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水边多丽人 西安
一
那年八月底，秋天快到的时候，我终于动身到西安去了。仲夏，从汕头乘大船回到香港后，我便在殷切等待秋天的来临，等天凉了，到西北和西北的大漠去。这一回，方才是我此行最重要的一段旅程。
我准备进入中国大陆后，从广州乘搭两天两夜的火车，先到西安去。然后，再从西安乘火车，沿着河西走廊，到酒泉和敦煌。游过莫高窟后，到远在新疆的吐鲁番和天山以外的乌鲁木齐。从那里，我将再乘坐两天两夜的火车，返回兰州。接着，再沿着黄河的流向往北，到唐肃宗即王位的灵武，即今宁夏的银川。那儿，就是杜诗所说的“五城何迢迢”的起点了。
当然，要亲身体会“五城何迢迢”的滋味，更是非坐火车不可。银川过后，贺兰山就将在火车的左边窗口出现。火车将在唐代的丰州，如今的五原附近，和黄河一样做一个巨大的、几乎90度的大转弯，往东直奔向呼和浩特去。那附近的武川，就是知名的北魏六镇之一的遗址，也是唐代许多大将军，包括它的开国主李渊，出身培训的地方。我会途经那儿到内蒙古的大草原去。
从草原回来后，又将继续乘火车到大同。那里便是北魏迁都洛阳、彻底汉化之前的国都——平城。从大同，我才上北京去。从北京再往太原，李渊起兵推翻隋朝的地方。最后，到洛阳，唐代的东都，《洛阳伽蓝记》的洛阳。
我选择这些地点，正因为这都是唐代军队在一千多年前最活跃的地方。他们曾经在这些地方驻守、屯田、作战，流血流汗。我想追随他们的脚步，一个人去走一回。我仔细计算过，全部旅程，如果全以火车来完成的话，约莫一万一千三百公里，也就是两万两千华里，正好等于走了两回“万里路”。
在等待秋凉出发的空当中，我对第一次的内地“暖身行”，做了一个全盘的检讨，想看看哪些地方要“改进”，哪些地方得注意，以便为我的第二次内地行，做好充分的准备。毕竟，西安即唐代的京城长安，整个大西北又是唐代的边防重镇。我这个念唐代文史的，不禁也有些紧张起来了。
首先，我想必须“改进”的，便是旅行的衣着。第一次回去，穿的是在香港一家百货公司买的普通短袖上衣，和一条在洋服店裁的长裤。但因为在广州开往长沙的火车上，被那位长沙经理认出上衣的外国牌子，和长裤的来源，我才惊觉自己穿得“好”了，和周围的风景不配，决心“改善”。
所以，回到香港后，准备秋天的第二次旅程时，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一家国货公司，买了两件内地出品的短袖上衣。内地外销到香港地区的这些成衣，向来以“式样老土、价格便宜”见称。香港一般爱时髦的年轻小伙子，是不穿的。穿的人，恐怕都是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或者那些反洋派、“热爱祖国”的人士。可是，我发现，这种国产成衣，正好非常适合穿到内地去旅行。那样，不但很能和周围的环境相配，而且还很宽松、舒服。于是，我花了港币一百大元不到，买了两件，准备穿到长安去，融入当地的风景里。
还有，我那双“名牌”的运动鞋，也可以扔了，也在国货公司，买了一双上海出品的熊猫牌布胶鞋。这双熊猫牌鞋，其实很舒服，而且还勾起了我许多童年和少年的甜美回忆，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一切还很简朴，没有甚么名牌的运动鞋。在我整个小学和中学时代，大家一律都穿着这种价廉物美的熊猫牌。万万没想到，在我走到“人生旅程的一半”时，我又有机会穿回这种熊猫牌，到我青少年的“梦土”去。
最后，还有行李。我第一次回国内，“提”的是一个小行李袋，但这袋子是从前在美国念书时买的，质料特殊，拿到国内去，很轻易就被人认出是外来者。所以，我也在国货公司，换了一个国产的中型提包。说到行李，我不禁想起国外那些所谓的“背包客”。他们背着一个大背包，一个人走在街头，引人注视，以为十分浪漫。如果是在欧洲或美洲，这种装扮可能非常合适。但在中国内地，这样的装扮就十分“刺眼”了，而且和周围的环境完全不相容。事实上，恐怕还很危险和不便。
危险，因为背着那样的一个背包，走在国内的街头，尤其是在一些小镇，无疑等于告诉人家：“来啊！看啊！我是浪漫的‘背包客’啊！从国外来的啊，带着不少美钞和外汇券啊！”
不便，是因为国内的市内公车或长途汽车，经常都挤满了人，绝对没有地方让人摆放那样的一个大包包。好几次，在国内的公车上，见到那些浪漫的老外“背包客”，背着个大包包，无处放置，挤在人群中，弄得好不狼狈，而且那大包包还往往堵着其他乘客的路。这样不但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许多不便。
所以，在国内自助旅行，我想是不宜“背着一个背包”的。最好的办法，莫如学当地的老百姓，“提”一个小包包。我后来慢慢发现，西方所谓“轻便旅行”这个观念，国内人们早已行之有年，而且还把这个观念，发挥到极致，远远把老外抛在后头。
一般老外的轻便旅行，免不了还得带几件替换衣服，几样个人用品，几本书。国内人们出门公干或旅行，则真是轻便得很，往往只带一把牙刷、一支牙膏、一条面巾和一个搪瓷大杯而已，装在一个黑色的上海牌或北京牌的小包包里。在大城小镇的街头，特别是火车站和汽车站一带，到处可以见到他们提着或“挽”着这种黑色小包包，甚至常常连一件替换的衣服也不带。所以，一般招待国内同胞的旅馆，都有间盥洗房，里面有一两排洗衣槽，让旅客自己洗衣。
那年整个八月，我就在一种又兴奋、又有点紧张的心情下，筹备我的第二次内地行。每天，都在翻查地图和《全国铁路列车时刻表》，计算里程。出发前一个星期，到香港的中国旅行社，买了一张从广州开往西安的软卧车票。
日子一天比一天凉快了。到了那年八月的最后一天，我终于提起我的提包，穿上我的熊猫牌，踏上往中国内地之路了。
二
从隧道走上来，一脚踏上广州火车站的第六站台，就见到那列苍绿色的272次火车，停在那里。列车中央的一个车厢外，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广州—西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西安这地名，挂在一列火车上。
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兴奋了。上回这么兴奋，恐怕还是年少时第一次乘火车，离家到外地工作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十八岁出门远行，太年轻了。那年的兴奋，只怕还多过离愁。如今，在国外漂泊了十多年后，终于第一次到西安去，兴奋还是难免的。
我找到那节软卧车厢。一名穿着制服的中年女列车员，彬彬有礼地站在车门边，检查车票。“请上车。”她说。
“到长安的吗？”我随口问。
“长安？”她愣了一下。“哦，对！您是指西安吧。”
看来，我又把长安和西安混在一起了。出发前，我重读了向达教授三十多年前出版的那本名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也重温了一些唐代史料，心里不免老是念着长安。在往后的几天，我依然经常把西安说成长安。
进了卧室，放好简单的行李，倚着窗子，观望站台上人来人往的热闹场面。这里有一种飞跃的、忙乱的生命节奏。甚至，还有人把小货车开到站台上去载货或卸货，横冲直撞，好不危险。空气中也凝结着一种期待。我的心没有一刻得以安宁：又是兴奋，又是紧张，又是盼望。我知道，这将是我一生中，少数几个难忘的旅程之一。
从广州到西安，乘飞机只要两个多小时就能到达，乘火车则要整整三十六个小时，将近两天两夜。但第一次去长安，就坐飞机，飞在高空中，沿途的风景甚么也见不到，太没意思了。我这个“火车迷”，当然选择火车，而且两天两夜的火车，我这一生都还没试过呢。
下午1点多，火车缓缓开出广州站。在这个四铺位的卧室，只有我和另一位旅客。他五十多岁，温文儒雅，是西安武警学院的一位英语教授，和我的专业非常接近。他显然也经历过不少曲折。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学俄语、教俄文的，但如今却教起英语来了。
这一回乘火车，我有了经验。先换上短裤和拖鞋，再把上衣脱了，只穿着一件背心，仿佛就跟在家中一样舒服自在。我把那瓶在广州火车站买的五粮液开了，坐在软卧铺位上独饮。绿油油的稻田，在窗外像一幅手卷般慢慢打开。五粮液果然是好酒，不比茅台差。
那位英语教授原来是到深圳去，探望在那儿工作的女儿。他说，由于他的“职级”达到规定，他这回到南方，来回乘坐软卧的费用，都可以向他的工作单位“报销”。否则，以他每月三百元的收入，那是没有办法的。
这位教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对英语教学法的见解，反而是他对深圳和广州的吃的评语。他和唐代那位来自内陆的韩愈一样，完全不欣赏南方人的海鲜和水产，只觉得“腥臊”。最妙的是，他对广州粥的评语。
“广州人竟然把鱼啊、肉啊、猪肝啊，统统往稀饭里头搁！好腥！我受不了。我们早上喝稀饭，就是为了尝尝那米的清香味。现在他们把鱼啊、肉啊，都往里头搁，完全破坏了那种米香！”他说。
我这才第一次醒悟：香港和广州的所谓及第粥、鱼片粥，确是“搁”了不少鱼啊、肉啊的东西。这种吃法，确是广州一带特有，其他地方未见。就连潮汕的粥，也只另外配荤素小菜，并没有把鱼啊肉啊往里头“搁”。这以后，我在华北一带旅行，早上吃典型的北方早餐稀饭油条，若觉得味道“清淡”时，常常会想起这位西安教授所说的这一套“米香”理论。
第一天夜里，火车碾过铁轨的声音，好像催眠曲一般，伴我入睡。夜里，列车停在某个小镇，我有时会醒过来，觉得四周一片寂静，仿佛可以听到滴水的声音。再过一会儿，火车发出长啸，再次开动时，我又跟着入睡了。
就这样，火车在路上运行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一早7点多，开到了云沼梦泽的岳阳。上午11点左右，在武汉大桥上渡过了长江。到了下午2点多，火车便开入了河南省界。这是一个我从未到过的全新境地。我想起了一位名诗人所说：到了河南，见到那辽远如梦境的大平原，你才知道甚么叫遥远！
河南果然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大平原，给人十分遥远的感觉。没有山，连小丘也见不到。甚至树木也不多见，稀稀落落的，而且恐怕都是后人栽种的，并非原始野生的。吃过午饭后，我便倚着窗口，贪婪地吸收这一大片风景，那种“遥远”。
一整个下午，火车就奔驰在河南的大平原上。当初我之所以选择这列272次直快车，也正因为我翻查过我那本旅行“圣经”《全国铁路列车时刻表》，知道这列火车，会在下午穿过河南的大平原。这样我才有眼福，亲身去体会甚么叫遥远。要不然，如果“错搭”了一列晚上才经过河南大平原的火车，那就黑漆漆的，甚么也看不见了。
可是，河南毕竟是个很大的省份。火车才开到郑州，已经是下午7点半，天开始黑了。好在我已经饱览了一整个下午的平原。到了郑州，火车便从京广线拐了一个几乎九十度的大弯，改变行驶方向，进入陇海线，车次也改为273次。
过了郑州，火车往西开向西安，平原也比较少了。这时，天已经全黑了，火车也仿佛开进了历史，回到我的北朝隋唐时代。越往前，就越接近唐的长安，也越来越多历史的遐想。郑州的下一站荥阳，不就是唐人小说《李娃传》中，那位花花公子的父亲的封邑吗？而这位荥阳公的真正身份，到现在还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谜。20世纪以来的各家考据，还没有把他的身份考出。
列车到洛阳站时，快接近午夜12点了，然而我仍然一无睡意。我兴奋地跳下火车，走到站台上，四处观望。洛阳，毕竟是洛阳纸贵的洛阳，也是《洛阳伽蓝记》的洛阳。我在普林斯顿当研究生时，有一段时间，甚至还认真考虑过以《隋唐洛阳》作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所以我对洛阳一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文笔之清丽，笔调之沉痛，历史感之强烈，也一直令我深深着迷。我一直认为它是中国最好的一本游记，远胜《徐霞客游记》好几倍，也是北朝留下的最好一本史书。
可惜，火车在洛阳站只停留十五分钟，就开走了。不过，我还会回来洛阳的。等到过大西北后，我会绕一个大圈，到北京去。从北京再往太原，然后从太原乘火车到洛阳，结束今秋此行。我这次内地行，以唐代的西京长安作起点，又以唐代的东都洛阳作终站，也不知是一种美丽的巧合，还是我自己潜意识下有意的安排。
在这条陇海线上，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无法入睡。一千多年前，不知有多少军人、文人和赶考的士子，走在这同一条路上，到西京去。甚至连帝王到泰山封禅后，或者到洛阳过冬或“就食”后，回京也得走这条路。我躺在卧铺上，虽然很疲倦，却难以入眠。列车每到一站，我总是忍不住，悄悄爬起来，到站台上去张望一阵。
我就这样半睡半醒，经过三门峡、潼关、华山、渭南这些早已进入了正史和通鉴的城镇。第二天，一大早6点左右，火车终于开进了西安站。从小开始，一列长长的火车，慢慢开进站台的景象，不论是在现实生活中，或者是在电影上，总会给我带来一阵莫名的、激动的情绪。总觉得，火车进站是一个很感人的场面，充满各种张力和联想。好比意味着：战争结束了，出征的军人，终于逃过了浩劫，从战场上平安归来。又好比一个长年在北方当官的人，终于辞官不干了，回到了温暖的南方。
而我自己，终于在国外等待了那么多年后，来到我的北朝隋唐。经过三十六个小时的火车旅程，穿越过五个省份，我带着又兴奋又紧张的心情，拖着一身的疲倦，提起我那件简单的行李，走过西安站台和地下隧道，到出口处去。
晨曦中，西安火车站前的那个巨大的广场，早已人声沸腾，充满无比的生命力。在出口处，有开出租车的、替旅馆拉客的、卖茶叶蛋的，还有卖地图的，都挤在那儿兜生意。
“住宿吗？空军招待所，国营的，很近，带空调卫生间。”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走上前来向我拉生意。这些拉客的，大部分是小女孩或中老年妇女，很少见到男的。她们好像都喜欢强调“国营的”和“很近”这两点。然而，我知道她们的所谓“很近”，其实可能是在甚么荒凉的小巷里，交通极不便。
我停下来，跟一个老太婆买了几张西安市的地图，便继续往前走。其实，我早已有备而来，知道火车站对面，就有一家解放饭店，价钱和设备中等，正好适合我这种独自旅行的“零散客”。那年，我第一次去那儿投宿，每个标准二人间，只要外汇券八十元，在西安这种大都市，算是便宜的了。
西安火车站是座仿唐建筑，屋顶正脊两端各有一个鸱尾，很有盛唐气象。
我尤其喜欢这家饭店的地点。离火车站只有十几步的路程，不论是抵达或离去，都一样便利。而且，附近还有一个长途汽车站。所以，这以后，我每次到西安，或路过西安转车，都必住“解放”。
我被分配到五楼去。解放饭店有一点倒和唐代的朝廷相像，那就是对外来的人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外国人、港澳人士和海外华人，全都住到五六楼去，和内地的同胞隔开。难怪，我稍后才明白，为什么这家饭店五六楼的客房地毯上，异常干净，没有香烟头烧成的一个一个焦洞。
我五楼房间的窗口，正好面对着庞大的西安火车站，一座典型的仿唐建筑。它的屋顶装饰，并不是传统常见的龙凤，而是唐代建筑的象征——鸱尾。主色也并非传统常见的红色，而是古拙的苍绿色。站在窗前，面对这座宏伟、线条简朴有力的建筑物，我感到真的很有些唐代苍劲的气魄了。
三
到西安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马上去游玩，而是先睡个大觉！昨晚在火车上，荡漾在陇海线上深邃的北朝隋唐历史之中，一整晚没睡好，现在疲倦极了。清早到了西安，我已到达目的地，好比返航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我先洗了一个热水澡，把两天来路上的风尘洗去，然后换上一套干净的睡衣，把窗帘拉好，躺在这个“避风港”的“港湾”之中，熟睡了三个多小时。
睡醒时，才不过上午10点多。我先在房内，仔细“研究”刚才在火车站前，跟那位老太婆买的几张西安市的地图。中国历史上的都城，从远古的商代开始，恐怕就是“规划”的，而非自然聚居形成的。所谓“城”，就是建有城墙的地方。“城”甚至可以作动词使用。这种用法在《资治通鉴》中，最为常见。通常，统治者先选定一个地方，然后，像《资治通鉴》常说的那样“城之”——建起城墙、宫室和衙署——再把大批富豪人家和老百姓，赶到那里去定居，有时甚至可能是多达几十万人的强逼迁徙。“城”便如此慢慢形成了。
当年，北魏的洛阳，就是在一个帝王的命令下，这么建成的。隋朝的大兴和唐朝的长安，也是如此。杜甫说，“闻道长安似弈棋”，一语双关，既指长安政局像弈棋般，不可捉摸——“百年世事不胜悲”，亦指长安街道，规划得像棋盘一样井井有序。尽管隔了一千多年，在我眼前的这张西安地图上，城里的街道依然似“弈棋”，交错组成一个一个方方正正的格子，像棋盘。然而，唐代的长安城，比起今天还留在西安的那座明代所建的城，还大了一倍有余。像有名的大雁塔，在唐代原是在城中南部，如今却已在明代城墙的外围了。
翻看地图，火车站和解放饭店在城北，而大雁塔正好在另一端的城南，遥遥相望。我不觉福至心灵，决定骑自行车去游大雁塔。想看看从城北到城南，到底有多遥远。
我在解放饭店楼下的小卖部，租了一辆自行车。骑在长安——不，西安——街上，似乎可以感觉到，唐代那些大诗人的幽灵，还飘浮在空气之中。我一边骑车，一边欣赏两旁的街景，觉得这样骑车游西安，恐怕正像从前骑马经过长安一样逍遥写意了。九月初秋，暑气已消，天开始凉了。不少秀丽的现代西安女性，穿着高跟鞋，在路上骑车姗姗经过。可惜这时不是三月，否则，简直可以用杜诗“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来描述。“肌理细腻骨肉匀”一句，用来描写现代西安丽人，依然还是非常恰当、非常贴切的。
骑车到大雁塔，我才确实领会到，唐代长安城之大。从我住的解放饭店出发，一直到大雁塔，只需经过一条马路。这条路又宽又长又直，两边种满了梧桐树。如今，它长约八公里，分成三段，分别称为解放路、和平路和雁塔路。我骑了快一个小时，才来到和平路的尽头，也就是明代所建的和平门附近。但这还只是走完了一半的路程！从和平门到大雁塔，还有几乎一个小时的骑车路程。当然，我悠闲地骑车，目的在欣赏街景，并不急着赶路，骑车速度比较慢些。但在唐代，这条长约八公里的路，如果步行的话，恐怕至少需要四五个小时。换句话说，单单从城北走到城南，就要花费半天的时间。
我登上大雁塔顶楼，向北瞭望整个西安市。在雁塔上，我来时的那条大路，更显出它的笔直和修长了。我望不到它的尽头，只见到它慢慢消失在两边梧桐的绿叶丛中。往南瞭望，则是一大片的农田。东南面，就是唐代有名的曲江池遗址，杜诗所说“长安水边多丽人”的“水边”了。如今，它早已干涸，变成了农田，再也见不到“水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