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与旧，多与少

近年来，我一直鼓励自己回避或警惕那些跟群体有关的名词。比如“时代”“土壤”“风气”等，太多了，它们潜伏在人类所有的声音里。无论什么语言，但凡指称“人”，除了具体的人名，基本都是“人群”在活动，尤其在历史叙述中。所谓人，都是人群，所谓行动，都是众人行动的平均值——语言就是这样积淀、聚焦出来的，每一个词语背后，都是无数模糊身影的叠加。当然，人跟群体的关系，也因情况而异。跟“群体”的统计数字最相干的人起码包括政治家、商人、教育家、出版人等，他们的工作对象就是作为集合体的人群，求的是人头统计中的利益最大化。作家唐诺在《尽头》中说，自己不得不同时准备作为个体的读者和从集体出发的出版人的视角，两种出发点自然相反。他还说过，你想想几万人都点“赞”的，会是什么东西？你我都不陌生，那种疯狂转载的帖子，点击最高的视频，那种人群的最大公约数，要低到什么程度？

之所以有这种回避群体的怪念头，是深感现在的世界，对“人”的侵略和渗透太厉害，想反击不行，想沉默也难，略一张口，即入罗网。看音乐史、艺术史，我也不得不承认，那些杰作、畸人，往往也是时代的产物。也许某些东西的时代过去了？我还真不情愿承认这个时代之中，浮躁是必然，抛弃艰苦和专一是必然。

人数的反面是个体，而个体生命之间的隔阂却更令人绝望。最近，我在网上看到钢琴大师内田光子指挥和演奏的贝多芬，颇有感想，好坏两方面都有。内田是当今的大师之一，她在采访中说的话，跟她这个活在音乐中的人融成一体。而这个衰老瘦弱的人，谈到音乐时立刻鲜活得强大，larger than life。她这么说的，每次演奏贝多芬都有新鲜的感受，每次和乐队合作都有变化出现，自己每次的处理也都不同，所以，贝多芬并未令她厌倦。这话其实并不奇怪，你可以从许多大师的嘴里听到类似的表达。而我想的是，古典音乐的另一面，正与这种无限度的精益求精相对称，那就是它的保守。

如今的老派演奏家们虽然在凋零，但毕竟还没有完全消失。随便举几个big names（大牛），从内田光子到布伦德尔（Alfred Brendel），如果你跟他们说他们太保守，老把几个作品来回演，毫无新意，他们肯定张大嘴巴看着你说：什么？我每次演奏贝多芬都有新发现，每次都是新的探险，我的演奏每次也都不一样，你听不出来，怪谁？普雷特涅夫（Mikhail Vasilievich Pletrev）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我在新音乐上花过很大精力，最后却感到自己在浪费时间。真正让我感到新鲜、先锋的，依然是贝多芬的音乐。

他们的感受是真实、个人化的——甚至也很可能是客观的。这样的人，哪怕失去了市场和受众，他们还是会被尊重，会以某种方式被记住，因为他们毕竟用毕生的成就说服了不少人（又是一个群体名词！）。但问题是，第一，仅仅贝多芬、莫扎特，让人一辈子都弄不完，但整个世界会静止在贝多芬和莫扎特这里吗？第二，复杂音乐的微妙，如何传递给观众，这是最难的事情——你觉得经典中有无穷意味，这是由你自己的人生决定的，但这样的人生，在现代社会是少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时候某些艺术形式衰落，正是因为沟通的困难，内行自己弄得有滋有味，但他们的生活轨迹和语言，已经无法被外人听懂，更无法自动扩散。

古典音乐也许是这类事物之一。音乐家一辈子弄不完的事情，一般听众，哪怕连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都没听熟，也可以认为“古典音乐听上去都一样，就那么点东西反复演”。他们虽然连贝多芬的曲子没听过几首，但仅仅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有过千万人听过并谈论过贝多芬，就肯定地认为这些（自己没听过的东西）都过时了。而他们的感受也是真实的感受——谁对？

如此对立的看法，在各个领域里都存在。简单地说，对复杂的东西，人们的认知差别太大了。就古典音乐而言，它两百年前就拔地而起，脱离了日常业余性的操习，今天则更远离当代人的生活。对当代人来说，古典音乐是个刻意营造的乌托邦。因为刻意、因为不直接、因为回报的缓慢，“人数”撞在这样的高墙上，自然如同摔碎的浪头一般。人数是虚妄的，但它却又以极不精确的方式，顽强地做着经济、社会上的选择，塑造历史。

这样说来，人数和个人之间的缠斗，永远都在那里。一个合适的动态平衡，只能随缘而成。我自己的视角，尽量包括两方面。一是尽管我很小心，但仍然时时处处受“人头数”的影响——除非完全缄默，不用语言。作为整体的受众概念，就像皮肤一样离不开所有人的想法。但另一方面，也会提醒自己“人头数”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而人类是多么容易被这个奇妙的数字吸引），艺术是给人自由的，而“人头数”是各种监牢之一。人作茧自缚可以，毕竟那茧也是生命的依托和护佑，甚至是世界的脉络和方向。但我还是舍不得放弃那么一点点破茧张狂的自由，逆风而动的自由——它真的存在吗？在幻觉中，在沉默中，曾经有过自由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