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米开朗琪罗传
序篇
此系佛罗伦萨的一个中产者，——那佛罗伦萨，一座座暗黑的宫殿，塔楼如长矛直戳天空，山丘蜿蜓枯索，在淡蓝色的天空中呈一条条的细线，一丛丛的小杉树和一条银色的橄榄树林如波浪般地起伏着；在佛罗伦萨，一切都典雅高贵，洛朗·德·梅迪西那嘲讽的苍白面容，阔嘴的马基雅维里
，淡金色头发的波提切利的名画《春天》，贫血病的维纳斯，都相会在一起；在佛罗伦萨，狂热、骄傲、神经质、沉溺于所有的疯狂盲信之中，受着各种宗教的或社会的歇斯底里的震颤，人人都是自由的，而个个又是专横的，生活是既舒适而又极像地狱一般；在佛罗伦萨，公民们聪明、偏狭、热情、易怒、口若利剑、生性多疑、互相窥探、彼此猜忌、你撕我咬；在佛罗伦萨，容不下莱奥纳多·达·芬奇的自由思想，波提切利也只能像一个英格兰清教徒似的在幻梦般的神秘主义中终其一生，而形似山羊，双眼炽热的萨伏那洛拉让他的僧侣们围着焚烧艺术作品的火堆转着圈跳舞；三年后，那火堆死灰复燃，烧死了萨伏那洛拉这个先知先觉者。
在这座城市，在那个时代，他同他们的偏狭、激情和狂热在一起。
当然，他对他的同胞们并不温柔体贴。他那胸怀宽广、豪放不羁的才气对他们那社团的艺术、矫饰的精神、平庸的写实、感伤的情调和病态的精细不屑一顾。他对他们毫不留情，但他爱他们。他对自己的祖国毫无莱奥纳多·达·芬奇那种含着微笑的冷漠。远离佛罗伦萨，他就会受思乡之苦。他一生竭尽全力想生活在佛罗伦萨。在战争的悲惨年月，他留在该城，他想“至少死后回到佛罗伦萨，既然活着的时候不能够”。
他是老佛罗伦萨，他对自己的血统与种族很是自豪。甚至比对自己的天才都更加地自豪。他不允许别人把他看作是个艺术家：
“我不是雕塑家米开朗琪罗……我是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
他是精神贵族，而且具有所有的阶级偏见。他甚至说，“艺术应该由贵族而非平民百姓去搞。”
他对于家庭有着一种宗教的、古老的、几乎是野蛮的观念。他为它牺牲一切，而且希望别人也这样做。如他所说，他将“为了它而被卖作奴隶”。为了一点点小事，他都会为家庭而动情。他瞧不起自己的兄弟；他们也该瞧不起。他对他的侄儿——他的继承人嗤之以鼻。但是，他对侄儿也好，对兄弟们也好，都把他们看作是家族的代表而表示尊重。下面的词儿常常出现在他的信中：
“……我们的家族……维系我们的家族……不要让我们绝了种……”
这个顽强慓悍的种族的所有迷信、狂热，他都具有。它们是湿软泥，他就是用这种泥造就的。但是，从这湿软泥中却迸发出纯洁的火——天才——来。
谁若不信天才，谁若不知天才是何物，那就看看米开朗琪罗吧。从未有人像他那样为天才所困扰的。这才气似乎与他本人的气质并不相同：那是一个征服者侵占了他，并让他受到奴役。尽管他意志坚决，但也无济于事；而且，甚至几乎可以说：连他的精神与心灵对之也无能为力。这是一种疯狂的激发，是他那柔弱的身体和心灵所无法胜任的，是一种亢奋的生命力，令人身心俱疲，无法抑制。
他一直在持续不断的疯狂中生活。他浑身充满着的过度的力量所造成的痛苦迫使他行动，不间断地行动，一刻也不能休息。
“我累得精疲力竭，从未有人像我这样干活儿，”他写道，“我什么都不想，只想夜以继日地干活儿。”
这种病态的干活儿的需要不仅使他的任务越积越多，使他的订单多得无法交货，而且致使他变成了怪癖的人。他简直要去雕刻山峦。如果他要建造一座纪念碑的话，他就会耗费数年的时间到石料场去选料，还要修条路来搬运它们；他想成为多面手：工程师、凿石工；他想什么都亲自动手，独自一人建起宫殿、教堂。这简直是一种苦役犯过的日子。他甚至都挤不出时间来吃饭睡觉。他在写信时总是在诉苦：
“我几乎连吃饭都顾不上……我没有时间吃饭……十二年来，我把身体给累垮了，我没有生活必需品……我没有一个子儿，我赤身裸体，我忍受着各种艰难困苦……我生活在贫困与痛苦之中……我同苦难进行着斗争……”
这苦难是想像出来的。米开朗琪罗很富有；他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富有对他又有什么用处？他活得像个穷人，被自己的活计拴牢着，像一头拉磨的驴。谁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自讨苦吃。谁也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就不能别让自己这么受苦，不明白这是他自己的一种需求。就连脾气极其相似的父亲也责怪他说：
“你弟弟告诉我说，你生活非常节俭，甚至节俭得非常悲惨：节俭是好的，但悲惨却是坏事，是使上帝和人都不高兴的一种恶习，它会损害你的心灵与躯体的。你还年轻，这样还行，但等你不再年轻了的时候，在这种恶劣的悲惨生活中种上的病患与残疾的根就全都会冒头了。不要过得那么惨兮兮的，生活要适度，千万别缺乏营养，不要太劳累……”
但是，什么规劝都无济于事。他从不肯对自己更人道一些。他仅靠一点点面包和葡萄酒维持生命。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当他在博洛尼亚忙于雕刻尤利乌斯二世的铜像时，他同他的三个助手只有一张床睡觉。他和衣而眠，连靴子都不脱。有一次，腿肿了起来，不得不把靴子割破，脱靴子时，连皮带肉地扯了下来。
这么令人惊愕地不讲究卫生，让他父亲不幸言中，他老是生病。人们从他的信件中竟发现他生过十四五次大病。他有几次发烧，差点儿送了命。他的眼睛、牙齿、头部、心脏都有毛病。他常常神经痛，特别是睡觉的时候；睡觉对他来说简直是一件痛苦的事。他已未老先衰。四十二岁时，他就感到衰老垂暮了。四十八岁时，他写道他若干一天活儿，就得歇上个四五天。他死也不肯延医治疗。
他的精神所受到的这种疯狂工作的影响比他的肉体受到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悲观情绪在损害着他。这是他家的一种遗传病。很年轻的时候，他就绞尽脑汁地宽慰他的父亲，后者似乎时不时地被过度的狂乱所折磨。米开朗琪罗自己比受他照料的人的病情更加严重。这种不间断的劳动，这种从来得不到休息的高度疲劳，使他那生性多疑的精神毫无防范地陷入种种迷惘狂乱之中。他怀疑他的仇敌，他怀疑他的朋友。他怀疑他的父母、兄弟和继子，他怀疑他们迫不及待地盼着他早点死。
一切都令他忐忑不安；他的家人也嘲笑他的这种永无宁日。他如同自己所说的，是生活“在一种忧伤或者说癫狂的状态之中”。由于长年的痛苦，他终于对痛苦有了一种兴味，他从中找到了一种苦涩的欢乐：
“愈使我痛苦的就愈让我喜欢。”（《诗集》152）
对于他来说，什么都是痛苦的由头，包括爱，包括善。
“我的欢乐，就是忧伤。”（《诗集》81）
没有谁像他那样生来就不是为了欢乐而是为了痛苦的。他所看到的只有痛苦，他在广袤的宇宙中所感到的也只是它。世界上的一切悲观失望全都概括到这句绝望的、饱含不公的呐喊之中：
“无尽的欢乐不抵小小的苦痛！……”（《诗集》74）
“他那噬人的精力，”孔迪维说，“使他几乎同整个人类社会完全隔离开来。”
他孤单一人。——他恨别人，也被人恨。他爱别人，但却不为人所爱。人们钦佩他，但又都害怕他。最后，他使人产生一种宗教般的敬畏。他统治着自己的时代。于是，他稍稍感到心安，他从高处看人，而大家则从低处看他。他从未同时踞于高处和低处。他从未有过休息，从未有过赋予最卑微的人的那种温馨：一生中有这么一分钟能够躺在别人的怀中酣然入睡。女人的爱无缘于他。在这荒凉的天空中，只有维多莉娅·科洛娜那颗纯洁而冷静的友谊的星辰闪烁了片刻。周围是一片漆黑之夜，他的思想如炽热流星般匆匆地穿过，那是他的欲望与狂乱的梦幻。贝多芬可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夜。这是因为这样的夜晚就存在于米开朗琪罗的心中。贝多芬是因人们的过错而忧伤的；他生性活泼开朗，他渴望欢乐。米开朗琪罗是心中存着忧伤，他让人们害怕，大家都本能地在躲避他。他在自己周围造就了一片空白。
这还算不了什么。最糟糕的不是孤独，而是对自己也自闭，无法同自己生活在一起，无法主宰自己，而且自己否定自己，自己与自己斗争，自己摧残自己。他的天才与一个背叛他的心灵结合在了一起。有人有时谈到那种宿命，它激烈地反对他，并且阻止他去完成他的任何伟大计划。这种宿命，就是他自己。他的不幸的关键，能够解释他一生的全部悲剧的东西，——大家极难看到或很少敢去看的东西，就是他所缺乏的意志力和脆弱的性格。
他在艺术上，在政治上，在他所有的行动和所有的思想中，都是优柔寡断的。在两件作品、两项计划、两种办法之间，他无法作出选择。有关尤利乌斯二世的纪念碑、圣一洛朗教堂的面墙、梅迪西的陵墓等的情况就表明他的优柔寡断。他开始了又开始，总是弄不出个结果来。他又要又不要的。他刚一作出抉择，马上又产生了怀疑。在他晚年时，他就再也没有完成什么大作了：他对一切都感到厌倦。有人声称他的任务是强加于他的；有人把他的这种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的责任归咎于他的买主们。但大家忘了，如果他自己坚决不干的话，他的买主们是绝没有办法强逼他干的。但是他不敢拒绝。
他很脆弱。他因道德和胆怯之故，在各个方面都很脆弱。他因千百种思虑而苦恼，要是换一个性格坚强一些的人，这种种的思虑都不值一提。他出于一种夸大了的责任心，自以为是被迫去干一些平庸的活计，而那是任何一个工匠都能比他干得更好的活儿。他既无法履行自己的合同，又忘不了这些合同。他因谨慎与胆小而脆弱。被尤利乌斯二世称为“可怕的人”的这同样的一个人，却被瓦萨里称为“谨小慎微的人”，——简直是太谨小慎微了；而这个“使大家，甚至使教皇们都害怕的人”却害怕所有的人。同亲王们在一起，他胆怯，但他又最瞧不起那些在亲王们面前唯唯诺诺的人，称他们是“亲王们的驮驴”。——他总想躲开教皇，但他却没有躲开，而且还唯命是从。他能容忍买主们的出言不逊的信，而且还谦卑地回信。有时候，他也会跳起来，高傲地说话；——但他总是一让再让。直到死前，他都在挣扎，而无力斗争。克莱蒙七世与大家通常所说的恰恰相反，是所有的教皇中对他最好的一位，他了解他的弱点，很可怜他。
他在爱的方面丧失了全部尊严。他在像费波·德·波奇奥这样的怪人的面前都很谦卑。他把一个可爱但却平庸的人，如托马索·德·卡瓦列里当成一个“伟大的天才”。
至少，爱使得他的这些弱点变得感人。当他因害怕而变得软弱时，这些软弱也只是非常痛苦的——大家不敢说是“可耻的”——表现而已。他突然被巨大的恐惧所攫住。于是，他便逃走，被恐惧迫得穿越整个意大利。1494年，因被一个幻象吓坏了，他便逃离了佛罗伦萨。1529年，他负责守卫的佛罗伦萨被围，他又从那儿逃走了。他一直逃到威尼斯。他都准备好要逃到法国去了。随后，他对这种慌乱感到羞耻，他改正了，回到了被包围的佛罗伦萨，尽守土之责，直到围城结束。但是，当佛罗伦萨被攻陷时，当大肆放逐时，他吓坏了，浑身发抖！他甚至去巴结放逐官瓦洛里，就是那个刚刚把他的朋友、高贵的巴蒂斯塔·德·帕拉处死的家伙。唉！他甚至不认自己的朋友——佛罗伦萨的流放者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