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美国小说：本土进程与多元谱系朱振武等

绪论

引言

中国学术界对美国文学的关注早于对美国学的关注，而只从文学层面出发，对其各种文学样式进行发生学上的阐释，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由多元谱系形成的国家的文学来说，就难免会显得捉襟见肘，有时甚至力不从心。因此，要想把美国文学，特别是美国本土小说的发生及其演变过程说得深一些，透一些，我们就应求助于美国学的帮助，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下去研究由多元文化催生出的美国本土小说这个现代的宠儿。美国学的勃兴和发展，是中国学术界熠熠生辉的崭新篇章，涌现出了大量译著、大批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其来势之盛，成果之多，已引起中外学人的广泛关注。大型美国研究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是中国美国学长足进步的重大收获。早些时候的《美国丛书》《美国译丛》《美国文化丛书》《美国文学史论译丛》、杨生茂和刘绪贻主编的《美国通史丛书》、刘绪贻主编的《美国现代史丛书》、董乐山主编的《美国与美国人丛书》，都标志着中国美国学水平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在文学方面，董衡巽等著《美国文学简史（上）》，以及毛信德著《美国小说史纲》等，是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文学的代表作。为数不能算少、质量已达到相当高度的期刊论文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从诸多侧面弄清了美国研究的许多问题，这些都为我们从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族裔、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等方面研究美国文学，特别是美国本土小说提供了雄厚的基础。

美国式小说，“一句话，就是美国小说家以美国社会为背景，以美国人民的生活为题材，用美国人民乐于接受的艺术形式而写出来的小说”。这句话可以说是给美国式小说做了很好的界定。诚如毛信德所说，美国式小说在19世纪中叶的确已经出现，但美国小说在这一时期的本土化程度还远远不够。随着美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和美国英语的渐次形成，随着这一新的民族在世界上影响力的加强和非裔、亚裔、犹太裔等美国人的出现，这片新大陆上的小说在多元文化与多种本土养分的浸润下，终于形成了彻底美国化了的文学样式，其发展规模，作家、作品的数量，在世界上构成的影响及其在小说美学上所达到的高度，都不逊色于任何一个文学大国。独特的生态形态也是美国本土小说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这里所说的生态形态，不仅从自然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更重要的是把小说同社会生态学、人类生态学、文化生态学和地理生态学放在精神的层面上一道考察，从人类精神生活的高度，重新审视美国本土小说的特质、属性及其价值意义，去考察美国小说中的观念、信仰、想象、审美、爱情、语言、玄思，以及它们与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的微妙关系。也就是说，从精神生态层面研究小说，也是我们的出发点之一。本书立足于中国学者立场，努力体现中国学者的学术表达和学术视野，对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种谱系进行系统、详尽的学理考察，考论结合，文史互证，对美国小说本土化从亦步亦趋到实现独立的每个阶段，对其从典雅到乡土和本真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对其非洲裔、犹太裔、亚裔和拉美裔的各种族裔谱系，到后现代、大众文化以及生态谱系和政治谱系等文本内和文本外的多元谱系进行深入研究。

一、美国小说本土化研究在中国——从学术专著到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

关于美国小说，中国国内先后出现了多部相关研究专著、小说史和教材，在美国小说的本土化方面虽然论及较少，但或多或少都有所关注。国内美国文学虽然年轻，但发展速度很快。进入19世纪以后，美国文学随着美国的发展而不断壮大，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赢得了一片领地。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文学研究在我国进展迟缓，直到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之后，特别是于改革开放之后，美国文学研究在我国得到迅猛发展。

董衡巽、朱虹等著的《美国文学简史（上）》（1978），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国别文学史，此后国内不断有美国文学的著作问世，有总体文学研究，如常耀信的《美国文学史》（上）和杨仁敬的《20世纪美国史》，也有按体裁撰写的，如毛信德的《美国小说史纲》和王长荣的《现代美国小说史》等。1993年出版的《当代美国文学史纲》（张锦著）一书涉及面较宽，小说、诗歌、戏剧和批评都有论及，但大都点到为止。此后相继出版的美国文学研究专著有金莉和秦亚青的《美国文学》、杨仁敬的《20世纪美国文学史》。相关译著则有美国文学史家威勒德·索普的《20世纪美国文学》、丹尼尔·霍夫曼的《美国当代文学（上、下册）》、罗伯特·E·斯皮勒的《美国文学周期》和埃默里·埃里奥特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等。

2000到2002年，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四卷本《新编美国文学史》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是迄今国内出版的规模最大的美国文学史。这套书的一个特点是从中国人的角度评述美国文学，彰显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不仅叙述美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过程，还涉及中国文化思想对美国作家的影响。同期及稍后，还出版了黄铁池的《当代美国小说研究》和童明的《美国文学史》。2004年出版的《美国小说发展史》（毛信德著）的特点是着墨于美国本土因素在美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左金梅的《美国文学》、王卓、李权文主编的《美国文学史》和杨仁敬的《简明美国文学史》先后出现，紧接着又出版了刘洪一的《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和金惠经著的《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及社会背景介绍》。2014年张冲和张琼著的《从边缘到经典：美国本土裔文学的源与流》主要论述了从本土主人到本土族裔的印第安文学，为学者在“主流”或整体美国文学中定位美国本土裔文学提供了视角。这期间，程爱民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乔国强的《美国犹太文学》、庞好农的《非裔美国文学史：1619—2010》和李保杰的《当代美国拉美裔文学研究》都接连问世。《当代美国拉美裔文学研究》为美国小说的本土化研究做出了贡献。

相关著作还有，李维屏的《英美意识流小说》，程锡鳞、王小路的《当代美国小说理论》，虞建华主编的《美国文学大词典》，史志康主编的《美国文学背景概观》，吴元迈主编、杨仁敬撰写的《20世纪美国文学史》，杨仁敬等撰写的《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和胡全生撰写的《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事结构研究》等等，这些工作从诸多方面为我们研究美国小说的本土化或者“美国式”小说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生成与壮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776年7月4日，美国宣布原属英国的13个殖民地（北美十三州）脱离英国独立，美国，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就这样诞生了！时至今日，美国在世界文明长河的历史中，已留下200余年的历史脚印，其文学也随着历史的进程冲出了欧洲文化的牢笼，涌现了像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爱伦·坡、赫尔曼·麦尔维尔（一译麦尔维尔）、沃尔特·惠特曼、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欧内斯特·海明威和尤金·奥尼尔等一大批伟大作家，对繁荣和发展世界文化与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中国知网学术期刊（2000—2017）的整理，对与美国小说本土化相关的期刊论文加以归纳总结，我们发现，相关研究有宏观探讨，也有微观研究，有专门从印第安文学和清教思想展开的研究，也有对美国文学的本土题材和本土故事进行挖掘的，有研究西部小说的，也有研究族裔和后现代的。早期的有吴富恒和王誉公的《美国文学思潮》，近期的则有张冲的《关于本土裔美国文学历史叙事的思考》，陆晓蕾的《美国本土裔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2015年美国本土裔文学专题研讨会综述》对是年举办的相关研讨会进行了综述。对印第安文学及清教思想研究的这一类文章主要探析早期的北美思想精神和宗教信仰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包括对美国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生态环境等的影响，有陈许发表的《聚焦近年美国印第安文学创作与研究》，有赵文书和康文凯的《十字路口的印第安人——解读阿莱克西〈保留地布鲁斯〉中的生存与发展主题》等。对美国文学中浪漫主义题材的分析，主要以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为例，阐述其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思想对美国社会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徐常利的《浅析美国土著小说中的生态关怀思想——评〈美国经典作家的生态视域和自然思想〉》，张在钊和陈志新的《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本土化进程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章。

对于美国西部文学中的本土故事和美国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的分析，解析这些作品所折射出的美国地方特色的论文有余荣虎的《早期乡土文学与域外文学理论、思潮之关系》和张慧诚的《美国本土文学的代表——解读〈最后的莫西干人〉》等。在族裔文学方面，罗虹和张静发表的《美国黑人文学中的文化身份意识》，乔国强的《中国美国犹太文学研究的现状》，朱振武的《“非主流”英语文学的源与流》，蒲若茜和潘敏芳的《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之“沉默”诗学探析》，苏晖的《华裔美国文学中华人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的嬗变——以〈望岩〉和〈莫娜在希望之乡〉为例》等都颇具代表性。

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的论文则有魏燕的《美国现代文学的“自我之歌”——评艾尔弗雷德·卡津的〈扎根本土〉》，蔡俊的《主动表达的“他者”——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本土裔美国文学批评》，肖艳平的《“沉默的文学”与“不确定内在性”——哈桑后现代主义文艺特征透视》等。

与美国小说本土化问题相关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也初具规模。首先，以美国印第安文学、西部文学及清教思想为依托的学位论文主要围绕美国早期文学中的边疆文化因素及宗教因素来揭示作品中的独立自强的美国精神，陈许的博士论文《美国西部小说研究》，李云的博士论文《寻找现代美国身份：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的图像与经验》等属于这类。

其次，美国浪漫主义时期题材所反映的生态观，主要通过分析作家作品，阐释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在民族文学中的演变进程及关系。通过剖析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神灵”及“自由”等主题，不仅展示了美国独特的民族精神、民族身份认同感及文学的个性化，也从侧面抨击了美国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民族危机，如环境污染、道德伦理崩塌以及传统美利坚民族精神的丢失，姚亮的硕士论文《爱默生与美国民族文学进程》，刘敏霞的博士论文《美国哥特小说对民族身份的想象：1776—1861》，朱新福的博士论文《美国生态文学研究》等都有相关的探讨。通过族裔文学来探讨民族身份追寻、丢失、追寻的循环过程的，有刘星的硕士论文《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爱尔兰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冲突与适应》，朴玉的博士论文《于流散中书写身份认同——美国犹太作家艾·辛格、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斯（或译菲利普·罗思）小说创作研究》，潘雯的博士论文《走出“东方/性”：美国亚裔文学批评及其“华人话语”建构》，赵云利的博士论文《美国黑人文艺运动研究（1965—1976）》都从一个侧面与美国小说的本土化有着密切关联。关于后现代主义美国本土文学的，曾艳钰的博士论文《走向后现代文化多元主义：从罗思和里德看美国犹太、黑人文学的新趋向》的研究比较深入，孙璐的博士论文《后冷战时代美国小说中的美国性》也比较切题。

总体来说，除了朱振武等的《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及其相关研究论文，国内对美国小说的本土化进程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成果，始终还没有出现。

二、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四个阶段——从亦步亦趋到实现独立

美国主流文学中的小说一族是从对英国小说的模仿开始的，但一代代美国小说家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本土小说的发展，从欧文、库柏到爱伦·坡、霍桑、麦尔维尔，从马克·吐温到海明威和福克纳，美国小说从起初对英国小说的亦步亦趋，到后来的半推半就，最后终于完全摆脱了英国小说的羁绊，从创作题材到文体风格等各方面，都一步步走向独立，形成了完全属于美利坚地方特色和民族气派的小说传统，登上了20世纪小说美学的高峰。美国文学与英国文学相比，历史要短得多。由于大多数美国人都是英国人的后裔，因此，美国文学往往被看做英国文学的分支，从总体上隶属于英国文学。这种观点显然过于偏颇。回顾美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美国作家一直都在致力于建立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学，这是一条美国小说家开创本土特色的道路。美国小说的独立之路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亦步亦趋，初现端倪：著名辞典编纂家韦伯斯特曾说：“美国必须像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一样，在文学上也要谋求自主，它的艺术必须像它的武器一样，也要闻名于世。”这表达了许多美国文人的心声。美国本土小说作为美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和独立有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几代小说家前仆后继，为这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华盛顿·欧文、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nes Ferimore Cooper，1789－1851）作为第一阵容里的急先锋，可以说是迈出了美国本土小说发展的第一步。D·H·劳伦斯在《美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曾指出过：“这种旧式的美国艺术语言，具有一种属于美洲大陆而不属于其他任何地方的异国素质。”这段评价从一定程度上充分肯定了一些早期美国作品中的本土特色，这正说明库柏等作家在小说内容上已具有美利坚特色。库柏作为急先锋为美国本土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这种内容上的民族特色可以说是美国本土小说取得独立的一个原动力。

半推半就，艰难前行：19世纪上半叶，美国逐步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环境，尤其是在1830年至1855年期间。这种和平、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给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小说家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审视社会，寻找素材，探求创作理念。这一时期，美国小说较之英国小说，无疑更注重思辨力而不大重现实。英国小说家主要描写风土人情和社会变革，而美国的小说家们则是在深思熟虑地探求美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孜孜不倦地尝试新的文学样式，实践新的文学理论，这点对旧大陆及后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爱伦·坡、纳撒尼尔·霍桑和麦尔维尔可以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但是从创作手法和创作理论上，坡开启了另一扇美国之门，在美国本土小说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为深远。麦尔维尔、马克·吐温、福克纳、艾立森等一批才华横溢的小说家都以自己的创作为美国文学增添了瑰丽的色彩，使美国小说踏上了本土化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黑人性（blackness）以及其他族裔作家作品也对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这点在后面还要提及）。但不管是黑人作家，还是坡、霍桑和麦尔维尔，其作品虽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美国民族气派，从创作手法和作品结构上不再是生搬硬套英国小说的模式，但是他们都未能从根本上、未能从灵魂深处摆脱英国传统小说的桎梏，这主要是因为其派头上还是英国绅士式的。正如海明威所指出的：“他们都是绅士或相当绅士，……他们不用人们常用的口头语言，活的语言。”

分道扬镳，实现独立：在美国以及世界文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家要数马克·吐温，他“象征着美国精神的多样性、广泛性和力量所在”。其作品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大量的地方性口语的运用使作品生动诙谐。他正是以这种崭新的活力和美利坚的民族气派冲入了世界说坛，美国小说打上了鲜明的“山姆大叔”的字样，不再是对英国小说那种温文尔雅风格的模仿。可以说，他的创作完全摆脱了来自英国小说语言上的影响，从文体风格上开创了典型的美国小说的特色。正如马丁·戴尹在《美国文学手册》中所称赞的，马克·吐温是“第一位摆脱了欧洲散文传统的，完全‘美国式’的散文大师”。这是对吐温在小说美学和美国小说独立之路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充分肯定。在他身上，具备T·S·艾略特所认为的“在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家都应兼备的两种特征：突出地表现出来的地方色彩和作品的自在的普遍意义”。从此之后，美国的小说创作不再受到任何羁绊，自由驰骋在世界文学的广袤之林。小说理论上，威廉·狄恩·豪威尔斯和亨利·詹姆斯是与吐温近乎同时代的两位小说大家，他们不仅是在实践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为美国本土小说的真正独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亨利·詹姆斯是现代西方心理分析小说创作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小说美学的奠基人之一，美国小说实现独立与他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是分不开的。詹姆斯不只是总结了自己的小说创作经验，而且更进一步探讨了小说的美学原理，对形象思维的过程，对小说艺术如何配合作品构思，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詹姆斯不光在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使“无所不知”的小说作者从小说中消失，而且在他所写的小说评论中也以强调“角度”问题作为话题的中心。他把小说家的目光焦点从人物的外部活动，转移到人物的内心活动，转移到人物思想意识中的戏剧性场面上去，这实际上已经在说小说中要有内心独白和意识流了。美国本土小说在两战中异军突起，福克纳、海明威等众多作家采用全新的创作理念，特别是大量运用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等现代手法进行小说创作，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从而使美国小说得以傲视世界说坛，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归功于詹姆斯。这一时期，美国小说界还涌现出了许多有影响、有才华的小说家，像斯蒂芬·克莱斯、凯特·肖宾和亨利·亚当斯等，这些优秀小说家同马克·吐温、豪威尔斯和詹姆斯一起，为美国小说在19世纪末彻底冲破欧洲小说的桎梏，形成美国民族气派的小说立下了汗马功劳。

独领风骚，傲视说坛：进入20世纪，美国小说受多元文化影响的传统仍在延伸。两战期间，美国小说进入了一个异彩纷呈的空前发展阶段，呈现出从未达到的高度和勃勃生机。许多小说家沿袭了马克·吐温把乡言、土语融入小说的创作手法，纷纷把各种不同行业的民间文化、俚语和行话融入正规的文学创作。小说的题材扩大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写进了小说，正如亨利·詹姆斯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的，小说已将“笔触伸向了任何地方”。同时，美国小说在世界文坛中的地位也不断攀升。1930年，辛克莱·刘易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人。其后，又有7位美国小说家获此殊荣，这以无可雄辩的事实说明了20世纪美国小说家在世界说坛中的地位。美国小说在当今全球文化大流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海明威是公认的“世界公民”，他的作品被译成40多种语言，他创立的“海明威风格”是美国小说美学上的一大突破，是现代小说创作的巅峰。福克纳也是其中的一员大将。他是南方文艺复兴的旗手，也是南方文学的精神领袖。他以南方世家为背景，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描绘了美国南方的没落。作为南方小说的代表，福克纳不管从创作理念、作品风格还是艺术技巧上对美国小说的成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美国小说处在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成熟阶段。不管是作家作品，文学流派，还是写作理论等都令人眼花缭乱。他们在小说创作上大都“绝不拘泥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也决不盲从任何一个现代主义流派。正是这种创新精神，使他们在理论与实践上都突破了传统的小说美学，也使美国小说登上了现代小说美学创作的巅峰”。

三、美国小说本土化的本土谱系——从印第安到清教，从语言到乡土

美国这个“大熔炉”里汇聚了世界文坛中多样性的文学作品、多元的文化背景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家。文学作品受时代和地域的滋养，从共同的语言和信仰的社会库存中提炼形象和意境。当一种作品的语言与意境达到一定张力时就会形成一种突出的品质。

在美国多维化的文学中，印第安谱系显然是重要一维。在哥伦布于1492年踏上北美新大陆之前，印第安人已经在此繁衍生息了两万年左右。他们在各自的生存斗争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口头文学。“在没有‘文字’的口语社会中，文学是指任何值得反复吟唱，最终能被广泛记忆和流传的语言。”印第安人的这些口头文学谱系不断地渗透到后来出现的以英语文学为绝对主流的美国文学的发展之中，美国小说所呈现出的多元化、多样性和多维度都离不开印第安谱系的滋养。

清教思想和美国文学之间有着一种怎样的关系？它在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历程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是研究美国文学不可避免的话题。事实上，清教思想已经成为被美国的经典作家所认同并加以继承的美学思想。“清教徒对新大陆的展望作为遗产被我们的主要作家继承下来，并以种种方式演变成他们作品之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背景。这种展望成为这些作家们只能在心中追慕的理想，因为事实上这些理想永远也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它还成为一种具有替代性质的文化权威，作家们可以把它作为根据，从而谴责（或者弃绝）美国。”艾略特在《美国文学和美国语言》一书中写道：“假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国人对某位作家的倾慕始终不变，这就足以证明这位作者善于在自己写作的书中把地区性和普遍性的东西结合起来……”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人总是带着他所属文化的特质，而那些“已经模式化的文化影响更是显而易见”。在清教思想的影响下，宗教沉思、民间艺术母题的运用、注重对人性的探索等成为美国文学重要传统。不论是在殖民初期的文学作品中，浪漫传奇小说中有关“原罪”的叙述里，“文艺复兴”清教主义主题的小说中，还是在以后的“爵士时代”“迷惘的一代”以及美国的现当代文学中，清教思想的痕迹都清晰可见。在美国小说的本土化的道路上，清教思想的作用不可或缺。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如果没有清教思想的影响，美国小说的本土化走的必将是另外一条道路，而今天引领着世界文学潮流的美国小说又将会是另外一种局面。

美国这个新国家包含了许许多多的新事物、新环境、新概念、新名称、新人种和新生活等。在这种全新的情况下，新的词语和新的表达方式应运而生。在民族融合过程中，非英裔移民的语言文化同样融入到美国语言之中。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的区别逐渐增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英语基本上从英国英语中独立出来。语言作为叙事文学的载体，它的发展自然与小说的发展密不可分，美国英语在美国小说家创作中的作用毋庸赘言，在美国小说本土化过程中，语言因素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多种谱系、多元文化的合流促使美国小说文体从模仿英国小说的雅文学文体，发展到了具有美国本土特色的口语文学文体，最后发展到意识流语体和洗练简约的小说文体。美国文学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雄踞世界文学前列，美国小说作为美国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更是异彩纷呈，人才辈出。美国小说的源是英国小说，但其流却并未自始至终地遵循其源头的传统，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尤其是小说文体的演变，更让人刮目相看。早期美国小说的文体主要是模仿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典雅而正式的小说文体，不过，这种模仿在美国小说的发展史上是短暂的。随着小说的发展，富有创造力的美国人摒弃了英国人典雅庄重的文体，创造出了具有美国本土特色的口语文学。这一文体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走出典雅、植根乡土和回归本真”这三个过程。

四、美国小说本土化的族裔谱系——从非洲裔和犹太裔，到亚裔和拉美裔

美国小说从起初对英国小说的亦步亦趋到最终实现独立，与起初到美洲来开疆拓土的先驱们有关，与清教谱系有关，与逐渐形成的美国英语有关，也与后来才来到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工作学习和写作的其他族裔人群有关。黑人性（blackness）对美国小说本土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美国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令人难忘的黑人形象；美国黑人方言、音乐、舞蹈等黑人文化谱系已渗入到美国小说中；黑人小说从弱势文学渐渐发展成为美国主流文学的一个分支，给美国小说的繁荣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黑人谱系的影响，美国小说就很难真正脱离英国文学的束缚，跻身世界文坛。

美国小说从开始对英国小说的亦步亦趋到最终取得独立并登上20世纪小说美学的高峰，起作用的因素自然很多，而作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黑人及其带有鲜明特点的黑人文化对美国本土小说的形成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黑人性”表现在美国小说中的黑人形象中。黑人形象的存在使美国小说更加丰满充实，更具美国本土味道，加速了美国小说本土化的进程。其次，“黑人性”表征也体现在美国小说中的黑人文化因素。美国白人小说在继承欧美主流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也直接或间接地融合了一些黑人文化元素，使小说彰显出不同凡响的美国民族气概。“黑人性”是美国黑人小说区别于其他种族小说的重要标志。美国黑人小说源起于以黑奴自述为代表的黑人口头文学，在20世纪涌现了三次高潮，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鲜明的文化内涵。在美国小说里，“黑人性”和“白人性”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著名美国历史学家伍德沃德也有过类似的论断：“就美国文化而言，所有美国人都带有黑人的特点。”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大量犹太移民进入美国，他们所负载的犹太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冲突和融合，美国犹太小说作为异质文化接触的产物和表征，蕴藏着巨大的文化与审美内涵。

北美这片土地上，有着适合犹太人居住和犹太文化传承的土壤。进入流散时期以后，犹太文化形成了以“格托”（Ghetto）为载体的文化存在方式。但生存的需求还是要求犹太人必定与外界建立不间断的文化联系，必须走出保护犹太传统的“文化栅栏”的格托。美国社会的个人中心主义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和文化习规对“集体主义”氛围中的犹太青年产生着巨大的感染，很多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这一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传统的犹太格托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犹太人的传统意识淡化下来。尽管如此，无形的精神之墙仍然使犹太人的现世生活中体现出一种与一般美国人明显不同的精神风貌，形成一种精神格托，并以不同方式固守着犹太文化传统。这种格托精神使得犹太文化在世界、在美国出现一种形散而神聚的奇观，这是美国犹太小说有着独特文化品格和美学气象的根源所在。当然，犹太小说家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他们大都掌握着多种语言。犹太裔作家的语言条件为其文学走向世界奠定了沟通的基础，这是众多犹太裔作家走上诺贝尔奖圣坛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华裔作家目前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文化认同则是问题的焦点之一。认同何种文化，是自我身份界定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于美国华裔作家群而言，这个问题显得尤为复杂。他们的作品中，有的提倡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体系，有意无意地抨击中华传统；有的执着于中华传统，塑造、歌颂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美国华人；有的则回避中美文化差异和文化认同问题，摇摆于两种文化之间。当然，华裔作家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我们在这里指的主要是用英文写作关于美国经验的美国华裔作家。正如美国朝裔评论家金惠经把美国亚裔文学定义为“（美国）中日韩菲族裔以英文所写的关于美国经验的文学”。我们认为，这种以创作主体、创作语言和创作内容为衡量标准的定义颇为精当。

印度裔美国文学是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的新秀，正如张敬钰曾指出：“在多种族的亚裔美国作家中，南亚美国作家是最新的声音。”它的兴起和发展与印度人到美国的移民大潮密不可分。总体来看，印度人移民到北美的浪潮有三次。早期的移民主要以奴隶和契约劳工为主，文学发展缓慢。在第二阶段中，许多印度人由于时局动荡而移民美国，寻求稳定，如精英阶层和劳工。然而，前两个阶段中文学创作的总体水平不高。到了第三个阶段，印度大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到美国追寻自己的梦想。随后，印度裔美国作家频频摘到国际大奖，逐渐引起广泛关注，如裘帕·拉希莉于2000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基兰·德赛于2007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奖和布克奖两项大奖等，印度裔美国文学逐渐成为美国族裔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然而，目前国内外对其关注程度与其重要程度显然不成正比，“国内除了对少数几个获得过重大文学奖项的作家作品进行了译介，对其他较有成就的印度英语作家仍然十分陌生。”

在印度裔美国作家这一群体中，女性作家占据了非常重要的部分，如安妮塔·德塞，裘帕·拉希莉及基兰·德赛等。她们熟悉生活在印度的女性的生活状况，也非常了解像她们一样移民美国的印度女性，并愿意通过描绘她们的生活困境及重构自我身份时的挣扎和冲突而鼓励其勇于突破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幸福。

当然，任何人在移民到异国后都面临着身份认同的问题，而其身份重构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困难和创伤。进入21世纪后，第二代印度裔美国移民逐渐成长起来，他们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却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东方文化的熏陶，因而陷入文化的夹缝中左右为难，与父母之间的代际冲突由此产生，不过，他们在艰难困苦中汲取力量，获得成长。随着生活在异国的时间越来越长，逐渐安稳下来的印度裔美国移民开始思考其移民经历，物质上的富裕似乎难以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其探索和思考之路仍在继续。美国是一个大熔炉，兼容并蓄的文化使其文学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而年轻、后劲十足的印度裔美国文学为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并促进其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

美国小说中，日本、越南、韩国和菲律宾等亚裔谱系越来越多地活跃在东西方政治与文化的撞击、融合与变奏中。亚裔美国文学指的是“出现在或移民到美国，具有亚洲血统的作家所著写的文学作品”。自20世纪后半叶，亚裔美国文学随着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而繁荣，并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目前最为显著的有六大分支，即，华裔、印度裔、日裔、越南裔、韩裔和菲律宾裔美国文学。其中，华裔文学处于一枝独秀的中心地位，迄今方兴未艾；印度裔文学迅速崛起并占据亚裔文学中第二大景观的位置；日裔文学也日渐强盛，并形成特色；越南裔、韩裔和菲律宾裔三股力量正在悄然崛起。

日、越、韩、菲律宾裔美国文学以各自独特的族裔背景和文化体验为依托书写其族裔属性。作为跨越东西方文化的族群，这四大亚裔族群的命运发展都与其祖居国和美国的国际关系及文化冲突密切相关，而其相应诞生的文学则在批判地考察这种关联及其影响中渐成特色，并在探索少数族裔独立的文化身份历程中发酵成熟。日裔群体的二战拘留营历史历经三代作家的奋笔疾书，已为其文学树立了一面民族特色鲜明的文学旗帜，同时也将这一民族创伤引入了美国文学的想象空间；新千年以来大放异彩的越南裔美国文学的基调是越战阴影，此脉文学为美国文学中关于越战叙述的主流视角首次加入了越南难民的边缘声音，提供了关于越战的独特视角和另类历史；韩裔作家对韩战的反思和复杂多样的美国经验的书写给族裔文学增添了丰富多彩的题材；亚裔中母国与美国关系最为特殊的菲律宾族群的文学创作一反亚裔美国文学由移民到生根定居的单线发展，表现出回归祖居国的气息，不少作品后殖民色彩突出，表现出对旅居国与其母国菲律宾的纠缠关系的思考。

这四脉亚裔文学不仅书写了被美国主流社会漠视的历史伤痕，更以文学重构起族裔文化身份。日裔、越南裔、韩裔和菲律宾裔美国族群与华裔作家一样，从第一代起就面临着重构文化身份的困境，在亚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摇摆，不断探寻自己的身份定位。这些作家的历史书写中也渗透着重塑身份的思考。此外，在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繁荣大潮的推动下，这四脉亚裔文学也不断进行文学创作的革新，呈现出创作风格的多元化，创作形式的多样化，创作视阈的跨界化，拓展了亚裔美国文学的文学疆界。可以说，这四脉亚裔文学的文化魅力日益夺目，为美国文学的多元化、多样化和多维度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可忽略的是，华裔新移民创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成为美国小说中的一支力量。美国华裔新移民文学指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中国移民美国的作家用英文写作、在美国出版的文学作品。区别于传统华裔美国移民，华裔新移民们大都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过“上山下乡”和“洋插队”，见证了“文革”的始末。他们的作品都以英文写成，小说体裁为主，主题多围绕“文革”展开。在此之前，华裔美国文学虽是美国文学的一大组成部分，但其文学地位始终并不显著。而移民史仅有40余年的华裔新移民小说家们却越来越受美国文坛的青睐，频繁斩获美国甚至国际重要文学奖项，成为文学界一个无法忽视的文学现象。

华裔新移民文学获得美国社会认同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新移民小说家独特的中式英语一新美国读者的耳目；其次，广泛而深入的中国题材大大满足了美国读者的猎奇心理；最后，作家纠结复杂的创作心理营造了独特的美学特色。这些元素丰富了美国小说的内涵，强化了美国小说的多样性，同时开辟了精简、洗练、写实的创作风格。在写作主题上，新移民小说家们强调对普遍人性的书写，崇尚“无国界”的写作方式，呈现出打破文化壁垒的后现代表征。总而言之，在四十多年的时间跨度里，美国新华裔英语小说在树立自身特色的同时也巩固了美国小说的多元主义文化格局，为美国小说的本土化进程做出历史性贡献。相比国外，国内学界对美国华裔新移民文学的研究较少。

西语裔后来称拉美裔作家对美国文学特别是美国小说的贡献也不容忽视。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时期，“Hispanic”（西语裔）一词开始用在人口统计中，用来指代美国具有西班牙语文化背景的美国人，即母语为西班牙语的各个少数族裔，包括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古巴裔、萨尔瓦多裔、多米尼加裔、尼加拉瓜裔等。墨西哥裔占这些人的比重大约为四分之三，既有墨西哥移民及其后裔，也有归化的墨西哥人及其后裔。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口统计局准备使用更加合适的词‘拉美裔’……于是‘拉美裔’在人口统计中代替了‘西语裔’。”但西语裔和拉美裔两个词侧重不同，仍有同时存在的必要。西语裔和拉美裔文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其“二度杂糅“和“三重文化来源”，因而带有高度的异质性和多元化取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契合美国文学的“美洲”传统，并且十分典型地反映了美国文学作为“新大陆文学”的本土化特征。“二度杂糅”指的是欧洲殖民者对新大陆的殖民以及美国疆域内主流文化对族裔文化的内部殖民；“三重文化来源”主要是欧洲殖民文化、美洲土著文化和欧裔美国主流文化。当然，此过程中部分支脉的情况更加复杂，甚至可能出现“数度杂糅”或者“多重文化来源”的可能。

西语裔文学是西语裔文化的充分表达，带有鲜明的社会历史特征。它的分支起源于“地理大发现”以后西班牙等欧洲殖民帝国在新大陆的殖民，以欧洲白人和美洲土著人的人种混杂为主流，表现为天主教文化和土著灵性信仰的文化协商；其中的支脉还包括非洲黑奴和契约华工输入所导致的非洲文化、东亚文化和这两种文化的杂合。因此，这种多重要素相互适应、让步的结果就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等语裔的美索蒂扎（Mestizo）印欧文化在新大陆的扎根生发，以及它同外来植入文化的再度杂糅。在19世纪中期之后，这些文化群体的地理迁移和美国疆域的扩展，致使他们同美国的欧裔主流文化群体直面遭遇，美国场域下的文化协商表现为霸权文化更加激烈的自我保护。西语裔和拉美裔文化同美国主流文化的二度杂糅以“内部殖民”为主要特征，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前的一个世纪内，暴力要素得到了空前表达；其后虽未消除，但其表现趋于隐晦。无论是墨西哥裔等归化族裔，还是古巴裔等移民族裔，无论是多米尼加裔等西语族裔，还是安提瓜裔、海地裔等非西语的拉美裔，这些族裔群体及其文化都经历了与美国欧裔主流文化的交锋。美国文学语境下，归化身份、移民经历、多重文化归属和居间状态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西语裔文化的高度杂糅性恰好映射出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典型文化特征，临界状态、跨界行为和疆域扩展等西语裔文学母题皆是美国文学之本土化的具体表现，成为书写“美国身份”和美国国民特征的重要支撑。

五、美国小说本土化的文本外谱系——从后现代和大众文化，到生态和政治

文本之外的著作谱系，特别是大众文化谱系、生态谱系和政治谱系也制约和引领着美国小说的本土化和独立化进程。“从上个世纪中叶起，欧美文学中出现了一些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文学现象，这主要表现在：打破了美与丑的界限，打破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打破了能指与所指的界限。”学术界对后现代并没有认识上的统一，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似乎都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很难将二者严格地区分开来。后现代小说之所以没能率先在法国结出硕果，美国本土小说之所以会有后现代元素大行其道，这里还有许多深层次的文化背景。“从某种程度上说，后现代主义已成为促使美国少数民族文学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动力……这些少数民族后现代派作家不再强调欧洲文化传统、主流政治的混沌和艺术形式的标新立异。他们主张比较公开的政治倾向，热爱非欧洲的祖先，推崇思想意识上的多元化、本族与美国主流的整合。”美国本土小说正是在后现代解构传统、“弑父”男权和反对“白色”的号召下，在二战之后，伴随美国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而跨世纪的德里罗义不容辞担起后现代的大旗，成为后现代群龙的领军人物。

美国的印第安文学、黑人文学、犹太文学、华裔文学、新华裔谱系、拉美裔谱系、印日越韩菲等亚裔谱系等不是到了今天才产生，但是由于后现代解构核心的做法，使得这些原来被定义为“亚文化”的文学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美国文学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于世界文坛，为这个新兴民族赢得了应有的光荣。那些令人赞叹的少数族裔小说是美利坚民族文学筑就辉煌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诺顿美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从第四版开始，把这种少数民族的文学与传统的强势文学放在平起平坐的地位来进行遴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的思维方式。

大众文化谱系对于美国小说的形态和走向影响巨大。在全球文化范围内，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像美国一样拥有如此规模庞大、发展成熟的大众文化了。而在美国小说的本土化的历程中，小说与大众文化始终扮演着互相映射、互相构建的角色。大众文化首先具有人文属性，在它的眼中，小说所具有的娱乐性，是一种对人的存在的启迪性关抚，是人自由意志的一种抒发，因而娱乐性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作动因影响了美国小说发展历程。不仅如此，在大众文化的眼中，小说并非蛰伏于斗室之中的艺术，而是行走于世俗社会的出色的观察家和改革者。因而一个文学文本或者一种文学想象方式的流行，必然折射了一个时代历史和社会心理。而在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对某个文学现象的症候式解读也须参照特定时代的文化消费心理。同时，大众文化也具有物质属性，尤其体现在小说与媒介之间圆融一体的关系上。“媒介不仅构成文学的存在性要素，不仅具体参与了文学审美价值创造，在具体的文学生产方式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以媒介视角来看美国小说的本土化发展，可以看到小说的审美经验与大众传媒之间的种种关联。更重要的是，大众文化的研究视野拓宽了文学本身的范畴，消弭了严肃和通俗之间的界限。无论是美国经典文学谱系的形成，还是现当代作家作品的阐释、流传，都与大众文化联系紧密，从而使得美国小说的历史一直在延续、生成和发展。大众文化不要求对文学作品进行简单的价值臧否，而是在理解的前提下，平等地与作品、作家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美学进行对话，使得文学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和互通，从而为文学现象的阐释给予新的地平线、新的可能。

任何文学创作都不是在政治的真空中发生的，都离不开政治谱系的制约。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明确指出政治与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他看来，政治塑造了美国文学的鲜明性格。的确，19世纪美国早期的小说家们就早已在自己的作品中或直接或隐晦地表现当时本国的政治议题。用美国学者威廉·艾特的话来说，作家们“使用文学术语将具体的政治问题概念化”。这一时期美国的领土扩张，盛行一时的杰克逊式民主，工业化背景下的社会改革，政府官员的腐败乃至法律权威的提升都成为小说家们书写的主题。美国早期内政外交的变迁，源源不断地为本国小说家提供原汁原味的本土素材。从宏观的角度看，政治上的独立给予美国小说本土化进程宝贵的第一推动力，此后政治自身的发展又为美国小说最初的崛起提供了宝贵的养分。美国小说得以在政治谱系的助力下，势不可挡地进行着本土化的演变。美国小说从此不再是欧洲文学的附庸。

伴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行，不同时期的美国小说也带有各具特色的政治印记。镀金时代的政治小说和进步时代的社会问题小说极富批判精神，发出了改革的呼声。爵士时代的文坛巨擘们在纸醉金迷的乐土中暗自用笔墨来表达内心的隐忧。20世纪30年代勃兴的左翼小说向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做出了最激进也最具颠覆性的抗议。在20世纪60年代动荡不安的局势中，作家们又试图通过小说来建立政治权利与文化的关系。70年代之后所涌现出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则通过历史重述，对美国的现实进行积极的政治介入。政治为美国小说注入了丰富的社会文化意蕴和本土特质，使其能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最终在世界文坛独具一格。

其实，生态谱系从美国小说刚刚涌现就在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讨论美国小说本土化的过程中，生态谱系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所言，“能对美利坚帝国的特征下定义的不是过去的一系列影响，不是某个文化传统，也不是它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形塑和不断修正美国精神和本土意识的过程中，美国小说家们对自然（荒野）表现出持续的关注与反思。从双重性解读，到偏向荒野的主导性，再到对毒化荒野的书写，美国小说试图以荒野形塑美国精神，建构国家意识。此外，美国小说对精神生态也表现出一以贯之的关注。这不仅体现在对个体精神存在的关注，更体现在对集体精神，即国家意识的良性发展问题的深层关注。从爱伦·坡对美国精神腐朽的超前预警，到德莱塞对物质成功之后理想精神迷失的忧虑，再到现代小说家们对美国梦破灭的表达，直至当代小说家们试图在多元文化中寻求精神支撑，美国小说对精神生态的关切反映出其不断诠释美国精神，建构美国本土意识的努力。再者，美国小说对生态伦理问题的逐步深入关注也与其本土化进程相契合。土地意识、疆土意识与家园意识、国家意识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殖民者讲述美国经验开始，美国小说家们就面临着三个重要的生态伦理困境。如何处理好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区域的生态正义问题。这一方面体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国家意识建构的表达。可以说，美国小说的逐步本土化促进了其家园意识的建立，进而促进了其对生态问题持续而深入的关注；而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其建构国家意识。

本书的着眼点在美国小说本土化的诸多谱系上，主要探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美国小说的生成以及少数族裔小说的心理构成、美学特征及其对“主流”小说的影响乃至进入主流的过程。我们首先从美国本土谱系，也就是印第安谱系、清教谱系和语言谱系出发，然后关注较早进入美国主流的黑人谱系、犹太谱系和华裔谱系，接着探讨较晚融入美国文化的新华裔谱系、拉美裔谱系，印度、日本、越南、韩国、菲律宾等亚裔谱系，最后研究一些形而上的谱系，如后现代谱系、大众文化谱系以及生态谱系和政治谱系，从而对美国小说的本土化过程进行纵向追踪和横向探讨，立足中国视角，通过一个“局外人”的“第三只眼睛”的考察，阐述美国本土小说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发生和生成的轨迹，揭示其内在的互动、传承、冲突和融合的运行机制。本书主要从北美的土著人印第安人的口头文学入手，结合北美大陆特殊的生态环境，从美国小说中的清教谱系出发，阐述美国小说中的印第安谱系、黑人谱系、犹太谱系、华裔谱系等少数族裔文学对美国本土小说的生成与演变所产生的影响，渐次论及小说这一人类晚熟的文学样式在逐渐形成的美国英语、美国文化和美国小说美学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美国本土小说（或者叫美国式小说）及其所成功实现的与其母体英国文学的分离、独立与演变。

本书是在2006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一书的基础上向纵深研究的成果。撰写成员本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宵衣旰食，殚精竭虑，爬梳国内外相关资料，仔细研读相关文本，反复论证相关课题，最后将研究心得奉献给方家，虽已尽心尽力，但仍是心怀忐忑，如履薄冰。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团队请教了很多相关专家，参阅了大量相关研究资料。美国犹太小说研究专家、深圳大学校长刘洪一教授和刘建徽老师在百忙之际伸出援助之手，为该书主撰“犹太谱系”一章，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山东大学的李保杰教授欣然接受拉美裔谱系一章的撰写任务，为本书又增添了一抹亮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选题，并提出很多宝贵建议，使此书的出版成为可能。我们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谢忱。这部著作涉及面宽，涉及作家多，涉及时间长，涉及地域广，唯恐出现鲁鱼亥豕和舛误疏漏之处，尚请各位学者、各位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教诲。

朱振武

2018年春日改于上海西南寓所

毛信德认为，美国式小说，与人们所说的美国式文学是一个意思，它完全摒弃了外来文化影响的痕迹，没有任何殖民地色彩，也没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它是在民族生活、民族思想和民族题材的基础上，以民族的形式来进行描绘和叙述的，具有纯粹的美利坚民族特色。这种美国式小说自欧文开创以来，经库柏的努力实践，至霍桑臻于完善。美国式小说的诞生至少有以下几点意义：1.为表达美利坚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生活找到了一种完美的文学形式；2.为挣脱英国殖民地文学的桎梏、彻底消除外来影响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发展途径；3.为美国文学赶上并最终超过发达的欧洲文学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详见毛信德《美国小说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28—99页。

弗吉尼亚、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纽约、新泽西、特拉华、新罕布什尔、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

吴富恒、王誉公：《美国文学思潮》，载《文史哲》，2000年第3期。

张冲：《关于本土裔美国文学历史叙事的思考》，载《国外文学》，2011年第1期。

陆晓蕾：《美国本土裔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2015年美国本土裔文学专题研讨会综述》，载《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3期。

陈许：《聚焦近年美国印第安文学创作与研究》，载《外国文学动态》，2006年第3期。

赵文书、康文凯：《十字路口的印第安人——解读阿莱克西〈保留地布鲁斯〉中的生存与发展主题》，载《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

徐常利：《浅析美国土著小说中的生态关怀思想——评〈美国经典作家的生态视域和自然思想〉》，载《当代教育科学》，2016年第10期。

张在钊、陈志新：《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本土化进程研究》，载《戏剧之家》，2017年第21期。

余荣虎：《早期乡土文学与域外文学理论、思潮之关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

张慧诚：《美国本土文学的代表——解读〈最后的莫西干人〉》，载《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09年第4期。

罗虹、张静：《美国黑人文学中的文化身份意识》，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乔国强：《中国美国犹太文学研究的现状》，载《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第1期。

朱振武：《“非主流”英语文学的源与流》，载《英语研究》，2014年第3期。

蒲若茜、潘敏芳：《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之“沉默”诗学探析》，载《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6期。

苏晖：《华裔美国文学中华人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的嬗变——以〈望岩〉和〈莫娜在希望之乡〉为例》，载《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6期。

魏燕：《美国现代文学的“自我之歌”——评艾尔弗雷德·卡津的〈扎根本土〉》，载《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

蔡俊：《主动表达的“他者”——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本土裔美国文学批评》，载《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2期。

肖艳平：《“沉默的文学”与“不确定内在性”——哈桑后现代主义文艺特征透视》，载《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陈许：《美国西部小说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

李云：《寻找现代美国身份：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的图像与经验》，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姚亮：《爱默生与美国民族文学进程》，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

刘敏霞：《美国哥特小说对民族身份的想象：1776—1861》，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这篇论文通过分析内战前六位作家，阐述了哥特小说对民族身份建构的想象和反思，探讨了民族身份的本质，并表达了对其稳固性及持久性的渴望与担忧。六位作家作品分别为：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或译库珀，1789－1851）的《莱那尔·林肯》（Lionel Lincoln，1825），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的《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1819）；查尔斯·B·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1771—1810）的《威兰，或变形记》（Wieland，or Transformation 1798）、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的《福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1852）、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的《阿瑟·戈登·皮姆的故事》（The Narrative ofArthur Gordon Pym ofNantucket，1838）和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皮埃尔》（Pierre，1852）。

朱新福：《美国生态文学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刘星：《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爱尔兰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冲突与适应》，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朴玉：《于流散中书写身份认同——美国犹太作家艾·辛格、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斯小说创作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潘雯：《走出“东方/性”：美国亚裔文学批评及其“华人话语”建构》，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

赵云利：《美国黑人文艺运动研究（1965—1976）》，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曾艳钰：《走向后现代文化多元主义：从罗思和里德看美国犹太、黑人文学的新趋向》，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1年。

该标题的美国小说指的是四部家世传奇小说：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的《圣洁百合》（In the Beauty ofthe Lilies，1996）、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的《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1997）、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1959－）的《纠正》（（The Corrections，2001）和杰弗瑞·尤金尼德斯（Jeffrey Kent Eugenides，1960－）的《中性》（Middle Sex，2002）。

孙璐：《后冷战时代美国小说中的美国性》，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Richard Ruland&Malcolm Bradbury：From Puritanism to Postmodernism A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1，p.3.

兰·乌斯比：《美国小说五十讲》导言，肖安溥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页。

董衡巽：《美国现代小说家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97页。

Marcus Cunliffe：The Literature ofthe United States，方杰译，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年，第120页。

T·S·艾略特：《美国文学和美国语言》，选自《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01页。

Marcus Cunliffe：The Literature ofthe United States，方杰译，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5年，第161页。

朱振武：《论海明威小说的美学创造》，载《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4期，第5页。

Andrew Wiget，ed.Dictionary of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London：Garland Publishing Inc.，1994，p.3.

萨克凡·伯科维奇：《清教徒对大陆的预见》，选自《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35页。

T·S·艾略特：《美国文学和美国语言》，选自《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01页。

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教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0页。

Shelley Fisher Fishkin，Was Huck Black Mark Twain and African-American Voic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33.

Elaine H.Ki：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2，p.285.

King-Kok Cheung：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92.

朱振武：《印度英语文学在美国：研究范式与关注热点》，载《外语研究》，2015年第1期，第97页。

Josephine G.Hendin，Ed.A Concise Companion to Postwar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p.370.

菲律宾曾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并持续受到美国干预。

Earl Shorris，Latinos A Biography of the People，New York：W.W.Norton&Company，2001，p.xvi.

吴元迈：《20世纪美国文学史·总序》（杨仁敬著），青岛：青岛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曾艳钰：《走向后代多元文化主义：从里德和罗思看美国黑人和犹太文学的新趋向》（前言），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单小曦：《媒介与文学：媒介文艺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1页。

William M.Etter，American Literary-Political Engagements From Poe to James，New Castle upon Tyn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12，p.1.

亨利·纳什·斯密斯：《处女地》，薛蕃康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