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
经过一番准备，秦孝公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由他主持，变法之举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这变法的内容，据大史学家司马迁后来总结，主要是“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详细说来，倒还有着不少具体的条目呢！
首先是奖励耕织，惩治工商业者和各类游民。公孙鞅说：“现在商贾靠经商致了富，耍手艺的也能过上好日子，有人专门游说谈论，还被封了官。大家羡慕这三种人，就会逃避农业，并且不再重视自己的家乡，到那时，谁还会替国君守土打仗呢？”因此，便在新法中规定，凡勤力于农桑、男耕女织、能向政府提供较多粮食和布帛的，便免除本人的徭役，从事工商业或因游手好闲而造成贫穷的，则没为官奴婢。他期望通过法令，能把自己那“修赏罚以辅壹教”的思想化为实际的社会运动。
勤力耕作者尚且要给奖励，更不要说那些奋勇杀敌的战士。公孙鞅制定了二十级军功爵制，规定杀一个敌人可授爵一级，奖田一顷，宅九亩，若能杀死敌方五个甲士，就让他役使五家隶农，杀敌越多，赏赐越厚。获得八级以上爵位的还可以授予一定的官职。另一方面，对私自进行械斗的人却要处以严厉的刑罚。看到战士可以提高地位，还能得到许多实际好处，人们为国家而战的积极性也就高涨起来了。
古代社会有世卿世禄制，王公的子弟算是血统高贵的贵族，他们天生注定是要有爵位的，这如何能让人服气？听任其继续下去，怎能不影响战士的情绪？况且，贵族中尽管也出过能干的角色，但多数总是习惯于养尊处优，缺乏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让他们指挥军队，战士再勇敢，恐怕仍不免要吃败仗。为此，公孙鞅在变法时规定，宗室成员要是没有立下军功，那就不能继续保持贵族的名籍了。有军功的，可以按照等级占有田宅和臣妾，可以穿华美的衣服，乘高大漂亮的车子；不立军功的，即使有钱也不准再讲贵族的排场。这样一来，事实上是用军功爵制完全取代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当然也就从根本上触动了秦国的旧势力。
搞耕战还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于是，治安问题便不能不提上变法改革的议事日程。公孙鞅采取的措施是，把百姓五家人编为一伍，十家人编为一什，让他们互相督察检举，一家犯法，其余各家都要连坐。不告发奸人的要处以腰斩之刑，告发了的可受与斩敌首级一样的赏格。相反，假如藏匿奸人，则要像对待降敌者一样给以严厉的惩处。把战场上的奖惩办法用于治民是为了更加雷厉风行，但结果却等于是将全国都置于战时状态之中了。
中国阶级社会早期，各地普遍存在着父权制的大家族，生产是由家长领导家族成员和家内奴隶集体进行的，秦地也不例外。到了战国，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应用，农民逐渐具备了独立从事耕作的条件，从而对家族集体劳动失去了兴趣，总是互相攀比，谁也不肯拿出十分的力气来；相反，要是把地分给他自己去种，则又个个憋足了劲儿干，唯恐落到别人后边。公孙鞅面对这一事实，深切感到以家族为单位的集体劳动，已经压抑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而分地私耕早已成为势所必行的迫切需要。所以，他在变法中又特别规定，一家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成了年的儿子，就必须立即分家，各立门户。不愿分家的，就向他们加倍征收赋税，以示惩罚。在各国的变法中，唯有公孙鞅对向来为习惯所崇奉的家族进行了公开的亵渎。强制家庭细分的初衷或许只是为了充分挖掘个人的劳动潜力，以服务于农战政策的需要，最终却使秦国旧有的血缘关系遭到了一次大规模的涤荡！
从上边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公孙鞅的新法不仅是秦国走上治、富、强、王道路的有力保证，而且也便于将士和农民提高其社会地位。只是对于连做梦都想保住特权的贵族来说，却有很大的妨碍。因此，这次变法运动从一开始就遭到了秦国守旧贵族的抵制和攻击。听说孝公打算重用这个刚到秦国不久的异国年轻人来主持改革，大夫甘龙、杜挚等人立刻四处活动，图谋趁改革方案尚未出台时，把它扼杀掉。鉴于反对派已经造了不少舆论，孝公只好让公孙鞅同甘龙、杜挚等人在朝廷上进行公开辩论。
甘龙说：“我听人讲，圣人靠不改革人民的旧礼俗来施行教化，智者靠不变更旧法度来治理国家。因袭旧俗以施教化，不费多大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现在平白无故地吵吵着说要变法，岂不是故意制造混乱吗？”
公孙鞅回答道：“大夫所言，不过是世俗之见罢了。平常人总是墨守旧习，连学士们也因闻见有限而往往循规蹈矩。这两种人只配做个守成的官儿，完全用不着同他们去讨论现成法度以外的事情。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却都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各有自己的一套，也都使霸业达到了高峰，可见敢于创立法度的才是真正的聪明人。我们为什么要像普通的庸才那样，去受旧制度的约束呢？”
杜挚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器具。这是古训。依我看，只有效法古人，才不会出错；只有遵守古礼，才不会有奸邪的事情发生。”
公孙鞅见他居然要把改革影射为奸邪之事，不免有些生气，便毫不容情地驳斥道：“古代政教各不相同，你到底要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商汤和周武王不循旧礼，可是却得了天下；夏桀和殷纣王不知及时变更，反而身死国亡。这正说明推翻了古法的人，未必可以非议，拘守旧礼的人，未必值得赞扬。”
如此你来我往地争持了一番，道理倒是越辩越明了。秦孝公果断地下结论说：“就按公孙鞅说的办吧！”甘龙、杜挚只得缄口不言，心里却直觉得晦气：自己的嘴巴为什么不如公孙鞅那样会说呢？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会说不会说的问题，公孙鞅用的是进化的历史观，他的话能说服人，原是理所当然的。
新法公布以后不到一年，就有数以千计的人站出来横加指责。当时，普通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并没有多少发言权，因此可以认为，批评的声音主要仍是来自贵族阶层。为了达到破坏新法的目的，贵族们还唆使太子犯法，以为这样，公孙鞅就会知难而退了。岂料公孙鞅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人，已有权力在手，更是有恃无恐。他对孝公说：“新法推不开，关键是上边有干扰，主公要是真有变法的决心，就得先拿地位高的人开刀。”孝公很赞成。于是，公孙鞅就以教导不善的罪名，对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判了刑，还在公孙贾的脸上刺了字。又把那些批评过法令的人当作乱化之民，统统流放到边远地区去。
一旦动了真格的，说长道短者立刻敛声匿迹了，秦民都开始以新法为准则，不敢越雷池一步。推行十年，居然换来了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的新局面，大家都愿意做个勇敢的战士，为国家出力，对于私下械斗却再也提不起精神来。
公孙鞅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假若没有秦孝公始终如一的支持，他就对付不了那帮存心破坏的旧贵族，也很难达到这一步。因而，秦国变法改革的胜利既应归功于公孙鞅，也应归功于秦孝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