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七年十一月初四(1650年11月26日)，清军在定南王孔有德(？-1652)的率领之下，攻占瞿式耜守卫的桂林；时在梧州的永历帝则弃城逃往南宁。
这次战役让已在粤桂统治四年的永历朝廷急遽溃败，并使得当时的南明士人面临着不可预知的未来，形势逼迫他们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必须做出生与死的抉择：文臣领袖瞿式耜(1590-1651)、严起恒(1599-1651)等均选择殉国；而侥幸生存下来的重要文臣如方以智(1611-1671)、金堡(1614-1680)、钱澄之(1612-1693)等，则选择遁入空门；王夫之(1619-1692)则于桂林兵败后返回湘西隐居。从此永历朝只剩下武夫当国，文臣体制则荡然无存。
在这朝廷溃败、文臣星散的历史时刻，许多文臣有着千里返乡的经历。钱澄之1651年的返乡仅是其中之一。钱澄之原名秉镫，字饮光，晚号田间，桐城人，是当时知名的文人。先后出仕南明隆武(1645-1646)和永历(1646-1661)二朝，曾任隆武朝延平府推官，后任永历朝礼部精膳司主事、翰林院庶吉士，迁编修，管制诰，一度与闻永历朝的中枢大事。桂林溃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顺治八年(1651)春，钱澄之身穿佛装经粤东逃往闽中，在寿昌得友人劝告，欲往庐山寻隐。但钱澄之当时必须护送长子回家并安葬六年前惨死的妻子，家事羁縻，只能推迟庐山之行，先行折返老家桐城。
可惜文献残存，多数士人的具体行踪和心迹不可确知。如王夫之从桂林返回湘西的过程，就因文献残缺，不能探究其心曲。另如诗人陈璧(1605-？)曾于1651年与钱澄之结伴从广东返回江南，惜其著作仅存二卷残书，故无法深悉其返乡过程及前后的所思所想。惟有钱澄之的诗文虽迭经禁毁，却仍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遂使今人得以从容玩味其心事，窥探其为何能在闽粤溃败之后，在同志失散之后，在经历数千里的地理大迁徙之后，始终能保持抗清的理想。此一问题，自然也是考察部分坚持抵抗的南明文人时需面对与思考的问题。本文就是相关研究的一个部分。
一、望见家山
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中秋节，时年三十六岁的钱澄之正彷徨于闽北山中。曾经效忠的隆武政权(1645-1646)恰如烟花一样短暂，而自己又将何去何从呢？前路茫茫，不免大病一场。病中思念兄弟儿女，遂反复形之于诗：
我命宿何宫，频年遭祸难。儿女既凋残，兄弟亦零散。(《入水口砦病中杂作》)
抱疾辄思家，依依念茅屋。我兄两三人，遁迹甘草木。……丧乱寡欢娱，此乐岂犹续？有弟如飘蓬，曾向天南哭。(《忆家兄暨诸弟侄》)
更有《忆江村》组诗九首，回忆家乡的山川风土。诗中的钱澄之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他叹道：
日暮炊烟接，今知几家存？独滞烽火间，怅望伤我魂。(《忆江村》其一)
贼火遍江头，大宅焚如扫。(《忆江村》其二)
兵烽频岁年，岂无戕伐恐？落日一回首，使我泪如涌。(《忆江村》其七)
然而，总体来说，诗中有“春雨杏花”、“稻花”“荷叶”，也有“渔父”“行人”、“耕牛”“鸡豚”，更有“平湖”“远岫”、“别业”“精庐”，记忆中的故乡毕竟有着与残酷现实迥异的桃花源式的温馨。可是至次年(1648)年初，现实环境的绝望令钱澄之几乎无法回忆起故乡，他写道：
乡梦随时少，吾生只信天。(《山刹人日》)
他随即在寿昌寺皈依出家，似欲告别纷杂的尘网。但到九月，钱澄之偶然得知永历帝已在广东登基，遂前往勤王。此后考中进士，任职翰林，全身心投入他的功名事业。数年之间，故乡、兄弟等渐隐入遥远的记忆深处，偶尔在重阳时节闪入脑中，或作为“家国”的一部分，在提到君王时顺便提及。其余大多时间，几乎泯于无痕。直至1650年桂林兵败之后，兄友弟恭的故乡才又成为钱澄之的归宿。
1651年年底，钱澄之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抵返故乡。其子钱
禄(1657-？)所撰的《先公田间府君年谱》中清楚地记载道：
腊尽，抵江干。府君不欲归，望见家山，指路遣役送归。
可见钱澄之一路走来，抵达长江南岸，眼看故乡在望，但一时仍不得归。当此之时，百感交集，遂赋《仿渊明归鸟诗四章》。其一云：
翩翩者鸟，及暮言归。岂无他树，恋此旧枝。
延颈夜鸣，其声孔悲。吁既归矣，曷云悲矣。
钱澄之是带着悲伤回家的。然而，既然回来了，就强颜欢笑，忘记悲伤吧，但心中依然无法忘却那些曾一起战斗的朋友。他说：
百鸟于从，以翱以翔。冲飚骇散，相失一方。(其二)
我之独处，念我俦侣。(其三)
言求我友，言构我巢。(其四)
带着彷徨犹豫又不能忘情前尘的心事，钱澄之渐渐靠近故乡。《江程杂感》五首记载其心情甚详。其一云：
不宿汀洲逾十年，水禽烟树各依然。烽台榜署新军府，汛地旗更旧战船。估客暮占风脚喜，渔家昼逆浪头眠。江天事事浑如昨，回首平生独可怜。
钱澄之于1641年十月后避乱至南京，至今已逾十年。故首句及之，寓感慨也。次句开始写诗人所见的江边景物，一如“水”、“禽”、“烟”、“树”等，如同十年前离家时那样，没有改变。然而真的没有改变吗？也许景物未改，但人事却已变迁。颔联接着就有力地写下了业已发生巨变的事物。两句中如“烽台”、“军府”、“战船”等均表明战争的存在，而“新军府”的设置与“旧战船”上旗帜的变化，直接暗示着新旧朝代的更替。颈联荡开，将紧张的战争情绪舒缓下来，视线回到眼前所见的另一幅亘古如常的江边画面。“渔家昼逆浪头眠”一句，更是安宁平和，抹杀了战争的任何痕迹。颈联与颔联，两者形成巨大的张力，可见战争对百姓的影响似乎在有无之间。诗人不禁自己也开始迷惘，尾联中想起十年来所作所为，历历如在眼前，然而只可用“可怜”二字来评价，“可怜”自然包含有失败与不幸的意味，诗中“新军府”和“旧战船”都是诗人为何“可怜”的注脚与说明，也是诗人“望见家山”时极度迷惘和失落的见证物。
此时已是顺治八年(1651)的年底，距1645年南京弘光朝的覆灭已有六年，清廷在江南的统治已有根基。然而诗人目光所及，江南仍遍布着战争的痕迹，触目惊心。除“烽台榜署新军府，汛地旗更旧战船”两句外，另如《江程杂感》其三首联云：“乱后江城估舶通，千樯泊处一村空。”其四颈联云：“老兵卖酒垆难问，瘦马呼群栈不收”，更可见兵戈扰攘，江南农村深受其害。
对刚刚从战争中逃离出来的钱澄之来说，残败的乡村、老兵、瘦马等战争的遗留物，重新引起他内心的凄凉，同时又夹杂着近乡情怯的哀愁：
乡音乍听儿童喜，时事初传父老哀。(其五)
由于他的返乡，给家乡父老带来了最新的时事，也带来了最新的悲伤。他反复写下近乡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