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米开朗琪罗传
序篇
此系佛罗伦萨的一个中产者，——那佛罗伦萨，一座座暗黑的宫殿，塔楼如长矛直戳天空，山丘蜿蜓枯索，在淡蓝色的天空中呈一条条的细线，一丛丛的小杉树和一条银色的橄榄树林如波浪般地起伏着；在佛罗伦萨，一切都典雅高贵，洛朗·德·梅迪西那嘲讽的苍白面容，阔嘴的马基雅维里
，淡金色头发的波提切利的名画《春天》，贫血病的维纳斯，都相会在一起；在佛罗伦萨，狂热、骄傲、神经质、沉溺于所有的疯狂盲信之中，受着各种宗教的或社会的歇斯底里的震颤，人人都是自由的，而个个又是专横的，生活是既舒适而又极像地狱一般；在佛罗伦萨，公民们聪明、偏狭、热情、易怒、口若利剑、生性多疑、互相窥探、彼此猜忌、你撕我咬；在佛罗伦萨，容不下莱奥纳多·达·芬奇的自由思想，波提切利也只能像一个英格兰清教徒似的在幻梦般的神秘主义中终其一生，而形似山羊，双眼炽热的萨伏那洛拉让他的僧侣们围着焚烧艺术作品的火堆转着圈跳舞；三年后，那火堆死灰复燃，烧死了萨伏那洛拉这个先知先觉者。
在这座城市，在那个时代，他同他们的偏狭、激情和狂热在一起。
当然，他对他的同胞们并不温柔体贴。他那胸怀宽广、豪放不羁的才气对他们那社团的艺术、矫饰的精神、平庸的写实、感伤的情调和病态的精细不屑一顾。他对他们毫不留情，但他爱他们。他对自己的祖国毫无莱奥纳多·达·芬奇那种含着微笑的冷漠。远离佛罗伦萨，他就会受思乡之苦。他一生竭尽全力想生活在佛罗伦萨。在战争的悲惨年月，他留在该城，他想“至少死后回到佛罗伦萨，既然活着的时候不能够”。
他是老佛罗伦萨，他对自己的血统与种族很是自豪。甚至比对自己的天才都更加地自豪。他不允许别人把他看作是个艺术家：
“我不是雕塑家米开朗琪罗……我是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
他是精神贵族，而且具有所有的阶级偏见。他甚至说，“艺术应该由贵族而非平民百姓去搞。”
他对于家庭有着一种宗教的、古老的、几乎是野蛮的观念。他为它牺牲一切，而且希望别人也这样做。如他所说，他将“为了它而被卖作奴隶”。为了一点点小事，他都会为家庭而动情。他瞧不起自己的兄弟；他们也该瞧不起。他对他的侄儿——他的继承人嗤之以鼻。但是，他对侄儿也好，对兄弟们也好，都把他们看作是家族的代表而表示尊重。下面的词儿常常出现在他的信中：
“……我们的家族……维系我们的家族……不要让我们绝了种……”
这个顽强慓悍的种族的所有迷信、狂热，他都具有。它们是湿软泥，他就是用这种泥造就的。但是，从这湿软泥中却迸发出纯洁的火——天才——来。
谁若不信天才，谁若不知天才是何物，那就看看米开朗琪罗吧。从未有人像他那样为天才所困扰的。这才气似乎与他本人的气质并不相同：那是一个征服者侵占了他，并让他受到奴役。尽管他意志坚决，但也无济于事；而且，甚至几乎可以说：连他的精神与心灵对之也无能为力。这是一种疯狂的激发，是他那柔弱的身体和心灵所无法胜任的，是一种亢奋的生命力，令人身心俱疲，无法抑制。
他一直在持续不断的疯狂中生活。他浑身充满着的过度的力量所造成的痛苦迫使他行动，不间断地行动，一刻也不能休息。
“我累得精疲力竭，从未有人像我这样干活儿，”他写道，“我什么都不想，只想夜以继日地干活儿。”
这种病态的干活儿的需要不仅使他的任务越积越多，使他的订单多得无法交货，而且致使他变成了怪癖的人。他简直要去雕刻山峦。如果他要建造一座纪念碑的话，他就会耗费数年的时间到石料场去选料，还要修条路来搬运它们；他想成为多面手：工程师、凿石工；他想什么都亲自动手，独自一人建起宫殿、教堂。这简直是一种苦役犯过的日子。他甚至都挤不出时间来吃饭睡觉。他在写信时总是在诉苦：
“我几乎连吃饭都顾不上……我没有时间吃饭……十二年来，我把身体给累垮了，我没有生活必需品……我没有一个子儿，我赤身裸体，我忍受着各种艰难困苦……我生活在贫困与痛苦之中……我同苦难进行着斗争……”
这苦难是想像出来的。米开朗琪罗很富有；他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富有对他又有什么用处？他活得像个穷人，被自己的活计拴牢着，像一头拉磨的驴。谁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自讨苦吃。谁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就不能别让自己这么受苦，不明白这是他自己的一种需求。就连脾气极其相似的父亲也责怪他说：
“你弟弟告诉我说，你生活非常节俭，甚至节俭得非常悲惨：节俭是好的，但悲惨却是坏事，是使上帝和人都不高兴的一种恶习，它会损害你的心灵与躯体的。你还年轻，这样还行，但等你不再年轻了的时候，在这种恶劣的悲惨生活中种上的病患与残疾的根就全都会冒头了。不要过得那么惨兮兮的，生活要适度，千万别缺乏营养，不要太劳累……”
但是，什么规劝都无济于事。他从不肯对自己更人道一些。他仅靠一点点面包和葡萄酒维持生命。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当他在博洛尼亚忙于雕刻尤利乌斯二世的铜像时，他同他的三个助手只有一张床睡觉。他和衣而眠，连靴子都不脱。有一次，腿肿了起来，不得不把靴子割破，脱靴子时，连皮带肉地扯了下来。
这么令人惊愕地不讲究卫生，让他父亲不幸言中，他老是生病。人们从他的信件中竟发现他生过十四五次大病。他有几次发烧，差点儿送了命。他的眼睛、牙齿、头部、心脏都有毛病。他常常神经痛，特别是睡觉的时候；睡觉对他来说简直是一件痛苦的事。他已未老先衰。四十二岁时，他就感到衰老垂暮了。四十八岁时，他写道他若干一天活儿，就得歇上个四五天。他死也不肯延医治疗。
他的精神所受到的这种疯狂工作的影响比他的肉体受到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悲观情绪在损害着他。这是他家的一种遗传病。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绞尽脑汁地宽慰他的父亲，后者似乎时不时地被过度的狂乱所折磨。米开朗琪罗自己比受他照料的人的病情更加严重。这种不间断的劳动，这种从来得不到休息的高度疲劳，使他那生性多疑的精神毫无防范地陷入种种迷惘狂乱之中。他怀疑他的仇敌，他怀疑他的朋友。他怀疑他的父母、兄弟和继子，他怀疑他们迫不及待地盼着他早点死。
一切都令他忐忑不安；他的家人也嘲笑他的这种永无宁日。他如同自己所说的，是生活“在一种忧伤或者说癫狂的状态之中”。由于长年的痛苦，他终于对痛苦有了一种兴味，他从中找到了一种苦涩的欢乐：
“愈使我痛苦的就愈让我喜欢。”（《诗集》152）
对于他来说，什么都是痛苦的由头，包括爱，包括善。
“我的欢乐，就是忧伤。”（《诗集》81）
没有谁像他那样生来就不是为了欢乐而是为了痛苦的。他所看到的只有痛苦，他在广袤的宇宙中所感到的也只是它。世界上的一切悲观失望全都概括到这句绝望的、饱含不公的呐喊之中：
“无尽的欢乐不抵小小的苦痛！……”（《诗集》74）
“他那噬人的精力，”孔迪维说，“使他几乎同整个人类社会完全隔离开来。”
他孤单一人。——他恨别人，也被人恨。他爱别人，但却不为人所爱。人们钦佩他，但又都害怕他。最后，他使人产生一种宗教般的敬畏。他统治着自己的时代。于是，他稍稍感到心安，他从高处看人，而大家则从低处看他。他从未同时踞于高处和低处。他从未有过休息，从未有过赋予最卑微的人的那种温馨：一生中有这么一分钟能够躺在别人的怀中酣然入睡。女人的爱无缘于他。在这荒凉的天空中，只有维多莉娅·科洛娜那颗纯洁而冷静的友谊的星辰闪烁了片刻。周围是一片漆黑之夜，他的思想如炽热流星般匆匆地穿过，那是他的欲望与狂乱的梦幻。贝多芬可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夜。这是因为这样的夜晚就存在于米开朗琪罗的心中。贝多芬是因人们的过错而忧伤的；他生性活泼开朗，他渴望欢乐。米开朗琪罗是心中存着忧伤，他让人们害怕，大家都本能地在躲避他。他在自己周围造就了一片空白。
这还算不了什么。最糟糕的不是孤独，而是对自己也自闭，无法同自己生活在一起，无法主宰自己，而且自己否定自己，自己与自己斗争，自己摧残自己。他的天才与一个背叛他的心灵结合在了一起。有人有时谈到那种宿命，它激烈地反对他，并且阻止他去完成他的任何伟大计划。这种宿命，就是他自己。他的不幸的关键，能够解释他一生的全部悲剧的东西，——大家极难看到或很少敢去看的东西，就是他所缺乏的意志力和脆弱的性格。
他在艺术上，在政治上，在他所有的行动和所有的思想中，都是优柔寡断的。在两件作品、两项计划、两种办法之间，他无法作出选择。有关尤利乌斯二世的纪念碑、圣一洛朗教堂的面墙、梅迪西的陵墓等的情况就表明他的优柔寡断。他开始了又开始，总是弄不出个结果来。他又要又不要的。他刚一作出抉择，马上又产生了怀疑。在他晚年时，他就再也没有完成什么大作了：他对一切都感到厌倦。有人声称他的任务是强加于他的；有人把他的这种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责任归咎于他的买主们。但大家忘了，如果他自己坚决不干的话，他的买主们是绝没有办法强逼他干的。但是他不敢拒绝。
他很脆弱。他因道德和胆怯之故，在各个方面都很脆弱。他因千百种思虑而苦恼，要是换一个性格坚强一些的人，这种种的思虑都不值一提。他出于一种夸大了的责任心，自以为是被迫去干一些平庸的活计，而那是任何一个工匠都能比他干得更好的活儿。他既无法履行自己的合同，又忘不了这些合同。他因谨慎与胆小而脆弱。被尤利乌斯二世称为“可怕的人”的这同样的一个人，却被瓦萨里称为“谨小慎微的人”，——简直是太谨小慎微了；而这个“使大家，甚至使教皇们都害怕的人”却害怕所有的人。同亲王们在一起，他胆怯，但他又最瞧不起那些在亲王们面前唯唯诺诺的人，称他们是“亲王们的驮驴”。——他总想躲开教皇，但他却没有躲开，而且还唯命是从。他能容忍买主们的出言不逊的信，而且还谦卑地回信。有时候，他也会跳起来，高傲地说话；——但他总是一让再让。直到死前，他都在挣扎，而无力斗争。克莱蒙七世与大家通常所说的恰恰相反，是所有的教皇中对他最好的一位，他了解他的弱点，很可怜他。
他在爱的方面丧失了全部尊严。他在像费波·德·波奇奥这样的怪人的面前都很谦卑。他把一个可爱但却平庸的人，如托马索·德·卡瓦列里当成一个“伟大的天才”。
至少，爱使得他的这些弱点变得感人。当他因害怕而变得软弱时，这些软弱也只是非常痛苦的——大家不敢说是“可耻的”——表现而已。他突然被巨大的恐惧所攫住。于是，他便逃走，被恐惧迫得穿越整个意大利。1494年，因被一个幻象吓坏了，他便逃离了佛罗伦萨。1529年，他负责守卫的佛罗伦萨被围，他又从那儿逃走了。他一直逃到威尼斯。他都准备好要逃到法国去了。随后，他对这种慌乱感到羞耻，他改正了，回到了被包围的佛罗伦萨，尽守土之责，直到围城结束。但是，当佛罗伦萨被攻陷时，当大肆放逐时，他吓坏了，浑身发抖！他甚至去巴结放逐官瓦洛里，就是那个刚刚把他的朋友、高贵的巴蒂斯塔·德·帕拉处死的家伙。唉！他甚至不认自己的朋友——佛罗伦萨的流放者们。
他害怕。他对于自己的胆怯感到羞耻。他瞧不起自己。他因厌恶自己而病倒了。他想死。大家都认为他要死了。
但他不能死。他身上有着一种疯狂的求生的力量，紧紧地拉住他，让他忍受更多的痛苦。——要是他不再有所行动有多好！但他不能这样。他不能不行动。他在行动。他必须行动。——他在主动行动？他在被迫行动，他像但丁的受难者似的，被自己那疯狂的矛盾的激情裹挟着在行动。
他该是多么地痛苦啊！
“让我痛苦吧！痛苦吧！在我过去的日子里，我没有找到任何一天是属于我的！”（《诗集》49）
他向上帝发出绝望的呼救：
“噢，上帝！噢，上帝！有谁比我自己更能左右我自己的？”（《诗集》6）
如果说他渴望死，那是因为他从死亡中看见了这种让人发疯的奴役的结束。他在谈到死去的那些人时是多么地嫉羡啊！
“你们不用再害怕生命和欲念的变化了……以后的日月不会对你们施暴了；必须与偶然都左右不了你们了……写这些话时，我很难不嫉羡。”（《诗集58》）
死！不再存在！不再是自身。逃脱了万物的桎梏！摆脱了对自己的幻想！
“啊！尽力让我不再回到我自己吧！”（《诗集》135）
我听见这悲壮的呼号从那张痛苦的脸上发出来；他那两只惶恐不安的眼睛仍在首都博物馆里看着我们。
他中等身材，宽肩阔背，四肢发达，肌肉结实。因劳苦过度，身体有些变形，走路时，昂着头，佝偻着背，腆着肚子。弗朗索瓦·德·奥兰特的一幅肖像画让我们看到的他就是这副模样：他站立着，侧着身子，穿着一身黑衣服；肩披一件罗马式大衣；头上缠着一条布巾，外戴一顶深黑色大呢帽。他脑袋滚圆，额头方方，突出，布满皱纹。头发呈黑色，不很浓密，蓬乱着，微卷着。又小又忧伤但却很敏锐的眼睛，颜色深褐，但有点黄褐和蓝褐斑点，色彩常常变化。鼻子又宽又直，中间隆起，曾被托里贾尼的拳头击破。鼻孔到两边的嘴角有一些深深的皱纹。嘴巴很薄；下嘴唇微微前伸。颊髯稀疏，农牧神似的胡须分叉着，不很厚密，颧骨突起，面颊塌陷，圈在毛发之中。
从整个相貌来看，忧伤与疑虑占着主导。这完全是诗人塔索时代的一张面像，忧愁与怀疑深印着。他那双犀利的眼睛启迪着、呼唤着人们的同情。
我们不要与他斤斤计较那同情了。就把他一生都在渴求而未能获得的那份爱给了他吧。他尝到了人所能尝到的那些巨大痛苦。他看见自己的祖国遭受蹂躏。他看见意大利落入蛮族之手数百年。他看到自由的死亡。他看到他所爱的人一个个地消失。他看见艺术的全部光辉一束一束地熄灭。
在这逐渐降临的黑夜里，他是孤独的，是最后一个。而在死亡的门槛前，当他回首望去时，他甚至无法聊以自慰地对自己说，他做了自己该做的一切，做了他可能做的一切。他觉得一生虚度了。一生没有过欢乐也是枉然。他把一生献给了艺术的偶像也是枉然。
九十年间，他强迫自己去做那巨大的工作，没有得到一天的歇息，没有享受一天真正的生活，竟然都未能执行他的伟大计划中的任何一项计划。他的那些伟大作品——他最看重的那些作品——没有一件完成了的。命运的嘲弄使得这位雕塑家只能是完成了他并不愿意弄的绘画作品。
在那些既给他带来那么自豪的希望又带来无数痛苦的大件中，有一些——如《比萨之战》的图稿、尤利乌斯二世的铜像，——在他生前就被毁掉了；另外一些，——如尤利乌斯的陵墓、梅迪西小教堂，——可怜地流产了，只剩下他构思的草图了。
雕塑家吉贝尔蒂在他的《评论集》中讲述了昂茹公爵的一个可怜德国首饰匠的故事，说“他可以同希腊古代雕塑家相媲美”，但在他晚年时，他看见他花费一生心血做成的作品被毁掉了。——“于是，他看到自己全部的辛劳都白费了，他便跪了下来，大声喊道：‘啊’，主啊，天地之主宰，万能的你啊，别再让我迷失方向，别再让我跟随除你之外的任何人吧，可怜可怜我吧！他立刻把自己所有的财产全都给了穷人，然后退隐山林，了却一生……”
米开朗琪罗同这个可怜的德国首饰匠一样，人到暮年，苦涩地看着自己虚度的一生，看着自己的作品未完的未完，被毁的被毁，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了。
于是，他退让了。文艺复兴的那份自豪，胸怀宇宙的自由而威严的灵魂的崇高骄傲，同他一起遁入“那神明的爱，那神明在十字架上张开双臂迎接我们”。
《欢乐颂》那雄浑的声音没有呼唤出来。直到生命的终结，发出的只是《苦难颂》和解放一切的死亡颂歌。他完全被击败了。
这就是世界的征服者中的一位。享受着他的天才创作出来的作品的我们，同享受我们先辈的伟绩一样，不再去想他们所流出的鲜血。
我曾想要把这鲜血呈献在众人面前，我曾想要让英雄们的红旗在我们的头顶上飘扬。
《哀悼基督》（1498年-1499年）
《米涅瓦的基督》
《阶梯旁的圣母》（1490年-1492年）
《大卫》（1501年-1504年）
《酒神巴库斯》（1496年）
上篇 斗争
力量
他于1475年3月6日生于卡森蒂诺的卡普雷塞。土地崎岖不平，“空气清新温和”，岩石和山毛榉遍布于嶙峋的亚平宁山脊。不远处，便是阿西斯的圣方济各看见基督在阿尔佛尼阿山上显圣的地方。
其父是卡普雷塞和丘西的最高行政长官，是个脾气暴烈、烦躁，“害怕上帝”的人。母亲在米开朗琪罗六岁时去世。他们一共五兄弟：利奥那多、米开朗琪罗、博纳罗托、乔凡·西莫内和西吉斯蒙多。出生后，他被送到塞蒂涅阿诺的一个石匠的妻子那儿喂养。后来，他开玩笑地说，他的雕塑家的志向源于这石匠妻子的乳汁。尔后，他上学了：他只喜欢素描。“因为这个，他被父亲及叔叔伯伯们瞧不起，并且常挨他们的殴打，因为他们对艺术家这一行当怀有仇恨，觉得家里有一个艺术家是一大耻辱。”（孔迪维语）因此，他自幼便知道了人生的凶险与精神的孤独。
但他的固执战胜了父亲的固执。十三岁时，他到佛罗伦萨画家中最大最好的多梅尼科·吉兰达约的画室当学徒。他最初的几件作品获得极大的成功，据说老师竟因此而嫉妒起自己的学生来。一年后，师徒便分手了。
他已对绘画感到厌恶。他渴望一种更了不起的艺术。他转入洛朗·德·梅迪西在圣马可花园开办的雕塑学校。梅迪西亲王对他颇感兴趣：他让他住在宫殿里，允许他同他的儿子们同席共餐；童年的米开朗琪罗身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埋首于古代收藏品之中，沐浴在柏拉图大家们——玛西尔·菲辛、伯尼维埃尼、昂吉·波利齐亚诺——的博学的和诗意的氛围之中。他陶醉于他们的思想之中；由于沉缅于古代生活之中，他的心灵充满了古代精神：他变成了一位古希腊雕塑家。在“非常喜欢他的”波利齐亚诺的指导下，他完成了《半人半马怪与拉庇泰人之战》。
这座只有不屈不挠的力与美占主导的威然的浅浮雕，反映出少年米开朗琪罗的勇敢心魂及其粗犷的雕刻人物手法。
后来，他同洛伦佐·迪·克雷蒂、布贾尔迪尼、格拉纳奇及托里贾诺·德·托里贾尼一起前往卡尔米尼教堂去临摹马萨乔的壁画。他对不如他灵巧的同伴，常常讥讽嘲笑。有一天，他把矛头指向虚荣心很强的托里贾尼。后者一拳打破了他的脸。后来，他还对打架的事大吹大擂：“我握紧拳头，”他对贝韦努托·切利尼讲述道，“猛力地向他的鼻子打去，只觉得他的鼻梁骨全都击碎了，软塌塌的。就这样，我给他一生留下了一个印记。”
信奉异教并未压灭米开朗琪罗的基督教信仰。这两个敌对的世界在争夺他的灵魂。
1490年，教士萨伏那洛拉开始狂热地宣传《启示录》。教士三十五岁，米开朗琪罗十五岁。他看到这位矮小瘦弱的布道者被上帝的精神啃啮着。教士用他那可怕的声音，在布道台上对教皇发出猛烈抨击，把上帝那把鲜血淋淋的利剑高悬于意大利上方，米开朗琪罗被吓得浑身冰凉。佛罗伦萨在颤抖。人们纷纷奔上街头，像疯子似的又哭又喊的。最富有的公民，如鲁切拉伊、萨尔维亚蒂、阿尔比齐、斯特罗齐等，纷纷要求加入教派。博学者、哲学家，如比克·德·米朗多尔、波利齐亚诺等，也不再坚持自己的道理。米开朗琪罗的哥哥利奥那多加入了多明我派。
米开朗琪罗丝毫未能逃过这恐惧的传染。当预言者宣称新的塞努斯（神之剑）、那个小丑人法王查理八世临近时，米开朗琪罗吓坏了。他做了个梦，快吓疯了。
他的一位朋友、诗人兼音乐家卡尔迪耶雷，一天夜里，看见洛朗·德·梅迪西的影子出现在他眼前，衣衫褴褛，半裸着身子；死者命令他告诉他的儿子彼得，说他马上就会遭到驱逐，永远也回不了祖国了。卡尔迪耶雷把自己的梦幻告诉了米开朗琪罗，后者鼓励他把这事如实地讲给亲王听；但卡尔迪耶雷害怕彼得，不敢去说。随后的某天早上，他又跑来找米开朗琪罗，惊魂未定地对他说，死者又出现了：穿着同样的衣服；并像卡尔迪耶雷一样，躺下来，一声不响地盯着他，轻轻地吹他的脸颊，以惩罚他没有服从命令。米开朗琪罗把卡尔迪耶雷臭骂了一顿，并迫使他立即徒步前往位于佛罗伦萨附近卡尔奇的梅迪西的别墅。半道上，卡尔迪耶雷碰上了彼得：他叫住彼得，把他的梦幻讲给彼得听。彼得哈哈大笑，并让自己的侍从们把他赶开了。亲王的秘书比别纳对他说道：“你是个疯子。你认为洛朗最喜欢的是谁？是他儿子还是你？就算他要显现的话，那也是向他而不是向你！”卡尔迪耶雷遭此辱骂和嘲讽之后，回到佛罗伦萨；他把他此行的遭遇告诉了米开朗琪罗，并且说服了后者，说佛罗伦萨马上便要大难临头了，吓得米开朗琪罗两天之后便仓惶出逃了。
这是他第一次被迷信吓得发神经，后来，在他的一生中，还发过不止一次，尽管他对此颇觉羞惭，但却无法克制自己。
他一直逃往威尼斯。
他一逃出佛罗伦萨那“烈火”，便马上心平气静了。——他回到博洛尼亚过冬，完全忘了那位预言者及其预言。世界之美又使他振奋起来。他读彼特拉克、薄加丘和但丁的作品。
1495年春，在狂欢节的宗教庆典和党派斗争激烈之际，他又来到佛罗伦萨。但是，他此刻已摆脱了自己周围的那份你撕我咬的狂热，所以，因为要向萨伏那洛拉派的疯狂表示一种怀疑，他便雕刻了他那被其同代人视为一件古代作品的著名的《睡着的爱神》。不过，他在佛罗伦萨只呆了几个月，然后，他去了罗马，而且直到萨伏那洛拉死之前，他一直是艺术家中最具异教精神的一个。就在萨伏那洛拉焚烧那些被视为“虚荣与异端”的书籍、饰物、艺术品的同一年，他雕刻成了《醉了的酒神》《垂死的那多尼斯》和巨大的《爱神》。他的哥哥、僧侣利奥那多因信仰那个预言者而被追逐。危险纷纷聚集在萨伏那洛拉的头上：米开朗琪罗并未回佛罗伦萨来捍卫他。萨伏那洛拉被烧死：米开朗琪罗沉默不语。在他的信件中，毫无这一事件的痕迹。
米开朗琪罗虽一言未发，但却雕成了《哀悼基督》：
死了的基督永恒般的年轻，躺在圣母的腿上，仿佛睡着了一般。奥林匹亚的严肃呈现于纯洁的圣女与受难的神明脸上。但是，其中夹杂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哀伤；这两个美丽的躯体沉浸在那哀伤之中。悲凉占据了米开朗琪罗的心灵。
使他悲哀的不仅仅是那苦难与罪恶的景像。一种专制的力量进入他的心中，再也不放过他。他受制于这种天才的疯狂，使他到死都无法再松一口气。他没有对胜利的幻想，但他发誓为了他自己的光荣与家人的光荣，他要去征服。家庭的全部重负都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肩上。他的家人向他要钱。他虽没有钱，但却因骄傲的缘故而从不拒绝他们：为了寄钱给他的家人，让他卖身他都在所不惜。他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食欲欠佳、寒冷、潮湿、过于劳累等等，开始在毁灭他。他常头疼，一边胸腹部肿胀。他父亲对他的生活方式常加责怪，但却没有去想他对此负有责任。
“我经受的一切磨难，都是为你们而经受的，”米开朗琪罗后来给父亲写信时说道。
“……我的所有忧虑，都是因为爱你们而造成的。”（《写给父亲的信》1521年）
1501年春，他回到佛罗伦萨。
40年前，佛罗伦萨大教堂事务委员会把一块巨大的大理石岩块交给阿戈斯蒂诺，让他雕一尊先知像。雕刻刚开始不久便停工了。谁也不敢接手。米开朗琪罗后来接了下来，并雕成了一尊巨大的《大卫》大理石雕像。
据说，把雕像交由米开朗琪罗做的行政长官比尔·索德里尼为表示自己的品味高雅而对雕像提出了一些批评：他认为鼻子太厚了。米开朗琪罗便拿起一把剪刀和一点大理石粉爬上脚手架，一面轻轻地晃动着剪刀，一面把大理石粉一点点撒落，但他绝不碰那鼻子，原封不动地保留着。然后，他转身对着行政长官说道：
“现在，您请看。”
索德里尼回答说：
“现在，我更喜欢它了。您把它改动得颇有生气了。”
于是，米开朗琪罗走下脚手架，偷偷地笑了。
人们认为从这件作品中仍可看到那种无声的轻蔑。那是一种止息着的骚动的力。它充满着不屑与悲伤。它在博物馆墙里感到窒息憋闷。它需要广阔的空间，如米开朗琪罗所说，需要“广场上的阳光”。
1504年1月25日，艺术家委员会（其中包括菲比利诺·利比、波提切利、佩鲁吉诺和莱奥纳多·达·芬奇），讨论将《大卫》雕像置于何处。应米开朗琪罗的请求，决定把它立于市政议会的宫殿前。搬运雕像的任务交给了大教堂的建筑师们。5月1日傍晚，《大卫》被从临时的破屋里移出来。巨大的大理石像移出时，门上方的檐墙都被拆除了。夜晚，一些平民百姓向《大卫》投石，想把它砸毁。为此，不得不严加看管。雕像捆得笔直，上面微微吊起，让它自由摆动而又不碰到地面。它缓缓地向前移动着。从大教堂搬到旧宫前，整整花了四天时间。18日中午，它到了指定地点。夜里，在它的四周仍旧严加防范着。但是，防不胜防，一天晚上，它还是被石头击着了。
这就是人们有时要作为榜样提供给我国人民的佛罗伦萨民众。
1504年，佛罗伦萨市政议会让米开朗琪罗与莱奥纳多·达·芬奇二人相互争斗。
这两个人毫不投机。他俩都很孤独，本应相互贴近。但是，如果说他们与其他人相隔很远的话，那他俩相互之间隔得更远。二人中最孤立的是莱奥纳多。他时年五十二岁，比米开朗琪罗年长二十岁。自三十岁时起，莱奥纳多就离开了佛罗伦萨，因为它的狂乱激情为他的性格所无法容忍，他性格细腻，有点腼腆，而且他的宁静而多疑的灵性却是向一切敞开而且是包容一切的。这个大享乐主义者，这个绝对自由和绝对孤独的人，与他的祖国、宗教、全世界离得那么远，以致他只有同与他一样思想自由的君王在一起才会舒服。1499年，他的保护人卢多维克·勒摩尔下台，他被迫离开米兰，于1502年，效忠于博尔吉亚亲王。1503年，这位亲王的政治生涯结束，他又被迫回到佛罗伦萨。在这里，他那嘲讽的微笑与阴郁而狂躁的米开朗琪罗相遇，使后者大为恼火。米开朗琪罗全身心地沉浸于自己的激情与信仰之中，他憎恨有激情与信仰的敌人，但是他更加仇恨的是那些毫无激情而又绝无信仰的人。莱奥纳多越是伟大，米开朗琪罗对他就越怀有敌意；而且他绝不放过任何机会向他表示出自己的敌意来。
“莱奥纳多是个相貌英俊的男人，举止温文尔雅。有一天，他同一个朋友在佛罗伦萨街头漫步。他身穿一件粉红外套，长及膝头；修剪得非常美的鬈曲的长髯飘逸在胸前。在圣·特里尼塔教堂旁，有几位中产者在聊天：他们在讨论但丁的一段诗文。他们招呼莱奥纳多，请他替他们阐释一下诗意。此刻，米开朗琪罗正巧经过。莱奥纳多便说：‘米开朗琪罗将对你们解释你们所谈论的诗句。’米开朗琪罗以为他想出他的洋相，便没好气地说道：‘你自己去解释吧，你这个做了一个青铜马模塑却不会浇铸它，而且还毫不知耻地就此住手了的人！’说完，他便扭头走开了。莱奥纳多满面羞红地呆在那儿。可米开朗琪罗还觉得不解气，满怀着伤害他个够的欲意叫嚷道：‘而那米兰混蛋还以为你有能耐搞出这样一件作品哩！’”（《一个同代人的记述》）
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可行政长官索德里尼竟然让他俩去搞同一件作品：装饰市政议会的议会大厅。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强大的两股力量的奇特争斗。1504年5月，莱奥纳多开始创作《安吉亚里之战》的图稿。1504年8月，米开朗琪罗接到《卡希纳之战》的订单。佛罗伦萨分成了各自拥戴这两个对手的两大阵营。——但时间把一切都摆平了。那两件作品已经消失了。
1505年3月，米开朗琪罗被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召去罗马。从此，他一生中的英雄时期便开始了。
教皇与这个艺术家都是强硬而伟大的人，当他俩彼此不疯狂相撞时，生来就是能相契相合的。他们的脑子里翻腾着庞大的计划。尤利乌斯二世想替自己建造一座陵寝，堪与古罗马城媲美。米开朗琪罗为这一帝王傲气所激动。他构思了一个巴比伦式的计划，欲建造一座似山峦般的建筑，并竖起四十多尊巨型雕像。教皇非常兴奋，派他去卡拉雷，在石料场挑选所有必需的大理石料。米开朗琪罗在山中呆了八个多月，他被一种超凡的激越之情控制着。“有一天，他骑马穿越当地，看见一座俯临海岸的山峦：他突发奇想，欲把此山全部雕刻出来，把它雕成一尊巨大的石像，航海家们老远就能看见……如果他有时间，而且别人也允许他这么做的话，他是会干成的。”（据孔迪维的记述）。
1505年12月，他回到罗马，他所挑选的大理石块开始运来，搬到圣彼得广场，即米开朗琪罗居住的圣·卡泰里纳教堂后面。“石料堆积如山，令百姓惊愕，但令教皇欢喜。”于是，米开朗琪罗便开始干了起来。急不可耐的教皇三天两头地跑来看他，“同他交谈，亲热得好似兄弟一般”。为了来去方便，教皇下令在梵蒂冈宫与米开朗琪罗的住所之间建一吊桥，以便他秘密来往。
但这种恩遇没有怎么持续下去。尤利乌斯二世的性格并不比米开朗琪罗的性格稳定多少。他一会儿一个主意，一会儿一个想法。另一个计划在他看来更能使他的荣光永存：他想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这是米开朗琪罗的仇敌们怂恿他这么干的。这帮仇敌为数不少，而且势力强大。他们的头领是一个才气与米开朗琪罗旗鼓相当但意志力却更强的人：教皇的建筑师和拉斐尔的朋友布拉曼特·德·乌尔班。在这两个翁布里伟人与佛罗伦萨狂野的天才之间是不可能讲什么同情心的。但是，如果说他们决心打击他的话，那无疑也是他主动挑起来的。米开朗琪罗不加思索地批评布拉曼特，也许有理也许是无理地指责他在工程中营私舞弊。布拉曼特便立即决定要摆平他。
布拉曼特使米开朗琪罗在教皇面前失宠。他利用尤利乌斯二世的迷信思想，向教皇提及民间的说法，说生前造墓是个不祥之兆。他成功地让教皇对其对手的计划冷漠下来，并代之以自己的计划。1506年1月，尤利乌斯二世决意重建圣彼得大教堂。陵寝的计划被放弃了，而米开朗琪罗不仅因此而受辱，而且因为此作花费颇多而债台高筑。他痛苦地悲叹着。教皇不再向他敞开大门，而且，因为他老要求见，教皇便让其御马夫把他逐出梵蒂冈。
亲眼目睹这一情景的一位吕克主教对御马夫说：
“您难道不认识他？”
御马夫对米开朗琪罗说：
“请原谅我，先生，可我是奉命行事。”
米开朗琪罗回到住处，上书教皇：
“圣父，因您的圣命，我今天上午被逐出宫门。我想告诉您，自今日起，如果您需要我的话，您可以派人去罗马之外的任何地方找我。”
他把信寄走之后，便把住在他住所里的一个商人和一个石匠叫了来，对他们说道：
“你们去找一个犹太人来，把我屋里的所有东西统统卖掉，然后，你们就到佛罗伦萨来。”
说完，他跨上马上路了。当教皇接到他的信时，立即派了五名骑手随后追去，在晚上十一点光景，在波吉耶西追上了他，把一则命令交给他：“接到此令，立即返回罗马，否则严惩不贷。”米开朗琪罗回复道，如果教皇遵守自己的诺言，他就回去，否则，尤利乌斯二世永远也别再想见到他。
他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给教皇，意为：
“主啊，谚语若是真的，那只有那句：‘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你相信了谎话与馋言，你给真理的敌人以酬报。而我，我现在是而且曾经是你忠实的仆人，我像光芒之于太阳一样地依附于你；可我为你耗费时间，你却并不动心！我越是拼死拼活地干，你就越不喜欢我。我曾希望通过你伟大而使自己伟大，并希望你公正的天平和你那强大的宝剑是我唯一的评判，而非谎言的回响。但是，苍天在让一切德行降临人间时，总要嘲弄它，让它在一棵干枯的树上开花结果。”
米开朗琪罗所受到的尤利乌斯二世的侮辱并不是促成他逃走的唯一原因。在他写给朱利阿诺·德·桑迦罗的信中，他流露出布拉曼特要杀害他的意思。
米开朗琪罗走了，布拉曼特成了唯一的主宰。他的对手逃走的翌日，他便举行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奠基仪式。他对米开朗琪罗的作品恨之入骨，想尽办法要把它永远毁灭掉。他让民众把堆着为尤利乌斯二世建造陵寝的大理石料的圣彼得广场的工地，抢掠一空。
可是，教皇因米开朗琪罗的反抗怒不可遏，一道道命令发往米开朗琪罗避难的佛罗伦萨市政议会。市政议会叫来米开朗琪罗，对他说道：“你把教皇给耍了，连法国国王都不敢这么干的。我们不想因为你而得罪他，因此，你必须回到罗马去；但我们将给你带一些信函去，声明对于你的任何不公都将被视为冲着市政议会来的。”
米开朗琪罗执拗着。他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他要求尤利乌斯二世让他替他建造陵寝，而且他还想不在罗马而是在佛罗伦萨干这活儿。当尤利乌斯二世出发征讨佩鲁斯和博洛尼亚时，他的敕令更加地咄咄逼人了，于是，米开朗琪罗想到前往土耳其，因为土耳其苏丹通过方济各会请他去君士坦丁堡建造佩拉大桥。
最后，他不得不让步了；1506年11月的最后几天，他极不情愿地来到博洛尼亚，尤利乌斯二世以征服者的姿态刚刚攻破该城。
“一天早上，米开朗琪罗前去桑佩特罗尼奥教堂作弥撒。教皇的御马夫瞅见了他，认出他来，把他领到尤利乌斯二世面前。教皇当时正在斯埃伊泽宫里用膳。教皇怒气冲冲地对他说：‘应当是你前去罗马晋见我们的；可你竟然等着我们到博洛尼亚来看你！’——米开朗琪罗闻言，立即下跪，大声请求饶恕，说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心计，而是一怒之下这么干的，因为他受不了被人赶走之侮辱。教皇坐着，低着头，满面怒容，这时，索德里尼派来为米开朗琪罗说情的一位主教上前插言道：‘望圣驾别把他的蠢事放在心上，他是因无知才犯罪的。画家们除了自己的艺术而外，都爱干蠢事。’教皇勃然大怒，吼道：‘你竟对他说出一句连我们都未跟他说过的粗话。无知的是你！……滚开，见你的鬼去吧！’他并未走开，于是，教皇的仆人们便挥拳把他赶了出去。这时候，因为把气全撒在主教身上了，教皇便让米开朗琪罗走上前来，宽恕了他。”（据孔迪维记述）
不幸的是，为了同尤利乌斯二世和解，米开朗琪罗不得不依从教皇的任性；而那专横强大的意志又转了方向。现在已不再是建陵寝的问题了，而是要在博洛尼亚替自己建一尊青铜巨雕。米开朗琪罗徒劳地声称“他对铸铜一窍不通”。他必须学习铸铜。这可是件又苦又累的活计。他住在一间破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他同两名佛罗伦萨助手拉波与洛多维科以及铸铜匠贝尔纳迪诺共享这张床。十五个月过去了，忍受了种种烦恼。他与偷窃他钱财的拉波和洛多维科闹翻了。
“拉波那混蛋，”他在给父亲写信时说，“大家声称是他和洛多维科完成的全部作品，或者至少是他俩同我合作了之后我才弄成的。他的脑子里没有想过他并非主人，直到我把他扫地出门了，他才知道厉害，第一次看出他是我所雇用的。我把他像个畜生似的赶走了。”
拉波和洛多维科大为不满，在佛罗伦萨散布谣言攻击米开朗琪罗，竟至向他父亲索要金钱，说是米开朗琪罗偷了他们。
接着，那个铸铜匠的无能也显现出来了。
“我原以为贝尔纳迪诺师傅会铸铜的，即使没有火也能铸，我对他太相信了。”
1507年6月，铸铜失败了。铜像只能铸到腰际。一切都得重新开始。米开朗琪罗为这件作品一直忙乎到1508年2月。他的身体差点儿全垮了。
“我几乎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在写信给他兄弟时说，“……我生活在极端恶劣极其劳累的状况下。我什么都不想，只知道夜以继日地干活儿。我忍受了并还在忍受着那么难以忍受的痛苦，以致我相信，如果我得再造一个雕像的话，我这一辈子是不够用的：那是件巨人做的工作。”
这么劳累的结果却是很悲惨的。尤利乌斯二世的铜像于1508年2月竖立在桑佩特罗尼奥教堂的面墙前，但只立了四年。1511年12月，被尤利乌斯二世的敌人本蒂沃利党人毁掉；而阿方斯·德·埃斯特把残破铜块买了去，铸成了一门炮。
米开朗琪罗回到罗马。尤利乌斯二世又命他完成另一件同样意想不到而且更加艰难的任务。他命令这位对壁画技巧一窍不通的画家去绘西斯廷教堂的拱顶。仿佛他就是喜欢要人干不可能的事，而米开朗琪罗却能完成似的。
似乎看见米开朗琪罗又得宠了的布拉曼特便以此来难为他了。他在想，米开朗琪罗将会名誉扫地。对于米开朗琪罗来说，这个考验尤其危险，因为就在1508年这同一年，他的对手拉斐尔怀着无可比拟的幸福心情开始绘制梵蒂冈宫的组画。他竭尽全力推辞这项可怕的荣耀；他甚至建议拉斐尔取他而代之：他说这不是他的专长，他绝对完成不了的。但教皇执意不肯松口，米开朗琪罗只得让步。
布拉曼特替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大教堂里竖起一个脚手架，并从佛罗伦萨叫来了几个有壁画经验的画家帮他一把。但我们已经说过，米开朗琪罗是不能有任何助手的，他一开始就声称布拉曼特的脚手架不能用，便另外搭了一个。至于那些佛罗伦萨的画家，他也觉得讨厌，二话不说，就把他们给打发了。“一天早上，他让人把他们画的东西全给砸掉了；他把自己关在教堂里，他不愿意给画家们开门，即使在自己屋里，他也躲着不见人。这些画家见他这种态度，便决定回佛罗伦萨去了，深感受到莫大的侮辱。”（据瓦萨里记述）
米开朗琪罗独自一人带着几个小工；但这更大的困难并未使他胆怯，反而让他扩大计划，决定不仅像原定的那样画拱顶，而且四周的墙壁也给画上。
1508年5月10日，巨大的工程开工了。阴暗的年月——是他整个一生中最阴暗但却最伟大的几年！这是传奇式的米开朗琪罗，是西斯廷大教堂的英雄，他那伟大的形象已被而且应该被铭刻在人类的记忆之中。
他痛苦不堪。他当时的那些信证明了他的极大的沮丧，即使他那神圣的思想也无法使他得以摆脱：
“我的精神处于极大的颓丧之中：已经都一年了，我没拿到教皇的一分钱；我没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因为我的活计进展不快，所以觉得不配得到什么报酬。这是因为这活计太难了，而且也根本不是我的专长。因此，我是在白白地浪费时间。愿上帝保佑我！”
他刚一完成《大洪水》，该作便开始发霉了：你都无法辨认各个人物的相貌了。他拒绝继续干下去。但教皇不允许有任何借口。他只好又干起来。
除了本身的疲劳及烦躁而外，他的家人又跑来添乱。全家人都靠他养活，拼命地盘剥他，压榨他。他父亲老是一个劲儿地哀叹没有钱了。他只好花费时间去让父亲振作起精神来。而他自己已是不堪重负了。
“您不必烦躁，这些事算不上是人生遭受折磨……只要我有什么，我就永远不会让您缺些什么的……即使您在这个世上一无所有，只要有我在，您就绝不会缺什么的……我宁可受穷，只要有您在，也不愿拥有全世界所有的金子而您已不在世了……如果您无法像其他一些人那样，在世上争得荣誉，您只要有吃有穿的也就足矣。像我在这儿一样，贫贱不移地同基督生活在一起吧，因为我虽很贫穷，但我不为生活，不为荣誉，也就是说不为这个世道而愁苦。其实，我是生活在极大的艰难与无尽的猜疑之中的。十五年来，我没有一刻安生过。我竭尽了全力赡养您，可您却从未承认也不相信。愿上帝原谅我们大家吧！只要我能够的话，我已准备好在将来能活多久就将永远这么去做！”（写给他父亲的信，1509年至1512年间）
他的三个弟弟也搜刮他。他们老等着他寄钱，等着他给他们谋个职位。他们肆无忌惮地耗光他在佛罗伦萨积攒的那笔小小的资产。他们常到罗马来住他的吃他的。博纳罗托和乔凡·西莫内要他替他们盘一个店铺，而吉斯蒙多则要他替他在佛罗伦萨附近购置些田产。可他们对他却从不知感激：他们觉得这都是应该的。米开朗琪罗知道他们在刮他，但他太爱面子，所以总是对他们百依百顺的。但这几个家伙仍得寸进尺。他们行为不端，趁米开朗琪罗不在家时，虐待父亲。这一来，米开朗琪罗憋不住了。他像对待坏小子似的用鞭子抽打他的弟弟们。他真恨不得杀了他们。
“乔凡·西莫内：
常言道，善待好人使自己更好，但善待恶人则让恶人更恶。多年来，我总在好言相劝，苦苦哀求你改恶从善，同父亲，同我们，好好相处，可你却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倒是可以跟你好好地谈谈，但那也只是白费口舌。我干脆跟你说吧，在这个世界上，你一无所有，是我维持你的生活，那是出于我对上帝的爱，因为我认为你同其他人一样，是我的兄弟。但我现在敢说，你不是我的兄弟，因为，如果你是的话，你就不会威吓父亲了。你简直是个畜生，我将像对待畜生似的对待你，你要知道，谁看见自己的父亲被威胁被虐待时都要去为父拼命的……下不为例！……我跟你说了，在这个世界上，你一无所有。如果我再听到哪怕一点点你的恶行，我就会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弄掉你的财产，烧掉不是你挣来的房子和庄园的。你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我去到你身边的话，我将让你看点东西，你一定会痛哭流涕，知道自己是靠了什么才这么嚣张狂妄的……如果你努力改邪归正，尊敬父亲的话，我将像帮助他人一样地帮助你，而且，不久之后，我就给你弄一家很好的店铺。但是，如果你不照着做的话，那我就会回去好好处理你的事情，让你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让你确切地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点什么……就说到这儿吧！说话上有什么欠缺，我用事实来补充好了。
米开朗琪罗于罗马
另外，补充一句。十二年来，我为意大利而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我忍受着种种羞辱，忍受着种种艰难，我的身体被劳累损伤得十分厉害，我以性命去拼去搏，全是为了我们这个家：——而现在，我才刚开始让它重整起来一点，你却在嘻嘻哈哈地要把我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才创下的一点基业给毁于一旦！……我以基督发誓，这算不了什么！如果必要的话，我能把像这样的人打得粉身碎骨，成千上万都不在话下。——因此，你学乖一些，不要把不像你那样的人给逼急了！”
然后，他又给吉斯蒙多写信说：
“我在这儿生活得很苦闷，身体极度劳累。我什么朋友都没有，而我也不想有朋友……我很少有时间自由自在地吃顿饭，别再让我烦心了，因为我再多一丁点儿的烦恼都受不了了。”
最后是第三个弟弟博纳罗托，受雇于斯特罗齐家的商店，尽管米开朗琪罗给了他不少的钱，他还在恬不知耻地刮他哥哥，而且还吹嘘自己为哥哥花费的比哥哥寄给他的还要多。
“我很想知道你的忘恩负义，”米开朗琪罗写信给他说，“想知道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很想知道你知不知道你们从新圣玛丽亚银行取走了我的二百二十八杜卡托，知不知道我寄回家的另外几百个杜卡托，以及我为维持你们的生活所操的心受的苦。我很想知道你是否知道这一切！——如果你还有点良心承认事实的话，你就不会说：‘我花了自己的好多好多钱’，而且你也就不会跑我这里来用你的事烦我，却不去想一想我过去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也许会说：‘米开朗琪罗知道他给我们写了些什么；如果他现在不写了，那是因为他被什么我们不得而知的事情给耽搁了：我们都耐心点儿吧。’当一匹马在尽力奔跑时，不该再用马刺戳它，让它跑得超过它的能力所限。可你们却从不了解我，现在也不了解我。愿上帝饶恕你们！是他给了我恩泽，让我能尽力地帮助你们。但是，只有当我不在人世时，你们才会了解他。”
这就是米开朗琪罗置身于其中的那忘恩负义与嫉羡的环境，他在一个盘剥他的可耻家庭和窥伺他的失败的顽固敌人之间苦苦挣扎着。可他，竟在这个时候，完成了西斯廷大教堂那件了不起的作品。但他花费了多大的代价啊！他差点儿受不了，要抛开一切，再次逃走。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也许他自己想死。
教皇因米开朗琪罗进度缓慢而且坚持不让他去看作品而怒不可遏。他俩骄傲的性格如同两片雨云似的常常相撞。“有一天，”孔迪维说，“尤利乌斯二世问他什么时候画完，米开朗琪罗照自己的习惯回答他说：‘当我能画完的时候。’教皇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举起棍子就打，还一个劲儿地重复：‘当我能画完的时候！当我能画完的时候！’米开朗琪罗跑回住处，收拾行装，准备离开罗马。但尤利乌斯二世马上派了一个人去，给他带去了五百杜卡托，竭力抚慰他，让他原谅教皇。米开朗琪罗接受了教皇的歉意。”
但第二天，他俩又冲突起来。终于有一天，教皇气冲冲地对他说：“你难道想让我叫人把你从脚手架上扔下来吗？”米开朗琪罗只好让步了；他让人撤去脚手架，露出了他的大作。那是1512年万圣节的那一天。
这是盛大而阴沉的节庆，是祭奠亡灵的日子，非常适合于这件可怕之作的揭幕，因为它充满了神明那生杀大权在握的精神，——这个像暴风雨一般聚集着一切生命之力的神明，是横扫一切之神。
在崩裂的力
米开朗琪罗从这项需要巨人之力的工作中走出来了，虽光荣但却精疲力竭。一连好几个月，仰着头画西斯廷大教堂的拱顶，“他把眼睛都给弄坏了，以致好长一阵儿，看一封信或一件东西时，必须把它们举在头顶上方才能看得清楚一点儿。”
他对自己的残疾也常常自我解嘲：
“艰难困苦使我得了甲状腺肿，像是水把伦巴第的猫灌了个够儿……我的肚子尖伸向下巴，我的胡子冲向天，我的脑袋枕着背，我的胸好似一只鹰；画笔的颜色滴在我脸上，画成了一幅图案。腰部回缩体内，臀部在起平衡作用。我摸索地走路，连自己的脚都看不清。我的皮肉前面长而后面短，宛如一张叙利亚的弓。我的智力与我的身躯一样的怪诞，因为一支弯曲的芦苇是吹不出曲子来的……”
我们可别真的以为他这只是在说笑。米开朗琪罗因变丑而苦恼着。对他这样的一个比任何人都更爱形体美的人来说，丑是一大耻辱。我们可以从他的几首短小的情诗中，看出一点他的卑怯的痕迹。他的忧伤因其一生都受着爱的煎熬而尤为剧烈。似乎他从未得到什么爱的回报。因此，他把自己封闭起来，把他的情和苦在诗里发泄。
自童年时起，他便在作诗；作诗是他迫切的需要。他的素描、信件、散页都写满了他随后反复不断地加以推敲与润色的能反映其思想的诗句。遗憾的是，1518年，他青年时期那些诗中的绝大部分被他焚烧了，另外一些在他死之前也被毁掉了。不过，所剩下的那一点点也足以让我们看出他当年的激情来。
最早的诗好像是1504年光景在佛罗伦萨写的：
“爱神啊，只要我能成功地抗拒你的疯狂，我的生活就会多么幸福啊！可是现在，唉！我涕泪沾襟，我感受到了你的力量……”
1504年到1511年间写的两首短小情诗（可能是写给同一个女子的），词句令人揪心：
“是谁在硬把我引到你身边去？……唉！唉！唉！……我是被紧紧地捆绑住的。可我仍是自由的！……”
“我怎么可能不再属于我自己？噢，上帝！噢，上帝！噢，上帝！……谁硬把我与自己分离的？谁能比我更能指挥我自己？噢，上帝！噢，上帝！……”
1507年12月，从博洛尼亚发出的一封信的背面，写着这样一首十四行诗，其肉欲的精确描绘令人回想起波提切利来：
“鲜艳的花冠戴在她的金发上，她是多么的幸福啊！鲜花竞相轻抚她的额头，谁将第一个吻它！紧束她的酥胸、下摆张开的衣裙每日里是多么幸福。金色的衣料永不知倦地摩沙着她的面颊与香颈。最幸运的是那条轻束着丰乳的金丝带。腰带似乎在说：‘我愿永远缚住她……’啊！……我的双臂将做什么呀！”
在一首带有自由性的长诗中，——是一种忏悔，很难确切引述，——米开朗琪罗用极其直白的词语描写了自己爱情的悲伤：
“我一天见不着你，我怎么也无法安宁。一旦见到你，仿佛饥饿者见到了食物……当你对我微笑时，或者你在街上招呼我时，我的心腾地燃烧起来……当你跟我说话时，我的脸发红，我说不出话来，而我那巨大的欲念顿时消失……”
接着是一声声痛苦的呻吟：
“啊！无尽的苦痛，当我想到我钟爱的女子根本不爱我时，我肝肠寸断！怎么活呀？……”
下面几句是他写在梅迪西家庭小教堂圣母像的画稿旁的：
“阳光普照大地，可我孤独地在黑暗中受煎熬。人人欢快，而我却躺在地上，在痛苦中呻吟，哭泣。”
在米开朗琪罗强有力的雕刻与绘画中，却是没有表现爱的。他在作品中只表露其最英勇的思想。他似乎觉得加进心灵的脆弱是可耻的。他只在诗中倾诉自己。必须到诗里去寻找这颗被粗犷的外表包裹着的胆怯而温柔的心的秘密：
“我在爱；我为什么生出来？”
西斯廷的任务完成了，尤利乌斯二世也死了，米开朗琪罗回到佛罗伦萨，回到他一心牵挂着的计划上来：建造尤利乌斯二世陵寝。他签了合同，保证七年完工。三年间，他几乎完全投身于这项工作。在这段相对平静的时期，——这是忧伤但宁静的成熟时期，西斯廷时期的疯狂激越已经平缓下来，犹如波涛去后恢复了平静的大海，——米开朗琪罗创作了最完美的作品，最好地实现了其激情与意志的平衡的作品：《摩西》和藏于卢浮宫的《奴隶》。
但这只是转瞬间的事：他生命的狂潮几乎随即又掀起来了；他又落入黑夜之中。
新教皇利奥十世竭力在把米开朗琪罗从其前任的光辉之中拽走，让他为自己的荣光增光添彩。对于他来说，这是个脸面问题，而不是什么同情与否的问题，因为他那伊壁鸠鲁派的思想不会明白米开朗琪罗忧郁的天赋：他的所有恩宠全都给了拉斐尔。但是为西斯廷大教堂增光的那个人是意大利的骄傲：利奥十世想驯服他。
他建议米开朗琪罗把佛罗伦萨的梅迪西家族教堂——圣·洛朗教堂的面墙修造好。米开朗琪罗因为想要与拉斐尔一争高低——后者趁他不在期间使自己在罗马成了艺术上的君主，——米开朗琪罗便不由自主地被拉到这个新的任务上来，他想既干新工作又不放弃旧任务，物质上来说也是不可能的，这将成为他无尽的烦恼愁苦的原由。他在尽量使自己相信，他可以让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与圣·洛朗的面墙齐头并进。他打算把主要工作交给一名助手去干，而自己则只去搞那些主要的雕像。但是，按照他的习惯，他逐渐地醉心于自己的计划，很快，他就无法再容忍自己与他人分享荣誉了。尤有甚者，他担心教皇会收回成命；他恳求利奥十世把自己拴在这新的锁链上。
当然，继续建造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对他来说已不可能了。但是，最可悲的是，他无法修造圣·洛朗的面墙。光拒绝任何合作者还嫌不够，他那可怕的怪癖——想什么都亲自动手，单枪匹马地去干——使他不老老实实地呆在佛罗伦萨干自己的活儿，反而跑到卡拉雷去监督采石工作。他在那儿遇上了各式各样的困难。梅迪西家人想用最近佛罗伦萨刚被收购的皮耶特拉桑塔采石场的石料，而不喜欢卡拉雷采石场的。因为用了卡拉雷采石场的石料，米开朗琪罗被教皇无端指责被人收买了；因为不得不遵从教皇的命令，他又被卡拉雷人责难，后者与利古里亚水手联合起来，使他找不到一条船替他把大理石从热那亚运到比萨去。他不得不修筑一条路来穿山越岭，其中有一段路是架在木桩上的，以便穿过沼泽平原地带。当地人又不愿意为筑路付出。工人们一点儿也不会干活儿。采石场是新建的，工匠们也都是新手。米开朗琪罗哀叹道：
“我想征服山峦，把艺术带来这里，可那竟同让死人复活一样地艰难。”
然而，他矢志不移：
“我答应的事，我就一定要做，不管有多么艰难。我将干成在意大利从未做过的最漂亮的事业，如果上帝助我的话。”
枉费了多少的力气、热情和才气啊！因为疲劳和操心过度，1518年9月末，他在塞拉韦扎病倒了。他很清楚自己的健康与梦想被这苦役活儿损毁了。他被终将开始干活儿的欲望与无法干活儿的焦虑死死地缠绕着。他还有其他的无法兑现的承诺在追逼着他。
“我急得要死，因为我的恶运使我无法干我本想干的事……我痛苦得要命，我让人以为自己是个大骗子，尽管这根本就不是我的过错……”
回到佛罗伦萨，他成天焦急地等待着运送大理石的船队的到来，但是阿尔诺河干涸了，满载着石料的船只无法溯流而上。
船只终于到来了：这一下该可以开工了吧？——不行。他回到采石场去。他坚持必须等到大理石料堆积成山（如同以前建造尤利乌斯二世陵寝时那样）方可开工。他把开工日期一拖再拖；也许他害怕开工。他是不是太夸口了？这么巨大的一项建筑工程，他是不是太冒失了？这根本就不是他干的活儿，他去哪儿学去？可此时此刻，他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费了那么多周折却一点儿也没能保证大理石的运输安全。在运往佛罗伦萨的六根独石巨柱中，有四根在途中断裂了，甚至有一根就是到了佛罗伦萨才断裂的。他上了他的工人们的当。
最后，教皇和梅迪西红衣主教眼见这么多宝贵的时间被白白地浪费在采石场和泥泞的路上，非常地不耐烦了。1520年3月10日，教皇下了敕令，取消了米开朗琪罗于1518年签订的加高圣·洛朗教堂的面墙的合同。米开朗琪罗直到看到被派来代替他的一队队工人到达皮耶特拉桑塔时才得知这一消息的。他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我不同红衣主教计较我在这儿浪费掉的那三年时光，”他说。“我不同他计较我被圣·洛朗的活计毁损到什么地步。我不同他计较忽而委任我忽而撤消我所给我带来的侮辱：我连为何如此待我都不明白！我不和他计较我失去的和我支出的所有一切……现在，这事可以概括如下：利奥教皇收回了已砍制的石料的采石场；我剩下的只是我手中的钱——五百杜卡托，以及人家还给我的自由！”
米开朗琪罗应该指责的不是他的保护者们，而是他自己，这一点他很清楚。这就是他最大的痛苦。他在与自身争斗。从1515年到1520年，正值其力量充沛、才华横溢之时，他都干了些什么？——苍白乏味的《密涅瓦基督》——一件其中不见米开朗琪罗的米开朗琪罗作品！——而且，就连这件作品他也没有完成。
从1515年到1520年，在伟大的文艺复兴的这最后的几年中，在种种灾难即将结束意大利之春之前，拉斐尔绘了《演员化妆室》《火室》以及各种题材的杰作，修建了公主别墅，领导建造圣彼得大教堂，领导了古迹挖掘、筹备庆典、修建纪念碑、掌管艺术、创办了一所人数众多的学校，然后，满载着丰硕成果溘然长逝。
他幻灭的苦涩、年华虚度的失望、希望的破灭、意志的被粉碎，凡此种种，在他以后一个时期的阴暗的作品中反映了出来，诸如梅迪西家族坟墓，以及尤利乌斯二世纪念碑上的那些新雕像。
自由的米开朗琪罗，一生只是从一个枷锁落入另一个枷锁，不停地更换主人。红衣主教尤利乌斯·德·梅迪西不久当上了教皇，名为克雷蒙七世，自1520年至1534年，主宰着他。
人们对克雷蒙七世颇多微词。无疑，他同所有的教皇一样，总想让艺术和艺术家成为他光宗耀祖的奴仆。但米开朗琪罗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可抱怨他的。没有一个教皇像克雷蒙七世对他那么恩爱有加的。没有一位教皇比他对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表现出那么持久那么强烈的兴趣。没有一位教皇像他那么了解米开朗琪罗的意志脆弱，必要时鼓励他振作，阻止他枉费精力的。即使在佛罗伦萨发生骚乱和米开朗琪罗反叛之后，克雷蒙对他的爱护也一如既往。但是，要医治这颗伟大的心灵的烦躁、狂乱、悲观和致命的忧愁，靠他却解决不了问题。一个主人的个人仁慈又有何用？那毕竟是个主人啊！……
“我曾为诸位教皇服务过，”米开朗琪罗后来说道，“但那都是被逼无奈的。”
一点点荣耀和一两件佳作又能怎样？这同他所梦想的相去甚远！……可老已将至。而一切都在他周围黯淡下来。文艺复兴正在覆灭。罗马即将遭受蛮族的蹂躏。一个悲哀的神的可怕阴影即将重压在意大利的思想上。米开朗琪罗感觉到悲惨时刻的来临；他为一种令人窒息的焦虑苦恼着。
克雷蒙七世把米开朗琪罗从其深陷其中的焦头烂额的工作中拉了出来之后，决定把他的天才投向一条新的道路，他可以密切地注视他。他委托他建造梅迪西家族的小教堂和坟墓。他想让他一心为他效劳。他甚至劝他加入教派，并赠与他一笔教会俸禄。米开朗琪罗拒绝了，但克雷蒙七世仍然给他以一笔月薪，是他所要求的三倍，而且还把与圣·洛朗教堂毗邻的一幢房子赠给了他。
似乎一切都顺顺当当，教堂的工程也积极地在开展，突然间，米开朗琪罗放弃了那幢房屋，并拒绝了克雷蒙七世按月发放的薪俸。他经历着又一次灰心的危机。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者们不能饶恕他放弃已开始的工作；他们威肋他说要控告他，指责他为人不老实。米开朗琪罗一想到打官司便吓得发疯；他的良心认为他的对手们言之有理，并责怪他爽约：他觉得只要不退还他从尤利乌斯二世那儿拿到的钱，他是不可能收受克雷蒙七世的钱的。
“我不再干活儿了，我不再活了。”他写道。他恳求教皇在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者们面前疏通，帮他偿还他欠继承者们的全部的钱：
“我将卖掉一切，我将尽一切可能把这钱还上。”
要么就允许他全身心地投入尤利乌斯二世纪念碑的建造：
“我更渴望摆脱这笔债务，这胜过我对生的渴求。”
一想到克雷蒙七世假如突然去世，他就会受到他的敌人们的追逼，他像个孩子似的绝望地哭泣着说：
“如果教皇撇下我，我就无法再在这个世上呆下去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我完全昏头涨脑的了……”
克雷蒙七世对这种艺术家的沮丧并不看得太严重，他坚持要米开朗琪罗别中断梅迪西家族小教堂的修建。米开朗琪罗的朋友们一点也弄不明白他的种种顾虑，劝他别出洋相，别拒绝月薪。有的朋友认为他做事不加考虑而狠狠地敲打他，请求他今后别再这么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也有的朋友给他写信说：
“有人告诉我说您拒绝了您的薪俸，放弃了那幢房子，并停止干活儿，我觉得这纯粹是疯癫行为。我的朋友，我的伙伴，您这是在使亲者痛仇者快……您别再去管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了，收下您的薪俸，因为他们是真心诚意地给您的。”
米开朗琪罗仍执拗着。——教廷司库抓住他的话把儿戏弄他，取消了他的月薪。可怜的人穷途末路，几个月后，又要求得到他先前拒绝了的钱。一开始，他羞惭地、怯生生地在要求：
“亲爱的乔凡尼，既然笔总是比舌头更加大胆，那我就把我这几天来一再想向您开口可又没有勇气启齿的话写给您吧：我还能得到月俸吗？……如果我确信我已不能再得到的话，我也丝毫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我仍将尽我之所能为教皇干活儿；但我将算清我的账。”
后来，迫于生计，他又写了一封信：
“在仔细考虑之后，我看出圣·洛朗的工作是多么牵动着教皇的心；既然教皇考虑到我不为生计所累，更好地为他效劳而亲自决定赏赐我以月俸，那我要是拒绝就会耽误工作的：因此，我改变了初衷；我此前一直不要这份月俸，现在，出于种种难言之隐，我要求得到它了……您愿否给我，并从曾答应我的那一天算起？……请告诉我您希望我何时去取。”
人家想教训一下他：人家在装聋作哑。都两个月了，他还是一分钱也没拿到。然后，他不得不一再地要求月俸。
他苦恼不堪地干着活儿；他抱怨说这些烦恼阻塞了他的想像力：
“……烦恼使我大受其害……人无法手在干一件事而脑袋又在干另一件事，特别是在雕塑方面。人家说这一切有利于刺激我，可我却认为这是要刺坏我，会使人倒退的。我已一年多未得到月俸了，我在同贫困进行着斗争：我形单影只地处于艰难之中，而且我的艰难已经够大的了，使我已无心于艺术了，我没有办法雇人来帮助我。”
克雷蒙七世有时为他的痛苦而动容。他让人友爱地转达他的同情。他向他保证，“他活一天就会恩宠他一天”。但是，无可救药的梅迪西家族的无聊占了上风；他们非但不减轻他的一部分任务，反而又提出新的要求：其中就要求他完成一件荒唐的巨人雕像，巨人头上要顶着一座钟楼，而胳膊上要托着一个壁炉。米开朗琪罗不得不为这一怪念头花费了一段时间。——此外，他还不得不经常地解决他与他的工人们、泥瓦匠们、车夫们的问题，因为他们受到八小时工作制的先驱们的蛊惑。
与此同时，他的家庭烦恼也有增无减。他父亲随着年岁增大，脾气越来越坏，蛮不讲理，有一天，他竟然从佛罗伦萨逃走，说是被他儿子赶走的。米开朗琪罗给他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亲爱的父亲，昨天回家，不见您在家，吓得我不知所措。现在，我得知您在埋怨我，说是我把您赶走的，我对此更加地惊愕不已了。自我出世到今天，我深信我从未做过任何无论大小的事让您不开心的。我所忍受的一切痛苦，始终是出于对您的爱去忍受的……我一直是站在您的一边的……就在前不几天，我还跟您说，并答应您，只要我活一天，我就把我全部的精力奉献给您，我现在再一次地这么答应您。我很惊诧您这么快就把这一切全都给忘记了。三十年来，您是很了解我的，您和您的儿子们都知道，我一直是尽自己所能对你们好的，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您怎么可以到处去说我把您赶走了呢？您看不出这对我的名声有多大影响吗？我现在的烦心事儿已经够多的了，而且，我的烦心事全都是因为爱您的缘故！您就这么回报我呀！……不过，该怎么就怎么吧：我想让自己确信，我从未给您丢过脸，从未让您受到损害；而我想请您原谅我，就当我真的做了对不起您的事吧。请原谅我吧，就当作是在原谅一个一贯放荡不羁、给您干尽了坏事的儿子吧。我再一次地恳求您原谅我这么一个悲苦之人。别把那所谓撵走您的恶名加在我的头上，因为名声对于我来说比您所认为的要重要得多：不管怎样，我可总归是您的儿子呀！”
这么多的爱、这么多的谦卑只是片刻地平息了老人那刻薄尖酸的思想。一段时间过后，他又指责儿子偷了他的钱。米开朗琪罗被逼无奈，就又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也不知道您到底要我怎么样。如果我活着让您受累的话，那您已经找到摆脱我的办法，您很快就可以掌握您认为我拥有的财宝的钥匙了。而您这样做很好，因为佛罗伦萨每个人都知道您是一个无比富有的人，知道我老在偷您的钱，知道我该受到惩罚：您将被人大加颂扬！……您想要我怎么样就尽管说尽管喊吧，但就是别再给我写信了，因为您让我无法工作了。您迫使我向您提及您二十五年来从我这里得到的所有一切。我不想说，但最终我不得不说！……您得当心……人只能死一回，死了就不能回来补赎自己所干的错事了。您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愿神保佑您！”
这就是他从他家人那儿得到的帮助。
“忍耐吧！”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叹息道。“愿上帝绝不要允许使他高兴的事却让我不快！”
人处于这番愁苦之中，工作自然没有进展。当1527年把意大利弄得天翻地覆的那些政治事件突然而至时，梅迪西家族小教堂的雕像一个都还没有做成。因此，1520年到1527年这段新时期只是在他前一阶段的幻灭与疲惫上又增添了新的幻灭与疲惫。对于米开朗琪罗来说，十多年来，没有带来任何一件完成之作、任何一项实现了的计划的欢乐。
绝望
他对于一切事物，对他自己，都深觉厌恶，致使他被卷入1527年在佛罗伦萨爆发的洪流之中。
米开朗琪罗此前在政治事务中的态度，与他在生活中和艺术上始终颇受其苦的态度一样，凡事总是犹豫不决。他从来也未能把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对梅迪西家族的义务协调起来。这个暴烈的天才在行动中始终是胆怯的；他不敢冒险去同这个世界上的强权在政治上和宗教上进行斗争。他的信件反映出他总是在为自身，在为家人担忧，害怕受到牵连，万一因一时气愤，说了什么反对专制行为的过头的话，就马上加以否认。他老是写信给家人，让他们小心谨慎，少说为佳，一有什么动静就赶快逃离：
“要像发生瘟疫时那样，首先逃走……生命重于财富……要息事宁人，不要树敌，除了上帝，对谁也别相信，不要说任何人的好话或坏话，因为谁也不知将来会怎样，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什么事也别搅和。”
他的兄弟及朋友都嘲笑他这么胆小怕事，认为他是个疯子。
“不要嘲笑我，”米开朗琪罗伤心地回答说，“一个人是不该嘲笑任何人的。”
这位伟人永固不去的战战兢兢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笑话的。他那可悲的神经倒是应该同情的，它们使他成了恐惧的玩偶，他虽然在同恐惧斗争着，但却总也无法战胜它。危险临头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走，但经过一番磨难之后，他竟能强逼自己的肉体与精神去承受危险，他这样倒是更加地了不起。再说，他比别人更有理由害怕，因为他更聪明，而他的悲观主义能使他更加清楚地预见到意大利的种种不幸。——但是，为了让天生怯弱的他卷入佛罗伦萨的革命洪流中去，必须让他处于一种绝望的激越之中，使他能够发现自己的灵魂深处。
这颗灵魂虽然那么胆战心惊地在反省自己，却是充满着热烈的共和思想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他信心十足或激情狂热之时流露出来的话语中感觉得到的，特别是他后来在同他的朋友们——卢伊吉·德·里乔、安东尼奥·佩特罗和多纳托·贾诺蒂——谈话时表现得更明显。贾诺蒂在其《但丁神曲对话录》中就引述过他们的谈话。朋友们觉得惊讶，为什么但丁会把布鲁图斯和卡修斯放在地狱的最后一层，而把恺撒放在其上。当朋友们问及此事时，米开朗琪罗对刺杀暴君者大加颂扬，说道：
“如果你们仔细地读过头几篇的话，你们就会看到但丁对暴君们的本性知之甚详，他知道他们应该受到神和人什么样的惩处。他把暴君们归于‘残害同胞’这类人中，让他们被罚入第七层地狱，受沸水煎熬……既然但丁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那他必然认为恺撒是他祖国的暴君，而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刺杀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杀一个暴君的人，并不是在杀人，而是在杀一个长着人头的野兽。所有的暴君都失去了真正的所有的暴君都失去了人所共有的同类之爱，他们丧失了人性：他们已不再是人，而是兽。他们对同类没有任何的爱是昭然若揭的，否则他们也就不会抢掠属于别人的东西，也不会变成践踏他人的暴君了……很明显，刺杀暴君者并不算是谋杀，因为他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野兽。因此，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在杀恺撒时并没犯罪。首先，他们刺杀了一个每个罗马公民都坚持要按照法律杀掉的人。再者，他们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长着人头的兽。”
因此，当罗马被查理·坎特的大军攻陷、梅迪西一家被放逐的消息传到佛罗伦萨，全城处于民族与共和思想觉醒的日子里的时候，米开朗琪罗站到了佛罗伦萨起义者的前列。在平常的日子里，劝戒家人像躲瘟疫似地逃避政治的人，却处于这么一种极度狂热的状态之中，对什么都无所畏惧了。他留在了瘟疫和革命肆虐的佛罗伦萨。瘟疫传染到他的兄弟博纳罗托身上，他死在米开朗琪罗的怀里。1528年10月，他参加了守城会议。1529年1月10日，他被选为城市防御工程的监管。4月6日，他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城防工事总监，任期一年。6月，他去视察了比萨、阿雷佐和里沃那的城防。7月和8月，他被派往费拉雷，检查那儿的著名的防御工事，并同公爵兼防御工程专家商讨。
米开朗琪罗认为佛罗伦萨的防御重中之重就是圣米尼亚托高地；他决定建一些炮台以加强这一防御阵地。但是，——不知何故？——他遭到了行政长官卡波尼的反对，后者想方设法地要把米开朗琪罗从佛罗伦萨赶走。米开朗琪罗怀疑卡波尼和梅迪西党人想甩掉他，不让他守卫佛罗伦萨，因此他便在圣米尼亚托住了下来，没再挪窝儿。但是，他那病态的怀疑症很容易接受一座被围困的城市总在流传着的种种叛变的传言，而这一次，传言可是言之凿凿的。可疑的卡波尼被撤去行政长官一职，由弗朗切斯科·卡尔杜奇接替；但是，令人不安的马拉泰斯塔·巴利翁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军队的司令，后来，他把该城拱手献给了教皇。米开朗琪罗预感到了马拉泰斯塔会叛变。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市政议会。“市政长官卡尔杜奇非但不感谢他，还把他给臭骂了一通，斥责他总是疑神疑鬼，胆小怕事。”（据孔迪维记述）马拉泰斯塔得知米开朗琪罗在揭发他，便散布说：像他这种德性的人，为了躲避一个危险的对手，是什么都不顾忌的；而且，他在佛罗伦萨有权有势，像个大元帅似的。米开朗琪罗知道自己完蛋了。
“然而，我一直决意毫无所惧地等待着战争的结束，”他写道，“但是，9月21日星斯二早晨，有个人跑到圣尼古拉门外（我当时正在炮台上）悄悄地告诉我说，如果我想活命的话，就别在佛罗伦萨久留。他同我一起回到我的住处，与我一起吃了饭，替我牵了马来，看到我出了佛罗伦萨之后，他才离去。”
瓦尔基还另外补充说：“米开朗琪罗在三件衬衫上缝上一万二千金弗罗林，再把衬衫做成短裙。在逃出佛罗伦萨时并非没有困难，他是从把守不严的正义门逃出去的，带着里纳多·科尔西尼和他的学生安东尼奥·米尼。”
“我不知道是神还是鬼在后面推着我，”几天后，米开朗琪罗写道。
是他的那个惯常的荒唐恐惧的魔鬼在怂恿着他。据说，半路上，在卡斯泰尔诺沃，他在前行政长官卡波尼处下榻时，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的遭遇与预感，以致老人吓得九天之后便死去了！如果此言当真，可见他当时该是处于多么恐惧的状况之中。
9月23日，米开朗琪罗在费拉雷。在狂乱之中，他拒绝了公爵的盛情邀请，不愿留在城堡中，而是继续逃亡。9月25日，他到了威尼斯。市政议会得知，立即给他派了两位侍从前去，以满足他的一切需要；但是，羞愧与粗犷的他拒绝了，退隐到乌德卡去。他认为这躲得还是不够远。他想逃往法兰西。在他到达威尼斯的当天，就给弗朗索瓦一世在意大利采购艺术品的代理人巴蒂斯塔·德·帕拉写了一封急切的信：
“巴蒂斯塔，亲爱的朋友，我离开了佛罗伦萨，要到法国去。可是，到了威尼斯之后，我打听了路径：人家跟我说，要去法国，必须穿过德国地界，这对我来说是既危险又艰难的。您还想去法国不了！……请您告诉我，我在哪儿等您好，我们可以一起走……请您收到此信之后尽快地回答我，因为我急不可耐地要去法国。如果您已无意再去法国，也请告诉我，以便我横下心来独自前往……”
法国驻威尼斯使节拉扎尔·德·巴尔夫赶忙写信给弗朗索瓦一世和蒙莫朗西陆军统帅，请他们赶紧趁机把米开朗琪罗留在法国宫廷。法国国王立即表示要给米开朗琪罗一笔年金和一幢房子。但是，信件往返自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弗朗索瓦一世的复信到来时，米开朗琪罗已经回到佛罗伦萨了。
他的狂热消退了。在吉乌德卡的寂静之中，他有时间为自己的恐惧而羞惭。他的逃亡在佛罗伦萨闹得沸沸扬扬。9月30日，市政议会下令，但凡逃亡的，如果在10月7日之前不归，将以反叛罪论处。到了指定的那一天，逾期未归的逃亡者都被定为反叛者，财产全被没收。然而，米开朗琪罗的名字尚未列在名单上；市政议会给了他一个最后期限，佛罗伦萨驻费拉雷的使节加莱奥多·朱尼通知佛罗伦萨共和国说，米开朗琪罗得到此法令的时间太晚了，并说他正在准备返回，如果对他赦免的话。市政议会饶恕了米开朗琪罗，并让石匠巴斯蒂阿诺·迪·弗朗切斯科把一张特别通行证带到威尼斯交给米开朗琪罗。巴斯蒂阿诺同时还给他带去十封友人的信，全都是恳求他回去的。其中有一封是豪爽的巴蒂斯塔·德·帕拉写给他的，是一封充满着对祖国的爱的召唤信：
“您所有的朋友，不论持何种观点，都毫不迟疑地、异口同声地恳求您回来，为了您的生命、您的祖国、您的朋友、您的财产以及您的荣誉，并且还为了享受这个您曾强烈渴求与盼望的新时代。”
他相信对于佛罗伦萨来说，黄金时代回来了，而且他还毫不怀疑正义事业胜利了。——但这个可怜的人成了梅迪西家族归来后反动势力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
巴蒂斯塔的话打动了米开朗琪罗。他归来了，——慢慢地归来的，前往卢克奎迎接他的巴蒂斯塔·德·帕拉等了他多日，都快不抱希望了。最后，11月20日，米开朗琪罗才回到佛罗伦萨。23日，市政议会撤销了对他的指控状，但却决定三年内不许他参加大会议。
从此，米开朗琪罗英勇地克尽职守，直到最后。他又恢复了在圣米尼亚托的职位，那里已遭敌人的炮击有一月之久。他重新加固了高地上的防御工事，发明了一些新的武器，还从钟楼上垂下毛线包和被褥，据说，大教堂因此而完好无损。有关他在围城期间的最后一个行动是1530年2月22日的一则消息上传的，说他爬上大教堂的圆顶，以便监视敌人的行动，或者是为了察看圆顶的状况。
然而，预料的灾难降临了。1530年8月2日，马拉泰斯塔·巴利翁叛变。12日，佛罗伦萨投降，皇帝把该城交给了教皇的特使巴乔·瓦洛里。于是，行刑开始了。开头几天，什么也无法阻止战胜者们的报复行为。米开朗琪罗的挚友们，诸如巴蒂斯塔·德·帕拉，是属于第一批被杀害的。据说，米开朗琪罗躲藏在阿尔诺河对岸的圣尼科洛教堂的钟楼里了。他完全有理由害怕：谣言说他曾想拆毁梅迪西府。但是，克雷蒙七世对他的关爱丝毫未减。据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说，在得知米开朗琪罗在围城期间的情况时，克雷蒙七世很是寒心，但他也就只是耸了耸肩，说：“米开朗琪罗很不应该，我可从未伤害过他。”战胜者们最后的怒气刚一消去，克雷芒七世便给佛罗伦萨写信，命令寻找米开朗琪罗，并且补充说道，如果他愿意继续搞梅迪西家族陵寝的话，他将会受到他应有的待遇。
米开朗琪罗露面了，重新为他曾反对的那些人的荣耀工作。这个可怜的人还不止于此，他还同意替教皇干过各种坏事并且杀害其好友巴蒂斯塔·德·帕拉的凶手巴乔·瓦洛里雕刻《拈手搭箭的阿波罗》。不久，他便否定佛罗伦萨的被逐者们。一个伟大人物的可悲的弱点，把他逼得卑怯地在物质力量的暴虐淫威之下低头，为的是保全自己那艺术之梦，否则就会被任意扼杀至死！他把自己整个晚年全都用于建造一个超凡的纪念碑上，那是不无缘由的：他同彼得一样，不止一次听到雄鸡啼唱时痛哭流涕。
他被迫说谎，被迫奉承瓦洛里，被迫赞颂乌尔班公爵洛朗，他为此而痛苦不堪，羞愧难当。他一头扎进工作中，把所有的虚无狂乱全发泄在其中。他根本不是在雕刻梅迪西家族，而是在为自己的绝望雕像。当别人向他指出朱利阿诺和洛朗·德·梅迪西雕得不像时，他巧妙地回答说：“千年之后谁还能看出像与不像？”他把一个雕成“行动”，把另一个雕作“思想”，而基座上的那些雕像是在诠释这两尊雕像——《昼》与《夜》，《晨》与《暮》，——它们都道出了生之痛楚与对现世之厌恶。这些人类痛苦的不朽象征于1531年完成。绝妙的嘲讽！谁都没有看出来。乔凡尼·斯特罗齐看到这可怕的《夜》时，写下了几句诗：
“《夜》，你看到如此甜美地睡着的《夜》，是由一位天使在这块岩石上雕成的；因为它睡着，所以它活着。如果你不信，请唤醒它，它会同你说话的。”
米开朗琪罗回答说：
“睡眠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当罪恶与耻辱继续着的时候，成为石块则更加难能可贵。眼不见耳不闻对我来说是一大幸福，因此，别叫醒我，啊！说话轻点儿！”
在另一首诗中他又呼喊道：
“人们睡在天空中，因为只有一个人能把那么多人的好的东西占为已有！”
被奴役的佛罗伦萨在回答他的呻吟：
“在您神圣的思想中，您不要被扰乱。以为已把您从我这儿夺走的那个人，是享受不到其大罪大恶的乐趣的，因为他异常恐惧。些微的欢乐对于恋人们来说是完满的快乐，因为它浇灭了欲念，而苦难则因希望太大而使欲念增强。”
必须考虑到罗马的遭劫和佛罗伦萨的陷落对当时人们心灵的影响：理智的破灭、崩溃。许多人从此便一蹶不振了。
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陷入一种及时行乐的怀疑主义之中：
“我竟然落到这步田地，宇宙可以塌陷，我可以毫不介意，我嘲笑一切事物……我不认为我仍是罗马遭劫之前的那个巴斯蒂阿诺，我无法找回我自己。”
米开朗琪罗想到自杀：
“万一允许自杀的话，那完全应该将此权利给与那个满怀信仰，却过着奴隶般的悲惨生活的人。”
他的思想极其混乱。1531年6月，他病倒了。克雷蒙七世竭力抚慰他也无济于事。他让他的秘书并让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告诉他，别太劳累，要有节制，活儿干得轻松些，抽空散散步，不要把自己弄得像个囚犯似的。1531年秋，大家在为他的生命担心。他的一个朋友给瓦洛里写信说：“米开朗琪罗已精疲力渴，瘦得不成人样了。我最近同布贾尔迪尼及安东尼奥·米尼还谈起过：我们都觉得，如果不认真地关怀他，他活不了多久了。他干活儿太多，吃得却又少又差，而睡得就更少了。一年来，他被头疼心口疼折磨得够呛。”——克雷蒙七世真的担心起来。1531年11月21日，教皇下令禁止米开朗琪罗除了尤利乌斯二世陵寝和梅迪西家族陵墓以外再干别的活儿，否则将开除其教籍，为的是照顾他的身体，“使他能够更久地为罗马，为他的家庭，为他自己增光添彩”。
他保护他免受瓦洛里们和阔绰的乞丐们烦扰，因为他们总喜欢跑来找他要艺术品，要求他替他们搞新的作品。“当有人向你求画时，”教皇让人代为执笔写信给米开朗琪罗，“你就把画笔系在脚上，划上几道，说：‘画好了。’”教皇还常在米开朗琪罗和越来越凶的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之间充当说客。1532年，乌尔班公爵的代表们和米开朗琪罗之间就陵墓事签订了第四份合同：米开朗琪罗答应另造一座新的很小的陵墓，三年内完工，一应费用由他负担，并再付两千杜卡托，作为对他以前从尤利乌斯二世及其继承者那儿得到的一切的赔偿。“只须让人在作品中嗅到一点您的气味就够了。”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写信给米开朗琪罗说。——可悲的条件啊，因为米开朗琪罗签下的是他伟大计划的破产，而且他还得为此付钱！但是年复一年，米开朗琪罗在他的每件绝望之作中，签订的实际上是他生命的破产，是他人生的破产。
在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的计划破产之后，梅迪西家族陵墓的计划也泡汤了。1534年9月25日，克雷蒙七世逝世。米开朗琪罗很幸运，当时不在佛罗伦萨。他早就在佛罗伦萨活得胆战心惊的了，因为亚历山大·德·梅迪西公爵很恨他。要不是出于对教皇的尊敬，他早就会叫人把他干掉了。自从米开朗琪罗拒绝建造一座要塞以控制佛罗伦萨全城之后，公爵对他的仇恨愈演愈烈。但对于米开朗琪罗这个胆小的人来说，他这可是一个英勇之举，是他对自己祖国伟大的爱的表现。——自那以后，米开朗琪罗已准备好遭到来自公爵方面的任何打击；当克雷蒙七世逝世时，他之所以保住了性命，完全是偶然所致，——他当时没在佛罗伦萨。他从此不再回到那里去了。他不能再见到它。——梅迪西家族小教堂告吹了，永远也完不成了。我们所了解的梅迪西家族小教堂只是同米开朗琪罗所梦想的有一点点相似而已。留给我们的顶多也就是墙壁装饰的那点构架而已。米开朗琪罗不仅没有完成雕像的一半，没有完成他所设想的绘画，而且，当他的门徒们后来竭力地要找回和补全他的构想时，他甚至都没法告诉他们他曾经是怎么想的：他就这样地放弃了自己所有的工作，竟致把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
1534年9月23日，米开朗琪罗回到罗马，在那里一直呆到去世。他离开罗马都二十一年了。在这二十一年中，他搞了尤利乌斯二世那未竟之陵寝的三尊雕像、梅迪西家族那未竟之陵墓的未能完成的七尊雕像、洛朗教堂的未竟过厅、圣·玛丽·德·密涅瓦教堂之未竟的《基督》、为巴乔·瓦洛里作的未竟之《阿波罗》。他在艺术中，在祖国，失去了健康、精力和信仰。他失去了他最爱的一个兄弟。他失去了他崇敬的父亲。为了缅怀自己的兄弟和父亲，他写了一首痛心疾首的诗，但也同他所做的其他一切那样，没有写完，诗中充满了对死的渴求：
“苍天将你从我们的苦难中搭救走了。可怜可怜我吧，我像个行尸走肉！……你得其时，变成了神明；你不必再担心生存与欲念的变化了：（我写到此几乎无法不嫉羡……）仅仅给我们带来不切实的欢乐与切实的痛苦的命运与时间，不敢跨进你们的门槛。没有任何云彩能遮挡住你们的光亮；以后的时日无法对你们施暴，必需与偶然也左右不了你们。黑夜扑灭不了你们的光华；白昼尽管光亮无比也增加不了光华……由于你的死，亲爱的父亲，我学会了死……死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坏，对于人生的末日亦即在神坛前的开始之日和永恒之日的人来说倒是好事一桩。在那里，我希望并相信我能仰仗神的恩惠再见到你，如果我的理智把我那冰冷的心从尘世的泥淖之中拉出来的话，如果如同一切道德那样，父子间崇高伟大的爱能在天庭增强的话。”
尘世已没什么可以留住他的了：艺术、雄心、温情以及各种希望都已万事皆空了。他年已六十，人生似乎已结束了。他孤苦伶仃，他不再相信他的作品了；他怀念着死亡，他渴望着最终逃脱“生存与欲念的变化”，“逃脱时间的暴力”，逃脱“必需与偶然”的专横。
“唉！唉！我被我那飞逝的时日背叛了……我太过于期待了……时间飞逝，我已垂垂老矣。我无法再同身边的死神在一起忏悔、反省了……我枉然地在哭泣：没有任何的不幸可以同你失去的时间相比拟的……
唉！唉！当我回首往事时，我没有找到哪怕一天是属于我自己的！虚假的希望与徒劳的欲念，——此时此刻我承认了，——它们羁绊住了我，我又哭又爱又激动又叹息，——（因为没有一种致命的情感是我所不了解的），——我远离了真理……
唉！唉！我要走，但却不知去往何方；而且我害怕……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噢！愿上帝让我弄错了吧！）——我看见，主啊，我看见因为我认识了善却作了恶而受到了永恒的惩罚。而我只剩下期盼了……”（《诗集》49）
下篇 舍弃
爱情
这时，在这颗破碎的心灵中，当一切生机悉数被剥夺之后，一种新的生命开始了，万紫千红的春天来临了，爱情之火燃烧得更旺了。但这份爱几乎不再有任何的自私和肉欲的成分。这是对卡瓦列里的美貌的神秘崇拜。这是对维多莉娅·科洛娜虔敬的友谊，是两颗灵魂在神明方面的激烈相撞。这是他对他失去父亲的侄儿们的慈父般的爱，是对穷苦人和弱者的怜悯，是神圣的仁慈。
米开朗琪罗对托马索·德·卡瓦列里的爱是一般平庸思想——无论是正直的或不正直的思想——所理解不了的。甚至是在文艺复兴晚期的意大利，它也可能会引起一些使人恼火的解释；阿莱廷对此大加影射，挖苦。但是，阿莱廷们的辱骂（这总是少不了的），不可能损害米开朗琪罗。“他们以自己那小人之心去度米开朗琪罗的君子之腹。”（米开朗琪罗致某人的一封信中语）
没有任何灵魂比米开朗琪罗的更加纯洁的了。没有任何人对爱情的观念比他的更加虔敬了。
“我曾经常听见米开朗琪罗谈论爱情，”孔迪维常说，“在场的人都说他所说的爱情全是柏拉图式的。就我而言，我不知道柏拉图关于爱情都说了点什么，但我很清楚，在我和他那么长远那么亲密的交往之后，我从他嘴里听到的只是最可敬的话语，可以扑灭青年人心中骚动狂躁的欲火。”
但这种柏拉图式的理想并无丝毫文学气味和冷酷无情：它与一种思想上的疯狂是一致的，这种疯狂使得米开朗琪罗成为他所看到的一切美的东西的奴隶。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因此，有一天，在拒绝他的朋友贾诺蒂的邀请时，他说道：
“当我看见一个具有点才气或思想的人，一个为人所不为，言人所不言的人时，我便禁不住喜欢上他，于是，我便一心扑在他的身上，竟致不再属于我自己了……你们大家都是那么有才华，所以我要是接受了您的邀请，我就会失去自己的自由；你们每一个人都会窃去我的一部分。即使是舞蹈者和古琴手，如果他们在其艺术中出类拔萃的话，也将会使我听任他们的摆布的！我非但不能因你们的陪伴而得到休息、增强体力、心情平静，还使自己的心灵随风飘荡、无处停息。这样一来，我就不知道自己会死在何处了。”（《对话录》，贾蒂诺著）
如果说他被思想、言语或声音如此这般地征服了的话，那他更将被肉体之美征服了！
“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对我来说犹如马刺！
世间没有什么能给我这么大的快乐的了。”
对于这位俊美外形的伟大创造者——同时又是一位虔诚笃信者——来说，一个美丽的躯体就是肉体“面纱”之下显现的神圣。如同火棘丛林前的摩西一样，他只是一个劲儿地颤抖着走近它。他所崇敬的对象对他来说，真的如他所说是一个“偶像”。他拜倒在它的面前；伟人的这种心悦诚服的谦卑——连高贵的卡瓦列里都看不过去，——在美貌的偶像有着一颗庸俗可鄙的恶魂时——如费博·德·波奇奥——就更加地不可思议了。但米开朗琪罗对此视而不见……他真的是视而不见吗？——他是不愿意看到；他在自己的心中要把构思的雕像塑制完成。
那些理想情人中最早的，那些活生生的梦幻中最早的，是1522年光景的吉拉尔多·佩里尼。后来，米开朗琪罗于1533年又恋上了费博·德·波奇奥，1544年又恋上了塞奇诺·德·布拉奇。他对卡瓦列里的友情并非是一心一意的，但这友情却是持久的，而且达到了一种狂热的地步。从某种意义来说，不仅是因其朋友之美貌，而且也是其朋友的高尚道德使然。
瓦萨里说过：“他爱托马索·德·卡瓦列里甚过其他一切人。卡瓦列里是罗马的一个贵族，人既年轻又热爱艺术；米开朗琪罗在一张硬纸板上为他画过一张真人大小的肖像，——是他画过的唯一这样的肖像，因为他厌恶画活人，除非此人美貌绝伦。”
瓦尔基补充说过：“当我在罗马看到托马索·卡瓦列里先生时，我觉得他不仅仪表堂堂，无与伦比，而且，风度翩翩，思维敏捷，举止高雅，确实值得人爱，特别是当你更加了解他时。”
米开朗琪罗于1532年秋在罗马邂逅他。卡瓦列里对米开朗琪罗那激情的表白信的第一封回信充满了尊严：
“来信收悉，此信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因为实出我之预料。我之所以说‘实出我之预料’，是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收到像您这样的人的来信。至于别人对我的称赞，以及我那些您所表示极其钦佩的工作，我可以告诉您，它们根本不值得让您这么举世无双的伟大天才，——我敢说世上再没有第二个如您一样的天才，——去给一个初出茅庐、极其无知的年轻人写信。可我也不相信您是言不由衷的。我相信，是的，我确信，您对我的感情只是出于像您这样乃艺术化身之人对于那些献身并热爱艺术的人所必然具有的爱。我就是那些人中的一个，而且，就热爱艺术而言，我不逊于任何人。我答应您，我要好好地回报您的爱：我还从未爱过除您而外的任何人，我还从未盼望过除您的友情而外的任何友情……需要我为您效劳时请尽管说，我将永远为您效劳。
您忠诚的托马索·卡瓦列里”
卡瓦列里似乎一直都保持着这种既尊敬又矜持的口吻。他直到米开朗琪罗临终时都一直是忠诚于他的，并为之送终。米开朗琪罗一直都信任他；他是唯一被认为对米开朗琪罗有所影响的人，而且他难能可贵地始终利用这一点来为他的朋友的幸福与伟大效劳。是他使得米开朗琪罗决心完成圣彼得大教堂圆顶的木制模型的。是他为我们保存了米开朗琪罗为建造圆顶而绘制的图纸的，是他致力于使之付诸实施的。而且，也是他在米开朗琪罗逝世之后，监督后者意愿的执行的。
但米开朗琪罗对他的友谊犹如一种疯狂的爱。他给他写了许多狂热的信。他仿佛头埋在灰堆里在向自己的偶像顶礼膜拜。他称他为“一个强有力的天才……一个奇迹……我们的时代之光”；他恳求他“别瞧不起他，因为他无法与他相比，他是没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他把他的现在、他的未来全都赠与他；他补充说道：
“我无法把我的过去也赠与您，以便更久远地为您效劳，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尽的痛苦，因为未来是短促的：我太老了……我相信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毁坏我们的友谊的，尽管我此言甚狂，因为我远不如您……我可以忘记我赖以生存的食粮但不会忘记您的名字的，是的，我宁可忘记只是毫无乐趣地支撑着我的肉体的食粮，也不能忘记支撑着我的肉体与心灵的您的名字，它给了我那么多的温馨甜美，以致我只要想到您，我就永远不会感到痛苦，不会害怕死亡的——我的灵魂掌握在我把它交付于他的那个人的手里了……如果我不得不停止想念他的话，我就会立刻死去。”
他赠与卡瓦列里一些精美的礼物：
“是一些惊人的素描，以红黑铅笔画的一些绝妙头像，那是他为了教卡瓦列里学习素描特意画的。然后，他还为他画了一幅《被宙斯翅膀举上天空的甘尼米》、一幅《鹰叼其心的提提厄斯》和一幅《法埃东乘太阳战车与酒神节的孩子们一起跌入波河》：全都是最精美、最上乘之作。”
他还给他寄过一些十四行诗，有时妙笔生花，但经常是阴暗的，其中有一些很快便在文学圈子中流传，并在意大利家喻户晓。有人说下面这一首是“十六世纪意大利最美的抒情诗”：
“带着您的慧眼，我看到一缕温柔之光，那是我的盲眼所不再能看到的。您的双脚帮我承受了一个重负，那是我瘫痪的脚所无法再承受的。因您的精神，我感到自己已飞升上天。我的意志全都包含在您的意志之中。我的思想在您的心中形成，而我的话语在您的喘息中露出。孤独时，我如同月亮，只有在太阳照亮它时，人们才能在天空中看见。”
另一首则更加著名，是赞颂完美友情的，从未出现过的最美的赞歌之一：
“如果两个情人中存在着一种贞洁之爱、一种崇高的怜悯、一种同等的命运，如果残酷的命运打击了双方，如果唯一的一种精神、唯一的一种意志主宰着两颗心，如果两个躯体上的一颗灵魂成为永恒，用同一副羽翼把他俩带往天空，如果爱神的金箭一箭穿透并焚烧俩人的五脏六腑，如果一个爱着另一个，而且彼此均不自顾自，如果二人都把他们的欢乐用以渴求二人同样的结局，如果成千上万的爱情不及联系着他俩的爱与信仰的百分之一，那么一个怨恨的举动是否会割裂这样一条纽带？”
这种自我遗忘，这种把自我全部融于心上人之中的炽热馈赠，并不总是宁静清明的。忧伤又占了上风；而被爱控制的灵魂边呻吟边挣扎。
“我哭泣，我燃烧，我消耗自己，我的心中充满了苦痛……”
他在另一首诗中对卡瓦列里说：“你呀，你把我对生的欢快夺走了。”
对于这些过于热情的诗，“被爱着的温柔之神”卡瓦列里报之以友爱和平静的冷淡。这种友谊的夸张令他心中暗自不快。米开朗琪罗对此表示歉意说：
“我亲爱的神，请勿因我的爱而恼怒，那只是奉献给你身上的优秀品德，因为一个人的精神应该恋上另一个人的精神。我所企盼的是，我在你那俊美的面孔上所学到的，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谁想明白它，先得死。”当然，这种对美的激情只有诚实，毫无其他。但是，这份炽热而惶惑、纯洁的爱之谜毕竟还是令人不安而且头晕目眩的。
幸好，有一位女子用宁静的爱接替了这些病态的友情，——为否认其生命的虚无和建立他渴求的爱而作的绝望的努力。这个女子善解这个老孩童，这个孤苦伶仃地失落于世的人，她给他那颗死了的心灵注入一点平和、信心、理智，去接受生与死的悲苦。
那是1533年到1534年，米开朗琪罗对卡瓦列里的爱达到了顶峰。1535年，他开始结识维多莉娅·科洛娜。
维多莉娅·科洛娜生于1492年。其父是法布里齐奥·科隆纳，帕利阿诺的富人，塔利亚科佐的亲王。其母名叫阿涅丝·德·蒙泰费尔特罗，是乌尔班亲王费德里戈的女儿。她家是意大利的一个名门望族，是深受文艺复兴光辉思想影响的家族之一。十七岁时，她嫁给了佩斯卡拉侯爵、大将军费朗特·弗朗切斯柯·德·阿瓦洛，即帕维尔的征服者。她很爱他，但他却一点儿也不爱她。她不漂亮。人们在那些纪念章上所看到的她的像，是一张男性的、有个性的、有点严厉的脸：高额头，长而直的鼻子，上唇短而苦涩，下唇微微前伸，嘴巴紧闭，下巴突出。认识她并为她作传的菲洛尼科·阿利卡纳塞奥尽管措辞委婉，但仍流露出她长得很丑：“当她嫁给佩斯卡拉侯爵时，她努力地提高思想天赋，因为貌不惊人，她便钻研文学，以获取这种不像容貌那样会消失的永不会磨灭的美。”——她对智力一往情深。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她写道：“粗俗的感官无力造就一种能产生高贵心灵纯洁之爱的和谐，它们绝对激发不起欢乐与痛苦……闪亮的火焰把我的心升华到那么高，致使一些卑劣的思想会使它恼怒。”——她生就没有能使英俊纵欲的佩斯卡拉爱她的地方。但是，爱的怪诞却使得她天生就是爱他并为之而痛苦的。
她确确实实地因丈夫的不忠而痛苦异常，佩斯卡拉在家里都欺骗她，闹得整个那不勒斯满城风雨。可是，当他1525年去世时，她仍旧痛苦不堪。她躲进宗教里，埋首诗歌中。她遁入空门，先是在罗马，然后在那不勒斯，起先她并未完全与世隔绝：她寻求孤独只是为了沉浸在她对爱的回忆之中，只是为了以诗词歌赋来歌颂爱情。她同意大利的所有大作家都有来往，诸如萨多莱特、贝姆博、卡斯蒂廖内，而且卡斯蒂廖内还把他的《侍臣论》手稿托付给她，还有在其《疯狂的奥兰多》中称颂她的阿里奥斯托，以及保罗·佐夫、贝尔纳多·塔索、罗多维柯·多尔斯等。自1530年起，她的十四行诗便在整个意大利广为流传，并为她在当时的女子中赢得了唯一的殊荣。退隐伊斯基亚岛之后，她仍在平静大海里的美丽海岛的孤寂中，歌唱她那蜕变了的爱情，乐此不疲。
但是，自1534年起，她被宗教完全地攫住了。天主教的改革思想，当时为避免分裂而倾向于复兴宗教自由的宗教精神，完全地占有了她。我们不知道她在那不勒斯是否结识了胡安·德·瓦尔德斯，但是，她无疑深受锡耶纳的贝尔纳迪诺·奥基诺宣道的影响。她是彼特罗·卡尔内塞基、基贝尔蒂、萨多莱特、高贵的雷吉纳尔德·波莱和改革派主教中最伟大的卡斯帕雷·孔塔里尼红衣主教的朋友。红衣主教孔塔里尼曾经徒劳无益地竭力要同新教徒们达成团结统一，并敢于写出如下的有力词句：
“基督的律令是自由的律令……但凡以一个其本质便倾向于恶而且受到种种情欲驱使的人的意志为准绳的政府不能称之为政府。不！任何主宰皆是一种理智的主宰。他旨在通过正确道路指引所有服从于他的人到达他们正确的目的地：幸福。教皇的权威也是一种理智的权威。一个教皇应该知道他的权威是施于一些自由人身上的。他不得随心所欲地或指挥或禁止或豁免，而只能依据理智的规则、神的训诫和爱（爱是一条把一切引向上帝引向共同的善的规则）的教导去行事。”
维多莉娅是意大利最纯洁的意识汇聚而成的这个理想主义小组中最激越灵魂中的一个。她同勒内·德·费拉雷，同玛格丽特·德·纳瓦尔保持通信往来；后来变成新教徒的彼尔·保罗·韦尔杰廖称她为“真理之光中的一道”。——但是，当冷酷无情的卡拉法领导的反改革运动兴起时，她陷入一种可怕的怀疑之中。她同米开朗琪罗一样，是一颗激烈但脆弱的灵魂：她需要信仰，她无力抵御宗教的权威。“她只剩下皮包骨了，但仍在守斋，苦修。”她的朋友波莱红衣主教强迫她屈从，强迫她否定自己的聪颖智力。舍身向神，从而使她平静下来。她带着一种牺牲的陶醉这么做了……假若她只是牺牲了自己就好了！她连带着牺牲了自己的朋友们。她连累了奥基诺，她把他的作品交给了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她这颗伟大的灵魂，像米开朗琪罗一样，被恐惧粉碎了。她把自己的愧悔沉没于一种绝望的神秘主义之中：
“您看到了我们处于的那无知的混沌，看到了我前往的那错误的迷宫，看到了那永远在运动着以寻求休憩的躯体，看到了为了找到平和而一直骚动不安的心灵。神愿意让我成为一个无用的人！让我知晓一切均在基督身上。”（1534年12月22日维多莉娅·科洛娜写给莫洛内红衣主教的信）
她召唤死神，作为一种解脱，——1547年2月25日，她去世了。
在她深受瓦尔德斯和奥基诺的自由神秘主义的影响时期，她认识了米开朗琪罗。这个悲伤的、烦恼的女人，始终需要一位向导借以依靠，但同时她又需要有一个比她更脆弱更不幸的人，以便把她心中充盈着的全部母爱施于此人身上。她竭力地向米开朗琪罗掩藏自己的烦乱惶恐。她表面上平静，矜持，有点冷漠，她把自己向别人求得的平和传递给了米开朗琪罗。他俩的友谊始于1535年左右，自1538年秋天起，关系便很亲密了，但却全是建立于上帝上面的。维多莉娅时年四十六岁，米开朗琪罗已六十三岁了。她住在罗马平奇奥山脚下的圣西尔韦斯德罗修道院。米开朗琪罗住在卡瓦洛山附近。他俩每个星期日都在卡瓦洛山的圣西尔韦斯德罗相聚。阿姆布罗乔·卡泰里诺·波利蒂为他们诵读《圣保罗书信》，他俩一起讨论，葡萄牙画家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在他的四本《绘画谈话录》中为我们保存了这些情景的回忆。那是他俩严肃而温馨的友谊的真实写照。
弗朗索瓦·德·奥朗德第一次去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时，碰上佩斯卡拉侯爵夫人正在同几个朋友一起听诵读圣书。米开朗琪罗当时并不在那儿。当圣书诵读完了时，可爱的侯爵夫人微笑着对这位外国画家说：
“弗朗索瓦·德·奥朗德想必更想听到米开朗琪罗的谈话，而非这个宣道。”
弗朗索瓦深受伤害，抢白道：
“怎么，侯爵夫人难道以为我只会画画，其他一窍不通吗？”“请勿多心，弗朗西斯科先生，”拉塔齐奥·托洛梅伊说，“侯爵夫人的意思恰恰是说一位画家是样样精通的。我们意大利人是非常敬重绘画的！而她这样说也许是想增加您听米开朗琪罗谈话的乐趣。”
弗朗索瓦连声道歉，于是，侯爵夫人便吩咐她的一名仆人：
“去米开朗琪罗那里，告诉他我和拉塔齐奥先生仪式完毕之后留在这个小教堂里，这里凉爽怡人；如果他愿意浪费点时间前来，我们将非常欣慰……不过，”她知道米开朗琪罗脾气很倔，便又补充说道，“别告诉他葡萄牙人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在这儿。”
在等待传话人回来期间，他们在聊用什么法子能让米开朗琪罗谈论绘画，而又不让他看出他们的意图来，因为，如果被他觉察出来，他会立即避而不谈的。
“沉默了片刻之后，有人敲门。我们大家都担心大师不会来了，因为仆人这么快就回来了。但是，福星高照，住在附近的米开朗琪罗正在前来圣西尔韦斯德罗的路上。他是从埃斯基利纳街往温泉方向走，一路上在同他的门生乌尔比诺大谈哲学。我们的送信仆人在半路上碰上了，把他领了来，此时便到了门口，侯爵夫人起身，同他站在那儿单独聊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请他在拉塔齐奥和她之间坐下。”
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在他身旁坐下来；但是，米开朗琪罗根本就没有注意他的这位邻座，——这使弗朗索瓦大为恼火，面带愠色地说道：
“真的，不为某人看见的最佳方法就是直立于此人面前。”
米开朗琪罗闻言一惊，看了看他，立即十分谦恭地表示歉意：
“真对不起，弗朗西斯科先生，我没有看见您，因为我眼睛只盯着侯爵夫人了。”
此时，维多莉娅稍停片刻，用一种我们不敢恭维的巧妙方法开始同他委婉谨慎地东拉西扯，就是不触及绘画。仿佛像是某人在艰难而巧妙地包围一座坚固的城池；而米开朗琪罗则像是一个警惕的、多疑的被围困者，这儿设岗，那儿拉起吊桥，别处埋设地雷，并严密地守卫着各处城门和墙垣。但是，最终侯爵夫人得胜了。说实在的，没有谁能够防得住她的。
“喏，”她说，“必须承认，当你用自己的武器，也就是说用计谋，攻击米开朗琪罗的时候，你总是被他击败的。拉塔齐奥先生，我们必须同他谈诉讼案，谈教皇的敕令，然后么……再谈绘画，如果我们想弄得他哑口无言，自己掌握主动权的话。”
这种巧妙的拐弯抹角把谈话引到艺术上来了。维多利亚同米开朗琪罗商谈她计划修建的一座宗教建筑，米开朗琪罗立即主动提出要去就地察看，以便绘制一张草图。
“我本不敢要求您帮这么大的忙的，”侯爵夫人回答说，“尽管我知道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遵从抑强扶弱的主的教导……因此，认识您的人敬重米开朗琪罗本身甚过其作品，而不像那些不认识您本人的人，只尊崇您最弱的部分——出自您手的那些作品。我还要赞扬您常常躲在一边，避开我们的无聊谈话，而且不为所有那些跑来求您的王公显贵们作画，而是几乎把您的整个一生奉献给了唯一一件伟大的作品。”
米开朗琪罗对这番恭维谦逊地颔首致谢，并表达了自己对于闲聊之人与无所事事之人——王公显贵与教皇——的厌恶，他们我行我素，强迫一个艺术家去陪着他们胡扯闲聊，殊不知这个艺术家已来日无多，难以完成自己的使命了。
接着，谈话转入艺术的那些最崇高的题材，侯爵夫人认真严肃地讨论着。一件艺术作品对于她来说，如同对于米开朗琪罗一样，是一个信德的行为。
“好的绘画，”米开朗琪罗说道，“靠近上帝，并与之结合在一起……它只是上帝的完美的一个复制品，是它的笔的影子，是它的音乐，它的旋律……因此，画家光伟大和灵巧还是不够的。我倒是认为他的生命尽可能地是纯洁和神圣的，以便圣灵能指导他的思想……”
他们在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的氛围中，在一片庄严肃穆之中，就这么神圣地交谈着，时光便慢慢地流逝了。有时候，朋友们更喜欢到花园中继续交谈，如同弗朗索瓦·德·奥朗德向我们描述的那样，“在泉水旁，在桂树的树荫下，坐在靠着长满藤蔓的一堵墙的石凳上”，他们从那儿俯临着脚下延伸的罗马城。
可惜这些美好的交谈并未持续下去。佩斯卡拉侯爵夫人所经受的宗教危机使得谈话突然中止。1541年，她离开了罗马，前往奥尔维耶托，后又去维泰尔贝的一座修道院修心养性。
“但她常常离开维泰尔贝前来罗马，专程看望米开朗琪罗。他迷恋她那神圣的精神，而她也投桃报李。米开朗琪罗收到并保留了她的许多信，封封都充满着一种圣洁而温柔的爱，正像这颗高贵的心灵所能写成的那样。”
“根据她的意愿，”孔迪维继续写道，“他绘制了一张裸体的基督像。画上的基督离开了十字架，要是没有两位天使各挽住他的一只胳膊，他就会像具瘫软的尸体似的落在圣母的跟前。圣母坐在十字架下，满面泪痕，痛苦不堪，她张开双臂，举向苍天。——米开朗琪罗出于对维多莉娅的爱，还画了一张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像，但那耶稣基督不是死了，而是活着，他的脸转向父亲，喊道：‘唉呀！唉呀！’那躯体不是瘫软的，它在临终前最后的痛苦中扭曲着，抽搐着。”
也许现藏于卢浮宫和不列颠大英博物馆中的那两张伟大的《复活》画像也是受了维多莉娅的启迪。——在卢浮宫的那张上，大力神似的基督愤怒地推开墓穴的石板，他还有一只腿在墓穴中，但却高昂着头，举着双臂，在一阵激越之中，冲向天穹，使人想起卢浮宫中的多幅《囚徒》中的一幅来。回到上帝跟前去！离开这个尘世。离开这些他看都不看的，匍伏在他面前的惊愕的、吓坏了的人！挣脱了这人生丑恶，终于挣脱了！——不列颠大英博物馆的那一张宁静得多。那基督已走出了坟墓：他在飞翔，强壮的身躯在轻抚着他的空气中飘荡着；双臂环抱着，头往后仰，闭目养神，宛如一缕阳光升到光明之中去。
就这样，维多莉娅为米开朗琪罗的艺术重新打开了信仰的世界。不仅如此，还激活了他那曾被卡瓦列里唤醒的诗的才华。她不仅在他隐隐绰绰感觉到的启示方面照亮了他，而且还如索德所指出的那样，她为他在诗中歌颂这些启示作出了榜样。维多莉娅的《灵智的十四行诗》正是在他们友谊的初期产生的。她一边写一边把该诗逐首地寄给其友米开朗琪罗。
米开朗琪罗从中汲取了一种抚慰人的温馨、一种新的生命。为了她的这首漂亮的十四行诗，他表示出他的感激：“幸福的精灵，以炽热的爱，为我那颗垂危的心保留了生命，而你在钱财与欢乐当中，有那么多高贵的人你看不中，惟独选中了我，——正如你从前出现在我眼前一样，如今你显现在我的心灵中，以安慰我……因此，在我焦虑时想到你的恩泽，我要写诗向你致谢。如果我认为以一些可怜的画来偿还你对我美好的关怀，那简直是狂妄自大，奇耻大辱了。”
1544年夏，维多莉娅回到罗马，住进圣安娜修道院，一直到她逝世。米开朗琪罗常去看望。她温情地思念着他，她尽力地在让他的生活有趣点、舒适点，偷偷地送他点小礼物。但是，这个倔老头“不愿接受任何人的礼物”。即使他最爱的人的礼物也不接受，所以他不肯给她这个乐趣。
她死了。他看着她死的，并说了这句让人动容的话，足见他俩之间的爱有着一种多么矜持的圣洁：
“每每想到看着她死而我竟然没有像吻她的手那样吻一下她的额头和面孔，我真是后悔莫及。”（据孔迪维记述）
“她的死，”孔迪维说，“使他很长一段时间里痴呆麻木着：他仿佛失去了知觉。”
“她把我视作一件奇珍异宝，”稍后他悲伤地说，“我也一样。死神夺走了我的一位好友。”
他为悼念她作了两首十四行诗。一首浸满柏拉图精神，是一种粗犷的矫揉造作，一种狂乱的理想主义，宛如一个电闪雷鸣之夜。米开朗琪罗把维多莉娅比作雕塑神的锤子，从物质上砍出崇高的思想火花来：
“如果我的粗糙的锤子把坚硬的岩石忽而凿出一个形象，忽而凿出另一个形象的话，那是因为它从握着它、引导它、指挥它的那只手那儿接受了动作。它被一种外在的力驱动着来回动着。但雕塑神的锤子举起来，以自己唯一的力在天国创造自己的美和其他人的美。没有任何一把锤子能够不用锤子而自行创造的；只有它在使其他一切富有生气，因为锤子举得越高，砸下去的力量就越大，而这把锤子举在我头项，高举在天穹上。所以，倘若神的铸铁场现在能帮帮我，它就能将我的作品臻于完善。迄今为止，在尘世间，那是唯一的一把锤子。”
另一首则更温柔，宣布爱战胜了死亡：
“当那个把我从哀叹中拯救出来的女子在我面前悄然离世，悄然离开了她自己的时候，曾经认为我们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大自然落入羞愧之中，而所有见到此情此景的人为之恸哭。——但是，死神今天且莫吹嘘自己熄灭了众太阳中的那个太阳，犹如它曾熄灭了其他的太阳那样！因为爱神胜利了，使她在天上人间，在圣人中间复活了。可恶的死以为把她的回声窒息了，把她的灵魂之美黯淡了。但她的诗词恰恰相反：它们给予她更多的生命，甚过其生前，使她更加光彩照人，而死后，她征服了她未曾征服的天国。”
正是在这段严肃而宁静的友谊期间，米开朗琪罗完成了他的绘画与雕刻的最后大作：《最后的审判》、波利内教堂的壁画和终于完成了的尤利乌斯二世陵寝。
当1534年，米开朗琪罗离开佛罗伦萨前往罗马安家时，因为克雷蒙七世已死，他已从所有其他的工作中摆脱了出来，他就想安安静静地搞完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然后，良心上已卸掉压了他一辈子的重负，可以了却此生。但是，刚一到罗马，他又让一些新主人的锁链给套住了。
“保罗三世召唤他去为他效劳……米开朗琪罗拒绝了，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与乌尔班公爵签约在先，必须先完成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寝。于是，教皇勃然大怒，说道：‘三十年来，我一直有此愿望，而我现在已是教皇，难道还不能满足这一夙愿吗？我将撕毁你签的那张合同，我要你无论如何也得为我效劳。’”（据瓦萨里记述）
米开朗琪罗正准备逃走。
“他想躲到热那亚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去，住持阿莱里亚主教是他的朋友，也是尤利乌斯二世的朋友：那里紧挨卡拉雷，他本可以在那里安安稳稳地完成自己的佳作。他也想过要隐居到乌尔班去，那儿环境安静，他希望那儿的人因缅怀尤利乌斯二世而善待他。他已经派了一个人去打听情况，替他买一幢房子。”（据孔迪维记述）
但是，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他又像往常那样没了勇气，他担心自己这么干的后果，他始终怀着那种幻想，——他可以通过某种妥协脱身，——但那永远是个破灭的幻想。他又被套牢了，继续拖着那沉重的负担，直至结束。
1535年9月1日，保罗三世下了道敕令，委任他为圣保罗大教堂的总建筑师、雕刻师和绘画师。早在4月份，米开朗琪罗就接受了《最后的审判》的工作。自1536年月起到1541年11月，即维多莉娅在罗马逗留期间，他整个身心全扑在这一创作上。在完成这项巨大的任务的过程中，——想必是在1539年，——米开朗琪罗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过，腿受了重伤。“他既痛苦又冒火，不愿意让任何医生诊治。”（据瓦萨里记述）他讨厌医生，当他得知他家人中有一位竟贸然地延医求治时，他在他的信中表达了一种挺可笑的不安来。
“幸好，在他摔下来之后，他的朋友、佛罗伦萨的巴乔·隆蒂尼是一位非常有头脑的医生，而且与他关系甚笃，因可怜他，有一天便前去他家。敲门时，无人应声，他便径直上楼，挨个房间寻找，一直找到米开朗琪罗正躺在床上的那间房间。米开朗琪罗看见他时，很不高兴。但巴乔却并不想走，直到替他诊治了之后才离去。”（据瓦萨里记述）
“如从前尤利乌斯二世那样，保罗三世常来看米开朗琪罗作画，还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来时都由其礼仪长比阿奇奥·德·切塞纳陪同。有一天，教皇问切塞纳对作品的看法，”瓦萨里记述说，“切塞纳是个非常迂腐的人。他声称在这么庄严的地方画那么多的不成体统的裸体画是极其有伤大雅的。他还补充说道，这种画只配装饰浴室体息厅或旅店。米开朗琪罗心里憋着一肚子气，等切塞纳离开之后，凭着记忆把他画进画里，把他画成判官米诺斯的样子，呆在地狱中，双腿被一条大蛇缠住，跻身于一群鬼怪中间。切塞纳便去教皇面前抱怨。保罗三世打趣他说：‘要是米开朗琪罗把你放在炼狱里的话，我还能想点办法把你救出来，但他把你放在了地狱里，在那里我可无能为力：进了地狱，就没有任何赎罪可说了。’”
切塞纳并非唯一一个认为米开朗琪罗的画有伤大雅的人。意大利正在装假正经；而且，当时离韦罗内塞因其《西门家的基督的最后晚餐》有伤风雅而被送上宗教裁判所的时间不远了。看到《最后的审判》时，大叫有伤大雅的不乏其人。叫喊得最凶的是拉莱廷。这个淫秽大师竭力在给贞洁的米开朗琪罗一些廉耻教育。他给米开朗琪罗写了一封无耻的伪君子的信。他指斥他在表现“一些连妓院都要脸红的东西”，而且他还向刚成立的宗教裁判所揭发米开朗琪罗不虔诚。他说：“如此这般地亵渎他人的信仰比自己不信教更加罪过”。他恳请教皇把壁画毁掉。他在指控米开朗琪罗是路德派的同时，还卑鄙地影射他道德败坏，而且，为了置他于死地，还指控他偷了尤利乌斯二世的钱。这封卑鄙无耻的信把米开朗琪罗心灵中最深刻的东西——他的虔诚、他的友谊、他的荣誉感，——玷辱殆尽。对于这样的一封信，米开朗琪罗读的时候不禁报之以轻蔑的一笑，并且伤心地哭了，但他并未给以回击。想必他想到了自己在提到某些敌人时以不屑一顾的神情说的：“他们不值得回击，因为战胜他们毫无意义。”而且，当阿莱廷和切塞纳对他的《最后的审判》的看法占了上风时，他也并未有任何的反应，未做任何事情去加以阻止。当他的作品被当作“路德派的垃圾”时，他也什么都没说。当保罗四世要把壁画弄掉时，他也一声不吭。当达尼埃尔·德·沃尔泰尔根据教皇的命令给他的英雄们“穿上短裤”时，他还是一句话也不说。当人家问他的意见时，他毫不动气地带着讥讽与怜惜的口吻回答说：“请禀告教皇，这是小事一桩，很容易整顿的。但愿教皇也把世界给整顿一下，整顿一幅画是费不了多大事的。”——他很清楚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热烈的信念之中，在与维多莉娅·科洛娜的宗教谈论之中，在这颗洁白无瑕的灵魂的庇护之下，完成这件作品的。若是捍卫自己的英雄思想所寄托的贞洁的裸体人物，以抗御伪君子们和卑劣灵魂的肮脏猜测和影射，他会感到羞惭的。
当西斯廷的壁画完成时，米开朗琪罗终于认为自己已有权弄完尤利乌斯二世陵寝了。但贪得无厌的教皇要求这位七十高龄的老人绘制波利内教堂的壁画。他差点儿就要从用于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的雕像弄走几尊，用到他自己的小教堂的装饰上去了。米开朗琪罗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人家同意他同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签了第五份也是最后一份合约。根据此合约，他正在交付已完成的雕像，并雇了两名雕塑家来结束陵寝的工作。这样一来，他便永远摆脱了他的任何其他责任了。
他的苦难尚未结束。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一个劲儿地逼他还清以前支付给他的钱。教皇让人告诉他别去想这件事，一心一意地搞他的波利内教堂的壁画好了。米开朗琪罗则回答说：
“但是，我们是用脑子而不是用手去画的，不考虑自己的问题的人是丢人的，因此只要我心里有事，我就什么好的东西都搞不出来的……我整个一生都曾与这个寝陵拴在了一起；我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去在利奥十世和克雷蒙七世面前为自己辩白；我被自己那太认真的良心给毁了。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我看见不少人每年能弄到两三千埃居；可我呢，我玩命地努力干，最终还是受穷。而且，还被人当作窃贼！……在人们面前（我不说是在神的面前），我自认为是个诚实的人；我没有骗过任何人……我不是个窃贼，我是佛罗伦萨的一个有产者，出身高贵，是一位体面之人的儿子……当我不得不同这帮混蛋斗的时候，我最终变成了疯子！……”
为了赔偿他的对手们，他亲手完成了《积极的生命》与《凝思的生命》，尽管合约上并没强迫他这么做。
最后，尤利乌斯二世陵寝于1545年1月在温科利的圣彼得大教堂落成。原先的美好计划还剩下什么——只有《摩西》了，它以前只是个局部映衬，现在变成了中心。一个伟大计划的讽刺画！
至少，终于结束了。米开朗琪罗从一生的恶梦中摆脱出来了。
信仰
维多莉娅去世之后，他本想回到佛罗伦萨的，以便“让自己那把老骨头在父亲身边歇息”。但是，在毕生都为几位教皇效劳之后，他想把自己的残年奉献给上帝。也许他这是受了他的那位女友的怂恿，也许他是想了却自己最后的意愿。1547年1月1日，维多莉娅·科洛娜死后的一个月，米开朗琪罗确实被保罗三世的一纸敕令委任为圣彼得大教堂的总建筑师，受命全权修造这座建筑物。他并非毫无难色地接受下来的；而且也不是因为教皇的一再坚持他才决定把他还从未承担过的最重的重担压在自己那七十高龄老人的肩上。而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一个义务，一项神的使命：
“许多人认为，——而且我也认为，——我是被上帝安置在这个岗位上的，”他写道，“不管我有多老，我也不愿放弃它，因为我是由于对上帝的爱服务了一辈子的，而现在把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为了这项神圣的使命，他不接受任何的报酬。
在这件事情上，他又与不少的敌人交过手·诸如瓦萨里所说的“桑迦罗派”，以及所有的管理人员、供货商、工程承包商等，他揭发了他们的营私舞弊，但桑迦罗却始终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瓦萨里说：“米开朗琪罗把圣彼罗从窃贼与强盗的手中解救了出来。”
敌人们联手反对他。为首的是厚颜无耻的建筑师巴乔·比奇奥，瓦萨里指斥他偷了米开朗琪罗，并伺机取他而代之。有人散布谣言，说米开朗琪罗对建筑一窍不通，完全是在浪费钱财，一个劲儿地在毁坏前人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行政委员会也在反对米开朗琪罗，于1551年搞了一次由教皇主持的慎重调查；监工们与工人们都跑来指证米开朗琪罗，他们受到萨尔维亚蒂和切尔维尼两位红衣主教的支持。米开朗琪罗几乎不愿申辩：他拒绝一切辩论。他对切尔维尼红衣主教说：“我不必非要把我应该做或想要做的事告诉您或任何其他的人。您的任务是监督支出。剩下的事只与我有关。”他一向骄傲难缠，从不肯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任何人。对他的那些一个劲儿抱怨的工人，他回答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抹灰，凿石，锯木，你们就做你们的事，执行我的命令好了。至于想知道我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你们是永远也不会知晓的，因为这有损于我的尊严。”
多亏了教皇们的恩宠，他才压住了被他那一套激起的仇恨，否则他一刻也甭想安生，因此，当尤利乌斯三世去世，而切尔维尼成为教皇时，米开朗琪罗就准备离开罗马了。但马尔赛鲁斯二世登上教皇宝座不久便逝世了，由保罗四世承继了他。米开朗琪罗重获得教皇的庇护，所以继续在奋斗着。如果放弃这个创作，他会认为是丢人的事，而且他也担心自己无法超升。
“我是违心地承担下来这项任务的，”他说。“八年来，我在各种各样的烦恼与疲惫之中徒劳地耗尽自己。现在，工程进展得很好，都可以造圆顶了，如果我此刻离开罗马，那此作将功亏一篑，对我来说，那将是莫大的耻辱，而且，对我的灵魂来说，也将是一个很大的罪孽。”（致其侄儿利奥那多的信，1555年5月11日）
他的敌人们根本就没有放下武器；斗争一时间带有一种悲剧的特色。1563年，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工程中，米开朗琪罗最忠实的助手比尔·吕伊吉·加埃塔被诬告盗窃，进了监狱；而工程总管切萨尔·德·卡斯泰尔迪朗特被人刺杀了。米开朗琪罗为了报复，便任命加埃塔接替切萨尔。可行政委员会赶走了加埃塔，任命了米开朗琪罗的敌人南尼·迪·巴乔·比奇奥。米开朗琪罗勃然大怒，不再去圣彼得了。于是，流言四起，说他被解职了；而行政委员会又让南尼替代他，南尼立即以主宰自居了。他打算干脆让这个病重垂危的八十八岁的老人感到厌烦丧气。但他并不了解自己的对手。米开朗琪罗立即前去晋见教皇；他威胁说要离开罗马，如果不还他以公道的话。他要求重新调查，证明南尼无能和撒谎，把他赶走。这是1563年9月，他去世前的四个月的事情。——因此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不得不同嫉妒与仇恨进行斗争。
我们也不必为他抱屈。他善于自卫；而且，在将死之时，他也能独自，——如他以前对他弟弟乔凡·西莫内说的，——“把这帮畜生打得落花流水”。
除了圣彼得的那件大作之外，其他的一些建筑工程也占满了他的晚年的时光，诸如朱庇特神殿、圣玛丽亚·德利·安吉利教堂、佛罗伦萨圣洛朗教堂的楼梯、皮亚门，特别是像其他计划一样流产了的大计划之一——圣乔凡尼教堂。
佛罗伦萨人曾要求他在罗马建一座他们的教堂；科斯梅公爵还就此亲笔写了一封恭维他的信给他；米开朗琪罗因对佛罗伦萨的爱而怀着一种年轻人的激情去搞这一建筑。他对自己的同胞们说：“如果你们按我的图纸施工的话，那么无论罗马人还是希腊人也都永远无出其右。”据瓦萨里说，这种话他以前或以后都从来不说的，因为他极为谦虚。佛罗伦萨人接受了他的图纸，未作丝毫的改动。米开朗琪罗的一个朋友，蒂贝廖·卡尔卡尼在他的指导之下，作出了教堂的一个木质模型。瓦萨里说：“这是一件极其罕见的艺术品，无论在美的方面，富丽堂皇和风格各异方面，人们都从未见过一座同样的教堂。建设开工了，花费了五千埃居。后来，资金短缺，只好停工，米开朗琪罗简直痛不欲生。”该教堂终未建成，连那木质模型也不翼而飞了。
这便是米开朗琪罗的最后一次艺术上的失望。他怎么还会在临死之时抱有幻想，以为刚开始的圣彼得大教堂将会建成，他的佳作中会有一件彪炳青史呢？即使他本人，如果是自由的话，他也许都会把它们毁掉的。他的最后一件雕塑——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基督下十字架》——的故事就表明了他对艺术已经到了漠不关心的程度了。如果说他仍继续在雕塑的话，那已不再是出于对艺术的信仰，而是由于对基督的信仰，而且因为“他的精神与他的力量已无法阻止他去创作”。但是，当他完成了自己的作品时，他就把它给毁掉。“如果不是他的仆人安东尼奥哀求米开朗琪罗把这些作品赏赐给他的话，他本会把它彻底毁掉的。”
这便是米开朗琪罗行将就木时对其作品所表现出的冷漠感情。
自从维多莉娅去世之后，再没有任何伟大的爱照亮他的人生了。爱已远去：
“爱情的火焰没有在他的心中存留，最糟的病痛（衰老）始终在驱走最轻微的病痛：我已折断了灵魂的翅膀。”（《诗集》81）
他失去自己的兄弟们和最要好的朋友们，卢伊吉·德·里乔于1546年去世，塞巴斯蒂安·德·皮翁博死于1547年，他的弟弟乔凡·西莫内死于1548年。他同他最小的兄弟吉斯蒙多一向没有多少来往，他也于1555年去世了。他把他对家庭的粗暴的爱转移到他的已成孤儿的侄儿辈身上，转移到他最喜欢的弟弟博纳罗托的孩子们身上。他们是一男一女，侄女名切卡（弗朗西斯卡），侄儿叫利奥那多。米开朗琪罗把切卡送进一座修道院，替她支付食宿费用，还常去看她；当她出嫁时，他把自己的财产分了一份给她作嫁妆。——他亲自负责利奥那多的教育，其父死时，他才九岁。一封封语重心长的信往往让人回想起贝多芬同其侄儿的通信来，表现出的是一种竭尽父责的严肃。但并不是说他就不常发脾气了。利奥那多常惹他伯父发火；米开朗琪罗也常常耐不住性子。侄儿那歪七扭八的字就够米开朗琪罗气不打一处来的了。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不尊敬：
“每次收到你的信，还没有看，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学习写字的！毫不用心！……我相信你就是给世界上一头大蠢驴写信，也会多用点心的……我把你上一封信扔进火炉里了，因为我没法读下去，所以我也没法回你的信。我已经跟你说过，而且不厌其烦地一再地说，我每次收到你的信，还没看就先来气。你干脆别再给我写信算了。如果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你就找个会写字的人代笔吧，因为我的脑子里还有别的事要考虑，没工夫去辨认你那胡涂乱划的字。”
生性多疑，再加上兄弟们令他失望，更加使他疑心重重，所以他对自己的这个侄儿的谦卑恭顺的爱已不抱多大的幻想了：他觉得侄儿的那份情感是冲着他的钱来的，因为他侄儿知道自己是他的继承人。米开朗琪罗也毫不客气地向侄儿挑明了这一点。有一次，米开朗琪罗发病，生命垂危，他得知利奥那多跑来罗马，并做了一些有失检点的事；米开朗琪罗怒不可遏地冲他喊道：
“利奥那多！我病倒了，你却跑到乔凡·弗朗切斯科先生家去探听我都留下了点什么没有。你在佛罗伦萨，我给你的钱还不够吗？你不能同你的亲人撒谎，也别学你父亲的样儿，他竟然把我从佛罗伦萨自己的家中赶走！要知道，我已立了一个遗嘱，上面没有你什么事儿。所以，去同上帝在一起吧，别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也永远别再给我写信了！”
他的这种愤怒并未太触动利奥那多，因为往往随后便是一封封慈爱的信和礼物。一年之后，受了三千埃居馈赠的许诺的诱惑，他又跑来罗马。米开朗琪罗见他对金钱如此情急，非常伤心，又写信给他：
“你如此心急火燎地跑来罗马。我不知道如果我一贫如洗，为吃喝发愁时，你是否也会这么快地跑来看我！……你说这是出于对我的爱才跑来的。——是的！这是蛀虫之爱！如果你真爱我的话，你就会给我写信说：‘米开朗琪罗，您留着那三千埃居，自己花吧，因为您已经给了我们太多了，已足够了，您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比财富更加宝贵……’——可是，40年来，你们吃我的用我的，但我却从未从你们那儿听到过一句好听的话……”
利奥那多的婚姻大事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让伯父及其侄儿操了六年的心。利奥那多很温顺，为了遗产而哄着伯父；他听从伯父的一切安排，让他帮他挑选、商谈或拒绝，他自己则似乎毫不介意。而米开朗琪罗反倒十分积极，好像是他自己要娶亲似的。他视婚姻为一件严肃的事，其中的爱情不爱情的倒是无所谓。而且，穷富也不太计较：重要的是人品好，身体健康。他提出一些生硬的看法，毫无诗情画意，极端而肯定：
“这是终身大事：你要记住，丈夫和妻子之间一定得相差十岁；你要当心，你所选择的那个女子不仅人品要好，而且要身体健康……别人跟我提了好几个：有的我觉得不错，有的则觉得不行。如果你相中了哪一个，你就写信告诉我，我将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你选择哪一个是你的自由，只要她是良家女子，有教养，而且不在她有多少嫁妆，没有反倒更好，——那样，日子反而过得安生……有位佛罗伦萨人跟我说，有人跟你提起吉诺里家的一位姑娘，说你也中意。我倒是不太满意，因为她父亲看中的是你的钱，要是他能替他女儿置办得起嫁妆，他才不会把女儿许给你哩。我希望想把女儿许给你的人是看中你的人而不是你的钱……你唯一必须考虑的是对方的灵魂与肉体是否健康，是否出身良家，是否人品端庄，还得知道其父母是何许人也，因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要费点神思去找一个受穷时不以洗洗涮涮、料理家务为耻的女子……至于相貌，因为你也不是佛罗伦萨最英俊的年轻男子，所以也别太认真了，只要她不是残废或丑八怪就可以了……”
多方寻求之后，似乎终于找到了那稀罕尤物。但是，到了最后时刻，却发现对方有一个让他不得不另作考虑的缺点。
“我获悉她视力很差：我觉得这可不是个小缺陷。因此，我什么都还没有答应。既然你也什么都没有允诺，我的意思是，若你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话，这事就算了吧。”
利奥那多灰心了。他很惊讶他伯父为什么那么坚持要他结婚。
“没错儿，”米开朗琪罗答复侄儿说，“我是希望你结婚，因为你结婚了，我们家的香火就不至于断了。我很清楚，即使我们的香火断了，世界也不会毁灭的，但是，每一种动物都是在努力地繁衍着。因此，我希望你结婚生子。”
最后，米开朗琪罗自己也烦了；他开始觉得很滑稽了，怎么总是他在瞎起劲儿，而他的侄儿利奥那多却好像无所谓似的。他宣布他今后不再掺和这事了：
“六十年来，我一直在操心你们的事；现在，我老了，我得想想自己的事情了。”
正在这时候，他得知他侄儿刚同卡桑德拉·丽多尔菲订亲了。他很高兴，他祝贺他，并答应给他一千五百杜卡托。利奥那多结婚了。米开朗琪罗写信去向新郎新娘祝福，并答应送卡桑德拉一条珍珠项链。他尽管很高兴，但仍提醒他侄儿说，尽管他不很清楚这类事情，但他觉得利奥那多本应在把那女子领到家来之前，很明确地处理她所有有关金钱的问题，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总存在着一颗不和的种子。信末，他又写上了下面这句挖苦嘲讽的劝告：
“喏！……现在，好好地生活吧，但得好生想想，寡妇的人数总是多于鳏夫的人数的。”
两个月后，他寄给卡桑德拉两只戒指，而不是他曾许诺的珍珠项链。一只戒指上镶有钻石，另一只上镶着红宝石。卡桑德拉为表示感谢，给他寄了八件衬衣。米开朗琪罗写信去说：
“衬衣很漂亮，特别是布料，我非常地喜欢。但是，你们如此破费，我却不高兴，因为我什么都不缺。代我谢谢卡桑德拉，告诉她若要什么尽管来信，我可以给她寄我在这里所有能找到的一切，无论是罗马出的还是别处生产的产品。这一次，我只寄一个小玩意儿；下一次，我尽量寄点她喜欢的东西去。不过你得告诉我她喜欢什么。”
不久，孩子们相继诞生了：老大叫博纳罗托，是照米开朗琪罗的意思取的；老二叫米开朗琪罗，出生后不久便夭折了。1556年，老伯父还邀请年轻夫妇前来罗马他的家中。他总是与家人同欢乐共悲伤，但却从不允许他的家人管他的事情，甚至他的身体健康。
除了与家人的联系而外，米开朗琪罗也有不少著名的、高贵的朋友。尽管他脾气暴躁，但要把他想像成像贝多芬似的多瑙河的一个农民，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是意大利的一个贵族，文化素养很高，又是世家名门。从他少年时在圣马可花园与洛朗·梅迪西在一起玩耍时起，他同意大利的最高贵的爵爷、亲王、主教以及作家、艺术家交往甚密。他常同诗人弗朗切斯科·贝尔尼切磋；他同贝纳代托·瓦尔基有书信往来；他同卢伊吉·德·里奇奥及多纳托·贾诺蒂作诗唱和。人们在收集他的谈话录，收集他关于艺术的深刻见解，以及无人像他那么透彻了解的有关但丁的看法。有一位罗马贵夫人曾经写道，当他愿意的时候，他是“一位温文尔雅、风度迷人的绅士，是欧洲几乎见不到与之相提并论的人”。在贾诺蒂和弗朗索瓦·德·奥朗德的谈话录中讲到了他的彬彬有礼和交际习惯。在他写给亲王们的某些信件中，人们甚至可以看出，要是他愿入朝做官的话，他会是个完美无缺的朝臣。社交场从未拒绝过他，而是他总在与之保持距离。他只要想过一种风光的生活，那是不成问题的。对于意大利来说，他是天才的化身。在他艺术生涯的末期，他已是伟大的文艺复兴的最后的幸存者，他在体现着文艺复兴，他独自一人就代表着整整一个世纪的荣光。不光是艺术家们认为他是个超凡人圣之人，就连亲王们也在他的威望面前俯首致意。弗朗索瓦一世和卡特琳娜·德·梅迪西都向他表示过敬意。科斯梅·德·梅迪西想委任他为元老院议员；当米开朗琪罗来罗马时，科斯梅对他平等相待，让他坐在自己身旁，与他亲切交谈。科斯梅之子，堂·弗朗切斯科·德·梅迪西，把红衣主教帽脱下拿在手里，接见了他，“对这位旷世之才表示出无限的敬意”。人们对他的天才与对“他崇高的道德”一样地表示崇敬。他的晚年所享有的荣光可与歌德或雨果的相媲美。但他是另一类人物。他既无歌德那种对获得民望的渴求，也没有雨果那份资产阶级的尊敬，——他对世事，对现存秩序的态度是自由的。他蔑视荣耀，他蔑视上流社会；如果说他为教皇效劳，“那是迫于无奈”。他还毫不掩饰，“他连教皇都觉得讨厌，教皇有时在同他说话时，或派人找他时，都让他恼怒”，而且，“他还不顾他们的命令，不高兴时，就是抗旨不遵。”
“当一个人天生如此，而且也由于其所受教育，使他憎恶繁文缛节，蔑视虚伪时，你也没有道理不让他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如果他对你无所求，也不想跻身你的圈子，那你去干扰他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让他屈就于这些无聊的事，非要把他拉到这个社会中来呢？此人并非什么高人，他只想着自己的才华，而不愿媚俗。”
因此，他与社会只有着不可避免的那些联系，或者纯属知识方面的关系。他不让世人接近其隐私；而教皇、亲王、文人和艺术家们在他的生活中并不占有什么位置。即使对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他有着一种真正的好感，可他们之间也极少有持久的友情的。他爱他的朋友们，他对他们很慷慨，但是他的坏脾气、他的傲岸、他的疑惧，使他经常把最要好的朋友变成死敌。有一天，他写了如下这封漂亮而悲伤的信：
“可怜的忘恩负义者天生如此，如果你在他危难之中帮助他，他就说他先前就帮助过你。如果你给他工作做，以表示你对他的关照，他就声称你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你对这工作一窍不通。他所得到的所有恩惠，都说成是施恩者不得不这么做。而如果他受到的恩惠非常明显无法否认的话，忘恩负义者便久久地等待着，等到他受其恩的那个人犯下一个明显的错误，他就有借口说他的坏话，用不着再感激他了。——人们总是这么对待我来着；然而，没有一个艺术家有求于我而我不是真心实意地有求必应的。可后来，他们竟借口我脾气古怪，或者说我患了癫狂症，便大说我的坏话。即使我真的患了疯病，那也只是伤害了我自己呀！他们就这么对待我，好心没有好报。”
在他自己家里，他倒有几个比较忠实的助手，但多半是平庸无能的。有人怀疑他是有意选些平庸之辈，好把他们当作驯服的工具，而非合作者，——不管怎么说，这倒也言之有理。但是，孔迪维说：
“许多人说他不愿教自己的助手，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恰恰相反，他很愿意教他们。不幸的是，命中注定他所教的人不是无能之辈，就是虽有能力但却没有恒心，刚学了几个月，就不知天高地厚，俨然是个大师了。”
不过，无庸置疑，他要求自己的助手的第一条就是绝对的服从。他对于桀骜不驯者毫不客气，而对谦虚与忠诚的徒弟则宽容大度。懒惰的乌尔巴诺“不愿好好干”，——而且是不无道理，因为他一干，就因笨手笨脚而把密涅瓦教堂的《基督》弄坏，难以修复。他有一次病了，受到米开朗琪罗慈父般的照料；他称米开朗琪罗“如最好的父亲一样的亲爱的人”。——彼特罗·迪·贾诺托被他“视为儿子”。——西尔维奥·迪·乔凡尼·切帕雷洛从他那儿出去替安德烈多里亚干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要求米开朗琪罗重新收留他。安东尼奥·米尼的感人故事是米开朗琪罗对其助手宽宏大度的明证。据瓦萨里说，米尼是他的徒弟中有毅力但不聪明的一个，他爱上了佛罗伦萨一个穷寡妇的女儿。米开朗琪罗按照他父母的意思把他从佛罗伦萨调开。安东尼奥想去法国。米开朗琪罗送了他好多作品：所有的素描、所有的纸样、《丽达》以及为作此画所作的全部模型，有蜡制的也有陶制的。安东尼奥带着这些馈赠走了。但是，打击米开朗琪罗计划的恶运更加凶猛地打击了他的那个卑微朋友的计划。安东尼奥去巴黎，想把《丽达》献给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不在巴黎；安东尼奥便把《丽达》存放在他的一位意大利朋友朱利阿诺·博纳科尔西那儿，便回到他居住的里昂去了。几个月后，他回巴黎来时，《丽达》不见了：博纳科尔西把它卖给了弗朗索瓦一世，钱他自己得了。安东尼奥气疯了，没有经济来源，又无力自卫，流落在这座异国城市里，终于在1533年年底，忧伤而亡。
但在他所有的助手中，米开朗琪罗最喜欢，而且因为他的爱护而名垂青史的是弗朗切斯科·德·阿马多雷，绰号乌尔比诺。自1530年起，他便为米开朗琪罗工作，在米开朗琪罗的指导下搞尤利乌斯二世陵寝。米开朗琪罗对他的前途十分关心。
“我死后，你怎么办？”米开朗琪罗问他。
“我将为另一个人工作。”乌尔比诺回答。
“噢，可怜虫！”米开朗琪罗说，“我想拉你一把。”
于是，他一下子拿出两千埃居给他，出手这么大方，只有皇帝和教皇方可比拟。（据瓦萨里记述）
但乌尔比诺却先他而去。他死的第二天，米开朗琪罗写信给他侄儿说：
“乌尔比诺昨日下午四点去世了。他的死让我悲从中来，心如刀绞，我要是同他一起死反倒好受一些，因为我太喜欢他了，而且他也应该得到我的爱：他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贞不二的高尚的人。他的死让我觉得活不下去了，让我心绪永难平静。”
他的痛苦难以言表，三个月后，在他写给瓦萨里的那封有名的信中更加令人伤心落泪：
“乔奇奥先生，我亲爱的朋友，我已无心写信，但为回复您的信，我简单写几句吧。您知道，乌尔比诺去世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残酷无比的巨痛，但也是上帝给我的一大恩泽。之所以说是恩泽，是因为他在世的时候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心，他死时却教会我不必忧心忡忡而是企盼着地去死。他在我身边呆了二十六年，我一直都觉得他为人忠实可靠。我让他致富了；而我原指望他养老送终的，可他却走了；我别无指望，只能希冀在天国重见他了。赐给了他幸福之死的上帝明显地表示了天国是他的归宿。对于他来说，比死更痛苦的是把我留在了这个充满欺骗的世界，留在了无尽的烦恼不安之中。我自身的最精美的部分已随他而去，留下的只是无穷无尽的苦难。”
在他极大的悲痛之中，他请求他的侄儿前来罗马看望他。利奥那多和卡桑德拉对他的悲痛感到惴惴不安，连忙赶来，发现他虚弱不堪。乌尔比诺死前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了他，其中有一个还取了“米开朗琪罗”作为自己的名字，他从托孤的重任中汲取了一种新的力量。
他还有一些怪怪的朋友。因他生性执拗，对社会的种种限制有一种逆反心理，所以他喜欢结交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往往有出人意料的举动，不拘小节，是一些与一般人不一样的人。有一个叫托波利诺的，是卡拉雷的石匠，“他幻想自己是个出类拔萃的雕塑家，所以每艘载满大理石开往罗马的船上，他都要塞上他雕刻的三四件小雕像，令米开朗琪罗笑破肚皮”。——还有一个叫梅尼盖拉的，是瓦尔达诺的画家，不时地跑到米开朗琪罗那儿去，求米开朗琪罗为他画一张圣洛克或圣安东尼，然后他着上色，卖给农民。而连国王们都难得其画的米开朗琪罗，却扔下手头活计，按照梅尼盖拉的要求替他作画，其中有一幅上乘之作——《基督受难图》。——还有一个理发师，也喜欢画，米开朗琪罗便为他画了一幅《圣弗朗索瓦受刑》图。——他的一个罗马工匠，是为尤利乌斯二世陵寝干活儿的，因为言听计从地听命于米开朗琪罗的指教，自己也不敢相信竟然在大理石中雕出了一尊美丽的石雕像来，因此而自认为一不留神倒成了一名大雕塑家了。——此外，还有那滑稽的金匠皮洛托，外号拉斯卡；懒散的怪画家英达科，“他讨厌作画，倒喜欢神侃”，他老爱说，“总是干活儿不知玩乐不配当基督徒”；特别是那个可笑而无伤大雅的朱利阿诺·布贾尔蒂尼，米开朗琪罗对他特别青睐。
“朱利阿诺天性善良，生活简朴，无邪无欲，米开朗琪罗非常喜欢他。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爱自己的作品了。但米开朗琪罗却认为这是好事而非坏事，因为他自己就常常因不能自我满足而十分地痛苦……有一次，奥塔维亚诺·德·梅迪西要朱利阿诺替他画一张米开朗琪罗的肖像。朱利阿诺便开始画了；他一句话不说地让米开朗琪罗坐了两个小时之后，突然冲他喊道：‘米开朗琪罗，你来看，你起来呀，你相貌的主要部分我已经抓住了。’米开朗琪罗站了起来；但当他看见那幅肖像时，大笑着对朱利阿诺说：‘你搞什么名堂？你把我的一只眼睛嵌进太阳穴里去了，你自己瞧瞧吧。’朱利阿诺一听，十分生气。他轮流看了好几遍肖像和真人，然后大胆地回答说：‘我没这种感觉。不过，你坐回去，看看有什么要改动的。’——米开朗琪罗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笑着坐在朱利阿诺对面，后者反复地看看他又看看画，然后站起来说道：‘你的眼睛就是我画的那样么，你是天生这样的。’——米开朗琪罗笑着说道：‘那好吧，是天生的错。继续画吧，别吝惜颜料。’”（据瓦萨里记述）
这么宽容，米开朗琪罗对别的人可从没这样过。他把这份宽容施于这些小人物，也是他对这些自以为是大艺术家的可怜人们的一种幽默的嘲讽，也许他们使他想起了自己的疯癫狂乱来。这其中自有其悲伤的滑稽嘲弄。
孤独
他就这样地与那些卑微的朋友们交往着，他们是他的助手和他的开心果，而且，他还同另一些更卑微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他的家畜——他的母鸡和猫咪。
但他骨子里是孤独的，而且愈来愈厉害。“我总是孤独得很，”1548年，他写信给他侄儿时说，“我同谁都不说话。”——他不仅渐渐地与人类社会隔绝，而且与人类的利害、需求、快乐、思想也都分隔开来了。
把他与他那个时代的人们维系在一起的那个最后的激情——共和热情——也熄灭了。1544年和1546年，在他两次重病染身时，他的被放逐的共和党人朋友里乔把他接到斯特罗齐家中时，他那股激情还放射了最后的一道闪电似的光芒。米开朗琪罗病愈后，便让人去求罗伯特·斯特罗齐向法国国王请求履行诺言。他还补充说道，如果弗朗索瓦一世前来佛罗伦萨恢复自由的话，他保证自己出资为他在市政议会广场建一尊骑在马上的青铜像。——1546年，为感激斯特罗齐留他在他家养病，他把两尊《奴隶》雕塑送给了他，后被斯特罗齐转赠给弗朗索瓦一世了。
但这只是政治狂热的一次——最后的一次——爆发。他在1545年与贾诺蒂的说话录的一些片断中，几乎表达了同托尔斯泰的斗争无用论和不抵抗主义相同的思想：
“敢于杀害某个人是一种妄自尊大，因为你无法肯定地知道死是否能产生善，而生就产生不了善。因此，我无法忍受那些人，他们认为如果不以恶——也就是以杀戮——为开始的话，就不可能产生善。时代变了，一些新的情况出现了，欲望也转变了，人也厌倦了……总而言之，总是有人们从未预料到的事情发生。”
从前大肆颂扬弑君的那同一个米开朗琪罗，而今在横眉冷对那些想以行动改变世界的革命者了。他很清楚，他也曾是这些革命者之一，而他此刻痛苦地谴责的正是他自己。如同哈姆雷特，他现在怀疑一切，怀疑自己的思想、仇恨以及他以前所相信的所有一切。他背弃行动了。
“这个勇敢的人，”他写道，“在回答某人时说：‘我不是个政治家，我是个正直的人，一个有良知的人。’——此人说的是真话。要是我在罗马的那些活儿像国家事务似的让我少操点心就好了！”
其实，他这是不再憎恨了。他无法再憎恨了。为时太晚了：
“我好不幸，因久久地期待而精疲力尽，我好不幸，那么迟才达到自己的欲望！现在，难道你不知道吗？一颗慷慨大度的、高傲而伟大的心在宽恕，在向冒犯他的人奉献着爱。”
他住在特拉扬广场一带的马塞尔·德·柯尔维街。他那儿有一所房子，带有一个小花园。他同一名男仆、一个女佣和一些家畜住在那儿。他同他的男仆女佣不太协调。据瓦萨里说，“他们全都马马虎虎的，脏兮兮的”。他常换仆人，老是痛苦地抱怨他们。他同贝多芬一样，跟仆人老有矛盾。在他的笔记（如同贝多芬的《谈话笔记》）中，仍留有这些主仆争吵的痕迹。1560年，他把女佣吉罗拉玛辞退之后写道：“啊！要是她从未来过这里多好！”
他的卧室暗得像一座坟墓。蜘蛛肆虐，到处是蛛网。——在楼梯中间，他画了一幅《死神》，肩上扛着一口棺材。
他活得像个穷苦人，吃得很少，而且夜间因难以成眠，常常爬起来，拿着剪刀干活儿。他给自己做了一顶硬纸壳帽，戴在头上，中间插上一支蜡烛，这样一来，他的双手便腾了出来，借着烛光干他的工作。
随着年岁增大，他愈发地形单影只了。当罗马万籁俱寂时，他隐藏在自己的夜间工作中，这对于他来说正是一种需要了。寂静对他是一件好事，而夜晚则是他的朋友：
“噢，黑夜，噢，尽管暗黑，但却恬静的时光，一切努力终将达到平和，激越你的人仍看得清楚，弄得明白；而赞美你的人仍具有其完整的判断。你用你的剪刀剪断一切疲惫的思想，那被潮湿的阴影和歇息深入的思想；从尘世，你常在梦中把我带入天国，那是我希望去的地方。噢，死亡的阴影，通过它，心灵的一切敌对的灾难都停止了，痛苦的灵丹妙药啊，你使我病残的肉体恢复健康，你擦干了我们的眼泪，你消除了我们的疲劳，你替好人涤净了仇恨与厌恶。”（《诗集》78）
一天夜晚，瓦萨里前去看望这个老人，只见他形单影只地呆在那所空荡荡的屋子里，面对着他那凄切的《哀悼基督》在沉思默想。
当瓦萨里敲门时，米开朗琪罗站起身来，手执烛台前去开门。瓦萨里想看看他的雕塑，但米开朗琪罗把烛台弄掉在地上熄灭了，让他什么也看不见。当乌尔比诺去找另一只蜡烛时，米开朗琪罗转向瓦萨里说：“我已经垂垂老矣，死神老来拉我裤腿，让我与它一起走。有一天，我的躯体会像这个烛台似的摔落，我的生命之光也就像它一样地熄灭了。”
死的念头缠绕着他，缠得越来越紧，越来越挥之不去。
他对瓦萨里说：“我心中的每一个念头都被死神紧紧地缠着。”
现在，对于他来说，死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幸福：
“当往昔浮现在眼前时，——我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噢，虚假的世界，我这才清楚地了解到人类的谬误与过错。终于相信你的谄媚和你那虚妄的快意的那个人，正在为他的灵魂准备巨痛般的悲伤。经历过这些的那个人，他清楚地知道你常常许诺平和与幸福，但你却根本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因此，最失意的人是那个在尘世羁留得最久的人；而生命越短的人，却更容易回返天国……”（《诗集》32）
“拖了年年岁岁才到我的最后时刻，噢，世界，我承认你的欢乐太迟太迟。你许诺平和，但你却没有；你应允休憩，但除非是胎死腹中……我这么说，我知道这一点，凭的是经验：生下来便夭折者是天国的选民。”（《诗集》34）
当他侄儿为喜添贵子而庆贺时，米开朗琪罗狠狠地训了他一顿：
“这种排场我很不高兴。在全世界都在哭泣时，是不允许笑的。为了一个刚诞生的孩子而大事铺张是不懂事的表现。应把欢乐留到一个饱经风霜之人死的那一天再宣泄出来。”
等到第二年，他侄儿的第二个孩子小小年纪便夭折了，他倒给侄儿写信祝贺。
被他的狂热和天赋一直忽视的大自然，在他的晚年却是他的一个安慰。1556年9月，当罗马受到西班牙阿尔贝公爵大军威胁时，他逃出罗马，途经斯波莱特，在那儿呆了五个星期，成天在橡树和橄榄树林中，让秋日的晴朗充满心田。十月末，他被召回罗马，他是非常遗憾地回去的。——“我把自己的一大半留在了那里，”他写信给瓦萨里说，“因为确确实实平和只有树林中才有。”
回到罗马后，这位八十二岁的老者作了一首漂亮的诗献给田园与乡间生活，他把田园和乡间生活与城市的谎言作了对比：这是他最后的一篇诗作，充满了青春的朝气。
但是，在大自然中，犹如在艺术中，犹如在爱情中，他寻找的是上帝，他每天都在靠近上帝。他一向是虔诚笃信的。如果说他不受神甫、僧侣、善男信女的骗，而且一有机会就狠狠地嘲讽他们，那他好像对信仰是从未产生过怀疑的。在他父亲及兄弟们患病或死的时候，他首先关心的是领圣事的问题。他对于祈祷是绝对相信的；“他相信祈祷甚于所有的药物”；他把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幸运与没有轮到的灾祸全都归功于祈祷。他在孤独时，有着神秘的崇拜狂热。他的这种狂热中的有一次的情况纯属偶然地给我们留存了下来：当时的一次记述向我们描述了西斯廷这位英雄的陶醉沉迷的面相，夜深人静时，他独自一人在罗马的他家花园里祈祷，痛苦的双眼在哀求地仰望着星斗满天的苍穹。
有人说他对圣贤们与圣母的信仰是很淡漠的，这种说法不正确。他把自己的最后二十年用来建造使徒圣彼得大教堂，而且他的最后的那件因其亡故而未竟之作也是一座圣彼得的雕像，所以把他视作新教徒那简直是在开天大的玩笑。我们不会忘记他多次想去远处朝圣，1545年，想去朝拜科姆波斯泰雷的圣雅克，1556年，想去朝拜洛雷泰，而且他还是圣·让一巴蒂斯塔兄弟会的成员。——但是，正如一切伟大的基督徒一样，他的生与死都和基督在一起，这一点也是千真万确的。1512年，他写信给父亲时说：“我同基督在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临终时，他请求人家让他回忆基督的苦难。自从与维多莉娅·科洛娜交友之后，特别是在她去世之后，他的这种信仰具有更加强烈的色彩。在他把自己的艺术几乎完全奉献给基督的荣光的同时，他的诗作沉浸在神秘主义之中。他否定了艺术，而躲进受难的基督张开的巨臂之中：
“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我乘着一叶扁舟，我的生命旅程到达了共同的港口，人们都在此登岸，以汇报并说明自己的一切虔敬的与亵渎的作品。因此，使我把艺术视为一种偶像和君王的那份激烈的幻想，今天看来，我发觉它充满着多少的错误啊；而且，我清楚地看到人人都在希冀的东西其实都是苦难。爱情的思念、徒然的快乐的念头，当我此刻已临近二者均已死亡的时刻，它们现又如何呢？对其中的一个我是确信无疑，而那另一个却在威胁着我。无论绘画还是雕刻都无法再平静我的心灵，我的心灵已转向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张开双臂欲拥抱我们的那份神圣的爱了。”（《诗集》147）
但是，信仰和痛苦在这颗不幸衰老的心灵中绽放的最纯洁的花朵，是那神圣的仁慈。
这个被其仇敌指斥为吝啬鬼的人，一生从未停止施恩于认识或不认识的落难之人。他不仅对自己的老仆们和他父亲的老仆们始终恩爱有加，——其中有一个叫莫娜·玛格丽塔的女佣，在布奥纳洛蒂死后，被他收留，而且她的死“使他比死了亲姐妹还要伤心”。还有一个普通的木匠，他对他也爱护备至，这个木匠曾在西斯廷教堂的脚手架上干过活儿，他女儿出嫁时，米开朗琪罗为她置办了嫁妆……——而且，他还经常不断地周济穷苦人，特别是害羞的穷苦人。他常喜欢让自己的侄儿侄女也参与布施，培养他们这方面的感情，让他们代为布施，而又不道明他这位施主，因为他不想让人知晓他的这种仁慈。“他喜爱行善而不喜欢显摆。”——出于一种温柔细腻的情感，他特别想到了穷苦的女孩子：他想方设法地暗中为她们置办嫁妆，使她们能够婚配或入修道院。
“你想法去结识一个有女儿待字闺中或要送去修道院的穷市民，”他写信给他侄儿说，（他又补充说：我指的是没钱而又羞于启齿的人。）“把我寄给你的钱送给他，不过，要悄悄地去送，但千万摸清楚了，别让人家给骗了……”（1547年8月写给利奥那多的信）
后来，他又写道：
“你若还认识什么急需用钱的高贵的市民的话，立即告诉我，特别是有女待嫁的；我若能为他做点什么的话，我会很高兴的，我的灵魂可以得救了。”（1550年12月20日写给利奥那多的信）
结束语
死亡
“久盼而迟迟不来的死神终于来临。”
他那修士的严峻生活所维系的身体虽然壮健，但逃不脱病患缠身。1544年和1546年，他两次患上恶性疟疾，而且从未完全恢复，外加结石、痛风和各种各样的病痛，把他彻底地击垮了。在他晚年的一首苦中作乐的诗中，他描绘了他那被种种残疾折磨的可怜的躯体：
“我孤苦伶仃悲惨地活着，犹如树皮中的髓质……我的声音如同被困于皮包骨头的躯体中的胡蜂的嗡嗡声……我的牙齿如琴键似地松动了……我的面孔像个稻草人的脸……我的耳朵老是嗡嗡直响：一只耳朵里像蜘蛛在结网，另一只耳朵里有一只蟋蟀在整夜鸣唱……我的卡他性炎症使我老喘粗气，彻夜难眠……给了我荣耀的艺术竟把我弄成这么个结局。可怜的老朽，如果死神不快来救我，我就被歼灭了……疲劳肢解了我，撕裂了我，压碎了我，等待着我的归宿，就是死亡……”（《诗集》81）
“我亲爱的乔奇奥，”1555年他写信给瓦萨里说，“您从我的字迹就可以看出我已到了年终岁末了……”
1560年春，瓦萨里前去看他，见他极其虚弱。他几乎不出门，晚上几乎也无法入睡，种种迹像表明他将不久于人世了。越是衰老，他变得就愈是多愁善感，动不动就流泪。
“我去看过我们伟大的米开朗琪罗，”瓦萨里写道，“他没有想到我会去，所以像一位找回丢失的儿子的父亲似的激动不已。他双臂搂住我的脖子，一边不停地吻我，一边快活得直流眼泪。”
然而，他仍旧头脑清醒，精力旺盛。在瓦萨里这一次去看他时，他拉着瓦萨里就艺术方面的各种问题说了很久，对瓦萨里的创作提了一些建议，并陪他骑马去了圣彼得大教堂。
1561年8月，他突然病倒。他光着脚连续作画三个小时，忽然一阵疼痛，倒在地上，浑身抽搐。他的仆人安东尼奥发现他已不省人事。卡瓦列里、班迪尼和卡尔卡尼赶紧跑来。等他们到来时，米开朗琪罗已经苏醒了。几天之后，他又骑马出门，继续搞他那皮亚门的图稿。
古怪的老人不许别人以任何借口照料他。他的朋友们得知他孤苦伶仃地经受又一次病魔的袭击，而仆人们总是大大咧咧，漫不经心，他们心里实在是难受至极。
他的继承人利奥那多从前因想来罗马看看他身体怎么样，竞挨了他一顿臭骂，现在也不再敢贸然前来。1563年7月，他托达尼埃尔·德·沃尔泰尔问米开朗琪罗他可否前来探望；而且，为了防止生性多疑的米开朗琪罗怀疑他别有企图，他还让沃尔泰尔补上一句，说他生意挺好，生活富裕，不再需要什么了。精明的老人让人转告他说，既然如此，他非常高兴，那他就把自己所存的一点点钱周济穷人了。
一个月后，利奥那多很不甘心，又托人向米开朗琪罗表达他对他的身体及他的仆人们的不放心。这一次，米开朗琪罗回了他一封怒气冲冲的信，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位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在他死前的六个月，是多么地充满活力：
“从你的来信可以看出，你听信了某些嫉妒成性的混蛋的话，他们因为偷不了我，也奈何不了我，所以就给你写信说了一大套谎话。这都是一些渣滓，可你真蠢，关于我的事你竟然去相信他们，好像我是个小孩子似的。让他们哪儿凉快去哪儿吧。他们这种人到哪儿都惹事生非，只知道嫉羡别人，纯粹是些无赖。你信中说我的仆人们对我漠不关心，可我要告诉你，他们对我再忠实不过了，处处都非常尊敬我。你信中流露出担心我被人偷窃，可我要告诉你说，在我家里的那些人个个都让我放心，我也相信他们。因此，你关心你自己吧，别管我的事，因为必要时我会自卫的，我不是个小孩子。你多保重吧！”
关心遗产的并不止利奥那多一个。整个意大利都是米开朗琪罗的继承人，——特别是托斯卡纳公爵和教皇，他们矢志不让圣洛朗和圣彼得两处的有关建筑的图稿和素描丢失。1563年6月，在瓦萨里的怂恿下，科斯梅公爵命其大使阿韦拉尔多·塞里斯托里秘密地去教皇面前活动，以便密切监视米开朗琪罗的仆人们和经常往他那儿跑的人，因为他的身体在每况愈下。一旦他突然去世，便应立即把他的财产全部登记造册：素描、图稿、文件、金钱等，并且还要密切注意别让人乘一开始时的混乱混水摸鱼。为此而采取了一些措施。当然，大家十分小心，绝不让米开朗琪罗对此有所觉察。
这些预防措施是必需的。
关键时刻到了。
米开朗琪罗的最后一封信是1563年12月28日的信。一年来，他几乎不再亲自动笔了；他口授并签字；达尼埃尔·德·沃尔泰尔负责他的通信。
他一直在工作。1564年2月12日，他一整天都站着在搞《哀悼基督》。14日，他发烧了。蒂贝里奥·卡尔卡尼闻讯，立即赶来，但未见他在家中。尽管下雨，他还是跑到乡间去散步去了。当他回来时，卡尔卡尼对他说这样很不应该，天下雨怎么还往外跑？
“您要我怎么办？”米开朗琪罗回答说。“我病了，可我在哪儿都不得安生。”
他说话的语无伦次，他的目光，他的脸色，都让卡尔卡尼十分不安。“不一定马上就不行了，”卡尔卡尼立即给利奥那多写信说，“但我非常担心为期不远了。”
同一天，米开朗琪罗让人去请达尼埃尔·德·沃尔泰尔来呆在自己的身旁。达尼埃尔请了医生费德里艾·多纳蒂来；2月15日，他按照米开朗琪罗的吩咐写信给利奥那多，说他可以来看他，“但要多加小心，路上不太平”。
沃尔泰尔又补充了几句：
“八点过一些，我离开了他，他神志清醒，情绪稳定，但为身子发麻所痛苦。他浑身难受，所以下午三四点钟时，他想骑骑马，就像晴天时，他习惯做的那样。天气很冷，而且他又头疼又腿乏力，所以也骑不成马：他返回来，靠近壁炉坐在一把扶手椅里。他喜欢坐在扶手椅上而不喜欢躺在床上。
在他身旁的是忠实的卡瓦列里。
直到他临死前的大前天，他才同意躺在床上。他在其朋友们及仆人们的围绕下，神志清楚地口授了他的遗嘱。他把“他的灵魂献给上帝，把自己的躯壳送给大地”。他要求“至少死后回到”他亲爱的佛罗伦萨去。然后，他便“从可怕的风暴中回到甜美的宁静之中”。（《诗集》152）
这是二月的一个星期五，下午五点钟光景。暮色降临……“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也是平和的天国的第一日……”
他终于安息了。他达到了自己所向往的目的：他从时间里超脱出来了。
“幸福的灵魂，时间在其中不再流逝！”（《诗集》59）
这便是他那神圣痛苦的一生
在这个悲怆的故事结束时，我因一种顾虑而颇觉痛苦。我在扪心自问，在希望给那些痛苦的人找一些能支撑住他们的痛苦的同伴时，我是否把这些人的痛苦加给了那些人。我是否本该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只表现英雄们的英雄主义，而在他们心中忧伤的深渊上蒙上一层面纱？
——不行！要说真话！我并没有许诺我的朋友们以谎言为代价的幸福，没有许诺不惜一切代价要让他们幸福。我许诺他们的是真情实况，哪怕是以牺牲幸福为代价，我许诺的是壮美的真实，它雕塑了永恒的灵魂。它的气息是令人讨厌的，但却是清纯的：让我们贫血的心沐浴在其中吧。
伟大的心灵俨如高高山峰。风吹袭它，云遮住它，但你在那儿比在别处呼吸更畅更爽。那里空气清新，涤尽心灵的污秽；而当云开雾散时，你俯临着人类。
这就是那座高大的山峦，它矗立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的上方，远远望去，可见其巍峨的身影消失在天空中。
我并不是说普通人可以生活在这些山峰上。但是，一年中有一日，他们可以登山朝拜。他们将可以在那儿吐故纳新，透析血管中的血液。在那上面，他们将会感到自己更加接近永恒。然后，他们再下到人生的平原上来，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
罗曼·罗兰
《垂死的奴隶》（1513年）
《创世纪》（1508-1512年）
《最后的审判》（1534-1541年）
《摩西》（1515年）
《教皇朱利二世的陵寝》（1519-1534年）
《圣彼得大教堂》（米开朗琪罗的未竟之作）
- 译者注：马基雅弗利（NiccolòMaciavel，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家。
- 译者注：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445-1510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 译者注：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da Vinci，1452-1519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雕塑家、建筑家和工程师。
- 译者注：萨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年），中世纪后期意大利宗教改革家。
- 译者注：孔迪维（Ascano Condivi，？-1574年），意大利画家、雕塑家和作家。米开朗琪罗的学生和好友。1553年出版了《米开朗琪罗传记》。
- 译者注：维多利亚·科隆娜（Vittoria Colonna，1492-1547年），意大利女诗人。
- 译者注：他雕塑圣洛伦佐的墓像时，在塞拉韦扎石厂中过了几年。
- 译者注：他1514承受下来的米涅瓦寺中的基督像，到1518年还未动工。“我痛苦死了……我做了如窃贼一般的行为……”1510年，他和锡耶纳的皮科洛米尼寺签订契约，订明三年以后交出作品。可是六十年后，1561年，他还为了没有履行契约而苦恼。
- 译者注：卡瓦列里（Tommasode Cavalieri），意大利贵族，米氏挚友之一。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米氏离世。
- 译者注：弗朗索瓦·德·奥兰特（Franciscode Hollande，1517-1584年），葡萄牙微型画画家和作家。
- 译者注：托里贾尼（Pietro Torrigian，1472-1528年），佛罗伦萨派雕刻家和画家。1511年移居英国后，成为英国第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倡导者。
- 译者注：塔索（Torquato Tasso，1544-1595年），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最伟大的诗人。
- 译者注：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1378-1455年），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佛罗伦萨主要青铜雕刻家。
- 译者注：名字叫洛多维科·迪·利奥那多·博纳罗蒂·西莫内——他们一家真正的姓字是西莫内。
- 译者注：名字叫弗朗西斯卡·迪·奈丽·迪·米尼阿托·德尔·塞拉。
- 译者注：利奥那多生于1473年，博纳罗托生于1477年，乔凡·西莫内生于1479年，西吉斯蒙多生于1481年。利奥那多做了教士。因此米开朗琪罗成为长子了。
- 译者注：吉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jo，1449-1494年），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重要画家，擅长画富有故事情节和大量人物肖像的层次分明的大型壁画。
- 译者注：波利齐亚诺（Poliziano，1454-1494年），意大利诗人，人文主义者，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先驱之一。
- 译者注：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年），佛罗伦萨画家。将人文主义引入艺术，摆脱了中世纪神权艺术的禁锢，技术上为意大利绘画开辟了新征途。
- 译者注：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年），佛罗伦萨金饰匠和雕刻家。
- 译者注：孔迪维的记载：米开朗琪罗于1494年十月逃亡。一个月之后，彼得·特·梅迪西因为群众反叛也逃跑了；平民政府便在佛罗伦萨建立，萨伏那洛拉力予赞助，预言佛罗伦萨将使全世界都变成共和国。但这共和国将承认一个国王，便是耶稣基督。
- 译者注：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1304-1374年），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和薄伽丘、但丁并称为佛罗伦萨文学“三杰”。
- 译者注：《哀悼基督》亦称《圣母怜子》，是1496年米开朗琪罗应法国红衣主教之邀创作的一部雕塑作品，它也是米开朗琪罗的成名作。故事题材来自《圣经》，描绘了圣母玛利亚怀抱着被钉死的基督时悲痛万分的情形。
- 译者注：阿戈斯蒂诺（Agostinodi Ducciok，1418-1481年），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雕刻家和建筑家。
- 译者注：利比（Fillippino Lippi，1457-1504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派画家。
- 译者注：佩鲁吉诺（Perugino，1450-1523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拉斐尔之师。
- 译者注：早期大卫像的裸露曾引起争议，被穿上28片铜制无花果树叶来遮羞。雕像也曾经被贴上金箔叶子，头上戴有金质花环，这些装饰后来都遗失了。
- 译者注：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1444-1514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
- 译者注：朱利阿诺·德·桑迦罗（Giulianoda San Gallo，1445-1516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雕刻家和军事工程师。
- 译者注：“……既然吾主把人死后的肉体交给灵魂去受永久的平和或苦难，我祈求他把我的肉体——虽然它是丑的，不论在天上地下——留在你的旁边；因为一颗爱的心至少和一个美的脸庞有同等价值……”（诗集卷一百零九第十二首）“上天似乎正因为我在美丽的眼中变得这么丑而发怒。”（诗集卷一百零九第九十三首）
- 译者注：指《胜利》。
- 译者注：指他曾经批评梅迪契的联盟者、帝国军队劫掠普拉托的事件。
- 译者注：《夜》大概是于1530年秋雕塑，于1531年春完成的；《晨》完成于1531年9月；《日》与《暮》又稍后。
- 译者注：指1528年在大疫中死亡的博纳罗托。
- 译者注：甘尼米（Ganyméde），宙斯神的侍酒童子。
- 译者注：提提厄斯（Titvos），希腊神话的巨人，为阿波罗神和阿尔特弥斯女神射死，因他企图施暴母亲勒托。
- 译者注：韦罗内塞（1528-1588年），威尼斯画家派主要画家和著名色彩大师。
- 译者注：意指对它的画的修改。
- 译者注：这些壁画包括《圣保罗谈话》《圣彼得上十字架》等。
- 译者注：最初是《摩西》与两座《奴隶》；但后来米开朗琪罗认为《奴隶》不再适合于这个减缩的建筑，故又塑了《行动生活》与《冥想生活》以代替。
- 译者注：这是安东尼奥·达·桑迦罗，1537年至1546年他死时为止，一直是圣彼得的总建筑师。他一向是米开朗琪罗的敌人，因为米氏对他不留余地。为了教皇宫区内的城堡问题，他们两人曾处于极反对的地位，终于米氏把桑迦罗的计划取消了。后来在建造法尔内塞宫邸时，桑迦罗已造到二层楼，1549年米氏在补成时又把他原来的图样完全改过。
- 译者注：1553年，他开始这件作品，他的一切作品中最动人的；因为它是最亲切的：人们感到他在其中只谈到他自己，他痛苦着，把自己整个地沉入痛苦之中。此外，似乎那个扶持基督的老人，脸容痛苦的老人，即是他自己的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