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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唐诗大观
唐诗最为可观之处，就在于如何从初唐气壮如牛的言志，演变成晚唐温柔婉约的抒情。所谓汉唐之气，以初唐最为丰沛，盛唐、中唐次第递减，至晚唐转为风月之情。
韦庄的《浣花集》与温庭筠在《花间集》里的词作，还有韩偓《香奁集》，是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先驱。
《香奁集》是一汪清水，一直流到《红楼梦》的那条灵河里。唐代诗人当中，初唐的刘庭芝，晚唐的韩偓，与《红楼梦》最具文化上、审美上的血脉关系。
引言
深研隋唐制度和唐代政治的陈寅恪，于唐诗、唐代文学也给世人留下了一部《元白诗笺证稿》。有道是：
以是欲了解元诗者，依论世知人之旨，固不可不研究微之之仕宦与婚姻问题。而欲明当日士大夫阶级之仕宦与婚姻问题，则不可不知南北朝以来，至唐高宗武则天时，所发生之统治与社会风气之变动。
那是什么样的社会风气之变动呢？寅恪先生指出：
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以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联。观孙棨《北里志》，及韩偓《香奁集》，即其例证。
寅恪先生立足史家以治唐诗，无可厚非。更何况其间也不乏真知灼见。比如为元稹始乱终弃辩解：“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相当的实事求是，并不屈就后世的道德观念，而是强调当时的社会风气如彼。再如以质疑朱彝尊的杨贵妃是处女入宫之说证明李唐“源于夷狄”而“闱门失礼”，亦即不拘礼法，无疑是独到见地，指出了李唐王朝不以汉族礼法为囿的历史事实。事实上，也正是李唐的这种特色，致使女性在唐朝的地位、声誉乃至轶闻之类，要比其他王朝耀眼亮丽得多。不仅有称帝的武则天，有千古传诵的杨贵妃，尚有令元稹倾倒的薛涛、让温庭筠折服的鱼玄机，还有《会真记》的崔莺莺，还有被孙棨写入《北里志》的一众风采各异的青楼歌妓。寅恪先生秉董狐之笔据实言之，能否让学问家如钱锺书者读懂，其实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寅恪先生何以要将唐代进士科比作“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并且还以孙棨《北里志》、韩偓《香奁集》为例？韩偓诗作倘若去掉《香奁集》，成就至少减半。至于孙棨的《北里志》，更是唐朝的文史经典，足以令后世五代王仁裕的笔记小说《开元天宝遗事》犹如零星补遗，不仅研唐诗者必读，治唐史者也理当细阅。《北里志》的不同凡响在于，一举打破了《史记》、《汉书》以降只为男人写史、只写男人历史的帝王将相传统，为女性同时也为以女性为主角的世俗人生、日常细琐写照，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席之地。老实说，这样的女性传记文学，在中国历史上不是太多，而实在是太少太少。孙棨在《北里志》中理直气壮地声称：“比常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远有惭德矣。”此言不虚。尽管早在唐初诗人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中，就已经浓笔渲染过长安城中的青楼景象，“鸦黄粉白车中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妖童宝马铁连钱，娼妇盘龙金屈膝”；但真正将烟花女子的辛酸苦辣详加记述，却直到晚唐的《北里志》方才有案可稽。唐朝的繁荣昌盛之中，青楼是不可或缺的一景。一边是“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一边是“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衮衮诸公嫖妓嫖得意气风发，失意书生不过写一写歌妓生涯怎么就“浮薄放荡”了呢？难道女子一定要像《半生缘》里的女主角那样出将入相，才能入寅恪先生法眼么？事实上，寅恪先生后来也曾为“倚门婉栾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柳如是作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写作《柳如是别传》的寅恪先生与写作《元白诗笺证稿》的寅恪先生，似乎不太一样。当然，一以贯之的是寅恪先生的家国情怀：爱情必须与家国兴亡相关才算爱情，或如孟丽君，或如柳如是，否则就有浮薄放荡之嫌疑。寅恪先生曾经感叹过中国文化缺乏纯粹思辨，但从来没有感叹过鲜有中国士大夫由衷赞叹纯粹的不计功利、不较门第、不涉家国兴亡的爱情。由此观之，寅恪先生读不懂《红楼梦》一语，似可成立。此语出自王元化先生，当年私下聊及寅恪先生与《红楼梦》。
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论说唐代科举如是：
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
且不说贞元以后的王朝政治如何苟安，重要的是晚唐的世风更重词赋，更尚才华，以致汉唐之气到了晚唐发生了由气及情的转折。不仅有孙棨著《北里志》，有元稹写《会真记》，有韩偓写《香奁集》，还出现了韦庄、温庭筠等以情入词的一批晚唐词人词作，最后汇成一部《花间集》传世。此乃晚唐不可磨灭的诗词成就。
倘若说，唐初诗坛，像刘希夷那样吟咏“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的诗人凤毛麟角，那么及至晚唐已然蔚为大观。而唐诗最为可观之处，就在于如何从初唐气壮如牛的言志，演变成晚唐温柔婉约的抒情。所谓汉唐之气，以初唐最为丰沛，盛唐、中唐次第递减，至晚唐转为风月之情。这一轨迹，很像北宋词风，由官气而风情，及至柳永蔚为大观，最后从周邦彦飘拂开去。从文学演变的次序上说，自然是唐诗宋词；但就审美价值而言，唐诗的成就其实逊于宋词。遗憾的是，史家只坐实历史细节，不考据审美价值。
一 初唐：每一个诗人，都是一部传奇
唐诗的初唐气象，与其说是气象在诗歌上，不如说是气象在诗人上。王杨卢骆，个性独具，一个比一个睥睨浊世。王勃才华惊世，一篇《滕王阁序》庶几与《离骚》遥遥相望。三尺微命，一介书生。诗作天然浑成，信手拈来一般随意：“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乱烟笼碧砌，飞月向南端。寂寞离亭掩，江山此夜寒”。不知杨炯何出此言：“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杨炯的《盂兰盆赋》逊色《滕王阁序》太多，首句“粤大周如意元年秋七月，圣神皇帝御洛城南门”便让人倒足胃口。更不用说“圣神皇帝乃冠通天，佩玉玺，冕旒垂目，紞纩塞耳。前后正臣，左右直史，身为法度，声为宫徵，穆穆然南面以观矣”。就算有进言如“任贤相，淳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披图箓，捐珠玑，宝菽粟”，然比之《滕王阁序》，仅一句“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便足以令杨炯无地自容。当时宰相张说的赞语“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官场凑趣罢了，且不知到底是在赞赏杨炯呢，还是间接取悦武皇。及至送别杨炯上任盈川令时的赠言，才是老狐狸的真心话：“才勿骄吝，政无苛烦。”才华在身别太张狂，为政宜简从宽。
杨炯凭着那么一篇劳什子排名第二，已经非常荣幸。须知，骆宾王的《讨武曌檄》，才真正叫作“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对照杨炯的“圣神皇帝乃冠通天”，骆宾王可是毫不留情，愤然指斥“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顺便说一句，后来《红楼梦》里的《芙蓉女儿诔》中那句“高标见嫉”便出典于此。不过，比骆宾王檄文更为精彩的，当数被伐讨对象武则天。女皇帝读到骆子“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之句，感叹道：“宰相安得失此人。”仅此一叹，其气度就比骆子雍容开阔，更不用说会让杨炯、张相羞惭难当。看来，武则天确实应该称帝，且不说其他，仅对照这些个须眉官僚，就已然鹤立鸡群。
骆宾王的人品、才华均在杨炯之上。只是脑子比较“浆糊”一些。人家权争，与你何干？武则天“入门见嫉”，那徐敬业又算是哪门子真命天子？要你瞎起劲个什么？檄文固然是锋芒与才华俱佳，但骂到武则天头上，与骂到徐敬业头上，又有什么两样？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这天下跟你有什么关系了？当年争夺天下者哪个是高洁的？就算是李世民，也是经由玄武门之变，踏着血迹走向权力宝座。真是可惜了如此灼灼才华。一千多年之后，轮到曾国藩出兵讨逆时，却再也没有骆宾王那样的才子起草檄文了，只能自己动笔，匆匆写了篇十分平庸的《讨粤匪檄》以告天下。讲述庸俗的争夺天下，文采飞扬；真正的济世伟业，却了无文采可言。世事无常。
骆宾王的个性倒是与陈蕃颇为相近，“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其自画像乃是“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处幽不昧，居照斯晦。随隐显而动息，候昏明以进退。委性命兮幽元，任物理兮推迁。化腐木而含彩，集枯草而藏烟。不贪热而苟进，每和光而曲全”，还有“类君子之有道，入暗室而不欺”，或者“黄金销铄素丝变，一贵一贱交情见”，等等。从这些诗句里，很可以看出其骨鲠高傲的品格。
其实，杨炯虽然作《盂兰盆赋》求官心切，但个性也有张扬不羁一面。诸如“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或者“风霜但自保，穷达任皇天”。并且，偶尔也会同情一下为战争所苦的女子，“边地遥无极，征人去不还。秋容凋翠羽，别泪损红颜。望断流星驿，心驰明月关。藁砧何处在，杨柳自堪攀”。杨炯其人虽不如骆宾王那么刚直，但至少比宋之问之流要像样得多了。
四杰之中，卢照邻的才华仅次于王勃。比起骨鲠的骆宾王和张扬的杨炯，卢照邻可能风疾在身的缘故，多了一重孤独感。感叹“闻有雍容地，千年无四邻”，又有自况似的“独舞依磐石，群飞动轻浪”，被杨炯誉为“人间才杰”，并非浪得虚名。一首《长安古意》，便足以傲视诸多唐初诗家：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
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
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
游蜂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
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
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
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
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
生憎帐额绣孤鸾，好取门帘帖双燕。
双燕双飞绕画梁，罗帷翠被郁金香。
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鸦黄。
鸦黄粉白车中出，含娇含态情非一。
妖童宝马铁连钱，娼妇盘龙金屈膝。
御史府中乌夜啼，廷尉门前雀欲栖。
隐隐朱城临玉道，遥遥翠幰没金堤。
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
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
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
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
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
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
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
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
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
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
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
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与杨炯《盂兰盆赋》里皇家宫阙的金碧辉煌迥然有别的是，卢照邻笔下的长安“凤吐流苏”，并且于“碧树银台”、“梁家画阁”之间，还浓笔铺陈了男女之情，“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当然，也没落下青楼景观，“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啭口氛氲”，弄得“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一派莺歌燕舞、醉生梦死之际，诗锋陡然一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然后再由青松折入结句，道出书生所在：“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都市的热闹，书生的孤寂，一动一静之间，对照鲜明。既没有“圣神皇帝乃冠通天，佩玉玺，冕旒垂目，紞纩塞耳”的心境，亦了无“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激情。书生的本色，无非就是“寂寂寥寥”。有此彻悟，南山桂花发不发都没什么要紧。倘若再向前迈一步，便是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壮阔了。
世人将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与骆宾王的《帝京篇》比肩而立。不以为然。《帝京篇》起笔便俗：“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通篇皆是臭男人的雄心豪气，仿佛京都里的女人全都死绝了一般。就算偶尔有个活着的，也是“红颜宿昔白头新，脱粟布衣轻故人”。骆子知道“黄金销铄素丝变，一贵一贱交情见”，难道就不懂“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么？难怪会那么仇视武则天，看不惯女人做皇帝。倘若骆子能有卢子那种“年年岁岁一床书”的自得其乐，或许也就不会跟着人家为了争夺天下发神经了。
真正能够与《长安古意》比肩而立的，并且还要更高出一头的，应该是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人识，三春行乐在谁边？
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
人生无常，青春倏忽。公子王孙也罢，蛾眉红颜也罢，都只是过眼烟云。古来歌舞地，黄昏鸟雀悲。刘希夷的目光，不要说杨炯，即便骆宾王，都远为不逮。非但不见帝王宫阙，就连都市繁华，都不入眼帘。“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后世《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葬花词》应该是由此生发出来的：“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难怪曹雪芹特地将刘庭芝列入贾宝玉的来历者流。若要说审美境界之高，环顾初唐诗丛，以此为最。
能够将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进一步廓开去，扩展为更为浩瀚的时空之初唐诗作，惟有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一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恍如“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回响一般，在月夜里萦绕。空谷足音。更为空谷足音的是，张若虚竟然如同其名其诗一样地全然消逝在浩瀚的时空里。不仅诗作虚无缥缈若隐若现，即便其生卒年月也无从查考。比起唐初四杰有名有姓地见诸史籍书传，张若虚可谓无名无臭，仿佛一片云彩，从初唐上空悠悠然飘过。
初唐经典诗作的作者，几乎每一个都是一部传奇，结局令人唏嘘不已。王勃溺水而亡，卢照邻是自杀了结，骆宾王不知所终，陈子昂遭人陷害，刘希夷竟然因为诗作太过出色，被舅舅宋之问强取豪夺不成而虐杀。相形之下，杨炯的做官做死，非但不像是正常的，反而还显得不无喜剧。活得那么窝囊，还好意思“耻居王后”。
陈子昂也为官，但秉性耿直，见识独到。除了《登幽州台歌》传诵于世，尚有《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等诗作。其中有关邹衍那首，意味深长：
大运沦三代，天人罕有窥。
邹子何寥廓，漫说九瀛垂。
兴亡已千载，今也则无推。
邹衍乃先秦与老庄齐名的大学者，却遭历代儒生屏蔽。陈子昂赞誉“邹子何寥廓”，卓识过人。可见子昂虽然学富五车，却并非是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书生，于经史子集颇有己见。但又偏偏就是这样的人物，容易为权贵所不容，最后死于非命。
初唐诗人尚有沈宋之称。宋之问不值一提。沈佺期有些同情怨妇的诗作，颇见怜悯之心。诸如“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那首《独不见》似更为沉郁：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
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
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从诗风上，此作开了后来边塞诗的浑厚之先声；从诗意上，此作比后世宋词“将军白发征夫泪”更为深切。
初唐诗人，杨炯填底，张若虚标高。然后是王勃、刘希夷双星并列。再是陈子昂，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杨炯底下，才轮到宋之问算一个。至于李世民之类，就免了吧。那年头，好像是个男人都写诗。诗人实在太过泛滥，出类拔萃者寥寥。然唐诗大观，也就观在这寥寥者之间矣。
二 盛唐：一朵富丽堂皇的牡丹花
倘若可以将初唐诗人诗作比作春寒料峭时节的梅花，那么盛唐诗人诗歌好比富丽堂皇的牡丹。盛唐的这朵牡丹要从张九龄讲起，而要讲这位相国，又不得不提唐明皇李隆基。李隆基者，乃李唐所有皇帝之中最有治国成就又最诗意盎然的一个。大凡为人处世，有头脑的未必有性情，而有性情的又未必有头脑。皇帝也同样如此。唐太宗有头脑，但了无性情可言。宋徽宗有性情，却没头脑。惟玄宗者，既有头脑，又有性情。故而，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最著名的贤臣有张九龄，最亮丽的诗星有李太白。每每有人向朝廷推荐人才，玄宗都会垂问道：“风度得如九龄否？”因为他知道什么样的人是股肱之臣，一如他知道李白写诗是天才，但从政太搞笑，所以欣赏过后，请出宫门。亦如他听到孟浩然向他诵读“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马上回应：“卿不求朕，朕岂弃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李隆基写诗固然写不过孟浩然，但智商显然要比那位诗人高多了。开元盛世不是凭空而降的。张九龄遇到李隆基这样的君主，应该说是太幸运了。在山水与庙堂之间忸怩作态的孟浩然，得不到唐玄宗重用，也是理所当然的。李隆基争夺天下的本事固然不如李世民，但治理国家却远胜唐太宗。故而玄宗治理出一个李唐盛世，却转而差点失了李唐的天下。这其实跟李隆基谈不谈恋爱无关。大凡诗家过于兴旺，国家就会变得文弱。这种例子不只玄宗一朝，古今中外，不胜枚举。雅典曾是古希腊最有文化的城邦，结果被尚武的斯巴达给灭了。伏羲族是开创华夏文化的农耕民族，结果给游牧民族黄帝族给灭了。后来的姬周灭殷商、嬴政统一天下，几乎就是那场野蛮战胜文明的炎黄之战的重复。即便是开元天宝盛世的衰败，也前有李渊、李世民父子灭了隋炀帝的先例为镜，后有金兵攻陷赵宋东京的历史重演。
由此可见，当张九龄上奏：“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李隆基断然驳回：“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绝非毫无来由。这要放在李世民，安禄山必死无疑。但李隆基不是李世民。打天下的李世民有铁石心肠，治天下的李隆基乃性情中人，一颗悲悯之心柔软得几近后来的南唐后主李重光。更何况张九龄又很不明智地例举孙武斩宫嫔的典故。就算李隆基不联想到杨贵妃头上，也会伤到他那颗面对女人时的柔软之心。好在张九龄毕竟是玄宗爱卿，不会惹出龙颜大怒。再说，当年玄宗赐死宋之问，是因为那厮已然劣迹斑斑，再加上皇权争夺中站错了队。然而这在安禄山，却只是犯了军法，其时并不至十恶不赦更不曾流露谋逆行迹，玄宗凭什么判其死刑？后世有人以唐玄宗拒绝处死安禄山来证明张九龄比唐玄宗高明，唐玄宗没有张九龄那么明察秋毫，是不能成立的。诛杀恶人，也得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才是。因此，唐玄宗说张九龄臆断并没有说错。
唐明皇最遭非议的，当然是与杨贵妃的那场爱情。就连白居易都在《长恨歌》中指责“汉皇重色思倾国”。真是的。白乐天也不想想，能够“三千宠爱在一身”的专情皇帝，能有几个？因为皇帝要满足情欲太容易了，不容易的是，皇帝能够与心上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乐天一生阅女无数，却从来难曾有过山盟海誓的爱情经历，所以看到人家爱得死去活来，就断言人家“思倾国”了。殊不知，这恰好是李隆基其人的诗意所在。倘若要评出一个开元天宝年间最富诗意的人物，非李隆基莫属。因此，要解读盛唐诗歌的奥义秘辛，李隆基的诗意性情，乃是不可忽略的历史密码。路易十四式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三位。除了李后主，宋徽宗，应该就是李隆基了。且不论政治成就如何，若要说才情诗意，他们全都在路易十四之上。
在中国历史上，贤臣通常是幸逢了明主才得以成立。诸葛亮再能干，也得碰上刘备才能施展。故而张九龄言“夫人之所以为贵者，以其有信有礼；国之所以能强，亦云惟信与义”不知就里。王朝国家，得碰上明君才撞上好运，与信义无关。倘若唐明皇与刘阿斗一样，能有开元盛世么？就算李世民在李隆基的位置上，也未必能够治国昌盛如彼。张九龄的政治成就，与其说是识破安禄山，不如说是开凿大庾岭，修通梅关古道，从而使他的另一句名言“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有了点实际的意味。中国历史上的文官政治是颇有文明内涵的，只是中国文人为政都习惯于言义不言利，张九龄也未能免俗。但又因为如此重义轻利，才能得到后世儒生仰慕，也为同时代的杜甫盛赞如斯：“相国生南纪，金璞无留矿。仙鹤下人间，独立霜毛整。”倘若张九龄言利不言义，杜甫会说“仙鹤下人间”么？
如此的言义习惯，构成了张九龄的诗歌特色，下意识地表白如何洁身自好。哪怕再是“白云愁不见，沧海飞无翼”，才要“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所以就有了《在郡秋怀》中的“宦成名不立，志存岁已驰。五十而无闻，古人深所疵。平生去外饰，直道如不羁。未得操割效，忽复寒暑移”。最后的结句，道破真谛：“兰艾若不分，安用馨香为。”一言以蔽之，操守比成就更为重要。可见，哪怕有本事出仕入相如张九龄者，在诗歌里也得优先强调道德操守。因此，张九龄的诗歌之美，美在高洁，以《望月怀远》最为经典：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美得一尘不染，美得十分矜持。但就诗歌而言，总觉得缺了什么。这样的缺失，得比较一下李白的狂野，方知缘由。先看张九龄的《湖口望庐山瀑布泉》：
万丈洪泉落，迢迢半紫氛。
奔飞下杂树，洒落出重云。
日照虹霓似，天清风雨闻。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好，现在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来了：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一者是“奔飞下杂树”，一者是“飞流直下三千尺”；一者是“洒落出重云”，一者是“疑是银河落九天”。陇西少年虽然也向往宫阙楼台，但毕竟了无儒生的为官心态，所以能够在诗歌里心无旁骛，飞流直下。诗歌的审美境界，就是这么区分出来的。
这就要说到孟浩然的困境。仅以诗才而论，孟浩然并不逊于李白，当初曾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名动京城。但一碰到张九龄，窘态毕露。那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首鼠两端：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可见，后来唐玄宗那句“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端的是明察秋毫，一针见血。诗人孟既然有“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那样的浩瀚，又何以躬身“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还要“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诗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仿佛两张面孔：一张大气磅礴，一张低声下气。所以唐玄宗会棒喝：你就不能把腰背挺挺直么？这么个没出息的，只能放归襄阳算了。但即便如此，人家也没有剥夺诗人孟继续进京赴考的权利。至于一再落第，怪不得皇帝，只能怪自己太不科举，根本不是个做官的料子，只好“徒有羡鱼情”了。话再说回来，这个孟浩然也太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了。按说，丞相也见了，皇帝也见了，应该明白自己不像是个做官坯子，理当知难而退，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进京赴考？官本位文化，果然荼毒。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盛赞孟诗：“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充满堆砌辞藻的快感，像泥水匠砌砖一般。且不说六根是否清净，至少可说孟诗老是被为官的欲望纠缠得苦。在丞相面前几近哀求，在皇帝面前语无伦次，即便闲适之作，也会写得魂不守舍。不信读一读这首《夏日南亭怀辛大》：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
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
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
诗人孟所谓的“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乃自欺而已。散发乘凉之际，都会“恨无知音赏”，哪里“自怡悦”了？有人还说孟诗“冲淡中有壮逸之气”，更加离谱。理当改为“神游时怀庙堂之冀”才是。所谓冲淡，非但不是孟诗特色，而且是孟诗的著相之处所在。诗人孟经常写出追求冲淡的诗作，初看淡泊，细读方知，著了冲淡之相。比如《夜归鹿门山歌》：
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
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
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
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
这首被人称作有隐逸情怀的七言古诗，我相人相众生相三相俱在。最后“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亮出了底牌，恍如后世陆游的“寂寞开无主”。此处的情怀，像极了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山水之间，孟浩然感受到的不是乐趣，而是寂寥。可见，苏轼评介孟诗“韵高而才短”，恰好说反了，应当是才高而气短。孟浩然的诗才，一点不短，起码在王维之上。倘若诗人孟不为及第出仕所苦，随手一挥，便天然浑成：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首《春晓》才短么？才高八斗。仅以诗才而论，孟浩然绝对一流。但孟诗的精彩并非在于冲淡，而是在于朴实，通常很不经意地就会写出杰作来：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首《过故人庄》乃上乘佳作，宛如陶潜再世。亲切，自然，布衣芒鞋的感觉，也许拄杖，也许不拄杖。全诗不用典，淡辞藻，日常人生，家常人情。以“绿树”、“青山”勾勒景致，以“重阳日”、“就菊花”点明时节，以“面场圃”、“话桑麻”铺陈相聚。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此作可说是孟诗之冠，足以与李白的《月下独酌》、崔颢的《黄鹤楼》比肩而立。孟浩然的诗才，可令苏轼仰止。诗人孟的窝囊是窝囊在气短：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这首《宿建德江》日暮移舟不算，还要“天低树”、“月近人”，渲染宿客新愁。不过仕途失意而已，至于如此悲悲切切么？即便没人话桑麻，独自一个看看明月也挺好。美，是无处不在的。崔颢那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说的是乡愁。乡愁之美，美在人情味。相反，官愁没有人情味，故而再愁也不美。
不管怎么说，孟诗的基本特色，恐怕还得数那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虚是虚了，空却不空。看上去混沌，实际上糊涂。相比之下，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却于苍茫中见出清晰。孤烟，落日，一直一圆，轮廓分明，虚实相间。
同样被称作山水田园诗人，王维活得可要比孟浩然明白多了。在庙堂里做官做得沉稳，在山水间徜徉，又徜徉得安静。那边厢是：“绛帻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这边厢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的诗才及不上孟浩然，但心绪的沉静，却与不无虚浮的诗人孟成鲜明对照。比起孟诗的“气蒸”、“波撼”，王维是“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能于云中看无见空。同样的投宿，在孟浩然是“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而在王维则是“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彼此皆傍水而息，一者投宿投得愁云惨雾，一者投宿投得朗朗有声。
庙堂有如城堡，进去的人有点头脑的都想着如何脱身，而在外面打转的人通常会迷失在那样的打转里。像杨炯那样死做官、做官死的，属于不入流的官宦。上乘的官宦，知道什么时候理当直言不讳，什么时候应该沉默，什么时候只能挺身而出，什么时候可以止步抽身。王维诗才略逊孟浩然一筹，但做官却进退有据，在李唐王朝的官场上如如不动。即便身陷安史之乱，最后照样全身而退。一首《凝碧池》，尽显王维的非凡定力：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生死关头，处变不惊。“伤心生野烟”，“叶落空宫里”，两句仅以“野烟”、“空宫”，便道出了事变故实，连同内心惨痛。以叶落自喻，于伤心之余深表无奈。倘若让李白处在同样的境地，或许会夸张；倘若将孟浩然置于如此关头，或许会失色。孟浩然羡慕的官场，一点不好玩哪。此刻再回首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方才得知此君直在哪里，圆在何方。孟浩然的寂寥，是牵挂着庙堂的寂寥；而王维的“孤烟直”、“落日圆”，才是历经沧桑之后的孤寂和落寞。所以王维能够看无见空，孟浩然只能气蒸波撼，无以见空入空。
倘若将王维的《凝碧池》与《息夫人》（参见拙文《王维像牛车走过》中的读解）对照着读，大致上可以读出王维一个完整的庙堂形象。但是，王维在山水田园间的自画像，必须补上诸多日常的人情味十足的五言诗、七言诗，才能得窥全貌，诸如“红豆生南国”，“每逢佳节倍思亲”，还有“下马饮君酒”、“渭城朝雨浥轻尘”等等。
孟浩然的上乘诗作是朴实，王维的脍炙人口往往在于隽永的亲切，淡淡的一句“遍插茱萸少一人”，或者“西出阳关无故人”，直入心扉。可见，王维善根颇深，晚年不要说退隐，即便是出家入寺，都不算突兀，而是水到渠成。
要准确评介诗人着实不易。王之涣身后有墓志铭如斯：“孝闻于家，义闻于友，慷慨有大略，倜傥有异才。”好像写得有声有色，但与诗人王之涣何干？王之涣才气横溢，并非异才，而是正得不能再正的正才。王之涣一生最令人瞩目的也并非孝义，而是与妙龄少女的一桩恩爱婚姻。明明是才闻于世，情闻于世，就不必强用孝义描画。与其说是贴金，不如说是抹黑。王之涣若要是九泉有知，没准会气得让白日不尽，让黄河倒流。
就诗歌形象而言，王之涣仿佛一个黄河少年。黄河有多汹涌，少年有多澎湃：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岑参四者之中，数王之涣才情最盛，仿佛初唐刘希夷的变奏。或者说刘希夷倘若不死而长大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王之涣这副模样的。不屑官场，遗世独立，走到哪里都鹤立鸡群。虽然也像后世北宋的小晏一样出自名门大家，但丝毫没有楼台高锁的自恋自闭，而是一派自信自尊的潇洒豁达：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什么叫作盛唐气象，这就是。汉唐文化以黄河为摇篮，以黄河为象征。黄河文化的特征就是气度恢宏。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多么日常而又平常的景观，可以被写得如此回肠荡气又如此天然无饰。整个画面起伏流动，随落日而低伏，逐流水而远去，为了看得更远，在楼台上再度向上登高。前两句是大自然的转换、去远，后两句是人的目光的致远，人的心气的向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心胸开阔而又自处谦卑。倘若从气象上选辑唐诗，理当以此为首。
以七绝见长的王昌龄，在气象上略逊王之涣，特色是雄劲。尤其是被后人称作边塞诗的，全都豪气冲天。例举两首《从军行》：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
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
在王之涣是“黄河远上白云间”，在王昌龄是“青海长云暗雪山”、“大漠风尘日色昏”，在王之涣是“一片孤城万仞山”，在王昌龄是“孤城遥望玉门关”、“红旗半卷出辕门”。两者在气象上的差异，一目了然。再比较彼此最后的结句，更有意思。一者是“春风不度玉门关”，一者是“不破楼兰终不还”、“已报生擒吐谷浑”。在王之涣是孤傲而又无奈的决绝，在王昌龄是激昂而又必胜的自信。王之涣气度高远，王昌龄是气冲云霄，一者是明心见性的空旷，一者是壮志凌云的豪放。彼此之间的差异虽然微妙，但天才与人杰，有时也就相差这么一点点。
王昌龄最出色的边塞诗《出塞》，可算是巅峰之作，但就是抵达不了空旷：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胡马度了阴山又如何呢？真有实力，度不度阴山，胡马都在掌控中。更不用说非得要请出龙城飞将助阵造势。李广活着的时候，难封；死了之后，成神。雄劲的诗句背后，有时就是这么的搞笑。而豪放的局限，就是陷在豪放的情境之中。王昌龄有如边塞少年，单纯，可爱。
四位诗人当中，数王昌龄最可爱。一面信誓旦旦地“不教胡马度阴山”，一面又会在《闺怨》里体贴如是：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在《芙蓉楼送辛渐》里重友如彼：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还在《采莲曲》快乐如稚童：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在《送人归江夏》仿佛突然长大了：
寒江绿水楚云深，莫道离忧迁远心。
晓夕双帆归鄂渚，愁将孤月梦中寻。
然后在《长信秋词》变得一本正经起来：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倘若再加上李白，盛唐最有意趣又最富才情的诗人，就是这三位翩翩少年，陇西少年，黄河少年，边塞少年。当然不是少年在年龄上，而是少年在诗句诗行里。
在王昌龄的单纯面前，高适的边塞诗极为老辣。同样说到李广，不是教不教胡马度阴山，而是：“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即便在《塞下曲》中的壮怀激烈，也不全是“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自信满满，而是：
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
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
战争是残酷的，战场是凝重的。诗歌突出的并非是必胜的信心，而是生灵涂炭的惨烈。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我方士气高昂，敌方终至败北。虽然仍有自信，但也毕竟赢得不易，因此不是豪气，而是对战争本身的观感，占据着主要位置。于是有了战酣与战罢的重复迭唱。
倘若再将此句与《蓟门行》里的“一身既零丁，头鬓白纷纷”互相映照，那么高适边塞诗的特色就赫然可见了：苍凉而遒劲。当然，这还只是高适边塞诗的一个侧面。在庶几可看作高适代表作的《燕歌行》里，世人可以读出高适边塞诗的面面观。其中既有“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的断然出征，又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愤然不平。一边是“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惨烈厮杀，一边是“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生离死别，最后才是那声沉重极了的感叹，“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不知是因为战争的悲惨从而看透了胜败的无趣，或者因为看透了胜败的无趣而感叹战争的悲惨，高适的边塞诗聚焦的始终是战争本身的残酷，而不是求胜的信心。上述七言诗如是，五言诗《蓟门行》亦如是：
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
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
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
士兵们并非不尽力，已经奋不顾身了。但这战争依然暗无天日。相对于彼处“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的凝重，此地可是“古树满空塞”，从而“黄云愁杀人”。得胜的追击是寒冷的，失败的抵抗是绝望的。在高适边塞诗里，了无得意洋洋的豪放，更无血淋淋的效忠表示。有的全然是战争的残酷，战场的寒冷，战士的战死，以及在战争中丧失亲人的哀恸女子。
高适边塞诗的老辣，不仅老辣在只写战争不写胜败的透彻，而且更是老辣在深切悲悯战争给平民百姓带来的创伤和哀痛。这样的老辣，并非是人情世故上的如何深湛，而是因为诗人内心充满悲悯情怀的缘故。高适不仅在边塞诗里悲悯不已，即便是《哭单父梁九少府》那样的悼念亡友之作，都充溢着人情味浓浓的关怀：
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
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
此处诗人之于亡友的哭悼，令人联想起其《燕歌行》中的“少妇城南欲断肠”。尽管一者是生老病死之死，一者是战场阵亡之魂，但其间的悲哀，却是一样的。倘若读懂了高适的如此悲悯，那么就会从这首《塞上听吹笛》中领略那纷纷落落满关山的梅花，是什么样的隐喻：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
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
开在风雪中的梅花，仿佛女人的哀伤和泣诉，随风吹满关山。白雪红梅，血色黄昏，戍楼羌笛，即便月明也悲切。盛唐年间的边塞诗，并非只是雄壮而已。那透彻的凄凉，更令人瞩目，也更让人感慨。何况又是那么的含而不露，那么的哀而不怒。艺术的魅力，有时就在于含蕴。《塞下曲》中的“日轮驻霜戈，月魄悬雕弓”是含蕴，《塞上听吹笛》里的“风吹一夜满关山”更是含蕴。同一种寒冷，两种不同的写法，又一样的魅力无穷。
由于高适的老辣，读其边塞诗必须细品。但岺参的诗情画意，却是一股脑儿地跃然纸上。尤其是那首著名的杰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能够将一次辕门送别写得像一场旅游一般，恐怕惟岺参耳。那样的青春气息，确实“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里没有“青海阵云匝”，也没有“黄云愁杀人”，有的是毫无杀气可言的“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感觉像是王勃写完《滕王阁序》之后到此一游，于是又留下了这篇边塞诗章。若要说是雄壮，其实是美丽；若要说单纯，却又有些空灵。结句结得仿佛高僧参禅一般：“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岺参的边塞诗，好比在军营里栽了一盆牡丹。盛唐诗歌的总体形象，就是富丽堂皇的牡丹花。
其时，朝廷的大臣当中，虽然张九龄负有诗名，但要说人本身的诗意，远不及贺知章。张九龄只是与诗人有些交往而已，而贺知章却直接与诗人为伍，醉酒，厮混，放浪形骸得不行。那群酒友之中，有像云彩般飘忽的张若虚，有名震天下的李白，有沉稳的王维，亦有虚蹈的孟浩然，还有醉酒后龙飞凤舞的草书大家张旭。在李白尚未出道之时，是贺知章发现了那个来自陇西的天才，称作谪仙人。贺知章既在朝中当过太子的老师，又在京城混迹于文人学士，宫廷里乐，江湖上也乐。晚年告老还乡，快快活活地散发弄扁舟去了。一生诗意盎然。享年八十有六。传世之作是《回乡偶书》二首：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
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全然随手挥就，诗意是淡到不能再淡。仿佛活得太富诗意，写诗反倒随便将就了。因为诗意早已注入人生，挥洒在了醉醺醺的日子里。活得如此过瘾，故而字里行间只能是一派乐呵呵的心满意足。不是笑问，就是春风。还有一首《咏柳》，同样有春风吹拂。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剪刀之喻出于裁柳叶的缘故，非但了无杀气，反而将春风衬托得更加栩栩如生。事实上，贺知章潇潇洒洒的一生，庶几就是在春风中度过的。贺知章既是盛唐的人文象征，亦是盛唐诗歌气象的象征。开元天宝年间，是诗的黄金时代，是诗人的天堂乐园。贺知章以其人生、而不是其诗歌，写照了这个年代。
这个年代最负盛名的，当然是李白、杜甫。只是后世只知这两位诗名之盛，却不知他们生逢其时的幸运是如何个幸运。开元天宝盛世，盛在李唐王朝已然成型的科举制取代了早先的门阀制度，使学有所成的士子有了入仕的可能，从而使王朝政治有了活力。皇帝是世袭的，但官员却是选拔的。再加上李唐的科举制偏向士子的文学才华，使社会风气自然而然有了很强烈的人文倾向。李白也罢，杜甫也罢，都很容易交结到志同道合的诗友，其中更是不乏权高位重的朝廷大臣。开元天宝盛世的另外一根支柱，无疑是李隆基那样既有头脑又有性情的开明皇帝，极重诗才。而且，开元天宝之后的诸多继位皇帝，也都受此影响而看重文学，致使诗意风尚始终不曾衰减。此乃寅恪先生所言“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的涵义所在。故而李白、杜甫者，人生历程再坎坷，亦可说是时代宠儿也。天宝元年，李白进宫觐见，玄宗皇帝可是降辇步迎，此后还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这是何等的礼遇？这要放到某某某，恐怕会把头都磕破了。但李白不需要如此惶恐。这不仅因为李白没有那样的奴性，而且也因为玄宗皇帝并非草莽霸主。
笔者在《无厘头李太白》一文中说过，李白是个很无厘头的诗人：“儒不儒，道不道，仙不仙，侠不侠；却又既向往庙堂，又浪迹江湖；既想做剑客，又好行隐逸，还要‘已将书剑许明时’，精力旺盛得不行。尽管事实上，除了写诗极有天赋，其他什么都不像。”笔者在那篇文章中没说的是，李白其实又是个幸运儿。从陇西那么偏僻的地方，到京城闯荡，一路上不是遇见诗友，就是碰上贵人。诗友中没有一个让李白尝过“高标见嫉”的苦头，达官贵人们又争相向皇帝推荐这位心高气傲的陇西少年。最后，在玉真公主和贺知章大人的力荐之下，终得觐见，并且获得极高礼遇，供奉翰林，伴随于皇帝左右。想想初唐当年，王勃也罢，刘希夷也罢，乃至张若虚、陈子昂，哪一个有过这样的幸运？而此后的李商隐、杜牧、韦庄、温庭筠，更是无缘如此幸遇。至于白居易、元稹、韩偓等等，都是靠自己本事一路做官做进朝廷里的。可以说，有唐年代，没有一个诗人像李白这样一步登天。
至于李白没有混迹朝廷的本事，那是另外一回事。这就好比在赌场上，拿了一手好牌，不会打，照样输得精光。李白不仅不会做官，而且还一身的野性。倘若换了杜甫有此幸遇，可能还会应付。来自奉儒守官世家的杜甫，至少知道如何为官；但李白却是天生的野生动物，根本不可能被驯服成家禽。事实上，玄宗皇帝也根本没有闲工夫将李白驯养在宫殿里。但这位皇帝的开明在于，一旦看出李白不是个做官的料子，就恭送出宫。这绝对不是怠慢，而是放生。
经过这么一个起伏，李白理当明白，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但他就是不明白，最后竟然会投到永王李璘幕下，卷入政治斗争，被判流放夜郎。此乃李白极其无厘头之处。倘若要问为什么？解答的密码，是在李白的诗歌里，《侠客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除了写诗的天赋，还有一个爱好是剑术，据说还在剑术上颇有造诣，段位仅次于唐朝首席剑客裴旻，自称是“十五好剑术”。《新唐书·文苑传》还曾说过，李白“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殊不知，李白一生所误，刚好就误在这剑术上。因为写诗是不需要去报效什么人的，但剑术在身，蠢蠢欲动。想干什么？《侠客行》里流露了心迹：渴望着信陵君那样的明主，让他有机会成为朱亥、侯嬴那样的英雄：“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羡慕之情，溢于言表。由此也就可以读解，晚年何以误入政治歧途：误将永王当信陵。
李白年轻时，并非怀诗江湖，而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换句话说，写诗在李白只不过是爱好而已，成为侠客，才是他的人生理想，叫作“已将书剑许明时”。因此，李白会在玄宗狩猎之际，献上《大猎赋》。并非偶然巧合，而是下意识里的功业认领。李白内心深处希望玄宗将他看作朱亥、侯嬴那样的侠客，而不是诗仙。倘若玄宗能让他去暗中诛杀安禄山，李白的人生理想就实现了。可是，玄宗根本不知道李白是个剑术高明的侠客，就算知道也不会让李白去行刺，做那种在玄宗眼里的下三烂勾当。君臣之间，就是这么一个极其微妙的错位，最后导致了李白的错位人生。李白的出宫，在玄宗是放生，但在李白看来，却是不被重用。所以有了《行路难》的感慨，如斯：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此处“停杯投箸不能食”的原因绝对不是诗才得不到赏识，而是“拔剑四顾心茫然”，剑客的夙愿难以如偿。至于“多歧路，今安在”的自问自答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亦即坚信自己以后还有机会了却侠客心愿，此乃以后投奔永王的伏笔。
由此再反观李白进京之前的《蜀道难》，并非难在没有科举机会，而是难在找不到信陵君那样的明主，以致他只能“侧身西望长咨嗟”。由此再读解李白在离京和投奔永王之间写的《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一目了然。《将进酒》与《蜀道难》，同样的乐府歌行，同样的气势磅礴，雷阵雨一般劈头盖脸地泼将下来：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这哪里是诗人之志，当然是侠客之豪气。皇帝那里碰了壁，依然“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服气得很。倘若只是一个诗人，有那么一份殊遇殊荣，已然十分满足。哪来的怨气？无非是玄宗有眼无珠，不识李白有仗剑行侠之夙愿。但他又不敢、当然更是不好意思责怪皇帝，只能悻悻然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因此，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里显得焦灼不安，一会儿“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一会儿又“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矛盾得很，别扭得很。已经“身登青云梯”了，还要“且放白鹿青崖间”。太过折腾自己。
陇西少年的野性，释放到诗行里，便是任性。李白的乐府歌行，好看就好看在任性，好玩也好玩在任性。好看者，气势奔腾；好玩者，一厢情愿式的无厘头折腾。相比之下，李白献给玄宗的《大猎赋》，虽然洋洋洒洒，笔走龙蛇，但毕竟不是直抒胸臆。“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达”，声气是洪亮的，意思是浮夸的。还不如献给玉真公主诗中的那句“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实在。因此，玄宗没当回事，也在情理之中。倘若李白索性将《蜀道难》让玄宗过目，没准就不需要他人举荐了。但即便是《蜀道难》，李白也不曾明言自己的志向究竟是什么。最好的方式是当场舞剑，但李白若有这种进身本事，那就不叫李白，而叫毛遂了。是的，李白根本没有自荐能力，只能靠他人举荐。李白自以为他是个朱亥、侯嬴那样的侠客，其实，骨子里就是个诗人，而已。
不过，李白一旦内心摆脱侠客与诗人的纠葛，旋即就能写出鬼斧神工的杰作。这类作品，以七绝为多，并且以吟咏大自然的最为上乘。比如《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或者《望庐山瀑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辞别之作，以此为最，《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不过，李白最出色的诗作，写在酒与月色之间，即四首《月下独酌》，尤以第一首最为绝妙：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尽管诗中的孤独感并不彻底，但此时此刻却并不聚焦于功名的烦恼，而是试图从月色美酒之间，感触自己，观照自己。剑客也罢，诗名也罢，似乎被人、酒、月的相知相悦消解了。这与其说是孤独的，不如说是身心解放的，或者说是趋于自由的。李白一生为剑客所困，为英雄所困，为报效所困，为功名所困。惟有在这对影成三人之际才得以暂时地解困，从而无心插柳般地给世人留下了一首绝唱。假设让李白自己评说自己的诗作，他肯定不会把这首诗当回事。他可能会让人去读一下《侠客行》，或者吟诵他的乐府歌行《蜀道难》、《行路难》以及《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诸如此类抒发他人生大志的作品。尽管后人读李白读的都是诗，但李白自己看重的不是笔下的诗，而是手中的剑。就此而言，孟浩然不会舞剑，真是幸运。
杜甫虽然性格、诗风与李白迥然有别，但少年时代却也是神童一个，“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并且也像李白一样，好动而顽皮。李白有《少年行》如彼：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少年杜甫的模样如此：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
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差异在于，一个笑入酒肆，一个操练上树。后来入酒肆的那个得了浩荡的皇恩，而上树的那个虽然也得皇恩，但可怜得微不足道。杜甫也曾献赋，也得玄宗赏识，却只是排入集贤院待选行列而已。后来又被肃宗授官左拾遗，却又因同僚之故，触怒龙颜，遭贬。最搞笑的是，天宝六年，杜甫应玄宗招揽天下贤士的“通一艺者”之诏到长安赴试，结果被宰相李林甫玩了个“野无遗贤”的把戏，一个不取。
杜甫没有李白那样的侠客理想，但因家传的奉儒守官，造就了一副儒生人格，并且不是孔丘那么世故的，而是孟轲那么硬邦邦的，说要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李白的榜样是朱亥、侯嬴，杜甫的雄心是“窃比稷与契”，亦即帝尧的农官后稷和司徒阏伯。比起李白的以侠客自居，杜甫的攀比贤臣，自我要求更高，如愿以偿的难度也更大。要成为后稷或阏伯，前提是皇帝也得相应地具有帝尧的高尚。孔丘的理想也不过是梦见周公而已，孟轲出言气势不小，但也只是与君王言义不言利。说实话，能够遇上玄宗那样的明主，已经算是非常幸运了。开元天宝盛世，未必要比帝尧时代贫瘠嘛。倘若说李白的侠客梦不无夸张，那么杜甫的贤臣梦几近疯癫。
在诗歌写作上对自己要求高一点，那是艺术造诣的精益求精，没事；但在政治理想上对自己作出如此标高，不仅让皇帝为难，让同僚尴尬，也跟自己过不去。而且志向如此宏大，故而小官又是绝不肯将就的，“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结果，好不容易混了个左拾遗，还没拾多久呢，就出事了，被贬之后，从此更加颠沛流离。写于天宝十四年的那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只是字面上好看，实际上被这样的理想害得不浅。说杜甫是“傻瓜”，会惹很多杜粉愤怒，但若说杜甫“聪明”却实在不好意思。当年孟轲在君王面前滔滔不绝，是吓唬吓唬人家的，而且亦或是图个话语过瘾，从来没见其为民多做过什么事情。他是叫别人去如何如何，让别人去做别人做不到其实他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不言利者，其实很明白说大话的乐趣，不是一本万利，而是一言万利，当然不是利别人，而是利他自己。后世的傻儒生不懂此中的奥妙，结果把自己的人生白白赔了进去。杜甫不过是那无数傻儒生当中的一个罢了。要不是杜甫写了些传世诗作，被教条葬送掉也就葬送掉了，不会有人在意，不会有人当回事。
贫困飘泊之际，杜甫嘶哑着嗓门唱出的悲怆，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据说历史上有不少读者被这首诗感动得涕泪悲泣，可本笔读了却哭笑不得。穷到这个地步，竟然还作稷契之言，还演孟轲之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既然如此，那又在意什么南村群童“公然抱茅入竹去”呢？几根茅草都如此，真有广厦能“大庇天下寒士”么？可能也正因为穷得叮当响，所以才会说那样的话。儒生的豪言壮语是难以当真的。杜诗的高调也不能当真。更何况又是那么的失态。王勃有说“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有志于稷契的杜工部，怎么就弄成了“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的一副狼狈相了呢？这可能是杜工部最失态的一篇歌行。不管被后人读成什么经典，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同情他人是容易的，“三吏三别”写得掷地有声；但同情自己却是困难的，因为杜工部始终没有弄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始终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倘若认定朝廷昏庸，官场腐败，那么索性自食其力，像陶潜那样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倘若真有志于为官，并且是为民造福之官，那么不妨学学张九龄，铺条道路之类，也是回事。就算准备混迹官场，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也可以学学贺知章，快快乐乐地喝酒，不会为自己成不了稷或契而焦虑而揪心。可见，所谓理想，有时就是毒药。理想，理想，世上多少恶行假汝之名横行！
由此可见，当年杜甫与李白的相聚甚欢，有道是“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或许是两个疯子的同病相怜。一个要成为惊世骇俗的侠客，一个要成为万古流芳的贤臣；而写诗，其实只是他们的业余爱好而已。假如连这都弄不明白，那么他们两个的诗真是白读了。从历史上读书人有关李白、杜甫的定论定评来看，这种白读的可能是存在的。
所谓的“诗言志”，诗只是言志的工具，“志”才是诗人的目标。李白、杜甫两位诗歌天才，骨子里都以诗为矢，以志为的。因此，要读明白这两位的诗歌，理当从的、亦即他们的“志”读起。然后再及其矢，亦即他们的诗作本身。就其志而言，李白志在侠客，因此就算难以实现，也比较适合混迹江湖。但杜甫的情形截然不同，志在贤臣，惟有在庙堂里才可能兑现。因此，杜甫的颠沛流离显然要窘迫得多。换句话说，杜甫对庙堂的依赖，要远远超过李白。正是因为这样的依赖，才有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
四镇富精锐，摧锋皆绝伦。
还闻献士卒，足以静风尘。
老马夜知道，苍鹰饥著人。
临危经久战，用急始如神。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
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
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
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
也有了如此这般的欣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从这些诗作中，根本看不出他曾经有过稷契之志，不过一个非常依赖朝廷官府的普通老百姓而已。所谓儒生理想，其实是一种幻觉。实在的杜甫，是“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杜甫，是颂扬官兵“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的杜甫。倘若说，孟浩然的朴实，是朴实在“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那么杜甫的朴实，便是朴实在这种小民视角。杜甫愤愤不平地有言：“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殊不知，正因无家可别才得知世道真相。杜甫虽然家小俱全，但长年的流离也让他体味到了一无所有般的落魄，或者说将他从稷契之志的云端，抛落到了几近“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的境地。正是这样的人生低处，才使杜甫写出了“三吏三别”。其中，最凄婉的当数《新婚别》，最悲切的当数《垂老别》，最深刻并且最具有自我感慨意味的，无疑是《无家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侧重于战乱世相的描述。倘若从“三吏三别”反观杜甫此前所写的《丽人行》、《兵车行》，那么与其说是其朴实的一以贯之，不如说那二行凸显了杜甫的孟轲式民本立场，并且还杂有女祸的传统之见，所谓“炙手可热势绝伦”，或者“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是也。这种民本立场的另外一个侧面，当然是忠君观念。尽管“三千宠爱在一身”不是被爱者的过失，而是爱者的痴迷，要责怪也该责怪皇帝才是，何以拿皇帝的所爱来说事呢？但儒生立场就在于皇帝是不能责怪的，要怪就怪皇帝周围的人，男的叫奸臣，女的叫妖精。马嵬兵变，他虽然不在现场，但其立场肯定会认同那些要求处死杨玉环的将士。国难当头，拿女人说事、拿女人抵罪，是儒生式的“光荣传统”。杜诗在《丽人行》、《兵车行》中的慷慨激昂，不过是这种传统中的一部分。可见，稷契之志虽然高耸入云，但说穿了不过就是这种以忠君为核心的民本立场。一方面痛心疾首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方面又真心诚意于“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杜甫的乐府歌行与李白的乐府歌行一样，都是煌煌言志之作。其间不乏佳句，可敬而不可爱。个人比较偏爱的是杜甫所擅长的五律七律。比如《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仿佛是很不经意地随笔一挥，便将一场春雨写得栩栩如生。“潜入夜”的“潜”字，用得极好，致使“润物细无声”水到渠成。“花重锦官城”的“重”字，也是绝妙，满城繁花皆随“重”字而出。并且，此处不言春雨，胜言春雨。
再如《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前面四句，字字珠玑。杜诗炼字造句的精湛，于此可见一斑。李白的诗才是不拘一格，杜甫的功力却是字斟句酌，无一字虚弱苍白，无一句草率夸张。如此的严谨也同样体现于其七律诗，比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此间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可谓绝联。对仗工整，平仄有致，画面清晰，水木清秋，无法想象还有更为出色的诗句能出其右。登高登楼之作能够写到这种境地，已然登峰造极。想来可以与此般配的七律，也就是崔颢的《登黄鹤楼》了：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两首诗可谓七律双璧。那边厢，无边落木是树叶的飘零，故而萧萧；不尽长江是水的流动，故而滚滚。这边厢乃是光线明暗的美丽，光照下的河流和树木，谓之历历；遮着阳光的芳草和岛渚，谓之萋萋。前者结句道出诗人的潦倒，后者结句倾诉诗人的乡愁。彼此的潦倒与乡愁，又因各自的登高望远而放逐到大自然中去了，在草木流水中黯然消散，从而使悲伤和忧愁有如江水长流，又如草木生长，互相融为一体，在天地之间，徘徊徜徉。
据说，乡愁沉暮的崔颢终老在异乡，而空怀稷契之志的杜甫，在一条小船上去世，终年不到六十。不知他最终有没有真的“生逢尧舜君”？应该没有。后来封他左拾遗然后又贬谪他的那位肃宗皇帝，不要说尧舜，就连其父亲唐玄宗都远远及不上。但这不重要，能够被人记住的皇帝太少太少，但诸多杜诗绝唱，却会永永远远脍炙人口。倘若杜甫生前有知，就不必“致君尧舜上”了，专心写诗就行了。
三 中唐：元白主流，柳刘双璧，李贺最耀眼
以李白、杜甫为标记的盛唐气象过后，便是以元、白为主角的中唐诗风。当时的文坛领袖人物如韩愈，不过是个引子罢了。值得一提的是，与韩愈相近的柳宗元，与元、白交好的刘禹锡。最为光彩夺目的，数李贺。
初唐诗人热衷政治，投身政治。盛唐诗人有志于政治，然熟谙政治且能够在庙堂里安身立命的却很少，可以屈指数出来的恐怕也就是王维、张九龄、贺知章而已。李白、杜甫、孟浩然都是有心无力，或者说是志大才疏，尽管他们对仕途抱有各各不同的幻想。及至中唐，诗人对政治的热情明显减弱。诗人们尽管依然看重仕途，也很想在庙堂里有一立足之地，但他们的抱负却从政治理想转向了文学主张，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韩愈的“文以明道”以及相应的古文运动，更为突出的是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以及相应的、与元稹共同提倡的新乐府运动。
有关韩退之的评介，当数以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的这几句话最为著名：“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可能是苏轼比“大江东去”更为夸张的言辞，没有之一。韩退之倡言古文运动，固然纠正两晋以降那无文不骈的偏颇，但根本谈不上“文起八代之衰”。虽然汉末士子皆不以文章立身，而以政治事功著称于世，但也有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彰显文思才情；魏晋南北朝有向秀《思旧赋》，陶潜《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孔稚珪《北山移文》，王羲之《兰亭集序》；初唐有王勃《滕王阁序》，魏徵《谏太宗十思疏》，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乃至开元天宝年间，尚有李华《吊古战场文》，李白《与韩荆州书》。上述诸文，无论文意、文气、文笔、文采，皆为韩或者苏所不逮，何来八代之衰？韩可有李华如此悲悯么：“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韩可有骆宾王的如此气概么：“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韩可有陶潜的如此境界么：“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苏可及李白的如此雄阔豪放么：“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苏可及王勃的如此文采么：“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或者：“勃，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王勃的一介书生也罢，李白的心雄万夫也罢，都是韩愈乃至苏轼远远及不上的气度。哪来的八代之衰！
有汉一代，散骈并行，司马迁《史记》文采，并不掩没司马相如的骈赋之绚丽。两晋以降，骈文过盛，以重古文纠之是有必要的，但并不存在前人皆衰、惟韩独大的景况。至于“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更是离谱。天下之溺，无关乎儒道失落。汉末儒道之盛，为历代王朝无出其右，结果留给后世的只是一个党锢悲剧而已。再说，韩倘若真的忠君，理当尊重唐宪宗的敬佛礼佛，而不是以儒道威慑之。宪宗之怒虽然事出有因，但最终也并没有将韩置于死地，事过之后，又依然将韩调回长安委以重任。君臣之间，孰明孰暗，一目了然。苏轼乱打个什么抱不平呢？
本笔曾在《妄人韩退之》中有说，儒史上先后有过董仲舒、韩退之、朱文公以及康南海四大妄人。其中，“韩退之在四大妄人当中是程度最轻的一个，虽然离谱，但危害不大。原因在于其智不高，其心也小。”韩的智商，不要说比之于嵇康、陶潜，或者李密、魏徵，即便比之于王维、贺知章，都要相差一大截。一千多年来，之所以被力捧，无非是捍卫儒道有功，诚如罗贯中编辑的《隋唐两朝志传》里杨慎所言：“韩愈佛骨一表，忠谅有余，功齐孟子而力倍。”其实，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的力灌孔孟教义之猛之烈，并不输给韩愈。相比之下，苏轼没头没脑的盛赞，乃不知就里之言，就像在“大江东去”中懵懂于史一样。杨慎才是个明白人，并且看出了韩的价值所在。
韩退之在《原道》、《师说》诸文中的思想，是不值一提的。儒生向来以偏见和夸张见长，韩的夸张前不及董仲舒，后不及朱文公，偏见倒是与孟轲有一拼，所以杨慎会说“功齐孟子而力倍”。孟只是把杨、墨归于禽兽之流，韩敢于朝着皇帝谤佛诋佛，愣头青得很。这并非韩真的勇夺三军之帅，而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无知无畏。韩并非不怕死，在华山顶上曾经被险峻之高吓得失声痛哭，写了遗书等死，从而留下“退之投书”的笑柄。倘若说韩有不怕死的时候，那么就是在他与权力合为一体的当口，比如身负朝廷重命前往镇州平定兵变，勇气百倍。或者在潮州刺史任上，以父母官的身份写下《祭鳄鱼文》与鳄鱼对话，要鳄鱼服从管辖的大义凛然。当然，韩最不怕死的是，为了纵欲而服丹以致中毒身亡。
倘若从喜剧的角度观察韩退之，会发现这是个很好笑也很好玩的人物。要而言之，那是心性与头脑的纠葛，一方面是颇有人情味的心性，一方面是为儒家教义所苦的头脑。韩文较多源自头脑的自以为是，韩诗则兼具两者。
若从心性与头脑纠葛来讲解韩诗，后世有关韩诗的众说纷纭，便可一目了然。北宋沈括有言：“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南宋张戒在《岁寒堂诗话》有说：“韩退之诗，爱憎相半。爱者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不爱者以为退之于诗本无所得。”清代刘熙载《艺概》则指出：“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
上述众说，数刘熙载所言最有见地。韩诗确实可分两大类，一类是“约六经之旨而成文”，一类是“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前一类诸如《元和圣德诗》、《琴操十首》、《归彭城》、《驽骥》、《南山诗》等，后一类诸如《谢自然诗》、《秋怀诗十一首》、《暮行河堤上》、《盆池五首》、《游城南十六首》、《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韩诗大致上效仿老杜诗，所谓“爱者以为虽杜子美亦不及”，应该是韩的脑残粉之言。韩的诗才不知比杜甫差多少，那堂而皇之的《元和圣德诗》比之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如干草之于青苖。刘熙载的分类是恰当的，但其概括却不够简约。事实上，两类韩诗，一类是言志诗，一类是抒怀诗。言志所言者，儒教儒道也；抒怀所怀者，心性情致也。而这两类韩诗，全都远远及不上杜甫。同样是对战争的感叹，杜甫的“三吏三别”岂是韩的《归彭城》一类的诗作能望其项背的？同样是心性的抒发或情致的寄托，韩诗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哪里及得上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同样写春雨，在韩不过是“廉纤晚雨不能晴，池岸草间蚯蚓鸣”，惟有杜甫才能够抵达“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高妙。可见，沈括说韩诗“终不是诗”虽然极言，但也不见得如何唐突。韩一会儿怕死怕得要命，一会儿又大义凛然得令人吃惊，既有上谏皇帝迎佛骨之举，又有服丹身亡之迹。好玩是很好玩，但要说有什么诗意，却实在是无从说起。本笔以为，诸多韩诗之中最具代表意味的，应该是遭贬之际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说是悲剧吧，却看不出有什么悲壮之意。倘若他认定那封朝奏是正义的，符合天道的，那就理当显示百折不回的勇气，而不是可怜兮兮的“九重天”、“路八千”、“家何在”、“马不前”。最好笑的是，遭贬之后，了无死谏的勇气，却要装模作样地嚷嚷准备一死：“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的儒生头脑、七情六欲、或者借刘熙载的说法叫作“六经之旨”、“感激怨怼”，全都在这首诗里表达得淋漓尽致。再借用一下韩诗来形容这首韩诗，真正叫作：“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本笔总结：韩子本无才，权作大雪飞。
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莫名成了古文运动的先驱，然后又莫名被后世一再称颂不已，以致被另一个文坛领袖夸张成了“文起八代之衰”甚至“勇夺三军之帅”。而古文运动的历程，又刚好就是从韩愈到苏轼。除了柳宗元之外，八大家散文，大都官气太重，心胸有限，空泛自恋，格局逼仄。就文章的审美品质而言，既比不上魏晋南北朝，又比不上初唐盛唐年间。且不说其他，仅以其气度论之，韩愈也罢苏轼也罢，皆远远及不上李华的“苍苍蒸民”或者李白的“心雄万夫”。倘若没有儒家意识形态之助，韩愈不过是在无文不骈的风气下、回归汉代古文写作的始作俑者而已。至于其文其诗是否超越前人，当然可以众说纷纭，但不应该水涨船高。因为作俑，就一定超越，是根本不成立的。
被后世士子认作与韩愈比肩而立的柳宗元，无论其性情其抱负其处世皆与韩子大相径庭。同样来自官宦家庭，柳宗元显然要比韩愈实在多了。不仅在庙堂的施展抱负实在，而且为人处世也实在，吟诗作文更实在，了无诸如投书、服丹之类的好笑言行，也不作大而无当的《原道》、《师说》之论。身世沉浮与屈子相近，故而《沧浪诗话》的作者严羽赞誉柳子：“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
有唐一代，官场失意者并不在少数，何以严羽偏偏独钟柳子？须知，杜牧有说李贺诗作“盖《骚》之苗裔”，而严羽却断言“惟柳子厚深得《骚》学”。两说似乎相背。细想之下，杜牧说李贺者，侧重其诗才；严羽说子厚者，偏重于气质。李贺诗才直追屈子，子厚品性恍如灵均。
柳宗元作为王叔文政治集团、后世称作“二王八司马”的要角，官场跌宕，在所难免。关键是如何面对？柳宗元没有韩退之那种装腔作势的要死要活，顾影自怜的唉声叹气，而是直面贬谪，如如不动，颇有士可贬而不可屈的气度。有《笼鹰词》为证：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
云披雾裂虹蜺断，霹雳掣电捎平冈。
砉然劲翮翦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
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
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
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
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
此乃柳宗元的自画像。没有“家何在”、“马不前”之类的怨怼之辞，全然是“飞严霜”、“捎平冈”、“翦荆棘”、“腾苍茫”的雄劲。
柳宗元不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其散文擅以小见大，洞幽烛微。就文章而言，唐宋八大家以苏轼的《赤壁赋》为最；然就文章所呈现的气质或者人格的峻峭而言，首推柳子厚。《永州八记》于小丘小潭小城之间，引出一番含蓄隽永的遐思：
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景不大、话也不大，但寓意却既不小亦不浅。似乎是同样的以文明道，但在韩退之想明的是连自己都弄不清楚的儒道，而在柳宗元所明的却是朴素而坚实的为人处世之道。因此，柳子会在《天说》中直截了当地反驳韩的天之说：“子而信子之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这与其说是理念的有异，不如说是为人处世的泾渭分明。
相对于韩退之的“浮云柳絮无根蒂”，柳宗元是“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倘若硬要说两者皆儒，那么韩退之者儒，董仲舒之儒也；子厚者儒，陈蕃、杜密之儒也。严羽说柳子深得《骚》学是说到点子上的，但倘若以汉末党锢士子相类，可能更为确切。
也惟有从这样的气度上，才能够领略柳诗的精彩。尤其是《早梅》里的“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更不用说那首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诗为心声。正如韩退之无法在诗作中掩饰自己一样，柳宗元在诗作中也无法不流露自己内心深处的孤傲。这已经不能用官场失意可以解说了，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命品质。或者说，正是这种品质，注定了柳子不可能在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庙堂里春风得意。同时，也证明了柳宗元不可能像韩退之那么荒唐、那么搞笑。后世将韩捧得天高，非但不能证明韩伟大，反而证明了后世的士子士风一代比一代更为堕落。儒家四妄的高耸入云，都是士子和世人的堕落标记。
杜牧说李贺诗作乃“《骚》之苗裔”，从诗风上说是成立的。倘若要从诗意上说，显然不及说柳宗元“深得《骚》学”更为确切。李贺的牢骚只是仕途失意而已，并非像柳子厚那样卷入庙堂政治的遭贬。柳子的孤傲颇有汉末士子的耿介，而李贺的傲气里却下意识地含有“唐诸王孙李长吉”的家世标榜，尽管其家道早已中落得不成模样，仅一县令之子，全家长守昌谷度日。
李贺的耀眼，是耀眼在其不世出的才华上。同样的牢骚满腹，在李白是《将进酒》里那样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在李贺却是《致酒行》这般的曲尽其妙：
零落栖迟一杯酒，主人奉觞客长寿。
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
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空将笺上两行书，直犯龙颜请恩泽。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
全篇诗意，跌宕起伏，一断，“家人折断门前柳”；一闻，“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一白，“雄鸡一声天下白”。先以杯酒诉说穷愁潦倒，接着借典主父不归抒发不得朝廷重用的郁闷；然后再以马周的无人识得至终得垂青，反衬自己如何的有志难酬；最后以迷魂不招说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负气话来：“雄鸡一声天下白。”说完之后，幽幽然地长叹：“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古往今来，把牢骚发得如此漂亮的，大概除了屈原就数李贺了。虽然就牢骚本身而言，李贺的郁郁不得志，不要说比之于屈原，即便比之于柳宗元，也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真可谓是，诗才的光芒掩去了牢骚的大小。正如骆宾王为一场无谓的宣战写了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檄文，李贺为一己小小的失意写了一首足以让李白搁笔的《致酒行》。
李贺诗才虽然没有惊到李白，却着实吓着了韩愈、皇甫湜。这里指的是，李贺的《高轩过》：
韩员外愈、皇甫侍御湜见过因而命作
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
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
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
二十八宿罗心胸，元精耿耿贯当中。
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
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
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
少年天才，信笔由缰，处处皆神来之笔，中唐诗才，无出其右。李贺另一首名作《雁门太守行》亦如是：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此作像极了当年的王昌龄，且不似昌龄，胜似昌龄，要说单纯，更为单纯；要说青春，更为青春。即便是激情也更胜一筹，字字铿锵。李贺诗才如斯，令中唐诸多诗家失色。不说其他，远比韩愈更有诗才的韦应物，便难望李贺项背。韦应物有得意之作《西塞山》：
势从千里奔，直入江中断。
岚横秋塞雄，地束惊流满。
景象不可谓不壮观，遣词造句不可谓不考究，“势从”、“直入”、“岚横”、“地束”，皆见匠心。然李贺只消一联“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便令韦诗之景之词黯然。《西塞山》过于实描，整首诗被塞得满满的，了无想象空间。而李贺仅以“衰兰”、“咸阳道”便已将景物赫然点出，接着茫茫然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将实景一下子拓了开去，从而拓出了无边无际的空灵感。天才与凡夫间的差异，于此一目了然。按说，韦应物的《滁州西涧》，算得是出色的了：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但怎抵得过李贺的《出城寄权璩、杨敬之》：
草暖云昏万里春，宫花拂面送行人。
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
一者将春天写得幽深孤空，一者将春天写得暖昏交集，更以宫花、人面对应于剑飞、还车，外加病身，层次丰富，情愫迭变。韦诗此处精致是精致了，但格局却逼仄得很。李贺此作看上去忧郁，却气宇轩昂。毕竟宗室王孙，再穷愁潦倒，贵族气度不减。相比之下，当年“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的轻浮子弟，即便学好了，长进了，视野依然有限，能够写出“野渡无人舟自横”已经算是超常发挥了。但这样的诗句，在李贺可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般地随意挥洒，并且还可以找出与“野渡无人舟自横”对称的妙句，“空山凝云颓不流”，与之匹配。此句出自李贺的另一首名作《李凭箜篌引》：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
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
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太瑰丽了！如此才华，有唐一代，惟有王勃、刘希夷、李白、李商隐四子可及。
中唐诗家之中，不乏才华横溢，与韦应物《滁州西涧》不相上下的，尚有张继的《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此处“夜半钟声到客船”似乎要比“野渡无人舟自横”更加空灵一些，但就是比不上“空山凝云颓不流”那么的极致。三者之间，“野渡无人”是实见，“夜半钟声”掺有了想象，而“空山凝云”全然凌空虚蹈。才力的高下，有时就在于耳闻目睹之间，或之外。
李贺诗才的如此标高，让中唐其他诗人几乎无法写诗，所谓“郊寒岛瘦”，可能就是这种窘况的写照。“郊寒”的本意是指孟郊诗作大都关注民间疾苦，但倘若看作孟郊诗才平平之喻，也不算离谱。诸如《寒地百姓吟》之类的疾苦诗，大致上重复了杜甫的“三吏三别”，当然不及杜甫那么自然流畅。孟郊的传世之作是《游子吟》，因为家常，朴实人情。“密密缝”对“迟迟归”，细腻隽永。但《结爱》一诗中的“心心复心心”，却显然是出自《木兰辞》的“唧唧复唧唧”，无多创意。贾岛以“推敲”著称，其诗作也因为过于推敲而弄得刻意雕琢。仅仅“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一联，便“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也未免太没出息。贾岛的性喜孤独并不假，但诗中的孤影总是显得不无做作。“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敲”字固然比“推”字好，但“鸟宿”与“僧敲”互为对照，安静是有的，孤独却无从说起。既然是题人家的幽居之作，需要突出的与其说是安静不如说是孤独。“郊寒岛瘦”两人，其人生都比其诗作更有诗意。倘若两人都不写诗，只让人生诗意盎然，倒也不失为精彩。诗的诗意，应当是像水一般流出来的，而不是煞费苦心地推敲出来的。
中唐最为传世的诗人是白居易、元稹。两人的成功在于另辟蹊径，在乐府诗上动足脑筋，开辟了新乐府的新路向，特色是浅白通俗。世称元白新乐府运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阐说道：“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说可以诗“补察时政”，以歌“泄导人情”。在《新乐府序》里，白居易又对诗歌写作提出具体要求诸如“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等等。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曾如此解读道：“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诗，则新乐府之体，实为摹拟杜公乐府之作品，自可无疑也。”这是成立的。元白新乐府诗确实是杜甫《丽人行》、《兵车行》等等乐府歌行的发扬光大，而且其宗旨也相类。杜甫有忠君观念，白居易亦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声明：诗歌“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运动影响不小，可以列出的诗人名单，除了元白两位，中唐尚有李绅、张籍、王建，晚唐亦有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然而，就诗作本身的影响而言，无疑首推白居易的《琵琶行》、《卖炭翁》、《秦中吟》之类，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之类。与白居易的《长恨歌》相应，元稹有《连昌宫词》。白居易与元稹的诗友关系之深厚，远远超过李白与杜甫。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有言如斯：“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杜甫只是没完没了地思念李白而已，但这在白居易与元稹，是相戒、相勉、相慰、相娱的亲密无间。
元白的成就当然在于各自的新乐府名作，但他们的诗才却可见诸各自的律绝。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此作虽然比不得杜甫《登高》、崔颢《黄鹤楼》，但也已颇具功力，将西湖写得玲珑剔透，诗心晶莹。与白居易的如此状景功夫相应，元稹的过人之处在于诉情。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是元稹悼念亡妻的《遣悲怀》三首之二。首联是一腔悲切，扑面而来。颔联、颈联转入日常细节，睹物思人且见婢思旧。尾联乃一声长叹，将悲情散发开去，引出一句千古绝句：“贫贱夫妻百事哀。”倘若说白乐天是位趣人，那么元微之则是个情种。此悲之切，后世宋词之中能够与此相类者，恐怕也就是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了。或者说，在“贫贱夫妻百事哀”之后，正好可以跟上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
大凡姓名会含有性格或者命运的信息。白乐天的“乐天”可以从其组诗《对酒》五首中窥见，元微之的“微之”可以从其另一组悼念亡妻的《离思》五首中领略。先看白乐天的《对酒》五首之二：
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
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
白乐天早年也颇有耿直性子，在庙堂里口无遮拦。当年的贬谪江州，便是秉性直言之祸。但他确实很乐天，或者说很想得开，从而悟出人间是非，不过是蜗牛角上的小事一桩，人生在世犹如石击火光闪过。当然，乐天如此通达之际，好友微之却正在苦苦思念中打转如是：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爱得深切，说得决绝。元白二人，乐天一生阅女无数，却从来难曾像元微之爱过痛过。相反，元微之一生三段爱情，每一段都以悲剧告终。乐天在女人堆里不过图个欢乐而已，微之却在爱情面前一次次撞得头破血流。第一次爱情因为门第缘故，忍痛割爱。后世对此颇有始乱终弃的非议。应该说，非议没错，但微之的选择也有其选择的合理性，虽然不合情，但合理。所谓合理，是合当时的风气之理。因为当时要进身庙堂，婚姻是绕不过去的一个门槛。元微之选择了京城高官韦夏卿爱女，此前白乐天也同样娶京兆尹杨虞卿之妹为妻。但这并非是元微之负心之举，此后尚有《莺莺传》为证。可叹的只是，后人不知悲剧之痛，擅将劳燕分飞改作奉旨成婚。《西厢记》在立意上完全曲解了《莺莺传》。当然，此乃后话，略过不表。
元微之的第三段情洒落在著名才女薛涛身上。从大家闺秀到风尘女子的身世已然令人唏嘘，但薛涛的才华更令人惊叹。当年曾因《谒巫山庙》一诗令中书令韦皋拍案叫绝，又曾因《十离诗》软化过韦皋打发她的心肠。这是《谒巫山庙》：
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
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长。
此作即便让白乐天读了，也会震撼不已。不仅惊其诗才而且叹其一语中的：王朝世界里的权男莫不如是。
这是《十离诗》之六，《珠离掌》：
皎洁圆明内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宫。
只缘一点玷相秽，不得终宵在掌中。
先是一番晶莹的明珠形象，然后是一声哀婉的娇嗔，人家不过有点小小的过失，就被你断然遗弃。那韦皋读了怎能不柔肠百转？更不用说，前面之四《鹦鹉离笼》已经认错在先：
陇西独自一孤身，飞去飞来上锦茵。
都缘出语无方便，不得笼中再唤人。
元稹遇上如此才情并茂之女，情不自禁是当然的。尽管对方已是人到中年，但那样的风韵，举世罕见。这场姐弟恋最后虽然以天各一方收场，但也留下了永世长存的印记。一者是薛涛热恋元微之时写下的《池上双鸟》：
双栖绿池上，朝暮共飞还。
更忆将雏日，同心莲叶间。
一者是彼此分离后薛涛的思念之作，《春望词》四首：
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
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
揽草结同心，将以遗知音。
春愁正断绝，春鸟复哀吟。
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
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
那堪花满枝，翻作两相思。
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
此作宛如一个异常美丽的句号，缀入在繁星点点的夜空里。在竞相言志的唐诗丛中，此作犹如一声哀叹，化作一道流星，闪亮划过。在这样的才情面前，元稹显得很轻很轻，连《莺莺传》也轻浅。可能正是这样的轻浅，使微之的《连昌宫词》让人读来感觉平淡无奇。
即便是白乐天的《长恨歌》，都过于旁观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仅止于容貌罢了，“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更是将李隆基的专情给写反了。“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用笔相当冷酷，“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突出的竟然是李隆基的窝囊，而不是被太子幕后主持的兵变所威逼的愤怒和无奈。“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依然聚焦于容貌而不是气质，白乐天似乎除了女人的容颜，就不知道还有其他吸引多情男子如李隆基者之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算是写出了海誓山盟之语，但结语“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却与其说是怜悯，不如说是幸灾乐祸。一曲《长恨歌》流畅得像一道山坡上的溪流，世人只知水流得畅快，而不知这其实是一个不知爱情为何物的诗人写了一出爱情悲剧。
《琵琶行》里的江州司马总算有了遭贬的切肤之痛，所以会有“青衫湿”之语。但白乐天“湿”过之后，很快就在西湖边擦干泪水，寻欢作乐去了：“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晚年更是“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左顾短红袖，右命小青娥”，“小奴捶我足，小婢捶我背”，快乐得不行。如此乐不可支，令人想起杜秋娘的《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玩吧，使劲玩吧，少年时玩，老年时更加玩，只要老爷快乐就行。至于白乐天那首《卖炭翁》，可能是快乐之余的良心发现所致：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杜甫的“三吏三别”，总算香火有继。更有元微之唱和般的《织妇词》推波助澜：
织妇何太忙，蚕经三卧行欲老。
蚕神女圣早成丝，今年丝税抽征早。
早征非是官人恶，去岁官家事戎索。
征人战苦束刀疮，主将勋高换罗幕。
缫丝织帛犹努力，变缉撩机苦难织。
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
檐前袅袅游丝上，上有蜘蛛巧来往。
羡他虫豸解缘天，能向虚空织罗网。
元稹尚有《田家词》相侪，但写得比较粗糙，不及描述织妇从容有致。不过，无论是白乐天的《卖炭翁》，还是元微之的《织妇词》，虽然于底层劳苦大众一掬同情之泪，但毕竟只是旁观而已，并非切肤之痛。用现代话语形容，仅止于政治正确，很难说是肺腑之言。诗言者，心声也，而心声只能是个人的，不可能是群体的。将心声系于群体，都有作秀嫌疑。政治人物通常是抱抱儿童以示关爱，古代诗人便是煞有介事于弱势群体。说得彻底点就是，开心的时候是“美景良辰，赏心乐事”，不开心的时候就唱一曲“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至于元微之，有工夫吟诵“织妇何太忙”，还不如认认真真给苦苦思念他的情人写封回信来得实在。情，有真有假，有深有浅。思念亡妻之情，无疑是既真且深。但写织妇田家之忙之苦，或者写卖炭翁之寒，其情究竟有多真有多深，也只有天知地知、元微之或者白乐天自己知了。杜甫的乐府诗，因为有稷契之志填底，即便偶尔有些夸张，但骨子里的真诚，一目了然。乐天、微之的新乐府，虽然力求真切，却越读越觉得虚假。不仅情感的真挚可以存疑，即便是对历史的叙述也让人疑窦丛生。唐玄宗遭遇的马嵬兵变，真的有如《长恨歌》说得那么简单么？杨玉环真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么？乐天乐天，苍天真的有那么快乐么？
要说中唐的快乐诗人，其实并非白乐天，而是刘梦得。不管是梦中得到的快乐、还是天性禀赋的快乐，刘禹锡的诗歌，很少发悲切声作悲切状。同样的遭贬过后，柳宗元是“独钓寒江雪”，刘禹锡却在《再游玄都观》呵呵一笑：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说起来，梦得也是乐天挚友。彼此性格似乎是同样的开朗，但乐天的快乐通常是快乐在欲望的得以满足，而梦得的快乐却往往快乐在性情的得以陶冶。比如这首《堤上行》之二：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
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
刚刚桃情竹怨过后，旋即便是流水明月，开朗豁达。哪怕事涉爱情，也宛如三月春光的明媚，比如这首《竹枝词》其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把世间男女情爱写得如此明媚者，有唐一代，惟刘梦得耳。同样是旁观，白乐天的《长恨歌》写得庸常俗气，而刘梦得这首《竹枝词》却天然清丽。诗风的明媚，源自心胸的畅亮。在坎坷的遭际面前，柳宗元作不平之鸣，刘禹锡却不过戏谑而已，如《百舌吟》，或《聚蚊谣》。
倘若说，柳宗元有嵇康之气度，那么刘禹锡乃阮籍之苗裔。事实上，刘禹锡确实仿效阮籍《咏怀》写有《学阮公体》三首，此处摘选之二：
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
出门有远道，平野多层阴。
灭没驰绝塞，振迅拂华林。
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
比之柳宗元《笼鹰词》的峻峭，刘禹锡此作呈现的是豁达。不管是“朔风悲”，或是“秋霜动”，依然是“有远道”，依然要“拂华林”。此乃梦得“信道不从时”、“忧国不谋身”之谓也。明镜无尘。一如其《陋室铭》所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也正是因为梦得心胸有如无尘之镜，故而能够了悟“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人间沧桑，能够看破“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的历史无常。
倘若说中唐诗人以元白为主流，那么必须补充的是，以柳刘为双璧。白是乐天派，元是情种身。柳以寒江蓑笠之绝，遗世独立；刘以陋室德馨之悟，笑傲庙堂。
四 晚唐：明星辈出，并非余响
一部唐诗，晚唐并非余响，而是明星辈出。前有杜牧，后有温庭筠、李商隐、韩偓，韦庄殿后，算是收官。一个比一个亮丽。
与李商隐齐名的杜牧，官宦世家，自称：“北阙南山是故乡，两枝仙桂一时芳。”两枝仙桂可能是暗喻其宰相祖父和二十六岁中了进士的杜牧本人。无奈寺院僧人不知杜牧何方神仙，弄得杜子极其扫兴，悻悻然题诗如斯：“休公都不知名姓，始觉禅门气味长。”狂傲得很。杜子仕途，无多坎坷，因此笔下也没什么沧桑感。一生诗赋，两大主题：一是感慨江山，一是唏嘘女人。别看杜子下笔狂傲，骨子里却是无知填底。既不懂天下兴亡之奥义，又茫然于女人之辛酸。
杜子最有名的感叹兴亡之作，无疑是《阿房宫赋》。此赋居高临下，文采飞扬，端的是将亭台楼阁尽收眼底。其实，不过是抨击“秦爱纷奢”的政治正确文章。按照杜子的观点，秦皇是因为纷奢才导致了如此下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最后，得出结论如斯：“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有道是：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秦亡的原因，纷奢只占很小的比重。倘若能够假设秦皇只要不纷奢就可以千秋万代，那也太搞笑了。所谓纷奢者，用今人今语言之，腐败也。若要考察秦亡原因，制度造成的独裁比纷奢更重要。更为深层的原因，当然是支撑秦制和暴政的商鞅军国主义以及韩非、李斯的权术帝王术。当然，非要杜子明白这类道理，不免有苛求之嫌。想要指出的只是，杜子的“不暇自哀”之说，是相对肤浅的。就算此说意在劝谏当朝皇帝，也是站不住脚的。
晚唐的政治危机主要在于王室相残、宦官弄权。顺宗猝死，宪宗遇害，都与此有关。这类权斗，通常为王朝政治在所难免，与当朝风气的纷奢与否，关系不大。但诗人也罢，后世的清流也罢，都喜欢做道德文章，将王朝衰败归结于道德风尚如何败坏。一如后世陈寅恪先生认为唐朝重文才的科举之盛，“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而这，刚好就是杜子在《感怀诗》中所说的：“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杜子《感怀诗》从唐初说起，总结唐朝政治的经验教训所在，其大致见解，与《阿房宫赋》如出一辙。这类赋，这类感怀，说得好听点是伤史忧时，说得难听点就是说说风凉话而已。这就好比看着邻家败落，然后幽幽然地告诉世人，这都是这家人自找的，怨不得别人。
一般说来，大凡王朝盛世都会因为繁华而导致所谓的纷奢，或者说风流绮靡。这与其说是政治败象，不如说是经济文化兴盛的标记所在。唐朝有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气象，西方有古罗马的繁花似锦，又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城邦景观，现代西方更是有十八世纪的巴黎、二十世纪的纽约。这都不是耻辱的象征，而是光荣和梦想的历史地标。政治理当在政治层面上谈论，而不能动辄归结为道德因素。在道德层面上考究政治乃中国儒家哲学的历史文化盲点。杜子未能免俗。再说了，杜子在谴责绮靡的同时，自己也活得绮靡得很。
盛唐诗家杜甫虽然也持同样的政治正确立场，但从来不把政治和女人混为一谈。杜子的俗气在于，就是喜欢在谈论政治的时候，掺入女人元素：或者是遐想式的，或者是评议式的，甚至更甚状的。《赤壁》属于第一类遐想：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凭吊三国赤壁，竟然以深锁二乔作结。真不知杜子遐想历史遐想到哪里去了。更让人不以为然的是，从这首凭吊历史的诗作中，看不出诗人有什么不同凡响的史论史见。同为晚唐诗家，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之二，就有自己的见解在其中：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不管世人是否认同，皮日休不以成败论隋炀帝，并且肯定其开通大运河之功，史见史识颇有不随波逐流的卓尔不群气度。杜子一身官气，老三老四地指点江山，非但说不出什么像样的见识，而且动辄就从江山转到女人身上。《泊秦淮》当属第二类：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要说到亡国的责任，就算皇帝不承担，也轮不到商女来担当，那么众多的大臣士子更不用说军官武夫，养着干吗的呀？真是无耻得可以。当然，更无耻的是后世众多的权男传诵者，仿佛亡国都是女人的过错，跟权力男人毫无关系。世人从这首诗里学会了在国家存亡关头如何取笑女人的本事，从而养成把亡国罪责推诿给女人的恶习。红颜祸国，商女不知亡国恨，云云。就像粗鄙的村夫在外面吃了瘪，回家使劲揍老婆。权男杜子在这首诗中的嘴脸，与村夫的粗鄙，半斤八两。杜子的《过华清宫绝句》，似乎属于第三类：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首七绝表面上是讽喻玄宗贵妃的纷奢，下意识里却是对深藏于绣成堆里的那位贵妃娘娘的遐想，一如其《赤壁》诗之于铜雀台深锁二乔的窥探。杜子诗才不低，通常将这样的欲念隐藏得很深。但是，只消琢磨一下这首《叹花》，便可知杜子的欲念之重，绝对不下于大大咧咧的白乐天。
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
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
前两句猛泻花尚未开时不曾摘花的气急败坏，后两句是面对人家生米已成熟饭的恨恨不已。花已狼藉，后悔已晚，遗憾无益。倘若说前两句是欲望没能满足的愤恨，那么后两句全然转为面对狼藉之花的冷酷。“绿叶成阴子满枝”的潜台词是，昔日豆蔻，已然报废。在僧人面前狂傲不已，在女人面前了无温情。谓予不信，不妨读读他跟张祜的召妓酬唱。杜子吟道：
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
张祜回道：
但须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露指尖。
从表面上看，似乎都很斯文，但骨子里却都很不堪。不是不堪在动手动脚上，而是不堪在根本不把女人当人、只当作玩物的臭男人脾性上。“玉纤纤”，“露指尖”，浓重的肉欲，溢于言表。杜牧大官人面对女性，只有欲念，了无柔肠。
一般的文人艳诗艳词，通常是诗男词男情不自禁地流露与所爱在一起的享受或者温馨。但杜子从来不做这类蠢事，从来不向世人表露跟女人在一起的真实感受，而是将笔端聚焦于自己没有得到的女人。不知李商隐是否看出了杜子的这种品性，所以会赠诗如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刻意伤春复伤别”，可谓杜子女人诗的绝妙概括。无论是《张好好诗》、《杜秋娘诗》，还是《叹花》，乃至《赤壁》之中的“铜雀春深锁二乔”，甚至《过华清宫绝句》里的“一骑红尘妃子笑”，皆如是。那两句诗看上去好像没什么，但只要一读出声，就连诵读者的音调、表情，都会变得不堪起来。
《张好好诗》、《杜秋娘诗》皆诉诸五古长歌。这两位女子都是杜子想要而不得的美人，虽然生活中与杜子的间距略有远近，但在情感上与杜子的相隔，相差无几。锁在铜雀台中的二乔是很虚幻的，但这两位却是杜子的平生所遇。仿佛离杜子很近，唾手可得，其实却离杜子很远，当杜子能够接近她们的时候，都已然徐娘，并且落魄潦倒得不成模样。因此，杜子一方面为自己没能得到天仙般的美人而嫉恨，一方面又乐得以旁观者的冷漠，向她们施以居高临下的同情，亦即《杜秋娘诗》中所言：
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
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贻。
相比之下，杜子之于张好好的情感似乎略多一些，“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但骨子里都一样，聊自贻，聊一书，没什么区别。世人有说，无聊才读书，这在杜子却是无聊才作女人诗。仔细对比这两首女人诗，实在看不出杜子有多少情感寄寓其中。杜子的女人诗当中，惟有《叹花》比较浓烈，但不是挚爱，而是得不到的恨恨不已，就像得不到美玉之类的宝物一般。这个来自官宦世家的晚唐官宦，骨子里不过是个食色动物罢了，其女人诗充满毫无人情味可言的冷漠。
可能也是因为那样的冷漠，故而对僧人、寺院，毫无感觉，乃至轻蔑。看看这首《江南春绝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寺院与酒家，没什么两样。酒家尚有酒旗迎风飘拂，寺院却被烟雨全然掩没。在这种轻慢面前，那个谏迎佛骨的韩愈反倒显得可爱起来。韩子太傻，杜子太浮，用上海话说，太老卵。傻人可爱，浮人可憎。
当然了，杜子的诗才是必须肯定的。只要杜诗不涉及政治或者女人或者政治加女人，就会变得好看起来。比如这首著名的《山行》：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很好看。仿佛是王维写的一般。不过，王维笔下的景色再空灵也充满人情味。即便是“空山不见人”，也会是“但闻人语响”。这可能是杜子诗作所不具备的。白云生处的人家，在诗中只是景物性的点缀而已，并非是对人的关切。李商隐又有《赠司勋杜十三员外》：“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诗》。”这无疑是对杜诗的绝妙评说，妙在“清秋”一辞。清秋者，冷冽也。
另一位与李商隐齐名的晚唐文人温庭筠，与杜大官人正好相反，虽然祖上也有过宰相之泽，但生性不喜仕途经济，蔑视权贵，放浪江湖。曾以“玉条脱”对皇帝的“金步摇”，也不把宰相朋友令狐绹放在眼里，一味地由着性子搞笑。结果，才高见嫉，终身潦倒，最后竟然“流落而死”。温飞卿的官阶高不过杜牧之，但其才华却远在杜大官人之上。仅《送人归东》那一联“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就足以让杜牧望而却步。要说历史凭吊之作，飞卿一首《苏武庙》，写得要见识有见识，要人情味有人情味。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
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
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首联写尽苏武与汉家的音讯不通，生死相隔。颔联写绝塞外苍茫，颈联倒写去返两遭的物是人非。尾联是一声沉重的叹息，归来只见帝陵，不见帝面，寒冷的秋水有如无情的时光。这份才情，杜大官人岂能望其项背？
世人皆知温飞卿乃《花间集》首席，鲜知飞卿诗才同样了得，并且是律绝俱佳。这是让北宋欧阳修爱不释手的《商山早行》：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
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联，写绝了寒冷的清晨行旅。既有月色，又有人迹，踏霜过桥的宁静，被晨鸡鸣叫所破、所导引。相比之下，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显得太过刻意雕琢。才华是天生的，再怎么个推敲也推敲不出来。
飞卿的七绝，堪比李白、王昌龄，而且是一样的信手拈来，随意挥洒。对比王昌龄的《闺怨》，飞卿这首《瑶瑟怨》毫不逊色：
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
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
这曲闺怨全然诉诸幽幽然的景色，不着痕迹，却将想要表达的全都表达了。因为梦不成，所以“碧天如水夜云轻”。雁声似乎是虚拟的，夜里看不见，但月光却是实在的。“月自明”既是月光的皎洁，又暗喻着思念者的心知肚明。如此高超的笔法，比之王昌龄，无疑要胜出一大筹。那么比之李白呢？李白有《望庐山瀑布》的气势，飞卿有《咸阳值雨》的绝妙：
咸阳桥上雨如悬，万点空濛隔钓船。
还似洞庭春水色，晓云将入岳阳天。
对比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飞卿乃是“咸阳桥上雨如悬”；李白有“飞流直下三千尺”，飞卿有“万点空濛隔钓船”；李白昂首“疑是银河落九天”，飞卿企足“晓云将入岳阳天”。联想一下，后人的“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不知是否由此启迪？
飞卿另一首七绝《过分水岭》，似从刘禹锡的《竹枝词》中化出，将刘诗的末句“道是无晴却有晴”，翻写成飞卿的首句，“溪水无情似有情”。结果，别有洞天：
溪水无情似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
岭头便是分头处，惜别潺湲一夜声。
相对于刘禹锡《竹枝词》中的一派明朗，飞卿是一派纯真，犹如赤子与溪水相伴、相行、相友、相别，最后是依依不舍的一夜潺湲之声。赤子，溪水，童趣盎然，友情余音袅袅。这样的绝句，不要说杜牧，即便是王昌龄，即便是李白，也未必写得出来。实在是太纯净了。什么叫作复返婴儿？这就是。晚唐七绝，以此为冠。
不要说晚唐诸多诗家词家，即便是整个有唐一代的诗人之中，心地纯净如温庭筠者，恐怕很难数出第二个来。正因为这样的纯净，温庭筠将先前由歌妓演唱的词曲词牌，写出了空前的人文境界。倘若说诗为心声自诗三百的风诗始，那么词乃情物，无疑是由温庭筠开启的。因为心地纯净，故而飞卿之词将恋情写得极其美丽。这是著名的《梦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说是闺怨也罢，相思也罢，全篇不着一字，仅以“独倚”、“肠断”示之。全部的思念，聚焦于“过尽千帆皆不是”，莫大的失望，转而变成了“斜晖脉脉水悠悠”。夕阳的余晖，脉脉含情；无尽的思念，如水悠悠。短短几句之间，情思深长，景色浩渺。
飞卿还有将浩渺与日常相交织的本事，比如这首《更漏子》：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香雾薄，透重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
起笔相当细腻，柳丝、春雨，一者长，一者细，细长的情思，跃然纸上。经漏声过渡，至塞雁，景象变得浩阔起来，并且又暗中以昭君故事作背景铺垫。如此浩瀚，颇有难以回收之虞。不料，飞卿笔锋轻轻一转，“画屏金鹧鸪”，转入闺房。经薄雾、重幕，悄悄潜入闺室，然后再是红烛、绣帘，至入梦。梦见所爱，醒来又幽幽地问所爱，你知不知道梦见你了？哇，几乎是一部小说的内容。后世柳三变的词风，显然受此影响。温词虽然缠绵，却并非愁云惨雾，常常会有明亮轻快的画面，如这首《菩萨蛮 》：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此处也有梳妆，但并不断肠，而是懒起，而是花面交相映，快乐得不行。“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日常的新婚燕尔，被写得栩栩如生，阳光明媚。但这首《更漏子》却是相思得苦，感觉像是有宋李清照南渡之后的晚唐预演：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不再浩瀚了。全然是画堂秋思，聚焦于眉翠、鬓云、寒枕。雨打树叶，一叶叶，一声声，在空空荡荡的石阶上雨滴到天明。真可谓凄凄惨惨戚戚呵。
有唐一流诗人不少，但同时又是上乘词家的不多，庶几就是温飞卿一个。李白、白居易都填过词，却皆填不到这个份上。词乃情物，李白、白居易二位都于情茫然，故而很难以情入词。李白所填之词，状物写景，并不差。比如《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或者《菩萨蛮》：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从诗的角度看，无疑好看。但词乃情物，这两首词缺的刚好就是情。但不要以为《长恨歌》作者白乐天就懂情了，几乎与谪仙人同为情盲。看看这首《花非花》：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好吧，找出白乐天最像样的言情词作，《长相思》：
深画眉，浅画眉，蝉鬓鬅鬙云满衣。阳台行雨回。
巫山高，巫山低，暮雨潇潇郎不归。空房独守时。
不是云，便是雨，还有就是巫山高，巫山低。与其说是言情，不如说是泄欲。当然，比薛蟠斯文一些。
这是乐天的另一首《长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通俗是很通俗，只是流得太过分，太俗气，几近俚语村言。稻田里插秧的农妇还可以唱得更加清新：天上水，地上流，小两口打架不记仇。
由此反观温飞卿，方知此才难得，太难得。若就唐诗而言，飞卿当是与义山比肩而立的晚唐两大家。若就填词而言，飞卿无疑一代开山宗师。若就心地纯净而言，整个有唐诗人当中，无出其右。顺便说一句，正是如此一尘不染的心地，飞卿才会婉拒鱼玄机的求爱。因为有此心地者不会想到人家所爱的，就是他那颗晶莹的心，反而会因为自己的年龄、相貌或者位卑、贫困等等而自惭形秽。再想顺便说一句，倘若飞卿处在元稹的位置，就不会有始乱终弃发生，哪怕冒着忤逆世道的风险，飞卿照样会义无反顾。至于薛涛，相遇相爱的倘若是飞卿，那么终生有托。当然了，倘若鱼玄机遇上元稹，可能也会圆满收场。所以说，世事无常，命运诡谲。
有唐诗家的几座巅峰，初唐有王勃、刘希夷双峰并峙，张若虚遗世独立；盛唐当然首推李白；中唐标高，李贺也；晚唐便是温、李两家，交相辉映。倘若要说诗言志的话，那么杜工部可以算一个。但要说诗为心声，杜工部却过度有头脑。为理想所苦者，脑筋很憔悴。但真要说有没有头脑，杜工部又不能算很有头脑者。倒是不怀稷契之志的李商隐，头脑清醒得很。一旦入诗，又不为理想所纠缠，全然发乎于心，止于心。诗为心声，飞卿如是，义山亦如是。
义山诗作，世人首推《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首联足以令人一下子神色黯然。颔联既迷蒙，又凄婉。颈联泪洒沧海月明时，烟起蓝田暖日间。尾联蓦然一个反诘，追忆因为惘然而显得更加痛切难忘。如此凄迷，已然绝唱。殊不知，义山尚有更为精湛更加缠绵的千古绝响《无题》，如是：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倘若说，《锦瑟》出入于追忆和梦思，那么，这首《无题》则是将情丝全然系于生死之间，有道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任何海誓山盟，在这样的决绝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此情之深之切，即便说义山是个情种，都像是低估了他的深情。
不妨比较一下元稹悼念亡妻的《遣悲怀》三首之中最出色的那一首：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里摘录义山同样思悼旧情的《燕台诗四首》。相对于“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义山劈面而来的《春》是：“醉起微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与元稹的直白不同，义山的“若初曙”，“闻残语”，含蕴得恍如起自青萍之末。彼此同样言及衣物，元稹是“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义山是“衣带无情有宽窄，春烟自碧秋霜白”。元稹笔下的衣裳、针线都是摊开眼前的物件，而义山笔下的衣带，却与身相连、与心相系、与情相关到了密切不可分的地步，故而后世柳永会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之句。彼此同涉旧人旧伴，元稹是相当日常的“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义山是直指灵魂的“蜀魂寂寞有伴未？几夜瘴花开木棉”。元稹最后将悼亡之情推向常识常情，“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义山却将相思从日常情爱中提起又放落，“欲织相思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相思到相怨的地步，致使寄远的相思更为源远流长。那要相思到什么程度呢？义山在末首《冬》有言：“冻壁霜华交隐起，芳根中断香心死。”蜡炬成灰，春蚕到死。
情无高低优劣之分，然诗有深浅幽白之别。元稹也罢，义山也罢，与其所爱都同样的一往情深。但元稹的悲怀日常而浅白，义山的情诗沉潜而幽深。不同的风格，源自不同的个性，不同的禀赋。微之如云，义山，是山。
与飞卿一样，义山也是律绝俱佳。比之于飞卿，义山更擅七律，如《锦瑟》、《无题》二首绝唱，冠绝唐诗。义山七绝不少，且也时有佳作，足与飞卿媲美。比如这首著名的《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夫妻深情往往是相当日常的，但同样是日常，元稹仅止于铺陈，惟义山洞幽烛微。巴山夜雨在诗中的迭出，前者是当下的，后者是未来的，希冀中的，从而显得相当隽永。义山的含蓄，通常具有这样的感染力，能引人入胜，或者深思，或者遐想。
但是，义山有时也会直抒胸臆，比如这首《梦泽》：
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
全诗聚焦于对宫女的深切同情，笔锋犀利，直斥楚王。这与杜大官人的“商女不知亡国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怀。杜牧将国家兴亡归咎于商女无知，义山则毫不含糊地谴责君王的昏庸，怜惜宫女的凄苦和无奈。
从义山诗作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义山其人的个性：倘若以汉末党锢诸君类比的话，那么义山好比李膺；倘若将义山置入《红楼梦》里大观园女儿世界的话，那么义山是探春那样的人物。义山的这种个性在于，清醒，坚定，正直，自尊。清醒者，“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坚定者，“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正直者，有如“管乐有才终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自尊者，则有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义山一生，仕途坎坷。并非义山运气如何不佳，而是义山不会钻营也不愿钻营。义山本与令狐家族有交情，却娶了李德裕派的骨干王茂元的女儿，并且还夫妻感情甚笃，根本不考虑这桩婚姻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有何利弊。义山的从仕，并非只是为了做官，而是有明确的政治抱负：痛恨宦官弄权，颇有陈蕃、李膺之志。义山的政治志向不是像杜工部那类凌空虚蹈的稷契贤臣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兴利除弊，诚如其《有感二首》中所言：“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此乃如曹孟德当年在京城里威慑群小之志也。义山不是一个只知读死书、死忠君的傻儒生，凡事皆有自己的主见，并且还质疑过孔孟之道，曰：“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有这样的质疑，才会有《咸阳》一诗所不经意地流露的史识：
咸阳宫阙郁嵯峨，六国楼台艳绮罗。
自是当时天帝醉，不关秦地有山河。
天帝醉者，意喻命运使之然也，而并非杜牧所言“不暇自哀”也。其中，以秦国的“郁嵯峨”对峙六国的“艳绮罗”也可谓意味深长，一者贫穷而峥嵘，一者富庶而安逸。义山虽然未必意识到，秦败六国不过是重复了周室灭殷商的老皇历而已，但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西秦和六国之间的差异。
义山最为难得的是，还颇有灵性。曾经在王屋山学道，并且有过陶潜式的“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义山似乎并没有留下许多求道问仙的诗句，但这首《同崔八诣药山访融禅师》，却颇有空灵的意趣：
共受征南不次恩，报恩惟是有忘言。
岩花涧草西林路，未见高僧只见猿。
在《锦瑟》中，义山曾有“只是当时已惘然”，此处则是“报恩惟是有忘言”。这种惘然、忘言的恍惚感，与其说是一种朦胧，不如说是一种深度。因为思考一旦深到不能再深的时候，才是惘然的，忘言的。重情的义山是个非常有头脑的诗人，同时又具有一般诗人很少具备的灵性。或许正是这样的灵性，使义山之情显得如山一般的凝重，使义山于政治于历史的见识卓然超群。倘若义山置身东汉末年，当是曹操的知音，或周瑜的挚友。无奈晚唐的政治，哪有那般人物？义山只能屈居人家的屋檐底下，或者小幕僚，或者小公务员。有必要指出的是，义山的情爱诗与义山的政治诗、怀古诗、咏史诗是分得很清楚的。世人不必在义山的诸多无题诗中穿凿附会什么政治奥义。义山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已然畅言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世人不需要再到他的无题诗里去胡乱搜寻了。借用其一百韵中的结句，可说是：“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闻。”
义山、飞卿两位，义山是个清醒而又重情的诗人，飞卿是个潇洒而性情的诗人。义山有抱负又有政治头脑，不屈从、不阿谀。飞卿根本不把朝廷、庙堂当回事，爱怎么搞笑就怎么搞笑，然一旦主持国子监试，就会公道得让权贵们恨得咬牙切齿。这两位在仕途上的失意，是必然的，性格使之然也。这两位都是顶尖的文学大家。义山的律绝皆美，都有绝唱绝响，成为唐诗的标高。飞卿在律绝中，以性情写景状物，以性情怀古悲史，可称晚唐与义山并列的大诗家；飞卿同时又是一代词宗，在一曲曲小令中写绝情思情爱，思得凄迷，爱得婉约；其思其爱又皆阳光明媚，了无阴柔之气。倘若说义山有如肖邦，那么飞卿无疑是莫扎特。肖邦的《夜曲》好比义山的无题诗。反过来说，义山的有题诗就像是肖邦的叙事曲，比如悼念亡妻的《正月崇让宅》：
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迥此徘徊。
先知风起月含晕，尚自露寒花未开。
蝙拂帘旌终展转，鼠翻窗网小惊猜。
背灯独共余香语，不觉犹歌起夜来。
说是叙事，实乃倾诉，只是诉说得十分幽然，仿佛只有一处有涉家常细节，“背灯独共余香语，不觉犹歌起夜来”，却是无限心事，无数岁月。惟有读过了这样的诉说，方才能够领略《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里的寥寥数语：
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
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义山生前感叹“无家与寄衣”，身后却不知后世何人与说诗。喜欢李义山者，熙熙然也；明白李义山者，寥寥然。温飞卿的遭际也一样。生前有好友送飞卿被贬谪方城赴任，竟然将鹦鹉比附飞卿：“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飞卿者，鹰鸷也。飞卿好友当用《离骚》语辞喻之“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方才合乎飞卿其人。义山无题，飞卿诗词，身后遭际与他们生前一样，难以见容与浊世浊地浊士浊物。但愿世人能在聆听莫扎特时想到温飞卿，在倾听肖邦时想到李义山。如斯，足矣。
晚唐诗至温、李二大家，尚未唱绝。义山有姨侄韩偓，少时便才惊四座。义山特此赠诗：
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
尽管义山此处的“雏凤清于老凤声”只是意指韩偓诗才胜过其父韩瞻，但有趣的是，无论是其人还是其诗，韩偓都仿佛其姨夫李商隐的续篇。韩偓在政治上与李商隐一样清醒，坚定，行事冷静，极有自尊，无所畏惧，并且又同样地痛恨宦官。平定叛乱，韩偓助昭宗复位有大功，却并不居功自傲。朱全忠专权骄横，诸臣皆畏，一个个起身站立以示恭敬。惟独韩偓端坐，如如不动，且口称“侍宴无辄立”拒绝起立。及至朱全忠弑昭宗立哀帝，矫诏韩偓回京复职，韩偓不加理睬，远走他乡，自赣入闽。及至朱全忠篡唐自立改国号，韩偓索性隐居南安，躬耕葵山脚下，自称“玉山樵人”。结果，当年李商隐欲学陶潜的“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终由韩偓实现了。这姨夫、姨侄俩的个性，惊人地相像。
很奇怪寅恪先生何以对韩偓的《香奁集》那么微词，韩偓的人品也罢，个性也罢，理当是寅恪先生所钦佩的人物。寅恪先生晚年的壁立千仞，与韩偓暮岁的躬耕南安，何其相似？即便是韩偓的《香奁集》，与寅恪先生的“著书惟剩颂红妆”亦可谓异曲同工。《香奁集》是女性之颂，《柳如是别传》是颂赞女性。区别仅在于寅恪先生于柳如是颂赞之中掺入了家国情怀，而《香奁集》是纯粹的情爱礼赞。难道说，商女非得知道了亡国恨才是美丽的？不涉亡国不亡国的商女难道就不美丽了？
为此，特意查看了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发现竟然对《香奁集》持寅恪先生完全相同看法：
这部诗集中所收都是描写女色和男女偷期密约的艳情诗，风格是继承李商隐的，但创作方法没有李商隐的朦胧隐晦。这一集诗被视为唐诗中最下流的，它在后世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明清两代的色情诗人，都喜欢做这种诗，可以清代王次回的《疑云集》、《疑雨集》为代表。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有诗为证”，也都是这一派的诗，例如清末的《花月痕》，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玉梨魂》和《雪鸿泪史》，都是。
施先生与寅恪先生都是本笔一向所尊重的前辈，但在韩偓《香奁集》的看法上，本笔无法苟同。似乎是为了替韩偓稍作辩解，施先生又说：
但是，也有人以为韩偓是个正人君子，不是温飞卿那样的轻佻才子。《香奁集》中的诗，表面上看虽然赋咏的是男女私情，但骨子里却是暗写他和昭宗的君臣际遇。正如李商隐有些艳情诗是暗写他和令狐绹的关系。这样一讲，《香奁集》就成为一部有政治比兴的诗史了。清代末年，有一位满族诗人震钧写了一部《〈香奁集〉发微》，就运用这个观点给集中所有的诗作了笺释。
本笔看了施先生接下去所引证的震钧论述，虽然自成一说，但骨子里是以政治寓意穿凿言情诗的传统套路。前人用这种套路穿凿屈原《离骚》，又用这种套路穿凿李商隐的无题诗，震钧则继续以这种套路穿凿韩偓的《香奁集》。施先生的评说，本笔只认同一句话，即《香奁集》“风格是继承李商隐的，但创作方法没有李商隐的朦胧隐晦”。
本笔绝不认同韩偓《香奁集》是下流的，一如绝不认同温飞卿是轻佻才子。要说下流，樊川居士在诗中流露出来的对商女的鄙视、对可望而不可即的诸多美人的欲念，才真正叫作下流。
本笔认为，《香奁集》虽然没有李商隐的无题诗那么含蓄，但也并非香艳得如同《西厢记》里的张生莺莺幽会那般袒露无遗。施先生与寅恪先生那么下结论，不由让人怀疑他们是否认真仔细读过《香奁集》。因为韩偓笔下的所谓香艳诗，并非聚焦于男女幽会，而是注重刻画聚合离散的心境和情愫，更多的篇什乃是一曲曲的女性颂赞，犹如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的仕女画。与寅恪先生“著书惟剩颂红妆”相类，《香奁集》也是韩偓对晚唐政治彻底绝望之后，隐居福建南安胸臆之作。或许因为如此，导致后人附会出什么政治寓意。事实上，应该是当政治抱负无以施展之后，韩偓打开了内心深处的另一扇门：对世间情爱的体味以及对女性的爱怜和赞美。随意例举一首《咏手》，便可知这样的礼赞，是多么的可爱，多么的雅致。
腕白肤红玉笋芽，调琴抽线露尖斜。
背人细撚垂胭鬓，向镜轻匀衬脸霞。
怅望昔逢褰绣幔，依稀曾见托金车。
后园笑向同行道，摘得蘼芜又折花。
玉笋牙般的少女手，调琴抽线，撚鬓匀脸。有怅望，有憧憬，但骨子里依然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摘芜折花之际笑得无拘无束。真正是清水芙蓉，天然无饰。有如贝多芬那曲晨曦般清纯的钢琴小品《致爱丽丝》。
从李商隐的言情诗里，人们可以读出诗人情感生活的些许折射，尤其是致意爱妻、或者悼念亡妻的诗作。但从韩偓《香奁集》里，直言情爱的篇什并不很多，大都是女性的日常人生，女性的绰约风姿，女性的美丽神态，诸如《咏浴》、《咏手》、《松髻》、《妒媒》、《昼寝》、《忍笑》、《春昼》、《闺怨》、《闺情》、《秋千》等等。其中，有《咏浴》如是：
再整鱼犀拢翠簪，解衣先觉冷森森。
教移兰烛频羞影，自试香汤更怕深。
初似洗花难抑按，终忧沃雪不胜任。
岂知侍女帘帷外，剩取君王几饼金。
活画一幅深宫娇娘的浴照，令人想起安格尔的古典主义浴女画面。当然，安格尔《土耳其浴室》里女裸体的圆润线条展示的是世俗风情，而这幅深宫女浴图描绘的是宫中娇娘的婀娜羞涩。与白乐天写女性仅止于容貌截然不同，韩偓《香奁集》更注重的是，于女性诸多情愫意绪的洞幽烛微。比如《闻雨》：
香侵蔽膝夜寒轻，闻雨伤春梦不成。
罗帐四垂红烛背，玉钗敲著枕函声。
深闺里的温香暖玉，为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所透，以致闺中女子感觉到了夜寒。全诗不涉一字孤寂，而是不动声色通过闻雨的细节，并且透过“梦不成”一语，悄然写出深闺中的孤寂。同样的笔法，亦见诸《绕廊》：
浓烟隔帘香漏泄，斜灯映竹光参差。
绕廊倚柱堪惆怅，细雨轻寒花落时。
也是细雨轻寒，只是不在闺中，而在廊下。那细雨不是闻听的，而是愁看的。比起《闻雨》里的“梦不成”，此处是“堪惆怅”。皆是幽幽怨怨的美丽。此情此景无疑是个人的，当下的，转瞬即逝的，由于诗人细腻优雅的笔触，而被停格为一个个美丽的永恒。
《香奁集》里令人瞩目的《五更》，算是比较明确的言情之作：
往年曾约郁金床，半夜潜身入洞房。
怀里不知金钿落，暗中惟觉绣鞋香。
此时欲别魂俱断，自后相逢眼更狂。
光景旋消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
这可以说是张生与莺莺的偷情，也可以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幽会。若硬要说这样的诗香艳，那也不过是后主的“教君恣意怜”罢了。与其说是艳情，不如说是男女之间的天经地义。用李商隐的说法，就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其实，无论是韩偓这样的情诗，还是后主那样的艳词，皆为男女之间相亲相爱之如歌的行板。从世俗层面上说，是人之常情；从情感层面上说，是人世间永恒的性爱主题；从艺术层面上说，是缠绵悱恻的情爱之花。就像这首七律，首联、颔联是相爱细节，颈联、尾联是离别后的惆怅和凄凉。何来浮薄之有？非常惊讶这一千多年的诗词审美观念之庸俗，也非常惊讶那么庸俗的审美观念竟然连陈寅恪、施蛰存先生都未能幸免。须知，就算这两位先生没看过雷诺阿的绘画，但也不会不知道波提切利《维纳斯的诞生》吧？倘若连《维纳斯的诞生》都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何以非要认定《香奁集》浮薄放荡呢？《维纳斯的诞生》里的女神是美丽的，何以《香奁集》里的女子就是浮薄放荡的呢？
倘若要细细品味《香奁集》，足以一部论著。本笔曾在《明日池塘说韩偓》一文中略有概说，并且特意指出，《红楼梦》开篇中“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之叙述风格，很明显是受了韩偓《香奁集》自序中“柳巷青楼，未尝糠秕；金闺绣户，始预风流”笔法的影响。
归隐后的韩偓，已然一介躬耕南安的布衣，体味世间人情爱情以及离合悲苦是可能的，若是非要说苦苦思恋已经被弑的君王，那也太被《离骚》被屈原了。韩偓彼时的心境，比较准确的解读，应该是与南渡后的李清照相像，“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颇类于易安的“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只消仔细阅读《香奁集》就可以发现，字里行间充满这样的凄楚。《香奁集》一面颂赞着女性的美丽，一面抒发着隐逸者于浊世的无奈。这部诗集几乎就是《红楼梦》的先声，或者说《红楼梦》的基本要素，即女性颂赞和人世悲凉，在这部诗集里都已经先行具备在那里了。就此而言，陈寅恪先生和施蛰存先生之于《香奁集》的误读或误判，实际上无意中标出了他们之于《红楼梦》的距离，不说遥远，至少是陌生的，可能是茫然的。世人只知《西厢记》、《牡丹亭》是《红楼梦》的先声，殊不知，曹雪芹真正的知己，恰好是韩偓这样的晚唐诗家。
韩偓是继李商隐之后的又一晚唐诗歌大家，《翰林集》与李商隐的咏怀诗相当，《香奁集》有类于李商隐的无题诗或言情诗。诗为心声，韩偓有与李商隐一样坦荡如砥的心胸，有道是：
总得苔遮犹慰意，若教泥污更伤心。
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
词乃情物，《香奁集》虽然不是填词，但已经颇具词的品质。这是《香奁集》独具的审美内涵，可能连韩偓自己都不曾想到，不怎么填词，却在《香奁集》中触及了词的特质。
此前没怎么读过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仅因评说韩偓而翻查了一下，令人扼腕。不意间，又发现，施先生将韩偓的《翰林集》与韦庄的《浣花集》并列，说：
这一集中所收都是他平日抒情、咏怀、唱和、记事的诗，诗格清丽，与韦庄的《浣花集》相似。
韦词约有几十首，近人刘毓盘辑作《浣花词》，当与韩偓的《香奁集》相类，而与韩偓的《翰林集》有别。
晚唐词家，世称温、韦。其实，除了温飞卿、韦端己之外，韩偓可以算半个。这并非意指韩偓是半个词人，而是说其《香奁集》的以诗入词。诗为心声，词乃情物。《香奁集》以诗的形式，写出颇具情物品质的词意。比较韦庄的《浣花词》与韩偓的《香奁集》，可以发现两者惊人地相似，虽然两者形式有异，一者是词，一者是诗。与《香奁集》里的《五更》相对应，《浣花词》里有《浣溪沙》如斯：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阑干，想君思我锦衾寒。
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惟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
韦庄的另一首《浣溪沙》，有类于《香奁集》里的《绕廊》：
惆怅梦余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窗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
倘若说，《香奁集》以诗入词，那么韦庄的填词却填得像诗言志般坚如磐石。在《香奁集》里，女子的孤寂是暗示出来的，但韦庄的《浣溪沙》却直笔笔一句“孤灯照壁背窗纱”。《香奁集》极尽词的柔婉，而《浣花词》却充满着诗的硬朗。比如这首《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且不说起首“人人尽说”、“游人只合”直不隆通，也不说结尾“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斩钉截铁，即便是“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那样的笔调，也了无温婉可言。不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的断言，“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是否缘此而得出的。亦即，由于韦庄把词句写得硬邦邦的，于是就显得“骨秀”了。本笔丝毫没有唐突观堂前辈的意思，只是觉得硬将飞卿、端己之词分出“句秀”、“骨秀”，好像不太靠谱。倘若“句秀”、“骨秀”不成立，那么李重光的所谓“神秀”，也就无从说起来。
事实上，硬要按照王国维的划分，后主在宫中的情词远比飞卿“句秀”多了。飞卿填词再“梳洗迟”、再“梦长君不知”，也比不得后主的 “一晌偎人颤”那么缠绵悱恻。同样道理，韦庄的情词总是从大处着笔，不像韩偓《香奁集》那样，擅长洞幽烛微。因此，用“句秀”、“骨秀”之类的区分，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实际上是不着边际，不着情感的边际。王国维于词乃情物，完全茫然。不知情何物，焉知词之秀？
韦庄的填词虽然颇知词乃情物，但男人家的胸臆居多，女儿家的心思甚少，从而使其填词往往具有诗为心声的特征。比较一下韦庄的《归国遥》：
金翡翠，为我南飞传我意。罨画桥边春水，几年花下醉。
别后只知相愧，泪珠难远寄。罗幕绣帏鸳被，旧欢如梦里。
与其另一首《菩萨蛮》：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心声的硬朗远多于情物的柔婉。《归国遥》里“几年花下醉”，顿成“旧欢如梦里”，从而“泪珠难远寄”。《菩萨蛮》里是从“醉入花丛宿”的放浪形骸，到“白头誓不归”的决绝。韦庄并非不知情为何物，而是颇有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硬气，从而被王国维误认作骨秀。
不过，真要说骨秀，韦庄的《秦妇吟》倒是确实有此气度。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
东西南北路人绝，绿杨悄悄香尘灭。
路旁忽见如花人，独向绿杨阴下歇。
凤侧鸾欹鬓脚斜，红攒黛敛眉心折。
借问女郎何处来？含颦欲语声先咽。
回头敛袂谢行人，丧乱漂沦何堪说！
三年陷贼留秦地，依稀记得秦中事。
君能为妾解金鞍，妾亦与君停玉趾。
接下去是一篇长长的倾诉，详细述说了黄巢作乱所导致的极其惨烈的荒凉景象：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
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
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这首叙事诗虽然借妇人之口诉说末世图景，但笔力相当雄健。世人将此作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相提并论，誉之为“乐府三绝”，是成立的。比起杜甫的“三吏三别”，韦庄的《秦妇吟》更加具有史诗意味。不仅气象开阔恢宏，而且描述细致，各种人物的各种遭际，栩栩如生，历历在目。并且，从序诗到妇吟，一气呵成。逼真的叙述描绘，既具叙事的写实魅力，又是历史的宝贵见证。有趣的是，后世的官府士子因为当年京城长安“天街踏尽公卿骨”的空前蒙尘而不愿多提此诗，而草莽又出于引黄巢为同道的缘故，拒绝正视如何肆意作乱以致生灵涂炭的历史真相。于是，文学参考资料上会津津乐道《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甚至杜甫的“三吏三别”，却不会将《秦妇吟》选入。
若要说元、白首倡的新乐府运动至晚唐有何成就，那么就是韦庄的《秦妇吟》了。此作呈现的全然是充满人本色彩的悲悯情怀，了无政治正确的作秀意味。人本与民本，截然有异。杜甫继承的是孟轲开创的民本理想，而非人本情怀。民本把人看作黎民百姓，对应于朝廷官府。人本把人看作一个一个的，当下的，而非群体的或者被群体的。人本以人的尊严为核心，民本以为民伸张作宗旨。
杜甫的“三吏三别”是民本的，《孔雀东南飞》是人本的。因此，《秦妇吟》之于《孔雀东南飞》的承继，是人本的主旨，而不是民本的立场。民本者，通常具有政治正确的特征，从而容易流于作秀。新乐府运动虽说颇有诗系民间、情系民间的意思，但也有不少作秀之作。中唐有李绅者，《悯农》诗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旦官袍加身，立马奢侈挥霍。晚唐有杜荀鹤者，又是《乱后逢村叟》，又是《山中寡妇》，有道是：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
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
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
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并且还曾在《投长沙裴侍郎》一诗中作峥峥之言：“男子受恩须有地，平生不受等闲恩。”及至真的被带到朱全忠面前，马上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得不行，龙模龙样的诗人，结果变成了一条毛毛虫，最后向那个草头王献上谄媚诗如斯：
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
若教阴朗长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功。
作政治正确之秀的诗人士子，一般都品行堪虞。古今中外，鲜有例外。因此，韦庄人本歌吟在中、晚唐新乐府诸多持民本立场的诗家之中，无疑鹤立鸡群，即便元、白，都相差一截。元白成就，仅止于唐诗，而韦庄《秦妇吟》，却与汉乐府、南北朝乐府的两大名作鼎足而立。同样是避典拒拗的用语浅白，白乐天的乐府歌行格局有限，历史观察也皮相而已，比不得《秦妇吟》之于晚唐历史的洞察。更不用说韦庄的既非庙堂、也不江湖的人本立场，既直面朝廷的昏庸、官府的无能，又坦言草寇的暴虐、同情无辜百姓的悲惨境遇：
奈何四海尽滔滔，湛然一境平如砥。
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羡江南鬼。
《秦妇吟》的结尾处，诗人之无奈之悲愤，赫然可见。由此再回首韦庄的《浣花词》，便可知何以写得那么的硬朗。个性使之然也。
韦庄与杜甫一样，也是个有兼济之志的儒生，“平生志业匡尧舜”。与杜甫不同的是，韦庄并非空言理想，而具有实际的政治操作能力。无论是出使西川，还是襄助王建，韦庄皆有建树。在唐末年间的动荡时局之中，士子能够不移志、不苟且，已经相当不易，更何况能够有所建树。由此可见，王国维所说韦庄骨秀，其实是韦庄那种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品格。这也是韦庄词作《浣花词》何以写得那么硬朗的原因所在。韩偓能够在《香奁集》里柔婉，因为已然退隐，“明日池塘”者，水性也，故而可以将诗写得宛如词作般的温润如玉。但韦庄却始终置身政治风云，只能以天行健的方式保持热情，保持火一样的向上，所以词作比较阳刚。此处再作例举，其六首《清平乐》的其一、其六：
春愁南陌，故国音书隔。细雨霏霏梨花白，燕拂画帘金额。
尽日相望王孙，尘满衣上泪痕。谁向桥边吹笛，驻马西望销魂。
绿杨春雨，金线飘千缕。花折香枝黄鹂语，玉勒雕鞍何处。
碧窗望断燕鸿，翠帘睡眼溟濛，宝瑟谁家弹罢？含悲斜倚屏风。
且不说其他，仅看这二首《清平乐》的结尾，便可见出韦庄的以柔致刚风格。“谁向桥边吹笛，驻马西望销魂”，“宝瑟谁家弹罢？含悲斜倚屏风。”驻马西望，含悲斜倚。何其刚硬？仿佛不是在诉说儿女情长，而是在讲述将士出征。
本笔将韦庄的《秦妇吟》看作晚唐诗歌的一个句号，同时又将韦庄的《浣花词》与温庭筠在《花间集》里的词作、还有韩偓《香奁集》认作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先驱。三者之间，韩偓的《香奁集》最具审美价值，因为是后世文学经典《红楼梦》最直接的先声。温、韦是互相媲美的，温词美在纯净的性情，韦词美在火性的品格。《香奁集》是一汪清水，一直流到《红楼梦》的那条灵河里。晚唐诗词，如此落幕。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完稿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