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造中国国民党

为什么要“改造”？

蒋介石自第三次下野后，醒悟到：“本党非彻底改造，断不能从事复兴革命工作。”在此之前，张治中曾向蒋介石提出一份题为《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当时张治中已从南京回到兰州，退居在兴隆山上，他特派人坐飞机将此“建议”送到南京给蒋介石。张治中在“建议”中说及国民党“犯两种最严重之错误”：一是“本党不革命”；二是“本党不实行三民主义”。当时蒋介石接到这份建议后，读了一遍，还给张治中回电，说什么“建议已阅过，待详细研究后再答复”。

蒋介石下野到了老家溪口后对国民党政改方案“特加研讨”，认为：“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同时他还认为：“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于干部亦未能有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领导与运用。于是，领导之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并应“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陟”。

1949年2月17日，阎锡山专程到溪口，蒋介石特地将他接上妙高台过夜，谈及党、政、军的改造意见。3月10日，蒋介石送吴礼卿赴杭州返回溪口，同袁守谦谈及党务改造案，蒋认为要分“(一)整理，(二)改造，(三)新生三个阶段”。蒋经国解释说：“此盖谓整理现状，改造过渡，筹备新生也。”

不管张治中的“建议”有无作用，当时面临的客观现实，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中国国民党的“改造”问题。

这一年7月18日，蒋介石“提交党的改造案于中央常务委员会，业经颁发各级党部，所望各级同志，热烈讨论，尽量贡献意见，由党部汇集整理，提交中央常会，周详研讨，对会案作最后决定，付诸实施”^[1]。其中过程，当时的《中央日报》有如下报道：

中央社广州十四日电：蒋总裁于十四日上午十时二十分，由台南乘“中美号”专机飞抵广州。王士杰、黄少谷、俞济时、沈昌焕诸氏附来。

中央社广州十七日专电：改革党务刻为非常委员会之重要课题，而总裁此次来穗，尝携有在台湾草拟之改革内部草案，并召集高级干部商讨后，将其交由非常委员，再加详细讨论，俟修正后，即付诸实施。其内容包括整肃游离分子，加强组织等。

中央社广州十八日电：抗战结束后，蒋总裁鉴于党的组织涣散，意见分歧，屡有改造之意图，惟以国政百般待理，未能注其全力于此重大之决策。去秋之党团合并与党员登记，均未能达到预期之目的。今年一月蒋总统引退在野，经长期之考虑，决心对党作彻底之改造。此次莅穗提出中国国民党改造案交中央委员，先后约集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及在穗之中央执行委员与中央党部会负责同志，迭次举行谈话会，坦率真诚，交换意见，有数次谈话会直至午夜始行散会，其讨论之热烈可以想见。十八日午后四时中常会开会，蒋总裁交议案始正式列为主要议程。

又说：“记者获悉此一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之方案之若干细节，尚需继续研讨，仍未到公开发表之阶段，兹先披露本次会议接受总裁交议案之决议，已是表达蒋总裁暨中央对于党纪改造具有坚强之决心，与国父民国三年及民国十三年两次历史性之改革相辉映。”

又说：“半年来局势之险恶，人心之沉闷，非言语所能声述。而蒋总裁重莅国民革命策源地之广州，发表访菲经过，促成远东国家反苏联盟之组织，成立非常委员会以加强党对政治领导，并提出党的改造案，以奠定革命复兴之基础，此三件大事，使国家前途显露光明无比之希望。”

接着，《中央日报》又发布了中常会接受蒋介石提出《中国国民党改造案》所作的决议。《中央日报》是如此报道的：

中常会接受蒋总裁建议案之决议文如下：总裁秉承总理之遗志，适应当今革命之需要，体察全党同志之要求，勉示决心，改造本党，特提出改造纲要，对党纪组织形态，领导方式，党纪作风，加以严正之改造，确立基本之方针。更觅定实施程序，以为改造之步骤，楬橥现阶段政治主张，以表达奋斗之目标，期使本党同志改正过去错误，创造新的生命，奋发革命之精神，建立坚强之组织，以为改革政治、整饬军事之枢纽，及救国家争自由之动力。……爰特定如下：(一)关于本党改造纲要之各节，除必须经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始可实施外，应予通过，并责成本党改造准备委员会详细研议，拟定各项具体办法，切实实施。在实施时如发现与本案楬橥之原则有不相允洽或阻碍难行之处，得由该会提请本会予以修正或补充。(二)关于本党改造纲要实施程序及本党改造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予以通过，付诸实施。对于本党改造筹备委员会，应负责遴选，俾该会迅即成立，本于改造扼要之新精神新作风，负起责任，推进改革之工作。

1949年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了长篇《为本党改造告全国同志书》。在这份“书告”中，归纳起来，蒋讲了六个问题：一是本党的改造，为全党同志一致的要求，和救亡图存唯一的途径；二是本党革命的进展，无不与帝国主义者相冲突；三是必须从痛苦经验中寻求革命的教训；四是国民革命三个阶段的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本质；五是参加国民革命的史实，可看出今日的失败，乃是革命进展必经阶段，不足以动摇我们必成的信心；六是党的改造，在消极方面要检讨过去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在积极方面，要确定党的社会基础和政策路线。^[2]

“书告”一开头，蒋介石就把“本党的改造，已成为全党同志一致的要求，和救亡图存唯一途径”一段话亮出来。接着，蒋介石就说：“中正今日再就本党改造的意义和今后革命的方针，为我全党同志重申之。”

首先，蒋介石编出一套所谓“国民革命三个时期”：“自壬辰至辛亥凡二十年，可说是国民革命的第一期，革命的对象是满清，革命的本质是民权革命。而民权革命的成就乃在于推翻君主专制，创建中华民国，颁行临时宪法，成立议会政治的规模。自辛亥革命至抗战胜利凡三十四年，是国民革命第二期，革命的对象是军阀，与军阀所依靠生存的帝国主义。在这一时期中，民元至民十三年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本党的革命奋斗是为了‘保障民国，打倒军阀’；民十三以后为一阶段，北洋军阀已肃清，本党遂直接与帝国主义正面冲突，最后更发动对日抗战。所以第二期国民革命在本质上是民族革命，而其任务乃在于撤销不平等条约，打倒侵略强权，为国家取得独立自由地位。自抗战胜利以来，国民革命进入第三期，革命的对象是共产国际第五纵队之‘中共匪党’，革命的本质是社会斗争，而兼民族与民权主义的革命。”^[3]又编出了所谓“辛亥以来，挫折更接踵而来”，一连例数了所谓“九次失败”，把他这次在大陆上的失败说作是“今日本党的失败，自民国以来第十次了”，接着蒋介石又把话拉到了“改造本党上”：“我们用不着悲观失望，更不应该丧气灰心。我们国民革命实在是在我们有否健全的组织和明确的政策，能否以革命的精神和严正的纪律改造本党。”

其次，蒋介石就所谓“消极方面”与“积极方面”讲了改造国民党的问题。他说：“我们这次着手的改造，在消极方面，要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我们要把失败主义的毒素彻底肃清，要把派系倾轧的恶习痛切悔改，要把官僚主义的作风彻底铲除。……而在积极方面，我们首先要确定党的社会基础和政策路线，并以此为根据，以决定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向。”蒋介石认为这“消极方面”与“积极方面”是“党的根本问题”，还特地编造所谓“必须从以下三点理解国民革命现阶段的要求，才能得到正确的解答”：“反共战争乃是反侵略主义的民族战争”；“反共战争乃是反极权主义的民主战争”；“反共战争乃是为了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自由生活方式的社会战争；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我们悠久的历史，崇高的伦理和以仁爱为中心的道德的文化战争”。

再次，蒋介石大谈了“失败”的好处，“失败”与“改造”的关系，因为失败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蒋介石说：“本党民三和民十三两度改造，都是在革命失败之后艰难痛苦耻辱重重的时期，这不是偶然的。革命没有失败，党的改造也不会成功。要知道失败是严厉的淘汰，失败是坚强的锻炼，失败之中才有觉悟，失败之中才有奋发。只有在失败之后，党才能清除无耻的败类，团结忠贞的干部；也只有在失败之后，党才能检讨过去的错误，采取正确的路线。”蒋介石在这里一口气讲了八个“失败”，真可谓是“失败”连篇。

末了，蒋介石又把话拉到“我们这次党的改造，必须重申此旨”，这个“旨”是什么呢？蒋说：“组织必须严密，行动必须机警，而纪律更须谨严。”

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静下心来痛切反省国民党由大陆败退台湾的教训。他认为导致其大陆统治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本身的失败，是其“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招致”。为此，他决意“痛改前非”，重新改造国民党，并积极筹划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促使蒋介石发轫改造国民党的原因十分复杂，但主要有：

第一，派系倾轧，组织瓦解。国民党内派系纷争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在大陆长时期的角逐中，自然形成了代表军方正统势力的黄埔系，以及桂系、晋系、冯系和诸多地方军事势力，代表党务势力的CC系，代表行政官僚的政学系和代表财团势力的孔宋系。他们虽然最终皆以蒋介石为主导核心，但各据凭借，互相倾轧，使国民党内权力争斗的矛盾甚为突出，难以从根本上实现党内统一。蒋介石认为，他之所以在1949年1月作出“下野的决定”，重要因素之一是由于“内在的矛盾关系为多”，“内部的分崩离析，和派系倾轧的结果”。他认为，在国民党军事失败之时，“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磨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此端如果在台湾延续下去，“则党必归于毁灭，永无复兴的希望”。故此，蒋介石决意借国民党的改造，“摆脱派系倾轧的旋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削弱非蒋嫡系的势力。

第二，思想混乱，“信仰”动摇。大陆时期，国民党内一些人士不同程度地受到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国民党所主张的“三民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甚至认为新民主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中共在大陆上的发展，是由于他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实行“宪政”以后，党内一般党员增长了“革命党销”的意识，“不仅公然发表言论，并且普遍见诸行动”。随着国民党的惨败，党内失败主义和坚持依赖心理愈演愈烈，使国民党在“思想上意志上，陷入了滞迟以至于麻木”，根本失去了“信仰”。蒋介石认为，“戡乱失败最后的一步，还是在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在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为扭转危局，必须“清理党内思想”，“恢复三民主义的信仰”，加强党内的思想控制。

第三，官僚腐败，“纲纪废弛”。官僚主义构成国民党政治上的最大弊害，尤以敷衍塞责、贪污腐化、假公济私为甚。“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败坏法纪，只知个人私利”、“升官发财”。组织机构庞大复杂，分歧矛盾，与“政令”、“法令”抵触，权责不明，人浮于事，用人“偏重感情与关系”，“论派系不论政策”，“赏罚不明，是非不清，以至组织涣散，纲纪荡然，道德沦胥，民心丧尽，党除为从政党员分谤外，不能有任何作用”。退台后，时易境迁，蒋介石冀图“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对原有党员腐化贪污的事实，毁法乱纪自私自利者，加以严厉整肃”，“铲除官僚主义作风”，“使社会对党的观念完全转变”。

此外，国民党退台后的“忧患意识”也是促使蒋介石实施国民党改造的重要原因。国民党失去大陆、败退台湾岛，业已到了最后的地步。国民党确保台湾、应变求存，都有赖于此次改造。国民党的惨败使党内充满了“忧患意识”，自然形成了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凝聚力，要求实施国民党的改造。蒋介石更是从国民党的存亡出发，认为大陆时期的原班人马已众叛亲离，不堪任用，退台人员成分不纯，一时难辨忠逆，不能信任；随迁分子中虽有不少忠蒋反共者，但其斗志衰退，不堪一击。为收拢和控制已经溃散的党政残部，在台湾确立蒋氏权力核心的统治，必需重整国民党，彻底改造国民党。当时一批所谓老党员上书蒋介石表忠心，并把宋美龄推入“改造委员会”。信中说：

总裁钧鉴：本党自此毅然实行改造，以达成救国必先救党之至意，凡属忠诚同志莫不热忱拥护。属等从事党务参加革命工作均有二十年左右之历史，除愿以至诚听候指示为党国之新生作更进一步之努力外，同时深觉宋美龄同志对于党贡献至巨，成绩卓著，恳乞遴选为改造委员会以加强改造本党之力量，俾能及早完成戡乱建国之计划。

“改造”的过程

先作一个简要的回顾：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回到奉化溪口后，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埋头整理党务”，打算“从头做起”，开始筹划国民党的改造，以求重建组织恢复“元气”。他多次与蒋经国、黄少谷、郑彦棻、张其昀等人交换意见，形成改造的雏议。5月，蒋介石指定专人研究改造方案。7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举行第204次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本党改造案》，确定对国民党的“思想路线”、“社会基础”、“组织原则”、“领导方法”、“党的作风”实行改造。该案下发各级党部，开展讨论，提出意见。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为改造方案的实施发表《告全党同志书》。10月，复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具体研究党务改造措施。由于战局瞬变，改造方案未能付诸实施。

蒋介石自成都返台后，应该说他在大陆上的老本是输光了，相对而言他是死心了，需要真正地另起炉灶。这个时候，蒋介石愈觉得党务改造刻不容缓，原来拟定的改造方案也需要重新修改，于是召集黄少谷、谷正纲、郑彦棻等人专门研究。鉴于当时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们对改造的歧见，意见不统一，蒋介石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代替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执行改造任务。

1950年，蒋介石亲自策划成立了“国民党改造案研究小组”重新修正改造方案。此后几个月内，“研究小组”先后举行了32次会议，详加研讨并整理改造方案、措施及程序。由于此时对国民党应否更改“革命民主党”本质问题颇有争议，以及“中央改造委员会”人选决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的安排问题不易立即解决，使改造工作迟迟未能付诸实施。

这个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个有利于台湾的变化，即1950年6月底，朝鲜战争爆发。原先美国总统杜鲁门于这一年初发表的“美国已决心从此不再干涉中国内政，不再介入台湾问题”的声明已说过不算数了，6月27日借朝鲜战争爆发之机，作出了派遣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的决定。杜鲁门换了一个腔调说明：“在朝鲜为了防止边境袭击及维持国内治安而武装的政府部队，遭到北朝鲜进犯军的攻击。联合国安理会要求进犯军停战，并撤退到三八线。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地反而加紧进攻。安理会要求联合国的所有会员国给予联合国一切援助以执行此决议。”接着马上把话题转到中国台湾问题上去：“它违抗了联合国安理会为了保持国际和平于安全而发出的命令。在这些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任务的美国部队。”于是杜鲁门就暴露了侵略者的真面目：“因此我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4]杜鲁门发表声明的当天，美国政府通过台湾驻美国“大使”顾维钧给台湾的备忘录说：“北朝鲜军队对大韩民国的攻击产生了美国深为关切的太平洋安全问题。美国政府愿就美国第七舰队所负关于台湾的任务告知在台湾的中国政府，特请中国政府充分合作，并下达适当命令，使中国政府军队停止对中国大陆或中国水域或公海的船只实施攻击。”

由于这个时候的美蒋关系并不融洽，杜鲁门的声明与顾维钧的转达使蒋介石左右为难。一方面出于“稳住阵脚”的需要，自然渴望得到美国第七舰队给予的“保护伞”，特别在台时，蒋介石很怕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后，要“解放台湾”。蒋介石的情报部门告诉蒋：1950年5、6月份，“中共极可能于此期间对台湾发动攻击”。另一方面又由于美国政府没有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使蒋介石又难以接受杜鲁门的这个声明，不过杜勒斯当时给顾维钧有个解释：假如美国已经将台湾视为中国领土，第七舰队就“师出无名”，正因为“台湾地位未定”，美国才能派舰队协助台湾“防守”。蒋介石反复权衡利弊得失，还是觉得第一个方面可取，于是在6月28日“总统府”召开的军政会上，认为由于美国政策对“日益危险的台湾安全颇有裨益”，遂决定“原则接受”。叶公超(时任“外交部长”)在28日代表蒋介石对外宣布：“对于本月27日美国政府关于台湾防卫之建议，在原则上予以接受。”并已命其海空军“暂行停止攻击行动”。由于蒋介石同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使美国这顶“保护伞”起了一个稳定台湾局势惶惶不可终日的作用，给了蒋介石一个实施对国民党改造的时机。

7月12日，退台的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240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实施国民党“改造计划”。7月22日，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主持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本党改造案》(修正案)。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的长篇讲话。一开场他就解释说：“去年七月，中正适应当前革命的需要，顺应全党同志的要求，拟定本党改造案，提交中央常会，中央常会认为除本党改造纲要所定各级中必须全国代表大会始能决定的事项外，均可付诸实施，并将全案颁发各地党部，领导一般党员郑重研究，将意见汇集整理，呈送中央。但是此后，西北、华南和西南各省相继失陷，整个中国大陆关入铁幕，客观形势急遽变迁，不仅本党改造工作未能进行，就是业经中央常会通过了的改造案也不能不重新检讨。因此今年一月中正又约集中央同志若干人，就原案和各级党部及各地同志提出的意见，综合研究，另订方案，作为审定全案的参考。现在全案已经中正审定就绪，除了必须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宪章始可实行的事项暂予保留外，今日特将本党改造纲要修正案，与本党改造之必要措施及其程序，提交本会，希望即付讨论，予以通过，公开实施。”^[5]接着，蒋介石不厌其烦地讲了五个方面的话：一是说什么“总理领导国民革命，四十年间，每当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的关头，必致力于党的改造”；二是“今后必须彻底改造本党，重整革命组织，恢复革命精神”；三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旋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以重新做起的决心，改造本党”；四是“本党这次改造，在消极方面，对原有党员之腐化贪污，反动投机，毁法乱纪，自私自利者，要严厉整肃，以恢复本党革命的精神。在积极方面，对海内外仁人志士，爱国青年，要精诚号召，亲密合作，以扩大革命的阵容”；五是“希望本党同志，不计个人恩怨，更不论个人职位，竭尽本身的智能，同心协力，推进改革工作，以健全党的组织，促进党的新生”。^[6]

在讲话中，蒋介石还就“关于党的改造程序”作了三点说明：“第一，自三十六年以后，大家都期待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本党新生命的诞生，是国民革命新时代的开始。七全大会有改造党的权力，但是今日召开七全大会为客观情势所不许。我们今日只能进行七全大会召开以前的准备工作，而不能先行召开七全大会，再开始改造本党。第二，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任期届满，于今已超过三年。而四中全会不能达成改造本党的任务，是我们深感痛心的一件事。今年一月至三月，中央若干同志夜以继日起草改造方案的时候，关于改造程序，力主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停止行使职权，另行指派中央改造委员，我这次审定改造程序，采纳了这一建议。六届中委今日人数在五百以上，其中为党工作劳绩卓著者固不乏人，但是四年来党的信誉之失坠，两年来党的失败之惨痛，中正与六届中央诸同志不能不共负其完全的责任。详审本党当前环境，默察革命客观情势，深觉六届中委如不停止行使职权，则今日党的改造不能发挥其政治革命性的效能，亦即本党今后将无以负荷革命的责任。第三，党的改造是党中的同志一致的要求。中央执监委员二百余人联名提出改造本党的要求，并责望于中正，中央常会更推居正、于右任、邹鲁三委员向中正说明党的改造为当今根本之图。当此国家存亡革命绝续之交，中正惟有师法民三和民十三两次改造的精神，负起党章所赋予的重任，指派中央改造委员十五人至二十五人，协助中正进行本党的改造工作。同时中正对于党中有功绩德望的同志，聘为中央评议委员，督导改造，监察腐恶，使改造工作得奏实效。改造委员人数较少，事权集中，可责以实际之成效。评议委员延集本党耆宿，荟萃各种意见，将获致集思广益之功。其中央改造委员会组织规程及有关章则，中正当督率中央改造委员会定订实施。”^[7]

这个《本党改造案》，除包括蒋介石的长篇讲话外，还包括了《本党改造纲要》和《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对国民党改造的原因、目的、决心和必要性等方面都作了阐明，对国民党改造的具体原则，以及在组织、干部、作风、纪律和党务关系等方面所要达到的目标亦做了明确规定。同时，在这个中央常委临时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主持国民党改造，并设立“中央评议委员会”，负责监督改造。会议决定，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委会”、“中央监委会”停止行使职权，授权蒋介石遴选的15人到25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职权。7月26日，蒋介石召集“中央执行、监察委员”150余人举行会议，宣布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胡健中、袁宇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蒋经国、肖自诚、沈昌焕、郭澄、连振东等16人为“中央改造委员”，他们中大多数均在党务、政务方面“有相当长的历练”，而且曾任要职，原任“中央执行、监察委员”的占3/5，40多岁的占3/4，平均年龄为47岁，均有军校、大学以上学历，绝大多数与蒋介石有师生、部属关系，能直接对蒋介石负责。另聘吴敬恒、居正、于右任、钮永健、丁惟汾、王宠惠、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何应钦、白崇禧、陈果夫、朱家骅、张厉生、王世杰、董显光、吴国桢等29人为“中央评议委员”。至此，国民党“改造”的理论、政策和组织的准备已经就绪。

1950年8月5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在台北中央党部举行就职宣誓典礼。居正、于右任、邹鲁、王宠惠、阎锡山、黄少谷、张群、何应钦等“党国元老”和“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政治委员”、各部“部长”等党政要员百余人出席。在蒋介石主持下，16名“中央改造委员”宣誓就职，表示：“遵从总裁领导”，“竭智尽忠”，完成改造任务。如果背誓则“受党纪之严厉制裁”。蒋介石致训词，要求“中央改造委员”下“本党改组决心”，担负起“改造党政、改造国家的责任”，“从头做起”。嗣后，当即由蒋介石主持举行“中央改造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央改造委员会大纲》，确定“中央改造委员会”职权和组织系统。“中央改造委员会”下设秘书处、七个组、四个委员会，其负责人均由蒋介石选定。张其昀、周宏涛分任正副秘书长，陈雪屏、谷正纲、郑彦棻、曾虚白、袁宇谦、唐纵、郭澄分任第一至第七组主任，李文范、陶希圣、蒋经国、俞鸿钧分任“纪律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干部训练委员会”、“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的“改造运动”正式展开。

8月14日，蒋介石为了推动和深化“党务改造”，在中央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题为《本党今后努力的方针》的讲话。蒋介石一开始就说：“本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已于上星期成立，党的改造工作正在进行。这个改造工作，必须我们全党同志共同担负起来，方能达成改造目的。”接着又吹嘘：“这次本党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五百多位同志牺牲他们中委的地位，把改造本党的责任付托中正，这不仅是民国以来革命历史上的大事件，并且表现我们中国国民党党员对于革命的党德实已达到顶点。我个人感觉改造前途无限的光明，更感觉自己责任的重大。惟有竭智尽忠，督率改造委员会同志，同心一德，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以报答总理在天之灵，并不负全体中央委员及全党同志付托之重。”^[8]再吹嘘一番国民党的所谓“过去我们的缺点”：“第一就是党的工作只在党部里面做，而不能向民众中间发展。党的工作离开了民众，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党的组织离开了民众中间的工作，就只有躯壳没有灵魂。党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中了官僚主义的流毒，就只有失败的一条路了。本党过去的第二个缺点，就是论派系不论政策，论地域的关系，不论工作的需要。”基于此，蒋介石又提出了：“我们这次改造本党，在一方面要痛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从今以后，党不止要活跃于民众的中间，并且要成为民众自己的组织，党要集中民众的意见以为主张，综合民众的要求以为政策，循政党政治的轨道，贯彻实施。在另一方面，我们要把派系观念和阶级成见，消除干净，从今以后，要以思想结合同志，以原则解决一切问题，才能使本党集中意志，齐一步调，作民众的前锋，完成反共抗俄救国家争自由的使命。”^[9]

这次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改造是痛下决心，而且算是动真格的了，其实施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步骤展开。

第一步，接管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制定和颁发改造的具体政策和规程。8月7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管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秘书处接管“中央执行委员会”和“非常委员会”的秘书处和“抚恤委员会”。又分设各组接管各部、委。同年，“中央改造委员会”确定了《当前紧急工作要领》，决定制定并颁发有关改造的一系列具体方针政策和工作规程。

9月1日，“中央改造委员会”发布了由蒋介石核定的《本党现阶段政治主张》。在这个“主张”里，提出了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我们的决心和信念”，蒋介石认为这是“我们提出本党现阶段政治主张”的基础。决心是什么呢？一个是决心革新党的组织，“即所谓整肃党的纪律，改变党的作风，先把本党改造为实施三民主义的一个坚强的战斗体”。另一个是叫嚷着“决心把三民主义的光明来消灭共产主义的黑暗。用本党报国的精诚来暴露‘匪徒’出卖民族的阴谋”。同时提出了：“我们一切要从台湾做起，我们不只要保卫台湾，还要建设台湾成为三民主义的示范区。”二、“恢复我中华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蒋介石把这一条作为“我们第一个政治主张”，从表面文章上看是“领土主权”，似乎是针对外国侵略者，而内容都是从原来的反动立场出发，继续叫嚷“反共抗俄”。三、“实行民生主义的经济措施”，蒋介石把这一条作为“我们第二个政治主张”，先是老一套地恶毒攻击了中共在大陆的解放事业，接着说了一番：“我们主张配合着国家的建设计划，使一般民众不受垄断投机的操纵，各行各业都得有均衡合理发展的机会。国营事业应加整顿，民营事业应加扶植，以求生产的加速增进，对外贸易的尽量发展。我们更主张厉行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以平均社会的财富。”特别对所谓“劳动问题”、“土地问题”又提出一些主张。四、“完成三民主义的民主政体”，蒋介石把这一条作为“我们第三个政治主张”，同样地，先是老一套地恶毒攻击一番中共在大陆的“人民民主专政”，接着说了一番：“我们确信三民主义的政治体制，实在是合乎人类理性，合乎时代需要的民主制度。”五、“对于反攻收复时期的主张”。六、“全国军民团结起来”。^[10]这六方面纯是反共的陈词滥调，虚张声势，最后又回到党的改造上来，说什么“我全党同志在这改造时期，尤需知耻反省，发愤自强，站在革命的岗位，担当民众的前锋，要做到凡是我爱国同胞反共抗俄斗争的场所，就是本党组织活动发展的园地。党要对民众负责任，就需要对党负责任的党员，实行主义和政策”。9月10日，“中央改造委员会”制定了《原有党员整肃办法》、《征求新党员办法》、《整顿党的作风方案》、《党员编组及工作计划》、《各省市及海外党务改造程序》、《省改造委员会组织规程》、《县(市)改造委员会组织规程》等，规定了一系列有关国民党各级组织整肃扩展及其程序等政策措施，作为各级组织党务“改造”的依据。

第二步，直接督导和控制各级党部“改造委员会”进行改造。首先，“中央改造委员会”制定各处组委的《组织规程》，精减人事，强化核心，并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区党部，16名“中央改造委员”均编入小组。同时，制定《国民党直属机关区党部设置办法》，把“中央改造委员会”、“总统府”、“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和“革命实践研究院”等，分别编入第一至第九区党部，负责实施中央各部门党的改造。其次，逐级委派“改造员”，组织各级党部改造的领导机构。“中央改造委员会”直接委派台湾省党部“改造委员”，省“改造委员会”又指派县(市)党部“改造委员”。至1951年3月，国民党各级党部“改造委员会”全部成立，组织实施各级组织的全面改造。再次，“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湾大学等六所高校设置“知识青年党部改造委员会”，并组建航业、铁路、公路、工矿职业党部“改造委员会”，还派郑彦棻赴南美、东南亚等地督导海外党部的改造。各级党部“改造委员会”按照组织规程，分别于1951年9月前完成了“举办讲习”、“扩大宣传”、“发动党员归队”、“厉行党员整肃”等项工作。

第三步，发展组织，正式组建党部。在整肃的基础上，吸收新党员，加强党员训练，正式成立台湾省、县(市)、区各级党部。至1952年4月，国民党在台湾普遍建立起包括省党部在内的各级党部，标志着国民党改造实施阶段的结束。

整个实施阶段的国民党“改造”，涉及思想组织、制度、纪律、作风等各个方面，其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确立国民党的“本质属性”。蒋介石认为，自“行宪”以来，国民党固有属性已发生蜕变，“本党组织涣散，纪律废弛，尚不及一个普通政党”。原因在于党员的“党性”观念淡薄，放弃了国民党的“传统精神”。故此，国民党“改造”首先解决的问题是，重新确立国民党所谓“革命民主政党的性质”。它的含义有三方面：其一，意在经过改造“形成一个革命民主政党”，在“大敌当前”、“国本动摇”之时，能以其组织和精神维护“民主宪政”的基础。其二，清除党内“革命党销”的意识，加强“革命民主政党”的组织权能，实践“五权宪法精神”。其三，依靠“革命民主政党”，继续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实质是强化国民党的思想和组织功能，把台湾政治纳入国民党专制轨道。

第二，重建国民党组织。大陆时期，国民党的组织混乱庞杂。退台初期，组织系统涣散瓦解，党部多、党员少。改造中，国民党吸取过去的教训，尤其注意组织的整顿与重建。重新修订组织章程。较过去有重大变化的是，在组织基础方面，确定“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生产者等广大劳动群众为社会基础，结合其他爱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为党的构成分子”；在组织原则方面，规定采取“民主集权制”，由选举产生干部，“以讨论决定政策”，“个人服从组织，组织决定一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在组织系统方面，设立中央、省、县(市)、区委员会和小组各级组织，“小组为党的基本组织”，县以下组织不公开；在党的作风方面，规定“破除派系成见，戒绝相互倾轧之恶习”，以“彻底改革过去之错误作风”。国民党以限期登记方式迫使原有党员“归队”，规定从1951年3月14日到23日，以20天期限重新登记党员，使因战乱和退台而脱离组织的党员，一律加入组织。凡在限期内未参加党员归队者，一律撤销党籍。克服过去“组织路线偏差”，在民间“吸收新党员”，改变国民党的组织成分和社会基础。据“中央改造委员会”1952年8月的统计，国民党的构成中，“农工分子”占49.31％，高中以上“知识分子”占29.77％，25岁以下青年占35.29％，台籍党员人数明显增加。国民党以小组为基本单位对党员实行编组，将“党员纳入组织”，规定党员必须参加小组，其党籍方能有效。同时，实施党员“教育训练”，国民党“高中级干部”由“革命实践研究院”训练；“基层干部”则举行“巡回训练”；党员由小组“教育训练”，使其能“负荷击溃共产党与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双重使命”。

第三，整饬“党纪党德”。规定原有党员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彻底整肃：“有叛国通敌之行为者”；“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劣迹显著者”；“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整肃采取检举、审议、核定、制裁的程序进行。党员整肃由小组进行，“查明事实，与被检举人谈话，可提出申辩”，并将检举书、答辩书与调查报告，逐级呈转“中央改造委员会”核定；干部的检肃由其任职之“改造委员会”或区党部及小组办理，“即由下而上，复可由上而下进行整肃”，借以重整“风纪”，淘汰“腐恶”分子，清除异己势力，调整国民党“阵容”。仅以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例，第六届全部中央执行、监察委员589人中，除六人死亡和296人迁台“归队”外，其余均被开除党籍。“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一年所制裁的“党员违纪案”计126人，其中有116人被开除党籍。

第四，制定“党务制度”。结合改造，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政治、思想和组织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干部制度”。规定国民党各级干部要改正“侧重个人领导的旧作风”，实行“原则领导、一元领导和民主领导的新作风”，“领袖采行干部的集体决议”，“干部贯彻领袖的意志”，“以组织决定政策，以政策领导政治”。据此，订立了一系列有关“干部分子”甄选考训的政策措施。根本用意在于，一切“干部分子”皆由国民党组织选拔，保证为国民党尽忠效命。另一个是“党政关系制度”。1951年2月28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党政关系大纲》。规定改变过去“党直接领导政府”的方式，实行“依主义制定政策”。透过“民意机关及在政府服务之党员，依法定程序构成法令及政令”。“党对于政府及民意机关中服务之党员，应从政策上领导，而不得对其法定职权予以干涉”。但又规定，在“中央民意机构”中建立党团或党部，在政府机构中建立政治综合小组。凡是“自行决定之政策，必先通过党团组织”，“政府决策有关问题，均须提政治小组讨论”，“以增进党政联系并谋贯彻本党有关政治决策诸问题”。实际上是以国民党政治控制政府系统的民意机构，实现“以党治国”。

第五，推行“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以国民党的“党务改造”，带动经济改造、社会改造、文化改造和政治改造。调节国民党的工作，扩大“党员实践运动”，去调整和稳定经济，安定社会，强化反共思想教育，实施“地方自治”，以实现所谓“总动员目标”。

在这期间，蒋介石就国民党的改造问题作了多次讲话。1951年2月1日，他在全体“改造委员”及各组会正副主管会上作了题为《高级干部同志应有的责任》的讲话。蒋介石说：“本党改造委员会自去年八月五日成立以来，至今已快满五个月；在这五个月间，由于各位委员及本会工作同志的热心努力，党的改造工作，在各方面都有适当的进步，使本党呈现一种新的气象和新的精神，这是很可以自慰的。”接着，蒋介石把话转到另外一个角度，认为“因为党员对本党改造期望过于殷切，即使大家已经尽到了个人的心力，而在一般党员的立场看来，仍然觉得不够，因此对本会的工作不免有所批评”。蒋介石借所谓“觉得不够”、“有所批评”，提出国民党存在的问题：“(一)精神方面——同志间在心理上、精神上，似未能彻底自我改造，以致门户派系之间的言词与措施仍未完全消失。……(二)认识方面——过去党员入党之后，不予组训，任其游离涣散，乃本党失败之一大原因。此次改造，虽已认识基层组织之重要，力求改进；但仍有不少同志，对党的组织、法规、环境、作风及其责任等，还是不甚明了的样子。至于积极奋斗，深入民间，加强基层，为党和党员服务；进而领导民众，贯彻本党主义的程度，更是相差甚远。(三)组织方面——(甲)‘中央改造委员会’所订各项规章法案，较过去已有改进，但仍有若干须待进一步之补充。……(乙)在台无职中委，……应准其先行编入中央党部直属区党部；其分散在其他各县市省者，则纳入各县市党部区域小组。(四)作风方面——若干同志认为中央党部仍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之旧习，作风未改，态度消极。甚至谓党部自改造以来，仅忙于‘造屋’‘聚餐’，别无成就。……现一般同志均希望党部改造以后，一切有规律，有朝气；更希望同志之间，比政府更能合作，更能刻苦，更有表现。”^[11]

2月8日，他在“改造委员会”第28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本年度党的重心工作》的讲话。蒋介石是在听取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处和第一至第六组的报告《本年度的工作计划》后作了这个讲话的。一开头，他指出：“从前党的工作，有两个重大的缺点：一是支离破碎，没有整个统盘的计划；一是割据分立，不相联系，而且互争权利，不负责任。”接着，蒋介石提出了十项所谓“反攻大陆时最重要的党务工作，亦是实行主义的基本要务”：一、召开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二、训练三千名中级干部分子；三、确定中心理论(这个“中心理论”，蒋介石说“系指国民革命第三期反共抗俄的中心理论”)，推进文化运动；四、实施干部政策；五、选定各省党务负责干部，积极发展大陆党务，推进地下工作；六、充实台湾省各级党部及其基层组织，使其标准化；七、编印本党简史、三民主义简编及党员须知；八、发展青年和妇女运动，并发动青年反共先锋队及妇女爱国会等组织；九、“中央改造委员会”对“匪党”之“办证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领导及党的建立”、“中共整风运动”等应即行切实研究；十、民生主义具体化之研究。末了，蒋介石说：“今天我们必须以思想为结合，以工作为训练，以成绩为黜陟，淘汰腐化自私的分子，选训积极有为的干部。尤应提倡学术研究和工作检讨，讲求办事方法。过去本党党务工作上只有战略，而无斗争的战术，只有理论而无实施的办法，以致成为空洞而无实体的东西。换言之，是一个只有躯壳而无灵魂的尸体，当然是要招致今日的惨败。”

2月12日，蒋介石又在台湾省22县市党部及工矿党部等“改造委员”宣誓就职典礼上作了题为《改造地方党务须知》的讲话，主要讲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台湾处于当前的世纪与地位，不但要做反共抗俄复兴民族的根据地，而且要建设成为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二、整个中华民国或台湾一省的前途，都有赖于本党这次改造的成功，尤赖于台湾省各级党部基层的改造的成功。三、只要大家把总理全部遗教发扬光大，使全国同胞拥护本党的措施，贯彻本党的政策，全体一致，共同努力，一定可以完成建国的事业。四、三项要领：第一要服务，第二要学习，第三要团结。五、本党经过这次改造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希望各同志共同一致，努力奋斗。”^[12]其中，蒋介石对“三项要领”展开了叙述。末了，蒋说：“本党经过这次改造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4月16日，他又在特种党部“改造委员会”上作了题为《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说明国民革命军的成败与军队党部废存的关系》的讲话。蒋介石在这个讲话中，也讲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取消军队和学校党部，无异于自动解除思想武装，大家应不为这类反动荒谬言论所动。二、此次革命受挫，主要由于一般干部精神上受‘共匪’和反动派的威胁，丧失其对革命的自信心。三、‘党、主义、革命历史、青天白日旗’为革命党员和革命军人的精神和生命之所寄托。四、党员守则、新生活运动纲要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等革命文献，都是反共的，仍为反共抗俄时代国民的生活行动准则。五、我们为谁而战？救民；为何而战？救国。”^[13]

在“改造”中动了亲信与要员

蒋介石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在“改造”中确实动了一些人。但国民党积重难返，“改造”的阻力很大，致使许多人对蒋氏失去了信心。据统计，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一周年所制裁的国民党员违纪案件共达126宗，有116人被开除党籍。其中声势较大的是对毛邦初案和刘航琛案的审查处理。

毛邦初是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侄子。尽管蒋与毛离婚，同宋美龄结合，但蒋对毛邦初、毛民初、毛瀛初三兄弟仍一如从前，极力栽培。在毛氏三兄弟中，毛邦初最得蒋介石器重，北伐战争时期，曾被蒋送到苏联学习飞行，返国后追随蒋介石鞍前马后，官职步步高升。从1943年起任国民党“空军驻美购料处”主任，住在美国，从事采购工作。1946年晋级为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发动内战后，曾多次汇巨款给毛，授权其在美国购置空军装备及补给品。毛利用职权私挪公款。蒋介石下台后，一面令俞鸿钧将黄金、白银、美元运往台湾，一面汇款1000万美元给毛邦初。后蒋又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电毛邦初，将1000万美元提出，以他私人名义分存华盛顿、纽约及瑞士银行，以免为李宗仁政府冻结。此事表明当时蒋对毛还是十分信任的。

1950年11月，美国参议员诺兰夫妇抵台访问时，诺兰除了向蒋介石吹嘘许多“将在美国国会支持中华民国”的话，还希望将台湾空军购买器材的差使由他代办。诺兰还称：美国若干航空制造公司，在国会中均颇具影响力，如由他采办空军器材，他还可以让这些参议员加入支持台湾当局等语。

蒋介石认为诺兰的要求对台湾当局有益无损，便答应了。其后，蒋介石指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通知毛邦初，将采购器材的工作移交给诺兰办理。毛接此命令后，以为蒋介石对他不信任了，此时诺兰又去催毛移交购买器材款项。此种情形之下，毛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仅不和台湾当局驻美“大使”会面，还将此事告知在美做寓公的前“代总统”李宗仁。毛说此款项系李“代总统”任内汇出，蒋无权支配这些外汇，请李采取适当措施。毛还说他手中保存有蒋在美国进行“游说活动”文电(蒋介石退台后，采纳“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建议，到美国游说，收买院外援蒋集团，对民主党政府施加压力，以修改对华政策。此项“游说活动”的文电均通过毛邦初主持的“驻美空军购料处”专用电台，故毛掌握台湾当局在美进行“游说活动”的大量材料)。李宗仁听后说：“此款既在代总统任内非法提取，本人应有审查大权。”李特嘱毛邦初：“不得移交，并责其保全档案，藉资审察。”

与毛抗命向李陈述事情真伪同时，美国有人调查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援”进行“游说”活动。蒋介石闻之此事后，以为是毛邦初提供有关“游说”材料，加之毛与李搞在一起，愤怒异常，于1951年8月21日宣布毛邦初停职查办，并令其迅速返台，听候查办。

毛邦初被撤职后，拒不返台，而且勒款不交，蒋介石指令“司法行政院”政务次长查良前往美国向法院起诉。当查抵美后，毛又携巨款潜逃墨西哥。蒋又令查前往墨西哥打官司。墨西哥当局以毛邦初伪造入境证非法入境将其拘留，准备提起公诉。但奇怪的是，最后却不了了之，竟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再如刘航琛案也是如此。刘是四川人，出身于酒商之家，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成为四川军阀刘湘的食客。为了取悦刘湘，掌管财务的刘航琛，按月拨款10万元存入刘湘账上，为其任意挥霍提供方便。刘湘非常赏识刘航琛的聚敛有方，但又认为他有野心而存戒意。后刘又投靠宋子文，在宋的支持下，刘于1935年当上了四川省财政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到上海，又拜在李宗仁的门下。当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刘四处奔走，为李宗仁拉票，耗费颇巨。蒋介石下台，李宗仁登场，使刘航琛也荣登经济部长的宝座。刘任职期间，发现该部所属香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存有钨、锑、锡外销矿产品，总数约值美元五六千万元，遂企图将全部矿产品收买过来，予以吞并。刘的企图被该所员工识破，成立了保护矿产品委员会以进行抵制。刘航琛为此控告到香港法院，经法院判决，该矿产品暂时被冻结，以后由香港当局将矿产品移交给新中国。

此间，刘航琛的老巢川康、川盐两银行由于投资多、亏空大，资金难以周转，刘曾挪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港币200万，汇渝解救，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国民党撤退南京前夕，刘航琛逃往广州，后又至重庆；新中国成立后携眷逃避香港，以后又跑到台湾。蒋介石在台重登大宝后，因刘是李宗仁的人，在李赴美“就医”时，还曾拨款给他，所以对刘非常不信任，遂即在陈诚“组阁”时将其踢出政治核心圈。此刻又逢国民党整肃，蒋介石正好想找个大点的“老虎”开刀，便指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孙玉琳等五人，以刘航琛“逾权违法，浪费国币，废弛公务”等罪状提出弹劾，并经台湾“监察院”审查成立通过。1950年7月3日，台北地方法院以刘航琛“对于主管或监察事务，直接或间接图利，有触犯惩治贪污条例罪嫌”，依特种刑事诉讼条例及刑事诉讼法提起公诉。11月3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刘航琛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刘航琛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请求复判。后经何应钦、张群等元老说情，刘才被取保释放。

此外，蒋介石也借“改造”之名，在国民党上层重新进行了权力分配，在“清除派系观念”的口号下，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踢出了权力中心。

1950年7月26日，蒋介石宣布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名单。人们意外发现从事20余年国民党党务的党魁、蒋介石最得力的助手、CC系首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竟未在名单中出现，他们的“党治”大权被悄无声息地解除了。

谁都知晓，蒋介石是靠了陈氏兄弟的叔父陈其美在政治上发迹的。因此，蒋介石为报知遇之恩，对陈氏兄弟格外照顾，陈氏兄弟对蒋从内心表示感激，百分之百地忠诚于他。

陈氏兄弟与蒋介石是同乡。哥哥陈果夫生于1892年10月，弟弟陈立夫生于1900年。陈果夫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参加过“二次革命”，也曾在上海与蒋介石、张静江等在证券交易所充当经纪人。黄埔军校建立时，陈受蒋介石之邀，负责在上海地区招收学员。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时，陈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同年6月，蒋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时，调陈任组织部秘书。1927年4月，陈参与了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计划。此间，陈立夫从美国学成归国，立即被蒋介石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生涯。1928年，蒋委陈立夫以“中央党部”秘书长职。同年，陈氏兄弟组织“中央俱乐部”，简称CC，后来发展成为国民党中著名的CC派。“中央俱乐部”设有专门的特务机构，称调查统计局，因该组织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中统”，它与国民党内另一特务派系“军统”并驾齐驱，渗透到政府的各个部门，形成一个自上而下、无孔不入的特务网。

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陈氏兄弟凭着蒋介石的尚方宝剑，利用自己所控制的势力，成功地把国民党改建成为“蒋家党”，并帮助蒋介石从改组派、再造派、复兴派和西山会议派手中夺回了对国民党的控制权。蒋介石为了酬谢陈氏兄弟，让陈果夫当了“中央组织部长”，后出任江苏省主席、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厅主任、“中央财政委员会”主席、银行行长等职；让陈立夫由“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长一跃升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执委会”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政治学校”代教育长、教育部长等职。应当说，在巩固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过程中，陈氏兄弟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并为之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应当承认，蒋氏对陈氏兄弟也的确给予了相当的厚爱。这不光是因为陈氏兄弟符合蒋介石提拔“人才”三点不成文的规定，同对还有一层叔侄关系。

既然蒋介石与陈氏兄弟关系如此密切，蒋介石为什么到台后必欲铲除二陈而后快呢？

其一是因为蒋介石要推卸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就必须寻找替罪羔羊，而陈氏兄弟主管党务，自然党务失败的责任就落到他们的头上。陈氏兄弟在山穷水尽之际，也表现得非常大度。他们摆出一副姿态，交出权杖，替二叔蒋介石承担失败的责任。这一点可以从陈立夫后来一次谈话中得到证实：

政府迁台后，在生聚教训中，有一次在日月潭我向总裁建议说：“从本党历史看来，每次挫败后，急应把党改造一下，以期重振革命精神。”在建议时，我并陈言：“党未办好及一切缺失，最后把责任推给我两兄弟，将来改造后，我兄弟二人亦不必参加，庶几总裁可以重振旗鼓。”(对此意见总裁未予置词。)^[14]

其二是出于对二陈背叛迹象的惩罚。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陈氏兄弟眼看日本必败，亟欲把国民党组织大权从戴季陶所支持的朱家骅手中夺回来。1945年春，CC系曾组织各种座谈会，陈氏兄弟指使CC系的中央委员在国民党的会议上慷慨陈词，甚至指责蒋介石不民主，企图向蒋施加压力。蒋是明眼人，立刻感觉到了这股压力，遂于1944年5月让朱家骅交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大权。同年5月26日，蒋任命陈果夫为组织部长。陈称：事先未预知此事，甚感惶恐。当时CC系上下兴高采烈，争说“老帅又出马了”。但此刻蒋介石开始对陈氏兄弟的忠诚发生了怀疑。自从重庆还都后，蒋随时都有牺牲陈氏兄弟、扶蒋经国抓党权的打算。

其三，陈诚、蒋经国亟欲驱除陈氏兄弟。国民党退台之初，面对生存危机，蒋介石认为必须倚仗部分忠于他的军队与美国。先于陈氏兄弟来台的军系强人陈诚不仅在军方有号召力，而且与美国关系亦好。陈诚出掌“行政院”之后，“立法院”仍被CC系所控制，陈诚视若芒刺，乃欲从陈氏兄弟手中夺回权力。一次，陈诚特发请帖约CC系大将余井塘、张道藩二人吃饭。余、张知道陈诚此举必有其他用意，遂在饭后问陈诚：“院长有什么事，请指示吧！”陈诚对余、张说：“我请你们传达我的一句话，陈立夫是个混蛋！”后再没有说别的话。蒋经国也趁机攻击陈立夫。蒋经国与陈立夫之间本来没什么矛盾，主要是1947年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时，蒋介石派蒋经国出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一职，陈立夫视该校为CC系的干部训练基地，岂容外人染指，遂唆使学生闹学潮，拒蒋经国到任。陈立夫此举为小蒋播下了清扫CC的复仇种子。

陈果夫与陈立夫以反共开始，为巩固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想到蒋介石为开脱自己，竟将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他们身上，为了传位给儿子，又将他们一脚踢开，心中不免又气又恼、又怨又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又不好发泄，只得寻找机会，借题发挥。

病中的陈果夫受此打击，病情愈益加重，遵医生嘱咐不可说话。陈果夫痛苦难言，以此为题，作了一首哑巴歌，歌词曰：

哑巴哥，说不出话真痛苦，……听得人家说话，肚里更加不开心，若闻笑骂声，面孔胀得红又青，摩拳擦掌，胆小不敢争。有时候像煞吃过黄连嘴里苦，有时候像煞受了冤屈没处伸。哑巴哥，不能说话苦得很。^[15]

陈立夫与陈果夫不同，他对蒋家政权既有不满的言语，更有不满的行动，他还年轻，身体也还可以，他似乎要对自己过去的一切，进行冷静的思考和反省，于是决定离开台湾，离开“政治”，远走重洋。

陈立夫在一切都准备好后，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是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这个协会是陈立夫所能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在和会员们见面时，一些CC分子都劝他不要离开台湾，表示愿意继续跟随他奋斗。这种情谊令陈立夫十分感动，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出走是否正确。但也就在此时，蒋介石派人送给他5万美元，说是作为资助费用。这架势，实际上是赶他快点离台。蒋介石这一举动促使陈立夫下定最后决心，尽早离开台湾。

临行前，为了顾及各方面影响，陈立夫还是专程去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正好外出没回，宋美龄在家。宋美龄知道陈立夫要走了，装出十分亲热的样子，送给他一本《圣经》，关切他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吧，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没想到几句关心的活，倒激起了陈立夫心中无限的怨气，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字字含恨地说：“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介石)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那耶稣的信任吗？”

一直传言“蒋家天下，陈家党”，意指中国国民党是由陈果夫、陈立夫操办的，“四大家族”里把陈家并为一家。此次在台“改造国民党”，蒋介石要将陈家去掉，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一番追忆：

至于改造之事，总裁乃下手令命我召集小组起草方案，并指定十一人小组共同研究改造，经集会讨论多次后，复予以文字整理，然后呈交总裁。定期召开本党改造会议，在此期间，有二次“中央委员”谈话会议中，有几位老同志如陈肇英、李宗黄等表示：“我们的意思是认为本党之改造，至为必须的，最后由干部作建议，请由总裁决定执行，免得总裁为难，而且亦合乎民主。”此话一出，竟使总裁勃然大怒，深恐改造之事，一经讨论，将会节外生枝。当即愤然斥道：“你们如果不要我来改造党，即只有下面几种办法：第一，就让本党无声无臭的如此下去；第二，你们要给我权，大家要相信我，用民主方式改造是不对的，如你们不相信我来改造，我就不管了，由你们去办好了！”此番震怒，大家都很诧异，直令在座者目瞪口呆。复听总裁继续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来改造，你们跟陈立夫去好了！”那次会我有病未出席，后来有人告诉我这番话，我心中十分纳闷……当听了总裁这番话后，知道另有原因，盖总裁深知我不能得罪，一经得罪就会离去。这一暗示，遂坚定了我退隐的意志，从速离开那时的党政工作，出国赴美……此时世界道德重整会柬邀赴瑞士开会，我遂趁机向总统说：“我受‘总统’熏陶二十五年，但我很惭愧没有什么表现，得感罪戾！我出国了，今后一切政治问题，请勿找我，我一向对此不感兴趣……”事实上在我出国之后，在养鸡期间，“总统”曾有六次职务托经国同志来信找过我，(一)联合国代表、(二)日本大使、(三)考试院院长、(四)西班牙大使、(五)希腊大使、(六)巡回大使，只是我全没有接收罢了。在出国之前，我并写了两封信：一致与我相熟的同志，劝其继续效忠“蒋总统”；一致比我年长的老同志，表明过去未能做好，引咎辞职出国。^[16]

很显然，从此蒋陈分手，陈立夫彻底从“陈家党”中出局了。

中国国民党“七大”的召开

1952年10月10日至20日，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召开国民党“七大”。出席大会代表175人，连同列席人员近500人。

蒋介石在致开幕词时不无感慨地说：“这次本党是从大陆‘剿匪’失败，撤退台湾，在风雨飘摇、颠沛流离之中、重新改造之后才举行这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家一定会感到我们当时撤退的情形，如何为‘奸匪’所侮辱，如何为世人所鄙弃，本党所领受的教训和遭受的环境又是如何恶劣，如何耻辱，凡是稍有志节的革命党员决没有不痛悔警觉，发奋自强，立志雪耻，以期补过赎罪来安慰我们总理以及革命先烈在天之灵。”

吐了一番苦水后，蒋介石向大会宣布本次会议的四项议题：(1)“是要大家自三十四年本党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检讨七年以来，‘剿匪’挫折、大陆沦陷的耻辱，和血的教训。在痛切反省和悔悟之中，寻求出赎罪补过、救国救民的努力方向。”(2)“是要大家悉心研究我们当前的大敌——朱毛‘奸匪’，以及‘奸匪’所凭借的俄寇共产帝国强弱优劣的内容，更要彻底剖析他们的阴谋诡计，去认清敌人，克服敌人。”(3)“是要审查当前国际反共形势的发展，认清我们自己在民主国家反共阵容中的地位和责任，由于我们国民革命反共抗俄的决策和行动，能够适应世界大势和客观环境，来改善国际局势，去消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4)“是要大家基于以上的检讨、研究和审查的结果正视自身的条件与因素，针对当前的迫切需要，来制定复兴本党和反攻大陆的方案，指出完成国民革命第三任务的指标。”^[17]

10月13日，蒋介石代表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蒋在报告中从政治、经济、军事、党务、外交、教育全方位检讨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

(一)三民主义信仰的误解。蒋介石认为大陆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对三民主义认识不准确，许多人视民生主义为共产主义，产生了信仰的混乱。他“痛心的是一般同志，其中有些是有学问的，也肯为三民主义理论努力的同志一到他马克思共产主义的面前便迷惘了下来，拿他共产主义来解释三民主义，拿他唯物辩证法当作黑格尔的逻辑来讲，甚至在三民主义的招牌下，来宣传共产主义，把总理所著的孙文学说和建国大纲弃置不谈，更把总理所说的道统论鄙夷不顾。还有些党员要藉总理所讲‘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一句话，曲解了三民主义，去靠拢‘共匪’，还把责任推到总理身上”。最终“致令本党思想失去主动，共产主义乘机渗透，党中同志对于三民主义没有信仰，对于国民革命没有认识，到了这个地步，那就无怪乎要失败了”。

(二)国际外交上的失败。蒋介石认为“俄皇尼古拉一世，就授予全权给他的西伯利亚总督墨拉维也夫‘向黑龙江下驰’。墨拉维也夫乃率领部队把我黑龙江东岸的地区全部占领，1860年他又进占乌苏里江东岸的地区，建立了海参崴。我们要知道海参崴的俄文译意，就是‘东方的统治’。这一事件激起了西方列强瓜分我国的野心，尤其是挑起了日本北进的企图。……帝俄东侵使整个东亚局势起了剧烈的演变。而我们的东北问题从此不止是中国的问题，并且是世界问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又“促使美共和其同路人渗透美国的政治社会和舆论界。他要先在美国的政治上击败中国，才能在中国战场上取得胜利”。“斯大林为了骗取美国的信任，明白宣布取消共产国际；美国共产党更改组为‘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在美国政治上遂造成四点严重错误的观感：斯大林放弃了世界革命，赤俄必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民主各国如援助赤俄，并使斯大林信任他们必将对德日轴心作战到底，则赤俄将与德日中途谋求妥协；德国战败之后，如赤俄参加对日作战，可以保护美国人民的生命。尤其是关东军更被宣传为日本军队的菁华，又有东北资源和工业为其独立作战的基础，如没有赤俄参战，则纵令日本本土投降，关东军仍将继续作战；中共不是共产党，乃是土地改革者。中共的发展是由于中国政府不能从事政治与社会的改革。中共部队作战能力，比政府国军较强，并有抗日决心。”蒋介石认为美国朝野这些“错误”的观感帮助了苏联和中共，尤其有助于中共的发展和壮大。他实际上对美国一肚子的不满，但又不敢翻脸，只好酸溜溜地总结说“信任友人，而缺乏自力更生的决心，那就是我们铸成今日悲剧的大错误”。

(三)政治上的失败。蒋介石认为“有些人检讨过去的失败，往往归咎于开始宪政，甚至怀疑到民主政治，以为中国万不可行。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要知道中国国民革命，在政治方面是以宪政为目的的；在对日抗战胜利以后开始宪政，更是本党对国民屡次申明的诺言。倘是真是为了行宪而招致失败，那这种失败是心安理得，个人毫无怨尤”。他又说：“为什么在大敌当前，走到国家存亡、文化绝续的关头，乃在国民大会选举副总统的问题上，竟不顾党的纪律，而要强求自由竞选，本党正是在这种自由竞选斗争攘夺之中，而导致整个崩溃。”

(四)经济上的失败。蒋介石认为：“我们中国经历了长期抗战，农村凋敝，黄河以北几省的农业区域，又被‘奸匪’盘踞，大都市变成为人口集中的处所。而工业尚未恢复战前的繁荣，建设更遭受‘奸匪’的阻扰，国民就业的机会不能增殖……特别是民国三十六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的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

(五)教育上的失败。蒋介石认为：“对于群众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广播和书刊，不是国际主义的文字，便是赤色组织的宣传……北京大学发起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口号以来，学校教育当局只限于科学的讲习，对于人生处事的意义和革命立国的道理，让教师们随意闲谈胡说，尤其是大专院校充斥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思想，否则就是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而对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几乎消失净尽；对于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不但讽刺讥笑，而且破坏反对，惟恐不至。于是个人自由主义者以及实为‘匪谍’而剽窃自由主义分子之名者，一直嚷着政府少一分干涉，便是学术思想多了一分自由；更认为本党退出了学校，学校思想才有自由。他们就没有看见也无须看见少数‘奸匪’教师和职业学生宣传煽动，操纵把持，……学校成了‘奸匪’‘城工’部的大本营，演出扰乱社会、破坏社会秩序的暴行。”

(六)军事上的失败。对此，蒋介石寻找托词说：“军事调处的三人小组，每在我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制(原文如此)，无所不至。因之，每逢我国军前进一步，便要受到一步阻扰，真使我国军束手挨打，不能不功亏一篑，这种事例，不下十余次之多。其结果使我们国军士气一挫，受到严重无比的影响，一天比一天的衰落下来；而一方面使我们敌人‘共匪’每次受了致命打击之后，不仅还有喘息的机会，而反使之能从容整补，养成其坐大反噬，卒使我们‘剿共’战事，遭到这样最后的崩溃。”

(七)从战争本质上作综合的检讨。蒋介石认为中共打的是“总体战”，污蔑说：“中国‘奸匪’执行帝俄的阴谋，也是结合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一切手段，借达成他亡国灭种的目的。所以他的武装叛乱在本质上乃是一种总体战。即如‘奸匪’所谓‘土改’，从前一般人以为他真在那里为农民利益来解决土地问题。到如今总看得明白他的‘土改’乃是军事动员的手段；……又如‘奸匪’所谓‘民主’，从前国内外有些人们以为他真是为民主自由来努力。现在总看出‘奸匪’的民主斗争，完全是他瓦解反共阵线的武器。”蒋介石痛定思痛地表示：“今天我们检讨过去的缺失，更能警悟反共抗俄战争一定是总体战。”

(八)国民党本身的失败。蒋认为党内思想上的混乱是国民党失败的主因，说什么：“自民国十三年以来，‘奸匪’制造了许多名词，如‘中山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之类，来散布他布尔什维克的毒素。抗战结束的前后，他更标出‘新民主主义’，表面上影射三民主义，实际上完全是赤俄帝国兼并东欧各国的政治谋略的东方版。但是我们国际社会上，甚至我们党中有些人却误信他‘新民主主义’就是民主主义，或者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替‘匪’宣传，说‘中共不是共产党’；甚且说中共在大陆上的发展，是由于他实行了三民主义。”蒋介石还抱怨说：“我们对日抗战所以能百折不回，坚持到底，就是靠着这举国一致对我的坚定信仰。俄帝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覆灭我们中华民国最后的一着，就是集中污蔑于中正之一身。……国内外流言的传播，谤书的重叠，真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情景，到了三十八年初，本人便不能不毅然下野了。”

蒋的这个检讨，只是在表面上做了些文章，对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并没有作深刻的反省。他不可能也不愿意揭开国民党政府体制上的种种毒疮恶疾。其实，正是他的专制独裁导致了政治腐败和民心的背离。他一切靠个人，而不依靠民众和民主党派对政治进行监督，更不和民主党派联合治国，于是极端的专制形成极端的腐败，政局每况愈下，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关于国民党改造，蒋介石在报告中只作了简短的总结和回顾：“我从下野到复职的这一期间，经过了深长的考虑，最后决定一定要改造本党，认为这是改革政治和改良风气的动力。在实施本党改造方案的时候，我乃不顾一切反对，排除万难，这是毅然决然的，替国民革命打开了一条生路。三十九年八月，‘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到今天已经工作了两年，究竟党的改造是否达到预期的成功，还要看这次大会的结果。但是我可以说一句话，在本党大分化和总崩溃之余，如不剑及履及、眼到手到的结集忠贞同志，重整革命阵容，为准备反共复国建国来努力，哪里会有今天这样荟萃海内外代表，在台湾热烈开会从容商讨的日子！”

蒋介石在报告中，还提出了五大方针、五种办法与三大要目的改革方案。

五大方针是：(一)“稳定经济”，(二)“整饬军纪”，(三)“安定社会”，(四)“团结内部”，(五)“建立民主制度”。

五种办法是：(一)“保持币信，充实准备”；(二)“贯彻命令，剔除浮滥”；(三)“保密防奸，肃清匪谍”；(四)“打破派系，集中意志”；(五)“养成守法精神，实行地方自治”。

三大要目是：(一)“建立制度。建立制度的着眼点，就是不论是党务、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社会，任何方面，都要有健全的制度，就是一切制度化；使人人的工作顺着一定的轨道，对反共抗俄复国建国的事业有所贡献。”(二)“注重组织。注重组织的着眼点，就是每一个人都纳入组织，使其各尽所能，各本所长，各负其应有的责任；消极的抗御‘奸匪’的渗透，积极的树立国家总动员的初基。”(三)“改造风气。改造风气的着眼点，就是祛除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和依赖主义的心理，打破无纪律、无国家、无政府的状态；而当前最为切要的，尤其是挽救奢侈浪费的颓风，养成合作互助的习惯。”

蒋介石在报告的最后认为：“这次大会是本党新生命的开始，反共抗俄革命建国事业复兴的关键。”同时宣称今后国民党努力的方向是：“澄清本党内部的思想”；“建立我们复兴革命的基础”。

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继蒋介石的政治报告之后，作党务报告。报告总结了国民党“六大”以来的工作，着重总结了国民党改造工作，认为经过国民党改造，国民党已有“相当的成绩与进步”，具体为“基层组织的充实”、“干部制度的建树”、“党政关系的确立”、“教育训练的实施”、“文化事业的鼓励”、“小民众运动的展开”、“社会调查的举办”、“设计研究的进行”、“大陆工作的策划”、“海外党务的发展”、“纪律与考核执行”、“财务与党营事业的整顿”。

10月17日，国民党“七大”通过了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修正案》。蒋认为原总章已有许多地方不适应形势需要，故作修正。

具体修改内容主要是：(1)将中国国民党“总章”改为中国国民党“党章”。(2)为加强中央集权，决定删除“各级代表大会或各级委员会为各级党的政策决定机关”。(3)为控制党员，决定入党者须发给党证，每年举行一次党籍总检查。(4)为抓住基层，改造过去以区分部为国民党基层组织状况，决定小组为基层单位。(5)为强化个人统治，突出总裁权力，《修正案》规定“本党以继承总理，领导国民革命大业之蒋先生为总裁，行使第五章所规定总理之职权”。(6)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会合并为“中央委员会”，以强化权力职能；同时另设“中央评议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总章修正案》的通过，表明蒋介石独裁统治在经历了大陆失败的冲击之后，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会议还通过了蒋介石提交的《反共抗俄基本论》案。会议要求全党“悉心讨研，实践躬行”。

10月18日，大会根据主席团的提议，以起立通过的方式推荐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其后，出席代表与列席人员分别签名向蒋介石致敬，大会主席带头高呼“总裁万岁”的口号，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提名，选举陈诚、蒋经国、张其昀等32人为“中央委员”，郑介民、毛人凤等16人为候补“中央委员”。蒋还提名政治上失势的元老于右任、阎锡山、何应钦、张群、邹鲁等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

10月23日，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宣誓就职，并举行七届一中全会。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名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吴国桢、黄少谷、陈雪屏、袁守谦、陶希圣、倪文亚十人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还通过蒋介石提名张其昀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周宏涛、谷凤翔为“副秘书长”。至此，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将代行两年零三个月的职权，移交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完成了国民党的改造与重建。

这次国民党退台后的所谓“党务改造”，对蒋介石来说起了一些什么作用呢？

从当时的政治层面来看，“党务改造”停滞了由大陆延续至台的派系纷争，制约了对国民党生存发展不利的异己势力。很突出的一点是，二陈(陈果夫、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的“党治”实权被解除，大陆时期行政官僚势力的代表政学系，亦在改造中被瓦解。同样的，蒋介石原来的“老班底”的所谓“党国元老”的实权开始被削弱，许多原来拥兵、拥权自重的“元老”人物，退台后被安排在有职无权的“中央评议委员会”。蒋经国的人马进入“中央”决策层，“中央改造委员会”16人中，有嫡系，有跟随，有信任，在“七大”上多数被提名为“中常委”并独当一面。继续强化国民党在各个方面的统治。1951年1月23日，蒋经国在阳明山的政工会议上的一番话，更表明蒋氏对强化国民党的重要手段。蒋经国明确提出“中国国民党是我们的生命”、“在中国国民党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以党领军完成革命”，对每个题目都作了具体的解释。

总理说：“由思想生出信仰，由信仰生出力量。”如果没有共同思想，就不能产生共同信仰，没有共同信仰，就不能产生团结的力量。党的结合是自愿的，大家结合起来，立定共同的目标，向此目标迈进。所以团结党员的中心力量，是思想和信仰。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反共抗俄，要反共抗俄非有国民党领导不可，大家既然是自愿入党，就应该无条件的服从党的组织，无条件的为党贡献自己的一切。^[18]

不可否认，这次蒋介石在台进行的国民党“改造”，虽然给国民党在台今后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一定的“生机”，但却更加强了当时一个阶段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给台湾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二　排斥异己

吴国桢他乡避祸

1949年12月8日，残余的国民党“政府”正式从大陆“迁往”台湾，力图凭借台湾海峡同中国共产党做最后的较量。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已经确定了对台湾的政策。

10月底，美国国务院召开了两天会议，由艾奇逊亲自主持。副国务卿沃博，助理国务卿腊斯克，顾问凯南，远东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斯、司徒雷登、杰塞普以及政府其他要员出席了全部或部分会议。在综合各方面意见之后，会议形成若干要点。关于美国对国民党的政策，会议作出取消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提供军事援助的决定。

这是因为美国决策集团已经认识到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防止台湾“失陷”的方针是不能奏效了。国民党失去了整个大陆，台湾进一步落入共产党手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于是他们决定面对现实，准备从中国大陆和台湾脱身。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在美国政府看来，台湾的资源已足能使中国军队获得他们认为是保卫台湾所必须的物品。美国政府拟照现在的法律权力继续进行目前的经济合作署的经济援助计划。”^[19]

蒋介石非常清楚，能否保住台湾，美国的支援至关重要。为向美示好，他重用亲美派吴国桢和孙立人，一个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一个出任陆军总司令。

吴国桢，湖北建安人，192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1926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旋任政府“外交部秘书”、“第一司副司长”，后又投靠武汉政治分会主任李宗仁。因为他不是蒋的小老乡，吃不惯宁波菜，不久又打宋子文的门路，抗战时出任“外交部”次长，战后出任上海市市长。不料蒋经国到上海打虎，两人因意见不合而翻脸。“国民政府”迁台后，蒋介石派郑介民赴美。美国方面表示应该让吴国桢出任台湾省主席，蒋介石权衡再三，决定利用吴国桢来换取美援。

1949年12月14日，蒋派空军专机直飞台南迎接吴国桢到台北，亲自召见，对吴说：“你做一下准备，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任命马上要发表。”吴国桢心里有数，但出于礼节，还是表示：“陈诚将军不是做得挺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他和陈将军更为默契。”蒋介石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称他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同时督促“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陆空攻击”。他还正式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宣称：“台湾的地位，须等太平洋安全恢复之后，由对日和约或由联合国决定。”

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政策，遭到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军方鹰派人物的反对。所以，8月初，国务院和国防部达成三点妥协：(1)评估台湾国民党军队战斗力；(2)保证台湾国民党军队装备的使用；(3)提供军需及一定数量的援助。8月底，杜鲁门批准了向台湾当局提供1.4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计划。^[20]9月18日，国务院批准了向台湾当局提供包括设备、武器、大炮、弹药，总计为975.2万美元的军事援助项目。

随着朝鲜战争的升级，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日益密切。1951年2月9日，美国与台湾当局达成了《共同防御援助协议》。根据协议，美国便可向台湾方面提供军援。这一年，美国给予台湾的经济援助价值9803.4万美元。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其他渠道向台湾提供援助，其中包括：对外资金计划、联合农业计划和技术援助计划。

蒋介石一旦不再需要吴、孙的招牌效应，就立即准备将他俩踢下台去。因为从本质上讲，蒋介石根本不喜欢吴国桢和孙立人。

首先是由于国民党改造完成后，党内的权力分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纷至沓来的各类改造措施，国民党内一些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持自由主义世界观”的人(绝大多数是政学系，其中包括吴国桢)颇为不满，认为这样的改造或是抄袭法西斯或是学自共产党。他们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当局践踏人权和所谓的“防共措施”进行抵制。蒋介石对此非常恼火，决心进行排斥和压制。1950年6月17日，这些人中的陈仪因“通共”而被枪毙。魏道明、熊式辉等躲在海外观望。张群、王宠惠等元老被安排了荣誉职务。接下去自然就要轮到吴国桢了。

其次是由于吴国桢和蒋经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只要稍微了解国民党高层政争的人都知道吴国桢和蒋经国的矛盾，并非源自台湾而是起自上海。

早在1948年8月，蒋经国以督导员身份前往上海“打老虎”。小蒋手持尚方宝剑，想在上海有所作为，手法极为严峻急切。当时上海各大报纸头版头条都是诸如“借人头平物价，以巨商为目标，不在小处着眼，以免徒事纷扰”的报道。但实际上，“打虎”效果很不理想，充其量不过拍死了几只“苍蝇”，而对于诸如扬子公司之类的官僚资本根本一点办法也没有。吴国桢不赞成蒋经国的这种做法，而且他的市长权力被架空，亦使他非常不满。

到台湾后，蒋经国在其父亲的扶持下掌握了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他在政府中的职务虽然不高，但可以在“总统府资料组”中发号施令，以法律以外的特权打击异己和政敌。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以“民主的台湾”为己任，最看不惯无法无天的特务统治。而蒋经国也为“打虎”之事迁怒吴国桢，二人的矛盾终于“台湾火柴公司案”上爆发了。

台湾火柴公司原设于上海，上海解放后其董事长吴性裁留在大陆，还拍摄了一部《民国四十年》的影片，对蒋介石多有“氓毁失敬”之处。蒋经国下令调查台湾火柴公司，发现总经理王哲甫的“罪证”，即下令逮捕。吴国桢开始尚浑然不觉，后来通过彭孟缉得知此事，认为王哲甫与吴性裁之事并无牵涉，于是令彭即刻释放王哲甫。彭孟缉拒不执行吴的手令，并立即向蒋经国通报。当天下午，蒋经国和彭孟缉一起去见吴国桢，说：“王哲甫有罪，证据确凿，不能放。”吴国桢据理力争：“两人久不通音讯，且有隔海之遥，此事于法无据。”双方一时僵持不下，吴国桢大怒，问彭孟缉：“究竟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呢？”蒋经国拂袖而去。傍晚，蒋介石贴身秘书周宏涛找吴国桢说：“抓王是蒋先生的意思。”吴还是不服：“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此案牵涉到一个是非之争、原则问题。政府既标榜民主，焉能言行不一？”周宏涛说：“若省政府怕背黑锅，可改由国防部军法处处理。”吴国桢说：“此事我不会退让，我写一私函给蒋先生，请您转交。”当晚，周再次访吴，说：“先生看你面子，由死刑改判七年徒刑。”

不久，吴国桢又与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发生冲突。1950年1月，蒋介石在草山宾馆召集三军将领开会，并亲自主持会议。吴国桢发言时说：“时下财政困难，军队走私，决不允许。请在座三军首长，予以协助，尤其是海军的桂总司令。”此言一出，众人大为吃惊，都没料到吴国桢竟如此指名道姓地直言不讳。桂永清勃然大怒，厉声喝问：“海军走私没有？你拿出证据来。”吴国桢从容将事先备好的卷宗当众呈给蒋介石。蒋介石怒容满面，盯着桂永清说：“你自己看看。”桂永清当众受辱，绝不肯善罢甘休，请示“行政院”要求接收省林务局管辖的林班，并未等批复下来，下令海军陆战队强行占领。吴国桢作为省政府主席闻讯大怒，直接用军用电话找桂永清，问：“你干吗这么胡闹？”桂永清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已呈报‘行政院’。”吴国桢更怒：“我限你在明天撤离，否则我派保安司令部武装执行。”说完挂断电话。

吴国桢感到阻力太大，心灰意冷。但他对蒋介石还有幻想，因此天真地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视之焦点。”^[21]但蒋介石主意已定，自然听不进吴国桢的肺腑之言。吴国桢说：“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党。”此时，他终于认识到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吴国桢的这些言论早有特务报告当局，于是蒋介石决心除去这个不听话的走卒。

1953年4月，吴国桢请求辞职。蒋召见吴，谈及要吴同蒋经国合作。吴对蒋介石表示：“经国兄，我肯定要帮的，但他不应该做特务工作，天下人人怨恨。如做点社会方面的工作，我会尽力协助。”蒋一听不对胃口，就对吴说：“改天再谈。”

5月，吴国桢夫妇获美国方面邀请，准备出国，蒋介石父子决定扣住不放，最后经宋美龄斡旋，终于成行。条件是留下吴国桢的父亲与次子吴修潢作为人质。

吴国桢到美国后，顾及父亲和次子的安全，开始一段时间，他不说一句蒋氏父子的坏话。可是1954年1月，蒋氏父子削除“政学系”张群、王世杰等人时，把吴国桢也牵涉进去，报上还披露了他套取巨额外汇的内幕。1月25日，美华埠《民气日报》发表《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要吴国桢回台交代问题。吴遂将自我辩解之词作一启事寄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但久久不见回音，不禁由愤转恨。于是，他向台发难，接受了MGN台的电视访问，又接受合众社记者专访，攻击台湾政府过于专制，毫无民主可言，认为蒋经国的政治部，完全是苏联“契卡”的翻版。结果，美国舆论大哗，认为美国支持这样的政府是一切民主国家的奇耻大辱，各报争相报道，北美掀起“吴国桢风暴”。

蒋家父子及其干将对此无不“义愤填膺”。“立法院长”张道藩首先跳出来与吴国桢对骂，说吴反动、狂妄，犯有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非法乱纪、营私舞弊等13项罪行。吴国桢马上反击，发表《上蒋总统书》，说蒋经国是“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主要障碍，应送入美国大学读书，大陆不复不必返台。并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台湾当局恼羞成怒，认为吴国桢与外国的“粉红色伙伴”合作，以自由破坏自由。3月17日，“国大”建议政府吊销吴国桢护照，勒令其回国依法处办，如有违抗，即予明令撤职，通缉归案。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发布“总统命令”，说吴国桢“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居心叵测，罪迹显著”，着即撤免其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依法究办。但吴国桢远在美国，蒋介石鞭长莫及，“吴国桢事件”最后不了了之。

孙立人“兵变”被囚

“吴国桢事件”后，蒋介石更加不相信亲美派，狐疑的本性使他不由地对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新亲美派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也放心不下。

孙立人，安徽舒城人，就学清华，获美国印第安纳普渡大学工程学士，又毕业于弗吉尼亚军校。归国后任蒋介石海陆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税务警察总团特种兵团团长，三十八师师长，新一军军长。入缅作战属杜聿明麾下，因在仁安羌以不满1000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军，救出十倍于己的英国军队而获皇家勋章。他同马歇尔有校友之谊，与史迪威友善。1946年，杜聿明在东北战场上病倒，史迪威曾向蒋介石推荐孙立人负责东北军事。其时，蒋介石正视史迪威为眼中钉，三次请罗斯福换将。因此史迪威的推荐不仅不被允许，反而引起蒋介石的不快，从此对孙立人有了戒心。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美国并不希望蒋介石退到台湾去，他们看中了台湾的战略位置，更愿意把台湾扶持成一种既非共产党，也非蒋介石控制的地方政府，以便能有效地使台湾真正成为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艾奇逊派遣美国驻华使馆参赞默钱特与陈诚等人秘密会晤，以美援为诱饵，企图说服陈诚在台湾进行改革，设法阻止蒋介石在内的大陆国民党人员来台湾。但默钱特很快感到陈诚是蒋介石的忠实门徒，根本不可能指望他实现美国的打算。于是建议由司徒雷登向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提出换马的要求。3月11日，艾奇逊犹豫之后还是接受了此建议。^[22]美国人比较属意的是在美国留过学的孙立人，孙在甸缅战役中因荣立战功而颇受美国器重。但此时蒋介石虽然已经下野，却依然牢牢掌握着人事的变动。李宗仁希望美国方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换人的建议。正当司徒雷登有所犹豫的时候，陈诚以攻为守，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自己可以让位给孙立人。随后，蒋介石在溪口召见孙立人，态度亲切得让孙立人受宠若惊。默钱特对此大为失望，只得致函美国国务院，说明陈诚属于国民党“最反动的”和“昏庸的”领导，支持陈对美国无一益处。^[23]

退台之初，孙立人与美国官佐来往甚密，后来又与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过从极密。蔡斯是台湾美军军援的负责人，对蒋氏父子也傲气十足，令蒋氏父子十分不快。此外，蔡斯和孙立人对蒋经国搞军中政工制度极为不满。对蔡斯，蒋经国忍气吞声；对孙立人，他则怒不可遏。孙立人的为人，颇有些恃才傲物，一向看不起行伍出身的同僚。尤其当美国恢复对台经援后，他以其与美国的关系更是不知韬光养晦，与陈诚、参谋总长周至柔、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都闹得很僵。他不愿向周至柔敬礼，每逢周氏主持的军事汇报会，他都故意迟到。因为那时蒋介石已在场，这样他就可以不用向周至柔敬礼了。这种人际关系，对他极为不利。

1950年12月，孙立人在新年第一次扩大谈心会上，无所顾忌的毛病又犯了。他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都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

这些话传到了蒋氏父子耳里，犯了大忌。但孙立人仍不知收敛，竟在私下说在现有领导之下，台湾无法久存，而大陆失败，纯粹是由于蒋介石坚持“政府私人化”的结果。这些话更令蒋介石恼怒不已。蒋介石本来在“吴国桢事件”后对美国常常插手台湾事务已极端不满，非常自然地就联想起赴台之前美国试图策动陈诚和孙立人的往事，于是决定拿孙立人开刀。

孙立人对此亦有预感，开始做一些稳定自己地位的准备工作。1953年11月，他召见在台湾训练新兵时的下属江云锦，让他串联当年受训的同学，在军中结成一股力量。孙立人指示在每个团找出一个职位较高、学识较优、服役年龄较长的同学为负责人，与其他同学联络。江云锦接受指令后，几个月内不仅在每个团内布置了负责人，甚至在一些连里也发展了联络人。1954年，孙立人命令把各部队的负责人串起来，使每个人不仅知道本部队的成员，而且知道他部队是谁负责。但是，江云锦此时感到这不像是一般的联络同学感情，心存疑虑，活动就没有以前积极了。1954年6月，孙立人的陆军总司令任期届满，蒋即调桂永清为参谋总长，把有名无实的总统府参军长交给孙，开始了排挤孙的行动。孙立人在卸职前，让江云锦把各部队联系人造具名册。7月，“陆军总司令部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把名册交给孙立人。8月初，孙立人让他的老部下、“陆军学校”少校教官郭廷亮接替畏缩不前的江云锦担任联络人。8月12日，“参谋总长”桂永清暴病去世。按一般推算，“参谋总长”的位子非孙立人莫属，但蒋介石却任命黄埔六期的彭孟缉接任，并将彭的军衔从中将升为上将。孙立人眼见蒋介石对自己越来越不信任，于是加快了抓军队的步伐。

1955年3月，孙立人要江云锦向各联络人传一句话，以试验其精心构筑的组织内部通讯是否畅通。5月15日，郭廷亮到台北晋见孙立人，报告工作进度并建议采取行动。由于孙立人在台湾并没有一呼百应的威望，而且他也只能控制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所以郭廷亮向他建议的行动，不是要举行政变推翻蒋介石，而是要效法张学良进行兵谏。具体计划是要趁蒋介石6月初到台南检阅军队之时，将其控制，并呈上对军队不良现象的意见书及改革方案，迫使蒋介石接受。

但是，郭廷亮等人的行动被情报部门侦破。5月25日，郭廷亮被捕。孙立人原定于5月28日前往郭廷亮事先构筑好的兵谏指挥所，突然接到“总统府”的命令，要他跟随蒋介石活动。孙立人只得派随从参谋陈良埙开车南下，沿途通知各地人马。但陈良埙出城不远就被保安机关逮捕。6月中旬，孙立人也遭到软禁。国民党在军中进行清洗，逮捕审查少壮派军官300多名。

孙立人被捕后，台湾当局只字不提，外电率先报道了这一信息。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晨报》发表社论：“一个四星将军竟以所宣布的这样琐碎的理由受到惩处，这是荒谬的，如果不是可笑的话。”纽约《每日新闻》甚至发表专论，要求台湾当局允许美国派观察员参与对孙立人的审判，并号召在美掀起“普遍而强烈的怒潮”以挽救孙立人。美国其他一些报纸也长篇累牍载文介绍孙立人和蒋经国的矛盾，“宣称孙立人曾坚决反对台湾目前普遍实行的警察控制，因此直接与总统的儿子蒋经国将军发生冲突”，并断言，“孙立人是被他在军队中的具有反美情绪的长期敌人逼倒的。”五角大楼官员发表意见说：“在如此需要孙立人才干的时候，使孙立人遭到这样的麻烦，是可耻的。”

为了对世人有个交代，蒋介石必须证明此案的性质不是国民党内部的军人“兵谏”，而是与共产党分子有关的“叛乱”。因此，郭廷亮在被捕后，经过了十昼夜的严酷刑讯。“国防部情报局长”毛人凤对他说：“为了使这次案情不要扩大而能圆满解决，只有委屈你了。……你站在党国的立场和我们密切合作，这不但是为了当前党国的利益，也是为了处理参军长孙上将的唯一办法……本案是以你的自首来办理，所以即不公开也不起诉，仅在政府内部办个手续，然后我将真实情况向领袖提出报告，以政治方式来解决。”郭廷亮在这样的威逼利诱下终于“自愿”承认自己是“匪谍”。

1955年8月3日，在孙立人忽然“失踪”的两个月后，报上忽然登出了孙立人的《辞职书》，说国军之中发生了一起不肖事件，因而引咎辞职。至于到底是什么事件，并未明说，于是各种猜测纷至沓来。8月20日，蒋介石发布“总统令”：

(1)总统府参军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因“匪谍”郭廷亮案引咎辞职并请查处，应予照准，着即免职。关于本案详情，另组调查委员会秉公调查，报候核办。(2)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就“匪谍”郭廷亮案有关详情彻查具报。^[24]

经过50天的调查，调查委员会终于写出1.6万字的报告。10月31日，蒋介石根据报告又发布“总统令”称：

以孙立人久经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查考，以观后效。^[25]

该报告公开后，“监察院”又派曹启文、陶百川等五名“监察委员”进行复查。他们曾请孙立人到“监察院”晤谈，并调阅了该案的全部卷宗。但当他们提出要见当事人郭廷亮时被挡驾。全部调查工作于1955年11月中旬完毕。据说该调查报告“与其他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调查报告定稿后，当局竟不让公诸于世，后尘封于“监察院”，列为“极机密文件”。陶百川回忆说：“孙将军告诉我们说，……不独他个人无辜，连郭廷亮等也是冤枉的，请求我们救救他们。”^[26]五人小组的另一个成员曹启文也曾私下里对海外访客说：“这一切都是陈诚有计划的阴谋，连他们黄埔系的人看了都表示心寒。”

据说除了上述两份调查报告外，当时还有四份调查报告：一份是“参谋总长”彭孟缉主持的调查报告；一份是“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主持的调查报告；一份是“军法局”局长汪道渊审讯300多名军官的笔录；再一份是“国安局长”郑介民召集各情治首脑成立“孙立人专案小组”的会议记录。但这四份记录都被彭孟缉奉蒋介石的手令全部烧毁。

台湾当局遮遮掩掩的举措更加引起外界的议论纷纷，直到现在仍无定论。孙立人在军中进行串联活动是事实。国民党军队内搞联谊组织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蒋介石本人就是靠黄埔系起家的；孙立人发动兵谏也是事实，近代历史上少壮派军人出于对政局的不满，往往会诉诸武力。二战前，日本就曾爆发过“二·二六兵变”。这些军人未必是要颠覆政府，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清君侧”，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孙立人估计发难之后美国会乐观其成并以中间人的身份保护他们不受惩罚，万一失败，亦可向美国寻求政治避难。因此，由他“领衔”发动兵谏，完全是情理中的事；但说孙立人案中有“共产党因素”，纯属想当然。蒋介石给孙立人扣上一顶红帽子，主要是为堵住美国人的嘴巴。此后，孙立人一再向台湾当局要求“还我公道，还我清白”，主要也就是要摆脱强加在他身上的“匪嫌”，并区分“兵谏”和“叛乱”的定义。

阎锡山“种能洞”读书

国民党在建立之初就是一个阶级成分极为复杂、派系林立的政党，任何一派上台都必然和其他势力发生尖锐的矛盾。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很明白，他要成为国家的“元首”，他要建立独裁政权，就必须扶植嫡系力量，同时削平一切异己分子。败退台湾之前，他在大陆上成功地把中央和地方的，把比他资格老和同辈的，亲密的或疏远的，凡是有碍于他成为独裁者的异己分子，统统搞下了台。败在他手下的有汪精卫、胡汉民，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有张学良、杨虎城，有陈济棠、龙云、刘湘等。

退居台湾后，蒋介石对这些曾经掌握兵权的“老臣”依然放心不下，因此在进行国民党改造的时候就着力将他们挤出决策圈。改造结束后，蒋介石并没有对他们放松警惕，稍有什么风吹草动，轻则撤职，重则放逐，甚至性命不保。阎锡山就是一例。

阎锡山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军阀。1948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太原战役的外围战。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终于登机离开太原，逃往南京。

阎锡山到南京时，国民党政权已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南京也非久留之地，于是阎积极安排自己的退路。他将国防部拨给他的军饷(包括粮食和金圆券)换成现洋和黄金，又命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将该公司在太原的资金和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物资一律变为黄金，尽量外运，以备后用。同时，他把亲属作了安排：将他的继母、儿媳送往台湾，在台北建了阎公馆；把他的四儿子阎志敏及四儿媳裴彬送往美国，又叫他的内弟徐士珙和五儿子阎志惠去日本。

阎锡山知道太原即将不保，以后再也不可能拥兵自重了，所以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拉拢各方要人。他曾多次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面晤，以图博得美国对他的好感及支持。对于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和当上代总统的李宗仁，则利用矛盾，居中调停，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巩固自己的地位。

阎锡山在南京期间，正值国共“和谈”紧张关头。阎对“和谈”持反对态度，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行政院长何应钦把中国共产党于1月14日提出的和谈八项条件交与会者讨论时，他明确表示不能接受。

南京解放后，国民政府迁至广州。不久，行政院长何应钦下台，阎锡山通过各种关系，纵横捭阖，终于当上了行政院长。他就任行政院长后，立即飞往台湾向蒋请示，又飞到桂林对李宗仁敷衍了一番，接着就发表内阁成员名单。新的内阁成员为：副院长朱家骅、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内政部长李汉魂、财政部长徐堪，外交部长胡适(因胡适在美国未到任，由次长叶公超代理)、教育部长杭立武、交通部长端木杰、司法部长张知本、经济部长刘航琛、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至于重要的国防部长一职，则由阎锡山自己兼任。

阎锡山在任行政院长职务上没风光几天，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布置在湘粤交界处的国民党军队毫无斗志，一触即溃。陈赓兵团相继攻克韶关、英德，隆隆的炮声已经逼近了广州。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于8月8日将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接着又搬到成都，最后退到台湾。

阎内阁逃亡台湾，不仅表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失败，而且也宣告了阎锡山本人政坛生涯的结束。本来阎锡山出任行政院就具有双重性。它是蒋介石集团和李宗仁集团权力斗争的副产品。李宗仁的逼宫是打着与中共和谈的旗帜出现的。北平和谈的破裂，和谈代表的留平不返，大陆战场的全面溃败，使李宗仁在国民党营垒中的处境日益困难。阎锡山既不属于蒋介石嫡系中人，又以一贯反共著称。因此，由他出任行政院，恰好成了蒋、李两大集团之间最理想的缓冲人物。这种缓冲作用，决定了阎内阁仅仅是一个看守内阁，它的任务是完成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善后工作。

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失败，李宗仁已成了一个光杆“代总统”，拒绝赴台。此时蒋介石重操权柄已成必然，阎锡山的缓冲作用成为多余。蒋介石虽然在公开场合说：“自三十八年底及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无术，人心迷悯，莫可究极，甚至敌骑未至，疆吏电降，其上崩瓦解之形成，不惟西南沦陷，无法避免，即台湾基地，亦将岌岌欲坠，不可终日。……当此之时，中央政府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由重庆播迁成都，复由成都迁移台湾，继续当年三月为止。政府统绪，赖以不坠者，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但他又如何容得一个在历史上三番五次和自己作对的人继续担任行政院长的要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