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逃难
如果时光倒流13年，我们重新来过那种充满仇恨和偏执的生活，那么我会感到那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每一步都充满屈辱，每一步都充满失望。
——1945年，基辛格家书
1
时值1934年9月末。菲尔特市一年一度的圣米迦勒节前夕，牧师保罗发表演讲，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他感谢上帝“给我们派来了阿道夫·希特勒，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赶走异族不信仰神的部落，使众生免遭涂炭，他建立了新帝国，基督教将成为我们人民生活的基石”。
对菲尔特市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说，纳粹进行统治还不到8个月，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到1938年夏天，人们的生活在一天天变得更好，那种变化几乎从未间断。1933年1月依赖福利的人数超过8 700人。到了1938年6月，人数降到不足1 300人。纳粹统治期间，经济的确复苏了，菲尔特的市民有切身体会。
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市政厅上空飘扬着鲜红的民族社会主义党旗，纳粹党徽和元首画像随处可见。有些街道的名称也变了。柯尼希斯华特大街改叫“阿道夫·希特勒大街”，主要广场更名为施拉格特广场，以纪念原纳粹“烈士”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此人因蓄意破坏被占领的鲁尔区的火车而被法国人处决，当时正逢基辛格出生前夕。的确，菲尔特没有可媲美纽伦堡一年一度大型集会的活动，也没有长达一周的节假日，无法吸引全国各地上百万的党员和附属机构的成员。但是这里每年至少也有14个官方节假日，比如5月1日的“人民节”（借用了社民党的“五一节”）和4月20日的希特勒生辰。对那些不喜欢上街游行而喜欢晚上看歌剧的人，城市剧院已装饰一新，重新开放，新老板准备了地地道道的德国经典剧目，有歌德的《艾格蒙》、席勒的《阴谋与爱情》、莱辛的《明娜·冯·巴尔赫姆》等。1935年2月11日希特勒亲临菲尔特，应邀观看了一场无伤大雅的轻歌剧《爱来做主》，这恰如其分地呼应了纳粹口号：“元首命令，我们服从！”
但是对民族社会主义宣传的狂热掩盖不了胁迫和恐怖的现实。纳粹分子美其名曰的“同步”行动于1933年3月10拉开序幕，当天就逮捕了15至20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工会成员及社民党官员，占领了社民党工会总部。自由左翼市长罗伯特·怀尔德被无限期调离，副市长因年龄原因辞职。一星期后纳粹继续肃清“左”倾官员，公安局局长、市医院院长、医务长、医疗保险基金主席纷纷被迫退职。3月28日和4月5日又抓捕了一批共产党积极分子：大部分人被“保护性拘留”，这又是纳粹使用的一个委婉词语，意思是他们被送往新建的达豪集中营，在菲尔特以南100英里的地方。
“同步”行动在残酷地进行着，每星期都会对政敌提出新的限制。4月1日，报纸也不再具有自由，因为纳粹宣布从此以后《菲尔特报》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菲尔特地区的正式机关报”。当地议会也进行了重组，大部分成员都换成了纳粹党人，包括新的市长大人弗朗兹·雅各布（原为巴伐利亚议会纳粹代表）和他的两名副手。从5月10日到11日晚间，当地各家图书馆也遭到肃清，并且还举行仪式焚毁了一些“反动”图书。第二天，社民党菲尔特支部解散，时隔一个多月，6月22日社民党活动在全德遭禁。6月30日菲尔特的社民党领导人被捕，并被送往达豪集中营，与共产党员关押在一起。所有老资格的中产阶级政党中本已有大量成员投奔纳粹，它们这时不是解散，就是与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合并。青年巴伐利亚社团被吸收进希特勒青年团。菲尔特所有的独立经济组织和运动俱乐部（连歌唱俱乐部和园艺俱乐部）也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然而，从民族社会主义政府成立之初，遭受最残酷迫害的便是犹太人。共产党和社民党领导人被捕后，两党的普通党员可以归顺纳粹。但只要被纳粹认定为犹太裔的人，包括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以及父母一方为犹太人的人，一律不在此列。要了解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生活环境，必须清楚纳粹政府是如何一点点、一天天地剥夺犹太人的权利的。从1933年到1938年，犹太人的不安全等级逐年上升。在菲尔特这样的城市，犹太人的生存境况尤为令人寒心。其一，希特勒诬蔑菲尔特是“犹太化”城市。其二，菲尔特旁边就是纽伦堡，这是一大“运动之都”，《先锋报》主编、中弗兰肯地方长官、臭名昭著的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老巢就在这里。而且，菲尔特地处巴伐利亚州，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是州政委，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是州政治警察局局长。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反犹措施和“自发”行动首先会殃及菲尔特，其惨烈程度将无出其右。
没有在极权国家生活过的读者一定很难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在5年时间内，无权从事任何职业或做生意，无法游泳或上学，失去言论自由；更严重的是得不到法律保护，被任意逮捕、欺凌、攻击，财产被随意征用。从1933年到1938年，德国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在菲尔特市，从1933年3月21日开始，市医院院长雅各布·弗兰克医生被停职、临时拘捕。还有两名犹太医生和一名护士也被解雇。一星期后菲尔特共有9名犹太医生失去工作岗位。随后纳粹将目光转向市区的大型犹太商业圈。3月25日，著名的犹太杂货店被迫关门，有人指控在该店销售的食品中发现了老鼠屎和动物毛发。6天后纳粹进行了游行示威，翌日全德掀起抵制犹太企业的运动，据称是为了报复一些美国犹太组织提议的反对德国的抵制运动。4月1日上午，冲锋队队员开始在市中心各处张贴海报，敦促市民“抵制犹太人！抵制犹太人的亲信！”，并悉数列举该市大小犹太商铺共720家，这至少占到了批发商的50％、制造商的24％、零售商的15％——犹太人口不到全市人口的4％，而市场份额这么高，实在令人瞩目。遭到抵制的最大目标要属犹太人开的“命运”电影院。接下来轮到了犹太公务员——包括路易斯·基辛格这样的公立学校老师。1933年4月出台“恢复职业公共服务法”后，犹太公务员一律被开除公职。另一个具有重大法律意义的里程碑是所谓的纽伦堡系列法的出台，该系列法在1935年纳粹党年会时制定，其中第一部“德国鲜血与荣誉保护法”严禁与犹太人发生性关系、通婚，禁止犹太人雇用非犹太人为家佣。第二部法律“帝国公民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完全公民权。
中央政府制定了歧视犹太人的法规，但实际的执行者还是地方政府，有些地方有时还会在执行时变本加厉。隔离犹太人、不让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进展因地而异。例如，在菲尔特，1933年8月酷暑时节，市政府禁止犹太人进入雷德尼茨河的公共洗浴区。1934年4月，市教育局强制规定公立学校中犹太学生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1.5％。1936年，市内所有主要学校，包括女子学校、人文学校、中学、商业学校等无不得意地宣称本校“没有一个犹太学生”。从此以后，所有犹太人家的子女都只能上犹太人学校。
权利被剥夺了，尊严也随之丧失。《菲尔特报》源源不断地刊登反犹文章，全都是施特赖歇尔那种嘲讽的口吻。一篇报道的作者描述自己听到一个犹太学生唱德国国歌，幸灾乐祸地说：“啊，你们这些可笑的犹太人，德国正在建设中，你们一定害怕了吧！”1934年5月27日，施特赖歇尔本人被授予菲尔特市荣誉市民称号。他在接受荣誉时发表演讲，毫不隐讳地说：“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如果再次发生战争，所有弗兰肯的犹太人都会被枪毙，因为上次战争就是犹太人挑起的。”第二年的狂欢节上出现了大量稀奇古怪的反犹彩车，小丑们装扮成滑稽的犹太人，摆出各种侮辱性的姿势。但是巴伐利亚地区的反犹太主义不仅仅只停留在演戏的程度。1933年冲锋队发起抵制运动的时候，已经明显表现出人身侵犯的意味。1934年3月25日晚，在菲尔特市西南30英里的一个村庄爆发了一次针对当地犹太群体的迫害事件，造成两名犹太人死亡：一人被吊死，一人被刺身亡。
至此，“民族革命”几乎失控，冲突愈演愈烈，不仅菲尔特如此，其他地区也一样，政府只好出动部队制约冲锋队。但是即便是在所谓的“长剑之夜”（1934年6月30日到7月2日清洗了冲锋队的恩斯特·罗姆等领导人）以后，对犹太人的迫害仍然在进行，只不过带有一些诱捕的性质。菲尔特市的主要犹太领导人之一西奥多·贝格曼因侮辱一名“雅利安”妇女被捕，他后来在集中营自尽。1935年3月10日，鲁道夫·贝纳里奥医生被捕，被强行从病床上拖走，当时他还发着高烧。他和恩斯特·戈尔德曼被送往达豪集中营，双双被击毙，死因还是那句话，所谓的“试图逃跑”。一年后，三个犹太年轻人，也是菲尔特人，分别被处以一年、10个月、5个月有期徒刑，因为他们胆大妄为，竟然讲德国犹太人遭遇的“恐怖故事”。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事在菲尔特俯拾皆是。1937年11月26日，市里一名72岁的犹太人竟敢暗示德国犹太人遭人迫害，他因此被处以8个月监禁。一年后，又有三名犹太人被捕，因为根据纽伦堡法律，他们犯有“种族侮辱”罪，被判处5到10年监禁。
2
对路易斯·基辛格来说，辛辛苦苦做到公立学校高级教员，受人尊敬，如今，转瞬间体面全无，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简直就像做了一场噩梦。1933年5月2日，他和菲尔特市女子学校的一位犹太老师一道被“强行休假”，几个月后，“永久退休”。他还不到50岁啊！他儿子沃尔特还记得父亲被开除后“沉默寡言，总待在书房里”。但是对路易斯打击很大的不仅是被迫提前结束教师生涯。他妻子后来回忆道：“我丈夫的同事，以前那些同事，对他完全不理不睬，就像没有这个人似的。”为了让自己忙碌起来，他办了一所“学校，那些不能上公立学校的犹太孩子就有学上了……教他们商科课程，就是以前他教的那些课程”。奇怪的是，他没有去犹太实科中学教书，尽管1933年夏天他的两个儿子就开始在那里上学。从现有资料中很难看出他们兄弟俩怎么那么早就去了那所学校——赶在政府对公立学校强行下达犹太学生限额令之前。据基辛格自己说，父母是想让他们在那里念完4年初中再转到市立高中（这种情况在正统犹太人家并不稀奇）。然而，等他们读完初中，限额令已经生效。
犹太实科中学离基辛格家很近，一点儿也不差。校长至少聘请了一位有能力的教员赫尔曼·曼德尔鲍姆教算术、地理、写作以及经济和速记。曼德尔鲍姆喜欢用难题考学生。他上课时的口头禅是：“谁在叽叽喳喳？”但是基辛格的母亲回忆说：“学校的老师不算一流，聪明的亨利感到很无聊。两个孩子上学都不开心……他俩很沮丧，学习也不是很用功。”这些证据表明基辛格当时的成绩并不突出。哥俩儿沮丧还有一个原因：纳粹法律规定犹太孩子不得参与一切课外活动。他们不能到公共游泳池游泳，不能和非犹太裔孩子踢球，也不能观看他们喜爱的球队比赛，只能参加犹太复国主义体育俱乐部，只能使用1936年新建的犹太体育俱乐部的设施，俱乐部的体育场在卡洛林大街。基辛格后来回忆：
犹太人1933年开始遭到隔离……但是有一支犹太球队，我参加了少年组。我们只能跟别的犹太球队比赛……那段时间，我只有在观看比赛、参加比赛时才会忘记周围的烦心事。我常常溜出去看地方球队打比赛，虽然这种事是要冒风险的，如果你去看比赛被人认出来，肯定会被暴打一顿。
基辛格的同时代人并非都有遭遇街头暴力的记忆。尤勒斯·瓦勒施泰因跟基辛格兄弟俩上同一所学校，据他回忆，直到1938年，“我的朋友中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我们玩士兵打仗，互相串门，拿一些纳粹领导人开玩笑。我的非犹太人朋友从没骂过我，也没叫我脏犹太人”。但有些人（尤其是弗兰克·哈里斯和犹太孤儿院院长的儿子拉斐尔·哈里曼）却证实了基辛格的说法。那时，犹太孩子孤身一人在菲尔特街上走已经不大安全了。
不过那时除了体育之外还有其他的消遣。就在纳粹统治期间，年轻的海因茨·基辛格加入了正统犹太人联盟组织，德系犹太人犹太教律法的政治部，该组织成立于“一战”期间，一度自称为忠诚犹太人联盟。该联盟不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控制，旨在加强欧洲正统犹太机构，最终团结东欧和西欧的正统犹太教。40年后正统犹太教拉比莫里斯·谢尔还跟基辛格提到过该组织，他开玩笑说他“抽屉里还锁着一篇当时基辛格为联盟写的文章”。这篇早已被人遗忘的“文章”是基辛格现存的最早作品。里面包括一份由比基辛格稍大的一个犹太孩子利奥·霍斯特领导的埃斯拉正统青年组织的会议记录。那次会议是1937年7月3日召开的，当时基辛格才14岁，霍斯特18岁。参加会议的其他5名“成员”是：阿尔弗雷德·贝霍夫、拉斐尔·哈里曼、曼弗雷德·科施兰、汉斯·万甘施玛以及基辛格的好友海因茨·利翁。会议原始记录是基辛格手写的，既有苏特林文（老式德文），也有希伯来文。在此值得全文引用，以便读者了解他早期的宗教观和政治观。
我们下午3点45分准时开会。首先讨论宗教法。列出安息日的规定有哪些。我们讨论了哪些是违禁物（安息日不可携带的物品）。
大家区分出4种违禁物：
违禁工具——（禁止是）因为有特殊禁令（例如钢笔，钢笔是写字用的，安息日禁止写字）。
违禁饰物——（禁止是）为了预防破戒（例如佩戴的经文匣，是指平时上午犹太人礼拜时佩戴的装有圣经经文的小黑皮匣子，但安息日不能佩戴）。
违法违禁物——（禁止是）为了保证教徒不犯罪（例如敬奉偶像的圣坛等物体，安息日拜神是犯罪行为）。
不洁违禁物——（禁止是）因为它可恶，因此不适合安息日（例如某种污秽物）。
此外还有第五种违禁物，就是人们在安息日前说的如果是安息日的违禁物就不会带去的那种。
然后就看小组成员中谁的记忆力最好。最后一致同意我和海因茨·利翁各得0.5分。
大体上看这不过是一个经文学习小组，加深小伙子们对经文戒律的理解。但是最后几句话语气骤变。
然后我们讨论了迫在眉睫的巴勒斯坦分裂问题。分裂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渎圣罪。不用《圣经》而用一般性法典治理犹太国家是不可思议的。会议到此为止。
海因茨·K
遥远的巴勒斯坦发生的事件也波及了弗兰肯。1936年4月起，阿拉伯人开始反抗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强制性统治。这次起义的主要原因是犹太人移民不断增加，一开始只是大罢工，很快升级为暴乱，矛头直指犹太移民和英国军队，英国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对这个曾经的奥斯曼帝国的领地的统治方式。海因茨·基辛格和朋友开会4天之后，皮尔伯爵领导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备受期待的报告，建议让巴勒斯坦一分为二，一个是沿海平原的犹太小国，其中也包括加利利，即从耶路撒冷到沿海（包括海法）的残余的被外部力量托管的走廊，另一个是东南部较大的阿拉伯国家，此地未来合并到了相邻的外约旦王国。（早在4月初英国媒体就预计该报告会按以上思路划分巴勒斯坦，所以菲尔特市的一个无名的正统犹太青年小组预先得知报告内容也就不足为奇。）犹太复国运动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和大卫·本–古里安尽管希望获得更大的地盘，但也愿意接受皮尔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更何况报告还设想将大量阿拉伯人口（225 000人）迁出计划中的犹太国家。但是，该报告遭到阿拉伯人和非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拒绝，最终分裂巴勒斯坦的想法也就被英国人束之高阁。难得的是，基辛格年仅14岁就激烈反对巴勒斯坦分裂。即便分裂会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渎圣罪”的想法不是他提出来的，而是他所在小组的看法，但显然他在写会议纪要的时候也并无反对意见。小组拒绝（像后来以色列所做的那样）按法典而不是《圣经》来建立一个世俗的犹太国家，这样的想法他也并不反对。至少有一名霍斯特小组成员后来去巴勒斯坦避难，再后来成为以色列公民。但是基辛格的命运绝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他似乎全心全意拥护父亲主张的反犹太复国主义。
3
然而，到了该离开德国的时候了。路易斯·基辛格的两个弟弟已经走了。1933年6月，卡尔·基辛格因为帮助岳父经营鞋店被捕，随后被送往达豪集中营，惨遭毒打，命在旦夕。一年多以后，1934年12月，妻子设法保释了他，夫妻二人决心移民，1937年他们带着三个孩子移居巴勒斯坦。路易斯的另一个弟弟阿尔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移民斯德哥尔摩，1939年年初他们的父亲戴维也到了斯德哥尔摩。一个家住洛伊特尔斯豪森的朋友力劝路易斯效仿两个兄弟移民。但是路易斯比他们俩大十多岁。他妻子后来说：“要放弃一切，拖着两个孩子离开德国，也不知将来会怎么样，的确不那么容易。”他父亲和弟弟西蒙劝他千万不要离开德国。此外，他们移民还有一个障碍——他岳父被诊断出患有癌症。
然而，妻子葆拉必须首先考虑孩子。他们留在德国将来会怎么样：“希特勒统治的国家”会处处容忍犹太人吗？犹太人的处境会恶化还是好转？海因茨从犹太实科中学毕业后，万般无奈之下，到维尔茨堡的一所犹太教师培训学院念了三个月书。他母亲后来告诉沃尔特·艾萨克森：“是我做的决定，这么做都是为了孩子。我知道他们留下来没什么活路。”
至少有一件事对基辛格一家来说很幸运：葆拉母亲的一位姐姐早年移民美国，那时人们还根本没听说过希特勒的名字。她女儿，也就是葆拉的表姐莎拉·阿舍尔出生在布鲁克林，当时她住在韦斯切斯特县拉奇芒德镇。葆拉建议把两个孩子送到美国去过安全的生活，她表姐力劝他们全家一起来。1937年10月28日，表姐在“经济担保书”上签字，答应为基辛格一家来美国提供经济担保。（20世纪20年代要移民美国有限额，要是没有这样的保证书，就算纳粹德国的难民也无法被收留。）莎拉·阿舍尔的年收入只有4 000美元，但她的股票值8 000美元，其他存款还有15 000美元，所以她的担保是可信的。（基辛格一家在美国其实还有更有钱的亲戚，在匹兹堡，但并没去找他们帮忙。）1938年4月21日，官方认定为“德国公民、犹太裔、信仰犹太教”的基辛格的父母向慕尼黑移民咨询局提出正式移民申请。这种请求必须扫除多重障碍，好在他们的申请不到三个星期就被处理完毕，获得批准。首先，路易斯·基辛格向菲尔特市警察局申请护照。盖世太保必须核查一家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4月29日市长批准，5月5日盖世太保批准，5月6日市财务办公室批准，5月9日德国海关批准。5月10日，警察局收取12马克70芬尼手续费，开具推荐信又收了5马克28芬尼，给他们签发了4本护照。
然而，直到1938年8月10日基辛格一家才告知市警察局他们打算启程。告别是痛苦的，尤其是跟葆拉身患重病的父亲道别，兄弟俩生平头一次看见父亲落泪。多年后基辛格回忆道：“我们一家即将离开祖国之前，我到外公居住的小村庄去看望他，跟他道别，我和他感情很深。他得了癌症，我知道再也见不到他了。外公告诉我这不是诀别，说过几个星期就去我们家看我。尽管我并不相信，但想到他会来，心里还是觉得很安慰。”一家人还得撇下大部分财产。纳粹规定，犹太人离开帝国不仅要留下大部分积蓄，还要留下大部分家具。（基辛格一家的家产，包括钢琴，估计价值23 000马克。）犹太人离开第三帝国可以把一个规定尺寸的柳条箱装满带走。基辛格记得母亲为带什么、不带什么很是发愁。8月20日，一家人在比利时的一个港口坐船去英国。他们在伦敦逗留了一个星期，住在葆拉的姑妈家，姑父以前在菲尔特市开肉铺，葆拉上学时就住在他们家。1938年8月30日，他们坐火车到南安普敦，搭乘“法兰西岛号”前往纽约。海因茨·基辛格那年15岁。他的好友海因茨·利翁3月时已经去了巴勒斯坦。
1938年，基辛格一家四口移民美国，当年巴伐利亚的犹太移民共计1 578人。他们离开德国正当其时。
4
就在基辛格一家告知菲尔特市警察局启程的当天，纽伦堡最大的教堂被捣毁。1937年6月，慕尼黑主教堂也曾遭受同样的厄运。纳粹党内的激进分子，尤其是希特勒本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隔离犹太人这一行动。菲尔特市的犹太人看在眼里，准备面对即将出现的麻烦。为了保险起见，犹太教会堂最值钱的经卷和银饰都被取下来妥善保存。1938年10月16日，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又发出一个警告，一伙暴徒袭击了洛伊特尔斯豪森会堂，毁坏了包括法尔克和范妮·施特恩农舍等犹太人家的玻璃。这次迫害事件之后，施特恩被迫卖掉了34年前和弟弟合伙买的房子。他和妻子搬到了菲尔特市的妹妹（明娜·弗莱施曼）家里，而他1939年5月26日被确诊罹患癌症。那个时候，菲尔特市也已经不再是犹太人栖身的安全之所了。
“水晶之夜”，或者说“碎玻璃之夜”，在第三帝国历史上确有其事。不管以前如何粉饰德国种族政策的合法性，全国性的暴力和破坏狂欢还是将虚伪的表象撕得精光。驻巴黎的德国大使馆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遇刺，凶手是从德国汉诺威市流落到法国的17岁犹太孩子赫舍·格林斯潘，他父母是波兰人，原来住在德国，后来被驱逐出境，格林斯潘一怒之下对冯·拉特下手。此事引发了中世纪以来德国历史上最恐怖的大屠杀。1938年11月7日，格林斯潘近距离枪击冯·拉特，6天后，冯·拉特不治身亡。这件事成了希特勒的借口。加上戈培尔的极力怂恿，希特勒发动了貌似“自发的”反犹太战争。
纳粹在菲尔特执行命令的时候很荒唐。1923年11月9日“啤酒馆暴动”流产，从此这一天就成了纳粹纪念其烈士的纪念日。1938年11月9日，当地纳粹大佬正在芬克咖啡馆狂饮之际，突然接到命令，攻击犹太人，尤其是要破坏市里的犹太会堂。市长喝得红光满面，净打饱嗝儿，对组织这次破坏行动毫不反对。不过他倒是很担心烧毁那么多会堂将造成什么后果，因为很多袭击目标都位于人口密集的市中心。纳粹成员身上都有那种既冷漠又谨慎的特质，于是他叫来市消防局局长约翰内斯·拉克福尔，命令他准备保护即将被焚毁的会堂周边所有的建筑。拉克福尔惊呆了，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市长大人真喜欢开玩笑！”他耐心向市长解释，如果会堂广场周边的会堂全部起火，根本无法控制火势。市长只好勉强妥协，命令只烧主会堂。
11月10日凌晨1点左右，一支150人的冲锋队砸毁城市会堂的铁门，打烂主会堂的橡木门。进入会堂以后，他们砸毁长木椅和装饰，把所有能找到的经文都堆在一起，浇上大量汽油，点上火。当地犹太人的主要领导人艾伯特·诺伊布格被人从床上拽走，纳粹分子用他的头当大木槌撞开地方福利局的大门，顿时他鲜血直流，神志不清。3点15分，主会堂火势凶猛，民众叫来了消防队，但是冲锋队不让消防队救火。其实，市长命令他们让火势蔓延到看门人住的地方和隔壁的祈祷厅。当晚被毁的还有举办仪式用的澡堂和莫伦大街30号的会堂。犹太人公墓也遭到破坏，其他受损的还有犹太医院、犹太实科中学、孤儿院以及多家犹太人开的门店。孤儿院墙上涂着反犹标语：“不许犹太人杀害德国人！”在实科中学的墙上，标语是：“嗓音沙哑的犹大！为巴黎死难者报仇！”
这且不说。所有犹太居民，包括孤儿院的孩子，全都被赶到施拉格特广场（现称菲尔特自由广场），他们在寒冷的11月的室外一直站了5个小时。他们以迫害基辛格家的拉比利奥·布雷斯劳尔取乐，竟然强行剃掉了他的胡子。年轻的埃德加·罗森贝格看在眼里，感到毛骨悚然，他的回忆不仅记录了当时的恐怖氛围，也反映了那些无助的犹太人被卷入的可怕纷争。
大约5点30分，他们让犹太人朝城市会堂方向来了个漂亮的向后转：天空被映得通红，好多会堂着了火。就在那时，犹太人中间长期存在的分裂一下子原形毕露，这种分裂即便在同仇敌忾的岁月也一直与我们相依相伴。这时，正统犹太人看到会堂烈焰熊熊，不禁撕心裂肺地哀号起来，但在改革派犹太人眼里，这无异于一种威胁甚至是恐吓，这样惨叫只能是火上浇油，引起一场血腥大屠杀。正统犹太人这么做就反应过度了。
不会有血腥大屠杀，这里不会有，现在还不会有。上午9点，所有女人和孩子被放回家去，男子则被赶到原来的伯罗茨海默学校（该校也易名了），继续遭受言语和身体上的摧残。罗森贝格回忆：“那些好事的市民……涌上街头，吐着唾沫，阴阳怪气地唱着，叫着，‘啊，正是时候嘛！’‘正好赶上了！’齐声合唱‘犹太猪’，‘声音沙哑的犹大！’……然后冲破冲锋队的阵型，跑到犹太人卡恩（原文如此）身边近距离打量他，就是被剃掉胡子的那个拉比。”共132人随后被送往纽伦堡，后来又转送至达豪集中营，其中包括基辛格兄弟俩的老师赫尔曼·曼德尔鲍姆，他被关押了47天，还有罗森贝格的父亲，后来他逃到了瑞士。
劫掠并未结束。在菲尔特市，犹太领导人被迫签署了一份文件，出售两块犹太公墓、一家医院及大量犹太群体的财产给市政府，售价仅为100马克。他们还被威胁，如果不肯透露一座隐秘但其实子虚乌有的犹太教堂的地址，他们就性命难保。（迫害他们的人指的是一所病儿学校沃尔德学校，是1907年一位犹太慈善家建的。）后来，大量犹太企业同样被迫以微不足道的价格出售房产——这是1938年11月12日出台的法律的序曲，该法律正式将犹太人从德国经济生活中排除出去，为所有犹太企业的正式“雅利安化”铺平道路。11月10日晚些时候，冲锋队队员又回来了，以胜利者的姿态穿过依然冒着烟的城市会堂，手上沾满烟灰和血迹。一人因夜间受伤不治身亡，另一人自杀。布雷斯劳尔拉比捡回一条命，但是他遭受的折磨太惨痛了，直至多年后“都无法大声说话，因为在‘碎玻璃之夜’纳粹对他的折磨太惨痛了”。
对于这次事件的受害者来说，这一切似乎都不可思议。一位目击者也不敢相信，他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上舞蹈课，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一起学，互相交流毫无问题，压根儿不存在什么反犹太主义……直到希特勒上台。我们犹太人真不敢相信菲尔特市竟存在这么严重的反犹太主义。”
不过确有其事。时隔13年，那些应对1938年11月10日菲尔特市事件负责的纳粹分子才被绳之以法。5个团伙头目逍遥到1951年才面临指控，只有一人被判有罪，被处以两年半监禁。一年后，另一桩案件在卡尔斯鲁厄开庭审理，又有两名被告被定罪，一个被判了两年，一个被判了4个月。然而，到那个时候，纳粹对菲尔特市犹太人的迫害已可谓罪大恶极，罄竹难书了。
5
菲尔特市不过是一个无聊的城市，夜空下显得毫不起眼……1945年，我是这么看的。纽伦堡尘土飞扬，满目灰烬，圣像和神像都破破烂烂，这里一堆，那里一堆，体现出巴比伦式的邪恶，而菲尔特依然存在，完好无损，在阳光下呈现出一派和平气象……当然，少了那座教堂，好似在拼图上留下了一个洞……
纽伦堡……有它瑰丽的传统和被大肆渲染的审判。读者很容易知道身处何方。“啊，”他会说，“纽伦堡，我知道，出过大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有纳粹国会，有纽伦堡塔，有大法官杰克逊，有绞刑，有德式香肠。”但每当我轻声说出“菲尔特”时，别人总问我：“怎么拼写？”
埃德加·罗森贝格是经历过“二战”的菲尔特犹太人，“碎玻璃之夜”之后取道海地逃亡到了美国。“二战”结束，他以美国兵身份回到故乡，竟发现这里大都完好无损，感到很惊奇。
这不是说菲尔特没有受到丝毫破坏。1939年9月希特勒所交战的对手似乎比25年前所交战的对手力量薄弱。1940年夏，德国军队雄踞欧洲大陆，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击败了法国，把英国远征军从敦刻尔克逼回英吉利海峡的那一边。然而，大英帝国依然实力雄厚。1940年8月和次年10月，英国皇家空军两度轰炸菲尔特和纽伦堡，两个城市所在的大都市圈是英国战略轰炸的重点目标。这不过是小试牛刀，重头戏在后面。1941年和1942年也出现过零星空袭，但到了1943年，德国与苏美也开战了，因此空中打击的规模大幅提升。1943年8月10日至11日，纽伦堡沃尔德区被彻底炸毁。1944年盟军对中弗兰肯和上弗兰肯进行了12次大型空袭，1 000多人丧命。1945年1月2日和2月21日至22日的毁灭性打击又夺去了3 000多人的生命。“二战”结束时，菲尔特市战前建筑有6％被彻底炸毁，30％被中度或重度破坏，54％被轻度破坏。据1945年3月对纽伦堡一菲尔特小型空袭的报道，“大多数炸弹落在荒弃的田野上”。
在第三帝国最终崩溃之前，菲尔特市上演的最后一部电影是轻喜剧，片名令人叫绝：“无害的开端”。事后看来，也许那些1932年和1933年投票支持纳粹的人觉得当初希特勒上台就是这副模样。但是从德国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希特勒当政时坏事干尽。1939年1月，就在“二战”爆发前，他宣布了吓人的预言：“如果欧洲内外的犹太金融家将世界各国重新投入一场世界大战，结果就不是全球变成布尔什维克的天下，以及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的犹太人这一种族将被消灭！”
“二战”爆发后，纳粹更是胆大妄为，企图把威胁变成现实。1933年菲尔特的犹太居民有1 990人，“二战”结束时仅剩40人。战前未移民的犹太人共计511人，大多数人乘火车被遣送到东欧德占区，有的被枪毙，有的被毒气毒死，有的劳作至死。1941年11月29日，首批犹太人被遣送到里加。接着是1942年3月22日至24日的大规模驱逐，这次的目的地是伊兹比察。后来这批人又被送往索比堡等死亡营或特洛尼基劳改营。一个月后，又一批菲尔特犹太人被遣送到克拉希尼金。剩下的也被遣送出境，一批是在1942年9月10日，一批是在1943年6月18日。清洗的最后一步，是1944年1月17日遣送了一小部分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被遣送的犹太人中还有33名孤儿院的孩子，他们和孤儿院院长伊萨克·哈勒曼博士及院长的家人一道被遣送到伊兹比察。（他建议将孤儿院迁至巴勒斯坦，但遭到犹太人拒绝，因为孤儿院的捐助者指定孤儿院设在菲尔特。）截至1945年，“巴伐利亚的耶路撒冷”仅剩下几个幸存者和几座另作他用的建筑物。原来的犹太公墓被彻底破坏，墓碑用来垒建防空设施，坟地也被淹，改作消防队的临时水库。
如果当年基辛格一家不离开德国，他们的命运将不难想象：海因茨·基辛格不可能活到20岁生日。据他估计，其近亲中有13人死于这场浩劫：三位姑妈，三位姑父，一位叔祖，两个叔叔，还有基辛格的继外祖母等人。虽然继外祖母不是血亲，但基辛格一直把她当作亲外祖母。他后来回忆道：“她觉得我是亲外孙，我也不知道她是继外祖母，她给了我很多温暖和关爱。”后来继外祖母被驱逐出境，还经常给他们家寄明信片，一家人还蒙在鼓里。再后来他们才得知老人家被送到了贝尔泽克死亡营，死亡营解散后，她死在往西部强行军的路上。外祖父的妹妹和妹夫分别死在特列钦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基辛格还有三个表亲也死于这场浩劫。
事实上，基辛格死于纳粹之手的亲人不止13个。在由查尔斯·斯坦顿或马丁·基辛格编写的“基辛格氏”家谱中，确切的数字是23人。即便是这个数字可能也太少。在迈尔·勒布·基辛格所有已知的后人中，死于那场浩劫的不下57人。这个总数当然可能包括德占区以外自然死亡的人数，但也可能包括死于浩劫而未登记在册的人数。可以说这个数字最少也有23人，而基辛格被害亲人的数量很可能接近30人。
这种灾难对亨利·基辛格有何影响？“二战”结束30年，身为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应邀回到故乡接受荣誉市民奖章。看在父母的面子上，他答应了，父母也一同回德国。他父亲在公开场合发言时显得宽宏大量，但母亲私下里却心绪难平。（她后来说：“那天我心里很难受，但没说出来。我心里很清楚，若是我们留下来，肯定跟其他人一样被烧死。”）基辛格本人一直很痛苦，不肯承认大屠杀对他的成长有重大影响。他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说：“我的早期政治经历是作为被迫害犹太少数民族的一名成员所体会到的。”
而且……我的很多家人、我同学中大约70％的人都死于集中营。因此这种事叫人难以忘怀……当时如果我生活在德国，而在感情上对以色列的命运无动于衷，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动不动就拿我的犹太人出身说事，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自己可不这么想。
1938年8月，基辛格离开德国时依然是一个正统犹太教徒。但自那时起到1945年之间的某个时间点，情况发生了转变。因此，他成年以后大多数情况下都说自己是犹太人，但不信犹太教：“从信哪派具体的宗教来说我不是教徒，但我也信教，因为我的确相信（根据斯宾诺莎的观点）宇宙中很可能存在一种合理性，我们无法理解，正如蚂蚁无法理解人类对宇宙的阐释一样。”
但是，尽管浩劫对全家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但促使基辛格意识到人类理解局限性的并不是这场可怕的劫难，而是与纳粹较量的惨痛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