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水边多丽人 西安

长安水边多丽人 西安

那年八月底,秋天快到的时候,我终于动身到西安去了。仲夏,从汕头乘大船回到香港后,我便在殷切等待秋天的来临,等天凉了,到西北和西北的大漠去。这一回,方才是我此行最重要的一段旅程。

我准备进入中国大陆后,从广州乘搭两天两夜的火车,先到西安去。然后,再从西安乘火车,沿着河西走廊,到酒泉和敦煌。游过莫高窟后,到远在新疆的吐鲁番和天山以外的乌鲁木齐。从那里,我将再乘坐两天两夜的火车,返回兰州。接着,再沿着黄河的流向往北,到唐肃宗即王位的灵武,即今宁夏的银川。那儿,就是杜诗所说的“五城何迢迢”的起点了。

当然,要亲身体会“五城何迢迢”的滋味,更是非坐火车不可。银川过后,贺兰山就将在火车的左边窗口出现。火车将在唐代的丰州,如今的五原附近,和黄河一样做一个巨大的、几乎90度的大转弯,往东直奔向呼和浩特去。那附近的武川,就是知名的北魏六镇之一的遗址,也是唐代许多大将军,包括它的开国主李渊,出身培训的地方。我会途经那儿到内蒙古的大草原去。

从草原回来后,又将继续乘火车到大同。那里便是北魏迁都洛阳、彻底汉化之前的国都——平城。从大同,我才上北京去。从北京再往太原,李渊起兵推翻隋朝的地方。最后,到洛阳,唐代的东都,《洛阳伽蓝记》的洛阳。

我选择这些地点,正因为这都是唐代军队在一千多年前最活跃的地方。他们曾经在这些地方驻守、屯田、作战,流血流汗。我想追随他们的脚步,一个人去走一回。我仔细计算过,全部旅程,如果全以火车来完成的话,约莫一万一千三百公里,也就是两万两千华里,正好等于走了两回“万里路”。

在等待秋凉出发的空当中,我对第一次的内地“暖身行”,做了一个全盘的检讨,想看看哪些地方要“改进”,哪些地方得注意,以便为我的第二次内地行,做好充分的准备。毕竟,西安即唐代的京城长安,整个大西北又是唐代的边防重镇。我这个念唐代文史的,不禁也有些紧张起来了。

首先,我想必须“改进”的,便是旅行的衣着。第一次回去,穿的是在香港一家百货公司买的普通短袖上衣,和一条在洋服店裁的长裤。但因为在广州开往长沙的火车上,被那位长沙经理认出上衣的外国牌子,和长裤的来源,我才惊觉自己穿得“好”了,和周围的风景不配,决心“改善”。

所以,回到香港后,准备秋天的第二次旅程时,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一家国货公司,买了两件内地出品的短袖上衣。内地外销到香港地区的这些成衣,向来以“式样老土、价格便宜”见称。香港一般爱时髦的年轻小伙子,是不穿的。穿的人,恐怕都是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或者那些反洋派、“热爱祖国”的人士。可是,我发现,这种国产成衣,正好非常适合穿到内地去旅行。那样,不但很能和周围的环境相配,而且还很宽松、舒服。于是,我花了港币一百大元不到,买了两件,准备穿到长安去,融入当地的风景里。

还有,我那双“名牌”的运动鞋,也可以扔了,也在国货公司,买了一双上海出品的熊猫牌布胶鞋。这双熊猫牌鞋,其实很舒服,而且还勾起了我许多童年和少年的甜美回忆,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一切还很简朴,没有甚么名牌的运动鞋。在我整个小学和中学时代,大家一律都穿着这种价廉物美的熊猫牌。万万没想到,在我走到“人生旅程的一半”时,我又有机会穿回这种熊猫牌,到我青少年的“梦土”去。

最后,还有行李。我第一次回国内,“提”的是一个小行李袋,但这袋子是从前在美国念书时买的,质料特殊,拿到国内去,很轻易就被人认出是外来者。所以,我也在国货公司,换了一个国产的中型提包。说到行李,我不禁想起国外那些所谓的“背包客”。他们背着一个大背包,一个人走在街头,引人注视,以为十分浪漫。如果是在欧洲或美洲,这种装扮可能非常合适。但在中国内地,这样的装扮就十分“刺眼”了,而且和周围的环境完全不相容。事实上,恐怕还很危险和不便。

危险,因为背着那样的一个背包,走在国内的街头,尤其是在一些小镇,无疑等于告诉人家:“来啊!看啊!我是浪漫的‘背包客’啊!从国外来的啊,带着不少美钞和外汇券啊!”

不便,是因为国内的市内公车或长途汽车,经常都挤满了人,绝对没有地方让人摆放那样的一个大包包。好几次,在国内的公车上,见到那些浪漫的老外“背包客”,背着个大包包,无处放置,挤在人群中,弄得好不狼狈,而且那大包包还往往堵着其他乘客的路。这样不但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许多不便。

所以,在国内自助旅行,我想是不宜“背着一个背包”的。最好的办法,莫如学当地的老百姓,“提”一个小包包。我后来慢慢发现,西方所谓“轻便旅行”这个观念,国内人们早已行之有年,而且还把这个观念,发挥到极致,远远把老外抛在后头。

一般老外的轻便旅行,免不了还得带几件替换衣服,几样个人用品,几本书。国内人们出门公干或旅行,则真是轻便得很,往往只带一把牙刷、一支牙膏、一条面巾和一个搪瓷大杯而已,装在一个黑色的上海牌或北京牌的小包包里。在大城小镇的街头,特别是火车站和汽车站一带,到处可以见到他们提着或“挽”着这种黑色小包包,甚至常常连一件替换的衣服也不带。所以,一般招待国内同胞的旅馆,都有间盥洗房,里面有一两排洗衣槽,让旅客自己洗衣。

那年整个八月,我就在一种又兴奋、又有点紧张的心情下,筹备我的第二次内地行。每天,都在翻查地图和《全国铁路列车时刻表》,计算里程。出发前一个星期,到香港的中国旅行社,买了一张从广州开往西安的软卧车票。

日子一天比一天凉快了。到了那年八月的最后一天,我终于提起我的提包,穿上我的熊猫牌,踏上往中国内地之路了。

从隧道走上来,一脚踏上广州火车站的第六站台,就见到那列苍绿色的272次火车,停在那里。列车中央的一个车厢外,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广州—西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西安这地名,挂在一列火车上。

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兴奋了。上回这么兴奋,恐怕还是年少时第一次乘火车,离家到外地工作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十八岁出门远行,太年轻了。那年的兴奋,只怕还多过离愁。如今,在国外漂泊了十多年后,终于第一次到西安去,兴奋还是难免的。

我找到那节软卧车厢。一名穿着制服的中年女列车员,彬彬有礼地站在车门边,检查车票。“请上车。”她说。

“到长安的吗?”我随口问。

“长安?”她愣了一下。“哦,对!您是指西安吧。”

看来,我又把长安和西安混在一起了。出发前,我重读了向达教授三十多年前出版的那本名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也重温了一些唐代史料,心里不免老是念着长安。在往后的几天,我依然经常把西安说成长安。

进了卧室,放好简单的行李,倚着窗子,观望站台上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这里有一种飞跃的、忙乱的生命节奏。甚至,还有人把小货车开到站台上去载货或卸货,横冲直撞,好不危险。空气中也凝结着一种期待。我的心没有一刻得以安宁:又是兴奋,又是紧张,又是盼望。我知道,这将是我一生中,少数几个难忘的旅程之一。

从广州到西安,乘飞机只要两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乘火车则要整整三十六个小时,将近两天两夜。但第一次去长安,就坐飞机,飞在高空中,沿途的风景甚么也见不到,太没意思了。我这个“火车迷”,当然选择火车,而且两天两夜的火车,我这一生都还没试过呢。

下午1点多,火车缓缓开出广州站。在这个四铺位的卧室,只有我和另一位旅客。他五十多岁,温文儒雅,是西安武警学院的一位英语教授,和我的专业非常接近。他显然也经历过不少曲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学俄语、教俄文的,但如今却教起英语来了。

这一回乘火车,我有了经验。先换上短裤和拖鞋,再把上衣脱了,只穿着一件背心,仿佛就跟在家中一样舒服自在。我把那瓶在广州火车站买的五粮液开了,坐在软卧铺位上独饮。绿油油的稻田,在窗外像一幅手卷般慢慢打开。五粮液果然是好酒,不比茅台差。

那位英语教授原来是到深圳去,探望在那儿工作的女儿。他说,由于他的“职级”达到规定,他这回到南方,来回乘坐软卧的费用,都可以向他的工作单位“报销”。否则,以他每月三百元的收入,那是没有办法的。

这位教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对英语教学法的见解,反而是他对深圳和广州的吃的评语。他和唐代那位来自内陆的韩愈一样,完全不欣赏南方人的海鲜和水产,只觉得“腥臊”。最妙的是,他对广州粥的评语。

“广州人竟然把鱼啊、肉啊、猪肝啊,统统往稀饭里头搁!好腥!我受不了。我们早上喝稀饭,就是为了尝尝那米的清香味。现在他们把鱼啊、肉啊,都往里头搁,完全破坏了那种米香!”他说。

我这才第一次醒悟:香港和广州的所谓及第粥、鱼片粥,确是“搁”了不少鱼啊、肉啊的东西。这种吃法,确是广州一带特有,其他地方未见。就连潮汕的粥,也只另外配荤素小菜,并没有把鱼啊肉啊往里头“搁”。这以后,我在华北一带旅行,早上吃典型的北方早餐稀饭油条,若觉得味道“清淡”时,常常会想起这位西安教授所说的这一套“米香”理论。

第一天夜里,火车碾过铁轨的声音,好像催眠曲一般,伴我入睡。夜里,列车停在某个小镇,我有时会醒过来,觉得四周一片寂静,仿佛可以听到滴水的声音。再过一会儿,火车发出长啸,再次开动时,我又跟着入睡了。

就这样,火车在路上运行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一早7点多,开到了云沼梦泽的岳阳。上午11点左右,在武汉大桥上渡过了长江。到了下午2点多,火车便开入了河南省界。这是一个我从未到过的全新境地。我想起了一位名诗人所说:到了河南,见到那辽远如梦境的大平原,你才知道甚么叫遥远!

河南果然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大平原,给人十分遥远的感觉。没有山,连小丘也见不到。甚至树木也不多见,稀稀落落的,而且恐怕都是后人栽种的,并非原始野生的。吃过午饭后,我便倚着窗口,贪婪地吸收这一大片风景,那种“遥远”。

一整个下午,火车就奔驰在河南的大平原上。当初我之所以选择这列272次直快车,也正因为我翻查过我那本旅行“圣经”《全国铁路列车时刻表》,知道这列火车,会在下午穿过河南的大平原。这样我才有眼福,亲身去体会甚么叫遥远。要不然,如果“错搭”了一列晚上才经过河南大平原的火车,那就黑漆漆的,甚么也看不见了。

可是,河南毕竟是个很大的省份。火车才开到郑州,已经是下午7点半,天开始黑了。好在我已经饱览了一整个下午的平原。到了郑州,火车便从京广线拐了一个几乎九十度的大弯,改变行驶方向,进入陇海线,车次也改为273次。

过了郑州,火车往西开向西安,平原也比较少了。这时,天已经全黑了,火车也仿佛开进了历史,回到我的北朝隋唐时代。越往前,就越接近唐的长安,也越来越多历史的遐想。郑州的下一站荥阳,不就是唐人小说《李娃传》中,那位花花公子的父亲的封邑吗?而这位荥阳公的真正身份,到现在还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谜。20世纪以来的各家考据,还没有把他的身份考出。

列车到洛阳站时,快接近午夜12点了,然而我仍然一无睡意。我兴奋地跳下火车,走到站台上,四处观望。洛阳,毕竟是洛阳纸贵的洛阳,也是《洛阳伽蓝记》的洛阳。我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有一段时间,甚至还认真考虑过以《隋唐洛阳》作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所以我对洛阳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文笔之清丽,笔调之沉痛,历史感之强烈,也一直令我深深着迷。我一直认为它是中国最好的一本游记,远胜《徐霞客游记》好几倍,也是北朝留下的最好一本史书。

可惜,火车在洛阳站只停留十五分钟,就开走了。不过,我还会回来洛阳的。等到过大西北后,我会绕一个大圈,到北京去。从北京再往太原,然后从太原乘火车到洛阳,结束今秋此行。我这次内地行,以唐代的西京长安作起点,又以唐代的东都洛阳作终站,也不知是一种美丽的巧合,还是我自己潜意识下有意的安排。

在这条陇海线上,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无法入睡。一千多年前,不知有多少军人、文人和赶考的士子,走在这同一条路上,到西京去。甚至连帝王到泰山封禅后,或者到洛阳过冬或“就食”后,回京也得走这条路。我躺在卧铺上,虽然很疲倦,却难以入眠。列车每到一站,我总是忍不住,悄悄爬起来,到站台上去张望一阵。

我就这样半睡半醒,经过三门峡、潼关、华山、渭南这些早已进入了正史和通鉴的城镇。第二天,一大早6点左右,火车终于开进了西安站。从小开始,一列长长的火车,慢慢开进站台的景象,不论是在现实生活中,或者是在电影上,总会给我带来一阵莫名的、激动的情绪。总觉得,火车进站是一个很感人的场面,充满各种张力和联想。好比意味着:战争结束了,出征的军人,终于逃过了浩劫,从战场上平安归来。又好比一个长年在北方当官的人,终于辞官不干了,回到了温暖的南方。

而我自己,终于在国外等待了那么多年后,来到我的北朝隋唐。经过三十六个小时的火车旅程,穿越过五个省份,我带着又兴奋又紧张的心情,拖着一身的疲倦,提起我那件简单的行李,走过西安站台和地下隧道,到出口处去。

晨曦中,西安火车站前的那个巨大的广场,早已人声沸腾,充满无比的生命力。在出口处,有开出租车的、替旅馆拉客的、卖茶叶蛋的,还有卖地图的,都挤在那儿兜生意。

“住宿吗?空军招待所,国营的,很近,带空调卫生间。”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走上前来向我拉生意。这些拉客的,大部分是小女孩或中老年妇女,很少见到男的。她们好像都喜欢强调“国营的”和“很近”这两点。然而,我知道她们的所谓“很近”,其实可能是在甚么荒凉的小巷里,交通极不便。

我停下来,跟一个老太婆买了几张西安市的地图,便继续往前走。其实,我早已有备而来,知道火车站对面,就有一家解放饭店,价钱和设备中等,正好适合我这种独自旅行的“零散客”。那年,我第一次去那儿投宿,每个标准二人间,只要外汇券八十元,在西安这种大都市,算是便宜的了。

西安火车站是座仿唐建筑,屋顶正脊两端各有一个鸱尾,很有盛唐气象。

我尤其喜欢这家饭店的地点。离火车站只有十几步的路程,不论是抵达或离去,都一样便利。而且,附近还有一个长途汽车站。所以,这以后,我每次到西安,或路过西安转车,都必住“解放”。

我被分配到五楼去。解放饭店有一点倒和唐代的朝廷相像,那就是对外来的人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外国人、港澳人士和海外华人,全都住到五六楼去,和内地的同胞隔开。难怪,我稍后才明白,为什么这家饭店五六楼的客房地毯上,异常干净,没有香烟头烧成的一个一个焦洞。

我五楼房间的窗口,正好面对着庞大的西安火车站,一座典型的仿唐建筑。它的屋顶装饰,并不是传统常见的龙凤,而是唐代建筑的象征——鸱尾。主色也并非传统常见的红色,而是古拙的苍绿色。站在窗前,面对这座宏伟、线条简朴有力的建筑物,我感到真的很有些唐代苍劲的气魄了。

到西安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马上去游玩,而是先睡个大觉!昨晚在火车上,荡漾在陇海线上深邃的北朝隋唐历史之中,一整晚没睡好,现在疲倦极了。清早到了西安,我已到达目的地,好比返航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我先洗了一个热水澡,把两天来路上的风尘洗去,然后换上一套干净的睡衣,把窗帘拉好,躺在这个“避风港”的“港湾”之中,熟睡了三个多小时。

睡醒时,才不过上午10点多。我先在房内,仔细“研究”刚才在火车站前,跟那位老太婆买的几张西安市的地图。中国历史上的都城,从远古的商代开始,恐怕就是“规划”的,而非自然聚居形成的。所谓“城”,就是建有城墙的地方。“城”甚至可以作动词使用。这种用法在《资治通鉴》中,最为常见。通常,统治者先选定一个地方,然后,像《资治通鉴》常说的那样“城之”——建起城墙、宫室和衙署——再把大批富豪人家和老百姓,赶到那里去定居,有时甚至可能是多达几十万人的强逼迁徙。“城”便如此慢慢形成了。

当年,北魏的洛阳,就是在一个帝王的命令下,这么建成的。隋朝的大兴和唐朝的长安,也是如此。杜甫说,“闻道长安似弈棋”,一语双关,既指长安政局像弈棋般,不可捉摸——“百年世事不胜悲”,亦指长安街道,规划得像棋盘一样井井有序。尽管隔了一千多年,在我眼前的这张西安地图上,城里的街道依然似“弈棋”,交错组成一个一个方方正正的格子,像棋盘。然而,唐代的长安城,比起今天还留在西安的那座明代所建的城,还大了一倍有余。像有名的大雁塔,在唐代原是在城中南部,如今却已在明代城墙的外围了。

翻看地图,火车站和解放饭店在城北,而大雁塔正好在另一端的城南,遥遥相望。我不觉福至心灵,决定骑自行车去游大雁塔。想看看从城北到城南,到底有多遥远。

我在解放饭店楼下的小卖部,租了一辆自行车。骑在长安——不,西安——街上,似乎可以感觉到,唐代那些大诗人的幽灵,还飘浮在空气之中。我一边骑车,一边欣赏两旁的街景,觉得这样骑车游西安,恐怕正像从前骑马经过长安一样逍遥写意了。九月初秋,暑气已消,天开始凉了。不少秀丽的现代西安女性,穿着高跟鞋,在路上骑车姗姗经过。可惜这时不是三月,否则,简直可以用杜诗“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来描述。“肌理细腻骨肉匀”一句,用来描写现代西安丽人,依然还是非常恰当、非常贴切的。

骑车到大雁塔,我才确实领会到,唐代长安城之大。从我住的解放饭店出发,一直到大雁塔,只需经过一条马路。这条路又宽又长又直,两边种满了梧桐树。如今,它长约八公里,分成三段,分别称为解放路、和平路和雁塔路。我骑了快一个小时,才来到和平路的尽头,也就是明代所建的和平门附近。但这还只是走完了一半的路程!从和平门到大雁塔,还有几乎一个小时的骑车路程。当然,我悠闲地骑车,目的在欣赏街景,并不急着赶路,骑车速度比较慢些。但在唐代,这条长约八公里的路,如果步行的话,恐怕至少需要四五个小时。换句话说,单单从城北走到城南,就要花费半天的时间。

我登上大雁塔顶楼,向北瞭望整个西安市。在雁塔上,我来时的那条大路,更显出它的笔直和修长了。我望不到它的尽头,只见到它慢慢消失在两边梧桐的绿叶丛中。往南瞭望,则是一大片的农田。东南面,就是唐代有名的曲江池遗址,杜诗所说“长安水边多丽人”的“水边”了。如今,它早已干涸,变成了农田,再也见不到“水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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