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的热烈辩护者——陈骏涛《面对多元的文学时代》序
去年秋天，骏涛在我们研究所的会议室开会开到一半，便匆匆地回到《文学评论》编辑部，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便有人告诉我，骏涛同志昏倒了，现正就地静卧。听到这消息，我心里一愣，并马上闪出一个念头，他太累了。他和王信、贺兴安等同志，挑着《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工作担子，已经很沉重了，自己又不甘寂寞，还跟踪当代文学急速前行的步伐，撰写当代文学的评论文章，而且，有了名声之后，又不能不陷入自己制造和别人制造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这样，他终于有些承受不住工作的压力了。当时我产生一种感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真是苦命人，如果不屈服于命运中那些悲剧性的因素，没有强大的意志和坚韧的神经是不行的，但是，神经一旦绷得太紧，就容易折断，我为我的许多拼命硬干的同龄人感到危险。
但是，骏涛苏醒过来后，马上又遗忘自己昏倒过，照样拼命地干，现在又编出这个集子。这是《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之后的第二部评论集。为了写这篇序，我又读了一遍集子里的文章，又觉得他是一个苦命人。他竟然把自己的命运那么紧地连着新时期文学，就像酷爱自己的家园土地一样，他对新时期文学真是一往情深，而且，一旦听到对新时期文学的非议和不公正的评价时，他总是焦急、不安，这种不安大约超过正在身受批评的作家。骏涛的评论打动我的，首先总是这种感情。如果不是真诚地感悟到我国从苦难中崛起的文学价值，如果不理解我们的作家为了这一代文学的再生曾经付出多大的代价，是不会有这种近乎痴情的感情的。近年来，我愈来愈喜欢这种自然的、正直的感情，而讨厌那种为了“惊世骇俗”而着意骂倒一切、随意践踏新时期文学的文章。那种明知道新时期文学中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再生，却偏偏把这种良知拖到肮脏的泥潭里来加以践踏，以示自己的勇猛与“超人”，我实在是极为鄙视的。我喜欢正常而健康的文化性格，不喜欢什么价值观念也没有的反社会的病态人格。弄潮儿有一部分要变成畸形儿，这也是没法子的。大约是感情所至，所以陈骏涛在本质上是一个新时期文学的热烈的辩护者。给他作这么一个界定，尽管与他自身存在的丰富性仍有距离，但大约相去不远。他先是替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辩护，之后又为文学创作中借鉴存在主义思想中某些合理内核辩护，这之后，又为李陀的《魔界》、《七奶奶》、《自由落体》等实验小说辩护。他不是律师，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文学法律可以遵循，但是，他把文学的自由精神和宽容精神作为文学的最高法律。严格地说，文学创作是很难找到绝对性的规律的，如果要说规律,那么，自由创造规律将是无可争辩的规律。尊重这一规律，就应当尊重自由的探索，就应当对自由探索采取宽容的态度。因此，当《自由落体》们刚落到地平线上又立即遭到谴责的时候，骏涛对谴责者说：何必匆忙定是非，而且为“落体”的自由请命。这些辩护文章，大都收入第一个集子，但这部新编的集子中也同样洋溢着这种辩护精神与宽容精神。宽容的精神，是一种健康的博大的文化情怀。宽容精神既尊重自己选择的路子，也尊重别人选择的路子。新时期中在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产生出的宽容精神，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打破了过去那种病态性的思维模式，即神经质似的在寻找毒草和鲜花的斑点，然后又发狂似的加以践踏的病态思维。它支撑着另一种思维模式的诞生，即肯定多元结构的合理性，充分地同情与理解每一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相信通过多元的整合，可以构筑出新的生命秩序。
由于陈骏涛对宽容精神抱有信念，因此，几年来，他不遗余力地提倡以多元的文学结构来取代一元的文学结构，对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作家都尽可能地给以理解和支持，努力给那些张扬个性的人们创造相应的文化气氛。这部集子里的许多文章，都是以这一思想为基点，都是对多元时代的热烈的呼唤。
有的同志认为讲“多元”太空泛，太方便。但我总觉得“多元”不是一个轻概念、空概念，它是一个很重的概念，尤其对于曾经是“舆论一律”的中国，“多元”自有它的特别的意义。没有多元，就不可能优选，就没有可能给优秀者造成艺术个性发育生长的土壤。具有农民文化心理的人，允许“多元”结构的存在，尤其不容易，他甚至需要跟痛苦的心理搏斗。陈骏涛大约有些切肤之痛感，因此，他决心为文学的多元格局而奋斗。我相信，他的选择，正是我国中年知识分子共同的选择。我们是不会拒绝和他共同奋斗的。
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写于北京
（按：《面对多元的文学时代》一书迁延两三年后，易名为《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