这种仙人的糕点！
我离去后，畲坑新化村的青翡山水，以及三堂屋的古拙，不时出现在我的思念中。而那美味的仙人糕点，在我的思念中，竟也慢慢蜕变成梅县的一个象征了。往后的两年，我曾经再两次回到梅县。当然，第二次是为了“带”我妈妈回家。但第三次，我可说并没有甚么目的，几乎完全是因为太想念梅县的仙人板，而特地在那年游完福建后，从东北方的长汀、上杭，绕道跑回去吃的。而我发觉，这仙人的糕点，的确很能代表梅县，因为除了梅县，世界上再也找不到那么好吃的仙草了。
四
我到潮州去，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追随我母亲的脚步，重访四十多年前她下南洋的路线。那年，她从梅县出发，经过潮州、汕头，然后乘大船出海到南洋，嫁给我爸爸。我也想这样走一趟。
大清早，我在梅县汽车站，乘了一辆长途客车，经过许多山区，前往潮州。在这段旅途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一整个上午，车上的乘客都说客家话，大家好像都是客家人。但车子过了揭阳，进入潮州地区后，车上使用的语言，也跟着车子的行程，慢慢在转变。原先说客家话的乘客，现在也说起潮州话来，好像变成潮州人了。最明显的是那位售票员。他早上卖票时，一直和乘客说客家话，但中午过后，上车的乘客，越来越多是潮州人，他很自然地又改说潮州话。
我从小在马来西亚南部一个潮州人的聚居地长大，很小就学会潮州话。这时，我也用潮州话来和其他人交谈了。最妙的是，下午有一段时间，我和其中一个乘客，说了老半天潮州话，最后才发现我们两人，原来都是客家人。看来，梅县和潮州接邻地区，许多人都会说这两种语言，而且说得几乎一样好、一样流利。
潮州给我的第一印象，或者说“第一味道”，就是它的鱼腥味和海水的盐味。其实，车子进入揭阳后，空气中已经飘浮着许多鱼腥味，而且马路两边的商店，不少是售卖渔网或其他捕鱼工具的，可见潮州地区渔产之丰富。
我从小在一个靠海的小镇长大，早已习惯了这些味道。嗅到这些味道，我好像又回到那个离开了十多年的小镇了。
下午4点多抵达潮州后，在汽车站不远的潮州大厦旅馆部找到住宿。房钱五十五元，收人民币，有空调和卫生间，很干净。放下行李，便到街上闲荡。经过一家小旅社的门口，发现一个“自行车出租”的小牌子。中国号称自行车王国，自行车的数目以亿计算，但我入境以来，倒还没有试过这种最平民化的交通工具，决定在潮州这里一试。
付了五十元人民币的押金，租了一辆自行车，租金每小时五角。我已经好几年没骑车了。上回骑车，恐怕还是七八年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当一名穷研究生时的事。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竟然在潮州又骑上自行车。有了这辆车子，在市内活动确是方便不少，好像拥有一辆私人专用轿车似的。一整个下午，我便靠了这辆车子，游完潮州市内的几个名胜：开元寺、城楼。傍晚，骑车到韩江边上，欣赏横跨江上的那座宋代古桥，遥望对面的美丽青山。
晚饭时，在潮州大厦的附属餐厅，吃到了这次回国内以来，最丰盛的一餐。我点了半只潮州卤鹅、一碟清炒菜心、一碗鱼饺汤。上菜时，才发现菜的分量都极大。卤鹅看来是只大鹅，半只也排满整个直径十寸的大盘。至于菜心和鱼饺汤，更是足够十人享用有余。后来才知道，像我那样一个人去这种餐厅用餐，是很少见的。所以这类餐厅没有所谓一人甚至四人的小分量。一人用餐，他们依然端上一个直径十寸的大碗汤，足够十人享用的。结果，那晚吃得好撑。卤鹅和鱼饺，都是最道地的潮州美食，但还是剩下一半没吃完。付钱时，想不到却只要人民币区区十四元，真是价廉物美。俗语说“吃在广州”，可是前几天在广州，却未曾吃到甚么好东西。对我来说，吃该在潮州才对啊！
然而，这个“吃在潮汕”的说法，我想唐代古文大师韩愈，可能会第一个反对。一千多年前，他写了那篇有名的《论佛骨表》，反对皇上信佛，宪宗皇帝看了十分生气，把他贬到潮州去。韩愈刚到潮州不久，曾经设了一个丰盛的海鲜宴，答谢一位在路上帮过他不少忙的桂林道士元集虚，而且还写了一首很生动的纪事诗《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记这个盛宴。他这首诗，似乎不怎么为人所知，但我觉得比起他那篇也写于潮州，经常被人提起的《鳄鱼文》，有趣得多，也更加有人情味。
诗一开头就描述这个盛宴上所吃的潮州海产：鲎、骨眼、蚝、蒲鱼、蛤和章鱼。但韩愈本人好像并不欣赏这些东西，还说：“其余数十种，莫不可叹惊。”结果，这一餐饭，他觉得“腥臊”，吃得面红耳赤，好不辛苦。最后，他还把一条蛇给放了，不忍吃，“开笼听其去”，也不盼望这条蛇会像传说中那样，将来衔一颗灵珠来报答他。
奇怪的是，韩愈既然不喜欢吃这些海鲜，那为什么又用这些东西来宴客呢？历代注韩诗的学者，好像从来没有提过这问题，也没有解答。照我看，答案可能有两个：一是潮州除了这些海产，恐怕没有其他甚么像样的东西可宴客；二是韩愈宴请的那位桂林道士，是南方人，可能正好喜欢这些南方海味。韩愈只得委屈自己了。
第二天，我再次发觉到潮州物产之丰富，人民口福之佳。一早，一走到汽车站附近，准备乘车到汕头去时，便有好几个卖稀饭的妇女，来拉生意。“来啊，来吃粥啊。热的啊！”她们用潮州话说，“粥”念作“糜”，完全把我也当成“自己人”看待。一看她们卖的“糜”，除了咸菜花生一类的小菜外，竟然还有一锅锅的卤肉类：卤猪脚、卤猪肚、卤猪肠、卤猪头，等等，真是太丰富了，在华北一带恐怕吃不到。我虽是客家人，但从小在潮州人地区长大，早已深受潮州饮食文化的影响。这样丰富的早饭，对我的诱惑太大了。我情不自禁，在一家路边摊坐下来，慢慢享用了这一顿异常美味的潮州“糜”，好像回到我的“第二故乡”一样。
五
潮州和汕头的距离，只有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在潮州汽车站附近，有许多个体户经营的小面包车，发往汕头。他们没有时间表，人满即开，非常方便。吃完早饭后，我便乘坐一辆面包车，到汕头去。
车子一开进汕头市区，便感觉到，这里的鱼腥味和海水的味道，比潮州的更浓烈了。毕竟，这里是个海港，有远洋客货轮从这里始发。而且，它也是海产品的集散地。街上经常可以见到那些售卖渔网和捕鱼用具的商店。
抵达后，先到汕头港的客运码头，买了一张“南湖”号的二等舱位票。这班船将在当天下午5点，起航开往香港。我正好还有差不多一整个白天的时间，可以在汕头市内闲荡。
再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张汕头市的地图，然后按照地图的指示，搭了一辆公共汽车，在市内逛。中午，在汕头经济特区附近的一家小食店吃中饭，发现汕头的吃，比潮州的更丰富。在那条街上，有十几家餐厅，而且家家都在门前，摆了一个大玻璃柜，里面装满新鲜肥大的白鲳、鳝鱼、带鱼、鱿鱼、花蟹、大虾等海鲜。那种海产富足的架势，即使在海产供应充足的香港和台北，恐怕也不多见。
这回学乖了，不敢点太多菜，只叫了一碟鲜鱿鱼炒空心菜和一碗鱼丸汤。鱿鱼空心菜的分量不算太大，我还可应付，但那碗鱼丸汤，好大碗，像是十人份的，有三四十粒鱼丸之多。汕头果然不愧是渔港，鱿鱼鲜美无比。至于鱼丸，那原是潮汕人的拿手好菜，一般要做到至少像香港潮州食家所说的“弹牙”，才算合格。我那天吃的，确是非常有弹性，非常“弹牙”。我不禁要感叹，吃的确应当是在潮汕才对啊。而在潮汕的这两天，也是我这回在国内旅行，吃得最满足的两天。只有我家乡的客家肉丸和仙人板，才可以与之媲美。
下午3点多，匆匆赶到汕头港，准备登上“南湖”号。倒不是急着回香港，而是急着一看大船的样子。小时候，母亲经常向我形容她当年下南洋时，乘坐的那艘大船，是如何如何的巨大。我一直记得，她形容那艘船“比一个足球场还大”时，那种自豪满足的神情。可是，我活到那么大，却还一直没有机会乘坐大船。第一次乘坐大船，竟在汕头，也就是我母亲四十多年前，登上大船下南洋的地方，所以让我更觉得意义深远。
一走进汕头港，便看到“南湖”号，停泊在码头边。高高的烟囱在喷着黑烟，一副整装待发的架势。这果然是一艘大船，可以运载好几百人，看来比我母亲当年乘坐的船还大，绝对大过一个足球场。我从小听了母亲的描述，一直对这种“大过足球场”的大船，十分神往，现在总算可以圆了这个梦。办理出境手续时，汕头港的公安和海关人员，都不说普通话，而和上船的乘客说起潮州话来了。看来，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当地人，和“自己人”当然很自然地便说起潮州话，不再是普通话了。语言学上有所谓“语码转换”这现象。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懂得几种语言，那他会在某些场合使用某一种“语码”，而在另一些场合，又“调换”使用另一种“语码”。而在这种“语码转换”当中，便隐藏着某种特殊的“信息”。我还没去研究汕头港的这种“语码转换”的“信息”是甚么，但我懂得潮语，工作人员和我说潮语，我觉得是一种“尊敬”，把我也尊为“自己人”看待。但如果换成不懂潮语的人，比如说，一千多年前的韩愈，他听到潮语，恐怕就会觉得“排外”了。
上了船，找到二等舱的铺位。原来那是上下两层的床位，比起我在广西梧州乘搭的江轮上那个大统舱，舒服多了。放下行李，又急忙走到船上各处去参观。
晚上6点钟，在光洁明亮的大餐厅吃晚饭。我想起小时候，母亲跟我说过，她当年乘大船，船上是没有餐厅的。她们一行人，得自己在甲板上，围成一个一个小圈圈，大家动手煮饭烧菜，就那样挨过了好几十天才靠岸，好像难民逃难的样子。晚饭后，夕阳无限好。我登上最高一层的甲板，瞭望滔滔的南中国海，海水拍打着船的两侧，激起几十尺大浪花。我酒兴发了，开了一瓶好酒，在甲板的长椅子上，对着金黄色的夕阳和滔天的海浪独饮。生平喝酒，恐怕也是这一次最为痛快。一直到天全黑了，我微微醉了，才回到舱房去。今晚，我终于实现了十多年来的心愿，在微微的醉酒中，睡在我母亲四十多年前下南洋的同一个海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