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者的小故事
——记钱钟书先生
20世纪80年代，外国朋友到中国来有三个愿望，一是登长城，二是游故宫，三是见见钱钟书。但是见钱钟书先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钱先生晚年闭门谢客，养病读书，辞掉许多社会职务，不出席任何会议，不仅外国人见他很难，就是天天在北京的中国人也很难见到他。而我却有机会三次访见他，实为荣幸。
钱先生以他的两部学术巨著《谈艺录》、《管锥编》以及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成为中外公认的大学者和大作家。称他为当代文坛的泰斗级人物，实不为过分。国内外对于钱先生的研究也已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钱学”，文化艺术出版社还不定期地出版着《钱钟书研究》丛刊。
钱钟书（右）与邹士方于钱寓（1987年4月）
1987年4月27日我第一次去拜访钱钟书先生是贸然而去的，事先没有打电话，也没有联系。因为听说他恃才傲世，杜门谢客，不接受任何采访，如果事先打招呼，十有八九要被拒之门外。
那是一个暮春的下午，当我忐忑不安地叩响南沙沟钱先生寓所的门铃时，一个高亮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来了！”随之门被打开，一个在心目中已很熟悉却又陌生的钱先生出现在眼前：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一身驼色中式裤褂；眼镜片后机敏的双眸闪着探寻的目光，浅浅的笑意浮在唇边，一副乐观、大度、潇洒、睿智的样子。（这使我想起“适中”、“中庸”这两个词，脑子里闪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赤，敷粉则太白”这几句话。）
钱钟书书札1
当我说明来意，老人不紧不慢地说：“今天不行，我这儿有外宾，明天下午吧。不要采访，咱们随便聊聊可以。”他的声音高昂，显得底气很足。没想到久已心仪的先生这么痛快地与我约定了时间，虽说不让采访，但总算有个长谈的机会了。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而至，这次开门的是钱老夫人杨绛先生，她皮肤很白，略显清瘦，表情平易，十分儒雅。也是浅浅的笑意浮在唇边，但说话的声音却较钱先生要低八度了。她把我让到客厅就去招呼钱先生。
钱先生微笑着从内室走出，山南海北地同我聊起来。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是学什么的，听说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就询问起北大的老教授情况，如：冯友兰、吴组缃、季羡林，等等，我一一作答。开始我还有点拘束，后来见他不拘形迹，谈笑风生，我也逐渐变得自然了。这时杨先生为我端上一杯茶，我连连道谢。
那天他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和人生、社会。钱先生谈锋甚健，出语机智幽默，对晚生后辈循循善诱，使我受益匪浅。但钱先生一再叮嘱我，不要宣传他，不要写他，谈话内容不可向外传播。钱先生如此信任我，令我激动不已。应我的要求，他还在我的纪念册上用毛笔题写了“好学深思 士方同志属题 钱钟书”。钱先生的签名是十分美妙的艺术品，他将三个字巧妙地合成一个字，你仔细看又能看出三个字。
在和煦的阳光下，观赏着客厅里的一副清人吴大澂的篆书对联，品味着杨绛先生烹制的香茗（这使我想到了她的《将饮茶》），我与先生相对而坐，相视而笑。
我们还在一起合了影。
回来后我将与先生的合影放大两张，一张贴在白纸上。
5月5日，我执两张照片赴先生寓上，仍是杨先生开的门。我拿出照片，说明一张送先生，一张请先生在照片衬纸上签个名。杨先生执照片入内室，一会儿出来将签名的一张交与我。
钱钟书题赠邹士方1
这年10月我的美学著作《朱光潜宗白华论》在香港出版，1988年初我给钱先生邮去一册并附信请求指教。书寄出后，我想先生那么忙，大概不会给我什么回音。没想到3月却收到他的亲笔回信，用黑钢笔书写：
士方同志：
来函奉悉。我去年八月即患病，迄今尚未全愈，春节前再出院回家，遵医嘱谢客谢事。尊著早收到，未能及时答谢，歉歉！数月来函件书刊寄来者，债台高筑，尚无精力一一处理。乞谅我老病幸甚！草此
即致
敬礼！
钱钟书
三月六日
我对朱宗二先生著作，涉猎甚少，实恐无发言权也！奈何！
钱先生抱病复信，以礼相待，实事求是和谦逊的态度令我感动！在1988年11月23日钱先生与我又有过一次长谈，那也是一个下午，仍在钱先生寓中。
那天我叩门后，出来的仍是杨绛先生，她对我的突然造访似有挡驾之意：“钱先生病了，正吃中药呢。”正在进退两难之际，不想钱先生循声出来，一看是我，就善解人意地打破尴尬：“不是那么回事，请进！”
宾主落座后，钱先生解释说：“我很长时间开会都不去，不见客，你今天来是‘瓮中捉鳖’。”他大笑。我也笑，在笑声中我刚才那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钱钟书高谈阔论 邹士方摄（1988年11月23日）
他继续缓缓地告诉我：“我今年初住院做了手术，后来吃西药杀菌，把肠子中的菌全杀了，肚子老泻，没法吃饭。现在吃中药。”他拿起一杯中药边喝边说：“一天两次。但是夜里尿频，要起来好几次，觉怎么睡？”“当然有些事还是推不掉，我现在还任社科院副院长，他们说外事活动需要我。”
说到兴奋处，先生开怀大笑，眼睛眯成一条线，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一只手不停地做着各种手势，优哉游哉，潇洒极了！却并不让人感到放纵无度。
他谈了对另外一些名人的印象和看法，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十分直率，令人惊诧。特别谈到本家亲戚钱伟长，已经在京做了大官，却还要兼任外地大学的校长，钱先生很不以为然。他谈到历史学家黎澍先生，对黎先生十分推崇，他说，这几年老朋友、老同志故去的很多，他一般的追悼会都不参加，唯独参加了黎澍先生的追悼会。这一切使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敢说敢怒敢恨敢爱的钱先生。
先生又谈学术方面的问题，他对美学，特别是朱光潜、宗白华两位先生的美学贡献发表了一些独特的见解，他说，收到你的《朱光潜宗白华论》，有些想法，复信中不便谈，现在就权作答复吧。他的见解高屋建瓴，令我大开眼界。
也许是先生久未见客，心中郁闷，欲一吐为快，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两个小时。我拿出自己收藏的先生的著作《七缀集》，请他签名。他用墨笔在扉页上题写了：“士方同志览存钱钟书”，并加盖了名章。先生又翻开书后注释部分，在一页上改了两个英文字母，说：“两个字母印错了，意思就错了。”他严谨的作风令我钦佩，他惊人的记忆又令我惊异！
钱钟书题赠邹士方2
他从书架上拿了一本精装的《谈艺录》（修订本，中华书局1946年9月初版，1984年9月第一版），说，这是新出的，之后用毛笔在扉页上书写了：“士芳同志览存 钱钟书奉”。先生意犹未尽，抽出一条宣纸，在上面书写了：“业精于勤荒于嬉 行成于思毁于随 韩退之语 士方同志属书”，又在后面钤了一朱一白两方印章“钱钟书印”和“默存”。他告诉我，这两印是他的朋友著名科学家戈革所刻。
他对我说：“韩愈的话还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现在就习惯于‘随’。”
先生对我如此厚爱，使我受宠若惊，再一次深深感受到真正的大学者、大作家对青年学子从来都是虚怀若谷，热心提携的。
钱钟书先生的书法俊逸飞劲。他年轻时受到过郑孝胥的影响，笔意间古风嫣然。中年后研习王字，一笔洒脱的王字遂一直保持到晚年。钱先生还向傅雷推荐过字帖，自己痴迷于王羲之《十七帖》。
钱钟书为邹士方题词后准备钤章 邹士方摄（1988年11月23日）
在先生谈话和钤章时我为他拍了六张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十分可亲可近的长者。
临走时，先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暖意盈人地说：“今天你来了，我很高兴，谢谢你！”又嘱我：“今天我们不过随便聊聊，不要同别人谈这些内容。”我连连承诺。先生一直把我送出大门外，为此我感动了好几天。
第二天我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想写一篇关于他的印象记之类的东西介绍他。11月28日，先生回信，大怒说：“得信大吃一惊。我不愿也不需要任何‘介绍’。你如果想把我充篇幅，以后恕不接见，彼此也不必连（联）系了。”信封信笺全是用毛笔书写，在流利连属中有深婉的内容，整幅观之有幻象吐芒、沧海生波的气韵，仔细品味，似可品出那销愁纾愤、忧患漠漠的精神理念来。实为大家手笔，书法珍品。（可惜这件珍品却在1991年10月下旬被小人掠走，下落不明。）
我忙复信向先生告罪，说不再写他一个字。他与我的长谈内容也绝不为外人道也。这次我才真正了解到先生不让写他，不是像有些人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他是认真的。
1989年7月我收到一篇题为《祝钱钟书教授当选全国政协常委》的来稿，内容是写钱钟书先生在清华大学上学时的种种逸事。作者刘昌裔1937年清华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毕业，时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画家。我将此稿寄给先生并附信问此稿可否在我报副刊一用。不久收到他的复函，信封信笺仍用毛笔：
士方同志
奉来函并附件，敬悉一一。我因病多年来未出席政协会议，早应除名，而此番忽蒙升任政协常委，事先曾向来访同志坚辞未获。愈增惭悚，汗颜无地。不意刘君借题发挥，作之夸大的奖饰，使我受不了。且其中多“谣言”失实（如第3页，“他曾扬言”云），其余多已见报刊近“炒冷饭”，如郑朝宗先生文，《清华同学会刊》等。古语云：“学究可以捧死”，弟虽衰朽，尚想多活几年，受不了这种吹捧。兄素知弟癖性，倘蒙开恩，免其出头露面，感戴无既。原件奉缴，即颂暑安
弟钱钟书上
八月二日
于是遵先生之嘱，此稿只好不发。由此信中可以看到先生俏皮、幽默风趣的真性情。
1990年12月初，电视连续剧《围城》播出后不久，我又重读了小说《围城》，发现两处用语不合现时习惯，读者不好理解，遂于12月14日写信向先生求教：
钱先生：
久未问安，唯恐打扰清静，未敢趋府上拜望，先生一向可好？时在念中！……近因看电视剧《围城》，又将大著《围城》细读一过，甚觉电视剧不能充分反映大著的内涵，有的地方甚而失之于油滑，遗憾之至！
读大著发现有几个地方似应更改一下，现分述如下，恐是吹毛求疵，请先生海涵。
书中有许多处“明天”，似应改为“第二天”为妥。因为所谓“明天”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讲的，而时间已经到了第二天，再说“明天”，总觉得不顺当。计有：……（P107正15行中的后天似应改为“第三天”）
另外P205正7行“你不知道我自己多少糟”，“多少糟”似不通，改为“多糟”为好。
P224倒4行“跟他情商，请他代孙小姐的课”，“情商”两字费解，改为“商量”为好。
以上拙见，不知当否，使中盼先生指示。
专此 即颂
大安
晚 士方拜上
（我看的《围城》版本为“1980年10月北京第一版，1989年9月北京第六次印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几天后先生回信说：
士方同志
久未通问，得来书，甚感细心明眼勘订拙著。“明天”用法屡见于古典白话小说，尚有来历；“情商”亦系旧日文白通用语。拙著成于四十余年前，当时语习，多与今不同，不必改从现行者。但尊意之厚，已铭心矣。电视剧煞费编导诸同志苦心大力，拙著叨光而已，乃承齿及，愧汗之至。草复即叩
冬安
钱钟书上 十六日
钱钟书书札2
此信改用钢笔，字迹虽还那么雅致，但略显颤抖，显然先生身体大不如从前。先生身体不佳，仍坚持亲笔复信于我，对于我的无知和冒犯不仅不怪，反而细心教诲，解答疑难。如此宽广胸怀，实为罕见！看来“愧汗之至”的应该是我！那时读信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说。
12月21日，我又致信先生，说：“您不以我无知而责怪，又多所鼓励，令人感动”，“近观《围城》，发现凡‘佣人’皆印作‘用人’，有十几处之多……不知是书上印错，还是另有解释？以我之愚鲁，万望先生恕罪，予以指点为盼。《围城》虽为先生之‘宁馨儿’，但作为读者的我们，亦十分珍爱，故才又一次干扰先生清静。”
但以后未收到先生对此信的回示，恐怕是先生身体欠安吧！
1991年拙稿《沈从文夫人》在《香港文学》杂志上发表，但该刊依其常例不赠样刊，我突然忆起钱先生担任该刊顾问，遂写信向他求助。不久收到他6月22日的复函，用圆珠笔：
士方同志：
来函奉悉，《香港文学》创办时，承请我为“顾问”，我生平谢绝此等荣誉，故婉辞之。后得知该刊物乃我方统战出版物，于香港收回不无小补，被有关者“动以大义”，庶破例勉强应命。见该刊内容殊不足观，每一期寄来，由欲观者随意取去。手边一册不存，亦不知持走者为何人。无堪塞沈夫人及君之求，歉甚！敝躯仍多疾苦；本月北京医院体检，尚未知结果也。
君调任“研究”，必较前稍多阅览之暇，亦可喜也。
草复即问
暑安
钱钟书上 二十二日
我真为因如此小事烦冗钱老而愧恨不已，“敝躯仍多疾苦”，钱老却在这种情况下不忘复我一信，他是真把我当成“忘年交”的朋友啊！如此真诚，真世上罕见！1991年我已由报社调研究部门工作，钱老不忘在信中写上如此温馨而鼓励的话语：“必较前稍多阅览之暇，亦可喜也。”知我爱（护）我者，钱老也！
此信字里行间浸透着他一贯的孤傲和自信，读来韵味无穷。
钱先生这样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师，只要他认为你是真正的朋友，就会对你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打破任何长幼尊卑的戒律，全然不顾世俗的白眼，口无遮拦，向你倾诉衷肠，把一颗赤诚的心和一个赤裸裸的灵魂捧到你面前，激动着你，感染着你，净化着你！先生是一个最不易接近却又是最易交往的性情中人。
自钱先生寄我最后一封信至今已近二十年过去了，钱先生也已仙逝十年，我亦年过花甲。当我回忆这些往事，捧读先生的手泽时，还深深地为先生那渊博的知识、高深的学问、鲜活的思想、直率的言辞、大度的胸怀、谦逊的品格而感动。“做有文化的实在而聪敏的君子”，这是钱先生在一篇短文中讲到的，先生本人就是这么一位谦谦君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此为先生写照乎？
先生生前不让我写他，现在我忍不住还是写了他！好在我谈及先生的成就也不过是“拾人牙慧”而已，我想，先生地下有知，当不会怪罪于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