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对
大史学家陈寅恪妙论很多，行止也多与常人不同。比如他认为对联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字数最少，但却最富于中国文学的特色，所以1932年清华大学新生入学考试时，他出题以“孙行者”为上联，让考生对下联，结果大半考生交了白卷。但也有对出来的，其中以“胡适之”对“孙行者”最为有名。
上面是翻梁羽生《名联趣话》得来的典故。这让我想起另两篇谈论深圳文化的文章，它们的主旨也可构成一巧对。斯英琦的一篇题为《一次回望历史的机会》的书评，谈的是何博儒的历史小说，表达的是作者对深圳文化建设的一个观点。他以文学创作为例，认为深圳的文学创作要“形成规模”，需要作家对深圳有“同根相生、同气相求的血缘情感，有共忧患、同沧桑的家园情感”。如何获得这种情感？他开出的方子是“回望历史”，因为“一个作家的个体生命在于对价值的了解和寻找，这种了解和寻找必须通过传统和语言来证实”。不然的话，“文艺创作至多只能是浅薄的讴歌或隔靴搔痒式的生活表层反映”。
而三版《深圳的声音》的作者刘伟似乎是持另一种看法。他说“现在不少文化人有意无意地希望深圳也变成传统文化的领地，以他们传统眼光来看，深圳文化实在太少”。那怎么看才多？刘伟的“药方”是“面向未来”，不然的话，深圳“这位充满朝气的小伙子”就会成为“踱着四方步、满口之乎者也的儒雅君子”。前者要“回望历史”，后者要“面向未来”，应该算是“巧对”(音韵上尽管有些不工)。
其实两人说的都不错，合在一起则又是“巧对”，又是“真理”。“深圳的特点和魅力就在于新”(刘伟语)，没错，但“新”来自“旧”，创新需要以传统为根底。“标新”不一定非“立异”；“翻新”亦无不可，但最好不“弃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说，一个社会是一种“跨时间”现象，并不能由瞬间的存在构成，“它只是历时地存在着，它需有一种时间跨度，正如它有空间上的整合一样，它也有时间上的整合”。深圳文化既需“空间整合”，也需“时间整合”。当然要“面向未来”，但需“回望历史”，在传统中寻求“价值支持”。一味求新，就有可能“以不断翻新的潮流和旗号来掩饰内心的空虚，正像失去自信的女人频频在镜头前换妆补粉一样”(斯英琦语)。不把根扎在深圳，不时时地“回望历史”，就会把深圳看成“别人的城市”，形成“间隔心态”(斯英琦语)。话说得很到位，但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人来讲，仅仅“回望历史”，深圳还会是“别人的城市”，他们不会有机会像何博儒那样在深圳有“几十年生命的浸淫”，他们必须“面向未来”，一边扬弃旧的传统，一边创造新的传统，想想看，“如果深圳在开发之初便是一块传统文化的厚硬地带，深圳还能有今天吗？”(刘伟语)
考做对子确实有趣，上联是问题，下联就是答案，一个回合解决问题，“写意”得很。但有时一个回合也解决不了问题，陈寅恪虽然认为以“胡适之”对“孙行者”妙极，但梁羽生认为对得最好的是“祖冲之”，因为“祖孙相对，天造地设”。如何建设深圳文化，已成为众人关注的问题，仿佛是个上联正在求对，“回望历史”“面向未来”都是好下联，但也许有更好的。“胡适之”“祖冲之”都已是历史，须时时回望，不能忘记，但谁说得清有没有一个什么人更“对”得起“孙行者”呢？那便是“未来”了，一定要面对。
1995年11月12日《深圳商报》
第三版《文化广场周刊》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