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2年5月23日，台湾《中国时报》记者陈盈珊一篇关于《雷震故居难保，改以公共艺术留事迹》的报道引起不少读者关注。这篇报道主要内容是，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女士应雷震之女雷美琳的要求，偕“中研院”社科所研究员钱永祥、《新新闻》杂志总编辑南方朔等人会勘位于台北市松江路一百二十四巷内的“雷震故居”。这是一所被玉兰花、莲雾树、龙眼树所环抱的日式木构平房，当年的松江路还是阡陌稻田、白鹭鸶优雅飞掠的一个地方。这所日式木构平房，为《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生前与如夫人向筠女士的居所，最早是台湾省主席陈诚专拨供给青年党领袖、原国民政府农林部长左舜生及家属来台所住，因其不久即往香港定居，转拨给了雷震作为《自由中国》社职工宿舍。
由于年久失修，这幢日式木构平房已十分残破，掩不住颓圮之势，雷震之子雷天锡表示“无力修缮”。这所“雷震故居”(雷震在木栅埤腹路另有一住所，与夫人宋英所居)正位于此时建造中的新庄线与松山线交会的地铁出口处，土地与产权属于“国有”，恐难保其存在。经专家们讨论，拟计划改以“公共艺术方式”在地铁站内呈现其人文历史意义，以另一种方式来记录雷震与台湾民主进程中那一段惨烈历史，究竟采以何种“公共艺术方式”，这篇报道并未加以说明。
那天，在蒙蒙细雨之中，龙应台女士手执一本1956年10月适逢蒋介石七十寿辰出版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内文包括当年雷震所写的一篇题为《寿总统蒋公》的社论，呼吁蒋介石不应三连任，以及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等人要求台湾当局集纳众议、善待建言、以图革新的文章。这一期“祝寿专号”在当年台湾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前后再版十三次，龙应台女士动情地说：“这篇社论正是雷震十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
雷震曾经是国民党高层核心人物之一，蒋介石的政治幕僚，1949年随国民政府去台湾，被任命为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雷震与蒋介石的关系，在较长时期交往中，无论于公于私，都非同寻常，雷震本人一直得到蒋的信任和重用。上世纪50年代初，雷震与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共同发起创办极具自由主义色彩的《自由中国》杂志，“创刊宗旨”即出自胡适之手。其时国民党正在检讨大陆失败原因，并进行改造运动，党内外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其一是以胡适、雷震为首，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利就是因为没有贯彻民主政治，导致政府腐化，人心尽失，因此国民党必须彻底反省，在台湾实施充分的民主宪政，如此才能对大陆百姓产生号召力；其二则是以蒋经国、陈诚为首，他们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正在于提供了过多的民主自由，给予共产党渗进内部和煽风点火的机会，国民党本身却绑手绑脚，无法施予有效的反击。为了记取教训，国民党在台湾应将内部不稳定因素彻底清除，广设政工制度，巩固领导中心，以确保政策的顺利推动”，
胡适、雷震等人的意见未得当局认可和采纳。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惊魂未定的国民党政权由此得以维持。国民党为了在台湾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党政军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内部改造。主持改造计划的不是别人，正是在斯大林时期留苏十二年、曾为苏共预备党员的蒋经国。由于国际形势出现骤变，创刊不久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将着眼点从国际事务转向台湾内政，对国民党各项施政提出一系列尖锐批评，前后近十一年时间，双方不断发生言论冲突，终因政治理念与国民党威权体制迥不相侔，成为当局在政治上的“眼中钉、肉中刺”，雷震本人因与本土政治精英筹组新党，遭到政治构陷，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1960年9月4日发生的“雷震案”震惊海内外，被舆情认为是国民党自1949年退守台湾岛以来最大的一件政治冤案。2002年9月4日，“雷震案”终获平反，距他去世已有整整二十三年。
胡适是《自由中国》半月刊揭橥自由、民主理念的一面大旗，但在《自由中国》整整十年社务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却是雷震，被同仁称为“《自由中国》的火车头”(夏道平语)。这不仅因为雷震是一个顽固的民主宪政论者，在国民党内拥有较高地位，更在于这位二十岁在日本留学时就加入中华革命党(国民党)、有着三十七年党龄的“老牌国民党”，晚年毅然决然地为了民主、自由的理念，不惜与自己的那个党决裂，通过创办与主持《自由中国》与威权体制进行抗争，从而赢得了台湾社会和民众的极大敬意。雷震等人被捕后，《自由中国》被迫停刊，胡适认为“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1961年阴历五月二十六日，雷震六十五岁生日，胡适想念狱中的雷震，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名诗《桂源铺》转交这位老友：“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第二年，胡适就去世了。
1970年9月4日雷震出狱，自撰春联贴在牢门前：十年岁月等闲度，一生事业尽销磨。横联是“所幸犹存”。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终年八十三岁。对于台湾民主宪政运动发展来说，《自由中国》十年中传播出去的自由民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为日后台湾社会的政治转型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台湾所有重要的政治议题都是根据《自由中国》的言论来阐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对台湾政治体制和社会关系所引起的问题，在出刊十年期间几乎都曾论及……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自由中国》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语言、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这一切，雷震功不可没。
在台湾媒体的视野中，被捕前的雷震和被捕后的雷震，从一开始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既是《自由中国》半月刊在一个时代的夭折，又是一场“媒体反对运动”的重新开始。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管中祥博士在《媒体反对运动》一文中指出，“有关大众媒体在推动民主及言论自由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战后台湾政治反对者与社会运动团体的关切重点”，雷震与他主导下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是这场运动中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台湾思想发展史中具有独特而不可磨灭的地位。《自由中国》创办十年，雷震被关十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折射出威权体制的冷酷与无情。以雷震从政多年的经验，对此早有思想准备。1957年8月2日，他在给“中华民国”原驻丹麦“大使馆”秘书朱养民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本刊自八月一日起，拟连续讨论‘今日的问题’，先生看了八月一日这一期社论即可明白。这就是反对党的纲领，因此反对党的文章务请先生拨冗写好寄下，千万千万。他们愈顽固，我们愈要干，今日打开局面，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我已下决心与他们奋斗到底，早已准备坐牢了。”
在动员勘乱时期威权体制的限制下，上世纪70年代前，台湾只有地方选举，而透过地方选举则成为自由派人士推动台湾实现民主的重要政治参与。1960年6月3日上午，雷震与青年党《民主潮》杂志发行人夏涛声来到胡适家中，再次言及国民党威权体制给台湾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表示仍想组建一个“新党”。胡适出于对这个体制的“大失望”，觉得“一定没有结果的”，乃出言相劝，劝雷震放弃这个想法。这次谈话或许不欢而散，三个月后，胡适的话不幸而言中，雷震遭当局逮捕，“新党”也胎死腹中。1960年11月18日，胡适与蒋介石有过一次谈话，表面上是汇报赴美出席“中美学术合作会议”情况，实际上谈了许多有关雷震和“雷震案”的话题。不过，为时已晚，蒋介石制裁雷震决心如铁，胡适已无能为力。“雷震先生就是这样失去身体自由了，想到这里，我不禁要借《圣经》上的一句话赠给雷震先生：‘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这一段话是《自由中国》政论主笔殷海光于雷震被捕后在一篇文章中写下的，也正是当时所有关心雷震和“雷震案”的人想说的一句话，历史就这样记住了雷震这个人。
正如胡适所说：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造个铜像！
- 徐宗懋《胡适在台湾的日子》，香港《凤凰周刊》2002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