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哈得孙河上的菲尔特
离开德国快一年了。你一定经常想起我答应过你，说会尽快给你写信。但我不仅仅是因为懒才一直没写信。实际上，这8个月我的内心和周围环境的变化都很大，所以不想写，心绪难安也写不了。
——亨利·基辛格，1939年7月
纽约不仅是重要的大都市，政治和竞争无处不在，而且它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心中的一段传奇，同时也是一片残酷、丑陋、令人恐惧、散发着恶臭的丛林……代表着那个怪异的世界，每个在犹太移民家里长大的孩子都受到大人的教导……要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纽约。
——欧文·豪
谁都会自然而然地以为基辛格一家1938年夏天离开的德国和他们后来定居的美国大相径庭。德意志帝国已经被凶残的希特勒牢牢掌握在手中，暴徒们无法无天，暴虐横行，人人自危。美国则是“幸福的日子又来临了”的国度，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把同名歌曲选为竞选主题曲。基辛格一家恰好避过了菲尔特教堂被焚毁的一劫。他们乘坐“法兰西岛号”经过布鲁克林的那天阳光明媚，好似对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示欢迎，迎面而来的是巍峨壮观的帝国大厦，这座世界第一高楼勾勒出曼哈顿的天际线。德国是压迫人的国度，美国则是自由者的国度。
当然，这家人的故乡和新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但是如果对1938年美国的问题估计不足也是错误的，这些问题很快就会对基辛格一家的生活产生直接影响。他们像大多数美国难民一样，很可能在刚来的时候对第二故乡抱有某些不切实际的期望。如果是这样，他们会很快醒悟的。
美国跟德国不一样，到1938年，经济大萧条还没有结束。经过4年的复苏，1937年下半年又出现了经济衰退。1937年10月股市崩盘。财政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发出警告：“我们将再一次面临经济大萧条。”从峰顶到谷底，股票贬值1/3，工业生产减少40％。1937年年末到1938年年初那个冬天，失业工人高达200万人，失业率重新涨至19％。罗斯福及其副手抱怨这是“资本家罢工”，资本家反唇相讥，说“新政”带来了太多不稳定因素，企业家因而不敢投资。罗斯福政府内部的新政拥护者埋怨，之所以出现“罗斯福衰退”，是因为货币和财政紧缩。声望卓著的美国凯恩斯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阿尔文·汉森于1938年发表的文章《全面复苏抑或滞胀》指出，只有政府出现巨额赤字才能实现百分之百的就业率——当然，只有通过战争和史无前例的公共借债才能让经济复苏。然而，从共和党人的角度看，赤字只是削弱人们对商业领域的信心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在经济中仍然占据大量份额的农业也萎靡不振。1938年出版的由多罗西亚·兰格和保罗·泰勒合著的《走出美国：人类侵蚀记》就描述了尘暴区经济移民的痛苦。
也不仅只纳粹德国才称得上“种族歧视国家”。美国的种族隔离现象已远远超出南部范围。类似于“本店只服务白人”的招牌在美国各地的商铺随处可见。1930—1938年死于私刑者超过100人。1938年，贡纳尔·默达尔着手研究，后来成书《美国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全美有30个州依然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禁止种族之间通婚，许多州还扩大或加强了这方面的法规。受影响的不仅是非裔美国人和美洲印第安人，有些州还歧视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马来人（菲律宾人）和印度人。而且，由于美国优生学的影响又新增了一条歧视性法规，跟德国20世纪30年代推行的法规难分伯仲，这简直就是给了纳粹立法以灵感。至少41个州根据优生学划定的范畴限制精神病人结婚，有27个州立法对某些人强制节育。1933年，仅加州就对1 278人强制节育。希特勒公开承认他受到了美国优生学的影响。
与此同时，国会中支持隔离的政治力量不但未减弱，反而在增强。1938年，他们成功阻止了一个反私刑法案通过。他们同时阻止罗斯福政府实行最低工资法案；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埃利森·史密斯（人送外号“棉花埃德”）吹嘘说他们州一个人（指一个黑人）一天仅需50美分。1938年，面对国会鼓吹隔离者的强烈反对，“新政”已经名存实亡。那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人在13个州的州长选举中获胜，在众议院的代表增加了一倍，并获得7个新的参议院席位。罗斯福企图把某些南部民主党人换成新政支持者，结果事与愿违，好不伤悲。
美国权利也在多方反击。1938年6月，得克萨斯州众议员马丁·戴斯主持“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首次听证会。美国劳工运动内部人员不和，致使恐共心理对整个环境火上浇油，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公开指责对手产业工会联合会开办了一所“共产党叛乱学校”。纽约劳动市场上的摩擦尤为严重。1938年9月，市内发生一起非正式的卡车司机罢工事件。另一起劳资纠纷造成西29街的7家皮草店被炸。
在德国，政府部门已经落入犯罪分子手中。在美国，罪犯以多种途径使用权力。20世纪30年代土匪横行，梅耶·兰斯基、巴格斯·西格尔、“幸运小子”查尔斯·卢西亚诺等人如日中天。1933年美国禁酒令解除后，这帮人已经不再制酒贩酒，转而经营赌场及其他非法勾当。卢西亚诺以纽约地下黑社会头领的身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不仅对纽约五大家族施以某种形式的集中领导，而且对全美的犯罪集团加以控制。卢西亚诺的统治实际上于1936年结束，那年他被逮捕并被起诉。起诉他的是特别检察官（后来的州长）托马斯·E．杜威，罪名是开妓院。但卢西亚诺的位置很快就被弗兰克·科斯特洛取代。这帮人跟掌管美国城市的政治机器有着密切联系。每一个杜威背后至少有一个收受黑钱的腐败官员在保护他。
然而，尽管世道很乱，美国依然具有活力和创造性。亨利·基辛格抵达美国那年，埃罗尔·弗林出演了《侠盗罗宾汉》（此外还出演了三部影片），吉米·贾克内出演了《一世之雄》，加里·格兰特和凯瑟琳·赫本出演了《育婴奇谭》，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金格尔·罗杰斯主演了《乐天派》。罗纳德·里根忙得不亦乐乎，接拍了10部B级片，包括《天有不测风云》《横冲直撞》《缓刑女孩》。说实话，1938年美国影院放映的最佳电影是一部法国片，让·雷诺阿执导的《大幻影》；最成功的商业电影是动画片《白雪公主》（1937年12月已开始放映）。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授予了弗兰克·卡普拉改编自百老汇的喜剧《浮生若梦》，剧中吉米·斯图尔特饰演的银行家的儿子爱上了一户古怪移民家的女儿。该剧的背景是纽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分歧（尽管时至今日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还是有关收入税的对白，好像永远都不过时）。基辛格一家移民美国那年，经常在美国电影中出镜的还有露西尔·鲍尔、亨弗莱·鲍嘉、平·克劳斯贝、贝蒂·戴维斯、W.C．菲尔兹、亨利·方达、朱迪·加兰、贝蒂·格拉布尔、鲍勃·霍普、爱德华·罗宾逊、米基·鲁尼、斯宾塞·屈塞、约翰·韦恩，此外也不能忘记秀兰·邓波儿、斯坦·劳莱、奥利弗·哈台以及马克斯兄弟。如果说好莱坞有过真正的黄金时期，那时就是。
美国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不仅有电影，还有收音机。美国的大多数家庭都能收听到美国广播公司的两套主要节目，节目内容丰富多彩，从电视剧《阿莫斯和安迪》到托斯卡尼尼指挥的美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应有尽有。1938年收音机最有可能播放的歌曲有安德鲁斯三姐妹录制的原本为意第绪语歌曲的《你甚美丽》、艾拉·菲茨杰拉德演唱的《丢手绢》、邦尼·贝里根演唱的《我无法动手》、阿尔·多纳休演唱的《惊心食人族》、弗雷德·阿斯泰尔演唱的格什温兄妹的《能得到当然好了》。当时美国最优秀的歌手当属平·克劳斯贝，1938年他的热门歌曲有两首：《你一定是个漂亮的宝贝》和《亚历山大的拉格泰姆乐队》。尽管经济困难重重，当时也是大乐队的黄金时期：贝西伯爵、汤米·道尔西、艾灵顿公爵、班尼·古德曼、阿蒂·肖这些乐队的队长都叱咤风云，带着他们的大型管弦乐队进行全国巡演。但是1938年最轰动的广播节目不是音乐，而是奥逊·威尔斯根据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世界大战》改编的戏剧，该剧在10月30日播出后，引起全国上下一片惶恐。
《鹿苑长春》是当年的畅销书，讲的是佛罗里达艰苦的农村生活，作者玛·金·罗琳斯因此获得普利策奖。那年很多英国作家的书也进了美国书店，其中包括A.J．克罗宁、霍华德·斯普林和达夫妮·杜穆里埃作品，杜穆里埃的《蝴蝶梦》畅销美国。另一本暗示大西洋彼岸政治危机日益深重的小说是《致命风暴》，这是英国作家菲莉斯·博顿创作的一部反纳粹的爱情故事。好莱坞出品的音乐剧《黑尔扎之舞》口味比较清淡，该剧自基辛格一家抵达纽约的那个月开始上演，一直演了1 000多场。
经济大萧条时期也是美国体育史上不平凡的时期。1938年6月22日，扬基体育场举行了一场富有象征意义的拳赛，现场观众7万人，非裔重量级拳手乔·路易斯击倒德国拳手马克斯·施梅林，这是两人第二次交手，路易斯再次击倒施梅林。1936—1939年，扬基队连续4次获得世界大赛冠军，这期间卢·格里克因病退出比赛，年轻的乔·迪马吉奥声名鹊起，人送外号“扬基快船”。纽约似乎在美国体育界独领风骚。12月，巨人队击败绿湾包装工队，摘得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桂冠。这些比赛过后，华盛顿高地和哈莱姆等临近地区的街边橄榄球赛蔚然成风。这里也许体现了德美两国最大的差异，至少是在青少年眼里存在的差异：（美国）根本没人踢足球。15岁的海因茨·基辛格看来，是该研究一下击球率了。
2
有一点很重要，纽约这个地方对基辛格一家来说并不陌生，它是世界上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自18世纪初以来这里就有了犹太社区，但直到19世纪末东欧和中欧移民涌入，纽约犹太人口才出现爆炸式增长。1870年，纽约犹太人口约为60 000人，到1910年超过了1 250 000人，占全市人口的1/4。1915—1924年，纽约每年新增犹太移民为50 000人。后来实施了移民法律限制（1921年和1924年制定），因此每年的犹太移民增长人数被控制在20 000人以下。1920年，纽约犹太人数比例达到最高值，占纽约市总人口的29％。当年，纽约犹太人口超过包括华沙在内的每个欧洲城市的犹太人口。当然，到1940年，犹太人口比例下降到不足24％。尽管如此，纽约这座城市还保留着一种特别的犹太气质。准确地说，是纽约市某些地区一直保留着一种特别的犹太气质。
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犹太人开始成批离开曼哈顿。尤其是下东区，犹太人口数量从314 000人跌至74 000人。约克维尔、晨边高地和东哈莱姆的犹太人口同时锐减。基辛格一家来到纽约时，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的犹太人（人数分别是857 000人和538 000人）比曼哈顿的（犹太人口270 000人）要多。有一个例外是曼哈顿岛最北部一个叫华盛顿高地的地区，那里的犹太人很多。那些原以为新来的犹太人子女可以融入当地居民生活或被同化的人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到20世纪20年代末，在72％的纽约犹太人生活的地区，犹太人口至少达到地区总人口的40％。20世纪20年代，纽约市的种族隔离其实更严重了，因为犹太人住宅开发商在布朗克斯修建了大广场街等时髦的新街，整个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毫无缓解。华盛顿高地就是这种“新型犹太人区”的典型，“这是一个封闭的中产阶级犹太人社区，他们的社交生活仅限于跟地位相当的犹太人来往”。这种隔离并非全都是自愿的。皇后区杰克逊高地和河谷区菲尔德斯顿的某些公寓大楼，对犹太居民都有微妙的“限制”。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犹太人跟犹太人住在一起是他们在考虑过各种原因后自己选择的结果。用纳撒尼尔·扎洛维茨的话说：
有外国出生的犹太人居住区，有本地出生的犹太人居住区。有贫穷犹太人居住区、中产阶级犹太人居住区、富裕犹太人居住区，有俄罗斯犹太人区，有德国犹太人区。东区是一种生活区，华盛顿高地是一种生活区，西布朗克斯是一种，河滨大道又是一种……布鲁克林自身又有十多种不同种类、不同样式的犹太人生活区……因此4/5的犹太人……实际上跟非犹太人没什么接触。
因此，犹太人早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纽约，德国犹太人来得比较晚。前面说过，大多数都是1938年夏天之后来的：1933年1月到1938年6月流亡纽约的德国难民总数只有27 000人。然而，1938～1940年，有157 000个德国人来到美国，其中将近一半是犹太人。大多数人落户纽约，有些组织（如宗派组织“自助”）设法让他们迁往内陆却无济于事。犹太人不愿搬家，但社会地位升得很快。一半犹太移民经过15到20年都成为了白领。到20世纪30年代，纽约市有24000家工厂，犹太人开的占2/3，100 000个批发、零售店同样有2/3的店主是犹太人，11 000家餐馆有2/3是犹太人开的。但是当这些人全都搬到纽约五大区中比较富裕的街区住之后，还是喜欢挤在同样的街道上、同样的公寓楼中。
当时犹太人群体并不是纽约最大的宗教少数派。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坐宗教少数派头把交椅的是罗马天主教，教徒大都出生于爱尔兰或意大利。这种情形间接帮助了犹太人保护自己的宗教和文化身份，因为天主教徒不仅人多势众，而且坚决抵制以通婚或教育的方式被“本土”新教同化，而时至今日美国人口整体上还是以新教徒为主。另一方面，纽约不同宗教团体和宗族之间也谈不上友爱。因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宗族冲突不光只存在于欧洲，美国也有，虽然没达到欧洲那种激烈的程度。犹太人知道不去侵犯上东区约克维尔的德国人居住区。但是反犹太主义并非仅存在于德国人中。对纽约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来说，19世纪下半叶他们饱尝本土对抗主义之苦，意大利南部的穷人和东欧的犹太人一来，正好给了他们一个翻盘的机会。所以，犹太难民也必须避开布朗克斯区的班布里奇和金斯布里奇等居民区。不同种族的人争抢工作、争夺住房是常有的事。经济大萧条加剧了这种冲突，因为就业人口从1930年的46％下降到1940年的38％。到了“罗斯福衰退”期，非熟练工人失业率最高，这对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影响更大，因为犹太人比其他移民种族更容易改行从事熟练技术行业。
犹太人的升迁也扩展到政治领域。20世纪20年代，从前的纽约共和党中的犹太人同其他移民一样，已被纳入民主党“民族联盟”的队伍。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和他的下任富兰克林·罗斯福可以依靠民主党的首领，如布朗斯维尔的海米·肖任斯坦等人。另一位犹太人赫伯特·H．莱曼1932年继罗斯福之后当选纽约州州长，并且连任四届。另一名犹太人欧文·斯腾加特1935年当选纽约州议会议长。两年前，共和党–城市融合候选人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当选纽约市市长，打破了坦慕尼协会对公共职位的垄断。拉瓜迪亚的当选被人们称为意大利人的胜利，但同样也是犹太人的胜利，因为他母亲是来自意大利东北部港口里雅斯特的犹太人。（颇令人玩味的是，纯犹太血统的内森·施特劳斯决定放弃竞选该职位，因为他对“最好是有一位犹太裔州长和一位犹太裔市长的看法……满腹狐疑”。）拉瓜迪亚很快表示自己会忠于职守，他当上美国犹太人权利保护联盟副主席，该组织的目标是通过抵制德货来报复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抵制。1933年，犹太人的选票在拉瓜迪亚和他的对手之间实际上基本持平，所以不难理解所有候选人都千方百计想吸引犹太选民。然而，在拉瓜迪亚任纽约市市长期间，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获得市政府竞选产生和指派的职位。1937年，2/3以上的犹太人投票支持拉瓜迪亚，1941年支持拉瓜迪亚的犹太人更是接近3/4。罗斯福1932年、1936年、1940年（那年罗斯福至少获得犹太人群体88％的选票）连续三次参加总统选举，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支持罗斯福。
拉瓜迪亚任职期间，犹太人出任政府公职和教职的数量剧增，这激怒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爱尔兰裔美国人。主要由爱尔兰人组成的“基督教阵线”公开向“犹政”示威。反犹太主义体现为破坏公共财物和招聘广告中明确规定不要犹太人。就连纽约州前州长阿尔·史密斯也说：
我这一生当中总是听说世界某个地方穷困的犹太人生活得多么艰苦……今晚我环顾室内，看到这里有州长赫比·莱曼，他是犹太人。再看市长，半个犹太人。市议会主席，原来是我，现在是伯尼·多伊奇，他是犹太人，曼哈顿的区长萨姆·利维也是犹太人。我不禁要问，难道不应该有人为纽约可怜的爱尔兰人做点儿什么吗？
面临经济大萧条的重压，民主党的民族联盟岌岌可危。
纽约共产党的骨干成员是犹太人，但这也无济于事。“一战”后社会主义最强硬的支持者也是纽约的犹太人。1936年至1941年，美国劳工党20％～40％的选票是犹太人投出的。无论美国还是欧洲，煽动分子很容易把“赤”与“犹”等同起来。实际上，犹太政治内部的真正偏见针对的是自由主义，广义上的自由主义。
欧洲局势进一步扩大了美国国内的种种分歧。1938年12月9日（“碎玻璃之夜”暴行一个月之后）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美国公众谴责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提高移民限额接纳难民，2/3以上的人一致认为“既然他们目前是这种状况，我们应该不予接收”。罗斯福总统虽然有恻隐之心，但还是将莱曼州长（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以后）要求提高移民限额的请示轻轻搁置一旁。“碎玻璃之夜”事件之后，有记者问罗斯福总统：“您建议放宽移民限制，让美国接受犹太难民吗？”总统直言不讳地回答：“这个不会考虑。我们有配额制。”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和马萨诸塞州众议员伊迪丝·诺斯·罗杰斯提出法案，希望在限额之外准许两万名14岁以下的德国儿童进入美国。1939年1月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2/3的人表示反对。1939年年中，《财富》杂志的一项民意测验提问：“如果你是国会成员，有项法案主张开门……接受更多欧洲难民，你会赞成还是反对？”85％的新教徒、84％的天主教徒和将近26％的犹太人回答反对。194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2/5的美国人反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通婚。近1/5的美国人认为犹太人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近1/3的人希望“在美国发起一场广泛的反犹太人运动”，有10％以上的人表示他们支持。1942年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近一半美国人认为犹太人“在美国权力太大了”。
菲利普·罗斯在小说《反美阴谋》中描绘的那个纳粹统治的美国并非空穴来风。1938年10月，基辛格一家刚到美国几周，那时他们可能读过一篇会议报道，说的是美国革命女儿会纽约分会开会，有人呼吁控制“外来威胁”，包括不许难民进入美国、调查纽约大学和亨特学院那些“外来的、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的和激进的教授”。其他一些组织也公开反犹，尤其是堪萨斯牧师、同情纳粹的杰拉尔德·B．温罗德于1925年组建的基督教信仰捍卫者组织。还有一个组织叫银衫军团，该组织组建于南卡罗来纳州，20世纪30年代在威廉·杜德利·佩利的领导下非常活跃，佩利梦想当“美国的希特勒”，他父亲是卫理公会牧师。
在美国影响特别大的组织有全国社会正义联盟，由在底特律传教的查尔斯·爱德华·库格林神父创办，他针对“犹太共产党威胁”的广播节目有350万名听众，大多是下层天主教徒。库格林竟然在纽约电台的一次长篇演说中为“碎玻璃之夜”辩护，并在他主编的期刊《社会正义》上刊登伪造的《犹太长老训令》。全国社会正义联盟在纽约西59街设有分部，据说大多数警察都是会员。受到库格林的启发，1938年反犹爱尔兰天主教徒约翰·卡西迪等人在布鲁克林成立基督教阵线。一个更激进的组织名叫基督教动员者，该组织的成员即便在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仍拒不改变亲希特勒立场。这种极端化的高潮是1940年1月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基督教阵线成员。有人指控他们阴谋发动政变，同时还会采取恐怖行动轰炸犹太人生活区，暗杀犹太裔国会议员。
然而，纽约最公开的亲纳粹组织是新德国联盟，自1936年起更名为德裔美国人联盟。其纽约总部（中心在约克维尔）是美国纳粹运动的枢纽。到20世纪30年代末，据司法部统计，该组织会员多达8 000～10 000人（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认为实际人数更多，有25 000人），会员大多数是刚来的移民或者未归化的德国人，该组织还办有自己的德语报纸《德国警报与观察者》。在某些人看来，这不过是柏林的爪牙，但很可能只有极少数成员是真正的第五纵队队员。该联盟不只会组织棕衫分子游行，同时，它还对历史悠久的德语报纸《纽约世界》和美国施托伊本学会、罗兰学会等德裔美国人俱乐部施加压力，要它们支持希特勒政权。只是在美国反纳粹情绪不断滋长的情况下，尤其是“碎玻璃之夜”之后，更多德裔美国人支持该联盟的势头才有所停止。
随着战争的来临，纽约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日渐恶化。一名提倡美国中立的人士写道：“纽约是个不折不扣的火药桶，如果美国参战可能会把它引爆。”不难预测，库格林之流强烈支持反干预的美国第一委员会，该委员会还得到亨利·福特和查尔斯·林德伯格的支持。想站在大英帝国一边再打一场大战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寥寥无几。相反，纽约各犹太组织同意美国政府的观点：“必须在希特勒和文明之间做出选择。”
3
像纽约大多数地方一样，华盛顿高地（基辛格一家落户曼哈顿的地方）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理位置。如果你在1938年问别人华盛顿高地在哪儿，他们可能告诉你“在159街一带，百老汇与福特–华盛顿大街交界的地方”或者“在哈莱姆以北以西那一带”。现在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会跟与基辛格差不多同时代的人的说法有所不同。
我认为，这个地方早期的界线是173街以南，177街以北，南松林大道以西，百老汇以东。唯一的例外是如果我在杰伊·胡德·赖特公园，那么就可以走到最后面的黑文大街，就是南松林大道以西再过一个街区。如果是在百老汇，我可以走到181街的电影院；如果在福特–华盛顿大街，我可以走到178街……在181街和百老汇街角是……哈莱姆储蓄银行，对面是职业摔跤体育馆。
华盛顿高地在山上，三面有河流环绕，是曼哈顿有待城市化的最后一块地方，20世纪30年代，曼哈顿的城市化进程还没有完全结束。开发商喜欢建五六层的砖混公寓楼，但这里有崔恩堡和茵伍德山等公园，是曼哈顿最绿意盎然的地方。所以，大多数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流亡至美国的中产阶级难民喜欢这里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战”爆发之前，华盛顿高地的德国犹太难民人口非常多，有人打趣这里是“第四帝国”。该地的其他绰号还有“辛辛那提”，这是因为“辛辛那提”的发音跟问女士姓名的德语句子很相近；还有一个绰号叫“不懂英语”，这跟德语“不会一句英语”的发音相似。共有20 000到25 000名德裔犹太难民在华盛顿高地安家，约占德裔犹太难民总数的1/4。但是犹太人从未超过此地人口的3/8，到“二战”时还有所下降。这些难民一般年龄偏大（40岁以上的占22％），他们不喜欢要很多孩子，所以不可能跟爱尔兰人和希腊人竞争。出于这个原因及其他原因，从外表看，华盛顿高地跟布鲁克林的布朗斯维尔相比，不大像是犹太人居住区。
华盛顿高地可以说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中产阶级住宅区。1930年生活水平中等的家庭的收入都超过了4 000美元，是下东区的3倍，但只是上西区那些阔佬的一半。然而，难民们来的时候都没什么钱。通常他们都像基辛格一家那样只带了一箱子日用品。他们之所以喜欢华盛顿高地，是因为这里既看着体面又住得起。租金比较低，而且大多数公寓都有6～8间卧室（其中的一些原本是给佣工住的），所以还可以转租换钱。跟纽约其他地方一样，各个族群都是扎堆住，喜欢挤在一条街上甚至是一栋公寓楼内，所以有些街道的某些公寓楼里住的全是犹太人，不远处的公寓楼里则住的全是爱尔兰人。
犹太人很少与其他族群往来，对此许多刚来美国的人都感到很惊奇。出生于法兰克福的欧内斯特·施托克1940年来到纽约，1951年他写道：“我很惊讶美国怎么成了一个个相当封闭的族群聚集地……德国的犹太裔专业人士常常拜访其他德国专业人士，然而纽约的犹太医生、律师却一般都是到其他犹太医生、律师家串门。”这些专业人士很难找到工作。外科医生必须通过美国国家医生考试；德国培养出的律师几乎没有重操旧业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就是开一家小律师事务所，主要为犹太人服务。到1940年，犹太人在华盛顿高地就开了8家肉铺。犹太人的面包店也一家家开门营业，专营罂粟籽面包。有几家生意比较好，所占市场份额比较大，例如奥登瓦尔德鸟类公司和巴顿糖果店。但大多数公司一直规模不大。很多男人要么无所事事，要么挨家挨户搞推销；很多女人不是在自家干家务活儿，就是跑到别人家干家务活儿。
即便在纽约的犹太同胞眼里，那些难民也比较怪异。有一位难民说，美国犹太人认为新来的那些人“很高傲”：“他们‘抱成一团，根本不跟我们这些人来往’，他们‘傲慢’‘很精明’‘唯利是图’，诸如此类的微词可以列一长串，跟那些反犹太主义者所想的没什么两样。”几乎在每一个移居华盛顿高地的犹太人眼里，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生活要比他们现在的流亡生活强。有一则广为流传的笑话是，一条德国猎犬对另一条德国猎犬说：“我在德国每天吃白面包。”另一条猎犬回答：“那算什么，我在德国可是条养尊处优的圣伯纳犬。”
对那些一开始没找到工作的难民来说（路易斯·基辛格就是其中之一），华盛顿高地的生活主要是“跟咖啡和糕点打交道，优哉游哉”。卢布罗的棕榈花园提供“维也纳美食”（其实老板是斯图加特人）。那一带的德裔犹太餐馆还有奥纳餐馆、大学酒店和德里克餐馆。顾客可以打发时光，翻阅《建设》杂志，那是德–犹俱乐部（后改名德国–犹太俱乐部，再后来更名为新世界俱乐部）出版的一份周刊，或者翻翻当地发行量较小的杂志《犹太方式》，该杂志在1940年至1965年由马克斯和爱丽丝·奥本海默夫妇在德国出版。另外，人们还可以参观前景团结俱乐部，总部设在西158街558号。其他组织还包括移民犹太老兵组织和华盛顿高地以色列正教组织。年轻人可以去150街的马卡比运动俱乐部或者另一家青年组织“不离不弃”。
然而，这些俱乐部在犹太难民的生活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建立的多个宗教和慈善组织。纽约的犹太移民一般都是先为自己和同胞建一些小教堂，通常都是在租屋里活动。第二代犹太移民在布鲁克林和弗拉特布什建了些比较正式的“教堂中心”（一个有教堂、有学校的地方），俗教两用（既可作为健身场所，也可作为研习犹太复国主义的地方）。世俗化难以阻挡。到20世纪30年代，一般情况下纽约犹太人并不经常做礼拜；在临时性的教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之后，他们也会在犹太新年和赎罪日去教堂参加庆祝活动。
华盛顿高地的犹太人有所不同。这跟德裔犹太难民到来之前的社会环境有一定关系。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帮有钱的正统犹太人出资建了一所犹太大学，叶史瓦大学，位于（现在也是）阿姆斯特丹大街和西185街的交界处。该校在伯纳德·雷维尔的领导下，在原有的神学院基础上不断发展，但它远远不是一般的学院。雷维尔之所以要办好这所学校，部分原因是“一战”后常春藤高校限制犹太学生入学。他的目标是通过将犹太法典研究与广泛的博雅教育结合起来使正统犹太教从“犹太人聚集区消失”。因此，在基辛格一家来到华盛顿高地之前10年，这里就已经是犹太学者活动的中心了。这里也是好几个犹太集会的发源地，包括希伯来会堂、崔恩堡犹太中心和华盛顿高地会堂。然而，新移民很不愿意参加这些机构的任何活动。
纽约的其他犹太人把德裔犹太人叫作Yekkes，他们的特点是“在日常生活中特别守纪律，酷爱整洁，非常重视人文教育”。与东欧来的犹太人相比，德裔犹太人在做礼拜时似乎沉默得多。他们会提前到场，准时开始做礼拜，在一排排固定的长木椅上坐好，面朝同一个方向，有正规的唱诗班和领唱，根本看不到下东区和布鲁克林犹太教堂中人们在祈祷时摇晃身体或齐唱的现象。尽管他们在遵守教规上很刻板，比纽约的其他犹太人都正规，但正统德国犹太人也不像虔敬派犹太教徒那样着装。男子一年四季戴帽（有时也戴圆顶小帽），但会刮胡子，而华盛顿高地只有拉比留胡子。女子着装很普通但也不过时，“一套黑的，一套蓝的，一套棕色的就很齐备了”。
这些难民主要是正统犹太人，主体是德国南部人，他们带来的差异在美国无关紧要。在德国，所有犹太人必须仅属于一个当地教区，有团结派正教教徒和分裂派正教教徒之分。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前者的行为方式更保守，但又提倡与改革派甚至是犹太复国主义信徒和平共处；后者在礼拜方式上比较接近改革派，但又强烈反对改革和犹太复国主义。各派别固执己见，所以不难理解正统德国犹太难民分出了那么多新的会众。1944年，纽约难民社区达到22个。华盛顿高地有12个，其中4个是团结派，4个是分裂派。1935年第一个文化团体“希望之门”成立，三年后华盛顿高地犹太教堂、新希望教堂和卡尔·埃达·耶苏伦教堂（又叫布罗伊尔教堂，因为拉比叫约瑟夫·布罗伊尔）得以建立。唯一新建的自由派会堂叫贝特·希勒尔教堂，1940年由慕尼黑和纽伦堡的流亡者所建。
基辛格一家决定加入卡尔·埃达·耶苏伦教堂有双重意义。布罗伊尔出生在匈牙利，但1926年至1938年任法兰克福参孙·拉斐尔·希斯学校校长。他是一位严格的分裂主义者，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完全正统的社区。对他来说，教堂仅仅是包含一系列机构和服务的中心，有单独的学校，可进行仪式化的沐浴，提供食物监管（监管制造商生产合适的食品）甚至新闻月刊。一份早期的德语《通告》对新来美国的移民提出以下警告：
在这个国家……不存在有组织的社区。所有组织都是自发的，可能出现自发组织固有的变动。不存在关于饮食教规在内的犹太问题的权威。拉比了解犹太法规，有资格当权威，但社区的人不一定承认他是权威。那些不了解犹太法规的人可能会自告奋勇充当权威，肆意发号施令。
于是，《通告》列出可靠零售商和产品名单。另外，布罗伊尔跟基辛格家在菲尔特市的拉比一样，极力反对犹太复国主义。1940年9月，他发表了一篇关于近代犹太人历史的总结性文章，很具启发性。
解放导致同化，同化的支持者就是进行所谓的改革派犹太教运动的那些人。其结果必然是彻底异化和大规模的洗礼。同化导致反犹太主义复活，按照神的永恒真理，这是势在必行的。反犹太主义加速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不过是在变相进行疯狂的同化，而且由于这一过程完全没有犹太人参与，因此这条道路同样十分危险。这一切导致了目前的灾难，并以各种可怕的形式表现出来。
正是因为犹太拉比摩西·斯罗维奇克同情犹太复国主义，所以布罗伊尔建起了自己的参孙·拉斐尔·希斯学校。只有一个问题令人不解：为什么基辛格一家在他们原来的拉比利奥·布雷斯劳尔到纽约建了自己的教堂之后，还是选择追随布罗伊尔。基辛格怀疑这是因为布罗伊尔具有更大的人格魅力。很快他就习惯每周听一次他那热情洋溢的布道。
布罗伊尔等拉比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公立学校的影响力抵消了。基辛格兄弟俩和其他年轻难民很快发现他们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落后的正统犹太教的世界，一个是具有自我意识、追求进步的世俗中学世界。乍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大部分美国中学还是有基督教传统的，因为其节假日都是基督教节假日。“一战”与“二战”之间的那段时间，教育家所重视的教学内容明显也都是世俗的、综合性的。从体育到新闻实务，学校的课外活动都旨在培养“能干的公民”。但是，正统犹太教家庭的父母认为，子女在受益于世俗教育的同时不能失去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一点对年轻人影响深远。爱尔兰裔美国人和意大利裔美国人家庭的孩子通常是能上天主教学校就不上公立学校，但犹太人会很积极地进入本地的公立学校。犹太学生很快就踊跃参与到新一轮的课外活动中。与此同时，公立学校的犹太老师也越来越多，1940年，纽约公立学校的新老师有一半以上是犹太人。这种犹太师生共同增长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来：教育部门认可希伯来语是一门值得教授的外语。
乔治·华盛顿高中是基辛格的母校，让这位未来的哈佛教授见识了美国教育，但它不是纽约市犹太学生最多的高中。犹太学生人数第一的荣誉属于下东区的苏渥公园高中，该校的犹太学生比例为74％，其次是布鲁克林区的新乌得勒支高中和布朗克斯区的伊万德·蔡尔兹高中。1931—1947年，乔治·华盛顿高中的犹太学生占40％左右，白人新教徒学生占20％左右，非裔美国人占5％，意大利裔或爱尔兰裔美国人占4％。在此期间，犹太男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在学术俱乐部和荣誉协会阿里斯塔中表现得分外活跃，但是除了篮球，他们很少参加其他体育活动。然而，在很多影响力很大的学生岗位上（如学生会主席、校报编辑等），也很少见到犹太学生的影子。担任这些职务的多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孩子。
对一个聪明的犹太学生来说，乔治·华盛顿高中提供的不仅是正规教育，还有人际交往方面的锻炼机会。未来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出生在美国，不是德国，他对在乔治·华盛顿高中生活的记忆更多的是欢乐，不是痛苦，比如到波罗球场看巨人队的比赛，听收音机里播放扬基队的赛况，到电影院看《卡西迪牛仔》，到宾夕法尼亚酒店看格伦·米勒乐队演出……
然而，华盛顿高地的青少年的生活也有不如意的一面。大家害怕“二战”爆发会加剧本已严重的族群冲突，果然怕什么来什么。阿姆斯特丹和三叶草等帮派组织成员高喊着“杀死犹太人！”的口号，攻击犹太学生。基督教阵线和基督教动员者等反犹组织对华盛顿高地的犹太教堂和公墓发起攻击。库格林领导的全国社会正义联盟明目张胆地反对犹太人，他们教唆当地爱尔兰人抵制犹太人推出的自助商店等新鲜事物，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新玩意儿砸掉了不少人的饭碗。对德国犹太移民而言，当局无法制止这种暴力和威胁，他们不由得清醒地意识到虽然有了新的家园，但也不值得沾沾自喜。一名记者抱怨道：“我们已经厌倦了，老是去找警察队长，手里捏着个帽子，说，‘报告麦卡锡（或奥布赖恩）队长，我儿子被人打了，因为他是犹太人。您派个警察来看看好吗？’我们真的厌倦了，老是看到对方带着一脸希特勒似的病态笑容，说，‘啊，孩子们只是闹着玩的。’”直到1944年，帮派成员才遭到控诉，天主教高层才公开否认对这种行为负责。
很多华盛顿高地的难民一辈子都觉得（并且是被逼无奈地觉得）他们不是“美国人”，而是“美国犹太人”或“德国犹太人”。随着所在生活区特点的变化（因为非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人搬到了158街以南地区），华盛顿高地的犹太人更是感到四面楚歌，这也是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初转而支持共和党的一个原因。
4
15岁的基辛格对纽约印象如何？多年后，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德美两国的差别：
移民美国之前，我和家人一直遭受排斥和歧视，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每回上街都是一次历险，因为德国孩子可以随意乱打犹太孩子，警察也不管。刚来纽约的时候，我就感到美国很神奇。小时候美国是一个梦，不敢相信会有这种地方，大家天生都很宽容，个人自由不成问题……总记得第一次走在纽约街头时感到很兴奋。我见到一群男生迎面走来，便赶紧横穿马路，免得挨揍。然后突然想起来自己在哪里。
然而，我们上面说过，华盛顿高地的犹太人还是要冒被打的风险。有位作家以为年轻的基辛格会感到同化比较容易（“他是德国犹太人，他自己的文化教会他在很大程度上学会其他文化的外观和精神的同时保持自己内在文化身份的完整性”）。还有人假设，他父母加入正统犹太教实际上就是为了不让他们被同化，尤其是“强化了他对大众民主根深蒂固的不安”。这种评价自然是毫无依据的。
从基辛格一家乘坐的轮船在曼哈顿西区港口靠岸的那一刻起，这一家人满脑子都是现实问题。尽管他们凑够了钱在船上办好证件，不用在埃利斯岛移民检查站遭受种种侮辱，但生活费却所剩无几。原来在菲尔特的公寓还有5间卧室，现在住的地方就两间。一家人在姨妈家逗留了几天，就搬到华盛顿高地，先是住在西181街736号，后来搬进福特–华盛顿大街615号的一套狭窄公寓（在百老汇以西很远的地方，周围住的全是犹太人）。他们能住上套间已经很了不起了；在“碎玻璃之夜”发生之后的移民高峰期，许多刚来的难民只能住到西68街上由拉比斯蒂芬·怀思和妻子经营的国会俱乐部这样的“筒子楼”里。基辛格后来回忆了当时的艰苦生活：
我和弟弟……睡客厅，没有任何隐私。今天真无法想象当时是怎么过的，但那时候没想那么多……我也不觉得难受。当时不知道这是受苦。今天我去老公寓看母亲，她在那儿一直住到去世，我无法相信自己在那儿住过，在客厅的双人沙发上睡过觉。我在厨房做作业。但是所有的书都说我那时的难民生活很遭罪……不是这样的……胡说八道。
一家人唯一的大问题是父亲找不到工作。他的英语不好
，又不适应新的环境，他如实告诉妻子：“这个大城市里最孤独的人是我。”母亲后来回忆道：“我不知道如何开始，他也不知道如何开始。”起先，他们靠匹兹堡的一个亲戚周济度日。虽然父亲最后在一位朋友的公司里做记账员，但他身体不好，情绪低落；后来经过犹太妇女委员会的培训，母亲到别人家里帮工，到餐馆当服务员，于是全家就靠母亲吃饭。母亲比父亲年轻，适应能力强，很快掌握了英语，而且在最短时间内办起了一家小餐馆，这是一个典型的难民谋生故事。因此，两个儿子就得挑起生活的重担，尤其是长子，要开始挣钱养家了。基辛格兄弟俩很快就办完了乔治·华盛顿高中的入学手续。这所学校很大，学生约3 000人，校训是“不成功，便沉沦”。保留下来的基辛格当年的学习成绩单表明他迅速适应了新的环境。然而，1940年1月，为了打份整工，他改为夜晚上学。他在一家远亲办的修面刷工厂打工，每周能赚到11美元。工厂在商业中心，西15街22号，工作毫无乐趣可言。基辛格从早上8点忙活到下午5点，把用獾毛制成的修面刷中的酸性物质挤出来，后来他被提拔到送货部，往曼哈顿各区域送修面刷。从工厂坐45分钟地铁回到家，匆匆吃过晚饭，就又赶到学校上三个小时的晚课。不过这个16岁的孩子的成绩并没有受影响。那学期他法语三级95分，美国史二级95分，美国史一级90分，英语六级90分，英语七级85分，高等代数75分。尽管菲尔特的犹太实科中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却使基辛格的数学、历史和地理如今在班上名列前茅。他在其他方面也很拔尖，课外已经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了。
基辛格最大的障碍自然是语言。他后来回忆：“那个时候没人说，‘多可怜的难民，我们用德语给他们上课吧。’他们把我们扔到学校，我们只能用英语……我必须很快学会英语。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根本不懂英语。”严格来说这句话不对，他在德国学过英语，具备初步的阅读能力。但是学习一门外语和在外语环境里学习可有着天壤之别。把“海因茨”变成“亨利”简单，说一口美式英语则另当别论。有人这样讲述：
学习成绩单表明这名新生有“外语障碍”。由于这种“障碍”，他在高中阶段很害羞、不合群。他对英语这门新语言的掌握和运用后来赢得了全世界外交家的尊敬，但他到成年后也没能改掉的口音一直是他的痛处：他的一位德国朋友曾说他的口音很可笑，像是巴伐利亚口音而非普鲁士口音。他后来也说：“对这一点我感到特别难为情。”
很多人都提到过基辛格独特的中欧口音，大家可能觉得奇怪，真的那么难改吗？他弟弟基本上就没有口音，那些年轻的犹太难民的子女，只要上了美国高中基本都改掉了。年纪大一些的难民还是坚持用德语。直到1941年4月，基辛格一家常去的教堂还在争论要不要改用英语做礼拜、出简报。当时的一个人写道：“这一点很重要，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通常从一个人有没有德语口音就能分辨出他是已经完全融入美国生活还是永远都是‘外来者’。”基辛格的例子的确耐人寻味，这么聪明、这么有抱负的一个人居然长久地乡音不改，要知道，如果想出人头地，必须说一口地道的英语。然而，年轻的基辛格希望将来靠数学技能而不是语言技能吃饭。高中毕业后，他申请到纽约城市大学读会计专业。
旧世界对年轻的基辛格渐渐失去了吸引力。他父母虔诚地参加犹太教堂的活动。一位从菲尔特流亡到华盛顿高地的难民利奥·赫克斯特回忆，基辛格“对宗教知识如饥似渴”。父母信的是正统犹太教，但基辛格偏不信，第一个反叛信号是他加入了改革派犹太教堂贝特·希勒尔组织的一个青年团体。基辛格跟许多刚来美国的德国移民一样，到了新的环境，信仰也发生了变化。他回忆道，他“显然不再信正统犹太教了”，因为他经常在犹太节假日工作，他弟弟也是。一个与基辛格同时代的人在“二战”后不久写道：“许多德国犹太难民从不去教堂，除了犹太新年……在美国，遵守教规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说，到了新国家，为了生活打拼已经令人筋疲力尽了……还有人说，烧死自己亲人的地方哪有什么上帝？”
当然，在此阶段，美国很少有人料到后来会出现大屠杀那种程度的恐怖事件。但是最了解纳粹政府狼子野心的莫过于刚来美国的犹太难民。基辛格当时写过一些文章，现在留存下来的寥寥无几，有一篇是他为一张报纸写的简述，标题是“联盟之声：报纸筹办中”，发表日期是1939年5月1日，还做了标记“世界版，严禁在德国出版”。文章的世俗味道很浓，预见到将来需要帮助从纳粹主义国家逃来的一拨拨难民。
各位联盟成员：
6年前一起重大事件，一起比任何天灾都严重的事件深深地扰乱了我们的命运。其影响之重大谁也无法预料。民族社会主义心狠手辣，妄图赶尽杀绝，扬言绝不手下留情！
起初，最遭殃的是犹太人，但是希特勒的毒液已经开始向外扩散，翻山越岭，漂洋过海，害得一个个家庭家破人亡，危及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最细微的角落。太多人以为还有办法可想，以为20世纪的文明会保护我们免遭劫难。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天大的幻想。由于压力越来越大，移民问题也初现端倪。我们都知道移民是一条辛酸之路，很多国家对难民紧闭门户，移民道路更是充满坎坷。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国家：美国。我们有幸来到这个典型的自由之邦，为了聊表感激之情，希望能在大的援助体系中发挥一些作用，帮助那些将来通过“同志聚会”基金来美的难民。
基辛格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也在不断演变。1937年，他说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世俗犹太国家的想法“难以想象”。然而，在离开德国之前，他给朋友写信：“我的未来在美国，但我的希望在巴勒斯坦……我们共同渴望的国度。”但是，1939年夏天，他的态度又变了，“请看这个幻想又成了什么样子。‘我们的’巴勒斯坦沦为大国政治的玩具，内战之后四分五裂，又落入阿拉伯人手中”。基辛格早年在菲尔特市交往的一些以色列会堂成员，在移民美国后更加公开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其实，布雷斯劳尔拉比比较支持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城市守护者组织。但是利奥·赫克斯特后来否认基辛格曾追随该组织。
事实上，年轻的基辛格感到自己正置身于实实在在的“同志聚会”中，这种状况不仅迫使他质疑早年的信仰，而且对老朋友也失去了信心。1939年7月，基辛格给一位老朋友写信，坦陈对新家园“纽约”的矛盾心理：
我个人对美国的印象很矛盾：有时候我爱它，有时候又鄙视这里的生活方式。爱的是美国的科技，美国的工作节奏，美国的自由。它建国历史这么短，成就这么大，令人震撼。只有在非常安定的环境中，在从未经历过严重危机的国家，才能出现这种奇迹。你只有亲自去纽约摩天大楼那一带看看，才能体会现代科技的创造力。你只有驱车在通往乡村的公路上奔驰过，才能体会美国人何以如此夸张地爱国。但是，光明的一面越大，阴暗面也越大。世界顶级豪宅与世界最龌龊的小屋并存，巨富与赤贫同在。然后是这种个人主义！你必须完全独立，没有人关心你，要过好日子必须自己奋斗。
这些话实际上都是对德国犹太难民心态的典型刻画，一方面，纽约所代表的美国的巨大成就令他们眼花缭乱，另一方面，他们对美国粗俗的一面也大为失望。但是基辛格的抱怨不仅仅如此，他的看法更为深刻：“我最不喜欢的是美国人生活态度很随便。谁都不会提前考虑下一分钟会怎么样，没有人勇于直面人生，总是知难而退。跟我同龄的年轻人中没有人认真思考任何精神上的问题。”美国人的肤浅对这位真诚的年轻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承认，正因如此，“我很难跟美国人交上朋友”。
但是缺少新朋友还不是真正的问题。问题出在老朋友身上，有三个“老同学”跟基辛格一样都来了纽约。其中一个叫沃尔特·奥本海姆，他们家和基辛格一家一道乘船从菲尔特来到华盛顿高地。其他两个朋友是汉斯（后改名约翰）·萨克斯和库尔特·赖希奥尔德。表面上，这几个年轻的难民像地道的纽约人一样，干起活儿来拼命干，玩起来拼命玩。他们并不是白天苦干晚上学习。他们看棒球和美式足球，最爱的是扬基队和巨人队。他们还打网球，学舞蹈，学开车。追女孩子也不落下，其中包括基辛格未来的妻子安纳利斯·弗莱舍尔。
但是另一位女孩伊迪丝从菲尔特来纽约后，将昔日的好兄弟变成了情敌。1940年3月，对自己的书面英语颇感得意的基辛格寄给伊迪丝两份读书报告。女孩没有回信。基辛格熬了两个星期熬不住了，提笔写了第三封信，一吐少年心曲：
既然你似乎没有回信的习惯，纵然别人是费了老大力气为你找出读书报告（原文如此），我还是必须心甘情愿地给你写这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我的确对你的沉默感到困惑，至少你可以确认一下收到了那两份文件吧！不过现在来说说我写信的目的：如果你能尽快退还我的两份读书报告和那篇文章，在下甚为感激，因为我想要将其收集起来。如果你不愿给我写信，能否在下次见到汉斯或奥博斯（奥本海姆的昵称）时请他俩转交？
“至此也许该停笔了。对你幸福的牵挂促使我给你一点忠告……我提出忠告可能更加没有什么顾虑，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分别的朋友提出的毫无私心的警告。”（引自华盛顿离职演说。）虽然长久以来我想用口头的方式表达我的观点，同时也尽可能是我们这群人中的其他人的观点，现在我意识到这封信是我唯一可用的方法。我给你写这封信，是因为我感到有件事会对你不公平，我要你相信我们5个人之间存在某种友爱，这种友爱是人为的产物，目的是给我们当中的某个人一个跟你见面的机会。简言之，你见到的我们只是我们最好的一面，你很难见到我们真实的一面。因此我想要提醒你不要太莽撞地跟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产生友谊。
基辛格那年16岁，来纽约不到两年。他陷入了炽热的少年之恋，对情敌有一种狂热的妒忌：
你是我们班头一个来美国的女生，而且相当漂亮，因此自然大家都想和你交朋友。除我之外，主要还有两个现在或者以前想和你交朋友的人：奥博斯和库尔特。我想有必要写信给你讲讲他们俩的缺点，因为你只看到他们的优点。我想提醒你提防库尔特，他这个人很坏，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根本不顾道德标准；跟奥博斯交朋友也要谨慎，他企图在思想上控制你，在身体上占有你。这不是说没法跟奥博斯交朋友，我只是劝你不要被他迷倒，否则你事事都要依着他。
为了证实上文所说，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你来美国之后我们之间的事。奥博斯第一个知道你来美国，所以他认为有权控制别人跟你接触，不肯告诉我们你的地址。他这么做尤其是针对库尔特，首先他俩有旧仇，你还在菲尔特的时候就有了，其次是奥博斯觉得库尔特心术不正，不应该事事如意。我们有一个计划，他让我来和你交朋友。但是我不愿见到你，一会儿再解释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库尔特得知你来美国了。他耐着性子没跟奥博斯吵架，就是想有朝一日弄到你的地址。经过长时间讨论，最后我们5个人碰了个头，决定邀请你来库尔特家见面。
现在来说说我起初为何不想见你。原因有三。首先，我不想因为和你不明不白地交朋友而伤了朋友间的和气。其次，我不想丢人现眼。我知道如果见到你，一定会再次对你着迷，丢人现眼，这种事是必然的。最后，我感到你不过是把我当小丑而已。然而，我后来修正了这三个观点，因为我意识到我只是在自我逃避。
这封信即将结束，请让我重申，如果你认为我写这封信完全出于自私的动机，我将深表遗憾。我写信是因为我感到恶心，我厌倦假模假样生活，我不是这种人，我只是看在你与我们班其他老同学关系的分心上，想尽可能对你提供帮助。
希望此信达到了有限的几个目的。特此，
极其真诚的，
基斯
多少聪明的年轻人在求爱被拒时给心仪对象写过同样炽热的情书！但是这封信非同一般：暂不论文中依然存在的日耳曼语标点和个别微小的拼写错误，这封信分析缜密，心思极深。基辛格虽然年仅16岁，却剖析了朋友间的重逢将带来的变化：勾起了奥本海姆和雷克德之间的旧怨，强化了一种不安全感，所以基辛格仿佛要置身事外（“我感到你不过是把我当小丑而已”）。最后，“基斯”还是理智地没有寄出这封极其自私的长信，而将它保留下来以证明一个年轻的移民曾经有过一段幽暗岁月。
此前，基辛格还给另一个女生写过信，是用德语写的，语言比较自然。信中叙述了他到纽约后的生活：“分两部分：我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第一部分内容说明了许多问题：
我在此信的开头说过，我的内心发生了很大变化。来了8个月，我从理想主义者变成怀疑论者。这不是说我再也没有什么理想，只是说以前的理想有95％都搁浅了，我不再有任何清晰的目标，但我还是有一些大的想法，只是不太明确。与其说我在追求一个长远的理想，不如说我想寻找一个长远的理想。
这位年轻人到美国之后，生活几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仅背井离乡，而且在感情上也没有依托。1939年7月，在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大战来临之前，他压根儿不知道他苦苦寻找的“长远的理想”会送上门来，他何曾想过参加美国部队训练营，踏上危险的征程，不远万里回到德国？
- 为了迅速提高语言能力，这家人在家里只讲英语，并且经常在公寓的厨房里收听广播。
- 基辛格后来告诉安德鲁·施莱辛格，是自己的“意大利朋友”带他认识了这项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