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北大

东华门箭竹杆胡同，是北京东城一条寻常的小巷。1915年秋天，小巷里迎来一个南方少年，他就是年仅十五周岁、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新生俞平伯。

在俞平伯读书的那一时期，虽然早就废除了科举制，但求取功名，在读书人的心目中，还是占有相当的比重。早几年在苏州读中学的王伯祥、叶圣陶、顾颉刚、章元善等，刚入学时，还对五年中学毕业取得举人（相当于）资格很感兴趣，那么俞平伯考进北京大学，就相当于进士了。开明人士虽然对这一“相当于”颇为不屑，但在民间，持这一观点的还不在少数。年少的俞平伯及其家人十分珍惜北大的读书氛围，举家迁居北京，也就顺理成章了。

初次步行在小巷里的俞平伯，用新奇的目光，看着皇城根下的残破景象，还有夕阳下不断飘忽变幻的自己的身影，并未感觉到这里的陌生或隔膜，反而有些亲切，有些似曾相识。是梦里来过吗？耽于幻想的俞平伯喜欢回味梦境，喜欢把自己当成梦中的主人，当然就会把现实和梦境混在一起，交相映照，年少的心灵也便浪漫而丰富起来。或许呢，梦里真的来过，也或压根就是自己的臆想。总之，他心愿里，是全盘地接受了。其实，这要多亏他家人。父亲俞陛云是晚清进士，饱读诗书，可谓学富五车了，想必也还有些家底，为了照顾俞平伯的读书和日常生活，于是迁居箭竹杆胡同——上学近啊，和北京大学相距咫尺，抬步就到，省去不少包车的费用。

一进北大，俞平伯就给自己改了字和号：字直民，号屈斋（为此，他还受到校方的处分）。古人字号，大都有所寄托。寄托什么，为什么寄托，自己不说，别人只好望文生义。俞平伯从小接受传统的老式教育，所取字号，也便直指自己的心迹。“直民”，“屈斋”，一个“直”，一个“屈”，可不是随口乱起的。不管别人如何理解，我觉得，这二字正好诠释了俞平伯一生的遭际。

1916年，俞平伯已经适应了北大生活，读书问学之余，少不了逛逛北京名胜，逛逛古董铺子，清明节那天，还外出踏青，初绿的柳芽，艳丽的桃花，清波微漾的河水，柔滑温润的熏风，感染了俞平伯，他边游边看，边看边想，诗情被春风撩拨了起来，嘴里也情不自禁地念念有词。回家后，他兴致极浓地做了一首诗，这便是《丙辰上巳公园》：“未觉芳华远，年年禊玉河。漪沦留昨忆，缱绻托微波。柳意低亲黛，花容发旧蛾。听琴空有契，流水问如何。”

北京五四大街上的北大红楼

黄侃（1886－1935），初名乔馨，庠名乔鼐，后更名侃，字季刚。晚自署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生于四川成都。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新文化运动领袖。

陈独秀（1879－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省怀宁十里铺（今属安庆市）人。思想家、政治人物，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及首任总书记。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等。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

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号疑古，浙江吴兴（现浙江湖州市）人。现代文字学家，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曾主张废除汉字。

沈尹默（1883－1971），原名君默，浙江吴兴人（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出生于陕西省兴安府汉阴厅（今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书法家，早期尝试派诗人。

刘半农（1891－1934），原名刘寿彰，后改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字半农，号曲庵，笔名有寒星、范奴冬等。江苏江阴南沙镇马桥村殷家埭（今属苏州市张家港市）人，现代著名诗人、杂文家和语言学者，中国早期摄影理论家，著作《半农谈影》，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摄影美学专著。音乐家刘天华、刘北茂之兄。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创刊号）。

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

这时候，白话文学还没有兴起，开放的风气还不比一两年后。俞平伯的读书基本上按部就班。他携带的书包，大约是和老师黄侃一样的青布包袱吧，读的课程很多，布包里的书也不会少。在必修课程之余，黄侃指导他读《清真词》。俞平伯的国学底子本来就厚实，对诗早有兴趣，对词，却有些为难。在自述中，他曾说：“我小时候对词毫无了解，最大的困难是‘读不断’。诗非五言定七言，词却不然了，满纸花红柳绿的字面，使人迷眩惊奇。有一些词似乎怎么读都成，也就是怎么读都不大成。这个困难似乎令人好笑，却是事实。”但是，入了北大，加之有让他佩服的老师做指导，俞平伯心情极好，也很感荣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俞平伯在北大读书期间，黄侃、胡适、陈独秀、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刘半农等新老派著名学者，有的早已是北大名教授，有的陆续进入北大，可谓群贤毕至，济济一堂，他们治学严谨，又不失开放。仅以黄侃为例，他教育学生说，中国的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他自己治学，也是“当日日有所知，也当日日有所不知”。俞平伯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严师黄侃。老师不仅对学生严，自己也终日苦读。至于如何苦读，曾有好事者搜集到这样一则典故：1915年，黄侃住在北京白庙胡同，终日潜心研究“国学”，有时吃饭也不出门，准备几个冷馒头，以及辣椒、酱油等佐料，摆在书桌上，饿了便蘸着佐料啃馒头，边吃边看书，吃吃停停，看到妙处就大叫：“妙极了！”有一次，看书入迷，竟把馒头伸进砚台、朱砂盒，啃了多时，涂成花脸，也未觉察。一位朋友来访，捧腹大笑。他还不知人家笑他什么。凡典故多有演绎成分，但总是事出有因的。黄侃是章太炎的学生，而章太炎的老师，就是俞樾。有了这层关系，俞平伯学习《清真词》也格外用力。但是，俞平伯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任黄师把《清真词》说得多么好，俞平伯仍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初读《清真词》时，他更喜欢“周词中极漂亮而又浅显的雅俗共赏之作”，在黄师郑重叮咛之下，这种观念才有所改变。后来俞平伯在《清真词》的研究上建树很多，专著有《清真词释》，另外还有《读词偶得》《唐宋词选释》等，可以说这和大学时跟随黄侃苦读不无关系。

也是在箭竹杆胡同，1917年初，搬来一个重量级人物，他就是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已经接受新思潮洗礼的俞平伯，对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一定不会陌生。能和这位思想先锋的大人物同居一条胡同，俞平伯思想里涌动起小小的浪花是可以想见的。这条平凡的胡同，也因此更加地不平凡起来。

2013年4月4日，清明节，北京天气依然灰雾蒙蒙，不透阳光，我专门去了趟北池子一带的箭竹杆胡同。胡同不算难找，在新式楼房形成的“盆地”一隅，只有陈独秀当年居住的一个院子了。院门旁边立一块碑，上书“陈独秀旧居”。在碑背后的墙壁上，有两块金属的牌子，被一个庞大空调室外机压迫着。小的一块牌子是汉语，大的一块是汉英对照。汉语的简单介绍为：

陈独秀旧居

位于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箭竹杆胡同20号，是陈独秀1917—1920年在北京的住所。

陈独秀（1880—1942），原名庆同，安徽怀宁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倡民主和科学。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1920年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直到1927年，历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2001年陈独秀旧居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我在短短的胡同里徘徊整整一个中午，时天气阴霾，下起淅淅小雨，人不多。我询问了好几个人，知道先于陈独秀住进来的俞平伯吗？他们都说不知道。至此，俞平伯箭竹杆故居的大致方位也不得而知了。我私底下曾以为，俞平伯当年的名气太小，还没有资格和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人一起，常常进出陈宅，交流思想，商谈文章。但事实是，俞平伯经常拜访陈独秀，和陈独秀晤谈。俞平伯日记中，多次记载了他和陈独秀交往的时间和地点。可惜，这段邻居之谊，随着陈独秀1920年年初搬走而结束了。巧的是，俞平伯也刚于上年末搬离至老君堂，二人搬离的时间仅相差几天。

陈独秀北京旧居外景

在互为邻居时期，陈独秀对俞平伯的思想和创作究竟有多大影响，或者说，影响有多深远，俞平伯在日记里有涉及，在晚年一些谈话和序跋里，也有提及。1963年，俞平伯在《〈戊午年别后日记〉跋》中写道：“戊午年为五四运动前一年，记中载晤陈独秀、胡适，又言阅读《新青年》，盖新文学已在萌芽矣。”孙玉蓉编纂的《俞平伯年谱》，根据日记，也提及二人的交往，如1918年3月13日：“作译稿序文。上中国文学史课和日文课。午后，在阅书报社与毛以亨、王幼屏将文稿捡齐，于次日交给陈独秀学长。”3月21日：“将郑文焯《清真词》还给黄季刚先生。至二道桥研究所听讲‘老庄哲学’。晤陈独秀学长。晚，阅骈文集《四六法海》。”可知的事实是，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上，俞平伯创作的白话新诗《春水》正式发表。这对俞平伯来说，意义殊为重大，不仅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新文学作品，还是他第一次在影响如日中天的旗帜性杂志上发表，可谓盛装亮相。要知道，那时候，俞平伯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这一年，他还创作了书信体论文《白话诗的三大条件》、新诗《冬夜公园》等，前者也于次年发表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三期上。

1916年前后，为《新青年》刊物而忘我工作的钱玄同与刘半农。

徘徊在箭竹杆胡同陈独秀故居前的我，心里想的更多的是俞平伯，这个感觉有些怪，有些彷徨和朦胧。天空的小雨似有若无，我倚靠在故居的墙上，望着阴晦的天，仿佛看到年少的俞平伯，从一幢门楼里出来，拐进另一幢门楼，从布包里拿出一叠文稿，交给陈独秀，然后是两人的轻声漫谈，或者，是陈独秀豪放的笑声……我知道这是自己的想象，但我也知道，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样的场景一定出现过。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情非同凡响，这就是，俞平伯应傅斯年之约，积极参与新潮社的筹办，从10月到11月19日新潮社正式成立，俞平伯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成立大会是在北京大学标志性建筑红楼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举行的，除了俞平伯外，主要发起成员还有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被请来参加活动的老师更是光彩夺目，他们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看看这一串名单，就知道前辈们对于他们所寄予的是什么样的希望了。

新潮社的早期成员共有二十一人。五四前期，社团和期刊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新潮社也不例外。1918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事》：“同人等集合同趣组成一月刊杂志，定名曰《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成立方始，切待匡正，同学诸君如肯赐以指教，最为欢迎！”“宣言”虽短，主张却十分明白。启事还公布了作为杂志撰述员的二十一人名单，并设编辑部和干事部，俞平伯被选为干事部三个书记之一。

1919年恰逢五四运动暴发，俞平伯是全程的“参与者”。1月，《新潮》杂志正式创刊。俞平伯在第一卷第三期上就发表文章了。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篇文章有些“怪异”，标题是《打破中国神怪思想的一种主张——严禁阴历》。4月，他又参加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为第四讲演所的讲演员。俞平伯口才不算好，演讲不是他的特长，参加的主要原因，可能因为他是新潮社成员吧。《严禁阴历》的文章和参加演讲团，我私心里以为，并不是俞平伯内心所愿。推测当然是无依据的。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新潮社”部分成员合影（前排右起为汪敬熙、康白情，后排右起为周炳琳、段锡朋、罗家伦）。

严禁阴历这样的主张，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应该允许作者将自己的观点展示给公众。事实上，俞平伯是借严禁阴历来谈对时事的不满：“我在北京已经过了四个新年。据我观察这四年来社会上一切情状，不但没有什么更动，更没有一点进步，只是些装神弄鬼的玩意儿，偏比以前闹得格外厉害。无论在茶棚，酒店，甚至于外国式的饭店，达官贵人的客厅，总可以听见什么扶乩呵，预言呵，望气呵，算命呵，种种怪话。亲友见面的时候，说话往往带些鬼气。我也不知道他们真是活见鬼呢，还是哄着小孩子玩呢？这姑且不提。就是这次，阴历的年关，噼里啪啦的声音——迎神降福的爆竹——足足闹了十几天，比往年热闹得多。这也可见得崇祀鬼神的心理，始终不变。我看见一般人讲鬼话，比讲人话还高兴；实在有点替他们难受。随便就做了这篇很短的文章。”又说，“我主张严禁阴历有理由，因为这是中国妖魔鬼怪的策源地。我们想想中国现在种种妖妄的事，哪件不靠着阴阳五行；阴阳五行又靠着干支；干支靠着阴历。所以如严禁阴历，便不会有干支，不会有干支的阴阳五行；不啻把妖魔鬼怪的窠巢，一律打破。什么吉日哪，良辰哪，五禁哪，六忌哪，烧香哪，祭神哪，种种荒谬的事情，不禁自禁，不绝自绝。就是现在的人脑筋里忘不了妖魔的教训，鬼怪的思想，但是总不至于遗传到后来心地纯洁的青年身上去。所以我以为严禁阴历——禁止阴阳合璧的历书，——是刻不容缓的事，是打破中国几千年来神怪思想的最简洁最痛快的办法。”文章写于2月5日，是专为《新潮》而写，因为他是新潮社的骨干分子。

《新潮》（第一卷第五号），1919年北京大学出版。

那么参加演讲团呢？同样是因为他是新潮社的骨干。当时，演讲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成员们有组织、有计划地来到热闹的街市或庙会上，三到五人为一组，打着宣讲旗号，敲锣打鼓，聚集人众，演讲团成员站在高处，慷慨激昂，极富煽动性和号召性……我总觉得在这样的场合里，不会有俞平伯的身影；他的身影，应该出现在冷雪天访陶然亭的古道上、炎夏夜游秦淮河的画舫里……但事实上，他确是演讲团成员之一。从历史发展来看，演讲团的活动客观上对五四运动的发生起到了推动作用。多少年后，有人请俞平伯谈谈对五四运动的记忆，老人家的回答极富艺术性：虽然也碰着一点点边缘，当时的认识却非常幼稚，且几乎没有认识。又是一句大实话。要是放在那些自我标榜为革命者的人身上，不知要把自己粉饰成什么样的积极青年了！

俞平伯的创作式样越来越多样，五四运动这一年，也是他在北大的最后一年，他开始小说的写作，第一篇白话小说《花匠》发表在《新潮》第一卷第四期上，接着又写一篇《炉景》。俞平伯对于小说，是早有接触，十岁出头时，就爱读志怪传奇，读《水浒》、《三国》、《荡寇志》，一度还觉得《红楼梦》算不得什么。大学里，也有小说课程，他的老师周作人、胡适和刘半农三人在1917年一进入北大时，就开了小说课。俞平伯便把自己的研究科目定为小说，当时志在研究小说的，只有他和傅斯年。1918年2月1日，在北京大学一所教室里，戴着眼镜的周作人，正慢声细语地讲授《俄国之问题小说》。周作人也不是特别能讲的教授，声音不脆，在课堂上似乎打不起精神。或许是讲授的视角独有特色吧，俞平伯听得入心，就在这时，他开始进入小说的构思状态，一些故事，一些情节，一些人物，次第出现在脑海里，构成一条完整的小说链条……这时候的中国白话小说开山之作《狂人日记》还没有开笔，鲁迅先生还躲在会馆里抄他的古碑，钱玄同先生正苦口婆心地动员他给《新青年》写篇文章呢。如果俞平伯能够及时写出这篇小说，或许会抢在《狂人日记》之前发表也未可知。而《狂人日记》也是受俄国小说影响很深的“问题小说”。当然，俞平伯能在1919年发表《花匠》，也是开了时代之风，算是了不起的成绩了。

1918年，鲁迅（原名周树人）首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狂人日记》。

在临毕业的这一年里，俞平伯在新诗、旧诗、论文、小说、日记等诸多体裁方面，写了很多，也做了几次演讲。回过头来看看，有些创作，或多或少都和《新潮》有些关联，而大部分作品也发表在《新潮》上。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

《新潮》和《新青年》同是进步期刊，都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赛先生”（即Science，科学）与“德先生”（即Democracy，民主），但在办刊方向上却稍有不同：《新青年》偏重于政治、思想、理论论述；《新潮》则偏重于思想、文学方面，介绍一些外国文学。《新青年》内部从一开始就分为左、右两派，斗争激烈，直至最后彻底分开；《新潮》的路线相比之下则稍“右”一些。

我参加《新潮》时仅18岁，知识很浅。由于自己出身于旧家庭，所以对有关新旧道德的讨论比较注意，曾写一篇有关新道德的文章。顾颉刚写过论述家庭的文章，怕自己家里知道，署名“顾诚吾”，在《新潮》上发表。

《新潮》的政论文章不太多，大多数是文艺作品，我那时初学写新诗和白话小说。我最早的一首新诗《北河沿之春》发表在《新青年》上（其时尚未有《新潮》），记得中有四句：

双鹅拍拍水中游，

行人缓缓桥上走，

都说春来了，

真是好气候。

我发表在《新潮》上的第一首新诗是《冬夜之公园》，描写当时北京的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以后又写了描写天津海河的新诗《春水船》等。我还写过两篇白话小说：《花匠》和反对妇女守节的《狗和褒章》。《花匠》曾被鲁迅先生编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里，说的是花匠修饰花卉，把花的自然的美完全破坏掉了。这是一篇反对束缚的文章。这些早期的作品现在看起来是很幼稚的，因为那时年纪很轻，思想里并没有明确的反封建的意识（我们当时对“封建”的理解是分封诸侯的意思，与今天不同）。尽管如此，这里面实际却包含着反对封建、要求民主的思想。

——俞平伯《回忆〈新潮〉》

在动荡的1919年年末，俞平伯大学毕业了。这一届毕业的学生，比任何一届都非同寻常，甚至连就读时间都多了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