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其人其文，公认不好懂。这不好懂，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在字的层面，本文所指不是那些生僻之字而是于文字的态度，写作时文字的使用方法。鲁迅深谙旧学，又从太炎先生学过小学，每个汉字是独特的形音义综合体，鲁迅如古人，是惜墨如金的。汉诗从四言至五言用了近千年，再到七言又用了五百年，鲁迅的一字不苟，与今日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去甚远。其二是文本层面，不仅指《野草》的象征性、《故事新编》的寓言性，杂感的深文周纳曲折隐晦，实在有诸多不得已处。鲁迅一生身处当权者于言论的压制中，变幻笔名，使用文本手段，与书报检查制度周旋，非精通修辞中的隐微术者经过艰苦细致的搜求，恐难察其微言之中的大义。其三是形而上意义上的不好懂。鲁迅受庄、屈影响深，兼具尼采气质，惯于从日常的无事之中，看到人生的极端情境，醉心于终极价值，接近鲁迅其人，是这三重困难中的最后一层，它须以直面前两重困难为前提，先懂得鲁迅的用字和谋篇，才可以了解其为人，懂得鲁迅其人故明白其文。欲免受时代的压迫者，不得不求助于鲁迅，他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伟大自由的灵魂。
如今像鲁迅那样思考的人没有，如今他那样的人使我怀想。其深沉伟岸的人格，慷慨温厚的热忱，纯良真挚的情感，特别是他丝毫不拜势、不伪饰的风骨，使其片言只语亦彪炳独树。一棵树懂得那促使它生长的阳光、空气和水，滋养与培植它的泥土；也懂得那摧折它的风暴。章太炎说，魏晋文章，如飘风涌泉，任意卷舒，不加雕饰，鲁迅深得魏晋神韵，他的文字是从他那灵府中流出来的。所选篇目是个人阅读鲁迅中有心得者，也是过去的文章较少议论涉及之处。
一、复仇的人
辛亥革命的那年，鲁迅三十岁。归国三年，共和取代专制，汉人驱逐满人，前者徒具虚名，后者货真价实。袁世凯死后，诸军阀皆汉人，满族的权贵真的是扫地出门了，但鲁迅似乎很不满足：“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但说到这类的改革，便是真叫做‘无从措手’。”
鲁迅的祖父是前清翰林，在鲁迅十三岁那年因科场舞弊案入狱，家道衰落，父亲身殁。少年长子鲁迅，出入于当铺和药铺，势利的冷眼，如芒刺背，人心不古，自古已然，但领受这份世态炎凉的方式却大不相同。鲁迅阅世既深，每不为世故所昧，又不愿和光同尘，更不屑同流合污，便不得不与深于世故者为敌。
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在《复仇是非论》中说：“人苟纯以复仇为心，其洁白终远胜于谋利。”终其一生，鲁迅是位复仇者。向黑暗的旧道德，向虚伪的旧世界，抨击正人君子的伪饰和做戏，揭露高等文化被仁义掩盖着的吃人本质。文学是他唯一的复仇工具。
鲁迅复仇题材的作品，杂文而外，《野草》中有两篇，题为《复仇》和《复仇》（其二），《彷徨》之《孤独者》，《故事新编》之《铸剑》，此四文是《鲁迅全集》最精彩的文字之一部分，特别是当把它们合为一体阅读的时候。
广漠的旷野之上（使人想起庄子的无何有之乡），手执利刃全身赤裸相对而立的一对男女，似乎要拥抱，似乎要杀戮，但终于既不拥抱亦不杀戮，那样对立着，他们彼此的复仇，似乎暂时消解了，转而一致回看那周围兴奋的看客，为了回复窥视者于他人流血的渴望，使其看的愿望落空，于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令人费解而奇特的一幕。
爱与恨，情与仇，这截然对立的情感，是可以——似乎即将——实现于拥抱与杀戮之中，在文章的开头，围观者的目光对作家内心的影响，忽然改变了这一切。
我们认为是事件的格局本身。本来男女主人公既已出场，封闭的舞台上演绎他们自己的故事，这已然设定，与观众并不相干。现在演员似乎造反，突然停下动作，四目灼灼地盯着看他们的观众，观众——变成了“看客”，且被置于演员和剧作家的仇恨、轻蔑之中，舞台延至观众席，事实上，它不再有任何界限。怎样定义这样的一出戏呢？它不是戏剧革命，而是剧场的解体。幸好这只是一段文字——“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
文字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阅读行为——看，这看的方式，并非只有一种，消遣解闷，搜奇猎艳（颜如玉）是看；按图索骥，亦步亦趋（黄金屋）是看；正襟危坐，三省吾身亦是看；洞幽烛微，辩难释疑还是看。这看的方式，归根结底由作品决定，即由作者创造出来的。落笔为文之初，已然包含了于读者的选择，于不配阅者的拒绝。同时一个复杂的文本，也许会有不止一个层面，在容易了解和领会的表层下，往往深藏着一个不易探询的秘密文本，这是为少数挑选出来的读者而设定的。尼采和庄子是写作秘密文本的高手，深受尼采和庄子影响的鲁迅亦是如此。鲁迅的难懂或者难于索解，或许根源在这里。
但是，鲁迅又有他十分好懂的一面，那是于同类而言，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又何须多言？
“唉，朋友！你用了你的温热，将我惊醒了。”请跟我一起燃烧吧，“与其冻灭，不如烧完”。
这一句话，可以看作理解《野草》的指针，理解鲁迅所有文字的指针。
鲁迅于冷眼旁观的深恶痛绝，缘于他在自己的文字里的一腔热诚。后来《野草》英译本序中他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
鲁迅是一位内心冲突剧烈的人，他生命中不可调和的因素，身上的双重性，或曰其内在冲突，在他自己的文章中有种种揭示：庄周式的随便/韩非式的峻急，墨翟式兼爱/杨朱式为我，个人主义/人道主义，通脱/清峻，名士清谈的飘逸/老吏断狱的深刻，等等。这些成对出现的概念，不过是琢磨鲁迅的一些线索，不能脱离开具体的语境。于鲁迅本人而言，他的感受恐怕不仅仅是彼此的消长起伏。
以本人看来，鲁迅内在冲突的意象，在《野草·复仇》中得到了极佳的展示：
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
然而他们俩对立着，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对偶式的思维，是汉字五千年造就的修辞习惯，鲁迅颇为自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以阶级论释之，当然说得严重了，此联更类似阮籍的青白二眼。鲁迅在演讲中曾说：“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他自编文集的名称，大多两两相对：呐喊/彷徨，热风/野草，二心集/三闲集，而已集/华盖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朝花夕拾/故事新编，晚年在编订《鲁迅三十年集》的时候，以“人海杂言”“荆天丛草”“说林偶得”三语概括其全部著作，也取其对偶，既严峻又适意，不可模仿，模仿的人也做不像的。
《复仇》以超出字句之上的篇幅，展示出精神上的对立意象，乃是古老对偶修辞的现代扩张。与荣格理论中男女同体双重人格的主张暗合，甚至可以联系到《周易》，八卦演变成六十四卦后包罗万象，回到它的原发点，一个阴爻一个阳爻“对立”而已。
同一天所写《复仇》（其二），是对《圣经·新约》中耶稣受难故事的重述，重点却转移在基督上十字架事件的围观上：“路人都辱骂他，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他，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也讥诮他。”“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鲁迅笔下耶稣的仇敌，似乎既不是判刑者，也不是施刑者，倒是旁观者，或说是他们全体。在一和多，寡与众，先觉者与群氓之间，没有和解的馀地。这一看法也许有尼采的影响，在尼采眼中，保罗及后来的基督徒，皆是对耶稣的背叛。今天阅读鲁迅，在其揭发民族根性的地方，我们往往看到人类之根性，称其为什么或许并不重要，鲁迅的观察显然是准确的。对于改进这根性，他的确抱有希望，这令我们这些因认识到他所严厉批判的许多民族根性其实是人类根性而感到释怀的人非常惭愧。
“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由玩味而沉酣，复仇者被身体的感受或说肉体的遭遇引导着，走向遍地的黑暗。“他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楚的波”，在发出“我的上帝，你为甚么离弃我？”这最后的遗言之前，“神之子”（即“人之子”）悲悯着，咒诅着，仿佛默诵“我也一个不宽恕”。
为什么是“腹部波动”？中国人认为丹田乃肉身结穴之处，基督教世界喜欢讲“道成肉身”，其实重点仍在“道”上，于肉身始终是忽视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不过是担当苦难和拯救的人格——象征而已。中国的先秦道家思想，在两汉演变为道教，从魏晋六朝的“外丹”，到唐宋之后的“内丹”，皆从肉身出发寻求“道”的踪迹，连最后的得道飞升，也指向肉身的感受体验与完成。
鲁迅是主张拿来主义的，怎么拿呢？连基督带十字架甚至围观群众一起拿来，还是“道成肉身”那四字？看来重点移在了“肉身”之上了。鲁迅笔下，耶稣死难之前已然得道——“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但这是狄俄尼索斯的道，不是基督的道。本文简直要称他是一位不喝酒的酒神了。尼采倾尽一生之力著述，只为以狄俄尼索斯取代耶稣，为基督文明寻觅千年迷宫的出口，鲁迅到底身在迷宫之外，轻轻一笔，便将十字架上的“道成肉身”改写了，不知尼采读到这里会想些什么呢？人子不醉，如何能摆脱那四面的敌意而沉酣？醉而死——醉于生而梦于死，真的是人类的得救之正途吗？看来中国这百年以来，至今唯有鲁迅与尼采神交吧。
中国人又拿那传承数千年的“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怎么办呢？
二、黑色的人
鲁迅是喜欢黑色的，其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多具黑色的特质。过客、魏连殳、黑色人宴之敖者，还有大禹和墨子。中国戏曲的脸谱中，“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驱驰，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
短篇小说《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铸剑》的主人公宴之敖者，具有精神气质上的一致性。魏连殳的相貌，有人说与鲁迅本人酷肖，连他的主张“孩子总是好的”亦与鲁迅相同。
小说四次提及魏连殳黑的外貌。第一次，是他在给死去的祖母穿衣服，“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
第二次是邻家孩子生病，“听说有一回，三良发了红斑痧，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第三次是叙述拜访魏连殳，“也许是傍晚之故罢，看去仿佛比先前黑，神情却还是那样”。第四次也是末一次，他人已然躺进了棺材，“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旁，是一顶金边的军帽”。
宴之敖者在小说里一直被称作“黑色人”，他的名字由自己向国王介绍出来，且只出现过这一次。其他场合凡提及他，叙述者一概称“黑色人”，难怪要被不够仔细的读者误认为他没有名字了。他的出场是这样：“前面的人圈子动摇了，挤进一个黑色的人来，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第二次却只写他的眼，“后面远处有银白的条纹，是月亮已从那边出现；前面却仅有两点磷火一般的那黑色人的眼光”。第三次是带着眉间尺的头去见王的时候，于他的外貌写得略详细一些：“待到近来时，那人的衣服却是青的，鬓、须、头发都黑；瘦得颧骨、眼圈骨、眉棱骨都高高第突出来。”第四次在表演中，“炭火也正旺，映着那黑色人变成红黑，如铁的烧到微红”。他自我介绍是“生长汶汶乡，少无职业，晚遇名师，教臣把戏，是一个孩子的头”。
他的出现我们即刻可以认出，魏连殳、宴之敖者与鲁迅，他们属于精神上的同族。宴之敖者的自白也仿佛来自鲁迅的杂文：“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那么多的，人我所加是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鲁迅一生用过百馀笔名，但以自己的笔名命名小说主人公，宴之敖者是唯一的一次。此四字的意思乃是“被日本女人从家中放逐之人”，《铸剑》写于一九二七年三月，那时鲁迅不仅离开了八道湾，亦且离开了北京。
魏连殳是“一个异类”，与他自己身边的任何人都不同，与处身的那个社会亦格格不入，被目为“吃洋教”的“新党”，他一出场就被宿命般的败亡笼罩着。在安葬祖母一事上他的妥协，恰写出了他的为人与周围那些人之间的迥异：“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他的运命。然而这也没什么要紧，我早已豫先一起哭过了。”哭祖母的时候，把自己也哭过了，这非同小可。
“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他丝毫没有与他人沟通的愿望，仿佛真的是“一个异类”。表达感情连语言都不用，“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魏连殳在生计日窘下的投靠军阀，并不意味着走出了“独头茧”，“这里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新的生计，并不能成为新的生机。异类之异于常人者，正在于此。
接下来似乎只剩下离奇的速死了，是他的仿佛受到诅咒的结局：“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这不就是自蹈死地吗？他是在自己的身上复仇，死亡是他召来的，这是他的第二次妥协，上次为安葬祖母，这一次却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殁没。
一九二五年穷途上的文人们，有各种大小和派系的军阀可供依附，军阀们亦每每招募文人入幕。吴稚晖的投靠蒋介石是其显著者，连鲁迅本人也曾有过去做个“营混子”的考虑，那原因在鲁迅个人倒并非没有别的出路，而是想远离大学和文坛上的“绅士们”罢了。
对于这样一个酷似自己的人物，鲁迅下笔毫不留情，不仅让他在棺材里穿了件“土黄色军裤”，配以“金闪闪的肩章”，而且“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旁，是一顶金边的军帽”。读至此一节，我们不禁想到鲁迅先生自己十年之后的死。
虽然他在遗嘱中明确说了“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纪念的事情”的话，但鲁迅的丧事却由不得自己做主了。停灵四天，瞻仰遗容者络绎不绝，仅留下签名者就有九千四百七十人，一百五十六个团体，多数是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出殡时执绋者六千馀人，送葬者数万人。显然是有人在经营这样的事。由于警察的干预，未能照预定路线行进，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与其说演变成了一场游行示威，不如说组织者的本意就在游行和示威。公开发表的十三人治丧委员会里，据说还应加上毛泽东的名字，但当时的报纸在发表讣告时均不敢登载。具体的组织工作是一个包括张春桥在内的三十一人组成的“治丧办事处”。
鲁迅一向是主张和赞成新陈代谢的：“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这是鲁迅对自己的态度，这是什么样的精神？鲁迅不好名，这也是他的名真正留存后人心底的原因。
鲁迅为毁灭旧时代而搏斗了一生，他生前没有远离政治，死后被政治所摆布也在意料之中。群众的政治，也许从来不等于政党的政治，在鲁迅的死亡事件中被动员起来的群众，真的能让坟场开满蔷薇吗？鲁迅死后近八十年了，后来发生的历史悲喜剧和荒诞剧以及那些小剧场小文章上演的模仿者的剧情，让我们在回望时觉得对不住鲁迅所憧憬的那个新中国，旧中国的至今不旧，越发显出鲁迅的空死一场。
“粗人扛起棺盖来，我走近去最后看一看永别的连殳。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这些话无论从生者还是死者的角度看，都不能得到圆满的解释。那仿佛之间的“冷笑”，分明是死者散布的，却能够返回死者自身，莫非人死后还可以自嘲，若是以全知全能角度这样叙述，或者还说得过去，偏偏是一个具体受限制的观者，他的这一看，竟然看出了他人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来的东西。
一九二三年鲁迅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收录六位作家十一篇作品，其中菊迟宽《复仇的话》一篇与《铸剑》有些关系，复仇者与仇人事实上在故事的结局中和解了，《铸剑》却是合一了。这是中国历史的神秘复杂纠结之处。
《铸剑》的故事情节奇特，在滚沸的金鼎中三只头颅的撕咬，以及最后彼此莫辨的结局，读罢惊悚而长叹，寝食俱废。更为奇特的是，它并非出自鲁迅的想象和虚构，而是出于相传为曹丕所著《列异传》的记载，已有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了。
司马迁对于“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侠客，赞美有加。《史记游侠列传》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史记》《汉书》之后，游侠列传在正史中断绝。其事迹身影多潜入野史或笔记小说中，经过鲁迅的搜求辑佚，先以资料现身于《古小说钩沉》，不足以畅其意，又在《铸剑》中给以弘扬。明末王思任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之言，越人的善于复仇，以勾践最为有名。鲁迅终身喜读乡贤的著作，从地方文化传统中得养性情，复仇主题在《铸剑》中成为绝唱，后有以现代“国殇”誉之者。
《铸剑》一文于身体的处理很不寻常，身首异处是古代常见的一种对暴力死亡事件的描述，眉间尺的父亲被国王处死后，“身首分埋在前门和后苑”了。砍头在冷兵器时代是习见的处死方式，因面容的可辨识，屠戮目标后以头颅为证，但这小说中的人头，却在鼎中唯剩下头骨，国王、眉间尺和侠客，三只头再也分不出了。复仇的前提是，你得认清自己的仇敌，那么报了仇之后呢，故事可以结束了？与仇敌同归于尽，是复仇的一种实现，但这一故事却是报仇者似乎有意要与仇人打成一片，达到难分彼此的目的。
眉间尺的身体，宴之敖者的身体，在复仇行为中，似乎皆为多馀之物，这也是奇特的。那孩子把复仇的剑和自己的头交给宴之敖者，他的身体便被作者交给了饥饿的狼：“第一口撕尽了眉间尺的青衣，第二口便身体全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
后来宴之敖者带着眉间尺的头在金鼎中表演，目的在吸引观看者伸出自己的头，时机降临，他先将王者之头挥斩入鼎，继而却是他自己的头，这太出人意料了，而他身体的下落，则没有交代。直至下葬之时，才重又提起了身体——那是王的身体，“只能将三个头骨都和王的身体放在金棺里落葬”。
这一体三头的意象过于突兀可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铸剑用的铁，既是王妃所产，那么至少名义上这对雌雄剑，乃是王的儿子，即它以王子身体铸就。这不吉利的神锋，先杀了锻造他的父亲，又害了他名分或血缘上的父亲，犯下了双重弑父的罪孽，并吞噬了两个无辜年轻的性命——眉间尺和宴之敖者。而此两人却是为了伟大的复仇事业饮剑而亡的，或说自愿将生命投入到了那剑刃之上，与双剑合为一体了。这个故事，可以称为中国版的“王子复仇记”。
从小说的结局来看，复仇者无法成为王权的终结者，只要看看那些大臣后妃，还有围观的百姓，一定会找出一个王位继承者，好让他们的好日月继续下去的。
三、从《过客》到《起死》
如果说《野草》是鲁迅的《离骚》，那么《故事新编》相当于鲁迅的《史记》。我们来体会《野草》中的《过客》和《故事新编》中的《起死》。
这是鲁迅相隔十年以对话体写就的两部短剧。本文深信鲁迅写作《起死》的时候，有意识要与《过客》凑成一对儿，两个文本之间内容细节上诸多关联，可以提供内证。抛开出场人物之间身份上的差异，延引两剧情的事物，同样是一碗水和一片布。
过客所以停下脚步，走向老翁和女孩的住所，是因他口渴，想要讨一碗水喝，“这地方又没有一个池塘，一个水洼”。既然喝完了水，该上路了，女孩却主动以片布相赠，使剧情略微复杂起来，推拒了一番之后，到底带着那并无实际用途的一片布上路去了。告别得十分友好，彼此以平安相祝，情意绵绵。虽然前面路途凶险——长满野百合、野蔷薇的坟场。过客并非被放逐者，他与现实的关系在拒绝的基调之外还是有些馀裕的。
《起死》中道士化的庄子一上场也口渴，他似乎比过客有运气，旁边正好有水溜，“拨开浮萍，用手掬起水来，喝了十几口”。口渴顺利解决，自然该继续上路，但意外地发现了地上的一个骷髅，于是说了一番猜测其身份与死因的话，意犹未尽，用司命的话说，“喝够了水，不安分起来”，执意要替那骷髅做起死回生的事情。于是平地里“跳起一个汉子来”，“全身赤条条一丝不挂”，叫作杨大的，五百年前商纣王时代之人，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行囊全无，衣服也被人剥光，自然无视庄子的考古兴趣和骗人的谎言，只想先得到“一片布”遮羞，不幸庄子没有多馀的布可以施舍，他正要去见楚王（原文只说去楚国，见楚王是鲁迅所加，与庄子本事不合，影射后来的道教人物，总是设法运动皇帝求取富贵）。“干自家的运动”，所以“不穿袍子，不行，脱了小衫，光穿一件袍子，也不行”，汉子当然不依，定要跟庄子要自己的衣裳、包裹行囊，不惜使用蛮力。情急之下，庄子吹响警笛，召来了巡士。巡士认出了庄子，其上司局长大人读过《齐物论》，十分佩服，这让庄子得以脱身，骑马走了。汉子的“一片布”仍无着落，只好揪住巡士不放手，无奈的巡士在落幕前吹响了警笛。
《过客》中的“一片布”，象征着情意，寄托着女孩的爱与惜，“这太多的好意，我没法感激”，“姑娘，你这片布太好，可是太小一点了，还了你吧”。
对于布的理解，是可轻可重的，如翁所言：“你带去罢。要是太重了，可以随时抛在坟地里面的。”“阿阿，那不行的。”“那么，你挂在野百合野蔷薇上就是了。”
女孩拍手了。那孩子气的满足，他怎么忍心剥夺，怎么能不带走——接受？
布到了《起死》当中，成了你争我夺的生存资源，甲欲得则乙必失，失布小民固然难缠，持万物本非我有论如庄子者，在布的问题上亦当仁不让。袍子，小衫，一样也不能放弃。难怪被司命嘲笑为“能说不能行，是人而非神”。庄子的急于走脱，还有某种害怕的意思，害怕真相，太害怕真实的东西，且汉子蛮干起来，善于算计的人岂不吃了眼前亏。手里有警棍的巡士却不怕任何人：“再麻烦，看我带你到局里去！”“没有衣服就不能探亲吗？”这些话也许吓得住初进上海褴褛的乡下人，却吓不住赤条条的商纣王时代的杨大。汉子和巡士冲突下去，主动与被动便颠倒过来，“我要你带我到局里去”，“我不放你走”，说这话的反而是汉子了。巡士落得一个庄子的下场，吹响了求救的警笛。这是汉子的胜利吗？
哪怕曾经是骷髅，只要被赋予血肉之躯，就有权生存下去，并且正当地要求温饱，进而期待愿景。这天赋人权不可剥夺，谁无视它谁将被时代抛弃。农民要活下去，这是农民革命的根本动力。至此，鲁迅距离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只一步之遥了。一九三六年，是中国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日寇的进攻，终结了国民党为期十年的统治。抗战建国成为唯一的出路，而农民成为中国起死回生的关键，这是这部作品的预言性和前瞻性吧。一个杨大，已经让警察没法子了，如果杨家庄的人全部出动，再多的警力恐怕也对付不了。
过客这个先觉者，曾经担负过启蒙的使命吗？他完成得了吗？道士跑掉了，知识分子如何与民众结合？这是时代的大难题，抗战中并没有解决，而是把问题拖了下来。革命成功之后，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后来的知识分子下放，知识青年下乡，仍没有解决。今天解决了吗？农民工进城了，知识青年成了所谓公知，事实上把这个问题终于取消了。
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有“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这是诗意的表达。
中国历史的现实往往是，在治乱之间循环，水旱之灾频发，饥馑匪患不断，壮年走四方，老幼转乎沟壑。过客遇到的一老一幼，正是在沟壑之中。他本人值壮年，却不是谋食者。被某种神秘的力量驱使着，既不知来路，亦不知去路，却仍苦苦奔命，虽有犹豫彷徨情绪流露出来，但信念是坚定的，一个不知何故却被父母之邦放逐之人，魏连殳式的异类。鲁迅在《华盖集·北京通信》中说：“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
托尔斯泰说，人生是一件沉重的担子，过客的来路，事实上是清楚的，老翁说：“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许倒是于你们最好的地方。”“还不如回转去”的诱惑始终是存在的。
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
“你也会遇见心底的眼泪，为你的悲哀。”与《起死》相比，《过客》具有很强烈的抒情性，特别是将“一片布”在过客与女孩之间，赠予、接受、拒绝、归还、再赠予、再归还。最后得胜的竟然是女孩，“你挂在野百合野蔷薇上就是也”。
他本可以留下来，等那女孩子长大后给他做一个妻子，说不定还能带着她一起走，然而他不，他到底还是独自上路了。
《过客》写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鲁迅收到许广平给他的第一封信在同年的三月十一日，相隔不过九日。《过客》发表在三月九日出版的第十七期《语丝》上，甫一落笔，那一片布仿佛在冥冥之中立刻引起一位女学生读者的注意，许广平三月十五日给鲁迅的第二封信中提到，她已经读了这部作品，对于过客前面的未知的路，许广平说“‘过客’到了那里，也许并不见所谓坟和花，所见的倒是另一事物——但‘过客’也还是不妨一问，而且也似乎是值得一问的”，这话是于鲁迅在第一封回信中所言“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来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料定他并不知道的”一语的回应。
勇猛如子路的许广平，在《野草》还没有写完之际，闯进了鲁迅的生活。
而这一年的年底所写的同样收入《野草》集中的《腊叶》，作者自己说：“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
从某种意义上，《故事新编》皆是“起死人于地下”，令其复活，演绎其故事于当下。从《过客》到《起死》，我们分明看到十年间鲁迅的作品，已经荡尽了闲情逸致。
作为《故事新编》的压卷之作，《起死》所召唤的亡魂，并不是鲁迅一生受其影响很深的庄子，而是顶着庄子名目的普通道士，出没于汉唐之后披着道袍装神弄鬼的术士。庄子虽然代不绝人，但在历史上真正有势力者，每每是能说服人主的道教方术大师，从金元时期的邱长春，到明朝的张三丰。庄子特别擅长使用寓言，在《庄子》一书中也包含了二百多则寓言，以鲁迅对于庄子的熟悉，大可以随意选取。他最终采纳《至乐》中庄子遇到骷髅——与之对话：“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说要通过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骷髅拒绝了庄子的好意或者说多事。理由是“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在鲁迅的笔下，庄子没有征求骷髅的意愿，自作主张地将他起死于地下。鬼魂阻挠了一下，司命在庄子的强烈要求下，便给他做了。这骷髅已经死了五百年。司马迁说过五百年必有圣人出，那是上古的事情了。宋元以降，情况大变，如今的现实是，不必等五百年，时刻皆有蛮人出。一个全身赤裸，充满蛮力的性命，杨家庄人氏，名叫杨大，字必恭。庄子怎么对付，真够这老头子受的。只知道惦念他的衣服、伞子、包裹，五十二个圜钱，斤半白糖，二斤南枣。解释不清，纠缠不过，庄子想还他一个死，但司命大神偏偏不肯再帮这个忙，于是庄子的麻烦大了。庄子被逼到绝处时，吹响了警笛，召来了一名警士。仿佛事情正发生在上海的马路上。
汉子与过客完全不同，过客写的是个人，一个真正的异类，先觉者，一种精神，在一九二五年或许还有这样的人存在的馀地，十年之后则未必还能有。杨大要成为时代的主人翁，你不好说这是一个可庆贺的时代，还是该悲悼的时代。杨大从开始就知道他需要什么，过去的评论家，将阅读的重点放在道士化的庄子的知行之间的脱节上，这亦是本文赞同的，但这已经不是问题之所在，主人翁既然变了，杨大的所知和所行，不是统一在一处的吗？
鲁迅留下的遗言，也许是问我们，这种真实真挚，其无畏其天性，能创造中国的未来吗？
四、英雄痛苦吗
鲁迅心仪的英雄，从摩罗诗人到大禹、墨翟，似乎表明青年时代的浪漫高蹈已经让位于晚年的崇尚实干。
先秦的儒、道、墨，本来各有所长，不幸在历史进程中皆堕落了。儒学变成了富贵学，一味追求仕禄，正道是科举，即便落榜，还可以坐馆，或者入幕；道家变成了道教，消极的隐居山林，延年益寿，积极的笑傲江湖，得道成仙。墨者自苦，绝迹得早，侠客列传，载之于《史记》《汉书》，后世无传其事者。侠的末流，变成了盗，再下就是流氓了。要说流氓是真流氓，他格外的要依靠修辞来行事的：“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
《理水》和《非攻》是另外两部互相对应的作品。通常认为这是鲁迅描写了两个正面英雄形象的作品，大禹和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前后相继的一对埋头苦干式的人物。
《庄子·天下》中，已经把墨子和大禹放在一起言说：
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人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孟子也说“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墨家是以禹为榜样，自觉地师承他的。
鲁迅于黑色的爱好，在这里贯穿下来：“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奔来的也临近了，头一个虽然面貌黑瘦，但从神情上，也就认识他正是禹；其馀的自然是他的随员。”
墨子姓墨名翟，史料上对于他的长相肤色并无记载，鲁迅在《非攻》中，让他出场了许久，走了好些路，连草鞋都走碎掉了，也始终没有描写他的面容。直到去叩公输班的门，才通过那门丁的答话说出墨子的长相来，“像一个乞丐。三十来岁。高个子，乌黑的脸”，终其篇也不过这一句。墨子对公输班说的话，简短而自信十足：“如果你一味行义，我还要送你天下哩！”
有人说这两篇小说显示了鲁迅于革命成功之后的想象。
对辛亥革命的观察与思考，目睹了这一革命的匪夷所思的成果之后，鲁迅于任何革命都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假如鲁迅活到反右或者“文革”时期会怎样？温和如老舍，在政治上愿意服从和服务于政策如赵树理，一个投水自尽，一个死在狱中，已经以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
鲁迅笔下始终还有一个正面人物，就是鲁迅本人。
一切可能的教育，说到底不过是个人的自我教育。鲁迅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也像一切年轻人一样对环境不满，立志走异路到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以日本这个窗口，了解了西洋文化的种种，拜伦，尼采，裴多菲，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崇尚摩罗诗人，别立新宗。鲁迅一生的“立人”事业，假若没有产生另外的效果的话，至少在他自己身上是成功的。谁能如他那样敢恨，敢爱，敢怒，敢骂，敢打，没有半点的奴颜与媚骨，更莫要说去做戏了。他对世相洞若观火，看得透彻，却既不灰心也不轻易上当。
鲁迅是旧文化的革新者，于中国固有的传统特别是那些优秀的传统，老庄的深邃，墨翟的实干，汉唐的自信大度，嵇阮式的师心使气、魏晋风流，不仅了然于胸，而且化在身上，流露在文字中。于眼前的人间万象，看得准判得明，针砭时弊，痛快淋漓。“五四”一代具有新气象的文人群体中，鲁迅是最杰出者。
如今许多人患上了怀旧痼疾，不识文化为何物，遇到三两个没落子弟、文人气作家，在他们身上寻得些旧习气，也不问伦类呼为士大夫，目之为传统的保存者或民国范儿，这大约是没有真正地读进去并理解鲁迅的缘故，对一个文学家最大的尊重，是深入地阅读他的作品，鲁迅的真精神，与乔张做致的轻佻之气是相反的。
这个时代物质对于青年的逼迫，超出一切过往所有的时代，所以更需要阅读鲁迅。这个时代的另一种失措，便是文化当中的复辟回潮，“文革”中所破之“四旧”，因否定“文革”而似乎一夜之间成了宝贝，传统中的许多糟粕改头换面，做出种种国学的模样，狐假虎威，这时候可以拿鲁迅做一面镜子。
鲁迅与现在的青年，最不该隔膜。中国文化在这两百年的转型与劫难中，最大的收获，是鲁迅这个人以及他的文。有这样的父师在，真的在虚空与黑暗中寻求意义和道路的子弟，皆可以得到切实的支援。
一些研究者喜谈鲁迅的痛苦，称他有一个“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真的痛苦吗？依照佛家的理解，人生即是苦海无边，生老病死是其常态，生而为人，靠瞒和骗，并不能逃得出痛苦。直面痛苦而拒绝皈依，也不过是普通的人生道路而已。
鲁迅心理阴暗吗？他实在是坦荡极了的一个人。像墨子一样，出去做事情的时候，“衣服也不打点，也不带洗脸手巾，只把皮带紧了一紧，走到堂下，穿好草鞋，背上包裹，头也不回的走了”。
鲁迅失败吗？他无疑是中国现代最成功的著作家了。
《野草》是诗，偏偏被人解作痛苦，甚至是日常的痛苦。这种尼采式的痛苦，有人这样描述：“他们感兴趣的不仅是人类，而且是人类的命运，他们不仅想创作一部作品，而且想革新整个文化，这时却处处遇到不解和限制，而这才是他们伟大的痛苦。”
在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扉页上，有一段题词，出自雪莱的长诗《朱利安与麦德罗》，其最后一句：They learn in suffering what they teach in song．这本书的日文编者山本修二在《后记》中说，先生（厨川白村）的生涯，是说尽在雪莱的这一句诗里了。对于理解鲁迅的作品，特别是《野草》和《故事新编》，这句话可以当作指针。
本书把它译成：他们把受难习得的，以歌唱传授。
五、地狱还是失掉的好
论《失掉的好地狱》。
作者在为《野草》英译本所写短序中说：“这（指《野草》中的作品）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的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
冯雪峰说：“一方面预见着国民党政权的黑暗，一方面也流露着作者当时对革命前途的一种悲观的看法。”
此文写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北伐尚未开始，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未来十年的国民党统治（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并未到来，也看不出一定会到来。鲁迅的文字与现实之相关，未必会是那么短期的切近现实。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读者而言，那样理解未必能说得过去。倒像是一种后设叙事，因结果而想象原因。经历过“文革”之后的人们，再读这篇短文，对于“一语成谶”四字不能不感到畏惧：“他（一伟大的男子）收得天国，收得人间，也收得地狱。他于是亲临地狱，坐在中央，遍身发大光辉，照见一切鬼众。”“人类于是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狱的大威权，那威棱且在魔鬼以上。人类于是整顿废弛，给牛首阿旁以最高的俸草；而且，添薪加火，磨砺刀山，使地狱全体改观，一洗先前颓废的气象。”
杨义认为：“它隐喻着某种荒唐的历史逻辑：在人类正义旗号下，重复比魔鬼更为残酷的政治，这竟成为近代史相当一段时间的血的现实。”
目光如炬的鲁迅，不会被任何“正义旗号”所蒙蔽，而仅凭“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就能断定他们得志之后，会干些什么勾当。鲁迅实在可以说是察言观色的高手，洞悉为何“这地狱也必须失掉”的“荒唐的历史逻辑”，假如他能够预见到诸如“文革”的多次浩劫，看到未来那“血的现实”，又如何不陷入“悲观”呢？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除了鲁迅，谁还能给当代人提供这样令人畏惧的文字？
章太炎在评价戴震的时候曾经说：“他虽专讲儒教，却不服宋儒，常说‘法律杀人，还是可救；理学杀人，便无可救。’因这位东原先生，生在满洲雍正之末，那满洲雍正所作朱批上谕，责备臣下，并不用法律上的说话，总说，‘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吗？’只这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世人总说雍正最为酷虐，却不晓是理学助成的。”
理学之为树也，根深叶茂，即使那些仇视和鄙视其苦果、恶果者，也在对大树的仰视中惭愧起来，中国的那句古话，叫蚍蜉撼树谈何易。以救世为急务者，大概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这棵好树，不知从何时起就不结好的果子了。
《野草》里充满了现代性。鲁迅称《野草》“这二十多篇小品”，“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有些鲁迅专家偏偏要说这不是“小感想”，是鲁迅的生命哲学。
死亡的意象在《野草》中是突出的，《离骚》《哀江南赋》《与山巨源绝交书》甚至陶渊明的《自挽诗》，皆没有如此突出的死亡意象。列维纳斯说，死是真正的他者。
鲁迅一生拒斥死的说教者，真正在精神上“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深入阅读鲁迅本人的作品，是了解他的唯一途径。传记研究之类大约可以不必那么重视。谈论鲁迅的著作，更不必煞有介事戴着各种纸糊的帽子。
鲁迅死了近八十年了，人间世仍摆出一个“无物之阵”对付他，令他举起了的投枪无处可掷。
“文革”中的革命式利用，是作为红宝书的副本出现的，单看看那些个题目，就知道鲁迅的文字被集合在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中，穿上了什么样的衣服，要去向哪里。今日的学科式利用，也未见得胜出几筹，大学弄成了官府，冲着学位和文凭而挤进去的青年们，首需苦读名流的高头讲章，再挤出少量时间来读鲁迅。无论当年的“红卫兵”，还是今日的博士们，都是做正经事情的，谁能顾得上鲁迅的那点小意思呢？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说过，鲁迅是新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然而旧中国对于圣人，是磕头与摘录，赋得时文，新中国之于圣人，改变了多少？
鲁迅研究学者们的穷途在于，连陌生化的策略，也被郑重其事地提出来，不意透露了这些研究者们的工作方式。简直不读鲁迅，或说迫不得已时才读，这样避免卷入鲁迅的精神纠纷，又可以写出略为不同的论文，务必在论著中表明作者对于鲁迅研究界同人著作的熟悉，以海量注释和参考文献为证，这样的风气也不止在鲁迅的研究领域。
作为文人和作家而言，鲁迅一生的境遇，还是令人欣慰的。当年许广平写信，表示愿意做鲁迅的马前卒，鲁迅回说他并没有马，坐人力车已经是最阔气的时候了。至于毁誉，陈独秀作为鲁迅的老友在一九三七年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鲁迅离世之后，“那一班无知妄人”以此出名，宛若大人物，鲁迅的政治地位也高到了“三十三层天以上”，但那绝非鲁迅所乐于看到的，这是鲁迅与其他文人大不相同的地方。
鲁迅的全集，依靠国营新华书店的发行渠道，销售至全国穷乡僻壤，但要真正读懂鲁迅，将书籍曾经拿在手中的人，还有一生的路要走。
六、新文学的经典
鲁迅去世的时候，被看作是中国的高尔基。那时中国的红色政权，仅在狭小的陕甘宁边区“割据”着，未必有人预见它十多年之后的崛起。“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这是鲁迅一九二五年所说的话。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短，规模不大，重新发现大作家的可能性不大。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对于钱锺书、沈从文、张爱玲等的发现，并不是真的重新找到了未面世的大师，不过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些在作品发表的当时曾经产生过影响的作者，被文学史的权力排斥了三十年。
鲁迅与穆齐尔（一八八〇至一九四二）、乔伊斯（一八八二至一九四一）、伍尔芙（一八八二至一九四一）、卡夫卡（一八八三至一九二四）、佩索阿（一八八八至一九三五）等是同时代人，与这些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大师相比，其作品一向缺乏被当作文学去对待。
鲁迅的最大主张是什么呢？
在本文看来，是自然人性论。首要生存，次要温饱，再求发展。但这生存却是属人的，有尊严的，立人之先，在精神觉悟，“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消长”。中国的自然人性论不同于西方，它不是价值中立的。它根源于先秦诸子正德厚生利用的原始观念，充分肯定尘世生活和个人自然欲望的合理性，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以忠恕之道处之。通过教育经由阅读以期对于个人的道德境界和思维习惯有所改进，与通过强制性劳动或者剥夺其自由进行改造，动机也许有相通之处，但结果则有天壤之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最难恪守。
改造社会与改造国民性，如何下手，今天仍是一个问题。从阅读鲁迅开始，从改造自我开始，本文以为不仅是稳妥的路，也是切实的路。旁人怎样，我们无权干涉，自己的人生，却要由自己来决定，鲁迅实在是一个行走在人生长途中遭遇歧途与末路时的良好的向导。许广平当年写信问路于他，鲁迅的回答耐心而具体，并没有像过客那样急于逃进自己的孤寂中，或故意做出冷漠的样子。查拉图斯特拉的不食人间烟火，在中国竟然幸运地演化成一段携手十年的恋情，拥有现代大学之母洪堡大学的德国，却没有一位现代的女性走进尼采的生活。
鲁迅是中国文化内部变革冲动的体现，这一文化所以变革，是因为人的缘故。即使在鲁迅身后，孩子们依然没有能从此“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更新中国文化的事，并不因此而停止。
鲁迅生在清光绪七年，殁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做了一辈子反对派，可谓善始善终，至死也不妥协，就这一点，也不是有些文人可以比拟的：“毕生心血，寄诸楮墨，喜怒哀乐，达于文辞，率直淋漓，不加掩饰，渊博纯正，光芒四射，而一以振励民族精神为依归。”早年作为大清国的官费留学生，在日本即加入排满为宗旨的复兴会，后来在民国的教育部领了十几年的薪水，兼任国立大学的教授，批评起政府来不留情，“我觉得并没有所谓中华民国”。鲁迅晚年住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却公开承认自己的左翼作家身份，与红色青年相过从，虽有时在租界中躲来躲去，窝藏过瞿秋白这样的政府悬赏捉拿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却未有过牢狱之灾。生命的最后几年发表文章困难，偏偏写得最多，“钻网”的经验和办法似乎特别丰富，生前印行了十九部个人自编文集，译述不算。后两年，包括译著在内的二十卷本全集便已问世。据说日译本《大鲁迅全集》在中文版之前的一九三七年已然出版，不知包含哪些著作。《阿Q正传》等著作的英、俄乃至捷克语译本等在生前已面世。
作为学者，鲁迅虽只有薄薄的《中国小说史略》，他在材料上下的功夫和卓绝的眼光、见识，令后来治中国小说史的人感受到莫大的压力。鲁迅的学术论文，严格说起来大约只有《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者于理解鲁迅其人尤为关键，此文是鲁迅一九二七年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所作的演讲，当时由许广平任粤语翻译。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二十六日上午，每次两小时，两次共四小时讲完。后收入《而已集》中，这在鲁迅的文章中算是一篇少见的长文了。
定居上海后，鲁迅不再去大学教书，真正称得上鲁迅的学生者，是将其作品深入研读的一位，日本人增田涉。一九三一年三月，不满三十岁的日本青年增田涉来到上海，想把《中国小说史略》译为日文。此后的十个月里，他差不多天天到鲁迅家中，通常在午后，连续三四个小时，鲁迅亲为他讲授，小说史而外还讲过《呐喊》与《彷徨》。他离开中国后，鲁迅定期与之通信，循循善诱，诲人不倦。鲁迅似乎将藤野先生的师恩报答在增田涉身上。可以说，日本的鲁迅研究的种子，是鲁迅亲自播下的，增田涉的好友竹内好后为一代名家，此外木山英雄、丸山升、伊藤虎丸、山田敬三、丸尾常喜、北冈正子、尾崎秀树、竹内芳郎等皆有著述，这些年有许多译成中文出版，令国内的鲁迅研究者耳目一新。
日本的鲁迅研究有特色：一、队伍不庞大，但整体实力比较整齐，以竹内好为最有影响力。二、一些概念的提出，反现代的现代性、回心等，已成为学界讨论的话题，“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的说法，更显示其自成一家的气象。三、认为周作人具有与鲁迅同等的重要性，如木山英雄。尤其看重他于日本文化的评价，特别是好评。四、在鲁迅重点作品的解读与阐释上肯下笨功夫，学风踏实。木山英雄之于《野草》《狂人日记》《阿Q正传》《故事新编》等，丸尾常喜之于《呐喊》《野草》等。五、把鲁迅放在古今中西的文化焦点上来考察，尊重其作品的本来面目，既没有神化鲁迅，也没有实用主义歪曲和利用他为某种政治服务。
竹内好认为，鲁迅一生的关键时刻是蛰居宣武门绍兴会馆埋头古籍的那几年：“我想，在那沉默中，鲁迅不是抓住了对于他一生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东西了吗？作为鲁迅的‘骨骼’的形成的时期，我不能想到别的时期。”
仿照竹内的思路，国内有研究者提出一九二三年是另一关键，鲁迅遭遇了兄弟反目打击，陷于搬家琐事和疾病缠身几乎什么文章也没写——沉默的一年，在本文看来这或许是某种猜想。作家是在自己的作品中成长和长成的，文字写出来的那个时刻，即是他改观定型的时刻，不是他先变成作家再去写那些想好了的作品，相反，倒是一部尚未写出的作品，把他带到一个此前从未去过的地方。甚至可以说，是作品的写作过程——作品的最终完成——创造出了作家。而鲁迅一生的文字，很少完成后长期积压在抽屉里。在本文看来，鲁迅的一生的关键时刻，毫无疑问是那些重要作品写作的时刻。此外大约就是一些个人事件发生、重大决定作出的时刻了，比如鲁迅意外地接到周作人断交信的一刻，决定与许广平生活在一起的一刻。鲁迅的确说过，“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但这是作为《野草》题词的开头写下来的首句。在不写作的时候，相信鲁迅如其他不写作的人一样生活，既有苦闷，亦有欢欣，仿佛为写作积累着素材，其实并不尽然。写作是一种行为，作品是写作的结果，非不写作所结之果，用之于任何大作家无不成立。对于莎士比亚的生平，我们所知材料甚少，但相信《汉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写成之日，是莎翁之为莎翁诞生之时。作家和他的作品同时诞生，这是自然的判断。鲁迅日本留学时期的思想，假如没有“《河南》五论”作证，便什么也没有，蛰居沉默，没有作品问世的年月，于文学研究没有意义，生命自然而然，可以在事后把它想象成未来作品的潜伏与孕育，但不过是想象而已。《野草》作为一九二四年的作品，写作它们的那些日期才是关键。一九二三年的种种事件，会影响到鲁迅其人，间接影响到作品，但《野草》中那些短小的篇章，并不需要长期构思。年谱一列，作家的线索和段落便清清楚楚，除非作者自己声明，研究者无权把寅年的创作归功于丑年甚至子年的所谓“沉默”。时间上的前后关系，并不能任意转换成因果联系。创作不同于学术研究，除了平日的生活思想积累外，触机所起的作用非常大。研究者只应依靠作品本身，从作品出发求得理解，古人称以意逆志。超越这一界限，就变为某种“猜想”了。尼采认为，“所有的伟人是伟大的工作者”，又说，“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才华，但很少有人天生就具备或经教育而获得如此程度的韧劲、毅力和能量，从而真正地成为人才，即成为他之所是。这意味着，才华是工作和行为中释放出来的”。
七、微言以致诬，玄议以成惑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中说：“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
对于佛的舍身饲虎，鲁迅显然有意要忤逆一下。鲁迅与佛教的关系渊源深，可以和尼采与基督教的关系好有一比。尼采曾大声疾呼“上帝死了”，声震欧陆。鲁迅小声地对至交说过：“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声音虽小，判断却下得决绝，而他的老师章太炎是主张以佛法救中国的。“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鲁迅生前最后一文中曾提起乃师的这句话。不过与尼采不遗馀力攻击基督教不同，鲁迅很少或者从未直接批评过佛教，且于小乘的力行，还赞赏有加。
鲁迅常常说：“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原，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这样说话显然不是革命者的口吻。
“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的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痊愈的。”
“但又开始知道了有些聪明的士大夫，依然会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现实的血泊，实际上是历史上血泊的再现，因为健忘，因为瞒和骗，历史的悲剧一再重演。老调子永远也唱不完。鲁迅深知延续了两千年黑暗势力的强大，偏想与其同归于尽。眉间尺与宴之敖者的快意恩仇，实际上并不能终结历史之恶的循环。
启蒙的名义也好，反封建的旗帜亦罢，依靠铁与火，埋葬了旧王朝，建立了新政权，并不等于历史可以从头开始。革命不得不继承下来历史的所有遗产，包括那些难以言说的隐性遗产，巨大的非理性冲动，持续了千年的道德主义狂热，后来的“史无前例”之祸正缘于此。不断革命也许是正当的，但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展起来呢？建立新中国是一个相当长久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理想的实现，却似乎无法暂缓宣布。当年反对国民党的时候，不论是真的相信，还是出于宣传的需要，一定会把历史上的黑暗归结于现政权，它的反动造成了现在的痛苦、不公正、非正义，这样才有理由取而代之，革命成功，新的治理者不再能延续旧政策、旧习惯、旧作风，主要的乃是旧思想。革命假若仅仅是产业的易主，所有权的变更登记，那难道不是革命本身的破产吗？一切忠于革命理想的人，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它已经许诺了对于从前加之对手头上的历史黑暗全部根绝，再根深蒂固也会在一夜之间拔除净尽，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据许广平估计，一九三八年版二十卷《鲁迅全集》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之前，印了四次（上海三次，东北一次），累计近一万套，鲁迅三十年集，大概也有这个数量。不包括那些单行本。一九四九年之后，十卷本《鲁迅全集》出版于五十年代，十六卷本出版于八十年代，发行量巨大。鲁迅的接受史，是漫长的意识形态化的进程。所谓意识形态化，要点在于不必忠实于原文，甚至不用看清楚原文，依你想要的意思去理解和发挥，更甚者根本不看原文，不涉理解，只顾发挥。只要调子哼对了，不需要也没有了原意。
萧军一九四二年写的《铸剑一篇解》就直称“黑色的人”为“无名氏”，这样的错误，此文后来再发表时始终不纠正，引用此文的人也不介意。无独有偶，林斤澜在近六十年后写《温故知新》一文，仍在重复。他向读者介绍“黑色人”时说，“却没有姓名，也不知来历，又和仇的双方都无干系”，这三句，均与原作事实不符，黑色人明确说出过自己的名字宴之敖者，“生长汶汶乡，少无职业，晚遇名师”，这分明是其来历，至于他与眉间尺父子，关系很深，“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作者写出姓名干系，林斤澜读出来正好相反，反过来以其作品“深奥不好懂”、“越加意义不明”，得出的结论是“写复仇的作品很多，可我没有读到这么‘不成样子’的”。对于《故事新编》中鲁迅自己认为写得最认真的一篇完全否定。林斤澜也写小说，似乎是以小说家的眼光挑剔同行的作品，无论是对小说，还是对于复仇题材与鲁迅的看法相左，值得重视，可惜这“不成样子”的判断的“理据”，确乎离事实太远。他理想的复仇小说是什么样子，并没有说出来。另一位小说家残雪，与林的“不成样子”的判断相反，称小说“达到了登峰造极”，虽然本文未必同意她于复仇主题的“纯艺术层次”说法，但她于“鲁迅先生作为纯粹艺术家的这一面，长久以来为某种用心所掩盖、所歪曲”的论断，还是言中了的。在本人看来，这“掩盖”与“歪曲”的动机有二，除了“某种用心”之外，还有“某种太不用心”，后者更加令人失望。
《过客》中那女孩赠予的“一片布”的下落，原文中直至剧终，还在过客的手中，他尝试了几次要还回去，没有做到，原因在那女孩没有接过去。翁的最后的交代是，“要是太重了”，“你挂在野百合野蔷薇上就是了”，只有布仍在过客手中，并伴随他前行时，才有说这话的可能。所以，作品的事实非常清楚，过客虽不情愿但还是接受了那布的。冯雪峰一九五五年写的《论野草》一文，却说“拒绝女孩子给他包脚的一片布”，“因为太多的好意的赠与对他是过重的负担，会使他不能走远路”。这后边的一句话的意思，在过客几次归还布的过程中，表达得清楚，但同样清楚的是，他最后还是带了这片布走，鲁迅在布的赠与拒的问题上反复花费笔墨是有寓意的，倒使没有耐心看个仔细的读者，提前把这布弄丢了。批评家既然要写文章，不该中途放弃对于布的追踪，而满足于匆忙得出自己的结论。萧、冯二人，曾是鲁迅信任的人，后者亦是鲁迅研究的权威和十卷本《鲁迅全集》编纂出版的主事者，在评论鲁迅时态度似乎不可谓不认真，出现这样的错误，可见真正了解鲁迅的意思，多么困难。
鲁迅在一九二五年的通信里对于《过客》的题旨曾经有过一番解说，阅读《过客》而对于那一片布的下落失察者，假如读了作者的这一番话，总该想到去纠正自己的过错吧。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
意识形态化的阅读方式，妨碍我们了解鲁迅的作品。
八、同路人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鲁迅离开他居住十四年的北京，与许广平同行，乘火车转道天津，途经上海远赴厦门，九月五日抵达。鲁迅的离京，固然有政治的因素。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受到通缉，躲进德国医院，五月二日后返回寓所，奉系军阀于文化界的镇压，使北京的气氛越来越恐怖，邵飘萍和林白水相继被暗杀，但重要的原因，是其个人发生的变动——许广平闯入了鲁迅的生活。
鲁迅本是安于孤独的人。新文学阵营瓦解了，情同手足的兄弟反目了，他已然守着自己的孤独，并写下《野草》，孤独酿出甘洌的酒，是赠与一切孤独者灵魂的礼物。面对不期然而至的爱情，鲁迅一定犹疑再三。他从来不是一个缺乏勇气的男人。
在鲁迅与许广平的关系上，体现了鲁迅的人格。他与许广平相识之时，与发妻已分居多年。他仍然克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首先想到的是怕辱没了对方，并不愿重建一个主奴关系作为婚姻的补充。假如说母亲为他缔结的带有旧式主奴色彩的婚姻无法变革的话，解除这关系反而于被动的一方有所伤害，鲁迅的不愿离婚是人道主义的考虑。对旧式女人而言，婚姻是她唯一的生存方式，服侍公婆天经地义，朱安曾经说过，“娘娘若是归了西，以大先生的为人，他也会养我一辈子的”。她未料到鲁迅死在了老太太前头。老太太去世之后，许广平仍然承担了朱安的生活费用，实际上是完成鲁迅的遗愿，虽然鲁迅未明言这点。朱安以旧式道德接纳许广平，视海婴为己出，许广平以新式道德——人道情谊赡养朱安，完成鲁迅的未竟之事。在那样一个过渡的时代里，这或许是最温暖最动人的一种方式了。
鲁迅和许广平的相识，是在女师大的课堂上，私情密谊的开始，则是通信。虽然在同一个城市里居住，年龄身份差异较大，蕴藉委婉的思想和感情在字斟句酌间流荡，纸上的交流显得优游充分，世上大约有许多恋情，是文字生发出来的。有些想象不出未识字不能写信的情人，那种无语，令人心碎。
鲁迅式的个人主义，与西方个人主义最大的差别，在于文化上的潜在氛围不同。相对于西式的理性主义框架下的主奴关系，中国的道德戒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传达的，不是“现成的‘什么’，而是揭示出一个人与人相互对待、相互造就的构成原则，一种看待人生乃至世界的纯境域（sontextual，situational）的方式”。有学者称为相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试图以此区分鲁迅的“‘立人’思想”和“立‘人’思想”。而后者才是关键。“所谓‘立人’，所谓确立人的主体性或树立自我的主权，从而获得自由和解放，这一课题不能单独依靠自己来实现，也不能单向地解决，必须将它延伸到相互关系中。”“如何消除广泛存在于思想、制度、文化等领域的主从关系，停止奴役关系的再生产”，这是鲁迅的问题所在。
相互主体性于鲁迅而言，不是一句空言，也不是抽象的理论。在《两地书》中有丰沛动人的材料可供体会。许广平一开始居于主动，甚至在许广平本人涉及两人爱情的文字中，男女角色是倒置的，她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于《国民新报副刊（乙刊）》（署名平林）上的《同行者》，一边以广东方言“佢俩”称呼他们，同时又始终以“她”称谓鲁迅。另一篇未发表的《风子是我的爱……》中，也有类似的意思：“风子有一个劫运，就是在上古的时候，人们把它女性化了！说它是‘风姨’，然而我则偏偏说它是风子。”“淡漠寡情的风子，时时攀起脸孔，呼呼的刮叫起来，是深山的虎声，还是狮吼呢？胆小而抖擞的，个个都躲避开了！穿插在躲避了的空洞洞呼号而无应的是我的爱的风子呀！风子是我的爱，于是，我起始握着风子的手。”鲁迅从第一封回信始，以男性化的称谓“广平兄”，令小女生发出抗议。后来的通信，多数仍以“广平兄”相称。一九二九年的通信改称“小刺猬”，与此相应则自称“小白象”。一九三二年的通信一律称“乖姑”。乖有“乖顺”“乖离”两个意思，当乖同时包含两种相悖的含义，意味要丰富一些，幽默起来，本书并不能想象鲁迅此称的准确含义，权作自解。白象是佛教中的祥瑞，“象有大威力，而其性柔顺，故菩萨自兜率天降下，或乘六牙之白象，或自化白象而入摩耶夫人之胎”。“又象为普贤菩萨所乘，是表菩萨之大慈力也。”“象有大力，表法身荷负，无漏无染，称之为白。”
周作人曾引佛经之言，说流言之于小人，如石雨鸟，于大人则如华雨象。鲁迅曾经长年抄录佛经，他对这一惊心动魄的比喻肯定不陌生。他和许广平的爱情自然会受到非议，当他署名“小白象”的时候，相信自己可以无视流言，他真的是做到了，毅然而坦然。
《过客》中那位女孩的一小片布（或是一方旧帕子），改变了作者的生活。孤独者沉湎在自己的孤独之中是没有出路的，连尼采也不能不对未来的读者满怀期望。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写给许广平的一首七言古诗：“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此诗向不为人知，一九三八年的二十卷《鲁迅全集》和一九五六年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均未收录。一九六四年十月许广平在整理旧物时发现，此诗夹在他赠予她的《芥子园画谱》中，许广平不画画，三十年过去了，“追忆往事，不禁怃然”。
走出孤独的鲁迅，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由于对右翼政府的不满和叛逆，很自然地成为以上海为中心而酝酿出来的追求自由和进步的广义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同路人。而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征服了鲁迅的心，使他将这位罗曼蒂克的革命家引为知己。
从“《河南》五论”到“北平五讲”，相隔二十五年，既表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也标志着晚年鲁迅思想的变化。他从早期的个人主义式的思想启蒙，已经转向了集体主义式的救亡方案。这既是其思想内在发展线索的逻辑延伸，同时又受到现实特别是外来侵略的逼迫。而贯穿前后始终不易的，乃是一种得自于章太炎的民族主义立场。
“北平五讲”指鲁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的讲演《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同日在辅仁大学的演讲《今春的两种感想》，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女子文理学院的演讲《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再论“第三种人”》，十一月二十八日在中国大学的演讲《文艺与武力》。
陆万美《追忆鲁迅先生“北平五讲”前后》（一九五六），于伶《鲁迅“北平五讲”及其他》（一九七七），木将《忆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一九六一），严薇青《回忆在北大二院听鲁迅讲演》（一九七六），几位当年听讲者的回忆，早已有所谓“北平五讲”的称谓，且据说还与所谓“上海三嘘”并提，“北平五讲”之后，上海曾盛传先生有“上海三嘘”之作，但并没有作。据鲁迅先生自己说：“那时是在一个饭店里，大家闲谈，谈到有几个人的文章，我确曾说：这些都只要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这些讲稿，前两篇收入《集外集拾遗》，是鲁迅过目和修改的定稿，后三篇讲稿均没有保留下来，但阅读记录稿原文、当时的媒体报道以及鲁迅的书信、日记，可以了解其大意。
鲁迅一九三四年《致杨霁云》说：“在北平共讲五次，手头存有记录者只有二篇，都记得很不确，不能用，今姑寄上一阅。”并且说，“帮闲文学实在是一种紧要的研究，那时烦忙，原想回上海再记一遍的，不料回沪后也一直没有做，现在是情随事迁，做的意思都不起来了，所以那《五讲三嘘集》也许将永远不过一个名目”。
“北平五讲”到底讲些什么？第一讲在北大，谈的是“帮闲文学实在就是帮忙文学”，山林文学也差不多等于廊庙文学，因为身在山林，心存魏阙。现在的文学，比从前更为巧妙，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实质上是帮忙加帮闲。既然“这种帮忙和帮闲的情形是长久的”，那么“只要能比较的不帮忙不帮闲就好”。七八十年过去，这真是使人感慨的。
第二讲在辅仁大学，感想之一是“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感想之二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也是要注意些才好”。对于文学的现状，也有这样的两种感想。
第三讲在女子文理学院，是一些“毛丫头”，“盖无一相识者”。题目是《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我国自北伐以来，革命文学，风行一时。后因畏南京之压迫，乃改入遵命文学之径途。统治阶级所不欲闻者，不说。而‘为艺术而艺术’之牌子遂复为一班遵命文学家所利用矣。”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世界日报》有比较详细的“讲词大意”，鲁迅认为“离实际太远”，“我决计不要它”。“这两个题目，确是紧要，我还想改作一遍。”
第四讲在北师大，应文艺研究社邀请，曹未风自述作为学生代表之一，曾经去白塔寺鲁迅的住所相邀。地点因听众太多而临时改在该校教理学院风雨操场，观众二千馀，讲题是《再论第三种人》。当时的报道说：“不大会儿人头铺满了大操场，任何狂风吹吧，我们在这儿站定！黑黝黝一片如雷布云，可惜离讲台远的人们无论如何也听不见他老先生讲的是什么，他们却满足了，因为他见了这位老当益壮的战士了——一个憔悴褴褛的糟老头儿。”而对于演讲的内容，该记者说：“从前的陈独秀，如今也骂农工是土匪了。他们和他们以前的敌人，是一样要灭亡的。”“文学的出路，我们只有接近新的主人——工农，不然只有灭亡。”
另一位报道者记录下来的鲁迅的话：“新兴艺术的前途，无论如何，时代必然趋势，什么方法也阻碍不住的。”“讲到知识的存在与否，虽然好像为己，他的事业既然同群众结合，那么，他的存在，也就不是单为自己了。”
第五讲在中国大学，题目是《文艺与武力》，按照当时南宁《国民日报》副刊《北平通讯》的报道：“言论与文学，自中国上古以至今日，自世界以至中国，均屈服于统治阶级，故吾人争取言论自由，与努力革命文学，实为文人目前之急务。现代新文学，正如一小孩，尚在襁褓中，吾人须扶养其成人也。”
鲁迅的这些想法和主张，实际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左翼文化力量的共同立场，尽管左翼内部在口号和主张上一直存在大的分歧，他们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还是一致的。不过那一时期的左翼，并不能简单地等于共产党。
张志扬说：“鲁迅历来只关注具体的人：先是寄希望于‘超人’，不得；后来寄希望于‘青年’，不得；最后寄希望于‘无产者阶级’——晚年恐怕已经深恶痛绝‘四条汉子’式的‘无产者阶级’了吧，于是去做‘故事新编’，应了‘过客’的自况。说鲁迅有了‘归宿’，恐怕是假。”
九、士为知己者死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瞿秋白在福建上杭县濯田区水口乡小经村被捕，就在这同一日，鲁迅在上海的寓所里开始翻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他从沃多·培克的德文译本转译，至十月十七日译迄，前后近八个月，十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在译书的过程中，得到瞿秋白被捕的消息，收到他化名寄来的信，设法找铺保营救，后来得到他的死讯。鲁迅曾认为瞿秋白是翻译《死魂灵》的最佳人选。我们不知道鲁迅是否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但这却是他一生中完成的最后的两项大事之一，另一件是编辑和出版瞿秋白的译作《海上述林》，上下两册，近八十万字，拿到日本印刷，从版式到校对鲁迅一人任之，精益求精，印了五百部。下册尚未拿到样书，鲁迅溘然长逝。今天的读者，阅读果戈理，一般会借助于满涛译自俄文的《死魂灵》。四卷本的《瞿秋白文集》出版于一九五四年，三十年之后，十四卷本的《瞿秋白文集》问世。
出生于十九世纪之初的果戈理只活了四十三岁，被称为“俄国散文之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们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里钻出来的”。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说他“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鲁迅在自己写小说之前就喜爱果戈理，三十年过去了，对于这位俄国的大师“几乎无事的悲剧”仍不能忘怀：“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果戈理的运命所限，就在讽刺他本身所属的一流人物，所以他描写没落人物，依然栩栩如生，一到创造他之所谓好人，就没有生气。”在这一点上，鲁迅与果戈理不同，从大禹、墨子，到眉间尺、宴之敖者、魏连殳，鲁迅式的英雄，赫然在目，令阅读的人掩卷遐思，怦然神往。
“果戈理却第一个看到了人们看不见的但却最可怕的永恒的恶不在悲剧中，而在整个无悲剧中；不在力量中，而在无力中；不在极端的无理性中，而在过于理智的中庸中；不在尖锐与深度中，而在迟钝与平面中。整个人类感情与思想的鄙俗，不在最大中，而在最小中。”这正是鲁迅心仪果戈理的根源。
阅读果戈理的时候，忍不住猜想，假如鲁迅多活几年，会写一部《死魂灵》式的长篇小说，刻画中国社会当中“几乎无事”的悲剧。翻译每每是鲁迅引出自己创作的触媒，可以证之以《域外小说集》之于《呐喊》，证之以《苦闷之象征》之于《野草》。以鲁迅对于中国社会的深透了解，以鲁迅的才智和画家的本领，我们难道不可以期待一部比《围城》分量更重的长篇小说的诞生吗？鲁迅一向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肺疾，生命停止在五十六岁。传闻死于日本军医之毒杀，不得其详。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晚年曾经谈起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冯雪峰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所写《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一文中披露，鲁迅的早逝，除了使他已有腹稿的两篇短文（关于“母爱”，关于“穷”）无法问世外，还有两部长篇小说和一部中国文学史。这两部长篇，一部写唐朝李隆基和杨贵妃，一部写四代知识分子命运变迁。
常常会忍不住去想象文学史上那些几乎就诞生出来的伟大作品，由于作者才情并茂，使我们深信它一定是杰作，但由于死亡，也由于身不由己以及种种的政治动荡，这些伟大的作品没有显现，它们永远不会在书架上占据一个空间，但却不妨碍在想象中阅读它们。除了鲁迅的文学史和长篇小说外，还有钱锺书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赵树理约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户》，吴兴华写柳宗元的长篇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
提起未完成之作，最使人揪心的还是瞿秋白。他在狱中所写《多馀的话》，实际只是他计划撰写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不仅有题目，亦且还有详细的小标题，他自己命名为《未成稿目录》，第二部《读者言》题下，有十个小标题；第三部《痕迹》题下有三十个小标题（标号共三十一，但原抄件无第十七）。前者是一部文学评论集，后者则是较为详细的个人自传或者回忆录，除了小标题外，还以地名等为线索，将个人生活历程明显地区分为十一个段落。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他在狱中向采访的《国闻周报》记者出示写好的《多馀的话》原稿（黑布面英文练习本，钢笔蓝墨水书写，原稿至今下落不明）时说：“打算再写两本，补充我想讲的话，共凑成三部曲，不过有没有时间让我写，那就不知道了。”《多馀的话》的研究，未见有人从三部曲的角度去阐释这一文本。
鲁迅长瞿秋白十八岁，几乎是两代人。他们相互激赏，使我们知道这世界上，诚挚的情谊不是一句空话。鲁迅对于这位知己的怜爱与疼惜，最附深衷，恰似宴之敖者之于眉间尺，他们两位都清楚自己的孤独处境，因为每个人与自己周围的人决然不同，所以注定了无路可走。鲁迅在工头主义的皮鞭下埋头苦干的时候，瞿秋白却拖着病体等待敌人的搜寻。他曾经领导的组织，在他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抛弃了他。谁无私谁被排斥和吃掉，章太炎如此，鲁迅如此，瞿秋白亦如此。鲁迅和瞿秋白的相继离世，这个黑暗的世界，更加黑暗了。
-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 在《复仇》的文本中，这对仇人性别不详，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作者《致郑振铎》信中说：“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因为天下究竟非文氓的天下也。”见《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页。
- 安托南·阿尔托（一八九六至一九四七），那时正在法国推动超现实主义运动，他主张“放弃戏剧从前所具有的人性的、现实的、心理学的含义而恢复它的宗教性的、神秘的含义，这种含义正是我们的戏剧所完全丧失的”。参见氏著：《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桂裕芳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版。
-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页。
- 《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67页。
- 尼采说：“这是事情的幽默所在，一种悲剧性的幽默：保罗恰好把基督用自己生命来否定的东西大张旗鼓地重新树立起来。”见维茨巴赫编：《重估一切价值》上卷，林茄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1页。
- 《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69页。
-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25页。
-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05页。
- 《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86页。
- 《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76页。
- 《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87页。
- 参见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上海书店根据1937年初版复印；《鲁迅年谱》下册，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42页。
-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12页。
- 《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07页。
- 司马迁：《史记》第10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81页。
- 一九三九年十月，在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时，《过客》曾经被剧协作为舞台剧演出过，胡风为这一演出所作的说明是：“像《孤独者》里面的魏连殳一样，这过客也就是先生自己。”见《胡风评论集》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 《许广平文集》第3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页。
-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24页。
-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4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77页。
- 《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40页。
- 《雪峰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 《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89页。
- 《杨义文存》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7页。
- 《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91页。
- 姜玢编：《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
- 直至“文革”后期，中央党校编写组还出版了一部《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一九七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鲁迅言论选辑》其一其二，将鲁迅言论分列九题：一、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二、支持新生事物；三、坚持革新，反对倒退；四、批判投降主义；五、反对调和、折中；六、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七、论教育革命；八、论文艺革命；九、论科技革命。这些新题目与四十年前的旧文字，竟能被统一于时势政治的手册里，鲁迅实在够得上一位先知了，这是对启蒙者的反讽吗？
- 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 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载《鲁迅全集》第8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 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4页。
- 同上，第76页。
-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33页。
- 同上，第136页。
- 林斤澜：《温故知新》，一土编：《21世纪：鲁迅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页。
- 《雪峰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页。
- 李天明：《难以直说的苦衷——鲁迅野草探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她送给过客一块布来裹脚上的伤。然而他却拒绝了老人的劝告和女孩的布，顽固地继续他的旅程，”重复了同样的错误，不是理解上的错误，而是阅读上的错误。
- 《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2页。
- 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93页。
- 高远东：《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 民进中央宣传部、鲁迅博物馆编：《许广平》，开明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56页。
- 《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8页。
- 《鲁迅书信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92页。
-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23页。
-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27页。
- 北平通讯：《鲁迅到北平》，原载南宁《民国日报》副刊，1932年12月20日。
- 王君：《鲁迅讲演记》，《世界画报》第364期，1932年12月4日。
- 《鲁迅昨在师大讲演》，《世界日报》1932年11月28日。
- 北平通讯：《鲁迅在北平》，原载南宁《民国日报》副刊，1932年12月20日。
- 墨哲兰：《中国现代性思潮中的“存在”漂移？》，载萌萌主编：《“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93页。
- 梅列日科夫斯基：《果戈理与鬼》，耿海英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 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