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特”
学者常常有苦闷的时候。启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一位很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很有创见又很想发表自己的创见，可他任教的那所大学偏偏不需要创见。人们要求他不断地介绍西文新说，“这些新说就像时装那样变化不停，于是这位学者就只能充当‘学术模特’，为不断展示时装而疲于奔命”，“这岂不令人苦闷？”
模特穿的时装尽管不属于自己，但毕竟有在舞台上风姿翩翩的时候；“学术模特”尽管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好在也并没被人封住口。说起来这种苦闷虽值得同情，但又仿佛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其实“名模”不愿当了，可以做公关，开酒店；“学术模特”不愿当了，或者不要学术，或者不当“模特”。讲台多得很，大胆发表创见就是，等创见发表完了再“苦闷”不迟。
学者最大的苦闷也许数不上被要求做“模特”，而是被要求“住口”和接受“改造”。1972年10月的一天，陈敏之去北京看望住在一间公共宿舍里的五哥顾准。此时顾准因一向发表创见而丧失了除他自己外的一切——名誉、地位、家庭(妻子1968年被迫害致死，子女和他划清了界限)。陈敏之发现他的五哥头上戴了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做的帽子，样子有些滑稽，正在炉边读书。同屋的学者们“每人有一小块领地，一架图书，静悄悄，各人读书写作，互不相扰，气氛也还宁静”。此时顾准已抱病在身，但仍在“以冷峻的眼光、诚实的态度对当代历史做着新的探索”。他的许多创见就是在兄弟俩见面之后的通信中提出来的。一直到1974年被迫害致死，他写给陈敏之的充满创见的信也从没中断过。
学者的使命就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一要正直，二要诚实，三要接受实践检验。启真先生的文章还写道：特区要培养“大师”和发展有特色的文化，就一定不能出现迫使人充当“学术模特”的氛围。确是中的之论。文化建设说起来需要三种人，按中国早期文化学的倡导者黄文山先生的说法，这三种人是文化学者、计划者、行动者。文化学者以科学方法对文化进行精密研究，把握规律，预测未来；他们的最大希望是能够说“在某些环境中，某些结果似乎要产生出来”。计划者据此制定方案。行动者依方案而行动。文化学者的头脑最是要冷静，不能做“模特”，不能以为到了什么地方转了一圈、买几套时装回来便可以预测服装流行趋势；计划者也不能灵机一动便有了一个方案，认为某套时装非这样穿那样穿不可，总得有比较异同、实事求是的功夫；行动者不能一味地捧“名模”，乱起哄，随便送掌声，也不能要求学者、计划者做“模特”，好让自己看着舒服，总得考虑衣服合不合身、是否裸露太多、是否可以上街、是否可以出席晚宴等。
学者、计划者、行动者三方面的配合至关重要。深圳文化一定要穿适合自己气质的衣服，这衣服要自己裁制，不能被时装迷花了眼。谁也不能要求谁做“模特”。“行动者”里根当总统时经常会被问到一些政策上的他不懂的问题，这时他会把话筒递给他的白宫顾问爱德华，“这个我可真的不懂了，爱德华懂”；“行动者”不懂绝不装懂，“学者”“计划者”爱德华于是可以如实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一点儿也没有做“模特”的苦闷。
1995年11月19日《深圳商报》
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