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心诚 三篇
翁心诚，又名翁承新。1942年3月出生于沔阳农村，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公安县工作，安家于孟家溪镇。曾在孟溪高中、公安师范任教。高级讲师。
公安“三呙”
翁心诚
现在人们只知公安三袁，却鲜知公安三呙。那是因为三袁声誉显赫，名满天下。而三呙默默少闻，不事张扬。于是，显耀掩盖默默，艳阳遮蔽月色。公安三呙这个提法，非族人所能撰，实则“公安派”主帅袁中郎先生所定，可算言之凿凿，有理有据。他在《叙呙氏家绳集》中说：“余邑不能文而耻言文，最为恶习，独呙氏能世擅其业，噫，彼安知乌衣诸郎，为史所艳称若此也。”叙文中说他束发之时，已向慕遂溪公，表彰了呙氏祖孙三代的高尚道德与文采风流。还描绘了其对后世的影响：“云蔚霞起，岂黄头历齿所敢望哉！”他还说：“公安诗文自呙氏肇启焉。”尔后，康熙帝之师、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在《乡贤序》中赞呙门贤士高谊懿行，独行特立，可厉风俗，可维教化。清代宰相级高官、大学士孙嘉淦在为呙氏族谱撰写《文学呙公传》时说：“袁石公《叙呙氏家绳集》曰，公邑之文，呙始之，袁倡之。”这个解读应引起高度重视，他说明公安派文学始于三呙，三呙之文风开三袁文学之先河。文章高手之评，大学士之议，是否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呢？于是，我们不得不向读者介绍公安三呙。
所言公安三呙，指呙校、呙文光、呙邦永祖孙三人。他们是那个五浊恶世、贪墨横行的明朝后期的一道绚丽的风景，在公安这块宝地上光耀了数百年，不仅滋润蓄养了呙氏宗族，而且催生并映衬了三袁文化。这个人格榜样堪称古之圣贤，文风精神与三袁日月共辉。
先说呙校，字育英，号三乐，乃三呙之祖，明代后期人。受祖宗耕读传家遗风影响，从小到大，刻苦攻读，四书五经，烂熟于心。19岁那年参加科考，获乡试第三十名。敲锣打鼓，捷报传来，举家皆庆，举里同贺。按当时惯例，领取登贤榜银90两。对于呙校家，这是一笔可观之财。其住破庐，四壁陋敝，其衣褐褛，徒步出行。他以俭为宝，仿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他对此赏金不动心，不修缮房舍，不置办衣物，不吃香喝辣。他认为自己中举是家族之荣，是祖宗之德，理应回报家族。于是，毅然决然，将90两银子全部用于为族人偿付所欠赋税上。此举为族人扶贫济困做了榜样，呙氏家族行善积德、利众利人之风盛行，流传久远。古言：家庭重孝友，桃李自芬芳。又言：硕德之人，天之爱厚。呙校为人，刚正平直，不惧权势，仗义执言，主持公道。所居公安，百湖十河，水患频繁。百余年来，人口流迁。大户人家围湖造田，动辄成百上千亩，贫困百姓，人多田少，甚至无插针之地。而当局赋税制度按人头不按收获，致使富者更富、穷者更贫。百姓流散乞讨，屡见不鲜。民敢怒不敢言。据县、府志详载，校公为此，“公车上书”，直谏县令，辩呈弊端，抗议恶政。于是县府改弦易辙，将以人头派夫役赋税改为以实收粮为准派夫役赋税，起到了“上裕国储，下济民困”之效。这一德政策举，功在民生，改变了百年惯例，而沿用到明末清兴。
呙校为人，幼少有心，学有专攻。吟诗作文，才思敏捷。著有《蚊蚤嘲》行于世，所述事小，所思旨远。借蚊蝇跳蚤之类，吮吸人血，得以肥己来嘲讽当世贪官污吏，“削铁针头，夺泥燕口”，无所不用其极，搜刮民脂民膏，致使黎民百姓，穷年累月，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被文人墨客携卷登山诵，流韵舞东风。那些精妙诗文，帮民众出气，替冤枉平愤，使贪者胆寒。诗文中有讥嘲，有规劝，有训戒，提倡苦读勤学，遵奉圣教，节俭自律，立品正人，孝亲尊师，奉公守法。被其孙子呙邦永编为《三呙家绳集》之首。惜乎天不假年，年仅22岁，离世魂归。
再说呙文光，人称遂溪，号怀谷。父呙校去世时，身处襁褓（亦有遗腹子一说）。因母亲训教有方，既严且明，年幼入塾，专心致志，师之所授，皆能课诵。常思先父早逝，欲报父母养育之恩，续父孝廉之志。白日足不窥园，夜静秉烛苦读。某晚，入昏瞑之境，只见灯光灼灼，耳闻有人拉着他的手说：“念尔行孝苦奋，还尔旧物。”待询细情，忽然不见。恍若其父登贤榜书，写有“绍父箕裘”（意为后人继承祖业）。天亮后，与母找占者测，卜曰：吉，此为苦志感而灵应，必有所成。于是更加博学慎思，审问明辨，学问大进。明代嘉靖戊子（1528）科考，他参加乡试（省级）被录为第八十名，以举人之资格被朝廷派往四川任巴县令。
文光为人，性本慈善，以儒学为本，深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德，重在行持，行即是实践，在生活中，在做官中。他在担任蜀地巴县令时，见判官审案，刑官执具，受刑者凄惨呼号。县令听审，静观动刑。他想起俗谚：富贵思淫欲，饥寒起盗心。恻隐之心，油然而生。悽怆不悦说：止刑吧。巴地民风，纯朴与剽悍并存，劳苦老诚者有，匪盗狡诈者有。土豪劣绅横行乡里。他们勾结官府，动辄诬民为匪，往往为非作歹者逍遥法外，老实巴交者承受诬冤。结怨已久，积弊如山。他以一年轻士子，走马上任荒凉，高山丛垢，人烟稀少，举目无亲。如若拨乱反正，实属难为，如若装聋作哑，去礼离德，流毒必广，久之必引火烧身。思前想后，彻夜难眠。于是决定，退一步天宽地阔。向上级辞呈解官，为令半载，准备乐而归乡。刚踏上东行之路，即接到朝廷新命，让其担任广西遂溪县令。遂溪乃蛮荒之地，语言不通，政事冗繁，县衙黑暗，须杀伐决断，威猛豪强。自念文弱书生，优柔仁慈，一时难以立足，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上任才七天便连续三次仿陶《归去来辞》写辞呈，经吏部批定，便北回了。常自语：以文为纲则仕进，宁工文学以终身。尔后二十余年，似陶渊明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恬静日子。所不同处，陶令常恨酒未曾饮足，而文光并不嗜酒。据康熙年间《公安县志》载，呙家坞垱桥，明代万历年间为邑人呙文光建，可见关心民生。族谱与县、府志称其志节大行与陶相似，晩年诗赋“穷而后工”，著《和陶诗》《北觐稿》《燕翼录》及《自祭传铭》等，为乡党绅士、天下文士所称道，以至袁中郎束发之时，读此诗文，十分仰慕，大加赞赏。
现介绍呙邦永，乃文光之子，字幼谷，母王孺人重视胎教，自住胎起，目不视邪，耳不闻恶，心念清净。出生后两千日，父母语正行正，遵循圣训，守孝致信，亲仁爱众，行余学文，邦永耳濡目染，扎根极深。至七岁，课诵严格。虽隆冬盛夏，不辍吟咏。常怀揣祖父孝廉育英公与父亲怀谷公文集，朗朗上口，熟读成诵。成年后，被举为乡贤，万历十六年（1588）中举，以明经之资格，被朝廷委任为广东高州府吴川县令。常思父呙文光在蜀任职，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任职期间，以耿直公道出名。万历初年，粤地有人向府官诬告良民为贼，官府不加明察，信以为真，率兵擒剿，对俘获者轻则大加鞭笞，重则残忍杀戮，哭喊号泣，冤声震天。此后，府官召吴川令邦永对问：此事冤乎？邦永慨而应声：何能无冤？府官有愧悔之色。此时此刻，恰好府堂上屋瓦坠下，打损府首手中茶杯。邦永敏锐感觉自己拂逆上意，不是吉祥之兆。忽思一世祖呙门贵，明代开国元勋，陪侍皇帝皇子皇孙田猎，朱元璋出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皇孙允炆对曰“雨打羊毛一片毡”，皇上听后不悦。而皇子朱棣对曰“日照龙鳞万点金”，皇上听后点头赞许。呙祖早闻皇位继承，大臣与皇上意忤。他敏锐已极，从这一对对子中，觉察到朱元璋归天后，必有皇位争夺，他将无所适从，必定卷入险恶旋涡之中，危及生命且引灭族之祸，于是急流勇退，改名隐居公安长安村。圣人之教：智者睹于毫末，愚者不见舆薪。邦永自思“官大一级，如泰山压顶”，事后即呈辞疏，与其父其祖如出一辙，以清廉之德解官还乡。
邦永回到故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唯独展志诗文，稽古要义，高才邃学。遵循孟子教训，集天下英才而教之，乃人生之大乐也。于乡立塾培育，人才最盛。右庶子袁宗道曾列门墙，后中秀中举取进士，名震京都，荣登帝师之宝座。由于袁宗道的引领催进，耳提面命，尔后便有兄弟三人名满天下，高举尚妙悟重性灵的文学革新大旗，形成光耀古今的公安派文化精神。当年县、府志都明确说明三呙诗文为公安三袁之开先者，其言不虚。
当年，荆州郡守熊元，明代博古之士，钦慕邦永儒雅博渊，特地旌旗下访，与邦永对咏。熊元脱口吟诵古人牡丹诗90首，邦永则信手拈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150余首，使郡守赞不绝口。同乡孝廉公袁田祖听说此事，以之为奇，前往叩问，邦永便搬出文本，一一指出何诗何人所作，何集何页，其一一核对，丝毫不爽，心悦口服。邦永晚年，将先祖呙校与父呙文光所著《蚊蚤嘲》《北觐稿》《和陶诗》《燕翼录》及自己历来诗文合成一集，以儒道佛精神作准绳，教育后代，教化子孙，故定名《三呙家绳集》，请袁中郎写叙。于是中郎妙叙伴三呙诗文畅行于世。值得重视的是：中郎细读呙氏祖孙三人的诗文后，将著者的人品、诗品、文风合而论之，深层论及性灵说之随缘妙用。以一“淡”字统摄，纵论天地山水得自然雅趣，横描古今诗文取事理文脉，赞其文笔淡雅清新，似秋水芙蓉，倚风自笑；彰其子嗣飞黄腾达，如云蔚霞起。尤称邦永自出机杼，气隽语快，博于取材，工于辞藻。将三呙人格性情、诗文风格与陶渊明并论，非似陶令，胜似陶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