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噶尔之书
想象中的大地
1996年7月，我第一次启程前往喀什噶尔时，那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只有想象：遥远、热烈、辽阔，被金色的沙铺满，沙中有古国的遗迹，维吾尔的气质、禀赋、言语、痛苦、欢乐……这一切都沉浸在阳光之中——阳光的气味泛着瓜果熟腐后的酒香。
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因为我早在1993年就对那片大地进行过想象，我在那年写就的长篇小说《黑白》就是以那里为背景的，小说里的人物就生活在那片沙漠中一个叫“黑白”的王国里，故事也在那里展开。在那部小说中，我已感知了沙的重量和热度。我已用心灵的双脚在我想象中的南疆大地上行走过；或者说它已承载过我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和激情；承载过我创作时的欢乐和痛苦。我到那里去，冥冥中早已注定。我只是从想象王国回到现实。
那是我应该去的地方。那里有我用想象和才情创造的王、子民、诗、美女，包括绝望。
我去意坚决地离开，使我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行程变得顺利起来。刚过哈密，兰新铁路就因洪水中断了，直到半月之后才恢复通车。到了乌鲁木齐，南疆的交通也因洪水而中断，不几日，就有可怕的消息传来，说在后沟有20多人被泥石流卷走了。边城处于一种焚烧似的燥热中，我被煎熬着，只想尽早离开。
路还没通我就出发了。半个月没通车，那辆去喀什噶尔的、浑身泥渍的长途客车却没有坐满——大家都还不敢前往。车上坐着21个人，除了我这个汉族人外，其余的全是久困乌鲁木齐的、急迫地要回家乡的维吾尔人。
车是一对剽悍的维吾尔族父子开的，虽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显示着不要命的架势，但因为路况太差，客车还是跑不起来。这种缓慢的车速使我感觉自己好像坐在一辆中世纪的旧马车上，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且歌且行。客车日夜不停，五天五夜才走完那1500多公里路程——即使路况好的话，当时也要走两天一夜。
我为如此广阔的大地而震撼。荒漠，绿洲，就像绝望与希望一样，交替着闪现，像在预示着什么。
8月的阳光在南疆大地的上空燃烧着，把一切置于它无与伦比的热度中。汽车里一直有一种由阳光味、尘土味、莫合烟味、汗酸味、羊膻味组成的浓烈气息，南疆大地的气息。
在和硕，有个老乡甚至赶上了一头肥硕的绵羊。羊显然是第一次坐车，它一直惊奇地看着车窗外飞掠而过的景色，不时会因为惊诧而发出“咩咩”的叫声。那位老乡也是第一次出远门，他不知道到喀什噶尔的路有多远，所以带了足够的给养——为自己带了半口袋馕、两个五公斤装满了水的塑料壶，还为羊带了两麻袋草料。羊在车上吃草，不时把乌黑发亮的羊粪蛋“乒乒乓乓”撒在车里，当然，还有它排泄的液体。羊干这样的事天经地义，毫无愧色，只是苦了他的主人，羊撒羊粪蛋子，他就要站起来赔上笑脸，说几句表示歉意的话，把羊责怪一番；羊撒一泡尿，他也要站起来鞠个躬，批评羊随地大小便。但羊好像是要有意为难它的主人，拉屎拉尿的频率很高。所以那老乡几乎每隔一两个小时就得“引咎”一次，这反而弄得我们不好意思了。
他是到喀什噶尔看望他一位生病的亲戚的，这只羊是他送给那亲戚的礼物。最后，这只尊贵无比的羊与我们一起到了喀什噶尔。车里，无疑一直弥漫着越来越浓郁的尿臊味。
油黑的沥青大道被水冲击得残破不堪，但它笔直地向远方延伸着。穿过村庄城镇的地方总有卖新疆饭食的路边店，门口挂着几只已剥皮剖腹的肥羊。店名总让人忍俊不禁，诸如“巴音郭楞888马家清真饭馆”啦，“博格达艾孜拜父子555手抓羊肉馆”啦，“艾提尕尔999沙湾大盘清真家养土鸡店”啦，全是像要显示气势似的店名，让人念起来颇有些奔流直下的味道，让你从店名即可感觉店主的幽默和风趣。可感觉店主的幽默和风趣。
饭馆大多简陋，但特别宽敞，有些可坐二三百人，姑娘们旋风般地招呼客人，倒茶上菜；小伙子们一边歌唱，一边翻动着大铁锅里的抓饭，玩魔术似的把一个大面团拉成均匀的面条……
五天的旅行中，车上始终只有我一个汉族人。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欢乐。他们一路都在唱歌，使人一点也感觉不到旅途的漫长和艰难。车过阿克苏不久，差点翻了，歌声变成了惊叫，但最后当车只是倾斜着倒在沟边时，歌声又响起来了。
他们的心有时像阳光一样明亮，有时又忧郁得像被阴影遮蔽的月光。但在旅途中，他们是无忧无虑的，胸怀像路边的大地一样宽广，那善良淳朴的品性让人觉得他们刚刚从泥土中诞生。
我沉浸在他们的欢乐中，不知不觉中就到了中亚这座神秘诱人、难以理解的城市。
如今，我每次去喀什噶尔，都保持了第一次见到它时的那种新鲜感，每次都有新的认识和发现，然后在认识和发现中爱它越来越深，像一桩刻骨铭心的爱情。
喀什噶尔总是在阳光下躺着，即使夜晚，也留有阳光的温度。白杨和沙枣以及庄稼以它为核心，向四周绵延开去，直到高山脚下，直到大漠戈壁边缘。褐色的群山顶上覆盖着冰雪，冰雪下面就是帕米尔高原。慕士塔格山、公格尔山、公格尔九别峰闪光的山顶照耀着整个喀什噶尔绿洲，冰峰雪岭与黑色的戈壁、金色的沙漠一起，把这块绿洲衬托得像一块翡翠。
很有气魄的广场，拓宽的街道，现代化的楼房，穿梭往来的各式汽车，刚修通不久的铁路，国际机场，代表着喀什噶尔现代的一部分；但它还保持着传统，保存着一些古老的风情和生活方式。它们交织在一起，组成了喀什噶尔五彩的、深具内涵的生活图景。
在这里，百分之九十七是维吾尔人。凡是在这里生活了一些年头的汉人，无论是官员，还是商贩，大多被“维化”了。他们维语说得和汉语一样流利，面食和牛羊肉吃着比大米和猪肉舒服，习惯了用碗或茶杯畅饮，说话直来直去，不再转弯抹角……没有人试图改变这座城市，大家在享受一种很有情趣的土生土长的生活方式的同时，悠然自得地等待着现代文明的来临。最后，使二者各自呈现在了这座城市中。虽然有一种不协调感，但它仍然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充满浓郁的中亚伊斯兰气息的城市。
这里的人从未拒绝外来文化和异族文明，甚至他们的血缘。喀什的男人身材健壮，相貌英俊，而女人的艳丽是在很久以前就令人惊异的。1868年，俄国探险家乔汗·瓦里汗诺夫到喀什噶尔考察时，这里外国人的人数相当于当地居民的四分之一。他们大多是浩罕人、阿富汗人、犹太人、印度人、鞑靼人，还有英国和俄国的使节；那时，这里就是大探险时代来来往往的探险家的落脚地。
上溯历史，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后，特别是唐、元、清三朝代，喀什噶尔的内地军士、使节和官吏往来不绝，加之丝绸之路南道和中路都必须由此经过，使它成为塔里木地区的门户，再加之战争导致的人种的迁徙，使不同的血缘沿着丝绸古道源源不断地融会于此，最终成为现在的喀什维吾尔人。据文献记载，当年任何信仰伊斯兰教的外国人或内地人都可与当地女子结婚，这使喀什噶尔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混血的城”（诗人沈苇语）。
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嘎特尼的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是位勇敢的英国女子，她远离英国，随丈夫在这里生活了17年之久。1931年她用细腻温馨的笔调、满怀深情地写出了《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在这本书中，她就说喀什噶尔人“颇具欧洲人特征”；她还说，“人们很难说清喀什噶尔人到底属于什么人种，因为在过去几千年里，由于四面八方的入侵，这里的人种混杂得相当厉害。使他们既具有游牧民族的奔放豪气，又有汉民族的中庸适度，还具有西欧人的风度、南亚人的热情，这一切在他们身上形成了一种少见的贵族气质。”
因为少雨，尘土仍然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这当然也是阳光的赐予。毛驴的叫声会不时在某个街角响起，白须飘然的老汉骑在毛驴背上，悠然地任驴把自己驮到要去的地方。老太太和妇女则坐着毛驴车——就那种平板车——在上面铺一块毡子——和他们的孙子、孙女们半卧在上面，有时一辆毛驴车可奇迹般地坐十多个人，毛驴显得跟一只老鼠样大小。它细碎的步子踩着脖子上的铃铛声，神情卑微而平静。因为车上拉的是女人，驴一般都打扮过，脖子上挂着铃铛，额头上顶着一团大大的缨子，使它看上去像一位打扮过的新娘子，但即使这样，毛驴也从不神气，反而感到羞涩，显得朴素而诚实。头上顶着一团大大的缨子，使它看上去像一位打扮过的新娘子，但即使这样，毛驴也从不神气，反而感到羞涩，显得朴素而诚实。
不时也有骑着高头大马的汉子，叼着烟卷，腰上挂着英吉沙刀子，威风得像骑士一般从大街上走过，勒住马缰时，马会“咴咴”嘶鸣。马车更多，车也是平板上铺一块鲜艳的毡子，马却装饰得很是富丽，脖子上挂着闪闪发光的铜铃，红艳的缨子点缀着马的额头。有些马身上还披着图案精美的土耳其织毯，“得得”的马蹄声和铜铃声使你老远就能感觉它的到来。
马车和驴车都可出租，人们称这种车为“马的”或“驴的”，游览喀什噶尔，坐这样的车是再好不过的。
有时也有骆驼迈着尊严的步子，像武士一般，从大街上走过；还有从帕米尔高原赶下来的成百只羊，从街道的另一头涌过来，带着风尘仆仆的味道。车子都停下来，恭候它们通过，人们都远远地看着它们，好像在送一支远征的队伍。
城市的节奏并不匆忙，大街上的男男女女悠然自得，你虽然恍若置身于某个阿拉伯城市，但绝大多数妇女并没有在脸上蒙着黑色的面纱；为显示自己地位优越、生活舒适而不再保持身材的中年妇女们，显得雍容福态；少妇则无法掩饰她们的天然风情，年轻的姑娘有一小部分穿着时髦的正在上海或东南沿海流行的服饰――是的，时尚是个没有办法阻止的东西——但大部分人还穿着用鲜艳的艾德莱丝绸做成的衣裙，梳着十数根黑色小辫，戴着装饰高雅、色彩红润的帽子。你常常会为从自己面前走过的姑娘的美丽而惊讶，而惆怅，但她们已飘然走远。当你大胆地注视她们，她们也会回过头来，用传神而勾魂的眼睛更大胆地看你，直到你垂下眼睑，不得不逃避，她们才以胜利者的姿态，或快乐地笑着跑开，或转过头去，再对你回眸一笑，使你由惆怅而变得忧伤。
还有那我不知道该怎样来描述的世相的色彩。
那是一种飞扬流动的花纹，一种喜气洋洋的铺张，一种宏大的天籁般的交响，一种绚烂的幸福与安然……所有的色彩都集中在了这里，成为从古丝绸之路开通之际就已开始的色彩的沉淀和积累——谁也测不出它丰富的程度。
画驴的黄胄说，“春风捉笔写不尽，七彩古城四季新”。这里的七彩是一个无限延伸的词语。
喀什噶尔巴扎（即集市）载负着这些色彩，把这个民族的物产和情趣展现给你的同时，也让你进入了丝绸之路风情的长旅，进入了一个无所不有的世界。
一到巴扎日，就会有五六万人从四面八方赶到巴扎上。那里也备下了能满足你的一切：四海商货，土特珍品，骏马肥羊，瓜果蛋禽……色彩转化为世相，世相转化为色彩。
仅东门外的农副产品市场就占地110亩，粮油、蔬菜、棉花、鲜果、药材带着泥土的气息，马牛羊骡则带着草原的气息，鱼鳝鹅鸭则带着水池的气息。而夏秋两季，桑葚、樱桃、黄杏、蟠桃、酸梅、石榴、苹果、核桃、香梨、西瓜、葡萄、巴旦木、无花果、甜瓜等纷纷上市，它们带着或紫黑、或金黄、或红艳、或青绿的色彩，点缀着每个人的视野和胃口，也让果香弥漫了整个城市。
艾提尕尔巴扎在历史上由来自安集延的乌兹别克人经营。这里多为精美的手工艺品，有曲曼花帽、英吉沙小刀、镶有金银铜条的衣箱，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项链、戒指、手镯，还有各种民族乐器，色彩绚烂，琳琅斑斓。
位于艾提尕尔广场左侧的安江市场，是一条不深的巷子，却密集着600余个摊位，经营着尼绒、丝绸和其他布匹以及毛毯、鞋袜、珠宝、首饰等数百种商品……
我不得不说，这是我所到达的最富有人间气息的地方，而最为珍贵的是，它还带着丝路凿空之时的气息，带着那种远古的味道。
这就是我最初印象的喀什喀尔。的确，我一到这座城市，就被迷住了。我暗暗庆幸命运让我来到了这里，来到了与我想象如此相符的地方。走了那么远的路，没有白走；它让我这个一无所有的人，一夜间拥有了一个可以与外界区别开来的王国，拥有了一个独特的世界。
弥漫的香妃
“香妃……”
我已一次次在心中默默地呼唤过她，像呼唤我的情人。
她是作为一位由香气幻化而成的精灵存在于我心中的。这香气飘荡在爱她的人的心间，不会消散。这香气也弥漫在皇城和她的故乡。在皇城，她有香消玉殒的时候，而在故乡，这香气永存。在皇城，她叫容妃，在故乡她叫“香姑娘”，维吾尔语称伊帕尔汗。在异乡，别人已将她遗忘，只是偶尔翻阅陈年的史籍时，才会记起有这样一个来自边地的女子，只有故乡的人让她时时刻刻活在心中。
有人说，在月色清朗、只有微风的静夜，你会在喀什噶尔数十公里的范围内，闻到她的香气。至于香味则有各种说法，有人说是兰花的香气，有人说是麦花的香气，还有人说是栀子花的香气；有一个老人甚至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是刚下来的雪花的香气……
在人们的心中，她的香气就是青春和美的气息。她就是人们记忆中一个代表着青春和美的边地女子。
我到喀什噶尔不久，有一天专门打了一辆“驴的”前去看望她。小毛驴殷勤地往前小跑着，郊区的道路两旁是高高的白杨树，遮住了阳光，显得十分幽深。白杨树后面，是泥坯垒起的农家院落。显然，这路小毛驴已走熟了。赶车的老太太任由驴往前走着，一点也不管它，却和我唠起了香姑娘。她用的是亲切而担忧的口气，好像香妃是她刚刚出嫁的闺女。
“北京那个地方嘛，香姑娘肯定待不惯。我去过北京，那个城嘛太大了。那么大的地方，还叫做城嘛。”
我忍不住笑了，问她：“不叫城叫什么啊？”
“叫大城市嘛。”她回答完，也忍不住哈哈笑起来，笑完了，又接着说。“总之，还是老家好。葡萄嘛，这里能吃新鲜的，但可怜的香姑娘只能吃葡萄干；在这里嘛，能吃又肥又嫩的绵羊肉，那里嘛，只能吃只有一把骨头的山羊肉；这里嘛，能说维族话，那里嘛只能说汉话。哎，不知香姑娘咋过的……”她的话让你感到香姑娘还在清朝的皇宫里痛苦地生活着。
她继续唠叨。“她是嫁了个皇帝，可嫁给皇帝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自己喜欢的人，也不是自己爱的人嘛。那里只有那个什么荣、华、富、贵，可那有什么用。鸟儿即使关进的是金笼子，但依然是笼子；虽不用自己觅食，但失去的那个嘛是——自在地飞来飞去……”
老人像一个哲学家，越说越有兴致。我就转了话题，问：“老人家，香妃死后埋在河北遵化，并没有埋在这里，怎么能把这里叫‘香妃墓’呢？”
她一听，招呼驴停下，然后自己也跳下车来，生气地对我说：“这个样子嘛，你就付钱走人，不用去看了。你这个样子嘛，知道香姑娘不在这里，还去看什么？”
“我是听人家说的，但我不相信。”
“不要相信他们那个样子嘛胡说，我们故乡人不知道香姑娘死后葬在哪里吗？”
时间对于这个老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她好像真是看着香妃长大、看着香妃出嫁、感受香妃还在婆家受苦的人。
但这里确实不是安葬香妃的地方，这里是明末清初伊斯兰教“白山派”（也称“白山宗”）领袖阿帕克霍加的家族墓地，因阿帕克霍加在“白山派”中影响深远，这里成为伊斯兰教徒心中的圣地，故称阿帕克霍加墓。
“香妃墓”始建于1640年前后，地处喀什噶尔东北郊5公里处的浩罕村，是一座典型的伊斯兰古墓建筑，也是新疆众多伊斯兰陵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座。它色彩华丽、气势壮观，肃穆庄严中有让人亲近的力量。七座塔楼上各顶着一弯新月，除门窗之外，全以绿色琉璃砖装饰。这种颜色使人感觉它是天气变暖后，经雨水的浇灌，从大地里生长出来的生命力极强的植物。
香妃是清朝乾隆年间叶尔羌河畔伊斯兰教白山派阿里和卓的女儿，因其兄图尔都协助清军平叛有功，随兄参加乾隆大宴功臣和眷属的宴会时，为乾隆看中而入宫，初被封为贵人，后晋封为容妃。她生得花容月貌，阿娜多姿，能歌善舞，善骑射，精诗文，会编织，生来就散发着一股天然而又奇妙的芳香，常常令闻者如痴如醉，如饮香茗，故而深得乾隆宠爱。香妃病故于乾隆五十三年，封为容妃。她生得花容月貌，阿娜多姿，能歌善舞，善骑射，精诗文，会编织，生来就散发着一股天然而又奇妙的芳香，常常令闻者如痴如醉，如饮香茗，故而深得乾隆宠爱。
阿帕克霍加墓那华丽的门楼，那门楼上的波斯文字，那门楣上的赞美诗，那纯金镀就的月牙，那荫翳蔽日的古木，那大礼拜寺、小清真寺以及那一潭清水，那高大的圆柱和门墙，那洁净高雅、在阳光下泛着特殊光泽的蓝色琉璃砖，那以彩绘天棚覆顶的高台，那神秘的祈祷室，那造型独特、精美壮观的主墓室，那发人深省的古代阿拉伯警句，那意态和谐、气势峻拔的宣礼塔和召唤楼，那墓室中央巨大的半球形穹隆，那高敞明亮的墓室……无不包含着伊斯兰教的宗教精神和艺术品质。
而香妃也早已如从不凋零的花朵，让那永不衰败的异香，静静地弥漫在她曾经梦牵魂萦的故乡。
从陵园出来，那位赶驴车的老人还在等着我，一见我就说：“进去看了，该知道这就是香姑娘的拱拜孜了吧。”
我点点头。
老人显得很高兴。“我一到这里，就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气。那香气是太阳的香气——就是把洗干净的被子放在太阳下晾晒后，留在被子上的那种香气。你闻到了吗?”
我点点头。
我在心里回答道，我闻到了，但它是传说的香气，带着忧郁的气息。
河流的勇气
那是一个梦境，一个让我迷醉的梦境。它让我整个肉体都沉浸在那浓烈的奶酒香味中。
而载负这个梦境的却只是无边大地上的一条小河。
它之所以让我感动，是因为它以河流的勇气静静地穿越了烈日下的荒凉和辽远。
混着维吾尔方言的莫合烟味飘荡在河的两岸，让我感到自然而又亲切。我的头脑容纳着过于宽广的褐色——它不是衰竭、贫瘠的色彩，而是博大深厚的象征。因为它容纳着大地的沧桑。但它毕竟使我疲惫。我渴望有一种流动的、舒缓的东西来缓解我的紧张，希望看到纳格拉鼓和卡龙琴声中的边陲古城随着河水流动；希望看到笼罩在白杨和翠柳中的、飘着果香和莫合烟及烤羊肉味的喀什噶尔随着河水流动；希望艾提尕尔清真寺塔楼上那轮神圣的蓝色新月随着河水流动。
我知道，一定是什么侵蚀了我的感知。
很久以后，我终于明白，那是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力量。
这种力量在某个瞬间把我击倒了。
它让我产生了一种渴望——对一种从历史深处延绵至今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渴望。这渴望使人万般焦灼，这焦灼将我很快逼入到痛苦不堪的境地。
它把我引到了克孜勒河畔。河水显得凝重，并不流畅舒缓。水很浅，好多地方只见湿润的河床和一缕蜿蜒的水在静静地流淌，流向势必消失的叶尔羌河的尽头。叶尔羌河是一条不能奔涌至浩瀚大海的河流，但它知道了某种死亡的归宿，却依然义无反顾地向前奔流，显得十分悲壮。
而我在没有大水奔涌的季节看到了河水的奔涌，在听不见波涛之声的河边听到了波涛之声。它拍击着我的心岸，激荡起令人怅然的白浪。它拍击着我的心岸，激荡起令人怅然的白浪。
我知道这条河也许改变过，但近2000年来始终没有停止自己的奔流。因为奔流是任何一条活着的河流的命运。
1900多年前，他也许也在这条河边流连。望着河水，他思绪万千，他一定想到了故国家园，想起了老父妻儿，想起了中原的麦香、洛阳的牡丹，但想归想，想罢，便一拂长袖，将思绪付诸流水，然后回到盘橐城中，挑灯看剑，思索安定西域的良策。
我隔着克孜勒河，隐隐看到了远古的盘橐城。它在月光中泛着黄土的金色，闪烁着迷蒙的光辉。班超从书房走出，沉思着漫步到城头，一手执着长剑，一手握着书卷，看着辽阔而宁静的大地，听着村落里毛驴高亢的嘶鸣和狗的吠叫，将长剑掷于河中，说，有书即可，要剑何用！
所以，看到盘橐城中只有握着书卷的班超塑像，我觉得塑像者对班超是很理解的。
战争可以哺育英雄，但带给人类的却是灾难。做过兰台令史的班超从历史中一定看到了这一点，因为使命而把战争带给人类是他不愿意的。他出使西域，是为了统一，但要达到目的，必须赢得和睦。赢得和睦并维持和睦，使民众安宁、富足才是他的最大功绩。
但现实与希望总是相悖的。他没能摆脱征战。从公元78年开始，他先后征服姑墨国，收复乌即城，铲除莎车王，击退月氏兵，平疏勒叛乱，令龟兹降伏……这些征战使他威震西域，名播中亚。法国历史学家布尔努瓦在评价他时说，在不知疲倦的征战中，班超对西域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而他进行的征战又几乎是常胜不败的。
古来投笔从戎的诗人文士何以千计，可成为英雄俊杰者寥寥。年满40，身在兰台，管理着国家图书并从事修志编史的班超，听说汉明帝要派大将窦固西征，便毅然弃笔执剑，西出阳关，决心像傅介子和张骞那样建功西域，报效国家。
人过40，便如过午的日头，应当安身立命，不再远游。班超做着兰台令史，领着不丰不薄的俸禄，本可奉养老母，教育儿女，安然现状。西进之路，何止迢迢，凶险阻坷，难以想象。但班超觉得一方书案正在空耗他的人生；典籍案牍已经磨灭了他的理想。他在理智之年作出的选择体现了他人生的自信。他初出天山便在蒲类海大战中显露身手，紧接着，又独自领兵攻下伊吾，可谓身手不凡。
每个人都在寻找实现个体理想的途径，但从没有顺达的实现之路。没有勇气和决心，要找到那路都十分艰难，更不用说抵达了。
公元73年夏，班超从窦固北击匈奴，后奉命率领36名勇士，沿丝路南道艰难行进赴西域。他在鄯善火烧匈奴使者，在于阗智战以妖言阻挡他前行的巫师，靠大智大勇，于次年初春，绕开莎车国，渡过冰封的克孜勒河，神兵天降盘橐城，一举安定疏勒国。
疏勒国形成于西汉，其都城盘橐城即后来的喀什噶尔。喀什噶尔北依天山，西靠帕米尔，南倚喀喇昆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2000余年。喀什噶尔养育了著名的维吾尔语文学家马赫穆德·喀什噶尔；养育了维吾尔著名诗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他用古回鹘文写成的长达13000余行的古典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方面；养育了著名的伊斯兰教“白山派”领袖阿帕克霍加。喀什噶尔还有兴建于明景泰年间（1450—1456年）的艾提尕尔清真寺，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此寺肃穆典雅，雍容华贵，传递着信仰的光辉，集维吾尔族建筑艺术之大成。
据《汉书·疏勒传》记载，公元前126年，出使大月氏的张骞回国途经疏勒国时，因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必经此地，其首都疏勒城就已是天山南北“有市列”的国际性商业城市。公元前59年，匈奴西部日逐王归汉后，西汉政府以郑吉为西域都护，西域安定使疏勒城更趋发达。王莽篡位引起内乱后，匈奴的势力重新进入天山以南，控制了塔克拉玛干周围的广大绿洲，致使丝路不时中断。班超出使西域，是要使西域统一，并重新疏通丝绸之路。这无疑对人类的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很多个世纪里，丝绸之路是中西交往的重要通道。
公元76年，章帝继明帝之位后，曾认为统一西域无望，诏谕班超回京。壮志未酬，豪情空抛，班超登上盘橐城头，很不甘心，看着缓缓南流的克孜勒河，内心十分矛盾，更何况他已经爱上了这片土地呢。爱上了这片土地呢。
历史发展到今天，新疆仍有一种神奇的力量，那就是让来到这里的人，在拒斥中不知不觉地爱上它。这种力量来自大地深处，直抵人的灵魂。所以，无论你是来自烟雨缥缈的江浙，还是来自黑山白水的关外；也无论你是出生在楚天潇湘，还是出生在巴山蜀水，只要你来到新疆，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情不自禁地将自己视作它的一个部分，把它当成自己精神上的故乡。
可是君命难违，班超只得起程。消息一经传出，疏勒国民顿时一片凄惶。都尉黎龠大声疾呼道：“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遂挥刀自刎。班超到了于阗，于阗的王侯吏民围住他，抱住他的马腿，痛哭失声，使他不能前行。
作为朝廷官员，从古至今，有几人能受到民众如此盛情的挽留呢？又有几人能得到如此崇高的礼遇呢？
此时，另一种伟大诞生了。在皇帝的诏谕与民众的期待之间，班超选择了民众。这在封建社会，的确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虽然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说，但真正敢不受的又有几人呢？
班超从于阗重返疏勒。
班超经营西域30年，在疏勒生活了18年，公元102年卸任返京时，正好70高龄。
古城经过岁月的洗刷，只余下了一段长不足十米，高不过三米的遗迹，但因了班超的存在，作为一座城，它的灵魂无疑已变得永恒。
万里腥膻如许，
千古英灵安在？
南宋词人陈亮的追问也是我们的怀念。
班超的英灵是长存的，因为它早已渗入了西域辽阔大地的血脉之中，并弥散在空气里。
城市和大地的灵魂是品质、精神和不死的历史组合而成的。我依着残垣，感觉到了这城的呼吸；行走在大地上，我还可以听见班超稳沉的脚步声。
落日的余晖轻轻地洒在这座被当地人称为“艾斯克萨尔”——维语的意思是“破城子”——的断墙残垣上，经历了无数岁月的黄土泛着比黄金的色彩更为本质的光芒。城南的克孜勒河和城北的吐曼河在城下交汇，城垒就筑在两河交汇处的高地上。根据法国人伯希和20世纪初的实地勘测，此城占地面积仅200余亩，是座不大的城，但当时因为班超的存在，它变得异常强大。
以36名勇士而安定西域，并使汉朝声威远播，这需要大勇，更需要大智。只是愚钝如我者，难以从这大地的气息中感知。
夜已深，疏勒的夜空于我是熟悉而又陌生的。它那海蓝色上点缀的星辰闪烁着神秘的光辉。我曾在很多枯寂的夜晚凝望它们，企图以诗的方式应和那无边的诗意，企图以诗的方式和它们对话。但我却说不出一句话，因为那变幻不定的、深邃莫测的夜空本身就是宇宙万物吟唱的颂歌。
我来到克孜勒河边，原来是想和班超隔河对话的，但等我到了河边才意识到，隔着千古之河，我能听见他洪钟般的声音，而我自己的声音却只能漂浮在河的此岸，如一只蚊虫的呐呐。
于是我只有梦想，跨过了面前的河就跨过了无边的时空，就能到达班超的跟前，做他36名勇士中的一个。
喀什噶尔的灵魂
喀什噶尔的灵魂在卡斯区一带。它代表了这个城市古老的过去，平静的现在，如果幸运，它必然还将代表喀什噶尔的未来。
在历史久远的卡斯区，那些用花草和几何图案装饰起来的民居，是如此的富有民族特性。在乌斯塘布衣、在艾提尕尔广场周围，只要你沿着任何一个巷口走进去，就会被一种古朴得近乎原始的色彩、泥墙和气息所迷惑，一切现代的气息都被隔离了。卡斯区超凡脱俗于一切之上，像要力图与这座城市区别开来，以形成一种必须深究和仰视才能理解的景致。在乌斯塘布衣、在艾提尕尔广场周围，只要你沿着任何一个巷口走进去，就会被一种古朴得近乎原始的色彩、泥墙和气息所迷惑，一切现代的气息都被隔离了。卡斯区超凡脱俗于一切之上，像要力图与这座城市区别开来，以形成一种必须深究和仰视才能理解的景致。
房屋就在黄色的泥土上用泥巴和杨木建筑起来。许多木头去枝之后，没有刨削加工，就那样，以一种金黄的颜色架构和支撑屋顶、阁楼和阳台，以土筑墙，以泥涂顶，以泥抹地。全是泥土的颜色、气息和味道。这些建筑或依着山势而建，或从平地上突兀起很高，高低不等，错落有致。那些阳台会从房子的一侧挺出来，像农妇的乳房，颤颤悠悠，有些下垂，却牢实而饱满。整个街区看上去都是歪歪扭扭，晃晃荡荡，松松垮垮，加之又有许多跨越街巷两侧的、仅用几根粗糙的杨木横担着支撑的过街楼，在分割着一年四季的光阴，更让人觉得这些房屋随时要垮塌下来，但它们却战胜了时光的侵袭，在南疆浓烈的阳光下存在了数十上百、甚至数百上千年之久。
阳光下的这些旧巷更具有美的质感，那种明暗交错使普通的泥土显得深具内涵，仿佛其中有一种古朴的美正在骚动。如果是在清晨的朝霞和黄昏的夕照中，那泥土的颜色会柔和而深沉，凝重而明亮，像富有生机的季节一样吸纳着太阳的瑰丽光彩，使其也闪耀着灵动的、难以捉摸的七色光芒。
点缀这一切的除了变幻的阳光，就只有窗户、门楣，一棵偶尔伸出院墙的巴旦木树、苹果树、杏树、白杨树，不时有一线葡萄藤一直攀援到阳台上，攀援到可能是维吾尔少女的窗前；有时也有晾在阳台上的衣裙，或干脆是站在窗前思念恋人的青年女子；或是在阳台上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想着心事的媚人媳妇；或是在墙角的阳光下“追忆似水年华”的老太太或老汉。
也许那土里土气的颜色会让有些人觉得贫寒或拮据，即使是这样，那也是不同的。那是一种富有的贫寒，洁净的拮据。一旦跨进屋里，你就会惊叹那种浓厚的从远古延绵至今的生活气息。楼下的地板不是水泥的，但清扫得很干净。墙上挂着鲜艳的和田或当地出产的壁毯，壁毯上有清真寺图案、有赞美真主的赞美诗和有关信仰的古老圣言。靠墙总会有一铺宽阔的老炕，炕上总会摆放着招待客人的瓜果、糖和茶水。楼上的房间则透着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现代性，铺着地毯，有电视、沙发，因为大多由年轻人居住，也会有维吾尔乐器，还有吉他之类；有虚拟化后显得更为接近神圣之境的清真寺挂图；也有马拉多纳、玛丽莲·梦露等人的画报。即使贫穷的人，家里也无一例外地干净整洁。正如一位生活贫困的老人对我说的，即使再穷，我也有干净和整洁。
走在街巷中，总会遇到三两个老人坐在院门边，一边交谈，一边安享着阳光。遇到旅游观光的人，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还是国内的游客，只要从他们面前经过，他们总会微笑着向你点头致意，显得十分和善友好。
旧巷无疑是孩子的天堂。他们见到外国游客，则用简单的英语问好。有一个刚刚学会说话的孩子，一边颤颤悠悠地跑着，一边玩耍着，突然抬起脏兮兮的脸来，用稚嫩的声音向你问候，然后摆出姿势让你照相，使你觉得快乐而幸福。
转过一个拐角（那些拐角是何其多），你有时会遇到一个或几个迎面走来的维吾尔女孩，她们比男孩子文静、干净，穿着漂亮的艾德莱丝绸做的连衣裙，戴着饰有羽毛的小花帽。她们都是小美人，或白净或黝黑的脸蛋，又黑又大的明亮清澈的眼睛，扑闪着的长长的睫毛，深深的眼窝，让你沉醉，仿佛可以听到泉水的声响。如果你要和她们合影，她们会十分大方地摆出各种优美的姿势满足你的愿望。
少女们在前面走着，她们的身材苗条而轻盈，十数根黑亮的辫子垂在身后。她们走着走着，就突然不见了。她们就在你不经意的某个瞬间，进了自己的家门。
这就是喀什噶尔的旧巷，一个让你希望在里面不慌不忙地慢慢走下去——哪怕用一生去走也值得——的地方。
驴背上的老者
那位坐在毛驴背上的老人从小巷深处走出来时，浑身的表情都像动画片中的阿凡提。他穿着整洁，戴着一付多少显得有些滑稽的黑边老花镜。他任凭那毛驴走着，自己在驴背上读着一本书。那驴的毛色发亮，步态平稳优雅。可能是长期耳闻目染，那驴已是一匹有文化的驴，所以举动之间，颇有些学究气质。老人陶醉书中，不时摇头晃脑，远远看去，好像他正就书中一时想不明白的问题与驴探讨。驴垂着耳朵（走累了的驴通常会如此），好像不太愿意听那些或美好虚幻、或高深玄奥、或痛苦沮丧的话题。
我注意那位老人很久，最后忍不住走过去，以手抚胸，施以礼节，问老人是否能听懂汉话。老人自豪地点点头，用维式汉话说，他不但能说汉话，还会读汉文书。他读过《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这些书太有意思了！
每个汉字都像是从他口中迸出的，带着金属似的回音。
我十分高兴，问他，你看的是什么书？
他自豪地说，一本伟大的书，名字嘛就叫《艾里甫和赛莱姆》。
我看见诗歌使他的情绪饱满，双眼潮湿。他让毛驴停下来，说：“我为艾里甫和赛莱姆的爱情深深感动，但我不能把那些忧伤的诗句念给远道来喀什噶尔的客人，以免破坏了你愉快的心情。我给你朗诵一段不忧伤但很智慧的诗句吧。”
觉乃依特圣人：什么树靠吮吸自己的血生长？
什么鸟能自由地飞遍四方？
什么人的脸没有血色？
孩子啊，请回答我的问题。
艾里甫：生命的树靠自己的血液生长，
智慧的鸟能在世界自由地飞翔，
说谎人的脸就像白纸，
圣人啊，艾里甫回答了你的询问。
他用沙哑但充满质感的声音朗诵完，快活地一笑，用维语祝福我并向我道别后，拍了拍毛驴，又往前走了。
老人在驴背上诵读的是10世纪初维吾尔族诗人玉甫素阿吉根据民间传诵的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写成的叙事长诗。这首诗自诞生以来，就出现了许多手抄本，我在他那里看到的抄本分叙说部分和弹唱部分，叙说部分为442行散文诗，弹唱部分有1262行双行诗，共1704行。民间乐师们给它配上了几十种曲调，常在欢庆的节日和麦西来甫（民间一种歌舞聚会）上传唱，从而使其逐渐成了维吾尔人世世代代诵唱的著名诗篇。
故事是这样的：国王阿巴斯和宰相艾山外出狩猎，遇到了一只怀胎的羚羊，两人都因妻子怀有身孕而放过了这只羚羊。君臣二人于是相约，如果他们的妻子生下的是一男一女，就让他们结为夫妻，并立了婚约。后来，王后生下一个女孩，取名赛莱姆，意为美人；宰相夫人生下一个男孩，因为宰相已经去世，所以取名艾里甫，意为孤独的孩子。两个孩子青梅竹马，倾心相爱。可是艾里甫家越来越贫穷，国王背信弃义，撕毁了婚约，并把艾里甫全家流放到巴格达。艾里甫在遥远的地方思念赛莱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与赛莱姆相会，于是，他踏上了回归故乡的路。途中他被强盗掳掠，被卖给国王做了看管花园的奴隶。他隐姓埋名，默默劳作，终于与赛莱姆相会。国王知道后，派兵丁搜查花园，一对有情人在善良人的帮助下，逃出王宫，化为一对自由的鸟儿，迎着太阳的光芒飞向远方。
这部诗集犹如一园玫瑰，散发着让人心醉的芳香。
有一种力量驱使我跟随驴背上的老人，我希望到他的家中，翻阅那抄本。我不懂维语，我也许读不懂其中的一行诗，但我能感受到诗歌那浓烈的气息。他用充满深情的、混杂着维吾尔气息的汉话朗诵诗篇的声音，我将永不会忘记也许读不懂其中的一行诗，但我能感受到诗歌那浓烈的气息。他用充满深情的、混杂着维吾尔气息的汉话朗诵诗篇的声音，我将永不会忘记
这首长歌流自我智慧的源泉，
像夜莺的悲鸣激荡在每个人心间。
我放开歌喉唱艾里甫和赛莱姆，
为忠诚的恋人献上爱情的花环。
记得那天我跟随他到了他的家门口，他吃惊地转过头来，但马上就明白了——你是不是还想听我吟唱这爱情诗篇？
我重重地点点头。
爱听这诗篇的人越来越少，好像爱情现在一点也不重要，所以你要听我非常高兴，但你得去买两瓶美酒来献给我，这是我几十年来的规矩。
我高兴地去买了两瓶伊力特曲，来到他的院子里。他在院子里一边喝着茶，一边等着我。一看酒，就说是好酒，一人一瓶。他打开酒瓶，自己先喝了一大口。
然后，他提着酒瓶，带我去了他的书房。他书房里堆了好几摞书。他懂阿拉伯语，能看汉文书，该是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他告诉我，他有14个儿女，14个儿女中，有一个是县长，有一个是司机，有三个是教师，有两个是阿訇，有一个女儿是歌唱演员，还有两个儿子是工人，有一个儿子是军官，有两人在做生意，最小的在北京读研究生，全都挺有出息的，所以他现在可以安享晚年，除了到清真寺做礼拜，就是吟唱诗歌和喝酒。
他的言语中充满了自豪。几口酒下肚，他的脸更有光彩，真是鹤发童颜。他打开了那本手抄书，以酒相伴，充满激情，且歌且吟，唱到伤心处，则泪流满面；唱到高兴的地方，则神采飞扬。他完全沉浸在了诗歌的氛围之中。
他已经81岁了。他说，他一开口吟唱《艾里甫和赛莱姆》，每次都得唱过瘾，不然，他会十分难受。他就这样，一直从中午唱到了晚上。两瓶酒他喝掉了一瓶半，但却没有一点醉意。临别之际，他一直把我送到了巷口。
站在街巷之间，一抬头就看见了那轮明月，看见了满天星辰。我知道自己十分荣幸地头顶着天下最明净的夜空。而从街巷两侧的居所的狭小窗棂中漏出来的灯光与夜空辉映着，使我恍然置身于一个充满诗意的梦境之中。
这伊斯兰的气息在月夜里显得格外浓郁，我不知道这些古老而又普通的房间里隐藏着多少个像他这样看似平凡的智者和诗人。
他是真正理解、尊重并热爱诗歌的人。因为他生存在最接近泥土的地方。他的诗意和智慧也全都来自那里。
那是我最接近诗歌的一次精神之旅。那个伟大的老者名叫艾依提。
千年歌舞
坐在中亚阳光灼人的广场上，听着维吾尔人这些我已熟悉并迷醉的乐曲，我忽然想起了布罗茨基那两行著名的诗：
边缘不是世界结束的地方，
恰恰是世界阐明自身的地方。
我在一篇访谈中，也曾不揣冒昧地说，我站在表达的中心。
其实，西域早在2000多年前，就以歌舞的方式阐明了这一点。
传说我国最早的音律就得自西域。黄帝授意乐官伶伦制定音律时，伶伦历尽坷坎，饱尝艰辛，行程两万余里，渡过赤水，来到昆仑山。那时的昆仑气候湿润，森林茂密，修竹满谷，泉水奔涌，山花烂漫，百兽奔逐，百鸟飞翔，充满诗情画意。他在巡守昆仑山的山神陆吾的帮助下，在“嶰溪之谷”找到了适合作乐器的竹子。他仔细挑选了12根修竹，做成12支竹笛。但他试吹之后，音调很不协调。正在这时，一对凤鸟飞来，凤鸟美妙动听的鸣叫声启迪了他。他模仿凤鸣之声反复吹奏，直到声音和谐悦耳。伶伦就这样制成了12根律管，使人们有了创作和演奏音乐的规范和依据。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便称之为“伶伦作乐”。这个动人的传说记载于《吕氏春秋》、《汉书》及《太平御览》等古籍中。他到昆仑创造音乐的时间比张骞“凿空西域”要早3000年。虽是传说，但从先秦到唐宋的诸多学者和乐人都深信不疑。
《列子·汤问篇》也记载过西周周穆王与美丽的西王母瑶池相会后，在返回途中，将路上碰到的西域艺人偃师带到了西周。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有一天在草原上策马行进，忽然听见悠扬的乐声从远处传来，立即被这优美的乐声吸引住了。他循着乐声找去，看见一位牧人正用兽骨做成的七孔笛在独自吹奏。那小小骨管发出的神奇音色使张骞深深迷醉。他收集了十多支骨笛，并把演奏方法和一首名叫《摩诃兜勒》的乐曲一同带回了长安，交给了宫廷乐师李延年。
那充满大漠草原、长河落日和旷野气息的音乐旋律顿时轰动了长安。但即使李延年也不知道，那乐曲正是闻名西域的《十二木卡姆》的雏形。他十分激动地告诉张骞，《摩诃兜勒》乐曲是艺术的精华。李延年根据《摩诃兜勒》的基调又写了20多首乐曲，其中就有《入关》、《出塞》等流传千年的名曲。这些带有西域风格的乐曲雄浑昂扬，成为当时的军乐。李延年还组织了西汉的一支军乐队——“鼓吹”乐队，专门演奏西域乐曲。按照皇帝的圣谕，这些乐曲必须要统率万人以上的将军才能使用。西域乐曲一旦传开，立即给中原以霏靡清逸为基调的传统音乐以强烈的冲击，开创了铁琶铜琵、雄歌劲舞的一代乐风。
汉高祖刘邦的妃子戚夫人因善跳翅袖折腰舞，喜爱于阗音乐，擅长弹瑟歌唱、吹笛击筑而成为高祖宠妃。刘邦常与戚夫人在宫中歌舞作乐，戚夫人击筑，刘邦高唱《大风歌》。但戚夫人也因宠而遭到吕后的嫉恨，招致悲惨命运。刘邦死后，吕后就把戚夫人囚禁在永巷宫，令她身穿罪衣，剃去头发，终日舂米。戚夫人悲痛地唱道：
子为王，
母为虏。
终日舂薄暮，
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
当谁使告汝？
吕后得知更怒，马上派人杀死了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然后砍去戚夫人的手足，剜眼熏耳，灌以哑药，丢在茅厕里，使她受尽“人彘”之辱而死。
戚夫人因歌舞而死，死之惨烈，至今仍让人身寒心痛。而另一个与音乐有关的女子蔡文姬虽然不幸在战争中被匈奴所俘，被迫嫁给匈奴左贤王，但这却促使她写出了千古名曲《胡笳十八拍》，可谓不幸中之万幸。
蔡文姬随匈奴驰骋天山南北12年，受到了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熏陶，对西域古乐器和音乐作了深刻的研究。尤其喜爱流行于塞北和西域的管乐器胡笳那悲壮的音色，雄浑的气势，于是，她以胡笳那悲咽的乐声为基调，融汇西域音乐的风格调式写了18首乐曲，以此抒发自己悲苦的身世和难以抑制的思乡之情。这就是《胡笳十八拍》。
前秦将领吕光曾率兵征服西域，破西域诸国，后趁中原大乱之机割据凉州，建后凉国。他在打败龟兹后，把龟兹国的一个乐队和包括竖箜篌、五弦琵琶、筚篥、腰鼓、羯鼓、铜钹、笙、笛、箫、贝、都昙鼓、答腊鼓等十多种乐器带到了中原。后来，他把龟兹乐与凉州地区的音乐相结合，经过改编创新，形成了既具有曲调欢快、舞姿雄健的西域风格，又具有婀娜柔婉、轻盈多姿的凉州特色的《西凉乐》。该乐舞一直风行到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后来又成为隋朝宫廷燕乐《九部乐》和唐朝宫廷燕乐《十部乐》中的一部。盈多姿的凉州特色的《西凉乐》。该乐舞一直风行到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后来又成为隋朝宫廷燕乐《九部乐》和唐朝宫廷燕乐《十部乐》中的一部。
还有因喜爱西域音乐而娶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为皇后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公元566年春天，武帝派使臣携带重礼，西出阳关，请求俟斤将精通音乐的公主嫁给他做皇后。俟斤欣然应允，将一支由300余人组成的乐队作为陪嫁送到了长安，其中就有著名的音乐家苏祗婆和白智通。公元568年3月，俟斤之女到达长安，被武帝立为皇后，史称阿史那皇后。在阿史那皇后的倡导下，周武帝将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相混合，戎华兼采，改革了中原音乐。
隋灭北周后，在隋朝都城长安，有一个因开设着很多胡人酒店而闻名的西市。当时在西市胡乐当筵、胡姬压酒。当年随阿史那皇后到北周的苏祗婆沦落民间，被柱国沛公郑译发现。郑译由苏祗婆的“五旦七声”理论推演出“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被音乐史称为“旋宫八十四调”。这就是苏祗婆的宫调理论，后被隋文帝确定为新的乐制。苏祗婆的宫调理论不仅为音乐确定了规范，而且对后来宋词、元曲乃至戏剧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朝另一著名音乐家白明达也来自西域，隋炀帝十分看重他，任命他为宫廷乐正。他在隋末创制的14首乐曲大多充满颂歌的味道——诸如《万岁乐》、《舞席同心结》、《投壶乐》、《玉女行觞》、《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等——在昏庸无道的隋炀帝跟前，他也只能作一些颂歌。但这些乐曲掺有龟兹乐风，节奏奔放，曲调欢快，旋律激荡起伏，充满了大漠旷野自由坦荡的气息，所以在宫廷和民间都广为流传。
隋朝灭亡后，白明达又被唐高宗任命为内廷供奉，总管宫廷乐舞。在这期间他创作了最著名的乐曲《春莺啭》。这首乐曲与当时另一宫廷音乐家裴神符创作的《火凤》被称为“二绝”。诗人元稹曾写到：“《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
这就是西域，这就是边缘。
西域音乐如同一条河流，把汉民族的音乐大地浇灌得越来越肥沃，使其开放出了奇花异葩，并培育出了大唐之音，开创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巅峰时代。
隋唐的音乐家多为少数民族人士，当时的音乐也多为“胡乐”。宫廷胡乐不绝，乐工咸集，华光璀璨，民间也到了“家家学胡乐”的地步。
作为集诗歌、器乐、舞蹈于一体的唐代大曲，也吸收了许多西域音乐的成分。唐代《教坊记》中记有46首唐曲大曲目，其中广为流传的有《绿腰》、《凉州》、《伊州》、《甘州》、《霓裳》、《后庭花》、《柘枝》、《水调》、《浑脱》、《剑器》、《胡旋》、《破阵乐》、《春莺啭》等。
但自唐以后，这种交流逐渐沉寂，中原的乐舞也越来越衰微。失去了边缘的力量，中心出现了数百年的荒凉。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唯一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新疆。这四大文化体系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美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是几千年以来世界上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全人类的智慧结晶。产生于过去，影响在未来，人类前途的荣辱盛衰，仍将决定于四大文化体系的前进与发展。”
我想，西域的千年乐声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