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写给彼岸的亲人

背影——写给彼岸的亲人

妈妈

妈妈,只有那顶草帽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就像你给我的生命它却飘落了,

无人知晓……

母亲年轻时少言寡语。

小时候与她有关的记忆,都像默片一样。

她拉着我的手穿过城市,去努尔哈赤的陵墓公园,在石马脚下拍照;她和我坐在中山公园的荷花前拍照……她喜欢拍照,不喜欢说话。

她拉着我的手,出门,去拍照,去买东西。她不跟我说话,路上碰见熟人,被问起去哪儿时,她也总是微笑着轻声回答:去前面。

只有几岁人生阅历的我,像局外人一样,沉默看着他们,连母亲那种礼貌性的微笑也省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生过疑问,为什么母亲不告诉别人,我们要去哪里。那些人苦涩尴尬的笑容,在我幼小的目光中,也是正常的表情。长大后,我好像忘了这回事;再想起母亲这个回答时,她已经离开人世,我已经年过半百……我才哈哈大笑,甚至狂笑不止。

有的幽默需要半个世纪酝酿。

母亲的话语像被堵住的涓流,更年期开始汨汨流淌,从早到晚。父亲说,你妈现在一天说的话够过去一年说的。她述说她看到的听到的,她的感慨;我听着听着,偶尔嗯啊应答,一如习惯她的沉默,我也习惯她的絮语。她的唠叨是静的,进到我心里,不烦。她有病后,随着身体的衰弱,活动半径减小,她没有那么多可说的,开始重复说过的话。

她最经常问的是,你怎么样。

每次我回答,挺好。

接着,她会说,活着没意思。

我说,那也活着呗。

她说,那是。

有些冬天被记住了,因为发生了比冬天更寒冷的事情。

2010年的冬天,母亲被确诊胃癌晚期,医生说,她最多还能活半年。

告诉父亲后,他泪如雨下。我从阳台望下去,街上到处是融化后再次冻结的脏雪,脏得尖厉。

在我的记忆中,更多父母的争吵。

父亲得知,母亲最多还有半年可活,再次痛哭。他答应我们绝不向母亲透露任何消息,一定好好照顾她。

母亲生病前,他们住在两套相邻的房子里。两个床,两个厕所,两个电视,两个淋浴……只有吃饭在一块儿。我要把两套房子打通,他们都不同意,疾病侵袭前,他们过了几年和睦的日子。

那年也有一个漫长寒冷的春天,直到六月才感到真正稳定的暖意。父亲对母亲疾病的耐心也在夏天的潮湿中,慢慢变了味道。

一开始,父亲对母亲的照顾的确是“忘我”的,带着健康人对垂死之人的巨大同情,凡事的宗旨都是为了让病人高兴。保姆也向我夸赞,她说,你家老爷子真行,啥事都问你妈行不,真有耐心。疾病仿佛把他们带进了新的状态。

唯一对此没做出额外反应的是病人。她很平静,对父亲格外殷勤的照顾近乎无动于衷,仿佛这是她照顾他一辈子的某种回报。她没有因此怀疑自己得的病不是胃炎,直到她临终,她从未问过我,她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她不感兴趣,或者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我母亲一辈子受过很多苦。晚年,她偶尔谈起某些苦难时,口气更多是轻蔑和嘲讽的,仿佛苦难不是悲惨的,而是可笑的。用坚强形容她的性格似乎并不准确,她向来是宁静和蔼的,但却是坚硬的。她绝不更改,无论对还是错。我前夫跟她说,饺子不能蒸二十分钟,蒸过头不好吃。她微笑点头首肯,下次蒸饺子的时间不会有任何变化。

一个苦难不能怎样的女人,似乎也不是我父亲能应对的。他们一辈子吵架的起因,多为琐事。父亲嗓门大,脾气大,家里说得算的一直是母亲。这应该是父亲心里的一片阴影。

他的另一片阴影与他的虚荣心有关。

父亲一直是家里的经济支柱,他最后调离事业单位,进入企业,导致他的退休金远远低于母亲,变成他的隐痛。他一辈子攒钱,梦想发财;母亲一辈子花钱大方,从不攒钱,不想发财,最终也没受穷。这曾是他们互相调侃的话题,一如无伤大雅的玩笑,岁月却慢慢把它变成了抵喉的尖刀。

婚姻中的心理平衡,是爱情无法保持,一旦失衡可以轻易埋葬爱情的某种永恒;这永恒的基石仿佛是每个人的痼疾,铺就了命运。而命运的形状并不像一首十四行诗那么随意。

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包括无法改变的一切。

父亲对待病重母亲的态度里,渐渐露出他的痼疾。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对母亲的照顾中,一点点渗进了另外的“企图”,这企图也许他自己也没意识到:他希望有病的妻子完全听他的。

他先让保姆把中午饭的三个菜减到两个,最后减到一个。

保姆或者我陪母亲逛超市,买回来的东西他都要过目。

有一次,我给母亲买了一双老北京的呢子面棉鞋,在家里穿。他大吼起来,让我数数母亲的鞋,那么多鞋还买鞋!

母亲淡淡地说,愿意买!

父亲摔门,回自己的屋子了。

类似的事情越来越多,不久就爆发了一次争吵,在我和父亲之间。

母亲无论年轻还是年老,一直都很漂亮,却只用过一种雪花膏——友谊牌的。她和我现在年纪差不多时,增加了粉饼。粉饼的牌子我忘了。有病以后,她很少用粉饼。有一次,保姆用轮椅推她散步,在一个小店里她发现了喜欢用的那种粉饼,一下子买了两盒。

回到家里,面对父亲的盘问,母亲说,这是她喜欢用的那个牌子,很久都买不到,以为不生产了,好不容易碰到了,多买点儿备着。

父亲把我叫到隔壁房间,立刻大喊起来:

这日子不能过了!

买粉饼我理解,买一个还不行吗?还要带到棺材里去吗?!买东西,行,买能用得上的,整天买我也不反对。关键是买的都是没用的,放在那里放着,给鬼用吗!

我试图向他解释,花钱买东西,有时候买的是一种心情。

什么?!

父亲一辈子最心疼的就是钱。我小时候,母亲花钱买绣花台布,买塑料花,为此父亲没少与母亲吵架。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没用的东西。没有台布塑料花根本不耽误活着,而且这些没用的东西又那么贵。现在,从我嘴里居然听到买心情这样的话,他的天塌了。

这日子我过不了……他大喊……我们吵了起来……

最后我被气哭了,也倒出了自己的苦水:你们一切的一切都要我来管!你不能这样对我,要是我倒下了,谁来管你们哪?!

他立刻哑了。

那天晚上,我哭着离开他们家,一个人走到中山广场。白天喧嚣的城市,安静之后格外寂寥。广场上,我和毛主席塑像对望着,彼此能交换的只有无奈。清冷的夜晚,街上的行人急匆匆地往家赶,我却害怕回家。虚弱时,打开自己的家门,害怕被迎面而来的孤独再次袭倒。

这是巨大的变化,父母都健康时,我虽然与他们的交流不多,但他们还是我独自世界中的一个象征。这象征是一个告示,告诉我,我并不是独自一人。他们病了之后,联系松开,告示牌倒了。

这空白又不是孩子能够马上填补的。

人不如想象的那么坚强,似乎可以承受人间的千辛万苦。死亡一挥手,就掸掉了人的种种自以为是。

我从未怀疑过死亡的说服力,经历了亲人离世,渐渐悟到,比死亡更坚硬的是对活着的误解。

终于有一天,母亲给我打电话。

她说:我要离家出走。

那时,因为病情发展,她下楼需要两个人搀扶。

你要去哪里?

她想想,没想出更好的去处,对我说,搬到你家也行。

我说好,下午过去接你。

她说好,这就让保姆收拾东西。

她说完,电话里传出摔门的声音,我估计是父亲生气了。

下午,我回到家,父亲还在他自己的房子里。母亲开始陈述。

你爸把中午的三个菜减到两个,又把两个减到一个,我什么都没说。最近,他开始让我们吃剩菜,我再不说话就闷死了……

我让保姆继续做三个菜,你爸不让,保姆都给弄哭了。

还有,你爸不让保姆用热水,说冬天才用热水,现在这么冷,跟冬天有什么区别!

还有,你爸不让吃新大米。他说先吃陈大米,单位发的陈大米还有六十多斤,吃到死也吃不完。我就想吃点儿新大米,怎么就这么难呢!

我有劳保,还没花他的钱呢。他看我有病,就想把天翻了,我惹不起他,还躲得起吧。

我走,他一个菜不吃才好呢!

这日子没法儿过了。

母亲说完开始流泪。

我让保姆收拾东西,母亲立刻不哭了。她打开电视,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电视,估计在想心事。

母亲有病前,我曾经为他们在我住的小区买了一套一楼的三居。父亲喜欢新鲜事儿,因为母亲坚决拒绝,他的态度也变得模棱两可。房子空在那里一年多,我希望母亲改变主意。

最后一次与她关于这个房子的谈话,让我改变了主意。

母亲举出三个过去邻居的例子。

过去邻居老张头儿,七十多岁搬家,在新家阳台上浇花,一低头从阳台上栽下去,摔死了。

过去邻居老李太太,搬新家后聋了,而且不认识自己儿子了。你给她看儿子过去穿军衣的照片,她说,这是我三儿子,但三儿子站到眼前,她问,你是谁,是不是我三儿子的同学?有一天,老李太太出门溜达,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她讲这些时,我已经笑岔气了,但她继续认真地讲,为了更彻底地说服我。

过去的邻居老付,你还记得不?原来是汽车大队长,中心医院的。搬家后,他倒是没死。有一天,他老伴早上没起床,老付就去公园锻炼了,回来看老伴还没起床,一生气,就出去会朋友了。晚上喝醉了回家,看他老伴还躺在床上,更生气了,借着酒劲骂她,你就睡死吧,我这辈子算是倒了大霉,娶你这么懒的娘们。睡吧,睡死你。老付回到自己屋里睡觉了,第二天早上从公园回来……

妈,求你了,别讲了,再笑,我肚子就要爆炸了……

这都是真事儿,不是我瞎编的。

我立即把房子卖了。

如果母亲生在英国,在脱口秀方面估计会有不小的前途。

傍晚,我给哥哥打电话,让他下班直接过来,顺便买点儿下酒菜。他一进门我就看见他的右眼又红又肿,问他怎么了,他说,还没去看医生,也许是针眼。

哥哥从不跟父亲发脾气,虽然对父亲做的事情也不是件件满意。

从粉饼到保姆到陈大米,父亲一一道来。哥哥不让我说话,接着,一一回答了父亲的反诘句。他们的对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父亲说:

你妈都八十多了,就是天天抹粉儿,到死也用不了两个粉饼啊!买一个还不行?!剩下的还能带到棺材里去?!

哥哥说:

带那玩意儿干啥!行了,你说的对,这次买两个就买两个了,下次一个也不买了。行不?

说什么我不让保姆做菜。要是能吃三个菜,我为啥不让保姆做?!关键是吃不了,做两个菜也吃不了,现在连一个菜也吃不了!是我抠门儿,舍不得钱吗?!

那肯定不是。你舍不得给自己花,给我妈,你肯定舍得。

哥哥说完这句话,父亲有些不好意思,没接话。

父亲舍不得花钱,是一视同仁的。

……

以后让保姆少做,还是做三个菜,不行,你再喝点儿酒,三个菜你们三个人,少做,怎么也吃完了。

我把几样下酒菜用盘子端上来,摆到茶几上,替他们打开啤酒。

你看,咱俩喝酒还有四个菜呢。哥哥说完举杯,父亲看我一眼,我说我不喝。他们干了杯中酒。

剩下最后一件事——陈大米。父亲说,谁家不是先吃陈米,后吃新鲜大米?!

老太太不是有病,想吃点儿新米嘛。我知道你仔细,怕浪费,我把陈米拿我家吃去,你们吃新米,你看行不?

父亲终于释怀。我希望,他问问哥哥的眼睛。但他开始了另一个话题。

你带你妈再去检查检查。他对我说。

检查什么?

我怀疑她不是癌症,不是胃癌。

你什么意思?

咱这院里有两个癌症,一个胃癌一个肺癌,发现得都比你妈早,都死了。

你觉得我妈还活着,是个问题吗?

不是,你没听懂我的话,我的意思是,你妈不是癌症。

那不更好吗!就更不用检查了。

你怎么听不懂我的话?父亲又开始着急。哥哥立刻把话头接过去。他冲着我替父亲解释。

咱爸的意思,再查查,再确确诊。大夫说咱妈最多能活半年,现在都一年多了。你明白爸的意思了吗?

我点点头,第一次觉得荒诞很亲切。

接着,父亲描绘了他的无法安眠的夜晚,如何被肚子里的气憋醒,不能排气,不能打嗝也不能排便……他夜里起来打开塞露,他用一只手比划那些粪球的大小,用另一只手形容它们表面的凹凸。他说不出它们的颜色,他说,你说是羊粪蛋儿,还没那么绿;你说牛粪蛋儿,还没那么深,也没那么软。

我想起舅舅和一个朋友的父亲,他们的日记里都描写自己的粪便;还有另一个外国朋友,她的婆婆九十多岁高龄,一见到客人就谈到自己的粪便,她曾经是著名的女法官。

晚年跟粪便的关系如此紧密,是我至今无法想象的。

爸,你吃的药太多,把你肚子里的菌群弄乱套了,所以你才会便秘。

跟那有什么关系?我吃的那些药,各有各的用处。

你一天吃十来种药,西药中药营养药……

你要是真关心我,就给我找一种药,吃了能让我放屁,让我拉屎……

我和父亲友好地争论几句。这时,他才想起来问儿子,他的眼睛怎么了。

在我们坐了两个多小时以后……

第二天,我上班的路上,母亲给我打电话,她决定不搬到我家了。

你爸道歉了。她说完放了电话。

如今,父母去世三年多了。回忆中,对他们晚年表现出的不可理喻甚至荒谬,我渐渐有了新的认识。

当我不能理解这些时,曾经尝试,说服父母听我的,觉得自己还年轻,脑子还没糊涂。但他们并不买账。之后,我把自己的忍受想成了一种宽容。

假如我真的没糊涂,真的懂什么是宽容,应该朝他们走过去,说服自己听他们的。假如我走了过去,会发现理性与否,对错与否,对他们最后的时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只有走近他们,才能送他们安心地走。

……说这些,对我,对故去的父母,怎样都太晚了……

他们独自面对了临死的孤寂和恐惧,我没有陪伴他们。

我陪伴的是他们死亡涉及的事情。医院,医生,护士,护工,吊瓶,输血,饭菜,保姆……这些事情淹没了我们。

他们与我的死别,发生在他们的躯体死亡之前。

“光阴使一切变得卑贱、破败、满是缺陷。霍华德,人生的悲剧不在于美丽事物的夭亡,而在于变老、变得下贱。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再见,霍华德。”

这是钱德勒小说中,某个人物的遗书。

不知道霍华德是否已经知道,防止光阴四处留下缺陷,破败,有多难!

罗兰·巴特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摆脱危机最好的工作是写作。

父母都生病时,为了防止自己也病倒,我每天抽两个小时写小说,缓解身心的沉重。小说被我写得十分沉重,虽然缓解了现实的沉重,但杂志社并不买账。我只好把里面的小故事讲给母亲听。

我给她讲的第一个故事,是从朋友那里听来后写的。母亲的反应像是给小说加了另一个尾声,令我很安慰。

有一个病重的母亲,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从昏迷中苏醒,她拉着女儿的手说:你一定要帮我找到……我当年的初恋……他姓沈,是话剧团的编剧,个子很高,很瘦,但很有力气……

女儿答应了,决定去剧团租个老头儿,扮演母亲的初恋情人。还没等女儿去办这件事,病中的母亲又昏迷了。

母亲再次苏醒过来时,窗外电闪雷鸣,她又握住女儿的手:下次你来,一定要给我带奶油泡芙。连阴天,我的关节好疼,不吃奶油泡芙,会疼死我。

雨点儿敲着窗玻璃,发出空旷的声音。

下这么大的雨,奶油泡芙和初恋情人,我只能带来一样。你选吧。

病重的母亲想了想,一声雷鸣过后,她做出了决定:

奶油泡芙!

听完故事,妈妈一声不响地看着我,仿佛在等待另一个雷鸣。过一会儿问我:奶油泡芙是什么东西?

是一种点心。我说,发面烤制的,中间夹着奶油,一咬,奶油有时候会流到手上……

真难吃。妈妈说。

第二个故事。

在红旗路公园附近,有一个男人又瘦又小,穿着环卫工人的黄马甲,在扫大街。他戴着一顶遮阳的大草帽,像一把扫帚一个垃圾篓一条大街一样,变成清扫的一部分。他的背弯了,像一个移动的包裹,人们看不见他。

一个高大漂亮的女人,一边走一边吃鸡蛋,一边吃鸡蛋一边把熟鸡蛋皮扔在大街上,高跟鞋像小锤儿一样敲着地面。

他提醒这个女人不要乱扔垃圾。

熟鸡蛋皮儿不是垃圾。女人说。

你要是不扔,它就不是垃圾,还能补钙。他说。

哎呦,让你扫大街,白瞎人才了。我家孩子他大爷就是人事厅的,用不用给你换个岗位?

他不再搭腔,弯腰去扫蛋皮儿。蛋皮儿陷进石砖的缝里,很难扫起来。

一个臭扫大街的,你应该感谢我,我要是不扔垃圾,你上哪儿领工资去?

他抬起头,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背弯了的人,很难理直气壮呢。

那个女人骂他,骂他的祖宗,骂他的子孙……说不定现在还在那里骂着呢……

听完故事,妈妈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应该买把枪。钱够不?不够,我有。

我笑个不停。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上,有把枪的念头也是一种发疯。有人说,发疯就像哨兵死在哨位上,负的也是一种责任呢。

母亲的幽默一直陪伴她走到生命的尽头。

她因此活出了医生的预言,从发病到去世,几乎平静地活了两年多,真正无法忍受的疼痛和恶心,仅仅在她临终的前几天才出现。没有手术和放化疗,除了偶尔补充人体白蛋白,几次抽肚子里的腹水,基本没有大的治疗。她第二次住院时,大夫看见还活着的她,相当吃惊。他们咽进肚子里的话,母亲似乎听见了。她笑着看他们的目光绝对是讥讽的。类似的片刻里,我总是怀疑,母亲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

2012年的冬天,雪很多。经常是清晨白雪皑皑,晚上回家脏雪遍地。心情在白雪和脏雪间摇晃。父亲被诊断为肺癌晚期后,一直在医院里。过年前,母亲的病情有恶化,也住进了医院。

母亲住一楼的消化病房,父亲住五楼的肿瘤病房,都处在病危状态下。

安顿之后,每天穿梭在两个病房间,电梯里调整自己的心情,以适应病中父母不同的心态。一天中午,看着阳光下的一点点融化的积雪,希望仿佛也在融化。我想带着他们回家,在家里等死。

父亲在挣扎。

他对所有治疗失去信心后,仍在求生。他恢复了他愤怒拔掉的滴流。各种冰冷的药水,从他的静脉注入,从老的针眼里流出。没有人制止这样的发生,这个世界已经抛弃了他,包括他的亲人,包括我。

尊重病人的个人意愿!言外之意,是病人自己希望治疗的。

这不仅是大夫的,也是所有相关之人放弃他的借口,安慰自己的借口。这尊重脏过街上的脏雪。

我无法对父亲开口,说出出院回家的建议。晚上,踏着泥泞的脏雪回家时,已经心如冰封。

绝望迅速建立的宁静,使人可以与一切悲惨苦难相安。这连认命都算不上,仿佛那命,根本不值得一认。

临近春节,父亲的病情因为化疗迅速恶化。我问母亲要不要上楼去看看父亲。

我们都知道,这将是诀别,他们一辈子里的最后一面。

母亲流泪了。

她说,不看了。

第二天,我再建议。

……

第三天,她终于同意,我用轮椅推她上楼。

轮椅推进病房时,父亲吸着氧气,靠坐在摇起的床上,挂着滴流。

你来干什么!

父亲说完,扭脸哭了。

母亲坐在轮椅上,一只手放在父亲的被角上,另一只手握着手绢擦泪。

你回去吧。

父亲努力平静自己。

我挺好,你回去吧。

母亲说,我再待一会儿。

他们又都哭了。

你回去吧。父亲再说。

我再待会儿。

……

年后,父亲去世;秋天,母亲去世。

他们的最后一面,是我促成的。

之前,也问过父亲,他也不让我把母亲带来看他。他们都去世后,我多次问过自己,为什么非要让他们见上最后一面。

出生的那声啼哭,多少相似,像是生对死打个招呼,说,我来了……

临终的告别,像是死对生说再见,千差万别。这最后的人生姿势,宛如简短的人生总结,活的全部都在其中了。

我为什么非要他们见上最后一面?

对此,我仍没找到答案。

送走父母,我重新审视道德,自由,意志,良知……这些概念,新的理解中常常伴随着惊诧。

在死亡变成背景的帷幕前,所有的不真实都随着我们活着,像活的衍生。沉重的死亡大幕徐徐降下时,虚假的先退场了,留下的光秃的真实,也许根本不是我们想见到的。

我的父母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他们都不想见上最后一面。

又是大雪覆盖的冬天了,思绪萦绕着故去的父母。人与人有的是一世之缘,还是循环往复的无解之缘?也许,更重要的是像那轻盈飘舞的雪花,变成脏雪之前,争取跳完喜欢的曲调……

2012年的秋天,母亲在父亲去世七个月之后,离开人世。她去世后的一年多,我最常见的心情是感到安慰:母亲比大夫预断的多活了两年;这两年里,胃癌病人可能经历的折磨,比如无法进食,在她身上鲜有发生。母亲喜欢吃好吃的东西,她说,人死了,唯一可以带走的是肚子。她真正不能进食,只是在临终的最后一周里;剧烈的疼痛也在最后三天里……

她的最后一口气,是轻轻消隐的,平滑无痕,仿佛生死也是紧密无间的。正如我在序言里说的那样,她面容上最后的微笑挡住了我的眼泪。

我因为母亲流泪,痛哭,是在后来,当我真的理解母亲之后……

妈妈,你还记得吗

你送给我的那顶草帽

很久以前,失落了

它飘向浓雾的山峦……

哦,妈妈,你可知道

那顶草帽,它现在何方……

我一直都无法理解:每次——无论什么场合——我听到这首歌,眼睛立刻湿润。

母亲去世三年后的一个傍晚,我在柏林的一条寂静的小街上,坐在熄火的车里,反复听这首歌。天边是昨天的满月,落在棉絮般的云朵上,月光在灰色云海上更显皎洁,心情忽然混乱起来。正在升起的空虚携带着浓重的旧日光阴,一下子把我推进熟悉的绝望中,我却没有哭。

这绝望如深渊中持续的窒息,是我熟悉的感觉。今天,我没有反抗。松开了安全带,我倒向座椅……《草帽歌》还在继续……我没有流泪。

我仿佛松开了什么,仿佛把一切交给了痛苦,任凭它的蹂躏……一阵心悸之后的寂静中,我仿佛又活了过来……这时,我想到了母亲。

我现在是一个没有母亲的母亲。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这首歌总能唱哭我!

因为它唱的是缺憾。母亲的离世也埋葬了她和我之间的缺憾。没有缺憾,所以不再有眼泪;心却没有丝毫解脱,绝望被夯得更实了。

这意味着,今生今世与母亲的交往到此为止。

从母亲活着,到她去世的五十多年里,我对母亲做过许多错事,但我从未道过歉。我有道歉的心情甚至渴望,但话说不出口。我跟她说别的事,或者给她买东西等等,代替道歉。

记得小时候一次跟她争吵,她气哭了,一边哭一边对我说,你怎么从来就不能服个软儿,道个歉?!我也哭了,仅此而已。

我的潜意识也许比我更早了解这缺憾,但它无法支配我的行为,这也许就是原因所在:我一遇到外在的引发,就泪水上涌。《人证》电影中的那个黑孩子,无法拥有母亲的爱,与我无法拉近与母亲的距离,都是一样的缺憾。

这缺憾会一直持续到一方离世……

妈妈,只有那顶草帽

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

就像你给我的生命

它却飘落了,无人知晓……

我不知道,不再为《草帽歌》流泪的来日里,心灵还会有怎样的生发;假如缺憾干涸,像结疤的伤口,又会有怎样的生发?

人们谈起父母对自己的教育,包括很多男人回忆他们被打,都很令我羡慕。我对来自父母的教育没有明晰的记忆。我很少说话,也不惹祸,他们几乎不太知道我在想什么。他们吵架时,面对我的注视,他们似乎也很不安。

你爸妈的生活相当没有条理,缺少章法……

照看我的大爷有时评论一下我父母,我总是对大爷点头,表示认同,但从来没向父母转达过。回到家里,父亲很少在家,我几乎总是跟母亲一起。她对我的“教育”,现在回头想,仍是特殊的。

她从来没嘱咐过我,好好学习,听话之类的,她最多的叮嘱是多穿点儿衣服,这叮嘱一直延续到她的临终。

小时候,好多女孩儿喜欢编织,我也想试试,母亲禁止。她说,别把眼睛弄坏了。

进入青春期,女孩儿开始张罗戴胸罩,我问母亲,我是不是也应该戴?她看看我的平胸,说,不用。我的第一个胸罩是自己买的,偷偷戴的。

小时候,母亲只给我买皮凉鞋。我希望有双塑料凉鞋,可以蹚水。她说,就是不让你蹚水,才买皮凉鞋的。和她让我多穿衣服一样,她对我最明确的教育是别着凉。我步入中年后,开始了解中医,了解自己的寒性体质,了解这体质遗传了母亲……恍然中慨叹生活的精准。

她告诉我,不要买便宜货,便宜没好货。

她从来不用我做家务事,有时我主动做了什么,每次她都说,谁让你干的,没必要。

除此之外,她经常领我看电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引进很多外国电影,有时我们看通宵。无论看什么电影,无论去电影院还是回家的路上,母亲很少跟我谈论电影,除了好或者不好的简单评价。她从不利用电影的情节,对我进行各种可能的教育,好像她坚信,我自己可以独立接受电影的“教育”。

电影教会了我憧憬。

我很喜欢跟母亲一起看电影,包括我成年后。可惜,她晚年不再去电影院,她说,累。我与她一起看的最后一部电影是她有病坐轮椅后。我推她去电影院,本想看一部美国片,记错了时间,看了《将爱情进行到底》。等电梯时,她对我说:

李亚鹏老了。

我不了解母亲。

母亲了解我。

换个说法,我对母亲的了解不如她对我的了解。

17岁,我考上一个大学的工业经济系,我决定复读,争取考上自己喜欢的中文系。母亲说,你自己想好。

19岁,一个比我大10岁,即将结婚的男人看上了我,母亲说,你自己想好。

22岁,我要去西藏,投奔这个男人。母亲什么都没说,哭了。

24岁,我生了十斤重的儿子,母亲刚刚退休,替我带了6年孩子。

28岁,离婚。母亲说,别着急再找。

33岁,再婚。母亲说,他比你年岁大,实际上可比你年轻,凡事你是靠不上他的,你想好。

40岁,离婚,从北京返回沈阳工作。母亲说,别太拼了,钱够花就行了,不要总想挣钱。

……回到沈阳之前,每次回家,父亲总是提醒我去看这个朋友那个朋友……

每次母亲都说,别听你爸的!好好歇歇……

这缺憾中的最底层,系着我的心结:我从未努力去了解母亲!

小时候,不懂;长大以后,觉得自己比母亲聪明,当然了解她。母亲从未对我做过的事情——教导我怎样生活——我却对她做了。她老了以后,我甚至为此与她争吵……我告诉她,不应该怎样怎样,要怎样怎样!

她忍受了,直到我为他们买了新房子,希望他们搬家。母亲抵抗了,她让我明白,搬家也许会要了老人的性命……我不得不放弃……

我刚刚明白:我的自由,我自由的生活,不是我理所当然应该有的,不是风带给我的,不是事业的奖励,是母亲给我的,从小到大,这赠与里有母亲的品质和付出。我远在雪山脚下,远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母亲付出了孤独的代价!她永远说,我们都好,不要惦记!她一次也没说过,她希望我能在她的城市,在她的近处……一次也没说过。

一个给了我自由的母亲,我却没学会尊重她的自由。

妈妈,我再也不会听《草帽歌》,永远不会再听。我不能用流泪表达我的歉意。一切都太晚了,从你的死到我的死,我还能为这歉意做什么呐?!

妈妈,只有那顶草帽

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

就像你给我的生命

它却飘落了,无人知晓……

母亲去世第四个年头了。时光流逝中,我对母亲的怀念没有逐渐减弱,相反却是与日俱增的。生平头一次,我被时光倒流这样的臆想感动。假如时光真的能倒流……刚这么想,泪水便落下了。

我非常爱我的母亲。

这感情像一只无处落脚的小鸟,永远飞在无际的浩淼中,不再有归宿。

人生残酷!

  1. 仔细:东北话,节省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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