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美国印第安文学的源与流
“当人类第一次在这块后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创造性地使用语言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学史。”可见,印第安文学是美国文学的先驱,并且为以后美利坚合众国文学的发展树立了一座丰碑。它是“美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它就没有真正的美国文学史”。在白人殖民者进入这片处女地之前,印第安人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在与自然万物接触的过程中,在争取自我生存的斗争中,创造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灿烂的口头文学传统,成为北美大陆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与文化遗传中光彩夺目的一环。但是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加之口头文学本身的缺陷,灿烂的印第安口头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和冲撞,绝大多数的印第安口头文学作品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毁灭。然而随着“白人对印第安土地的侵占和随后印第安子女在白人开办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美国印第安土著作家也随之产生”,从此印第安文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和再生的新发展阶段。尽管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印第安人学会了用外来文字来记录和传承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学。与此同时,他们结合新时代的新特点,继续发展了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学,使其在经历了数千年甚至是数万年的“主流文学”的历史地位之后,在18世纪末成为以英语书面文学为主要形式的美国文学中的一个声音。当时,印第安文学作为“弱势文学”在白人主流文学的夹击中艰难前行,大多数的印第安英语文学作品都突出地表明,在新的外来白人文明的冲击之下,多数印第安人把握不住印第安民族传统的精髓所在,他们想融入而又无法融入白人主流社会当中。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窥见了印第安人内心深处那种欲说不能,欲罢不忍的矛盾心理。于是他们开始重新审视社会,审视自我。1968年,印第安小说家司各特·莫马迪的《黎明之屋》出版发行,并于翌年获得了普利策奖,在美国文学界产生了轰动,掀起了一场“新”印第安文学复兴运动。随着这场文学复兴运动的深入开展,印第安作家日趋走向成熟,他们在作品中不断发掘出自己内心潜在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回归了自我,回归了印第安传统。
一、辉煌的印第安口头传统文学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几百个世纪中,散居在北美大陆各地的印第安人在与自然朝夕相处的生产劳动中,在特有的时代和地域的滋养和培育下形成了与特定的时代、地域协调一致的“多部落多语言文学”的印第安口头传统文学。之所以称之为“文学”,是因为“在没有‘文字’的口语社会中,文学是指任何值得反复吟唱,最终能够被广泛记忆和流传的语言”。因而这些印第安口头文学就成为美国本土文学的渊源之一,也是白人英语文学占统治地位之前这片土地上的主流文学。“从根本上说,口头文学是一种‘活的文学’,是‘有生命的文学’,是‘动态’地发展着的文学。”
这些口头文学主要包括部落神话、民间故事以及典仪、祝词和劳动歌唱等。神话传说是印第安口头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和现代的学者认为,“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表明神话是以一定历史真实性的人与事件为基础的。”这些神话传说的形成与当时印第安人生活的时代和地域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是印第安人在与自然万物的接触中寻求自我生存斗争的文学反映,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表达了印第安人对自然万物、宇宙世界、社会发展以及自身发展的认识,同时这些神话传说还承载了印第安人的部落文化与历史,反映了他们的部落生活,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的直接承载者。
像世界各地的很多神话传说一样,印第安传统文学中的神话传说既包括了有关神的传说,也包括了神化了的人的传说。同时印第安神话传说中还有一点很显著的特征,就是它还记录了相当一部分“恶作剧者”(Trickster)的传说。在印第安文学中,恶作剧者是“最受欢迎的”,“最具疑问性”,而且是“最强有力的”文学形象。恶作剧者一般具有以下特征:“他是文化英雄和训导者;也是花言巧语的骗子,爱耍诡计的好色之徒。他是社会规范的建立者;同时又不断违反、打乱规则。他是部落文化的核心;也是游走在社会边缘的流浪者。”这些恶作剧者介于人与动物之间,游走在天地万物当中,不受限制,没有性别区分,可以随时随地改变自己的形象和身份。在印第安文化中,恶作剧者在不同部落的文化中呈现不同的形象,在一些地方是乌鸦(raven),在一些地方是兔子(rabbit),在另一些地方是老人(old man),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郊狼(coyote)。郊狼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恶作剧者的代名词,它已经超越了文化的圜囿渗入异族的意识概念中去了。恶作剧者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西游记》小说中的被驯服之前的“美猴王”形象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同时它们在经历了一定的与社会、他人的冲突变迁之后逐渐适应了周围的社会环境,改变了以前不羁的作风,走上了所谓的“社会正途”。这种创作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维模式以及部落民族特定的价值取向。
恶作剧者的故事是印第安人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口头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在以文字为导向的当下社会,这种现象或创作模式通常会被印第安人之外的他人所误解,并且其应有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往往遭到低估。但是就印第安人来讲,恶作剧者在他们的生活中意义非凡,所有的印第安人都相当珍视这种流传千年的优秀传统。首先在其本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恶作剧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意义。“如果孩子们听这些(恶作剧者)故事,他们就会成长为好人;如果他们不听,那他们最终会变坏”,而大人们也一样要听,因为“这些故事会使一切皆成为可能”。在纳瓦霍族(Navajo)印第安人的世界观中,恶作剧者是“一切无序事物的象征”。此外,随着印第安本土文学的发展,这一传统也深深体现在其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中,被视为传统文学中的精华部分,一直延续至今。当今著名的印第安小说家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1954- ,或译厄德里齐、厄德瑞克)就非常青睐恶作剧者,她曾指出,“恶作剧者的精神是对抗统治者的世界。”恶作剧者或者恶作剧者式的人物已经渗入进了印第安作家创作的潜意识当中。同时,很多文学评论家,无论是美国本土还是欧洲的文艺家,都非常重视这一传统文学模式。在荣格看来,这是“最远古的原型创作模式”,而从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来讲,这是“本我或生存原则的体现”。而这种恶作剧者的创作模式在美国本土文学中始终传承,对美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论及宇宙起源及人类起源和发展的传说故事是印第安传统口头文学中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内容的不同,这类传说故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神的传说,一类是关于人的传说。它们在印第安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各具作用。“神话的功能是引起人们对神和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对宇宙中不可解释的力量的敬畏”,而有关部落文化英雄的传说反映了印第安人生活、劳作和战争等事件;有关动物、人物的传说,主要起着传递部落传统文化的作用。神话传说在印第安人生活中的地位极为重要,这一点从神话传说的传诵方式便可获知:比如,在东北部的一些地区,讲神话传说是家庭、部落非常珍视的神圣活动。一般都是在冬季休闲季节,大家围坐在火堆旁,认真地朝圣般地聆听讲演者的表演,并且听众还要时而不时地参与到这场神圣的表演中去,表明他们都在认真聆听,以示对讲故事者以及故事本身的尊重。同时,参与传说表演的听众还要受到一定限制,例如不能打断讲演者,不能吃东西等,否则讲演者会将其视为对神圣事物的不尊重而立即停止讲演。这一切无不说明印第安人对这些传统传说故事的珍视和敬重,当然对语言的敬重和崇拜之情也显而易见。
印第安传统文学中论及宇宙及人类起源的典型创世神话模式是:人类祖先起初都生于地下,四周黑暗无光。随后他们借助于神或自然界的力量从地面的一个小孔洞里升出地面,然后学会了生活耕作,开始了真正的人类生活。研究印第安文学的美国学者惠勒—沃格林(Wheeler-Voegelin)和穆尔(Moore)把这一模式归纳总结如下:
借助于自然或人造方法,人类和/或超自然类(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从地面的一个小洞口中冒出。
这个孔洞要么是事先已经存在的,要么是由一只动物或大量动物或者是哪个文化英雄掘凿的洞穴。
从地面升起的方法要么是通过树藤、伸展的植物、树木或山脉;
要么是梯子;要么是以上两种甚至多种方式的综合法。
他们升出地面要么是基于洪水的到来,要么是基于洪水退去(或其他一些自然灾害的终结),此种情况下这些人就是难民的身份;要么就是基于想要寻求一个更光明、更宽敞、更美好,相比地下而言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物质生存条件的地方。
惠勒—沃格林和穆尔通过大量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且强调了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结论并非无中生有,因为在许多印第安神话传说尤其是西南部的传说故事中,人们往往把“谷类之母”同“大地之母”视为一体。可见,传说的形成与流传与人们生活的环境密不可分。时代和地域的独有特点造就了与特定时代和特定地域相一致的特定文学。
同时,在很多有关人类起源及发展的神话当中,“恶作剧者”充当了大地以及大地万物创造者的重要角色,推动了早期人类的进步与发展。这类故事中发展较为成熟的要数黑脚族(Blackfeet)传说中的“老人”恶作剧者的故事。起初,“老人”派出了三个动物潜入水中寻找土地,但是不幸的是这三个动物均被淹死。最后一次“老人”派鸭子前去,鸭子也被淹死,但是他却带回了很小一团土,“老人”正是基于这一小团土,用神化之力量创造了大地。另外一则故事说,“老人”与“老妇人”生活在一起,但是“老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老妇人”,而“老妇人”总是设置一些困难,制造一些小过失,对任何事情她总要横插一杠。例如,她改变“老人”的初衷,让每个人每只手只有五根手指而不是十根;她还将“老人”原先把生殖器官放在肚脐上的做法改了过来,因为她认为那样生孩子太容易了。而她做出的最具影响力的改动应该就是她决定让人们永远死去,而不只是死掉四天后便可复活。为此,两位老人争论不休,最后“老妇人”一句亘古名言使得“老人”改变了想法,她说,“如果人们不是永远地死掉,那人们就不会彼此有所遗憾,也就不会为世上失去的东西感到同情与怜悯”。
印第安口头传说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部落文化英雄以及平常人生活的传说。这些有关人类起源与发展的神话传说以及有关部落英雄和平常人生活的传说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历程。这些传说记载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做出的不断尝试,是经过屡次尝试后获取成功的历程纪录。印第安人通过这些历久传唱的神话传说再现了其民族所经历的种种生活,歌颂和传承了可贵的民族精神,并且给后人提供了可以借鉴与参考的宝贵经验。这正是文学作品反映生活同时又指导生活的真实写照。
同时,印第安口头传统文学都十分注重自然的力量,强调人通过典仪或典词的吟唱,可以实现与自然万物的对接。这些丰富多彩的口头传统文学作品“具有传递部落文化和精神的重要使命”,与本土居民生活息息相关,是他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二、印第安文学的转型与再生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随后欧洲各国白人陆陆续续地踏上这片处女地。1607年英国在现今的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顿建立第一个永久性殖民地定居点,这标志着北美殖民时期的开始,同时也是北美文学史上殖民文学的开始。在随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批移民由于各种原因从全球各地尤其是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涌入北美大陆。殖民人数不断增加,殖民地范围不断拓展,与此同时,身为这片大陆的本土居民印第安人则在外来文明的冲撞之下,抵挡不住殖民者的坚船利炮,逐渐丧失了他们数千年来在这片土地上拥有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印第安人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口头文学也在殖民过程中不断受到破坏而逐渐失去了“主流”文学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15世纪末到18世纪上半叶这段期间殖民活动异常活跃,印第安口头文学仍然处于北美文学的主导地位,因为英语主流文学的发展和壮大需要时间的不断积累。但是随着殖民统治的不断深入,本土印第安人受到的压迫越来越严重,除北部少数几个部落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使其口头文学得以记录和传承之外,绝大多数印第安传统文学受殖民扩张冲击的同时又因自身的局限(绝大多数印第安传统文学是口头文学,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流传与发展)而在殖民过程中遭到了毁灭。然而“随着白人对印第安土地的侵占和随后印第安子女在白人开办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美国印第安土著作家也随之产生”。印第安人学会了使用外来文字记录和传承他们的传统口头文学。这里的“外来文字”主要是指英语,这段时期的印第安文学也主要以印第安人创作的英语文学为主。所谓的“转型与再生”,首先就是鉴于印第安文学从传统意义上的口头文学进入了一个用外来语创作的新发展时期。
文学作品并不超越它所诞生的“时代”和“地点”,它们受当时当地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处于转型与再生过程中的印第安文学自然也反映着当时当地的时代与地域特点。
18世纪末,美国成为一个政治意义上的独立实体,而印第安人随之失去了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意义,成为美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之后从19世纪到20世纪,他们受到了来自政府的极不公平的对待和残酷的剥削。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态度和政策很大程度上受殖民时期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政策的影响,尤其是英国殖民者的影响。在殖民时期,主要是西班牙、法国和英国殖民者与印第安人有着广泛而直接的接触。而他们对本土印第安人的态度受各国文化以及政策的影响也各有不同。西班牙人主要是按照他们的思想意识将印第安人“文明化”,而法国人也试图以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来“改造”本土印第安人。同样,英国人也带着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模式以及理论和实践上都一致的意识形态来到这里。他们要使这样一个新的世界趋于文明化,首先必须使这个新世界中尚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natural man)“文明”起来。从理论上讲,这种“文明化”完全可以实现,而且从实际上讲,本土印第安人也应该不断走向文明。但是实践并不支持理论,印第安人不但没有被文明化,反而遭到了毁灭。独立之后,美国政府颁布的印第安保留地法案和印第安迁居法案等法令不仅使印第安人丧失了自己的家园,也使他们受到了莫大的精神摧残。在“西进”的路上,无数印第安人洒下血与泪,他们失去了理想和精神,甚至生命。他们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们要站起来说话。所以这段时期印第安作者的很多作品都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民族生存状况。许多印第安作家创作了一些非小说类文章来抨击白人政府对印第安人采取的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威廉·埃普斯(William Apes)。埃普斯是美国印第安英语文学早期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他不仅以雄辩的专论闻名于文学界,而且还以在杰克逊时代玛斯比(Mashpee)人民争取自治斗争中所作的伟大贡献而永垂史册。《菲力蒲国王赞》(Eulogy ofKing Philip)是埃普斯最好的也是最著名的作品,他以事实和雄辩讲述了菲力蒲国王作为一位民族英雄为捍卫自己部落民族而进行的正义战争,强烈抨击了白人入侵者对美国本土印第安人的无礼行径。由于外来的入侵,土著部落的传统日益遭到破坏,许多印第安人开始注意到保留和发扬这些传统的重要性,这也是此时印第安作品的一大特点。此类作品有埃普斯的《丛林之子》(Son ofthe Forest),戴维·库西克(David Cusick)的《六部落古代史纲》(Sketches ofAncient History of the Six Nations)以及威廉·沃伦(William Warren)的《传统和口述中的奥吉布瓦人历史》(History ofthe Ojibuway Based upon Traditions and Oral Statements)等。这些作品记载了许多印第安部落的社会与历史,或者用讲故事的方式,不管是历史故事、神话故事、还是虚构故事,或者用纪实的手法,向我们展现了那些印第安部落辉煌的过去、他们的生存斗争、部落中的风土人情以及孩子出生、捕猎等日常生活习俗。这对后人了解其部落文化与历史,以及传承优秀的部落风俗文化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日后人们对土著印第安人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记载。
在转型与再生期间,很多印第安人天真地认为只要去除身上的印第安味道,完全地融入白人的社会,他们遭受迫害的状况就会好转。于是他们开始尽力改变自己,从衣着打扮到思想行为都尽力向白人社会靠拢。这一点在当时许多印第安作者身上和作品中都有所体现。首先,许多印第安作者都采用了白人名字,在信仰上皈依了基督教,在思想价值观念上也力争向白人社会趋同。在文学创作方式上他们也是尽力向白人的写作方式靠拢,模仿著名白人作家的写作口吻和写作笔触以便取悦更多的白人读者。例如20世纪初被白人评论界称为“印第安人成功的完美模范”的印第安作家查尔斯·亚历山大·伊斯特曼(Charles Alexander Eastman)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伊斯特曼出身于印第安苏族,创作了许多反映其个人经历以及部落历史和传说的作品,其主要作品有《印第安童年》(Indian Boyhood)、《印第安魂》(The Soul ofthe Indian)等。这些作品为作者本人在白人社会赢得了一席之地,但是这些作品的完成都得益于他的白人妻子兼诗人伊莱思·古戴尔(Elaine Goodale)的帮助。同时,书中塑造的很多成功的印第安人形象也都是笃信上帝的基督教徒,并且颇受当时文学启蒙运动影响而毫无自己的特色。所以“很可惜的是,伊斯特曼被启蒙运动的各种理论所左右,他只不过是印第安外衣下的弗瑞诺”。
当然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外化的形态上的转型是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必然。我们在此分析这个转型期并不是要对此加以批判和指责,而是从文学理论的角度去分析这个时期的印第安英语文学作品,分析它们所具有的特色以及与那个时代的关系。转型既与之前的传统文学作比较,也与之后的白人主流文学中的“弱势文学”作比较。这个时期的许多印第安英语作品表明,大多数印第安人都处在转型期的混乱之中。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之下,他们把握不住印第安传统的精髓,他们想融入却又无法融入白人社会,于是他们陷入了迷惘,开始了彷徨,在迷惘与彷徨之中,开始重新审视自我,重新审视印第安传统,重新审视这个社会,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也是其转型与再生的意义所在。从作品本身来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尤其是小说所涉及的主题,很大一部分是具有印第安血统的人在白人主流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他们的苦楚、迷惘和徘徊。这些作品为后一个阶段即印第安人自觉时期的到来铺设了道路,为印第安作家更好地表达自我做了初步但卓有成效的尝试和探索。
早在19世纪,小说作为一种表达生活存在、经历与历史的文学创作模式就开始为土著印第安作者采用。小说《乔基姆·谬里塔生活历险记》(The Life andAdventures ofJoaquim Murieta)被认为是印第安人创作的最早的一部小说。随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第安作家广泛地采用小说作为他们主要的创作方式。许多印第安小说家如莫宁·达夫、约翰·马修斯、麦克尼克尔等开始发表小说作品。这些小说作品多数涉及的同一个主题就是具有印第安血统的混血印第安人在白人以及印第安人社会中的挣扎与生存、他们面临的精神混乱以及其最终的出路。
1927年,莫宁·达夫出版了小说《科金维,一个混血儿》(Cogewea the HalfBlood),被认为是当时印第安小说的代表之作。她本人也被认为是“第一位将印第安民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口头传统和宗教信仰等各方面都融入小说创作的美国印第安小说家”。莫宁·达夫在这部小说中引出了“印第安混血儿”这一主题,为美国印第安本土小说家以及女性作家的创作铺设了道路,而其“混血儿”寻求自我位置的主题也成为美国印第安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小说主题。难怪她被人们称为“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的文学之母”。而这期间最成熟的小说当数麦克尼克尔的第一部小说《被包围者》(The Surrounded)了。在《被包围者》中麦克尼克尔用大量的印第安部落神话传说、故事以及断断续续的记述方式探讨了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引起的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很多评论家认为,《被包围者》这部小说是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的第一部小说,为印第安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山之作——司各特·莫马迪的《黎明之屋》奠定了基础,预示了印第安小说发展史上一个更辉煌时代的到来。这也是这个时期“转型”与“再生”的意义所在。
三、印第安文学的全面复兴
1968年印第安小说家司各特·莫马迪的小说《黎明之屋》出版发行,此书于翌年因其“富有新见,题材新颖,主题贴近当下”而荣获普利策奖,在美国文学界产生了轰动。这部小说的成功使其成为印第安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掀起了一场“新”印第安文学复兴运动。加之,同年(1969年),“莫马迪的自传《通向雨山之路》出版,作品将家族历史与基奥瓦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相交织,形成颇具特色的本土自传风格;也在同一年,社会活动家、政论文作家小德洛利亚出版了文集《卡斯特为你们的罪过而死》,从政治角度思索当代本土裔居民的生活”;也是在同一年,“全美印第安教育联合会成立”等等。这一系列的声音汇集成流,开启了“印第安文艺复兴”之大潮,推动了转型与再生后印第安文学的快速蓬勃发展。
尽管印第安文学在北美大陆上具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随着白人殖民者建立国家,对印第安人采取种种限制、打压甚至是杀戮的政策,在美国文学中印第安人的声音总是被忽视,即使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浩瀚的美国文学界对印第安作者的呐喊之声也往往是充耳不闻。此时莫马迪的《黎明之屋》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被翻译成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挪威语等多国语言,成为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一部分。莫马迪本人也被誉为当代印第安小说的“真正开路人”。
在莫马迪之后,许多印第安小说家也纷纷发表作品,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印第安文学复兴场景。其中主要的作家作品有:詹姆斯·韦尔奇(James Welch)的《血色隆冬》(Winter in the Blood)和《罗尼之死》(The Death ofJim Loney),莱斯莉·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的《礼仪》(Ceremony),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的《爱之药》(Love Medicine)、《甜菜王》(The Beet Queen)和《轨迹》(Tracks)等等。这些作品大多数沿袭了莫马迪的主题模式,展示了印第安人在白人主流社会中的生存,在传统和现实之间所遭受的民族和个人冲突,以及如何从这些冲突中解脱并最终获得自我解放和回归。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国内社会动荡不安,民族民权运动空前高涨。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公民权利法第七款,禁止种族歧视。在社会民权大运动的带动下,印第安民族也展开了轰轰烈烈争取民族平等和独立的民权运动。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印第安作家作为印第安民族的代言人,其职责就是“要继续发扬讲故事的传统,讲述印第安人面临的冲突、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让世人都知道我们印第安人并没有忘记”。在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争取之下,在历史与社会的推动之下,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使得包括印第安人在内的美国少数族裔获得了较为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机会,使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地位也逐步得到改善和提高。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改善和提高为其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以及繁荣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本土印第安人的文学也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新时期。较之白人主流作家,印第安人拥有自己所特有的“族裔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他们民族特有的“神话”“传说”,同时他们吸取了印第安口头传统文学中所特有的讲叙方式,并与现代写作方式相糅合,使其作品既紧跟时代社会发展,又散发着浓郁的本土文化和印第安特色,从而在众多的白人主流文学作品中树起一杆民族特色鲜明的文学旗帜,促进了美国多元文化和文学的深入发展,并且成为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一员。这个时期的印第安作品大部分沿袭了麦克尼克尔在《被包围者》中,以及莫马迪在《黎明之屋》中的“寻源”主题。小说中的主人公多半自身身世就很复杂(多是混血儿),生活在自然与家庭的隔阂之中,变得乱七八糟,没有任何意义。在经历过一些重大事件,比如二战、经济大萧条、酗酒等之后,自我意识逐渐清醒起来。于是,他们便开始了在其乱七八糟的生活中“寻源”,“寻找自我”的回归之路。在回归过程之中,他们首先开始接触到来自印第安部落的一系列文化传统,通过自己的回忆、周围人的回忆以及亲身参加一系列部落典仪,并在这些典仪活动中慢慢找到了自己可以依赖的精神信仰,从而回归到了属于自己的部落,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下面我们就以莫马迪的《黎明之屋》为例来具体看一下这种“寻源和回归”模式是如何在小说中展开的。
《黎明之屋》中的主人公阿贝尔(Abel)是一名印第安混血儿。他在兄弟与母亲相继去世之后感到与祖父以及部落文化产生了隔阂,于是他急于离开家园,去寻找所谓的自我。此时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他便参军去了欧洲,投身到二战之中。二战结束后,他回到美国,不过仍远离家园居住在洛杉矶。在洛杉矶他陷入了精神上的迷惘与混沌。一次,他遇到事故,被一个粗暴的警察打得半死,住进了医院,身体上遭受着巨大的痛苦。这期间他的朋友都一直在尽力帮助他,帮助他治疗身体上的创伤,也帮助他治疗心灵上的伤痛,从而找到自我解救的出路。他的印第安朋友在医院里给他反复吟唱“黎明之屋”这首印第安传统口头典仪曲,把他从死神手中拉了回来。同时受传统典仪的呼唤,阿贝尔内心深处的那个自我也开始被唤醒。出院后不久,阿贝尔祖父的生命也快走到尽头。于是阿贝尔回到家园,回到祖父身边。在生命最后的六天里,祖父不断地回忆过去,回忆传统。尽管这些回忆最初对阿贝尔来说毫无任何意义,但是就在祖父临终的前一天晚上,阿贝尔的灵魂得到了彻底的涤荡,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那个内心属于印第安的自我,并且那个自我在迅速成长。最后,在祖父灵魂升到另一个世界时,重获新生的阿贝尔参加了部落典仪——为祈求雨水和新年丰收的晨跑当中,以实际行动证明内心深处印第安自我的复活,表明他已经完成了回归部落文化,回归印第安自我的精神之旅。作者莫马迪在小说描写中充分运用了印第安传统口头文学的元素,大量的典仪文学与口头文学穿插始终,并且故事从印第安家园写起,最终又回到了那个家园,以一个圆形的方式展现了主人公所经历的精神回归之旅。这个圆形同样也是印第安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它是周而复始的循环,是文化与精神的回归。这些优秀的印第安文化传统以及作者建构故事情节的方法又影响了后来许许多多的印第安本土作家,为印第安本土小说的发展做出了莫大的贡献。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发展,印第安作家的创作也在随着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而逐渐走向成熟。印第安文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其中“印第安口头传统作为抵抗西方文明的侵蚀、治疗印第安人民精神创伤的唯一良药”在这一发展当中一直体现着自身伟大的力量。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本土印第安文学的发展更加呈现出千帆竞发,万木争荣的壮观场面。既有老一辈作家们推出的新作品,又有新生代作家的扛鼎之作。就小说而言,这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品有维兹诺的《法官》(2000年)、《自由恶作剧者》(2005年)、《梅墨神父》(2008年)、《白土族的裹尸布》(2011年);厄德里克的《关于小无马地神奇事件的最终报告》(2001年)、《肉铺老板的歌唱俱乐部》(2003年)、《四灵魂》(2004年)、《手绘鼓》(2005年)、《鸽瘟》(2008年,荣获2009年普利策小说奖)、《影子标签》(2010年)、《圆屋》(2012年,荣获2012年国家图书奖)和《拉罗斯》(2016年);格兰西的《面具匠》(2002年)、《心如坚石》(2003年);阿莱克西的《十个印第安小人》(故事集,2004年)、《战舞》(2009年,荣获2010年福克纳小说奖)、《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2007年)、《飞逸》(2007年)。与此同时,诗歌和戏剧作品也层出不穷,主要代表作有阿莱克西的《脸谱》(2009年)、格兰西的《以石为枕》(2001年)、《红肤人》和《颠倒的变换》(2003年)、《旧事启蒙》(2004年),莫马迪的《遥远的早晨》(2011年),哈尔霍的《下一个世界的地图:诗歌与传说》(2000年)、《我们如何成为人:新近及精选诗歌》(2002年)和《灵魂谈话,歌唱语言》(2011年)等。这些异彩纷呈的文艺作品给美国本土裔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其中,厄德里克应该是当代印第安文学中的领军人物。她的代表作《痕迹》、《爱药》等多次获得包括普利策奖在内的文学奖项。受到奥吉布瓦或齐佩瓦部落文化的影响,厄德里克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放置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体系中,继承了部落口述传统,所以其作品非常具有代表性,同时又具有突出的印第安文化元素。进入21世纪后,厄德里克也一直佳作不断,其中2012年出版的《圆屋》就非常具有代表性。该书描写了一位印第安少年在遭遇一系列变故的情况下成长的经历。尽管有来自身份问题的困惑和烦恼,但是这位印第安少年在部落族裔的文化中、在父亲的引导下,发现了自我,最终走向了成熟。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广受好评,荣获了同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掀起了印第安文学发展的新一股浪潮。
当代,诸多印第安作家民族自觉意识不断觉醒,同时在其传统文学的滋养下,印第安文学呈现出更加多维度多样性的发展势头。这些文学作品一方面具有新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同时传承了印第安民族传统文学的特点,是传统文学之源带来的动量将新时期本土裔文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种传统文学也必定会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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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切诺基印第安人塞阔亚发明了切诺基印第安语以记载他们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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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西班牙人主要集中在Horida和Rio Grande Valley,法国人主要集中在圣劳伦斯谷地(St.Laurence Valley),英国人主要集中在大西洋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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