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
（十四）
第三期
自崇祯十四年辛巳夏河东君与牧斋结褵于茸城起，至崇祯十六年癸未冬绛云楼落成时止，将近三年，此期间之岁月，虽不可谓之甚短，但其间仅有两大事可纪：一为河东君之患病，一为绛云楼之建造。河东君之患病约历二年，则又占此期之时间五分之四也。兹请依次言之，并附述钱柳两人谈兵论政之志事。
钱柳结褵后三年间，虽曾一度出游，然为时不久，其余皆属在虞山家居之岁月也。牧斋于《有学集》卷七《高会堂诗集》《茸城惜别》诗中尝自述之，前论钱柳结褵事，已引此诗一节，兹更续引其所述关于此三年者于下。
其诗云：
画楼丹嶂埓，书阁绛云编。小院优昙秘，闲庭玉蕊鲜。新妆花四照，昔梦柳三眠。笋迸茶山屋，鱼跳蟹舍椽。余霞三泖塔，落日九峰烟。
寅恪按：牧斋所述乃总论此三年者。今更就其作品及其他材料中，有关此时期之事迹论述之，略见当时柳钱两人婚后生活之一斑云尔。
《初学集》卷二〇上《东山诗集》卷三《燕誉堂秋夕》云：
雨过轩窗浴罢时，水天闲话少人知。凭栏密意星娥晓，出幌新妆月姊窥。斗草空阶蛩自语，采花团扇蝶相随。夜来一曲君应记，飒飒秋风起桂枝（自注：“非君起夜来。柳恽诗也”）。
寅恪按：《初学集》此题之前、《催妆词》之后，仅有一诗，其题为“田国戚奉诏进香岱岳，渡南海谒普陀还朝，索诗为赠”。世俗相传观音诞辰为六月，田国戚之渡南海谒普陀，当在此际，其还朝向牧斋索诗，亦应在七月。牧斋诗题所为《秋夕》之“秋”，即指初秋而言。牧斋此诗当与《李义山诗集》中《楚宫》二首（第一首为七绝，第二首为七律）有关（《才调集》卷六选第二首七律，题作“水天闲话旧事”），盖“水天闲话少人知”及“出幌新妆月姊窥”等辞，固出玉溪诗第二首，而义山第一首“朝云暮雨长相接，犹自君王恨见稀”两句之意，实为牧斋诗旨所在。虽赋诗时间距茸城结褵之日，似逾一月，然诗中无牢骚感慨之语，故可视为蜜月中快心得意之作。至牧斋此诗七八两句及其自注，则第三章论河东君《梦江南词》第三首“端有夜来风”句，已详言之，自可不赘。但河东君之词，乃为卧子而作者，在牧斋方面言之，河东君此时甚不应记及文畅诗也。一笑！
《初学集》卷二〇上《东山诗集》卷三《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云：
东虏游魂三十年，老夫双鬓更皤然。追思贳酒论兵日，恰是凉风细雨前。埋没英雄芳草地，耗磨岁序夕阳天。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
寅恪按：此诗于第一章拙诗序中，已引其一部分，并略加考证。牧斋此诗首二句“东虏游魂三十年，老夫双鬓更皤然”之语，据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一一《奴儿哈赤列传》略云：
奴儿哈赤故王台部也（参同书同卷《王台列传》），后叛走建州，带甲数千人，雄东边，遂为都指挥。始王台时，畏德，不敢与西北诸酋合。久之，卜寨那林起，常窥隙，略我人畜。给谏张希皋上书，以为奴儿哈赤旁近北虏恍忽大，声势相倚，恐卜寨那林孛罗一旦不可知（参同书同卷《卜寨那林孛罗列传》），东连西结，悉甲而至边，何以为备，是岁万历戊子也。
则自万历十六年戊子至天启元年辛酉，牧斋作浙江乡试程录中序文及策文第五问时，为三十三年，若不如此解释，则《燕誉堂话旧事诗》赋于崇祯十四年辛巳秋，上距万历十六年戊子，为五十三年，与情事不合矣。检此诗后即为“中秋日携内出游”之题，故知其作成，约在中元以后、中秋以前，“恰是凉风细雨”时候也。牧斋争宰相不得，获罪罢归，其政敌多以天启元年浙江乡试之钱千秋关节一案为借口。此案非本文范围，不须考述。但就牧斋诗旨论之，虽以国事为言，实则诗中所谓“庄周说剑篇”，即指其天启元年浙江乡试程录中谈兵诸篇。当牧斋天启元年秋主试浙江，作此谈兵诸篇时，其凉风细雨之景物，亦与崇祯十四年秋夕在燕誉堂共河东君话及旧事，并简旧文时相似也。牧斋于此年三月闻阳羨再召之讯，已知不易再起东山，畴昔之雄心壮志，无复表现之机会，唯有独对闺阁中之梁红玉，发抒其感愤之意耳。然则此诗虽以“东虏游魂”为言，实是悲叹个人身世之作也。
又《有学集》卷四八《题费所中山中咏》古诗云：
近以学者摛词掞藻，春华满眼，所中独好谈握奇八阵兵农有用之学。山中咏古，上下千载得二十四人，可以观其志矣。余少壮而好论兵，抵掌白山黑水间，老归空门，都如幻梦。然每笑洪觉范论禅，辄唱言杜牧论兵，如珠走盘，知此老胸中，尚有事在。所中才志郁盘，方当不介而驰，三周华不注，何怪其言之娓娓也。昔人有言，治世读中庸，乱世读阴符。又云，治世读阴符，乱世读中庸。此两言者，东西易向，愿所中为筮而决之。
寅恪按：牧斋此文作于南都倾覆后，仍从事于复楚报韩活动之时，但文中“余少壮而好论兵，抵掌白山黑水间”之语，则指天启元年浙江乡试程录中谈兵诸篇而言，故移录于此，以供读此诗者之参证。
《初学集》卷二〇上《东山诗集》卷三《中秋日携内出游，次冬日泛舟韵》二首云：
绿浪红阑不殢愁，参差高柳蔽城楼。莺花无恙三春侣，虾菜居然万里舟。照水蜻蜓依鬓影，窥帘蛱蝶上钗头。相看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
轻桡荡漾缓清愁，恰似明妆上翠楼。桂子香飘垂柳岸，芰荷风度采莲舟。招邀璧月成三影，摒当金尊坐两头。便合与君长泛宅，洞房兰室在中流。
河东君依韵奉和二首云：
秋水春衫憺暮愁，船窗笑语近红楼。多情落日依兰棹，无借轻云傍彩舟。月幌歌阑寻尘尾，风床书乱觅搔头。五湖烟水长如此，愿逐鸱夷泛急流。
素瑟清尊迥不愁，舵楼云物似妆楼。夫君本自期安桨（自注：《有美诗》云，“迎汝双安桨”），贱妾宁辞学泛舟。烛下乌龙看拂枕，风前鹦鹉唤梳头。可怜明月将三五，度曲吹箫向碧流。
寅恪按：钱柳唱和所以次此“冬日泛舟”旧韵者，不仅人同地同，而两方此时心情愉畅，亦与崇祯十三年冬日正复相同也。河东君自茸城与牧斋结褵后，其所赋诗篇，今得见者，以此二律为首次，如第一首“月幌歌阑寻尘尾，风床书乱觅搔头”及第二首“烛下乌龙看拂枕，风前鹦鹉唤梳头”等，皆其婚后闺中生活之写实。第一首一联《神释堂诗话》深赏其佳妙，前已论及。第二首一联，则可与《才调集》卷五元稹《梦游春》诗“鹦鹉饥乱鸣，猲娃睡犹怒”之句相参证（可参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论此诗条）。至第二首第二联及自注，似足表现河东君之雅量，几与今日王宝钏戏剧《大登殿》中代战公主相等，殊有异于其平日所为，颇觉奇特。或者此不过偶然一时心情愉畅之所致，未必为陈夫人地，而以桃叶桃根自居也。
又张山来潮所辑《虞初新志》卷五有徐仲光芳《柳夫人小传》，无甚史料价值，但其中述钱柳婚后互相唱和一节，则颇能写出当时实况，故附录于此。其文云：
柳既归宗伯，相得欢甚，题花咏柳，殆无虚日。每宗伯句就，遣鬟矜示柳。击钵之顷，蛮笺已至，风追电蹑，未尝肯地步让。或柳句先就，亦走鬟报赐。宗伯毕力尽气，经营惨淡，思压其上。比出相视，亦正得匹敌也。宗伯气骨苍峻，虬松百尺，柳未能到。柳幽艳秀发，如芙蓉秋水，自然娟媚，宗伯公时亦逊之。于时旗鼓各建，闺阁之间，隐若敌国云。
河东君自赋中秋日诗后，其事迹在崇祯十四年冬季之可考者，为偕牧斋出游京口一事。前论牧斋为《汉书》事与李孟芳书时，已略及此问题，兹更详考之于下。
《初学集》卷二〇上《东山诗集》卷三《小至日京口舟中》云：
病色依然镜里霜，眉间旋喜发新黄。偶逢客酒浇长至，且拨寒炉泥孟光。抚髻一灯还共照，飞蓬两鬓为谁伤。阳春欲复愁将尽，弱线分明验短长。
附河东君和诗云：
首比飞蓬鬓有霜，香奁累月废丹黄。却怜镜里丛残影，还对尊前灯烛光。错引旧愁停语笑，探支新喜压悲伤。微生恰似添丝线，邀勒君恩并许长。
寅恪按：牧斋诗结语云：“阳春欲复愁将尽，弱线分明验短长”，盖所以温慰河东君之愁病，情辞甚真挚。河东君报以“微生恰似添丝线，邀勒君恩并许长”之句，并非酬答之例语，而是由衷之实言。
考河东君本是体弱多病之人，检《陈忠裕全集》卷一五《陈李唱和集》载有卧子于崇祯六年癸酉秋季所赋二律，其题序云：
秋夕沉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
及《耦耕堂存稿·诗》中载有孟阳于崇祯九年丙子夏季所赋、《六月鸳湖饮朱子暇夜归，与云娃惜别》七律，其第四、第五十二句云：
愁似横波远不知，病起尚怜妆黛浅。
并观《河东君与汪然明尺牍》第十一通云：
二扇草上，病中不工，书不述怀，临风怅结。
第十三通云：
齐云胜游，兼之逸侣，崎岖之思，形之有日。奈近羸薪忧，褰涉为惮。
第十四通云：
昨以小疢，有虚雅寻。
第十八通云：
不意元旦呕血，遂尔岑岑至今，寒热日数十次。医者亦云，较旧沉重。恐濒死者无几，只增伤悼耳。
第二十五通云：
伏枕荒谬，殊无铨次。
第二十七通云：
余扼腕之事，病极不能多述也。
第二十八通云：
不意甫入山后，缠绵夙疾，委顿至今。近闻先生已归，幸即垂示。山中最为丽瞩，除药铛禅榻之外，即松风桂渚。若睹良规，便为情景俱胜。读孔璋之檄，未可知也。伏枕草草，不悉。
第二十九通云：
弟抱疴禾城，已缠月纪。及归山阁，几至弥留。
又据前引牧斋《次韵崇祯十四年辛巳上元夜小饮沈璧甫斋中示河东君诗》云：“薄病轻寒禁酒天”及《有美诗》云“薄病如中酒”，可以证知河东君于崇祯六年及九年曾患病，至于十二、十三、十四等年之内，几无时不病，真可谓合“倾国倾城”与“多愁多病”为一人，倘非得适牧斋，则终将不救矣。
《初学集》卷二〇上《东山诗集》卷三《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其一云：
懵腾心口自相攻，失笑禁啼梦呓中。白首老人徒种菜，红颜小妇尚飘蓬。床头岁叙占枯树，镜里天涯问朔风。睡起船窗频徙倚，强瞪双眼数来鸿。
寅恪按：此诗第一联为主旨所在，上句用《三国志·蜀志》卷二《先主传》裴注引胡冲《吴历》“吾岂种菜者乎”之语，盖牧斋此时颇欲安内攘外，以知兵自许，河东君亦同有志于是，然皆无用武之地也。
其二云：
世事那堪祝网罗，流年无复感蹉跎。翻书懒看穷愁志，度曲谁传暇豫歌。背索偶逢聊复尔，侏儒相笑不争多。晤言好继东门什，深柳书堂在涧阿。
寅恪按：此诗第七句出诗陈风“东门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与晤言”，第八句用刘慎虚“深柳读书堂”之语（见《全唐诗》第四函刘慎虚《阙题》五律）。此两句皆指河东君而言。“柳”为河东君之寓姓，颇切，然毛诗《东门之池》小序云：“刺时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贤女以配君子也。”若以此解，则河东君为贤女，崇祯帝为昏君，不仅抑扬过甚，且小序所谓“君子”乃目国君。牧斋用典绝不至拟人不于其人，其不取毛序迂远之说，自无疑义也。
其三云：
蹙蹙群乌啄野田，辽辽一雁唳江天。风光颇称将残岁，身世还如未泊船。懒养丹砂回鬓发，闲凭青镜记流年。百金那得封侯药，悔读蒙庄说剑篇。
寅恪按：此诗“悔读蒙庄说剑篇”与前引《燕誉堂秋夕话旧》诗之“共检庄周说剑篇”有关。前诗自指牧斋“天启元年浙江乡试程录”而言，此诗虽非即指此录，但其中有谈兵之部分，故可借为比拟。颇疑钱柳此次出游京口，实与天启元年浙江乡试程录有关也。余见后论。
其四云：
屈指先朝侍从臣，西清东观似前身。何当试手三千牍，已作平头六十人。枥下可能求骏骨，爨余谁与惜劳薪。闲披仙籍翻成笑，碧落犹夸侍帝晨。
寅恪按：此诗第七句之“仙籍”，依通常用典之例及此诗全部辞旨推之，应指登科记或缙绅录类似之书而言，但牧斋在京口舟中恐无因得见此种书录。鄙意钱柳之游京口，其动机实由共检天启元年浙江乡试程录之谈兵部分，有所感讳，遂取此录自随，同就天水南渡韩梁用兵遗迹，与平日所言兵事之文相证发。今观《初学集》卷九〇所载此录序文，即有牧斋所任翰林院编修之官衔，其全书之首，当更有此类职名。此诗“屈指先朝侍从臣，西清东观似前身”两句之意，当亦指此。《初学集》首载程松圆序云：“辛酉先生浙闱反命，相会于京师。时方在史局，分撰神庙实录，兼典制诰。”可取与相证也。
其五云：
人情物论总相关，何似西陵松柏间。敢倚前期论白首，断将末契结朱颜。缘情词赋推团扇，慢世风怀托远山。恋别烛花浑未灺，宵来红泪正斓斑。
寅恪按：此诗专述河东君崇祯十三年庚辰冬过访牧斋于虞山半野堂，及次年辛巳春别去，独返云间，一段因缘。前引牧斋《病榻消寒杂咏》中《追忆庚辰半野堂文宴旧事》诗，与此诗之旨略同。“慢世风怀托远山”句，其出处遵王注已言之，即牧斋答河东君初赠诗“文君放诞想流风，脸际眉间讶许同”之意。至“人情物论总相关，何似西陵松柏间”句，则指河东君初赠诗“江左风流物论雄”之语而言。盖牧斋素以谢安自比，崇祯元年曾推阁臣，不仅未能如愿，转因此获罪罢归，实为其平生最大恨事。河东君初赠诗道破此点，焉得不“断将末契结朱颜”乎？
其六云：
项城师溃哭无衣，闻道松山尚被围。原野萧条邮骑少，庙堂镇静羽书稀。拥兵大将朱提在，免冑文臣白骨归。却喜京江波浪偃，蒜山北畔看斜晖。
寅恪按：“项城师溃哭无衣”句，第一章论钱遵王注牧斋诗时，已言及之。据《浙江通志》卷一四〇《选举志·举人表》天启元年辛酉科所取诸人姓名及《初学集》卷二〇下《东山诗集》卷四《三良诗》，知汪氏为牧斋门人，故闻其死难，尤悼惜之也。“闻道松山尚被围”事，则遵王以避清室忌讳之故，未着一字。检《明史》卷二四《庄烈帝纪》略云：“崇祯十四年七月壬寅洪承畴援锦州，驻师松山。十五年二月戊午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畴降。”牧斋赋此诗在十四年十一月，正是松山被围时也。
其七云：
舵楼尊酒指吴关，画角声飘江北还。月下旌旗看铁瓮，风前桴鼓忆金山。余香坠粉英雄气，剩水残云俯仰间（寅恪按：《初学集》卷四四《韩蕲王墓碑记》引此句，“残云”作“残山”，似较佳）。他日灵岩访碑版，麒麟高冢共跻扳。
寅恪按：此诗乃钱柳此次出游京口之主旨。前论第四首谓两人既以韩梁自比，欲就南宋古战场，实地调查，以为他日时局变化之预备。后此将二十年牧斋赋《后秋兴之三》云：“还期共覆金山谱，桴鼓亲提慰我思。”（见《投笔集·上》及《有学集》卷一〇《红豆二集》）犹念念不忘此游也。此诗结语云“他日灵岩访碑版，麒麟高冢共跻扳”，意谓当访吊梁韩之墓。
观《京江感怀》诗后第二题为《半塘雪中戏成，次东坡韵》。半塘在苏州，见前论《有美诗》“半塘春漠漠”句所述。由镇江返常熟当经苏州，韩梁墓在灵岩，钱柳虽过苏，而未至其地者，必因河东君素惮登陟，前论《与汪然明尺牍》第十三通及《戊寅草》《初秋》八首之三“人似许玄登望怯”句，已详言之。河东君平日既是如此，况今在病中耶？至《初学集》卷四四《韩蕲王墓碑记》云：
辛巳长至日余与河东君泊舟京江，指顾金焦二山，想见兀术穷蹙打话，蕲王夫人佩金凤甁传酒纵饮，桴鼓之声，殷殷江流，喷沸中遂赋诗云：余香坠粉英雄气，剩水残山俯仰间。相与感慨叹息久之。甲申二月观梅邓尉，还过灵岩山下，扫积叶，剔苍藓，肃拜酬酒而去。因摭采杨国遗事，记其本末如此。
则崇祯十七年甲申二月牧斋实曾游灵岩，不知此次河东君亦与同行否？考是时河东君久病已痊愈，跻扳高冢，当不甚困难，钱柳两人同游，殊可能也。
又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藏《顾云美自书诗稿》有《道中寄钱牧斋先生》七律云：
睹棋墅外云方紫，煨芋炉边火正红。身是长城能障北，时遭飞语久居东。千秋著述欧阳子，一字权衡富郑公。莫说当年南渡事，夫人亲自鼓军中。
寅恪按：此诗前一题为“寒食过莒州”，后第一题为“闻警南还，沂水道中即事”。第二题为“广陵别万次谦”，题下自注云：“传闻翠华将南。”第四首为“送幼洪赴召”（寅恪按：《牧斋外集》卷一〇《吴君二洪五十序》云：“吴门吴给谏幼洪与其兄二洪奉母家居。”云美为苏州府长洲县人，钱序所称“吴门吴给谏幼洪”则是云美同里，故顾诗之幼洪，当即钱序之吴幼洪也），诗中有“六月驱车指帝京”及“钟山紫气寻常事，会有英贤佐圣明”，并自注云“幼洪师马素修先生，死北都之难”等语，故据诗题排列先后及诗中所言时事推之，知《寄牧斋》诗为崇祯十七年甲申春间所作。此诗堆砌宰相之典故，以比拟牧斋，殊觉无谓，但认牧斋可为宰相一点，则非仅弟子个人之私言，实是社会当时之舆论。观前引陈卧子《上牧斋先生书》即可证知，无取广征也。
兹更有应注意者，即此诗结语，亦言及韩梁金山故事，颇疑云美非独先已得见牧斋《京口舟中感怀》诗，且闻知其师与师母平日慷慨谈兵之志略。就诗而言，云美此篇并非佳作，但以旨意论之，则可称张老之善颂善祷。云美借此得以弥补《东山酬和集》未收其和章之缺憾欤？
其八云：
阳气看从至下回，错忧蚊响又成雷。乌鸢攫肉真堪笑，魑魅争光亦可哀。云物暖应生黍律，风心老不动葭灰。香车玉笛经年约，为报西山早放梅。
寅恪按：此诗七八两句云“香车玉笛经年约，为报西山早放梅”，牧斋所以作此结语者，因崇祯十四年十一月赋此诗时，河东君正在病中，虽将赴苏州养疴，自不能往游灵岩，甚愿次年春季可乘亲自至苏州迎其返常熟之便，共观梅邓尉。“早放”之语，亦寓希望河东君患病早愈之愿，与第五章论《高会堂集》，约许誉卿彩生至拂水山庄诗中“西山”之意不同，并暗用东坡诗“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之典。苏诗与河东君《金明池·咏寒柳》词有关，牧斋用以牵涉河东君，而自居为“梅魂”也。详见论河东君《寒柳》词及论牧斋《我闻室落成》诗等节，兹不多及。
又《初学集》卷二〇下《东山诗集》卷三《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七结语云：“邓尉梅花侵夜发，香车明日向西山。”是时河东君病渐痊，但尚未全愈，牧斋赋此二句，亦不过聊寄同游之希望，非河东君真能往游也。
抑更有可论者，旧题娄东梅村野史《鹿樵纪闻·上》“马阮始末”条略云：
阮大铖字圆海，桐城人（寅恪按：大铖字集之，圆海乃其号。怀宁人，非桐城籍。但《小腆纪传》卷六二《奸臣传·阮大铖传》云：“天启元年擢户科给事中，迁吏科，以忧归，居桐城。御史左光斗倘直有声，大铖以同里故，倚以自重。”盖因其居处，认为著籍桐城也。《列朝诗集·丁》卷一三《阮邵武自华》小传云：“怀宁人。”附其孙《阮尚书大铖传》云：“字集之。”牧斋与阮氏关系密切，故所记皆正确。假定《鹿樵纪闻》此节真出梅村之手者，然吴阮关系疏远，梅村所记，亦不及牧斋之翔实也）。天启初，由行人擢给事中。寻召为太常少卿。居数月，复乞归。崇祯元年起升光禄寺。大中子学濓上疏称大铖实杀其父。始坐阴行赞导，削夺配赎。钦定逆案，列名其中。大铖声气既广，虽罢废，门庭势焰，依然熏灼。久之，流寇逼皖，避居白门。时马士英亦在白门。大铖素好延揽，及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冀以边才起用。
又《明史》卷三〇八《马士英传附阮大铖传》云：
崇祯元年起光禄卿。御史毛羽健劾其党邪，罢去。明年定逆案，请赎徒为民，终庄烈帝世，废斥十七年，郁郁不得志。流寇逼皖，大铖避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
盖明之季年内忧外患，岌岌不可终日，当时中朝急求安攘之人才，是以士大夫之获罪罢废者，欲乘机起复，往往“招纳游侠，谈兵说剑”，斯乃事势所使然，殊不足异。牧斋此际固与圆海为不同之党派，但其欲利用机会，以图进取，则无不同。河东君与牧斋之关系，所以能如此者，不仅由于“弹丝吹竹吟偏好”之故，实因复能“共检庄周说剑篇”所致。前者当日名媛如徐阿佛王纤郎辈，亦颇擅长，至后者则恐舍河东君外，不易别求他人。然则牧斋心中认其与河东君之因缘，兼有谢太傅东山丝竹及韩蕲王金山桴鼓之两美者，实非无故也。
兹先略论述牧斋谈兵说剑以求进用之心理并举动，后复就牧斋作品中，关涉河东君虽在病中，犹不忘天下安危之辞句，以证释之，今日读者或可借以窥见钱柳婚后二三年间生活之一方面欤？
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卷一四《上少宗伯牧斋先生》（原注：“壬午冬”）略云：
方今泰道始升，见龙贞翰，自当亟资肃乂，寅亮天业。既已东郊反风，岳牧交荐，而上需密云之畜，下有盘桓之心。使天下倾耳侧足以望太平者，目望羊而心朝饥，谁之故也。属闻囗躏渔阳，为谋叵测。征兵海内，驿骚万里，此志士奋袂勠力共奖之日。而贤士大夫尚从容矩步，心怀好爵，何异乡饮焚屋之下，争饼摧轮之侧？旁人为之战粟矣。阁下雄才峻望，薄海具瞻，叹深微管，舍我其谁？天下通人处子，怀奇抱道之士，下至一才一艺之流，风驰云会，莫不望阁下之出处，以为濯鳞振翼。天子一旦命阁下处端揆，秉大政，恐非一手足之烈也。阁下延揽幽遐，秉心无竞，求人才于阁下之门，如探玉于山、捜珠于泽，不患其寡也，特难于当时所急耳。当时所急，莫甚于将帅之才。子龙闻君之有相，犹天之有北斗也。故为相者，宜有温良蔼吉之士以扬治化，又宜有果敢雄武之才，以备不虞。阁下开东阁而待贤人，则子龙虽不肖，或可附于温良蔼吉之列，以备九九之数。至于果敢雄武之流，世不可谓无其人，不知阁下之所知者几辈也？
寅恪按：卧子与牧斋在文场情场，虽皆立于敌对地位，然观此书，其推重牧斋一至于此，取较宋辕文之贻书辱骂、器局狭隘者，殊有霄壤之别，或可与李问郎之雅量，参预牧斋南都绮席者，约略相似也（见第三章引王沄虞山《竹枝词》“双鬟捧出问郎来”句并注）。又观卧子此书，得以推知当日士大夫一般舆论，多期望牧斋之复起任宰相，及为相后，更有最急之新猷。此点为当日之公言，而非卧子一人之私议也。书中既作“□躏渔阳，为谋叵测”之语，则卧子之意，亦以为牧斋实有攘外之才，苟具此才，即可起用。此阮圆海所以“觊以边才召”也。故牧斋崇祯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诸诗文关涉论边事及求将帅两点者，颇为不少。今特标出之于下，以资参证。
《初学集》卷二〇上《东山诗集》卷三《寄榆林杜韬武总戎》云：
莫厌将坛求解脱，清凉居士即瞿昙。
寅恪按：清凉居士即韩世忠，钱遵王注已引其出处。杜韬武者，杜文焕之字。事迹见《明史》卷二三九《杜桐传附文焕传》，并可参《有学集》卷一六《杜韬武全集序》、同书卷二二《杜大将军七十寿序》及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三《送杜公韬武归浦口》诗等。牧斋此诗列于《小至日京口舟中》及《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两题之间，此际牧斋与河东君同访韩梁古战场，其用“清凉居士”之典，自无足异。所可注意者，牧斋甚思以文字与当时有将帅才及实握兵符者相联络，初尚限于武人之能文者，如杜氏，即是一例，后遂推及持有实权之军人，如郑芝龙之流，而不问是否能欣赏其诗文矣。
《初学集》卷二〇上《东山诗集》卷三《题将相谈兵图，为范司马蔡将军作》云：
画师画师汝何颇，再貌一人胡不可。猿公石公非所希，天津老人或是我。
寅恪按：范司马即范景文。《明史》卷二六五《范景文传》略云：
十年冬（寅恪按：坊印本及百衲本“十”均作“七”。王颂蔚《明史考证捃逸》亦未论及。兹据同书卷二六四《吕维祺传》及谈迁《国榷》卷三《部院表》下南京《兵部尚书》栏“丁丑吴桥范景文”条等改正）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几就拜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十一年冬京师戒严，遣兵入卫。杨嗣昌夺情辅政，廷臣力争，多被降谪，景文倡同列合词论救。帝不悦。诘首谋，则自引罪，且以象论佥同为言。帝益怒，削籍为民。十五年秋用荐召拜刑部尚书。未上，改工部。
牧斋《题将相谈兵图》诗后一题为《效欧阳詹玩月》诗，首句云“崇祯壬午八月望”，可知《题将相谈兵图》一诗乃梦章罢南京兵部尚书以后，起为北京刑部尚书，改工部不久以前所作，故仍称其为司马也。“蔡将军”，牧斋未著其名，检《范文忠公文集》卷五载《与蔡》一书，亦未著其名。但书中有“今登镇特借秉麾，海上共干城矣”之语，知其人为登州总兵，岂即此蔡将军耶？俟考。“天津老人”之出典，钱遵王注已引其出处，牧斋表面上虽故作谦逊之辞，以裴度目范，而以“天津老人”自命，实则暗寓己身能为晋公，可谓高自标置矣。晋公《中书即事》诗云：“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见《唐诗纪事》卷三三“裴度”条及《全唐诗》第五函“裴度”）牧斋此际虽欲建树平定淮蔡之功业，然有志不成，空兴“白首老翁徒种菜”之叹，颇可怜也。
又钱曾注本《有学集》卷八《长干塔光集》《鸡人》七律（涵芬楼影印《有学集》本此诗自注有所删改，故用遵王注本）云：
鸡人唱晓未曾停，仓卒衣冠散聚萤。执热汉臣方借箸，畏炎囗骑已扬舲（自注：“己酉五月一日召对。讲官奏曰，马畏热，必不渡江。余面叱之而退”）。刺闺痛惜飞章罢（自注：“余力请援扬，上深然之。已而抗疏请自出督兵，蒙温旨慰留而罢”）。讲殿空烦侧坐听。肠断覆杯池畔水，年年流恨绕新亭。
寅恪按：牧斋于启、祯之世，以将帅之才自命，当时亦颇以此推之。弘光固是孱主，但其不允牧斋督兵援扬，犹可称有知人之明，假若果如所请者，则河东君自当作葛嫩，而牧斋未必能为孙三也。一笑！至于梦章之以此图征题，足知其好谈兵、喜标榜。检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五“黑水擒”条云：
范景文下士喜奇计，坐客多谈兵，顾临事无所用。
亦可窥见明末士大夫一般风气。阮圆海钱牧斋范梦章三人者，其人品本末虽各异，独平日喜谈兵，而临事无所用，则同为一丘之貉耳。
《初学集》卷二〇上《东山诗集》卷三《寄刘大将军》七律略云：
泰山石砺千行剑，清济流环万垒营。箧中亦有阴符在，悔挟陈编作老生。
寅恪按：刘大将军当为刘泽清。因《明史》卷二七三《高杰传附刘泽清传》略云：
刘泽清，曹县人。崇祯十三年八月降右都督，镇守山东，防海。泽清以生长山东，久镇东省非宜，请辞任。泽清颇涉文艺，好吟咏，尝召客饮酒唱和。
与牧斋诗中“泰山”“清济”一联，俱是山东地望者相合。又检《初学集》卷三一《刘大将军诗集序》略云：
曹南刘大将军喜为歌诗。幕中之士传写其诗，镂版以行于世，而请余序之。崇祯壬午七月序。
此序所言之籍贯及称谓皆与诗合，更以《明史·泽清本传》“泽清颇涉文艺，好吟咏，尝召客饮酒唱和”等语证之，则此刘大将军应是刘泽清无疑。
《寄刘大将军》诗前一题为《效欧阳詹玩月》诗。观诗后所附跋语，知为崇祯十五年壬午八月十五至十七日间之作。后一题为《驾鹅行》，乃闻此年九月下旬潜山战胜所赋，故牧斋作刘氏诗序，尚在寄刘氏诗之前。时间距离颇短，频为诗文，谀辞虚语，盈笺叠纸，何其不惮烦如此？诗末结语，牧斋欲以知兵起用之旨，溢于言表，其笼络武人之苦心，尤可窥见矣。
《初学集》卷二〇上《东山诗集》卷三《驾鹅行·闻潜山战胜而作》云：
督师堂堂马伏波（自注：“督師贵阳马公”），花马刘亲斫阵多（自注：“刘帅廷佐”）。三年笛里无梅落，万国霜前有雁过。捷书到门才一瞥，老夫喜失两足蹩。惊呼病妇笑欲噎，炉头松醪酒新蒸。
同书卷二〇下《东山诗集》《中秋日得凤督马公书来报剿寇师期，喜而有作》云：
鹖冠将军来打门，尺书远自中都至。书来克日报师期，正是高秋誓旅时。先驱虎旅清江汉（自注：“左帅还兵扼九江”），厚集元戎出寿蕲（自注：“马公督花马诸军自寿州出蕲黄”）。伏波威灵天所付，花马军声鬼神怖。郢中石马频流汗，汉上浮桥敢偷渡（自注：“献贼作浮桥渡汉江，闻大兵至，一夜撤去”）。
同书卷八〇《答凤督马瑶草书》略云：
顷者虎旅先驱，元戎后继，贼遂撤浮桥，敛余众，待王师之至，为鼠伏兔脱之计，则固已气尽魄夺矣。吾谓今日之计，当委秦蜀之兵以制闯，使不得南，而我专力于献。九江之师扼于前，蕲黄之师捣于后。勿急近功，勿贪小胜。蹙之使自救，扰之使自溃。此万全之策，必胜之道也。腐儒衰晚，不能荷戈执殳，效帐下一卒之用。忧时念乱，轮囷结轖，耿耿然挂一马瑶草于胸臆中，垂二十年矣。今幸而弋获之，虽欲不倾倒输写，其可得乎？秋风萧条，行间劳苦，唯为社稷努力强饭自爱。
寅恪按：上列两诗一书，其作成时间，大约《驾鹅行》赋于崇祯十四年冬季，因《明史》卷二四《庄烈帝本纪》云：
九月辛卯凤阳总兵黄得功刘良佐大败张献忠于潜山。
据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辛卯”为廿四日，牧斋居家得闻知此事，必在十月后矣。《中秋日得凤督马公书》一诗，乃崇祯十六年癸未中秋所作，此据诗题可以决定者。至《答马瑶草书》虽未著年月，然详绎书中辞旨，大抵与《中秋日得马公书》诗，殊相类似。书中复有“倾倒输写”之语，所谓“输写”当即指所赋之诗而言，书末“秋风萧条”一语，亦与诗题之节候相应。今综合诗及书两者参互证之，疑是同时所作。盖诗则专为“倾倒输写”，书则兼为金正希误杀黔兵解说（事见《明史》卷一七七《金声传》。黔兵纪律之恶劣可参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七“马士英奔浙”条），因此等解说之辞，不可杂入诗中也。检叶廷琯选录《徐元叹先生残稿》所附《马士英序》，末署“天启元年辛酉五月端阳前三日”。据此牧斋即使不在北京，或他处遇见瑶草，至少亦可从素所交好之徐氏作品中，得见马氏此序，马文颇佳，牧斋必能欣赏，故书中“挂一马瑶草于胸臆中，垂二十年矣”之语，非尽虚谀也。
《驾鹅行》中“花马刘亲斫阵多”之“花马刘”，依牧斋自注，乃指刘廷佐言，但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刘良佐”条略云：
刘良佐字明辅，大同左卫人。崇祯十四年曾破贼袁时中数万众，历官至总戎，素乘花马，故世号花马刘云。
是“花马刘”之为刘良佐，绝无可疑。牧斋何以称之为“刘廷佐”，岂由偶尔笔误，抑或刘氏之名前后改易，俟考。
夫牧斋此时欲以知兵起用，联络持有兵权之主帅如马瑶草者，固不足怪，但其特致殷勤于瑶草部将之刘明辅，则恐别有用心。检上引计氏书“刘良佐”条后有附注云：
先君子云，昔刘良佐未显时，居督抚朱大典部下，忽为所知，加以殊恩，屡以军功荐拔，遂至总戎，亦一遇也。
是刘良佐与朱大典有关，《明史》卷二七六《朱大典传》略云：
崇祯五年四月李九成孔有德围莱州，山东巡抚徐从治中炮死，擢大典右佥都御史代之。诏驻青州，调度兵食。七月，登莱巡抚谢琏复陷于贼，总督刘宇烈被逮，乃罢总督及登莱巡抚，不设专任。大典督主客兵数万及关外劲旅四千八百余人合剿之，贼大败，围始解。贼窜归登州。国臣等筑长围守之，攻围既久，贼粮绝，恃水城可走，不降。六年二月中旬有德先遁，官军遂入大城，攻水城未下，游击刘良佐献轰城策。城崩，官军入，贼尽平。八年二月贼陷凤阳，诏大典总督漕运，兼巡抚庐凤淮扬四郡，移镇凤阳。六月命大典总督江北及河南湖广军务，仍镇凤阳，专办流贼。贼帅袁时中众数万，横颍亳间。大典率总兵刘良佐等击破之。
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上》云：
广昌伯刘良佐字明宇，故东抚朱大典之旧将，后督淮扬，再隶麾下，从护祖陵。御革左眼，再收永城，号花马刘者也。
据此，刘良佐实为朱大典在山东平定登莱一役，卓著战功之骁将。后来大典移驻凤阳，良佐之兵乃其主力。牧斋歌颂瑶草战功，专及明辅，事理所当然。
鄙意尚有可注意者，即《明史·朱大典传》中“罢总督及登莱巡抚，不设专任”一事，盖此点极与牧斋有关。前引牧斋《送程九屏领兵入卫二首。时有郎官欲上书请余开府东海，任捣剿之事，故次首及之》一题，及诗中“东征倘用楼船策”句，及《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四，诗中自注云“沈中翰上疏请余开府登莱，以肄水师”，并《有学集》卷三二《卓去病先生墓志铭》载，崇祯末，中书沈廷扬特疏请牧斋开府东海，任援剿事，《明史》卷八六《河渠志》“海运”门及同书卷二七七《沈廷扬传》所载季明本末较详，而沈氏受命驻登州，领宁远饷务一点，尤与其请任牧斋为登莱巡抚事有关。
又《鲒埼亭集外编》卷四《明沈公神道碑铭》述五梅海运之功甚详，而不及其请任牧斋为登莱巡抚事，并其上书时任中书之职名亦不书，盖欲避免沈氏与牧斋之关系，但文中云：
大兵之下松山也，绕出洪承畴军后，围之急，十三镇援兵俱不得前，城中饷绝，道已断。思陵召公议之，公请行。自天津口出，经山海关左，达鸭绿江，半月抵松山，军中皆呼万岁。公还，松山竟以援绝而破。时论以为初被围时，若分十三镇之半，从公循海而东，前后夹援，或有济，而惜乎莫有见及之者。
据此可见，季明海运之策，与请任牧斋巡抚登莱两事，实有相互关系。谢山虽恶牧斋，欲讳其事，亦有不可得者（《嘉定县志》卷一九“文学”门《沈宏之传》云：“族弟崇明廷扬入中书，建海运策，疏出宏之手。丙戌廷扬死节，宏之殡之虎丘，志而铭之。”可供参考）。《初学集》卷二〇上《东山诗集》卷三《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八首之六“闻道松山尚被围”句，可证牧斋赋此诗前后，甚欲一试其平生谈兵说剑之抱负，觊觎登莱巡抚之专任，故于登州一役立有战功之刘良佐，尤所属望。不知明辅亦如鹤洲之能以武人而能诗，可欣赏此江左才人之篇什，更通解其欲任登莱巡抚之微旨欤？
至《驾鹅行》中“惊呼病妇笑欲噎”之句，牧斋于此忽涉及河东君，亦非无因，殆由瑶草早已得闻钱柳因缘之佳话。《东山酬和集》刊成于崇祯十五年春间，集中所收诸词人和章，为徐元叹诗最多（并可参《初学集》卷三二《徐元叹诗序》），以平日徐马文字关系推之，瑶草当已先得见《东山酬和集》也。牧斋特作此句，所以表示河东君实非寻常女子，乃一“闺阁心悬海宇棋”之人，可与杨国夫人等视齐观，并暗寓以韩蕲王自待之意，未识瑶草读之以为何如耶？
抑更有可论者，《绥寇纪略》卷五云：
淮抚朱大典以护陵故，多宿兵，亦屡有挫衄，独其将刘良佐骁果善战。
可知当日江淮区域凤阳主帅拥兵最多，其部将如“花马刘”辈，复以善战著称。吴氏之书虽指朱延之而言，但瑶草乃后来继任朱氏之人，部下骁将，多仍其旧，《南明野史》所言，即其明证，故牧斋之作，殊非偶然。至北京陷落，弘光南都之局，悉为马氏操持，盖由其掌握兵权所致。牧斋亦终以与马阮钩联，毁其晚节，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观此二诗一书，即可证知矣。
《初学集》卷二〇下《东山诗集》卷四《闽人陈遁鸿节过访。别去二十年矣》七律略云：
乱后情怀听夜雨，别来踪迹看残棋。凭君卷却梁溪集，共对檐花尽一卮（自注：“鸿节以李忠定公《梁溪集》相赠”）。
又《留鸿节》七律略云：
突兀相看执手时，依然旧雨忆前期。客中何物留君住，凭仗江梅玉雪枝。
同书同卷《郑大将军生日》七律云：
戟门瑞霭接青冥，海气营云拥将星。荷鼓光芒朝北斗，握奇壁垒镇南溟。扶桑晓日悬弧矢，析木长风送柝铃。荡寇灭奴须及早，伫看铜柱勒新铭。
同书卷三二《陈鸿节诗集叙》（寅恪按：同治修《福建通志》卷二一三《文苑传》有《陈遁传》，但其文全采自《初学集》，别无他材料也）略云：
陈遁字鸿节，闽之侯官人也。贷富人金为远游。抵陪京，过桃叶渡，遇曲中诸姬，揄长袂，脱薄装，酒阑促坐，目眙手握，以为果媚己也。命酒极宴，流连宿昔，槖中装尽矣，还寄食于僧院。故人黎博士赠百金，遣游锡山。途中遇何人，夜发箧盗其金亡去，益大困，卧病于江上李生家。亡友何季穆赏其诗，载归虞山（寅恪按：“李生”即李奕茂，字尔承，事迹可参《牧斋外集》卷二五《书李尔承诗后》。何允泓字季穆，常熟人，事迹可参《初学集》卷三《归田诗集·上》《哭何季穆》诗及同书卷五五《何季穆墓志铭》并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二七《何季穆文集序》等）。偕过余山中，赋诗饮酒相乐也。自后不复相闻，亦未知其存否。今年忽访余于虎丘，握手道故，喜剧而涕。问其年，长余二岁耳。出其诗，则卷帙日益富。曹能始为采入《十二代诗选》中矣。鸿节将行，余为略次其生平与出游之概，以叙其诗，且以为别。属其归也，以质诸能始。癸未中春十四日叙。
同书卷八八《请调用闽帅议》略云：
为今之计，拯溺救焚，权宜急切，唯有调用闽帅一着。愚以谓当世诸公，宜亟以江南急危情形，飞章入告，伏乞皇上立敕郑帅，移镇东南，专理御寇事宜。其将领士卒，一应安家衣甲器械船只行粮月粮，一照郑帅弟鸿逵赴登事例。新登抚赴登也，属郑帅造船于瓜洲。郑慨然曰：此王事也，万里不敢辞，况京江咫尺乎？已而语其弟鸿逵：奴警更急，我当亲督师渡江。其慷慨赴义、急病让（攘）夷如此。东南之要害不止一隅，既奉命移镇，则东南皆信地也。皖急可借以援皖，凤急可借以援凤，淮急可借以援淮。譬之弈棋，下一子于边角，而全局皆可以照应，则下子之胜着也。天下事已如弈棋之残局矣，诚有意收拾，则满盘全局着子之当下者尚多，而恐当局者措手之未易也。姑先以救急一着言之。衰晚罪废，不当出位哆口轻谈天下事。警急旁午，吴中一日数惊。顷见南省台传议曰：上护陵寝，下顾身家。听斯言也，如寐睡中闻人聒耳大呼，不觉流汗惊寤，推袱被而起，庸敢进一得之愚，以备左右之采择。癸未三月朔日。
寅恪按：此郑大将军即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观议中“郑帅弟鸿逵”及“语其弟鸿逵”等句，是其确证。牧斋平生酬应之作甚多，未必悉数编入集中，以此等文字多不足道故也。至于寿芝龙一诗，所以特编入集中，疑别有理由，盖欲借是表现其知兵谋国之志事耳。“请调用闽帅议”末署“癸未三月朔日”，《郑大将军生日》前一题为《冯二丈犹龙（寅恪按：冯梦龙字犹龙，苏州府长洲县人）七十寿》诗，其结语云“莺花春日为君长”，冯氏寿诗前即有关陈氏二律，其《留鸿节》诗有“江梅玉雪”，表面叙述景物之语，并取牧斋所作《陈氏诗集序》末署“癸未中春十四日”一端，综合推证，可知上列三诗一文，皆崇祯十六年癸未二三月间在苏州所作，时日衔接，地点相同，互有关系者也。“请调用闽帅议”以弈棋为譬云“今天下事已如弈棋之残局矣”，可与《鸿节过访》诗“别来踪迹看残棋”之句互证。陈遁既是闽人，突兀过访，牧斋为之赋两诗并为之作诗集序，时间复与作寿郑芝龙诗及《请调用闽帅议》相接近，当不偶然。牧斋此年仲春忽至虎丘，恐非仅因观梅之雅兴，疑其别有所为。今以资料缺乏，甚难考知。或者一由于欲借鸿节为媒介以笼络郑芝龙兄弟，二由于往晤李邦华于广陵，共谋王室。若此揣测不误，则牧斋虎丘之游寓，乃其取道苏州渡江至扬州之中途小住也。第二事俟后论之，兹暂不多及。
又检《黄漳浦集》，其中亦有关涉此时李邦华诸人欲借郑芝龙兵力以安内攘外之文字，详见后引，兹亦暂不论之。
复次，金氏《钱牧斋年谱》“崇祯十一年戊寅”条，据日本宫崎来城《郑成功年谱》载：“郑森执贽先生之门，先生字之曰大木。时年十五。”殊为疏舛。鄙意许浩基《郑延平年谱》“崇祯十七年甲，申公廿一岁。五月福王立于南京。芝龙遣兵入卫”条云：
台湾郑氏始末：福王立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封芝龙南安伯，镇福建。鸿逵靖虏伯，充总兵官，守镇江。芝豹彩并充水师副将。芝龙遣兵卫南京。
又“事钱谦益为师”条云：
东南纪事：福王时入国子监，师礼钱谦益。行朝录：闻钱谦益之名，执贽为弟子。谦益字之曰大木（寅恪按：赐姓本末云：“初名森。弘光时入南京太学，闻钱谦益名，执贽为弟子。谦益字之曰大木。”亦同）。
较合于事实。盖弘光立于南都，郑氏遣兵入卫，此时成功执贽于牧斋之门，极为可能。《行朝录》为黄宗羲所著，梨洲与牧斋关系密切，其言自是可信。至成功见牧斋时，年已二十一，尚未有字，殊不近情理，岂成功原有他字，而牧斋别易以“大木”之新字，或“大木”本为成功之字，传者误以为牧斋所取，如河东君之字“如是”，实在遇见牧斋之前，《牧斋遗事》亦以“如是”之字，乃牧斋所取者，同一谬误耶？俟考。
总而言之，牧斋在明北都倾覆以前，与芝龙实有联系。至于郑成功，其发生关系，则在南都弘光继立之后。南都既陷，牧斋与河东君志图光复，与海外往来之踪迹，颇可推寻，俟第五章述之，兹不论及。
牧斋于崇祯季年，联络当时握有兵权者之事实，略如上述，其急求起用，与知交往还，并恐政敌周延儒妨阻，表面伪作谦逊之辞，以退为进，迹象之见于诗文者，殊为不少。但本文专论述钱柳关系，此点非主旨所在，不宜多述。
噫！当牧斋世路纷扰经营之日，即河东君病榻呻吟痛苦之时，虽两人之心境不必尽同，而锦瑟年华，则同一虚度，今日追思，殊令人惋惜。然此三数年间，乃钱柳新婚后生活之一片段，故亦不可不稍涉及之也。
（十五）
《初学集》卷二〇下《东山诗集》卷三《元日杂题长句》八首其一略云：
北阙千官咸拜手，东除上宰独飏言（自注：“上待元辅以师臣之礼”）。朝罢开颜定相贺，年年虏退有殊恩。
寅恪按：牧斋赋长句八首，此首乃开宗明义第一章，辞旨专诋杨羡，故知此首乃此题八首全部主旨所在也。检《明史》卷三〇八《奸臣传·周延儒传》云：
帝尊礼延儒特重，尝于岁首日，东向揖之曰：朕以天下听先生。因遍及诸阁臣。
可与此诗印证。又检同书同传云：
十六年四月大清兵略山东，还至近畿，帝忧甚。大学士吴甡方奉命办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请视师。帝大喜，降手敕，奖以召虎裴度，赐章服白金交绮上驷，给金帛赏军。延儒驻通州，不敢战，唯与幕下客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帝辄赐玺书褒励。侦大清兵去，乃言敌退，请下兵部议将吏功罪。既归朝，缴敕谕，帝即令藏贮，以识勋劳。论功加太师，荫子中书舍人。赐银币蠎服。延儒辞太师，许之。
亦可与此诗相印证。但玉绳因清兵之退而特受宠赐，其事实在崇祯十六年四月丁卯，即廿八日，清兵引退之后（参《明史》卷二四《庄烈帝本纪》），牧斋当不能预知。岂牧斋后闻玉绳事败，补作此首？抑或原有此首，特改用“年年”二字以后概前耶？俟考。
其三略云：
空传陶侃登坛约，谁奉田畴问道书（自注：“淮抚史公唱义勤王，驰书相约”）。投笔儒生腾羽檄（自注：“无锡顾杲秀才传号忠檄”），辍耕野老奋耰锄。
寅恪按：《明史》卷二四《庄烈帝本纪》略云：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壬申（初六日）大清兵分道入塞，京师戒严。诏举堪督师大将者。戊寅（十二日）征诸镇入援。十七年二月丁亥（廿八日）诏天下勤王。三月甲午（初六日）征诸镇兵入援。乙巳（十七日）贼犯京师，京营兵溃。丙午（十八日）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十九日）昧爽，内城陷，帝崩于万寿山。
同书卷二七四《史可法传》略云：
十二年夏丁外艰去，服阕，起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十七年四月朔闻贼犯阙，誓师勤王。渡江抵浦口，闻北都已陷（寅恪按：《小腆纪传》卷一〇《史可法传》略云：“十六年乃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十七年夏四月朔闻贼犯阙，乃与户部尚书高弘图等誓告天地，驰檄勤王。渡江抵浦口，闻北京已陷。”可并参阅）。
《史忠正公集》卷二《与云间诸绅书》略云：
天祸家国，逆闯横行。用勤圣忧，垂二十载。近者鸱张北向，犯阙无疑。法也闻之，五内震裂。夫西平许国，即怀内刃之思；太真忘躯，遂洒登舟之涕。法虽迂疏浅陋，未敢远附古人，而国难方殷，何敢或后。顷者誓师秣马，而坐乏军需。点金无术，徬徨中夜，泣下沾衣。伏见诸台台励捐糜之素志，负报国之孤忠，毁家佐（纾？）难，亦大义所不辞。倘邀慷慨之怀，下刍茭之赐，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侯忠节公集》卷八《与同邑士大夫书》（自注：“崇祯甲申”）云：
徐大司寇传史大司马公启，遍达吴郡。郡中及虞山诸老皆传讫矣。今以属某，某不敢隐，亦不敢迟。盖谊同元首，势迫然眉，当效子文之毁家，宁唯卜式之输半。某不揣虻负，敢竭区区。凡我同仇，各随愿力，乞填注枢启左方，以便报覆。
同书同卷《答史大司马书》（自注：“崇祯甲申”）略云：
地坼天崩，骨惊肠裂。端午闻变，恸哭辞家，孤舟半程，四鼓被劫。乃余生逢难之日，正义檄下颁之辰。伏枕诵之，长号欲绝。一息尚存，矢奉明命，激发义勇，泣劝委输，共纾率土之忱，以雪敷天之愤。前者从徐大司寇拜明公勤王之书，辄悉索敝赋以行，遂入盗手。然犹将毁家纾难，以为众先（寅恪按：此书可参旧钞《牧斋遗事》后所载《钱谦益答龚云起书》并龚氏上牧斋原书）。
同书卷三侯元瀞撰其父年谱下“崇祯十七年甲申”条略云：
三月中江南始闻李贼犯阙。未几，北来消息甚恶，府君终不忍信。至端午日闻变既真，乃始发声长恸，即夕辞家将赴南都，共图宗社大计。先是史忠清公（寅恪按：《小腆纪传》卷一〇《史可法传》云：“隆武时，赠可法太师，谥忠靖。我朝赐专谥曰忠正。”侯谱称可法谥为“忠清”，疑是“忠靖”之误也）为南大司马，草勤王檄，遗尺一于府君，约以助义。府君出其书檄遍吿乡里，且为约辞，读者感动。
盖道邻在牧斋赋此诗以前，早有勤王之预备及举动，后因奉旨中道折回。观《史氏遗集》中崇祯十二年丁外艰以前，淮抚任内诸家书，可以证知，兹不备引。颇疑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兵入塞，征诸镇入援，道邻唱义勤王，驰书约南中士大夫，牧斋遂于次年元旦感赋此诗。所以知者，十六年七月道邻始为南京兵部尚书（见《国榷》卷首之《三部院表·上》南京兵部《尚书栏》），故牧斋称之为淮抚，而不称之为大司马也。至史氏与云间诸绅书，不知何年所作，或即是侯氏“与同邑士大夫书”所言之“公启”，亦未可知。总之必作于未确悉北京陷落以前。侯氏与同邑士大夫书，亦当作于未确悉北京陷落之时，《答史大司马书》则在确悉北京陷落以后所作耳，此皆详玩书中辞旨推得之结论。《明史·史可法本传》所言道邻之勤王，乃其最后一次，与牧斋此诗无涉，恐读者淆混，因稍多引资料辩之如此。
又今检道邻遗文，不见约牧斋勤王之书，或因传写散佚，或因被忌删去，殊难决言，但寅恪则疑史氏未必有专函约牧斋。牧斋自注中史公之书，恐不过与侯氏书中所言之性质相类。此类公启牧斋当亦分得一纸，遂侈言专为彼而发，以自高其身价。若所推测不误，则牧斋此时欲乘机以知兵起用之心事，情见乎词，亦大可笑矣。
顾杲者，黄梨洲《思旧录》“顾杲”条云：
顾杲字子方，泾阳先生之孙。南都防乱揭，子方为首。阮大铖得志，以徐署丞疏，逮子方及余。时邹虎臣为掌院，与子方有姻连，故迟其驾帖。福王出走，遂已，后死难。
查继佐《国寿录》卷二《诸生顾杲传》云：
顾杲字子方，南直无锡诸生也。工书法，多为诗古文，与吴门杨廷枢同社。逆监魏忠贤时，周顺昌坐罪见收，杲为檄攻魏，致激众，五人死义阊门。崇祯中，又为号忠揭，指国事逗留，触时忌不悔。
《明诗综》卷七六“顾杲”条，附《静志居诗话》云：
崇祯戊寅南国诸生百四十人，具防乱公揭，请逐阉党阮大铖，子方实居其首。有云：“杲等读圣人之书，明讨贼之义。事出公论，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大铖饮恨刺骨，而东林复社之仇，在必报矣。
寅恪按：子方乃东林党魁顾宪成之孙，其作攻魏檄、防乱揭及号忠檄等，尤足见其为人之激烈好名，斯固明季书生本色，不足异也。
又冒襄辑《同人集》卷四载范景文《与冒辟疆书》三通，其第一通略云：
不佞待罪留都，膺兹重寄，适当南北交讧，殚心竭虑，无能特效一筹，唯是侧席求贤，日冀匡时抱略之君子共为商榷，以济时艰。昨承枉重（踵？），正为止生倡义勤王，与渔仲即商遗（遣？）发。明晨报谒，以订久要，唯门下倾吐抱膝之筹，俾不佞借力高贤，救兹孔棘，真海内之光也。
寅恪按：质公之书当作于崇祯十年至十二年四月，范氏任南京兵部尚书时（见《国榷》卷首之三《部院表》上南京兵部《尚书栏》），或即辟疆于崇祯十二年初夏至金陵应乡试之际耶？（见《影梅庵忆语》“己卯夏，应试白门”之语）“渔仲”即刘履丁之字，俟后论之。
“止生”即茅元仪之字。《初学集》卷一七《移居诗集》《茅止生挽词》十首之五云：
一番下吏一勤王，抵死终然足不僵。落得奴酋也干笑，中华有此白痴郎。
质公书中所言，可与牧斋挽茅氏诗相证。此诗作于崇祯十三年庚辰，虽在道邻驰书约牧斋勤王之前，然亦可知江左南都诸书生名士如茅元仪顾杲辈，皆先后有“勤王”之议也。故特附记于此，以见当时风气之一斑耳。
其四云：
东略舟师岛屿纡，中朝可许握兵符。楼船捣穴真奇事，击楫中流亦壮夫。弓渡绿江驱濊貊，鞭投黑水驾天吴。剧怜韦相无才思，省壁愁看厓海图（自注：“沈中翰上疏请余开府登莱，以肄水师。疏甫入而奴至，事亦中格”）。
寅恪按：沈廷扬上疏请任牧斋为登莱巡抚，以水师攻清事，前已详引，兹不复述。至此诗结语所用韦执谊事，已见钱遵王注中，亦可不赘。但有可笑者，《牧斋遗事》略云：
乙酉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翁有难色。后牧斋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澄洁可爱，牧斋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耶？牧翁有恧容。
此条所记明南都倾覆，牧斋不从河东君之劝，以死殉国，俟后详言之，兹暂不论。唯牧斋怯于濯足拂水流泉，为河东君所笑一节，若非世人伪造以嘲牧斋者，则钱公与韦相同是一丘之貉，又何必斤斤较量才思之有无哉？夫河东君惮于登山，前已详述，而牧斋怯于涉水，更复如此，真可谓难夫难妇矣。一笑！
其五略云：
老熊当道踞津门，一旅师如万骑屯。矢贯猰貐成死狗，槛收牛鹿比孤豚（自注：“吴中流闻大冯君镇天津，殪酋子，禽一牛鹿。喜而志之”）。
寅恪按：《有学集》卷二八《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天津、慈溪冯公墓志铭》略云：
公名元飏，字尔赓。以兵部尚书元飙为其弟。海内称两冯君。初莅津门，厉兵振旅，犄角诸镇，斩馘献兵过当。上大喜，赐金币，荫一子锦衣。
《南雷文定前集》卷五《巡抚天津右佥都御史留仙冯公神道碑铭》（原注：“甲午”）略云：
升天津兵备道，未几巡抚天津，兼理粮饷，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复大入，公与诸镇犄角之。已又合宣大总督孙晋、督师范志元、山东巡抚王永吉之师，从密云趋墙于岭，邀其惰归。论功赐银币，荫一子锦衣卫。公讳元飏，字言仲，别号留仙（可参《初学集》卷五《留仙馆记》）。
《明史》卷二五七《冯元飙传附元飏传》云：
十四年迁天津兵备副使。十月擢右佥都御史，代李继贞巡抚天津，兼督辽饷。明年叙军功，荫一子锦衣卫。
寅恪按：牧斋此诗及自注所述崇祯十五年冬尔赓任津抚时，殪禽清酋一事，可与上引材料印证。但钱文“斩馘献兵过当”之“献”字，涵芬楼影印《有学集》所附校勘记未有校改。此时天津并无张献忠之兵，“献”字自不可通。疑是牧斋本作“虏兵”，后来避讳，以字形相近，遂改“虏”为“献”耳。至黄文之作“论功”及《明史》之作“叙军功”，皆含混言之，亦所以避清讳也。
其六略云：
庙廊题目片言中，准拟山林著此翁（自注：“阳羡公语所知曰，虞山正堪领袖山林耳”）。千树梅花书万卷，君看松下有清风。
寅恪按：前论《过钓台有感》七绝已及此诗，斯盖牧斋怨怼玉绳之不援引己身入相，遂作此矫饰恬退之语耳。检《牧斋尺牍·上》《答周彝仲书》（寅恪按：周彝仲事迹未详。徐暗公《钓璜堂集》卷一二有《挽周彝仲》七律，其首句云：“昔到苕溪访翠微。”然则彝仲与湖州有关也。又谈孺木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虞山后辈”条云：“常熟杨子常彝初以太仓张采张溥谒钱牧斋，时同社薄其文。已采登第，溥又出宜兴周相国，牧斋反因之通相国。”又顾公夑《消夏闲记选存》“文社之厄”条关于应社节，杜登春《社事本末》“娄东又有杨顾之学”节，同治修《苏州府志》卷一〇〇常熟县《杨彝传》及陈田《明诗纪事辛签》卷二二“杨彝”条等，皆可供参考，而顾书尤为简要。兹以子常亦是虞山籍以通宜兴之人，故附记于此）云：
兵垣回，得手教，知元老记存之深，知己推挽之切，而圣意坚不可回，至于三四驳阻。其难其慎，则不肖生来本末与晚节末路，终不可抆拭录用，主上固已知之深，见之确，而持之不遗余力矣。圣意即天意也，天可违乎？万一知己不谅天心，朝夕力请之元老，元老过听，而力请于圣上，以圣上之聪明天纵，始而厌，久而疑，以区区一人之进退，而开明良枘凿之端，则我之营进者，终成画饼，而所损于世道者，不可言矣。又或主上虚己之过，强而从元老之言，以衰残病废之身，附赘班行，点缀冷局。面目可憎，语言无味。此时引身求去，进不能有补于时艰，退不能自全其晚节。人何以处我，而我何以自处，不当深长计之乎？为不肖今日之计，断断乎当一意求退，不当复为仕进之局。为知己之深者，代为不肖之计，唯有仰体圣心，俯察微尚，从长商榷，俾得优游田里，管领山林，则余生没齿，受惠无穷矣。
寅恪按：此札可与《初学集》卷八〇崇祯十六年癸未四月《复阳羡相公书》及《寄长安诸公书》参证。此两书俟后论《谢辇下知己及二三及门》诗时，更述之，兹暂不多引。此札辞旨虽与两书类似，但是否同一时间所作，尚有问题。《复阳羡相公书》中“恭闻督师北伐，汛扫胡尘”等语，即指《明史》卷二四《庄烈帝纪》“四月丁卯周延儒自请督师，许之”之事（寅恪按：“丁卯”即初四日。可参《明史》卷三〇八《奸臣传·周延儒传》）。《寄长安诸公书》题下自注“癸未四月”，故此两书当是牧斋于崇祯十六年四月在扬州会晤李邦华时，交其转致者。至此札未载年月，不能确定为何时所作。但据《寄长安诸公书》中“顷者，一二门墙旧士，为元老之葭莩桃李者，相率贻书，连章累牍，盛道其殷勤推挽，郑重汲引，而天听弥高，转圜有待”等语，岂即指周彝仲寄牧斋之札而言耶？倘此假设不误，则此答周彝仲之札，尚在两书之前所作也。俟考。细绎此札，其最可注意者为“又或主上虚己之过，强而从元老之言，以衰残病废之身，附赘班行，点缀冷局”等语。盖牧斋当时甚愿玉绳援己入相，而玉绳竟不为之尽力。继闻崇祯帝之逾分奖饰，极有入相之可能。今忽得此札，传玉绳之言，谓虽曾尽心殚力，而思陵之意终不可回。牧斋据此乃知玉绳深忌己身之入相，仅欲处以帮闲冷局，聊借是勉应君上之旁求，并少顺群臣之推荐，遂不觉发怒，与玉绳绝交，而认之为死敌也。其经过之原委，请略述之。
《南雷文定后集》卷二《顾玉书墓志铭》略云：
乙丑（康熙廿四年）余泛吴舫，遂主周氏（寅恪按：“周氏”指周顺昌子茂兰）。于其座上见顾宗俊者，为玉书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志铭为请。玉书名麟生，世为常熟人。父大章陕西副使，谥裕愍。宜兴者，裕愍之门人。其再相也，玉书入其幕中。起废蠲逋清狱薄赋四事，玉书颇与闻之。虞山故与宜兴涿鹿善，宜兴心欲起涿鹿（指冯铨），而众论不同，姑徐之以观其变。虞山遂致书宜兴云：“阁下含弘光大，至精识微。具司马公之诚一，寇莱公之刚断，而济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韩魏公之宏博。目今起废为朝政第一。至如涿鹿，余不具论，当年守涿之功，屹然为畿内保障，岂可一旦抹杀，尚浮沉启事乎？往见子丑之际，持局者过于矜愎，流为攲侧，一往不返，激成横流。此正今日之前车也。”玉书见而讶其翻逆案也，年少气盛，不顾利害，以其书泄之于外，举朝大哗。虞山闻而恨之，后十年玉书有家难，虞山不能忘情，几置之死，因徙居吴门。家世膏粱，骤承贫薄。玉书不以介意。婿赵延史周旦龄（等），皆诸生。旦龄即周忠介公孙也。
寅恪按：玉书所见牧斋致玉绳书，当是牧斋于崇祯十四年九月玉绳再相至北京以后，及得周彝仲书以前所作，其欲玉绳荐起冯振鹭，乃阴为己身再起之预备。盖牧斋与振鹭在当时虽为对立之党派，然若思陵能统一并用，则冯氏得起，己身亦可同进矣。兹姑不论其此时之用心如何，但其以《易经·坤彖》“含弘光大”之义为说，实亦牧斋于明末南都时所持之政见也。颇疑朱由崧之“一年天子小朝廷”（见《有学集》卷八《长干塔光诗集》《一年》七律）其以“弘光”为年号者，固出于此，而拟此“弘光”之号，即采自牧斋之意，殆欲以含弘光大，统一并用，标榜当时政策之故欤？
关于牧斋致玉绳此书，尚有可注意者二事。一为牧斋称誉玉绳，连举北宋宰相司马光寇准王旦韩琦四人以相比拟，足见牧斋用典适切，非俭腹者可及。然亦由其熟玩东都事略之故。牧斋于王称之书，曾有一段因缘，观《初学集》卷八五《书东都事略后》及《有学集》卷四六《跋东都事略》并同书卷三一《族孙嗣美合葬墓志铭》等可知也。二为前论《有美诗》谓黄梨洲虽与牧斋交谊笃挚，然时有讥刺之语，殊不可解，意者太冲于阉党有杀父之仇，其见解绝异于牧斋之“含弘光大”。牧斋殁后廿一年，梨洲游苏州，目睹旧朝党家之沦落，乃知实由受之追恨玉书泄其密书所致，因遂于畴昔夙好之人，不惜为不满之辞耶？
至玉绳之再相，颇由东林推动之故，此事今不能详述，亦不必详述，但旧籍中有关于周延儒再相，侯恂与有力焉一节，兹录于下，其正确之性质，尚待考实。唯以其与后论侯恂方域父子及左良玉事牵涉，故并附及之，以备参究。
文秉《烈皇小识》卷七“崇祯十年辛巳”条云：
召予告大学士周延儒于家。先是阁臣虽内外兼用，鲜有当圣意者。众推宜兴颇有机巧，或能仰副，而圣意亦及之。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寅恪按：“桐城”当作“怀宁”。此误）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
寅恪按：张天如吴来之为策划玉绳再相之主要人物，各出一股，不待多论。冯振鹭侯若谷阮集之三人各分任一股，合张吴二股计之，共为五股。六股之数尚少一股，文氏独缺分任此股之主名，当有所讳。牧斋于此颇有嫌疑。然今考牧斋此时正为河东君之事，筹措经营，精疲力竭，若黄扉金屋同时并举，揆之虞山平日经济状况，恐未必有此能力也。俟考。
又梨洲所言顾氏家难事，今难考知，但《牧斋尺牍》中《与王兆吉》札五首之一（可参同书同卷《与湘灵》札中“仲恭非死于其弟，乃死于其兄”等语）有涉及此事之语，或与太冲所言有关。其文云：
仲恭家事，自分寒灰枯木，不为此辈所齿录，不敢漫置一喙。年丈伟望硕德，乡评倚重，忍不出片言，断其曲直乎？景之丈为顾氏懿亲，得其立议，即玉书亦必信服，他可知也。为亡友又复饶舌，当不惜知己一笑耳。
寅恪按：王兆吉者，常熟王嘉定长子梦鼎之字，而梦鼐之兄也。王氏父子兄弟事迹见《初学集》卷五七《王府君墓志铭》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卷二五《王梦鼐传》等。景之者，常熟赵士春字。士春为明末常熟著称之人，事迹见《明史》卷二二九《赵用贤传附士春传》及《常昭合志稿》卷二五《赵士春传》等。仲恭者，常熟顾大韶之字，即玉书之叔也。
《初学集》卷二七《顾仲恭传》云：
顾大韶字仲恭，常熟人也。父云程，神庙时为南京太常寺卿。仲恭与其兄大章字伯钦，孪生子也，连袂出游，人不能辨其少长，有张伯皆仲皆之目。伯钦举进士，奉使休沐，颜面肤腴，衣冠骑从甚都。仲恭老于书生，头蓬不栉，衣垢不浣，口不择言，交不择人，潦倒折拉，悠悠忽忽，每引镜自诧曰：顾仲恭乃如许！
颇疑梨洲所云“家难”，即牧斋所谓“家事”，岂大章一房与大韶一房亲族竞争之事，亦如后来牧斋死后所谓“钱氏家难”者耶？详绎牧斋札语，其意实袒大韶一房，所云“自分寒灰枯木，不为此辈所齿录”，可见牧斋愤怒之甚。“此辈”当指与大韶一房为敌之亲支，即玉书一房，“为亡友又复饶舌”之“亡友”，即指仲恭而言，盖玉书一房，不听从牧斋之意，牧斋遂欲借王赵两人之力以压迫之也。牧斋与仲恭交谊本极笃挚，观其崇祯十七年甲申以前所作之《仲恭传》，于伯钦仲恭兄弟之间，似已有所轩轾，玉书之怨牧斋，恐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来久矣。又牧斋札中称景之为顾氏“懿亲”，赵士春与顾麟生两人亲戚之关系，今不易知。梨洲所撰《顾玉书墓志铭》，载其诸婿中有“赵延史”之名，牧斋于崇祯十四年辛巳十二月作景之妻黄氏墓志铭，载黄氏所生二男中有“延先”之名（见《初学集》卷五九《翰林院编修赵君室黄孺人墓志铭》），延史延先名不尽同，未必是一人，然俱以“延”字命名，岂兄弟行辈耶？更俟详考。
玉绳既不能如牧斋之所求，牧斋忽得闻徐石麒传述思陵奖饰之语，取而与周彝仲书中所言相参较，亦明了阳羡之用心，于是失望怨怼之辞，形诸诗文者，连篇累牍，刺刺不休矣。
《初学集》卷二〇下《东山诗集》卷四“嘉禾司寇再承召对，下询幽仄，恭传天语，流闻吴中。恭赋今体十四韵，以识荣感”（寅恪按：“嘉禾司寇”指徐石麒，见《明史》卷二七五《本传》。传载石麒字宝摩，嘉兴人。光绪修《嘉兴府志》卷五《徐石麒传》同。钱肃《润南忠纪》“太宰徐公”条云：“徐石麒号虞求。”《明季南略》卷九“徐石麒主盟”条云：“字宝摩，号虞求，浙江嘉善人。”光绪重刻乾隆修《浙江通志》卷一六三《徐石麒传》云：“号虞求，嘉兴人。”又《陈忠裕全集》卷二九《虞求徐公行状》云：“公性纯孝，以父心虞公不及禄养，因自号虞求，以志永思。”尤可资考证）云：
夕烽缠斗极，昃食动严宸。帝赉旁求急，天章召对勤。睿容纡便殿，清问及遗民。当宁吁嗟数，班行省记真。虚名劳物色，朴学愧天人（自注：“上曰，钱某博通今古，学冠天人。咨嗟询问者再”）。四达聪明主，三缄密勿臣。东除宜拱默，北乡共逡巡。日月诚难蔽，云雷本自屯。孤生心自幸，幽仄意空频。漫欲占连茹，何关叹积薪。丹心悬魏阙，白首谢平津。感遇无终古，酬恩有百身。尧年多甲子，禹甸少风尘。歌罢临青镜，萧然整角巾。
寅恪按：此诗列于《癸未四月吉水公总宪诣阙》诗之后。又据《明史》卷一一二《七卿年表》卷二崇祯十六年癸未《刑部·尚书栏》载：“石麒正月削职。”初视之，似牧斋得闻虞求召对之语，在崇祯十六年正月或四月以后。细绎之，此诗“夕烽缠斗极，昃食动严宸。帝赉旁求急，天章召对勤”，即指上引《明史》卷二四《庄烈帝本纪》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壬申（初六日）清兵分道入塞，京师戒严，诏举堪督师大将之事。此时距十六年癸未元日几达两月之久。想当日徐氏召对之后，即秘密速报牧斋。观《初学集》卷二〇上《东山诗集·三》《壬午除夕》七律略云：
蓬荜依然又岁除，如闻幽仄问樵渔。耗磨时序心仍在，管领山林计未疏。
可为牧斋在崇祯十五年岁除之际，已得虞求密报，即玉绳排阻信息之确证，故牧斋得以据之洞烛玉绳之奸诈，由是可以推知其答周彝仲札亦在得闻徐氏密报之后矣。其所以列此诗于十六年四月之后者，恐因不便泄露徐氏早有密报之事。是年四月钱徐两人或又会于扬州，流传转述，事后赋诗，庶可避免嫌疑，且借以见徐氏所为，有合于孔光不言温室树之义欤？
此题后第三题复为《挽西蜀尹西有长庚》二首，其第一首“万言书上黄扉寝”句下自注云：“西有为余上书蜀相，不蒙省答。”“蜀相”当指王应熊而言。
《明史》卷二五三《王应熊传》略云：
王应熊字非熊，巴县人。六年特旨擢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八年乞休去。延儒再相，患言者攻己，独念应熊刚很，可借以制之，力言于帝，十五年冬遣行人召应熊。明年六月，应熊未至，延儒已罢归。延儒被逮，不即赴，俟应熊至，始尾之行。一日帝顾中官曰：延儒何久不至？对曰：需王应熊先入耳。帝益疑之。九月应熊至，宿朝房。请入对，不许。请归田，许之，乃惭沮而返。
寅恪按：非熊本玉绳党，即使再任，当亦未能起用牧斋，可知牧斋在当时实负宰相之望，为朝野所推，故延儒尤忌之也。因并附记之，以供参考。
抑更有可论者。《初学集》卷七九卷末附《瞿稼轩跋语》云：
先生平生持论，一味主于和平，绝无攲帆侧舵之意。特忌者不知，必欲以伐异党同之见，尽力排挤，使之沉埋挫抑，槁项山林而后快。假使先生得乘时遘会，吐气伸眉，以虚公坦荡之怀，履平康正直之道，与天下扫荊棘，而还太和，雍熙之绩，岂不立奏。而无如天心未欲治平，人事转相挠阻，岁月云迈，白首空山，徒令其垂老门生，闭户诵读，共抱园桃之叹，此式耜于编纂之余，而窃不胜世道之感也。因并述之，以缀于后。崇祯癸未八月门人瞿式耜谨跋。
寅恪按：《初学集》为稼轩承牧斋之命编纂校刻者。今《初学集》目录之后，载稼轩后序，末署“崇祯癸未九月朔日”，此外别有跋语，即上所节录者也。此跋语附于卷七九之末，下一卷首载《上阳羡相公书》及《寄长安诸公书》，据是可以推知，牧斋当时实有意特列两书于次卷之首，所以见其在崇祯朝出处本末，与阳羡始合终离之关键。瞿氏跋语所言，牧斋平生持论“无攲帆侧舵之意”，即“含弘光大”之义，忌者必欲使之“槁项山林”，即“领袖山林”之旨，故稼轩之跋，与牧斋之诗，可以互相证发也。此《癸未元日杂题长句》第六首第七句“千树梅花书万卷”，亦是牧斋自道其当时之实况，赋此诗时，绛云楼虽未落成，但牧斋之家所藏书籍，早已甚富。兹不须广引，即取前论东都事略时，言及之《钱嗣美墓志铭》中“余家居访求遗书，残编落简，捐衣食无所恤”之语，可证知也。至“千树梅花”乃指拂水山庄之梅而言，前论《东山酬和集》卷一《新正二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梅花半开，春条乍放，喜而有作》诗时已详言之，兹可不赘。唯牧斋举此以谢绝玉绳，亦更有其故。
《初学集》卷一五《丙舍诗集·上》《阳羡相公枉驾山居，即事赋呈》四首其一云：
阁老行春至，山翁上冢回。衰衣争聚看，棋局漫相陪。乐饮倾村酿，和羮折野梅。缘堤桃李树，一一为公开。
其二云：
黑头方壮盛，绿野正优游。月满孙弘阁，风轻傅说舟。鸱夷看后乘，戎马问前筹。侧席烦明主，东山自可求。
其三云：
堤柳眠风翠，楼花笑日红。秾华欺冷节，妖艳仗天工。舟楫浮春水，车茵爱晚风。暂时忧国泪，莫洒画桥东。
其四云：
若问东山事，将无畏简书。白衣悲命驾，红袖泣登车。甲第功谁奏，歌钟赏尚虚。安危有公在，一笑偃蓬庐。
寅恪按：此题前第一题为“清明河阳山上冢”，第二题为“寒食偕孟阳璧甫山行，饭破山寺”，此题第三首复有“秾华欺冷节”之句，可知崇祯十二年己卯清明寒食后不久之时，玉绳曾到拂水山庄，访问牧斋也。玉绳既亲见拂水山庄园林之胜境，则其“虞山正堪领袖山林”之语，尤为适切。《才调集》卷五元微之《刘阮妻》二首之二云：“千树桃花万年药，不如何事忆人间。”然则牧斋此时已拥有萼绿华之河东君，又何必不忘情于人间买菜求益之书哉！
第六首“君看松下有清风”句，即王摩诘《酬张少府》诗（见《王右丞集》卷七）云：
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反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盖右丞此诗，正可道出牧斋答复玉绳所欲言也。
其七略云：
潘岳已从槐柳列，石生宁在马蹄间。邓尉梅花侵夜发，香车明日向西山。
寅恪按：“潘岳已从槐柳列”句，牧斋实兼采《晋书》卷五五《潘岳传》，安仁谄附贾谧事，与《李百药书》卷二二《卢文伟传》所载，两者合用，构成此句。且因“石生宁在马蹄间”句，同是晋人故实（除钱遵王注所引者外，并可参《世说新语》“政事”类“山公以器重朝望”条，刘注引虞预晋事），遂联想及之耳。遵王注引《北齐书·卢文伟传》云：
卢询祖好臧否人物。尝语人曰：我昨东方未明，过和氏门外，已见二陆两源森然与槐柳齐列。盖谓彦师仁惠与文宗那延也。
以释之，自是不误。唯《北齐书》本作“两源”，而此注作“两潘”，殊为可笑。恐是由于偶尔笔误，抑或版本目录专家疏于乙部校雠之学所致耶？俟考。“邓尉梅花侵夜发，香车明日向西山”一联，前于论《京口舟中感怀》诗时已及之。邓尉山在苏州府治之西南，故称之为“西山”，但此不过希望河东君病愈出游之意。其实此时河东君正在病中，非真能往游苏州也。
又此诗七八两句之意，实暗用《晋书》卷七九《谢安传》中“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及“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戏之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出，将如苍生何”等语。牧斋诗之“西山”即《谢安传》之“东山”也，但牧斋赋此诗时，正怨望朝旨之不至，则与谢安石大相违异耳。一笑！
复次，董小宛与冒辟疆之因缘，为世人所习知乐道者，但与本文无涉，自不应旁及。唯其中有关崇祯十五年冬河东君偕牧斋至苏州一事，则不可不略辨之，以明了河东君当日患病之情状也。冒襄辑《同人集》卷三载张明弼所撰《冒姬董小宛传》云：
维时不唯一代龙门，实风流教主也。素期许辟疆甚远，而又爱姬之俊识。闻之，特至半塘，令柳姬与姬为伴，亲为规划，债家意满。时又有大帅以千金为姬与辟疆寿，而刘大行复佐之。公三日遂得了一切，集远近与姬饯别于虎疁。买舟，以手书并盈尺之券，送姬至如皋。又移书与门生张祠部为之落籍。
冒辟疆《影梅庵忆语》略云：
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宛，复字青莲。籍秦淮，徙吴门。阳月过润州，时闽中刘大行自都门来，与陈大将军及同盟刘刺史饮舟中，适奴子自姬处来，云姬归不脱去时衣，此时尚方空在体，谓余不速往图之，彼甘冻死。刘大行指余曰，辟疆夙称风义，固如是负一女子耶？余云，黄衫押衙，非君平仙客所能自为。刺史举杯奋袂曰，若以千金恣我出入，即于今日往。陈大将军立贷数百金，大行以参数筋助之（寅恪按，《同人集》卷四所录陈梁则梁与冒辟疆书，其中一札有“才渔仲来，刻下试精神，作收弃儿文，兼试渔仲之参。”等语，可与此参证）。讵谓刺史至吴门，不善调停，众哗决裂，逸去吴江。余复还里，不及讯。姬孤身维谷，难以收拾。虞山宗伯闻之，亲至半塘，纳姬舟中。上至荐绅，下及市井，纤悉大小，三日为之区划立尽，索券盈尺。楼船张宴，与姬饯于虎疁，旋买舟送至吾皋。至月之望，薄暮侍家君饮于拙存堂，忽传姬抵河干。接宗伯书，娓娓洒洒，始悉其状。且即驰书贵门生张祠部立为落籍。吴门后有细琐，则周仪部终之（寅恪按，《同人集》卷六《影梅庵悼亡题咏·周吴昉士章》《悼董宛君》七律八首之三末句云：“早知愁思应难扫，悔却当年月下媒。”颇疑周仪部即指此人，俟考），而南中则李总宪旧为礼垣者与力焉。越十月，愿始毕。然往返葛藤，则万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
周亮工辑《尺牍新钞》卷五钱谦益《与冒辟疆书》云：
双成得脱尘网，仍是青鸟窗前物也。渔仲放手作古押衙，仆何敢贪天功。他时汤饼筵前，幸不以生客见拒，何如？嘉贶种种，敢不拜命。花露海错，错列优昙阁中。焚香酌酒，亦岁晚一段清福也。
综合上列材料观之，牧斋实于崇祯十五年冬季往游苏州，但河东君并未偕往。据前引《壬午除夕》诗，其结语云“闲房病妇能忧国，却对辛盘叹羽书”之语，则是年冬季河东君尚在常熟家居病中，可以推知。且辟疆亦未言河东君偕往，尤足为牧斋独至半塘之旁证。亮工殆以河东君与小宛既为同类，而柳钱并是风流好事之人，遂加以想象，造作两人同至半塘，以完成董冒因缘之佳话耶？余详后论“河东君适牧斋后患病”条。至牧斋此次之至苏州，当别有原因，非专为双成脱籍事也。前引《庄烈帝本纪》“壬申清兵入塞，京师戒严。诏举堪督师大将者。戊寅征诸镇入援”之事。牧斋此时于诸镇勤王入卫者，颇致殷勤，如前论其与史道邻之关系，即是一例。检《初学集》《壬午除夕》前一题为《送程九屏领兵入卫二首。时有郎官欲上书请余开府东海，任捣剿之事，故次首及之》诗，前已论及。兹更推绎此题二首排列之先后，疑其为崇祯十五年冬季在苏州所作。盖程氏乃响应诏书北上勤王入卫者，牧斋特为赋诗送行，恐亦欲其为己身尽力之故。然则牧斋是年冬季之至苏州，其主旨实在求以知兵起用。奔走经营，乃至如此。“一代龙门，风流教主”，固非虚誉。但若察其内容，转觉可笑可怜矣。
复次，董冒因缘关涉之人颇多，兹仅就前已述及之刘渔仲言之，其人与黄石斋最为密切。其事迹兹不必详述，姑择录所见有关材料于下。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七《嘉兴起义诸臣传·刘履丁传》云：
刘履丁字渔仲，漳州人，大学士黄道周高弟。聪明绝人，字画篆刻皆极其妙。博物好古，诗深□，自成一家。崇祯间以贡为郁林州知州。见天下方乱，致书友人曰：“孔贼犯天津，一月而弒两藩。吾辈不知死所矣。”因研究诸家兵法。至是与徐石麒等起义。敌至，为雠所刺，并杀其子以降（寅恪按，谈迁《枣林杂俎·仁集》“屠象美”条谓：“闽人刘履丁以善陈《洪范》，通北兵。惧泄，夜走胥山沈氏墓，追获之。”与屈氏所言迥异。特记于此，以俟考定）。
《初学集》卷五三《漳浦刘府君合葬墓志铭》略云：
漳浦刘履丁以诸生应辟召，擢郁林州知州。将归葬其父母，而谒铭于旧史氏，曰，履丁之先世，自光固徙莆田。元末有尉漳浦者，而家焉。先母黄氏，其父郡守公，理学巨儒，与从伯父国征介征同乡举。丁闻之石斋黄夫子，唯夫子之言，质而不华，可以信于后，愿有述也。余曰，子之夫子吾挚友也。古之为文者，必有所征。余之知履丁，以其师。知履丁之父母，以其子。可谓有征矣。
寅恪按：光绪修《漳州府志》卷一八《选举》卷三“荐辟”门云：
刘履丁崇祯十一年辟郁林知州。
程松圆《耦耕堂存稿·诗·下》载《口占送刘渔仲之郁林任》七绝云：
蒹葭杨柳送双旌，五岭宜人独桂城。今日逢迎满天地，不须君到自题名。
此诗为松圆于崇祯十一年在杭州所作，可与上引诸材料互证。余详后论黄石斋《与郑芝龙》第二书。其他如牧斋石斋著述并冒辟疆《同人集》所录范质公陈则梁张公亮诸人书札中，皆有关涉刘氏之文字，今不备及。但有一事略可注意者，即渔仲与人参之关系。盖吾国古代本草中之人参，当为今之党参，即前述王介甫不肯服用之紫团参。后起外来之东北参甚为世所珍重，遂专攘昔时人参之旧称，而以上党郡之名属之土货。
又谈孺木《枣林杂俎》中“荣植”类“人参”条（可参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〇“人参”条并梁章钜《浪迹丛谈》卷八“人参”“高丽参”及“参价”条等）云：
辽阳东二百余里，山深林密，不见天日，产人参，采者以夏五月入，裹三日粮，搜之最难，或径迷毙人。万历中辽东李都督如松尝馈某侍郎一本，重十六斤，形似小儿。海盐姚叔祥记。
同书和集“丛赘”类“荐侑”条云：
崇祯末士大夫苞苴辄千百金，苦于赍重，专用黄金美珠人参异币，时都门严逻，而径窦愈广。
刘舆父《五石瓠》“相公开三市”条云：
董心葵卖金卖珠卖人参于京师，各张一铺，人人知之。周宜兴安得不败。
同书“人参榼”条云：
周宜兴之再出也，从淮舟行，概不与人宴会，送席者亦却弗受。有一州郡官以人参为肴，设于小榼，赂左右，俾呈相公一见之，宜兴偶收参而麾其榼。于是沿途弁绅，密侦其例，遂有以参二斤为一器者，自是舟中之参积若山阜矣。
可知人参在明季非仅限于药物之性质，亦可视为货币之代用品矣。渔仲于明季由北京至南方，挟此后起外来之奇货以当多金，岂为行侠救贫耶？抑或求利自济耶？寅恪非中医，且无王夫人“卖油的娘子水梳头”之感叹（见《红楼梦》第七十七回），故于人参之功效，不敢妄置一辞。但就此区区药物，其名实之移转，价格之升降言，亦可以通知古今世变矣。至若《有学集》卷一三《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中有“小尽日灵岩长老送参”诗（寅恪按，“灵岩长老”指熊开元。见《小腆纪年》卷一二等），则遗民逸老眷恋不忘故国故交，同情分卫之举，与渔仲之好事行侠者，更应区别论之也。
抑更有可附论者，前引《同人集》卷四陈则梁《与冒辟疆书》，其中涉及刘渔仲之人参事，复检余怀《板桥杂记·下》“轶事”门云：
岁丙子（崇祯九年）金沙张公亮，吕霖生，盐官陈则梁，漳浦刘渔仲，雉皋冒辟疆，盟于眉楼，则梁作盟文甚奇。末云牲盟不如臂盟，臂盟不如心盟（寅恪按，此条可参《同人集》卷五《五子同盟》诗）。
同书同卷云：
陈则梁人奇，文奇，举体皆奇。尝致书眉楼，劝其早脱风尘，速寻道伴，言词切至。眉楼遂择主而事。诚以惊弓之鸟，遽为透网之鳞也。扫眉才子，慧业文人，时节因缘，不得不为延津之合矣。
寅恪按，冒陈张刘吕诸人为同盟死友，刘为冒出卖人参，以成情耦（可参《板桥杂记》后跋引吴园次绮《吊董少君诗序》云：“当时才子，竞着黄衫。合世清流，为牵红绣。”并加解释云：“时钱虞山作于节度，刘渔仲为古押衙”）。并分赠陈以寻盟好。然则人参之功用有如是者，亦李时珍所不及知，而王安石真可谓“拗相公”矣。横波接受则梁之忠告，送嫁芝麓。不但借此得脱浙江伧父之困辱（见《板桥杂记·中》“顾媚”条），又可免陈畹芬卞云装等之遭遇。则梁可谓眉楼之侠客，而兼功臣矣。至方望溪所记黄石斋与顾横波之逸事一则（见《方望溪先生全集》卷九《石斋黄公逸事》），颇疑其或与刘履丁间接有关，未能详考，姑记于此。
其八云：
春日春人比若耶，偏将春病卸铅华。绿窗旧谱姜芽字，绮阁新评玉蕊花（自注：“山矾二株，河东君所扳赏，订其名为玉蕊。余为之记”）。晓镜十眉传蜀女，晚帘双燕入卢家（寅恪按，此句遵王无注，偶检《全唐诗》第四函刘方平《新春》五律云，“双燕入卢家”及“更浣越溪纱”。牧斋诗辞旨当出此）。江南尚喜无征舰，院落烧灯听鼓挝。
寅恪按：此首为此题最后一首，乃专为河东君而作者，即白乐天《新乐府·大序》所谓“卒章显其志”之旨也，故特全录之。首两句书河东君此时正在病中，三四两句乃雷河东君之艺术赏玩。前论《东山酬和集》卷一河东君次韵牧斋《上元夜小饮沈璧甫斋中》诗“玉蕊禁春如我瘦”句，引牧斋《玉蕊轩记》。此记末署：“崇祯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牧翁记。”是年十二月大尽，则距次年元日赋此诗时，仅隔一日，故知此句乃写当时实况。不知玉蕊轩有无题额，倘有之，当为河东君所书，此第三句所以著“柳家新样元和脚”之旨也。五六两句，自是以文君莫愁比河东君，固甚适切。至七八两句，乃言此时江南尚可苟延旦夕，最能写出当日士大夫偷安之一般心理。由今思之，甚可慨叹也。
《初学集》卷二〇下《东山诗集·四》之《癸未四月吉水公总宪诣阙，诒书辇下知己及二三及门，谢绝中朝寝阁启事，慨然书怀，因成长句四首》云：
诗见下。
寅恪按：兹请先论此诗题，然后分别再论此四律。前于述《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六及关于陈鸿节诗，已略言牧斋于崇祯十六年四月至扬州会晤李邦华事。《有学集》卷三四《明都察院左都御史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保吏部尚书谥忠文李公神道碑》略云：
吉水李公讳邦华，字孟暗，懋明其别号也。先帝（指思宗）御极，起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协理京营戎政，进本部尚书。在事一年，用中旨罢归。己卯特简起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踰年丁父忧。壬午服除，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未几拜北掌院左都御史。抵湖口，得后命。便宜发饷遏宁南侯左良玉溃兵。上闻之，大喜，益专意委信公。甲申三月十八日贼破外城，移宿吉安馆文信公祠下。诘朝内城陷，持束帛系信公坐楣，投缳而绝，三月十九日辰时也。四月公之丧至自北京。十一月二十四日葬仁寿乡鳌山钓鱼台之谕茔。公既葬，长世泣而言曰，隧道之碑铭有与吾祖游，而载史笔者谁乎？谋于诸父，渡江来请者至再。癸未北上，要语广陵僧舍，艰危执手，潸然流涕。嘱曰，左宁南名将也。东南有警，兄当与共事，我有成言于彼矣。箧中出宁南牍授余曰，所以识也。入都，复邮书曰，天下事不可为矣。东南根本地，兄当努力。宁南必不负我，勿失此人也。偷生假年，移日视息。生我知我，辜负良友，伤心尅骨，有余痛焉。彷徨执笔，老泪渍纸，而不忍终辞者，以为比及未死，放只字于青简，庶可以有辞于枯竹朽骨也（又《检牧斋尺牍·上》有《与李懋明》札一通。绎其内容，知为崇祯十二年四月李邦华起为南京兵部尚书时所作。附记于此，以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