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道圣人
张载故里——陕西眉县的横渠书院内，有一座石碑，上刻“宣明”二字。碑刻全文如下：
皇帝诏命。惊悉崇文院校书、同知太常礼院张载卒杀，哀痛之至。故准翰林学士许将等奉馆职半赙以资赠恤。横渠之学意蕴宏深，且德行之美，宜垂表千秋。特御谥，张载。
宣明
钦此，元丰戊午，孟阳吉日。
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冬，张载病逝临潼。第二年，即元丰元年（1078年）正月，为表彰其功德，宋神宗赵顼颁旨敕封张载谥号为“宣明”，意即坦诚相告而毫无隐瞒。随后，张载被依古礼安葬。
从帝王层面给予张载如此肯定、褒奖，足见其人品质朴无华、厚道实在。而张载也早有自我总结。在其著作《经学理窟·学大原上》中有：“某（我）只是太直无隐，凡某人有不善即面举之。”做事先做人！“横渠先生”张载能取得为后世所敬仰的不朽功德，必定是从做人开始的。
《宋史·张载传》中有：“载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为横渠先生……敝衣蔬食，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己。以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大蔽也。故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黜怪妄，辨鬼神。”以此为据，我们知道张载是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关学创始人及宋明理学的奠基者之一，是有宋以来创新改良儒家文化的亘古奇才，是非同凡响的“关学圣人”，也是令千秋后世肃然起敬的思想伟人——这是就社会价值层面的描述。现实生活中的张载又是怎样一个人呢？是凡人，还是圣人？性格刚烈耿介，还是温文尔雅或圆滑机巧？言语直接坦率，还是委婉柔和？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
张载，字子厚，后世尊称其为“横渠先生”，又作“张横渠”。其名中的“载”和“厚”，取自《周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一个有道有德的君子应像大地那样宽广厚实，能容载万物。名如其人，现实中的张载待人淳朴厚道、敦本善俗、去伪存真、安贫乐道；对事则求真务实、躬行践履、直率敢言、担当负重，有君子之貌，具圣人之质。
张载高足弟子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言：“先生气质刚毅，德盛貌严，然与人居，久而日亲。”可见张载神色严肃、做事认真、直接坦率，平时不苟言笑，但品德高尚，很能俘获人心。其实，张载属于慢热型，外表冰冷，内心炽热，相处久了便让人倍感亲切，以至于“闻人之善，能喜见颜色”。吕大临的“气质刚毅，德盛貌严”八字完整勾勒出了张载外貌严肃、不苟言笑，内在刚正不阿、不屈从、不苟合的个性特征。无独有偶，吕大临二兄——官至尚书左仆射（宰相）的吕大防也对好友张载的行事风格做了描述。在《熙丰日历》中载：“前崇文院书郎张载，学术精深，性资方毅。”这里的“性资方毅”指的是为人正派、做事果断大气。
正是由于“气质刚毅，德盛貌严”“性资方毅”的精神风范，促成了张载不畏皇权、不惧显贵的铮铮风骨。据《宋史·张载传》载，熙宁二年（1069年），受御史中丞吕公著举荐，张载二次受诏回到汴梁。神宗皇帝向他咨询治国理政方略时，他直接以“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作答。“苟”在古汉语中是暂时、马虎、随便、不认真之意。面对皇帝，张载此语算是过于直接，甚至有些不敬了。可作为一心为国的直言诤臣，迂回婉转向来不是张载的风格。而被史学家赞为宋朝四大有为帝王之一的神宗赵顼也堪为大度，并不计较张载“太直无隐”的言辞，可见《宋史·张载传》中载：“帝悦，以为崇文院校书。”
如果你因此而认定张载只是一位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的“铁面包公”，那是对他的极大误解。张载一生体恤民间疾苦，同情底层百姓。1057年进士及第后，他曾担任云岩（今陕西宜川境内）县令，任职期间推行“敦本善俗”的德政，每月初邀请云岩县具有威望和德行的老人，在县衙以酒食款待，席间了解乡情民意，并做好记录，随后将之逐一落实。自此，云岩大治，很少发生盗窃之事。1065年前后，张载担任渭州（甘肃平凉）军事判官，其间遇到灾荒，民众流离失所，靠乞讨度日。他便说服当时西北环庆路军帅蔡挺，取出军需物资赈济灾民渡过难关。1070年后，归居横渠的张载不仅自资购买土地进行“井田试验”，以期解决农民无地可耕的难题，还带领乡人在横渠镇修成东西两条灌溉水渠，缓解了灌溉问题，增加了粮食产量。有一年遇到年馑，庄稼欠收严重，许多人家都揭不开锅，张载见家人不愿吃粗糙的饭食，便有感而发：“饿殍满野，虽疏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择乎！”如此慈心善举将张载品格中的“厚”诠释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张载是自孔孟以来最出色的“礼德圣人”，其穷此一生都在为“礼”而奋斗：力荐神宗皇帝“复三代之法”；在家乡横渠建立宗法制度，以约束宗族子弟；制定家规家训“六有”“十戒”，教化学生及子弟。1077年，张载第三次受诏回朝担任太常礼院礼官，因力推“三代礼制”却不为礼院负责人所采纳，失落之余再次“致仕而去”，尽显其勇于担当、不苟于世的风骨，得清代大儒李元春赞誉“张横渠以礼治天下”。
而将张载推向“圣人”之位的则是他去世后诸学者对其人品道德和学说义理的敬仰尊崇。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张载弟子范育在《正蒙·序》中写道：“子张子校书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于太白之阴，横渠之阳，潜心天地，参圣学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尊……子张子独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记之学，质之以稽天穷地之思，与尧、舜、孔、孟合德乎数千载之间……圣人复起，无有间乎斯文矣。”另一关学思想继承者，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一书中将先贤张载誉为：“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至此，终生致力于敦本善俗、躬行践履、经世致用的关学宗师张载，俨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厚道圣人”。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载的“厚道范儿”不仅是其风骨的写照，更是关学得以绵延不绝的根本保障。其弟张戬就是张载的忠实追随者。《眉县志·张戬传》中对其有详尽的描述：“张戬，字天祺，酷爱读书，不喜为雕虫之辞以从科举。后来张戬进士及第，任职监察御史里行。戬刚正不阿，尽职尽责。他勇于上书，陈诉利弊，弹劾一些人遇事不置可否，不能持正纠偏者。”张载弟子蓝田吕氏兄弟所写的《吕氏乡约》中亦有：“凡是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行就写在册上，有过失如违背乡约的也写上，三次犯过就实行惩罚，不改过的人绝迹。”正是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使得张载的一众追随者亦都获得了如恩师般的高度赞誉。吕大防去世后被宋高宗赵构敕封谥号为“正愍”，其弟吕大钧被张载弟子范育誉为：“醇厚正直，刚强勇敢，言行一致，是诚德君子也。”而以“敦本尚实”著称的《关学编》作者明代大儒冯从吾，可谓是张载这种“厚道范儿”的绝佳传承者。他认为“讲学就是讲道”，在给学生讲课时，无时无刻不流露出对历代诤臣风骨节操的钦佩之情。教书育人在他看来，首先是要教会学生做人，做堂堂正正、品格高尚之人：将聪明用于正路，学业便会有所成就；若用于邪路，则愈聪明愈坏，反而助长了恶行。冯从吾之所以这样强调品德情操，是认为这是原则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只有秉公持正、一心为国，才配称“君子”。他视朝中阉宦权奸为小人，自己宁可高官不做、厚禄不取，也绝不与他们同流合污。所以，他常教育学生要看清君子和小人，辨明大是大非；否则，“若要立中间，终为路人”。冯从吾还特别强调：身为高尚者，务必处理好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一切都要服从国家的利益，个人的利害得失、祸福荣辱统统算不了什么。他要求学生“无驰于功名”，切勿一味追求个人名利。冯从吾不仅这样教诲学生，更是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七十寿辰时，他写了一首题为《七十自寿》的诗作：“太华有青松，商山有紫芝。物且耐岁寒，人肯为时移？点检生平事，一步未敢亏。”句句都是他的人格写照。
张载一生不苟言笑、不善言谈，“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诚恳做人、务实做事是其一生坚守的操行。他认为“存真”首先要从“去伪”做起，如果脱离了真，那就是伪善；少说话、多做事，不要过于表现自己，否则就成了口是心非、沽名钓誉的伪学人。所以，张载在其著名的《东铭》中写道：“过言非心也，过动非诚也。”要求弟子们要有承受艰难屈辱的心态，不要做违背道理规律之事，为自己的人生交一份圆满的答卷，回归平静如水的自然境界。以此，他在《西铭》的结尾处写道：“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厚道者，厚我生民之道也。张载关学思想中的要旨就是反对坐而论道、清谈无为的不实学风，而提倡学贵有用、道济天下的治世抱负。张载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改变气质，而成为圣贤。而圣人之学就是为排除国家民族之忧患而立，圣人若不以国家人民为大计，这样的圣人也是没有用的。这就是张载，一位忧国忧民的思想巨擘、光明磊落的正气君子、犀利耿直的“先朝鲁迅”、正心诚意的“厚道圣人”。想来，这样的画像也许更符合张载的一生：
德盛貌严的君子气度、敦本善俗的厚道品性、太直无隐的求真风范、不拘门户的为学理念、经世致用的造道精神、立心立命的治世胸怀、安贫乐道的气节情操、大心无我的圣人丰姿。
凄风苦雨中，一位儒者神情坚毅地手提心灯，胸怀“民胞物与”之志，向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制高点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