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散文诗一瞥——《十年散文诗选》序
我国的现代散文诗，差不多与我国现代新文学的其他部分同时产生，之后，又伴随着新文学潮流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到了今天，它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而且也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部分。
在新时期的各种文学样式中，尽管散文诗不如小说丰厚，不如报告文学雄大，甚至也不如其母体（作为审美先驱）的纯诗歌深邃，不如作为美文的散文小品凌厉，但它在生长、在进步，并已成为一种完全脱离母体的独立的文体，在与其他文学样式展开竞赛。它拥有愈来愈多的读者，已成为人们不能不承认的文学现象。
新时期的散文诗，有自身的发展轨迹。在大约十年中，它走过了两个时间层次：一是七十年代的后半期，二是八十年代的上半期。在七十年代的后期，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各领文坛的风骚，社会的目光被伤痕小说、新诗群、新报告文学群所吸引，散文诗几乎被遗忘。但是，随着八十年代的开始，散文诗文体再次觉醒了。一段时间里，报刊上到处可见“散文诗专页”，不仅原来的散文诗人重新歌唱，而且其他诗人也加入散文诗行列。散文诗篇、散文诗集、散文诗会，竟像雨后春笋般出现。这大约是本世纪以来我国散文诗的一个最为欣欣向荣的季节。出现这种繁荣的原因，首先是时代的赐予。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生活的节奏加速了，于是空间贬值，时间增值，感到时间紧迫的人们，需要短小的文体来调节内心的精神生活，散文诗正好适应这种需求。另一个原因则是散文诗队伍自身的努力。散文诗作家的队伍，并不是一支强大的队伍，但却是一支团结奋斗的可爱的队伍。这支队伍的前行者、老散文诗家们不仅自身勤于创作，而且很积极地倡导散文诗，他们编辑散文诗丛书，办散文诗页、散文诗报，组织散文诗学会，可谓不遗余力。近几年来又有一批年轻的散文诗人出现。除了散文诗人之外，还有一些编辑和评论工作者，他们为散文诗事业的蒸蒸日上付出了不可磨灭的辛劳。最近作家出版社即将出版《十年散文诗选》，这对散文诗的创作也是一种有力的推动。
我国的现代散文诗，尽管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就产生，以后又出现过鲁迅的《野草》这种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但是，总的说来，发展得并不快。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创作主体的方面看，恐怕是在这个领域里，少有投进全副精力从事散文诗探索的作家。像郭沫若、冰心、郑振铎、巴金、茅盾等都写过精美的散文诗，但散文诗毕竟不是他们创作的主流。解放后，以全副精神投入散文诗创作的只有寥寥几位。在五十年代前期的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的努力，散文诗的清新的笛声，被社会侧耳倾听，并激动了一些青年的心，这是不容易的。然而，放在文学的总环境中，我们仍嫌声音太弱。到了八十年代，散文诗的“声势”显然大得多了，散文诗队伍的“阵容”也可观得多了。可以说，八十年代的散文诗已告别了“叶笛”和“短笛”的时代，而进入了可称为“交响乐”的时代，尽管这种交响乐还不是大型的。如果我们把八十年代的散文诗与五六十年代的散文诗作一比较，就会发现，这个时期的散文诗（也可以说是新时期的散文诗）具有下列特点：
一、创作的基调已从讴歌转向沉思。散文诗家们是很热情的。五六十年代所出现的散文诗，和整个诗坛的基调是一致的，它的代表作，热情、单纯，充满着对新生活的赞美和对未来的憧憬。它们是在田野里和城市里面对着早升的霞光吹奏出来的欢快的笛声，这种笛声，是清新的。鲁迅先生早就预言，革命文学在革命前表现为愤怒文学，而在革命胜利之后，将会表现为讴歌文学。但是，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在前进中出现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性浩劫。这场浩劫之后，带着心灵创伤的作家诗人，自然不会止于讴歌，也自然不会再满足于欢快而纯正的笛声。他们开始在自己的散文诗中注入深沉的思索。这些思索是积极的，在思索中仍然有讴歌，但讴歌的是被冬天的风暴打击之后依然不屈地展示着春花秋实的土地，是心灵受伤之后仍然燃烧着希望的心灵。讴歌的内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用讴歌已不能说明这个时期散文诗的基调了。因为，这时期的大量作品，表现为沉思性的特点，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一种诗意的反思。在这种诗意的反思中，有对被摧残的灵魂的追怀，有对荒唐岁月的告别，有对劫难中失落的爱的呼唤，有对人生失误的忏悔，有对命运的抗争和对丑恶的批判。这种诗意的反思，其基调不再那么欢快，但也不是特别伤感，更多的是一种安慰和激励受伤心灵的温暖的情思。这也许是新时期文学中散文诗部分的最大特色。散文诗家们的心灵是柔嫩的，他们很少像小说家和报告文学家那样展示淋漓的鲜血和忧伤的眼泪。他们的诗意反思是平和的，即使自己经受了许多痛苦的折磨，表现在诗中的仍然是未被痛苦所淹没的深沉的情感和信心。凝聚在这种情感中的，有忧伤，有劝慰，有思索，有理解，有祝福，有期望，它不仅抚慰同伴们痛苦的心灵，而且希望这些心灵不要因为生活的劫波而沉沦。这些散文诗，尽管没有震撼人心的大哭与大笑、大悲与大喜，但是，它像春天的暖流，潺潺地给刚刚复苏的土地和心灵以滋润，它是真的，美的，善的。应当承认，这种散文诗，比起单纯的赞美诗，要深沉得多。
二、注意了在时代生活中的主体感受，不仅注意描述社会现象、自然现象，而且注意了描述生命现象，从散文诗的创作思路上说，五六十年代的散文诗侧重于对社会现象、自然现象的诗意描述，在反映客观对象中注入自身的某些情感。新时期的散文诗仍然有不少是这种思路的，但是已出现另一些散文诗，这些作品在深沉关注历史的同时，热情地探究着生命现象，它们侧重于表现自己对时代的感受，甚至侧重于表现自身的内心图景。这些散文诗是散文诗作家人格的诗化表现，是他们的自由本质的审美展示。他们把散文诗写成人生的变奏曲和人格的变奏曲。这种现象在五六十年代是微弱的和少见的。
写自身的内心图景，并不意味着脱离时代，疏远生活，而是更紧密地拥抱时代，拥抱生活，是更深邃、更炽烈地抒写自身对时代的感受和自己在时代激流中进行拼搏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意义和生命光彩。这样，就使散文诗成为双重宇宙的象征，即不仅是物境世界的象征，而且是心理世界的象征。
三、散文诗文体的进一步解放。与其他文学样式的作家相比，散文诗作家似乎更加“老实”一些。一旦在整个改革性的文化氛围中，这些老实而有智慧的心灵也获得更大的自由，他们也从事新的探索，进行各种审美尝试，或写多重变奏的散文诗组，或写叙事体的长散文诗，或把目光从自然界转向历史界；或把笔触从物境伸向心境（包括梦境），或在自己所选择和创造的意象中注入更多矛盾的内涵，分别向最抽象和最具体的两极“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求索，力图造成廓大而亲切的艺术空间，或把现代诗歌中的技巧（如通感、变形、复调、佯谬等）引到自己的手里，以便得心应手地切合当代人的心态和当代意识，或把小说的情节性投射到自己的笔下，或把诗境、画境融为一炉，或把古典诗文的节奏和现代散文的节奏加以组合。总之，尽可能以灵活多变的艺术想象和艺术体现的方式，容纳尽可能丰厚的历史内涵和人生内容，已成为一大批散文诗家们引人瞩目的追求方向了。
尽管新时期的散文诗获得了进步，在总体上呈现出繁荣景象，但是，应当承认，我们至今还没有出现像《野草》这样具有深广内容的作品。能够震撼人心的强音还不多，或者说，能够作为新时期文学代表性作品的还不多。在散文诗创作队伍中，似乎还缺乏具有天马行空的大气魄的诗人，人们还未能充分意识到，时代心灵中所蕴藏的巨大岩浆，是可以通过散文诗这个突破口来喷射的。承认至今我们的散文诗还未超越《野草》的水平，不是自我贬低，而是让我们能够多方面借鉴《野草》的经验，以使我们的创作继续前进。
在中外散文诗史上，有两大基本审美趋向获得了成功，一是屠格涅夫—普列什文以及属于另一文化系统的泰戈尔，他们大体上都是以纯真的感情描写自然与人生的，他们永远保持一颗童心，用自己的绚丽文笔呼唤人间的真、善、美，以纯洁的情感反衬着黑暗的丑恶和支撑着世界的爱与和平。另一大支脉则是波德莱尔—鲁迅以及阿拉伯的纪伯伦，他们的特点是把社会人生的矛盾内容带入诗章，把美丑、善恶、真伪的对抗以及这种对抗引起的颤栗展示出来，他们不回避丑，不回避痛苦，不回避人性的挣扎与命运的挣扎，于是，他们的散文诗境界形成了美与丑的一种张力场，从而使散文诗的内涵更加深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散文诗人大体上借鉴了前一支脉（包括鲁迅靠近前一支脉的那些作品，如《雪》、《好的故事》等），新时期的散文诗则除了发展前一支脉的风格之外，也注意到借鉴后一支脉的特质。但是，总的说来，后一方面的尝试气魄还不够雄伟，对散文诗中展示矛盾的组合内容还不习惯，或者还缺乏足够的勇气，令人感到散文诗家的历史文化视野、艺术胸襟还不够博大。因此，能够震撼人们心灵的散文诗作还不多。如果有心在散文诗的创作中突破已有的水平，恐怕必须在强烈感受时代生活的前提下，在东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更多地借鉴鲁迅和波德莱尔的一些最内在的特长，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创造才有可能。
我相信，充满着创造渴望的散文诗人，将会展开更雄伟的追求。我们在给新时期的散文诗划下第一个句号时是很高兴的，若干年后，我们在划出第二个句号时，一定会为新的成功而感到自豪，我国现代散文诗的未来将比现在更加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