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之宫的陷落——由梅特林克的逃亡说起
大概总在三四个月以前了，偶然在报上看见比利时名作家梅特林克，一个78岁的老人，因为祖国沦陷逃亡到了美国的消息。而且他在布鲁塞尔的银行的存款，全部都被没收，现在已经一文不名。
虽然是随着许多新闻，同样草草地翻了过去，但这却隔了许多天，还清清楚楚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随时使我想起来，感到一种就像夕阳正要落山，却被一阵阴云遮没那样的感觉。后来，想去把这段新闻抄下来，留作一个纪念吧，却费了半个上午的时间也没有找到，这时候又仿佛失望似地感到有一点怅惘了。同时，也常常想起那位比梅特林克小几岁，却也有七十四那样大年纪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来。他的祖国是比梅特林克的还要更加上一层耻辱烙印的呢，他是不是还住在瑞士的山中，像第一次欧战时那样，不断地发着正义的呼喊呢？
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年人，却感到了破国亡家之痛，这实在是人间的一种惨事；然而这却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是拿血的代价换来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呢，使人得到了一个反省，一个对于自己过去的一生，以及国家与社会，都重新来估计一下，认识一番的绝好机会呢，特别是一个在社会上有着地位，或者有着极高地位的人，在一个曾经为他的国家与社会自以为，或者实际上真正效过劳，有过贡献的人。平常有所谓“盖棺论定”的说法：等到一个人死了以后，算是他一生的总结，这时候，他一生的是功是罪，他的分量到底重有几斤几两，他的价值究竟是值国币若干、外汇多少，都可以挂出牌来，一致断定的了。虽然是褒是贬，如因为时代与关系不同，常常会互相倒置起来，就在当时也不免有法价与黑市的明暗两种相差悬殊的价值。然而，这只是一种后人的论价问题而已。他在他的当时对于社会上实际地是功是罪，跟你在事后的论定他为功为罪，完全是两回事情，不但是与那个人的本身是无碍的了，而且与事又有甚么补益呢？假使，在一个正在享乐他的荣名，以送他的余年，却一生都走的是错误道路的老年人，或者在一个虽然到了行将入墓的残年，却力争上游，跑到时代的前面，作起青年的领队，因为是被一般人认为反乎“常情”的，自然要受到一般在“常情”下面盛衰荣枯者的攻击甚或唾弃的老年人，不等到“盖棺论定”，却因为他们的国家、社会起了急剧的变化，大多数总应该都回过头来看看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社会，他们国家社会里过去种种的是否合理，他们的破国亡家是因为自然的无可抗拒呢，还是出于人事的措施失当，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崩溃了呢，还是出于枝枝节节的失调，假使一旦光复了的时候，是要弥补一下缺陷就可以重整旗鼓了呢，还是须要从根本上改造过来才有前途。这时候，一切的观感都应该为之一新的，过去的所谓权威会倒塌下来，社会上攻击的目标会变成崇拜的对象，大家都有机会像死过一次一样，重新来作人，来看事，而所谓老年人虽然离死很近了，却不至于至死不悟，也不至于至死不见谅于国人，这岂不是反倒成为一种幸事，一种极大的幸事了吗？
梅特林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国际上极负盛名的象征派作家，就在中国的前几年都曾经风行过一时的，他的许多种剧本都译成了中文，那本最流行的《青鸟》，不但有两种译本，并且在学校里上演过。虽然他曾因为《马兰公主》轰动一时之后，博得了“比利时的莎士比亚”那样的荣名，他的戏剧却无论在价值上，要比莎士比亚的相去远的很，就是性质也极不相类。他的戏剧，无论场面和人物都是静的，充满了神秘的意味，人物的动作很少，对话非常简单，差不多都是要断要续地那样说下去，所以，有人说这是“静剧”，往往用背景衬托出一种或是幽静、神秘，或是紧张、恐怖的场面。他的戏剧，除去后期的《青鸟》和《莫那凡那》，以及《青鸟》的续剧《订婚》以外，差不多都是悲剧的，然而他的悲剧既不是希腊的，也不像莎士比亚的那种，跟近代易卜生等的也不相似。他的实际可以说是鸟类或是羊类的，自然的悲剧吧。譬如鸟，也许今天夜间，它就要投到罗网里，但是迎着早晨的阳光，它还是一样欢悦的歌唱；或者像是夜莺一般，天明以后的事情，是不能影响到它的夜歌的呢。也许，譬作羊会恰当一些，虽然一两天内它就要被牵进屠宰场了，在牧场的青草地上，还是要一般的耍欢跳跃，来点缀它的生活。人类照梅特林克的看法也是一样的，不但无可逃避地要有生有死，并且也无可逃避地在生与死的中间要爱；然而这就跟鸟的在枝头歌唱，羊的在草地耍欢一样，都是命运的安排，不但无法逃避，也不容选择。也无论是鸟是羊，还是人类的生生死死，欢喜悲哀，都不由自主地好像海上潮浪，好像天空阴晴风雨，不外是大自然的一种点缀罢了。虽然剧里有主角，在这样的舞台上，人物却并不是真正的主人翁，所以，背景在梅特林克的戏剧里就占了重要的地位。那么命运，这支配主宰人们的生死与爱情的命运是什么呢？在什么地方呢？这于是就需神秘了，要有神秘的境界，于是造成一种神秘的空气，给你发生一种神秘的感觉；于是要用象征，要用言语来象征，动作来象征，更重要的是用实在的东西，像指环，花冠，或者一眼古井，或是一座古堡，一座宝塔之类来象征了。至于对这类象征的认识，却是因人不同的。有的自以为高明，仿佛就有了很深的认识，有的或者会自认浅薄，那自然也就会很平常地看过去。其实，这跟猜谜或者参详的情形差不多，尽可以不必上当。然而，在当时却不论是读得懂，读不懂，甚至只是听人说过有这么一回事的，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得很，神秘得很，自然也就高明得很，一点都不浅薄。中国前些年的情形更不外是这样的了。
本来，到了19世纪的末年，象征主义运动继诗歌之后，成为戏剧的主流，就像以《娜拉》，《群鬼》等社会问题剧轰动一时的易卜生，这时候写出《海上夫人》，《大匠》等那样象征的作品。此外，史特林勃，霍甫特曼等，都丢开了那么严重的社会问题，掉转了他们的头，或者说是闭上了他们的眼睛不管了吧，来象征他们的戏剧，同时也就神秘起来，似乎也就算是深刻起来。实际，这分明是社会上的矛盾加深加重，而一些作家的生活和思想都没有出路的结果，就跟在这一世没有了希望的人，却把他们的希望放在天国或是来世上的情形并没有甚么多大的不同的。然而，在当时一般却认为这是一条出路，一种新的趋向，是20世纪的黎明到来了。
19世纪的欧洲，在世界史上，我们不能不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世纪；然而，却也不能不认为，是一个悲剧的世纪。在历史上，无论那一个时代，都没有过能像19世纪的欧洲这样发挥出人类的力量，对于社会有这样多而且大的贡献的。然而，也没有一个时代能像这样矛盾，这样黑暗，这样在极文明的大都市的里层，却充满着比诗人想象上的地狱还要恐怖得多的罪恶吧。到了这世纪的末些年，一方面是统治力量的扩展，而且加强起来了，由西欧而中南欧，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以至横跨欧亚大陆的帝俄，都被控制在资本主义，继而发展为帝国主义的铁腕下面；一方面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工人，在日渐加重加深的黑暗与矛盾下面，也逐渐成长起来了，由于社会主义的传播，革命党人的实际领导，不但强固地组织起来，并且有了国际性的组织，于是展开了一种斗争，一种那么严重，那么坚持，虽然有时爆发，有时又沉潜下去了，然而却非拼到一个你死我活的结果，永远不会停的斗争。这正像洪水泛滥，到了所谓伏汛时期的情形一样，一方面是堤岸的加高与培厚，无论是怎样地汹涌吧，也要或者说是希望平安地过去；一方面是倾盆的大雨，卷浪的狂风，急流巨浪，连冲带刷而且连冲带撞地奔腾澎湃。最后，终于在一个风浪最大的，在一个看起来是堤岸筑得最坚固、最高大，却泥沙已经壅满河道而又随处都是蚁穴的地方，俄罗斯帝国，打开了一个决口，爆发了共产革命。这中间自然显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现象：有高山大河，也有秽沟和臭毛厕；有伟大的斗争，也有醉生梦死的享乐；有的拿牛肉来喂狗，更有许许多多眼睁睁地饿死；拼着牺牲流血在那里革命的有人，借着这个机会爬了上去的也不少；要把这个社会来重新改造过的是一种，在梦想着这个社会自己就会走上合理道路的又是一种；有人在那里呼号奔走，或是在地下室里酝酿着火山的爆裂，有人反在那里大作其帮闲的清客，或是帮忙的凶手；坚决的，站在一方对垒起来，骑墙的跨在中间，有时向这方面迈一步，有时又跟另一方面拉起手来，最巧的是在向这方面迈步的同时，就把手伸给了另一方面，然而也会弄巧成拙，成了双方不讨好的拔毛乌鸦。在欧洲也有庄子的信徒，所谓齐物论派，说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并且“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不但资本家满身铜臭，俗不可耐，就是甚么革命改造，也是一阵乱吵，好像春草池塘的青蛙，叫人心烦。于是一日进一步，就产生了所谓高蹈派，回到屋里，关起门来，闭目养神，创造自己的世界吧。外面就是狂风暴雨一齐来，拔木飞屋了，只要他自己的这间房子没有问题，也可以不管。因为这是人间的事情，他的不朽的伟业却在天上。有的又在主张“公论”了：有钱的人固然很可恶，穷人也一样是坏东西，所以，不但反动的分子腐化，革命的人物也一样堕落；反过来呢，不但穷人可怜，就是有钱的人也不舒服，好像是说不但羊被狼吃的滋味难受，就是狼吃羊的滋味也不舒服。……假使你随便翻开一部19世纪比较详细的欧洲史看看，就不难看见那一时数不清的，好像到了水族馆或是动物园那样多的奇形怪状，你也许不自觉地就会发出“宇宙之大”的感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