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曾经的革命

赵之谦作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革命”、“造反”，这些让年轻人热血沸腾的名词，在一代艺术大师钱君匋的年轻时期，也同样热血沸腾过，并且有板有眼地造过反、闹过革命。不过，这些革命行动都发生在钱君匋在故乡的那些日子。

徐渭作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嘉兴秘密成立，中国的历史悄悄地掀开新的一页。不过小镇屠甸似乎还感觉不到有什么异常，后来已是中共一分子的沈雁冰等人曾来崇道小学演讲。1922年7月，小学毕业的钱君匋因家庭拮据，只好辍学去镇郊桃园头的农村小学教书。钱君匋在桃园头小学干得挺顺手，年纪不过十六七岁的钱君匋对教学工作与艺术追求一样，十分投入。所以，一个多月下来，原来乱哄哄的村小学调教得有模有样，得到县教育主管部门的肯定和好评。因为过去的村小学，一个学校只有一个教师，而要教的是复式，算得上十分辛苦，但是钱君匋闯过来了，不出数月，几十个学生竟服了大他们没有几岁的“钱先生”。当时，钱君匋去桃园头时，去就去了，没有去考虑一个月可以拿多少钱。不过后来他知道，这个桃园头小学是归屠甸镇学务委员会管理，从而钱君匋这个“民办”教师的薪水由屠甸镇学务委员会发放，按县教育局的规定，钱君匋教书的月薪是10元，但屠甸镇学务委员陈耐安看钱君匋年轻，侵吞了4元，对钱君匋说，只有6元。但是，这种谎言古今中外都一样，纸是包不住火的，没有几个月，钱君匋就知道了这件事。然而，此时的钱君匋太年轻了，他只有恨，只有气愤，他这么用功努力工作并且取得不俗业绩，竟然得到如此待遇。他找到陈耐安评理。自然，陈耐安的强词夺理和花言巧语，年轻的钱君匋不是陈耐安对手。不过倔强的钱君匋一个学期结束后就愤然辞职，以示抗议。但同时也记下了陈耐安不道德的一笔账。

在福建泉州开元寺石塔前留影。前排左三为钱君匋

话说回来，如果当初陈耐安不侵吞钱君匋一个月4元的薪水，并且鼓励钱君匋的教育态度和教学水平，恐怕在屠甸镇上多了一位年轻教师，而中国则少一位艺术大师。当然，这种假设没有一点“侵吞贪污别人薪水有理”的意思，而仅仅是一种假设。

钱君匋愤而辞去小学教师后，在钱作民老师的推荐下，借了200元作学费，免试插班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专攻国画和音乐。但是，几年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影响，几年后真的波及了屠甸这个小镇，已在社会上工作几年的钱君匋回到老家屠甸时，已是1926年的秋末了。此时，中国社会革命风潮正是汹涌澎湃的时期，钱君匋的家乡也已经有了中共党组织。所以，像钱君匋这样在外面做事的知识分子，一回到屠甸小镇立刻被中共组织所关注，1927年的春节过后，钱君匋的表弟詹醒民就来找钱君匋，希望钱君匋与他们一起闹革命，打倒土豪劣绅陈耐安。詹醒民此时已经是中共党员。但此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所以詹醒民同时也是国民党员。要参加革命队伍，钱君匋还被邀请参加国民党，年轻的钱君匋还没有弄清国民党是怎么回事，国民党的党证已发到钱君匋手上了。在中国国民党（“左”派）屠甸区党部里，年轻的钱君匋被推选为屠甸区党部监察委员，直到钱君匋晚年，闹革命，打土豪劣绅陈耐安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赵之谦作

打土豪劣绅陈耐安的时候，陆行素也参加，还有柏吟仙、谢养园以及陈九珠、陈全珠、张素娥（女）等数十人。那天发动打陈耐安，我们大队人马从前门打进去，占领了第一、二两进屋子，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四面包围，陈耐安见势不妙，便被他悄悄地从后门溜走，因此没有被我们捉住。待我们进入后面的几进房屋，因为来不及逃走，还残留着陈耐安家的一些妇女，都不是陈家的主要人物，我们也就不去管她们了。第二进房屋是一个楼厅，我们便把它们作为中国国民党（“左”派）屠甸区党部的办公场所，楼上的雕花红木大床，大家都上去睡一睡，滚一滚，大厅的屏门上用蓝漆作底，用白漆写上了《建国大纲》，由我设计，大家动手来写。当时，我们打土豪劣绅的行动，社会上一小撮和陈耐安有关的人都咒骂我们做得太绝、太过火了。中立的人则不声不响看热闹。同情支持我们的人，亦即曾被这些土豪劣绅欺压过的穷苦市民，无不拍手称快，大声叫好，这样的人占着大多数。

钱君匋与母亲、夫人摄于杭州刘庄。

钱君匋的这个回忆，是一幅典型的1927年革命图景，和毛泽东同志对那时革命的描述十分相似。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描述：“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拥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钱君匋和他那些年轻乡亲的革命，情景何乃相似！按照毛泽东同志分析，这样的革命是“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此时的钱君匋已经与沈雁冰、郑明德、梁闺放等共产党人有接触。所以，当时北洋军一个支队路过屠甸时，被钱君匋的“同志”詹醒民、陆行素等智擒北洋军的散兵，钱君匋目睹詹醒民等共产党员智擒北洋军后的胜利场面，让钱君匋这位20岁的青年热血沸腾。

但是，钱君匋的回忆建立国民党屠甸镇党部一事，笔者查阅了新版《桐乡县志》，似乎没有屠甸区党部的记载，县志只有如下记载：

民国16年（1927）2月，北伐军攻克杭州，国民党在浙江各县的组织随即公开，并迅速发展。浙江省党部驻沪办事处派郑德明、萧觉先等至桐乡，组建国民党桐乡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农民、妇女四部，并设立城区、濮院、青镇、日晖、长生桥、石湾6个区党部。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在县党部筹备委员会中，有多人是共产党员，他们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

金冬心作

这个记载，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桐乡县没有屠甸区党部的记载。那么，钱君匋的回忆究竟是不是准确？当时屠甸镇上到底有没有国民党区党部？于是，笔者进一步查证，终于在当地史料中查到，原来，当时屠甸镇区党部是归属嘉兴县党部所辖的，所以国民党桐乡史料上没有记载。钱君匋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加入过国民党以及屠甸区党部，显然是不争的事实。钱君匋说：

在打陈耐安之前，先组织了中国国民党（“左”派）屠甸区党部，其会场是借用寂照寺的方丈室，在成员中推选委员会和工作人员，都经过举手表决，我被推选为桐乡县屠甸区党部监察委员，不久颁发了一张党证，上面还写明我的职务，这张党证留在屠甸老家。“八一三”抗战突起，屠甸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家的财物书籍全部被敌兵、汉奸抄走，这张党证也就遗失了。”

钱君匋摄于1940年

钱君匋的回忆，可以说明当时地方国民党组织的活动还是十分认真的。据有记录的资料显示，到1946年2月止，桐乡县的国民党党员人数只有535名，并没有泛滥。到1947年3月止，桐乡全县一年间共新增国民党员5名，总数为540名。因此，1927年的历史场景里，人们对党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相信钱君匋关于加入国民党的记忆是准确的。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加入国民党的往事，在钱君匋的记忆里颇有悲喜剧意味，晚年曾回忆“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用调侃的口吻回忆道：

吴昌硕作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的思想水平不高，认为参加国民党是不体面的，而且相距时间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一道参加的人我以为都已死光，所以在写检查时我就隐瞒了这件事。不料，还健在的住在硖石的柏吟仙交代他参加过当时的国民党，同时说我也在当时一起参加的，而且是负责人之一。为了这件事，于是故乡派人来上海到我的出版社外调，我才不得已，只好承认有这回事，于是又被大大地批斗了一段时间，把反动党团成员的帽子加在我头上，加重了惩罚性的劳动。

钱君匋的这个回忆，多少有些让人忍俊不禁。一代艺术大师在“文化大革命”的痛苦经历在自己的笔下变得如此幽默，变得如此轻松！

陈老莲作

如果当时钱君匋与表弟詹醒民等一道走进革命队伍，后面的故事都将重写。因为，詹醒民在上海“五卅”运动后加入国民党（“左”派），年底加共产党。此后，离开上海，受中共党组织的指派，活动于沪、杭及安吉、桐乡一带。后来“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詹醒民去杭州县委工作，不久又秘密回屠甸发展沈素达、方存灏为中共党员并建立中共屠甸支部，1928年8月，詹醒民受中共浙江省委委托，去永康指导农民运动，同年冬，调任海宁县委书记，1929年5月初在杭州被捕，1930年8月27日慷慨就义。詹醒民比钱君匋小一岁，生于1908年。所以，假如钱君匋从屠甸开始的革命激情澎湃起来，走上与詹醒民同样的革命道路，或许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千千万万的先烈中多了一位钱君匋，或许1927年投身革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延安熏陶，新中国建立后再逐渐走上革命建设的领导岗位，千千万万的干部队伍中多了一位革命领导干部，自然那是最最幸运的人儿了。当然这种“幸运”在新中国建立后能否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幸运”，也就难说了，因为像杭嘉湖平原上屠甸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上，20世纪前半叶，出一个正儿八经经过长征的革命家，恐怕难以让人置信。因为，毕竟这里不是革命摇篮，也不是革命圣地。自然，这种假设虽然是假设，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天才艺术家因为激情不是信仰投入革命而早殁的例子，在革命史上还是在艺术史上，不乏先例。

其实，回过来想一想，这也正是所谓的命运，一代艺术大师的激情岁月里，革命一场之后，虽然内心是向往革命的，他积极参与也积极谋划，但毕竟钱君匋是一个艺术大师的人物，他1927年在故乡闹革命的两个细节，注定他是无法与表弟詹醒民共生死的，也同样注定他的艺术天才终有成大器的一天。一是在打劣绅陈耐安时，冲进陈宅，在一片口号声和革命气氛里，钱君匋竟然在大厅的屏门精心设计蓝底白漆写《建国大纲》，似乎有点类似后来的“版式”设计；第二个细节是詹醒民他们担心钱君匋在屠甸镇上碰到北洋军有意外，让他去镇郊曹家浜避一避，此时去避一避的钱君匋竟然带了一把小提琴！这两个细节在当时的情景里都是匪夷所思的，但却都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青年钱君匋的身上，这也不能不让人联想起钱君匋一生的巨大艺术成就。

回故乡时，总要合影留念

就在革命高潮过后，已在中共组织内的詹醒民就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转入地下后，钱君匋却没有转入地下——他还没有资格呢，他在同学沈秉廉的介绍下，在杭州私立浙江艺术专门学校找了一份工作，当图案教师。从此，革命一场很快成为钱君匋自己的个人记忆，而钱君匋此后的艺术之路，似乎从此踏上颇为顺利的台阶。

钱君匋与詹醒民本来亲戚关系，在革命斗争中又结下了深厚情谊，詹醒民牺牲后，钱君匋曾将其妹接到上海，进神州国光社编辑部当校对，后来，詹醒民的妹妹结婚后不幸煤气中毒而在上海去世。钱君匋曾在1982年8月22日下午回忆詹家革命的遭遇时说：

詹醒民牺牲不久，他的祖父也接着去世了，只剩下他的母亲和妹妹玉纹，他母亲听到儿子被害的消息，心中无比的悲痛。后来玉纹跟我到上海工作，醒民的母亲没有几年也就去世了。醒民的一家除了和我家有亲戚关系外，没有听见还有其他亲戚，也没有其他亲属。想起来已经有半个世纪了，这些往事固然使我伤心，但也使我更加奋发，要为振兴中华而努力！醒民的革命精神不死，永远活在屠甸人们的心中。

自然，这虽然是题外话，却也是一代艺术大师心中曾经有过的一段由革命带来的往事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