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余论
1997年，清水茂(1925-2008)完成一篇研究钱澄之诗歌的论文，将钱澄之诗分为晚年的田园诗和早年抗清具有“诗史”特质的两大类。
在讨论后者的时候，清水茂认为钱澄之“把亲身经历见闻写成《所知录》，并加上自己的作品，又显然是想留下一份历史的形象记录，以‘诗史’自居。”他从《所知录》中选择了一首七言古诗《悲南昌》来分析，认为该诗“不用典故、如实叙事”、“直叙事实、不加粉饰”。钱澄之的《悲湘潭》、《悲信丰》、《悲南昌》诸诗，显然摹仿杜甫《悲陈陶》、《悲青坂》，但“比之杜甫二作，钱澄之对事实的描写要更为详尽”。在清水茂看来，钱澄之诗歌的特点在于不用典故与直叙事实，而《所知录》中的相关诗歌则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诗歌的特点，对历史事件给予了详尽的叙述。确实，《所知录》中的诗歌，过去较多得到重视的是《闽江水雹歌》、《沙边老人行》、《虔州行》、《麻河捷行》、《悲湘潭》、《悲信丰》、《悲南昌》等长篇的纪事古诗，因为其叙事直接、详尽，承担起了用诗歌记载历史的“诗史”功能。然而，即使承认钱澄之的这些诗与杜诗相比，确实更能详尽地叙述历史事件，但我们也注意到，与《所知录》中的历史书写相比，钱澄之的相关诗歌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叙述毫无优越可言。韵语叙事的含糊、游移与暧昧，导致诗歌对相关事件的时间、人名、地名以及来龙去脉等的记载，显得极为不清晰。所以，本文认为《所知录》中最为精彩的并非是那些纪事性特别强的诗歌，而是那些能把褒贬和立场寓于诗中的诗歌。而这些诗歌，恰好也是与“诗史”书写传统相契合的作品。
历代的“诗史”说，其基本内涵在于强调诗歌对于现实的书写，但自从宋人李遐年提出杜甫诗用《春秋》笔法写作之后，则开始重视诗歌写作上的褒贬功能。明代的杨慎(1488-1559)在讨论“诗史”时，希望诗歌不要直陈，而能够做到含蓄蕴藉或意在言外地记载时事。许学夷(1563-1633)也强调诗歌在叙事上不要直陈，而是要通过“抑扬讽刺”的方法来保持诗歌的文体特征。而曾与钱澄之同在永历朝任职的王夫之(1619-1692)在讨论“诗史”时，也强调诗歌的美刺、讽谏功能，反对直叙事实。这些论述在整个“诗史”的理论诠释史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反而清水茂提及的那些直叙事实的“诗史”写作，似乎历来只有王世贞(1526-1590)等极少数人给予过正面的支持。明清之际的“诗史”说以钱谦益(1582-1664)最为代表，尤其推崇褒贬和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大胆记录当代的重要历史、政治事件及己身之遭际。《所知录》中那些蕴含着褒贬意识与表彰忠孝气节的作品，分明就是契合了“诗史”的传统和当时的潮流。这些作品，一方面有着较高的艺术性和美学价值；另一方面，能与历史书写产生相互印证的功效。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无论是对事或对人、对君王或对臣子所持有的褒贬和立场，都是单纯阅读《所知录》中的历史书写所无法获得的信息，都是对《所知录》中的相关历史书写给予的补充。诗歌书写或凸现钱澄之在相关历史事件上的立场，或表明钱澄之对历史人物的观感，和较为冷静地描述事件的历史书写相得益彰。综观《所知录》全书的诗篇，那些叙事性较强的作品确实能较为详尽地叙述历史事件；那些暗寓褒贬的作品则能体现诗歌与历史产生交涉时，诗歌所具备的特殊的褒贬、美刺的功能与价值。
最后，还有一点思考需要提出。作为一部史书，《所知录》中夹杂着若干诗歌书写。经过论证，这些诗歌已然可以确信为该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像清朝学者那样随意地将其删去(如《荆驼逸史》本、庄士敏抄本等，见本文第二节)自然是很不妥当的。但是，诗歌书写毕竟仍然要以配合历史书写为目标。这从钱澄之本人拟定的“无记而但有诗，或记不能详而诗转详者”这一《所知录》的体例上就可看出：诗歌书写本来就是要对历史书写进行一种补充。简言之，是“以诗证史”的。所以，无论如何细读《所知录》中的诗篇，或如清水茂似的强调其叙事上的优越性，或如本文这样阐发其中所蕴藏的作者的褒贬与立场，诗歌为历史服务这一根本立场是无法改变的。
然而，读到钱澄之在诗歌中表达他贬隆武而尊永历、喻严起恒为诸葛亮等精彩的、富有生命气息的判断时，我们的目光便往往被那些精彩的诗篇所吸引，那些历史书写反而似乎逐渐退化为一些背景知识，一些用来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诗歌的背景知识。在阅读的过程中，是否可以调整阅读策略，将《所知录》阅读成一部记载钱澄之个人生命的诗集？(何况，这些诗本来就出自于诗集《藏山阁诗存》)如此，书中的那些历史叙述，就成了对诗歌写作背景及本事的笺释。是否可以这样说：钱澄之的《所知录》是一部有着大量与历史书写相得益彰的诗歌书写的史书，也是一部对记录自己如歌岁月的诗篇的历史笺释和再叙述？
就具体的文本而言，有些诗篇如非《所知录》交代具体史实，确实难以考索其所指。如《端州诗》：
侧耳羊城信，穿烽二使来。诏开藩镇泣，风斗海船回。
事变知天意，时危有将才。长城真可恃，驻跸漫惊猜。
诗中仅交代事件与广州、藩镇有关，并无出现任何具体的人名，就算娴熟于南明史事的学者认真研读，也未必能详知其所指。《所知录》则交代其背景：
永历四年庚寅正月元旦，上御行殿受朝贺。初六日南雄报至，南韶守将罗成曜弃韶州走。上将移跸西幸，召对群臣，皆言车驾不宜轻动。给事金堡、御史彭佺争之尤力。上命金堡同戎政侍郎刘远生往广州敕谕诸将。诸将初欲弃城航海，为飓风折回，始定死守计。远生与堡复泝流上清远，闻南韶虽望风奔溃，北兵尚未至也。
据此可知《端州诗》所指，其旨趣也是深具讽刺和褒贬的。《所知录》中收录的《端州诗》(或题《端州杂诗》)十四首、《梧州诗》(或题《梧州杂诗》)五首，都出自于《藏山阁集》中的《端州杂诗》(共二十五首)和《梧州杂诗》(共二十六首)。凡未收入《所知录》中的诸诗，虽然钱澄之在诗中也有一些自注，但均不如收入《所知录》的数首来得诗意显豁。这类描写一时、一地、一事的作品，一旦情境转移，读者就莫知其所云了。据此，认为《所知录》中相关历史事件的描述，就是对书中诗篇的笺释，又有何妨呢？
更进一步来说，后现代史学家认为“历史似文学”，也有在文学作品中阅读历史的。他们的愿望，大致在消除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但其根本目的，仍在于为史学寻找出路。《所知录》虽然是一个诗歌和历史互相交涉的特殊文本，但归根结底，它依然是一部历史著作。本文的阅读，也在极力寻找《所知录》中诗歌的历史意义。然而，或许也可以将之翻转过来，视其为一部诗集，一部有着73首诗歌且附带有作者本人详细笺释其背景和本事的诗集。这，是不是意味着在阅读《所知录》、在重新思考诗歌与历史之间的交涉时，一切阅读的中心将会落在诗歌之上，而非历史之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