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派陈仪接收台湾与“二·二八”事件

陈仪赴台接收

蒋介石派陈仪赴台与后来派陈诚赴台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去收复失地，后者则是准备败退台湾。

早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就定下“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中国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国”。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国民政府设立“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任命陈仪为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负责办理。陈仪的年龄比蒋介石大(188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资格也比蒋介石老，早年(1902)留学日本，孙中山在倡导革命时，陈仪加入光复会，并与徐锡麟、秋瑾、蔡元培、蒋尊簋、蔡锷等结识。辛亥革命期间，浙江第二任都督蒋尊簋邀请陈仪为助手，委以都督府军政司司长，负责后勤后备等事宜。此后陈仪几度仕途变迁，直至1943年调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国防研究院主任与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调动频繁，陈仪安然处之，对工作认真负责，从不稍懈。1944年二战临近尾声，中国战场转入反攻，国民政府开始准备回南京和接收台湾，内定陈仪负责收复台湾的工作，口令他兼任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筹划接管台湾工作。有关接管人员的准备，陈仪主张“必须专业化”，在无人无钱的情况下，他在中央训练团设置了一个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第一期限招收各机关在职人员，经考试合格录取120人，依其专业分为六个组，进行四个月的训练，训练期满回原机关听候召唤。陈仪自兼班主任亲自给学员讲课与交流，极为重视。1945年8月第二期尚未开始，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陈仪在赴台前，向蒋介石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为了保证台湾不受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中、交、农”(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大银行暂不插足台湾，仍运用原来的台湾银行管理金融；第二，接收事宜，概归长官公署统一办理；第三，无须在台湾驻扎重兵。这些建议均得到蒋介石的核许，尤其是对中央银行的挡驾，特由蒋介石面嘱宋子文，才勉强办到。

1945年9月中旬，国民政府空军司令张廷孟先行飞抵台北。按照国民政府发布的“布告”，即“本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政府已答复中美英苏四国接受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三国宣言之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依照规定，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本府即派行政及军事各官吏前来治理。凡我在台人民务须安居乐业，各守秩序，不得惊扰滋事。所有在台日本海陆空军及警察，皆应静候接收，不得逾越常规，残害民众生命财产，并负责维持治安。其行政司法官吏，交通、金融、产业、教育各机关，在本府未派员接收以前，亦应照常奉公，不得破坏毁损，舞弊营私，如敢故违，定予惩办”，开启接收事项。张廷孟飞抵台北后，主张进行调查当地实际情况。陈仪随即设置台湾省前进指挥所，命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任主任，率领40余人与美方博格上校及其所属40余人先行飞往台湾，对于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做实地调查，并通知各有关单位造报人员及财产清册准备交接。10月15日，国民政府直属各机关驻台人员，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警报总司令部人员，由上海乘美国登陆艇横渡台湾海峡，于17日晚上辗转到达台北。第70军也同日到达，士兵多着草鞋，军容欠佳，这与台湾人民想象中取得抗战胜利的军队不同。第70军到达台北后，即分扎台湾各地，由于陈仪的严加督饬，军队风纪尚属良好，军民亦甚相安。陈仪尚未到达台湾，在未举行受降仪式以前，只是由原来的各单位造送应交给接收单位的公文档案、财产目录、职工名册等项。其他各城市如基隆、台中、嘉义、台南、高雄、新竹、宜兰、台东、花莲港及澎湖列岛等地都是如此办理的。台湾的工矿企业遍布全境，机关、学校林立，所有这些单位均由日籍人员把持，工矿企业以及科学研究机关的技术人员中，日籍人员更占多数，当时中方没有如此多的技术人员，接替就成为一个困难问题。为了不使生产停滞，陈仪不得不采取暂缓遣送日籍技术人员回国的措施。

10月24日，陈仪乘飞机抵达台北，先期到台人员到松山机场欢迎，原“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亦到机场迎接。陈仪下机后至休息室小憩片刻，随后在休息室发表就任施政方针讲话。他说：“十年前的今天，我作为福建省主席到过台湾，那次是参观台湾‘始政纪念日’四十周年的博览会。十年后的今天，我又来到台湾，但这次不同了，真是不同了。因为今天台湾又回归祖国了。”“本人此次非为做官而来，而是为台湾的服务而来。一方面为人民谋福利，一方面为国家求建设。”“本人做事及勖勉部属，素来奉行六大信条：一、不撒谎。二、不偷懒。三、不揩油。四、激发荣誉心。五、爱国心。六、责任心。今后仍当依此信念，努力建设新台湾，希望同胞协助！”

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公会堂(同年，接管台湾的国民政府将公会堂更名为“中山堂”)举行受降典礼。上午九时，中方党政军负责人以及台湾知名人士和各县市的代表按时齐集，美方的陆海空军军官以及美国经济考察团的人员也参加了受降典礼。典礼在大厅内举行，大厅正中设有大长桌，上面摆着有关受降文件。中国方面参加典礼人员的座位在大厅的东面，美方参加典礼人员的座位在大厅的西面。典礼开始时，陈仪身着军服，站在长桌后方的正中。片刻，安藤利吉率同他的幕僚长缓步走进大厅，行至陈仪桌前弯身半鞠躬。行礼完毕后，安藤利吉作立正姿势，挺胸垂手，面向陈仪。陈仪开始宣读受降书，念毕，安藤利吉提起毛笔俯身签字后仍站在原处。陈仪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这一极富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向全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随即，司仪员宣告礼成，令安藤利吉退出。当时传说，日本军人曾有“焦土”阴谋，安藤利吉闻讯即召之而告诫曰：“接受投降的是我们陆大前辈陈仪长官，你们千万不可轻举妄动。”日本军人对辈分极为重视，从而避免了一场灾难。大约三个月后，安藤利吉作为战犯解到东京受审。

接着一大堆事情，待陈仪一一加以处理。当时有人把接收时的台湾比作一艘百孔千疮的破舰，对此陈仪说：“难为我们把舵的人，我们不能让这条船沉下去。”他还说：“台湾人民忍受了50年含垢受辱的生活，才光复，我们忍心破坏台湾吗？”

陈仪从入台接收到“二·二八”事件仅一年又几个月时间(从1945年10月到1947年3月)，做了大量的事情。

第一桩事，在台湾实行经济、金融、贸易等政策，做了许多急办的经济事情。一是，当时台湾收复后，虽然物价上涨，但整体上却比大陆稳定，原因是台湾当时有一套互为配合的经济政策，公署掌握有生产、贸易、金融、运输等实际力量。举凡工资、利率的限制，汇率的调整，进出口贸易的管制，都能相互配合。陈仪一接手，马上采取急需办理的措施，即解除日军武装，遣送日侨日俘，在三个月内，除少数日侨外，均遣送完毕；统一接收和处理日产，陈仪是鉴于大陆接收日产的混乱，特规定由公署统一接收，中央各部、院、会派赴台湾接收人员不得单独进行接收，有些日本在台湾留下来的建设项目，不能半途而废，如高雄港在当时已做了四分之三，需要继续建设；原殖民地的金融机构继续营业，台湾银行发行的台湾银行券，继续流通。

二是，陈仪又马上实行事业公营与公地放租两项政策，并实施经济统制，以免大陆经济危机对台湾的影响。关于“事业公营”，陈仪认为：“台湾70％的生产企业，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50年的遗产，是台湾人民的血汗建成的，今天接收回来，应是人民所有，成为人民的企业，不能落在少数人的手中。”当时接收的775个日籍资本控制的企业，出售376个，改组为公营的399个。这些公营企业又分为“国营”、“国省合营”、“省营”和“县市营”四种。按照产业划分，有关石油、铝、钢铁等22个企业划归“国营”，有关电力、配料、造船、机械、糖业、水银等43个企业划归“国省合营”，有关矿山、农林、航运、保险、金融以及土木建筑等306个企业划归“省营”，9个企业划归“县市营”。此外，还有19个企业由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直接经营。陈仪发展公营企业还有一个目的，是以其所得的利润，供作财政开支，替代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关于“公地放租”，是陈仪主张面对接收日人公私土地17.5万公顷(占全省土地面积的73％)，除政府机关实验示范外，其余的实行公地放租，直接租给农民，分三个阶段进行。先是，以本省公有耕地，放租现耕农民，辅导组设合作农场，由分耕分营，逐步进展到合耕合营，以改善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为目标；进而，以公有耕地设立的合作农场为中心，辅导邻近农民，将私有土地普遍组织合作农场，着眼扩大合作范围，利用高技术，以改善经营制度，并健全加工运销组织；再进而，完成全省普遍合作农场的组织，从集体生产、共同消费着眼，发挥高度合作精神，充分提高农民生活水准，建立共有共享的农村社会。

三是，在货币流通上，原拟行使中央银行在上海印制的“中央银行台湾流通券”，后考虑到实际情况，为了避免当时大陆法币恶性膨胀影响台湾经济，决定不使用原拟的“中央银行台湾流通券”，而继续使用“台湾银行券”，订定“台湾银行券”与法币的相互汇率，管制台湾与大陆自由通汇，“四行”不在台湾设分行，到1946年5月台湾银行接收组接收了台湾银行，9月发行台币，仍保持人民手里的一点币值。

四是，实行专卖与统制贸易。这项制度在清朝刘铭传手里创立，日本统治时期加以扩充，陈仪接收后报请中央继续试行：对进出口物资有所限制，不必要的物资不让进口，出口产品也不能让私商个人随便运出，以便使台湾有限的出口产品换成迫切需要的进口物资，如以糖、煤换取肥料、布匹等，以此来掌握物资、平抑物价、协助生产、充裕财政；接收日本“重要物资营团”，改组为贸易局。这样就使台湾的全省财政收入确保了四分之一。陈仪在经济、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措施，遭到省内外许多人的反对：有的反对他公地放租，说日本在台湾占有的大片土地，都是从台湾人民手中掠夺过去的，光复后应归还的土地都在政府手里，这种官僚资本要反对；有的反对专卖贸易政策，说这是与民争利；有的省外资本家反对台湾经济、金融特殊化，说是对他们在台湾活动形成障碍；也有的说公署集中立法、行政、司法，是搞独裁统治，等等。陈仪因此说：“似此阻碍，乃意料中事……如可立足五年，余相信一切事实，均可胜于雄辩矣。”他举王安石变法为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宋神宗向文彦博说，你们士大夫都说王安石变法不好，但是百姓都说好。文彦博答道，陛下为士大夫治天下，而非为百姓治天下，神宗即默然无语。”

第二桩事，促进台湾的国语教育。陈仪有一番十分精辟的话：

台湾经过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文化情况，与各省两样。多数人民说的是日本话，看的是日本文，国语固然不懂，国文一样不通，对于世界与中国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主要工作，是心理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心理工具——语言文字——须先改造。各省所出书籍报纸，因为国文程度的关系，多不适用。台湾的书报，在二三年内，必须另外编印专适用于台湾人的。第一要编的是中小学文史教本(国定本、审定本，全不适用)；第二要编的是中小学教师的参考读本，如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等月刊；第三，为宣传三民主义与政令，须编适于公务员及民众阅读的小册；第四编一般的参考书，如辞典等。这是就台湾的应急工作而言。此外弟常常感觉到中国现在的好书太少了，一个大学生，或者中学教师，要勤求知识，非读外国书不可，不但费钱，而且不便。我常有“译名著五百部”的志愿，我以为必须如以前的翻译佛经一样，将西洋名著翻译五六百部过来，使研究任何一科的学生，有该科一二十本名著可读。其实这工作，并不怎样困难，假如约集通英、德、法、日各种文字的同仁二十位，每人日译二千字，一日可共译四万字，一月可译百余万字，一年可译千余万字，五年可译五千余万字，我的所谓名著五百部的志愿，就可达到。其实这一笔费用，转诸军事费、一般行政费，真是九牛一毛，可是对于促进学术，帮助很大。在中国，却是一种伟大的工作，可与《大藏经》媲美了。为了右面的五种工作，我设想设一编译馆。台湾总督府规模宏大，惜大半被毁于空袭，为留纪念计，拟以三年功夫，把它修复起来，作为台湾省文化馆，其中包括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体育馆，而编译馆亦在其内，含为五馆。该馆直隶长官。教育处旧有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可并入。编制预算，俟兄到后再定。这样的工作，为台湾，为全国，都有意义，望兄化五年功夫来完成。

这一番越读越有意义的话出自陈仪在1946年5月6日写给许寿裳的信，当时是邀请这位教育家来台主持其事。许在6月18日就离京赴沪，25日自沪飞台，27日就起草编译馆组织大纲。7月8日，编译馆筹备处在台北南海街原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挂牌办公，10日长官公署派令(署人字第4623号)任命许寿裳为编译馆馆长，许马上召开新闻记者会，讲述《编译馆的旨趣和工作》，发表《台湾省编译馆的设立》、《台湾省编译事业的拓荒工作》等文，以扩大影响。后因陈仪离职而中断了编译馆的计划，许寿裳也离岗先去台湾大学任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8年2月18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惨死于台北寓所。而陈仪此举意义极大，它是对日本“皇民化”的一项清除工作的开始，是对日后中华文化在岛内的传播与发扬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的拓展。陈仪还对原台湾大学加以充实，设置了师范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农学院等。他常说：“台湾的某些基础比内地好，要建设台湾，忽视扶植和本省的力量是不成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加倍努力。”

第三桩事，在用人上，陈仪有一些合理的做法。接收后的一大块事是需要有人办理的。陈仪对原来认识的一些居住在大陆的台湾人，都一一加以重用，如黄朝琴、游弥坚、李万居、宋斐如、谢东闵、刘启光、苏绍文、林忠等。陈仪到台后，立即通知各处处长迅速物色本省人担任副处长及各层的副职，使他们熟悉政务。台训班的台籍学员也被派往其他省任更高的职务。还有，省训团大量招训本省青年，轮训当地现职公务人员，同时成立了各级民意机构，使本省中上层人士对台湾省政务得以抒发意见。对“异党活动分子”，陈仪是主张放宽政治尺度，决不随便捕人，尤其对本省籍人士更应该开明一些。如果是社会知名人士，告知陈仪的，得以幸免。对青年人，陈仪更是真心诚意的爱护，如当时南京军委会以蒋介石的名义发下极密的快邮代电，说澎湖县教育科长是共产党员，应予法办，陈仪设法要下属一面调动此人工作，一面代陈仪拟一复电说“澎湖教育科长查非其人”。更长远一些，陈仪嘱下草拟《三年自治计划》，打算在1950年实行县、市长和省长民选。计划草成后，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时，本省参议员林献堂、黄国书等闻讯，认为三年时间太长，希望立即实行。陈仪坦率地对他们说，想把台湾的事办好，我内心的着急决不在大家之下，从过去看现在，三年的准备时间，我们即使通力合作，积极努力，也是够紧的了，等到将来回忆今日，决不会嫌太长的。

陈仪对台湾所做的事情，如李敖于40多年后在台湾大学的一次演讲评议说：“陈仪有恩于台湾。”

蒋介石有感于台湾回归祖国后的恢复与发展，在1946年10月“台湾省光复”一周年纪念，带着宋美龄，第一次登岛看台湾。他是万万想不到三年后就败退台湾了，此时他的新内战刚刚开局，陈诚还夸海口说“三个月”就可以解决中共。1946年10月25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台湾省光复一周年纪念告全省同胞书》说：

今天欣逢台湾光复一周年，中正特来参加这一次庆祝大会，与我相别五十年的台省同胞，同聚一堂，共同庆祝光复，使我五十年的宿志得如愿以偿，实在是我平生感到最愉快光荣的一天。我们台湾省自甲午年四月十七日由昏庸的清廷割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后，沦于敌手竟达五十一年之久，在这惨痛的五十一年之中，台湾全省同胞，固然身受日人的压迫，备尝政治上经济上各种虐待不平等的痛苦；我们全国同胞更是时刻关怀这座横遭劫夺的宝岛，以及岛上强被割离的同胞们。我们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即以光复台湾为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国父在台湾失陷的一年，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当时发布宣言，就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的口号；此后我们全国革命党员以及中正本人，无时无刻不本着国父的遗教，努力奋斗，决心湔雪国耻，全力光复台湾。民国二十六年我们举国一致，发动神圣壮烈的对日抗战，于是光复台湾更成为我们革命同志积极争取的目标，所以我在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一日，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中曾经明白地宣布：“台湾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在地势上乃是我们中国安危存亡所关的生命线。中国要讲究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永久的和平，绝对不让我们的台湾永久统治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手中。为要达成我们国民革命、遏止野心国家扰乱东亚之企图，必须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的阴谋，以解放台湾人民为我们的职志，这是总理生前所常对我个人以及一般同志所训示的。总理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使台湾的同胞在政治经济上能够恢复平等自由，使台湾同胞能恢复国家主人翁的地位，才能巩固中华民国的国防，奠定东亚和平的基础。”我们以全国人民的决心和毅力，忍受着无数生命财产的损失和牺牲，对暴日进行坚韧英勇的抗战；到了民国三十二年，我亲赴开罗与英美领袖举行三国会议，决定日本“历由中国所夺取之土地，如台湾、澎湖群岛及东北四省等归还中国”。至是我们失了五十年的台湾已经确定了为我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了。去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事总崩溃，宣告无条件地向我们联合国投降，我国即按预定计划进行接收失土的工作，并得我们盟友美国热心的协助，使一切复员工作都能顺利的完成，而沦陷五十一年的台湾省也就正式归还我国的版图了。

蒋介石又回顾了“自从明末清初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反抗满清，恢复台湾以后，连续的就有唐景松、刘永福、丘逢甲等领导台民抗暴日，都是惊天地而动鬼神的光荣悲壮的史实。而在日人占领时期，本省同胞的抗日运动亦复相继不息，如林大北事件、简大狮事件，都是爱国的革命精神的表现”。对台湾光复后的一年，蒋介石表示：“我依据各方的报告，深知沦陷期间本省同胞所受长期的痛苦，更知作战时期本省同胞亦遭受了不少损失破坏；而光复以后，又因战时破坏的缘故，在复兴建设的工作上，又遇着不少的困难与阻碍”，“凡是合理而有利于台湾复兴建设的事情，中央政府不断的在督促指示长官公署，积极推进”，“我今天可以向全省同胞宣布，中央的爱护台湾，远胜于全国其他任何一省；中央对于台湾建设的重视，也胜于其他省份”。10月27日，蒋介石在观看了台湾接收后各方面恢复的情况后又发表了简短的《巡视台湾发表观感》，认为“此次来台，得见全省复员工作已完成百分之八十，尤其交通与水电事业皆已恢复到战前标准，因此一般经济事业都能迅速恢复，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至以为慰。……台湾的教育已经普及，社会组织亦颇健全，今后的工作，应提高人民的文化与生活水准，尤其要发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使全省同胞人人知道团结与合作的重要，并具有自尊自重的品德，来共同努力建设台湾为中国的模范省”。此后每年，蒋介石都发表“光复台湾”周年纪念，直1974年发表《台湾省光复二十九周年纪念告全省同胞书》。在这一叠“台湾光复”周年纪念书告中，蒋介石的基本调子依然不变：第一，他回顾清廷甲午割让给日本，国土沦丧，台湾同胞受难；第二，国父倡导国民革命，“恢复台湾，振兴中华”；第三，“经十四年的持久抗战，牺牲奋斗，百折不挠，才赢得胜利”，台湾同胞重归祖国的怀抱；第四，随着岁月变迁，蒋介石将“光复”同1949年以后败退台湾要“光复大陆”挂起钩来。从1946年的第一次“光复”书告，到1974年的第二十九次“光复”书告，蒋介石始终将台湾作为一个“省”来纪念。

“二·二八”事件

遗憾的是，台湾“光复”后的各项事业正在展开时，却被不久后所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引入了另外一番议论——“台湾人却恩将仇报，中了蒋介石的宣传，把陈仪丑化”。

所谓“二·二八”事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是1947年2月28日在台北街头发生的一起纯属“民运”的事件。“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台北专卖局缉私人员协同警察干涉违反专卖制度的小贩后，双方发生争执，缉私人员欲把这些人带回局里，而围观看热闹的人都抱不平，群起攻击，缉私人员竟然开枪射杀一人，并乘人群混乱的刹那逃逸。当时有人呼喊围攻专卖局，一呼百应，人群如潮水一般奔赴专卖局，途中焚毁机关汽车一辆。后又奔赴行政长官公署要求面见陈仪。在台北，陈仪为表示他的文治作风，从长官公署的门前直到他的三楼办公室均不设置武装警卫，只设便衣卫士。民众欲夺门而入，公署便衣卫士阻止无效，遂开枪并闭门，结果又死一人。

“二·二八”事件从肇始发展成起义，直接原因是国民党武装的暴行，根本因素是蒋介石的遥控，而陈仪一直是力主政治解决的。事发后的3月4日，陈仪接见人民请愿团体，听取了请愿代表提出的恤死扶伤、依法惩凶、取消专卖制度、给台湾人民重要职务的要求。当时，他就与高等法院院长杨鹏说：“本省人提出了许多要求，我认为可行的，已电告蒋先生。”并与杨鹏讨论了提前实施省、县、市长民选的法律根据等问题。次日，陈仪即发表广播讲话，答应向南京政府建议，把台湾现行的行政长官制改为省长制，县、市长均由民选产生。3月6日，当高雄要塞司令彭孟辑出兵镇压民变之后，陈仪又明确指示台湾问题应由政治途径解决，“着自电到之日起，全部撤兵回营，听候善后解决”。尽管如此，陈仪的实际处境还是非常艰难的。一方面，起义民众因陈仪无力满足要求，声势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台湾的军、警、特根本不听他的。宪兵团团长张慕陶以为，事态已演变到“叛国夺权阶段”，陈仪“犹粉饰太平”，公开表示不满。早在赴台任职时，陈仪就认为台湾不需要驻扎重兵，要求将驻台第70军撤回大陆。台湾光复周年纪念时，蒋介石偕宋美龄飞抵台北，蒋介石问陈仪是否要派军队增防，陈仪回答：“台湾治安以现有军警已足够维持，不必再派军队了。”“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初，陈仪电请蒋介石，只是要求派整编第21师一个加强团回台归建，维持社会秩序。当时，警报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芳面见陈仪急切要求动武，陈仪鉴于事态严重，不能自专，发电向南京蒋介石请示。及至南京发来密电，陈仪阅后久久不说一句话，只指示秘书将电文送交柯远芳。就是这份令谕，才导致了军队对台湾人民的血腥镇压。3月16日，蒋介石指责陈仪“主持台湾政事，不自知其短阙，而唯虚骄粉饰是尚，逼此剧变，犹不引咎自责，可谓太息痛恨也”。可是，当白崇禧率部赴台镇压时，蒋介石又假意面嘱曰：“公洽人是极好的，办事认真，忠诚勤劳，此次事变，或许是出于操之过急。”当白崇禧将话转告陈仪时，陈仪苦笑一声，顿有一种被人玩于股掌之间的耻辱感。

关于“二·二八”事件，留下一大批档案资料，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印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就有一个专题，即“台湾光复情况与二·二八事件”，其中“二·二八”事件有近250页的27份档案资料。陈仪对“二·二八”事件有四次广播词(3月1日、3月2日、3月6日和3月10日)、两次“告民众书”(3月10日、3月26日)和一次“告驻台官员书”(3月16日)。在一次广播中，陈仪说道：

台北市在前天晚上二十七号夜里，因查缉私烟误伤了人命。这件事我已经处置了，缉私烟误伤人命的人，已交法院严格讯办，处以适当的罪刑。一个被打伤的女人，伤势并不重，但我已经为她诊疗，并给以安慰的钱。一个因伤死亡的人，我已经很厚的抚恤他了。这件事的处理，我想你们应可满意的。昨天发生暴动的情形，人员有被打死的，房屋和物件有被烧毁的，损失很大。这实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政府为保护人民，维护秩序，不得不施行戒严。今天省参议员、市参议员、国大代表、参政员等，请求我解除戒严。你们要晓得，戒严是结果，不是原因，因为有了暴动的原因，才有戒严的结果，如果暴动不再发生，戒严自无必要。参议员们的要求非常恳切，我已答应他们，自今晚十二时起，解除戒严。不过解除戒严以后，必须维持地方秩序，社会安宁。集会游行，暂时停止。罢工、罢课、罢市、殴人及其他妨碍公安的举动，不准发生。至于昨天参加暴动而逮捕的人，我晓得其中亦有胁从的，随声附和的。参议员们请求释放，我亦答应他们，但这批人里面，难免其中没有很坏的人，释放时，邻里长须负责具保。还有一件事情，即是参议员们愿派代表与政府合组委员会，来处理这次暴动的事情，我也答应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可告诉委员会转达给我。我知道大多数的台湾同胞，是守法而安分的，希望你们今后要信任政府，与政府合作，自动自发的维持治安，严守秩序，恢复二十七日以前的情形。这是属于本省同胞的名誉，希望你们特别注意，切实实行。

接着陈仪的广播与书告，均为事态进一步发展而所作的解释与许诺。3月10日，蒋介石在中枢国父纪念周上发表了“报告词”。“报告词”中说：

此次台湾不幸事件之起因，各报都已刊载，不为详述。缘自去年收复台湾以后，中央以台湾地方秩序良好，故未多派正规军队驻扎，地方治安，悉由宪警维持。一年来台湾农工商各界同胞，原有守法精神与拥护中央精诚之表示，其爱国自爱之精神，实不亚于任何省份之同胞。惟最近竟有昔被日本征兵、调往南洋一带作战之台人，其中一部分为共产党员，乃借此次专卖局取缔摊贩，乘机煽惑造成暴动，并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中央以宪政即将实施，而且台湾行政本应早复常规，故凡宪法规定地方政府应有之权限，中央尽可授予地方提前实施。陈长官秉承中央指示，已公开宣布定期改设省政府，取消长官公署，并允于一定期限内，实施县长民选，全台同胞，对此皆表示欢迎，极愿接受。故此次不幸事件，本已可告一段落。不料上星期五(七日)，该省所谓“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突提出无理要求，取缔台湾警备司令部，缴卸武器，由该会保管，并要求台湾陆海空皆由台湾人充任。此种要求，已逾越地方之范围，中央自不能承认。而且昨日又有袭击机关等不法行动，相继发生，故中央已决派军队赴台维持当地治安。据报所派部队，昨日又在基隆安全登陆，秩序亦佳，深信不久当可恢复常态。同时并将派遣大员赴台，协助陈长官处理事件。本人并已严电留台军政人员，静候中央处理，不得采取报复行动，以期全台同胞亲爱团结，互助合作。务希台省同胞深明大义，严守纪律。勿为奸党所利用，勿为日人所窃笑，冥行盲动，害国自害。切望明顺逆辨利害，彻底觉悟，自动的取消非法组织，恢复地方秩序，俾全台省同胞皆得早日安居乐业，以完成新台湾之建设，始能无负于全国同胞五十年来为光复台湾而忍痛牺牲，艰苦奋斗。

3月17至28日，白崇禧对台湾省“二·二八”惨案广播词及训词有七份(3月17日对全省广播词、20日对台北市各机关人员训词、22日在台中对全省同胞广播词、26日对本省高山同胞广播词、27日对台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训词、同一天对全国广播词、28日对台湾省参议员等训词)。白崇禧此次是奉蒋介石令率部队赴台处理的，白在广播词中一开头就说“本席奉蒋主席的命令，宣慰台湾，除对此次遇难同胞，代表宣慰外，并对‘二·二八’事件权宜处理”。3月24日，陈仪又专门给张群、陈布雷一份电文，说及“此事‘元首’蒸(十)日在纪念周中，已有定评。其原因，实有台人受日本奴化太深，思想中毒，平时御用绅士未受惩治，报纸恶性诋毁未予严格取缔。弟失之甚宽，致启狡谋”。陈仪还详尽地叙述了此次事件的情况。就是那个许多文字提及的“一个被打伤的女人”即林江迈也有一份“口供”材料。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揭露陈仪行为的，如说陈仪是“台湾的土皇帝”，“把台湾搞得乱七八糟”，“是军阀余孽，孙传芳的走狗，国民革命的敌人，法西斯的迷信者，典型的亲日派，无耻的官僚”；更有甚者，在1947年4月1日打着“台湾旅宁沪七团体”的名义，“控诉陈仪在二二八后不顾中央威信大举屠杀五万以上无辜民众”。

关于“二·二八”事件，时至今日，仍是一个尚未了结的历史“案”。已经到21世纪的头十年了，2010年2月28日，台湾的马英九还是在上午去台南“二·二八”纪念公园主持纪念仪式，向当年受难者及其家属表示道歉，他是代表国民党，也代表台湾当局去“道歉”的。马英九称台湾是民主社会，只要民意代表及媒体持续监督政府，相信“二·二八”事件一定不会再发生。他希望“二·二八”事件成为推动台湾进步的力量。而绿营还步步紧逼。蔡英文(民进党的头头)针对台高中拟增“中国史”一事，表示：“二·二八”事件至今仍留下两道伤口，一是当时统治者对人民的迫害；二是没有看到统治者的反省，甚至还意图隐瞒、扭曲这段历史。蔡英文还说，二次政党轮替后，看不到国民党的反省，甚至加强其威权性，还想加重历史教科书的中国史比重，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正重复“二·二八”当时的失败统治。

怎么来评论“二·二八”事件呢？“二·二八”事件由于受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制约，真相难明。很显然，蒋介石在讲话中就涉及什么“其中一部分为共产党员，乃借此次专卖局取缔摊贩，乘机煽惑，造成暴乱，并提出改革政治之要求”。同样的，中共将此次事件定为反对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的事件，并列于“五·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这样一来，就将此事件中的“台独”思潮与活动给忽视了。此后，此事件就成为岛内“台民与外省人”、“族群”乃至“蓝绿”的争斗工具，也成为解决两岸问题的一项思想负担，成为台湾情结的一个砝码。当年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及“此实不测之变，虽以军队调离台湾为主因，然亦人事不臧，公侠(即陈仪)疏忽无智所致也”，“台湾群众为反对纸烟专卖等起而仇杀内地各省在台之同胞，暴动地区已经扩大，以军队调离台湾是亦一重要原因也”。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正忙着部署陕北、山东等地战事，并未太过关注台湾，而是与胡宗南联系密切，且认为“剿讨延安时机已熟，不能再缓”。直至事件发生一周后才发觉问题严重，尤其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见蒋，“谈其驻台领事急电，要求其派机接其眷属离台”，蒋介石在3月6日日记中自承“苦心焦虑不知所极。故本月多为处理台变忙碌也”，并批评陈仪“未能及时报告，粉饰太平，及至祸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3月7日，蒋介石续批陈仪，“不事先预防又不实报，及至事态燎原乃始求援，可叹！”同时作出派兵平乱的决定，日记写道：“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此时‘共匪’组织尚未深入或易为力。惟无精兵可派，甚为顾虑。”次日，他召见了二十一师师长刘雨卿，指示对台湾注意的各点及方针。3月9日，二十一师基隆上岸，蒋介石多次亲笔手谕，“不可报复”，“从宽处理”，在日记上记载台民“畏威而不怀德”，善后工作“惟有怀柔以稳”。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第三度批评陈仪“不自知其短缺使余处理为难”。同时他在弭平“二·二八”事件后总结，“新复之地与边省全靠兵力维持也”。从蒋介石日记可以明了，“二·二八”事件是历史大环境造成，事件起因复杂，开端是因取缔私烟的手法不当，其后更涉及本省及外省群众文化冲突，语言隔阂、民变反抗，致使国民党采取强势镇压手段，不讨论日本统治50年对台湾的影响、中国大陆发展的状况及陈仪的政策。而“台独”分子却将“二·二八”事件采取政治操作、指鹿为马，用简化、呆板的推论，为诸多去蒋化、仇恨、挑拨族群作为理论基础。关于陈仪的责任，李敖在《将军坟》一文中说了一番很中肯的话：“陈仪有恩于台湾，但台湾人却恩将仇报，中了蒋介石的宣传，把陈仪丑化，这是不对的。”关于“二·二八”死亡人数，说是有数万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一个“民运”事件，竟然被杀害的有数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事件中少有的。把死亡数字说得越大，就会闹得越凶，相当一段时间，民进党把它作为一个铁证，来痛斥国民党，把账挂到蒋介石的头上，甚至挂到“大陆”、“外省人”的头上，以此来结下这个“省籍”的案，来增添“台独”的砝码。(笔者最近有幸几次访谈台湾“中研院”院士、台湾大学教授胡佛，他还提供了书面的文字，我们觉得是可信的。)胡佛教授认为：“‘二·二八’发生后，蒋介石曾派当时国防部长白崇禧和闽浙台监察委员(后曾任考试院长)杨亮功来台进行调查，事后皆有书面报告，对‘二·二八’死亡人数有清楚记载。白崇禧来台安抚民众情绪，从南到北拜访许多绅士，查问整个‘二·二八’的情形，包括死亡数字。”胡佛指出：“白在报告里头有提到这数字的问题，每个地区死多少、外省人死多少、台湾人死多少，都有统计，并报到中央，所以官方有数字。根据白崇禧的报告，‘二·二八’死亡总计一千八百六十人，包含军警与台籍人士。还有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是杨亮功的报告，他与何汉文联名提交的《调查‘二·二八’事件报告》与《台湾善后办法建议案》中提到：军警死伤比台湾人严重，外省人死五十七人、伤一千三百六十四人、失踪十人；本省人暴徒被击毙四十三人、俘获八十五人、自新者三千零二十三人。”胡佛还指出：“杨是正直的读书人，其对‘二·二八’及死伤情形的报告应可信。”胡佛综合白、杨等第一手报告发现，台湾一般说“二·二八”死伤好几万，“绝对没那么多，这是完全夸大！”

事后，陈仪引咎辞职，由魏道明接任台湾省主席，各厅厅长则由台湾人接任。陈仪免职后闲居上海，读到地下刊物《文萃》上登载的《台湾真相》一文，无限感慨地对友人说：“共产党有是有非，责任分明。国民党和老蒋无是无非，自己犯下滔天的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涂抹。”到了1948年3月，蒋介石面对时局，再三斟酌，还是用“家长制”的办法，起用“党国元老”，让老资格去看家为好，起用陈仪为浙江省主席。尽管陈仪再三恳辞，蒋介石执意，宋美龄、陈立夫一旁好言好语相劝，宋美龄说：“万望公洽先生看在老朋友分上，助一臂之力，共渡难关。”最后陈仪受命于再度主浙。后来陈仪起用原来的学生汤恩伯，最终被汤出卖而被蒋介石杀害，那是后来的事，这里就不赘述，不过陈仪被害后，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为解脱‘二·二八’事件的罪责，树立民主形象，借陈仪之头以泄民愤。”

二　调陈诚赴台准备后事

陈诚赴台准备后事

在“二·二八”事变之前，蒋介石已经在大陆发动了新的大规模的全面内战。这场内战打到第三个年头，前景却日见暗淡。1948年12月的一天，蒋介石忽然想起抗战在重庆时曾遇一异人，告诉自己要“胜不离川，败不离湾”。这个湾，应该就是台湾，而今大陆上国民党军队丧失了长江以北的地区，长江防线又危在旦夕，大陆几成不能久留之地，莫非是天意让他去台湾？想到这儿，蒋介石苦笑了一下，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前途渺茫，因此早已做好脱身准备。第一招是以退为进，暂时引退，把烂摊子交给李宗仁去收拾；第二招则是准备经营台湾，作不测之备。^[1]

不久，蒋介石公布《元旦文告》，内言“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明白说出了想引退让李宗仁接班的意思。同时他召见李宗仁说：“就目前局势来看，我不能再干下去了。”李宗仁照例又劝说一番，蒋介石点头说：“德邻，你不用说了，我走开以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你不易接手。我的想法是想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德邻，你看如何？”

李宗仁也明白此举意味着什么，陈诚是蒋介石嫡系的嫡系，任命他为台湾省主席，说明蒋介石已在悄悄准备后路了。李宗仁不由暗暗摇头，不过满朝都是蒋介石的亲信，自己也不能有所作为，让陈诚去台湾正可以减少一个不肯听命于自己的刺头，未尝不可，一念至此，于是回答说：“我同意总统的任命。”

蒋介石微微一笑，谈话即告结束。待李宗仁走后，蒋介石又叫陈诚进休息室谈话。身材矮小的陈诚一进门就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他是浙江青田人，一直追随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任校长办公厅中尉官佐，成为蒋的心腹。他在黄埔系中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本人，时任参谋总长。蒋介石对陈诚总是十分随和，停了一会，说：“近来时局不稳，我想让你到台湾去接替魏道明，台湾是个好地方，你要用心经营啊！”陈诚一听，并不吃惊，他明白蒋介石的苦心，此时蒋介石把台湾交给他去经营，乃是作不测之备，于是表态：“校长，我将全力以赴。”蒋介石又说：“辞修，这段时间，舆论对你很不利，你暂且辞去参谋总长职务，以养病为由先去台湾，过段时间就会有任命下达。”陈诚点头不已，自从他以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而丢失东北后，南京、上海一带的东北籍官员就有“杀陈诚谢天下”的舆论。蒋介石既已说得这么明白，他也就不再说什么，告退回去准备。不久，陈诚即以养病为由到了台湾。

12月24日，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手拿一份白崇禧发的通电给蒋介石，上面写道：

蒋介石看到此，明白李(宗仁)白(崇禧)这是要“逼宫”了。正在这时，张群又匆匆进来说：“程潜刚才发来通电，要求总统下野，以利和谈。”蒋介石沉思了一会，回头对吴忠信说：“立即发表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任命。”刚进入1949年又任命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让他总揽台湾的军政大权，并迁置一批国民党中上层军政人员和行政单位，为退台作事前准备。这时，前主席魏道明一点准备都没有，而陈诚却已接令从草山迁入了台北，5日开始就职视事，行动异常迅速。1月11日，蒋介石电示陈诚“治台方针”六条，即：

一、多方引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之人士，参加政府。二、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三、揽人心，安定地方。四、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操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切速效，亦不为多订计划，总以脚踏实地，实心实力实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五、每日特别注重各种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与个人主观。六、勤求已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致今日失败之大过，望共勉之。^[2]

1月18日，蒋介石正式下野，回奉化溪口遥控，并下令修建定海机场，准备万不得已从定海飞台。

1949年刚刚开始，蒋介石完全进入“危急存亡之秋”。蒋经国大陆期间最后一部日记中“元旦”这一天这样记述：

今天是中华民国诞生三十八周年纪念日，又是元旦，我们住在首都南京，此龙盘虎踞之地，已临着兵火的边缘。早起，晨光曦微，空庭犹寂，仅市区远处传来爆竹声。我之第一件事，是向父亲恭贺新年。十时，侍父至紫金山谒总理陵，复至基督凯歌堂默祷。父亲近曾缜密考虑引退问题，盖以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之下，必须放得下，提得起，抛弃腐朽，另起炉灶，排除万难，争取新生。上年十一月末起，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徐蚌会战失败，黄伯韬将军……殉国，我军全部撤离徐州。十二月下旬，行政院长及各政务委员，又因币制改革而总辞，全国阢陧不安。共军除军事威胁外，更扩大其心战与统战之攻势。一般丧失斗志的将领及寡廉无耻的官僚政客，或准备逃往避祸，或准备靠拢投降，或传播共党“和谈”烟幕。一般善良同胞，亦误于共党的宣传，希望停战言和，休养生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般人精神既已趋于崩溃，父亲乃有引退图新，重定革命基础之考虑。父亲对其引退后可能发生之情势，曾作如下之分析与判断：(一)共军南下，渡江进攻京沪。(二)共军陈兵江北，迫李宗仁等组织联合政府，受共党操纵，并派兵进驻南京。(三)暂停军事攻势，而用政治方法瓦解南京，然后各个宰割，不战而占据全国。(四)李当政后，撤换各地方军政要员，或由共党加以收买，使彼等屈服投降。(五)对父亲个人极端污蔑、诋毁、诽谤、侮辱，使无立足余地，不复能为反共救国革命领导中心。(六)李为共军所逼，放弃南京，以迁都广州为名，割据两广，系图自保。(七)美国对华政策，暂取静观态度，停止援助。(八)俄帝积极援共，补充其军费，建立其空军，使我南方各省军政在威胁之下，完全崩溃，无法抵抗。父亲又对其个人之进退出处，作如下之分析：(一)进之原因：甲、勉强支持危局，维系统一局势。乙、等待国际形势之转变。丙、静观共党内部之变化。(二)退之原因：甲、党政军积重难，非退无法彻底整顿与改造。乙、打破半死不活之环境。丙、另起炉灶，重定革命基础。父亲作此对局势与其进退之分析，一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进固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退亦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其奋斗方法虽不同，而奋斗之目标则一。故此时考虑引退，并非欲在恶劣环境之下脱卸革命的仔肩，逃避自己的责任，而是要“另起炉灶，重建革命基础”也。父亲虽在原则上决定引退，但仍须考虑引退之技术、方式，以及时间等问题。盖引退必须出之主动，且不过于突然，否则将打击士气，震撼人心，更不利于国家及军事矣。

撤运国库黄金和故宫国宝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退台的一项重大计划上同蒋经国密谋，撤运国库黄金和故宫国宝。

在撤运国库黄金上，说法不一。从当时财政部长徐堪给蒋介石的统计清单中显示，从1948年12月4日至1949年8月底，“国府”从大陆和美国运送了2949970两纯金到台湾。并先后拨付总计1026000两纯金给台湾银行，主要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基金。也一并拨付了125000两黄金给东南军队长官公署，共拨付给台湾1151000两黄金。可以肯定的是，这笔资金促使了台湾金融、财政从战火废墟及艰难困苦的岁月中获得复兴与崛起。另外一种说法，从吴富庆(1949年间任“国府”军费总监、联勤总司令部预算财务署中将署长)之子吴兴镛在《黄金档案：国府黄金运台1949》中指出，“国府”从大陆托运到台湾的黄金总数量是350万两。而金银钞票总数是多少？按吴兴镛在书中的统计数字，则极为庞大：如以纯黄金计，运台约有400万两。另有约各相当200万两金子的纯银及美元(当时的美元汇率为35元/1两黄金)，加起来就接近800万两黄金。而这笔黄金，相当于当时中国15年开采黄金的数量总额。除上述徐堪、吴兴镛的说法外，还有三种说法：一种是说1948年蒋介石将国库黄金260万两从上海偷偷转移到台北，这是第一批运走的资产。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政府的战备军费的支援，蒋介石决定把国库中剩余的黄金——“国币”金元券的准备金主要部分悉数抽走；第二种说法出自海关总税务司李度之口，说1948年末“国府”用海关缉私舰装运80多吨黄金与120多吨白银到台湾；第三种是吴嵩庆的机要秘书詹特芳透露的，说运往台湾的金钞数目为美元8000万元、黄金92.4万两、银元3000万元。总而言之，数字很难确定。

按1990年1月8日《人民日报》一个历史资料报道称：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先后三批实际运去台湾的黄金共277.5万两、银元1520万元。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及数为：金钞共值3亿5000万美元，库存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在5亿美元上下。中央银行1949年12月的报告数为：库存黄金为395万两，白银1136万两，银元398万多元。

在运往台湾的国宝中，比较确切的也有这样三批：第一批为故宫博物院320箱，中央博物院212箱，中央图书馆60箱，中央研究院120箱，外交部60箱，共计700多箱；第二批为故宫博物院1680箱，中央博物院460箱，中央图书馆462箱，北平图书馆18箱，中央研究院856箱，共计3500多箱；第三批为故宫博物院972箱，中央博物院154箱，中央图书馆122箱，共计1200多箱。综上，蒋介石从大陆运往台湾的文物(包括图书)总计为5496箱。其中有一大批无价之宝。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就是那个时候从大陆运过去的。如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为中国古代十大名画之一，现一分为二，较小的一段得名《剩山图》，藏于浙江省博物馆；一长段为《无用师卷》，则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再说到蒋介石撤台的问题，其实美国并不希望蒋介石退到台湾去，他们看中了台湾的战略位置，更愿意把台湾扶持成一种既非共产党、也非蒋介石控制的地方政府，以便能有效地使台湾真正成为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时美国有一个“NSC37-5”号文件的对台方案，该文件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扼要综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有关司局、陆海空三军、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的意见。第二部分是结论，包括七点意见：(1)国务院应加强其与台湾的联系，应尽快拟订派员赴台的具体计划；(2)美国该官员抵台后，应按照“NSC37-2”号文件精神与台湾长官联系；(3)在获取台湾长官对美国的“保证”后，美国代表可向台湾方面表露“美国政府准备向台湾提供经济援助”，以帮助台湾发展“自立自给”的经济；(4)在获取台湾方面上述保证后，美国可着手安排美驻华经济合作管理组派员赴台，进行勘察；(5)美驻华经济合作管理组随后向国务卿提供关于对台援助的总体计划；(6)在开始阶段，应“千方百计尽量少暴露美国官方在台活动”，同时“不遗余力地阻止大陆难民进入台湾”；(7)原拟议中的美国小规模舰队现将“不予驻扎”台湾港口，以配合美国上述政治和经济措施的执行。^[3]于是，美国试图策动陈诚“自立”。2月14日，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莫成德^[4]秘密由南京飞往台北，前去游说陈诚。

陈诚见了莫成德后，得知了美国的主要意图及其条件：(1)台湾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分离，在经贸上与共产党分离，美国每年提供2500万美元援助。(2)美国为造成既成事实，联合印度、澳大利亚等出兵占领台湾，实行国际托管。(3)蒋介石来台以政治避难身份相待。(4)亲美派孙立人将军应参加政府。对于这些条件，最令陈诚感兴趣的是美国的经济援助，于是他隐晦地接受了美国的条件。但他知道，一旦蒋介石来台，他不可能拒绝，毕竟他追随蒋介石20年，于情于理都无法满足美国的条件。

美国当然也考虑到了这一层，于是又做孙立人的工作。孙立人曾留学美国，回国抗战立战功，升任师长、军长，赴台后任编练司令员新兵训练。美国通过代总统李宗仁，想由李宗仁任命孙立人为台湾省政府主席，换掉陈诚。但李宗仁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证，根本没有人事权。此事一拖再拖，结果反而让陈诚和蒋介石得到了信息，于是蒋介石在溪口召见孙立人，态度亲切得让孙立人受宠若惊。孙立人自以为出任台湾有望，哪料此后全无下文。

不过，蒋介石从此对陈诚和孙立人生了忌心，因此在上海失守后，不敢直飞台湾，而是带了蒋经国由上海到定海。当蒋介石离开他的老家浙江，也就是离开大陆时的心境，《魂断武岭》一书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蒋介石这才无精打采地乘上了竹筏。他站在竹筏上不住地叹息。竹筏已经离开海滨好远了，他还是站在原地，频频回头怅望这家乡的土地、山峦、港湾、农舍……这时，正好是夕阳西下的时分，如火如血的晚霞泼在象山港上，港湾闪着黄澄澄的波光，蒋介石的一条孤筏就笼罩在这片黄晕里，慢慢向“太康”号军舰靠近。

蒋介石住在“太康”号兵舰的舰长室舱内，从圆形的舷窗中望着象山港两岸的群山，笼罩在一片灰濛濛的烟雾之中，不由地心中感到茫茫然，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感。

在此前，蒋介石在引退奉化溪口时有一次退台前的满腔悲凉的所谓“巡视”。1949年1月28日是我国的传统春节，蒋介石特地从宁波邀请戏班到溪口蒋氏家祠演戏，他举杯宴请乡亲好友。春节过后，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和孙儿孙女专程到葛竹外婆家扫墓探亲。晚上，在其表弟王振南的小洋房里住了一夜，给村里每户人家分了一份在宁波大有南货店做的“对开馒头”。这次蒋介石还与他的舅父相叙。告别葛竹，蒋经国还到岩头外婆家扫墓辞亲。后来在清明节那天，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前去祭扫蒋母墓。蒋介石在墓前躬身下拜，老泪横流。节后几天，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到三岭村祭拜祖宗墓，在墓前拍了全家照，又进祠堂拜了神位。此后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到宁波南郊的柳草庵，祭扫了柳草庵边的蒋姓祖坟；还到宁波东乡的小盘山，祭扫了弥陀寺旁的溪口蒋氏始祖“摩诃太公”蒋宗霸的坟。蒋介石如此一一拜别蒋氏祖坟，他内心是预料此后就没机会了。直到1949年4月25日上午，蒋氏父子乘剡溪渡船到达溪南，在新砌的石口上岸缓缓步行，遥望对岸祖居，难舍难割。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天的活动与感受：

昨日妻儿走了，傍晚到丰镐房家中探望，冷落非常，触景伤怀。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必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一息尚存，誓必重回故土！下午三时拜别祖堂，离开故里，乘车至方门附近海边，再步行至象山口岸登舰，何时重返家园，殊难逆料矣。^[5]

1949年5月17日，蒋介石在舟山(定海)致电陈诚，说他即将飞台。但陈诚在24小时内未有复电，蒋介石想起陈诚曾与美国人接触，不由狐疑不定。虽然他对陈诚的忠心很清楚，但此多事之秋，任何人都不一定靠得住。蒋介石只好改从高雄登陆，(今天在高雄的中山大学内还设有蒋介石当年住过的一间“纪念室”，还专门陈列着当年蒋介石在南京坐过的小汽车。)因为当时高雄并不是陈诚的势力范围。一上陆，蒋介石对前来迎接的孙立人、彭孟缉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我在此地安全吗？”孙立人连忙回答：“有我们保护，绝对安全。”

6月24日，蒋介石在离台北以北13公里的草山定居，并将其改名为“阳明山”，将其别墅命名为“士林”。此后，蒋介石一面遥控大陆上的垂死扎挣，一面在台湾开张有关市面。

三　内外再挣扎一番

急访菲律宾、韩国

为了拉拢一些东南亚反共国家，组成“反共同盟”，蒋介石急急忙忙访问了菲律宾和韩国。

1949年7月10日，蒋介石带了王世杰、黄少谷，张其昀、沈昌焕等，从台北到菲律宾碧瑶，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会谈，讨论组织“远东反共同盟”及一旦台湾失守在菲律宾成立流亡政府等问题。

11日，会谈结束后发表了蒋介石与季里诺的联合声明。声明中，蒋介石说：

在过去二日中，余等曾就有关中、菲合作问题及有关远东国家之问题，详细讨论，彼此意见十分融洽，此余两人所深引为欣快者也。

在上项讨论之中，余等均认为中、菲两国之关系应予以加强，并应由两国政府立即采取切实步骤，以加强中、菲经济互助与文化合作。

余等对于远东国家为保障其社会安定与国家安全所亟需之相互配合的发展，亦曾详细讨论。余等鉴于已往远东国家之彼此联系合作未臻密切，又鉴于远东国家之自由与独立，现正遭受共产势力严重威胁。余等认为远东国家应即成立联盟，加强其合作与互助，以反抗并消除此种威胁。余等并认为凡准备参加远东联盟之国家，应即遣派有全权之代表，组成筹备会议以制订本联盟之具体组织。

余等并盼望其他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对于本联盟之最高目的，将来亦皆能起而响应。^[6]

因为这个时候蒋介石已宣布“下野”，名义上李宗仁是总统，所以蒋介石与季里诺表态此声明时，蒋介石又加了一个所谓“附带声明”，说：他这次赴菲律宾访问“系以私人资格应菲总统之邀请与之会晤，但将以国民党总裁之资格尽力促请中国政府采取步骤，支持上述联合声明中所列举之协议”。

下一站蒋介石要访问韩国，于是在菲律宾碧瑶，又给韩国总统李承晚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了他在菲律宾的活动情况并征求李承晚的意见。

连日中正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晤商，彼此均认为远东国家应成立一种联盟，以增进远东国家之合作，抵抗共产势力之威胁，并认为远东国家准备参加此联盟者，其政府应于最短期内派遣全权之代表，组成筹备会议，以制订此联盟之具体组织，此项联盟将来或可逐渐使其他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加入，但在目前，即令仅有菲、韩及中国等三五国家亦尽可先行组成。以上意见，中正及菲律宾总统均盼阁下惠予赞同，又此事中正认为以由菲律宾总统发起为宜，尊意如何？统盼电复。^[7]

8月6日，蒋介石赴韩国访问。从6日下午开始至8日上午，蒋介石同李承晚与韩国军政要员进行会谈，涉及“联盟”事宜，并于8日在韩国镇海发表联合声明。

蒋介石在声明中说：

吾人在韩国镇海会谈计两日，就亚洲各国或太平洋各国组织联盟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兹特宣布吾人会谈之结果，已获得如次之协：

吾人均承认与人类自由及国独立不相容之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必须予以消灭。而且欲制止此共同威胁，吾人固须各自尽力，而同时必须联合奋斗。吾人之安全，祗有团结始能确保，吾人深觉太平洋各国，尤其是远东各国，今由于国际共产主义之威胁，所遭遇之危机，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均为严重。所以，上述各国之需要团结与需要行动一致，亦较世界任何其他部分为迫切。吾人坚决相信，如果亚洲沉沦，则世界决不能自由，而且整个人类，决不能听其一半获得自由，而一半则为奴隶。基于以上所述，吾人对于季里诺总统暨蒋总裁于本年七月十二日在碧瑶所发联合声明中，关于联盟之主张，完全表示同意。吾人更进而同意，应请菲律宾总统采取一切必须步骤，以促上述联盟之实现。

末了，蒋介石与李承晚在联合声明中提出建议：“为此吾人现在敦促季里诺于最短期间，在碧瑶召集一预备会议，以拟订关于联盟之各项具体办法。”^[8]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蒋介石在“碧瑶会谈”和“镇海会谈”中所鼓噪的“远东反共同盟”尚未展开阵脚，便偃旗息鼓了。

西南挣扎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时在溪口幕后指挥最后挣扎的三盘棋：一是在京、沪、杭再拼一番，结局是惨败；二是退守西南；三是在沿海再挣扎一下。最后实在不行，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即彻底退到台湾。金门一仗，蒋介石总以为他是有力量作最后挣扎的。他幻想在成都平原坚守六个月，就可赢得美国出兵支援，也就会致使苏联出兵支持中共，从而诱出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他不但否定胡宗南提出的建议，即迅速撤往西昌再转滇越边境，而下令要打一个“川西会战”。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由台湾飞往重庆，企图变幻想为现实。事先，11日这一天，蒋介石找了国民党“四元老”之一吴稚晖，谈及他赴四川的打算。吴对此“甚表赞成”，并对蒋说：“万不可使李宗仁脱卸其政治上应负之责任。”蒋经国对此评论说：“老成谋国，令人折服。”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又接到阎锡山(当时任行政院院长)来函说：“渝东、黔东军事虽有布置，尚无把握，非钧座莅渝，难期挽救。”阎锡山又电告说：“今日政务委员会决议，一致请钧座早日莅渝。”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李德邻由滇直回桂林而不返重庆，在此贵阳危急，川东陷落，重庆垂危之际，政府岂能无主。党国存亡系此俄顷，不问李之心理如何，余为革命历史及民族人格计，实不能不顺从众意，决心飞渝，竭尽人事，明知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至于生死存亡，尚复容计乎？乃决心飞渝，尚期李能彻悟回头也。”蒋介石飞重庆的前一天(13日)，陈立夫(当时的立法院副院长)联合了70名“立法委员”(均系国民党员)，从重庆给在台的蒋介石电陈，要蒋不要等李宗仁返渝，看样子李是不返渝了，名义是什么“拟赴各地巡视，以激励士气民心”。这个时候的战局，按蒋经国的说法是“川、黔战局日趋严重，大祸迫在眉睫”。这一天夜里，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德邻飞桂后，闪避不回重庆行都，整个政府形同瓦解，军民惶惑，国难已至最后关头。不管李之心理如何，余不能不先飞渝，主持残局，明知其挽救无望，但尽我革命职责，求其心之所安也。”

蒋介石是14日上午11时由台北松山机场起飞，下午4时15分到达重庆。当时重庆的景象，依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中所说，“充满了恐慌、惊怖和死寂的空气”。

蒋介石是怎样在西南再挣扎一番的呢？

第一，他一到重庆，还是设法想把李宗仁叫到西南。他一面打电报给李宗仁：“迭承吾兄电嘱来渝，共扶危局，昨闻贵阳危急，川东告紧，故特于本日来渝，望兄即行返渝，共商一切。”另一面打电报给白崇禧：“昨闻贵阳垂危，川东吃紧，已于本日飞渝，甚望德邻即日飞渝，策划全局；请兄力催命驾。”结果是李宗仁根本不理蒋介石。到了20日，蒋介石召集党政干会商，再电告白崇禧陪李宗仁来渝，结果是白崇禧来了，下午见到蒋介石时说李宗仁已于今天上午飞往香港。李是以“赴美治疗胃疾”为由，由桂林去香港的。蒋介石很生气，大骂李“置党国存在于不顾”，“实卑劣无耻极矣”。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中说：“李宗仁在发表之宣言与私函中，对其职权并无交代，仅藉‘胃病复发’为由，仍以‘国家元首’名义‘出国就医’，此次陷国家行政于紊乱状态，其个人之信誉与人格，亦扫地以尽，是诚何心？”到了第二天(21日)，蒋介石仍不死心，再找白崇禧，说自己决不于此时“复行视事”，为恐李宗仁在海外丢丑，要李宗仁马上回渝，待当面商定对内对外大计后，再可出国。同时，蒋介石又把话拖一个尾巴，即现在由行政院长代行总统职权，以符宪法规定。为表明“诚心”，蒋介石又派居觉生、朱骝先、洪兰友等人为代表，带上他写给李宗仁亲笔信，去香港劝李宗仁返渝，结果李宗仁还是“未应允”。

蒋介石为什么非要请李宗仁回渝呢？究其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李宗仁患病这是事实，他的高级幕僚们也“完全同意”李宗仁的打算：

窃思国事至此，我回天无力；我纵不顾个人的健康留于国内，亦属于事无补。一旦国亡身死，此种牺牲实轻于鸿毛，倒不如先行医治夙疾，如留得一命，则将来未始没有为国效死的机会。因此我便决定赴美就医。^[9]

作为蒋介石，一是要找一只替罪羊，把最后的惨败局面往李的头上推，当然全推是不可能的，这是明摆着的，蒋是“祸首”；二是怕李宗仁“变心”，因为李的“三剑客”之一黄绍竑“早于八月十三日通电投共”；三是还想通过李去争取“美援”。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也说到：“李宗仁作为遏制远东共产主义的有效工具，对世界和平事业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建议美国政府“继续给予经济援助”。^[10]

第二，他一到重庆，马上设法稳定云南的局势。14日当天，蒋介石重新将云南问题提出讨论，因卢汉已提出三次辞呈，准备摆脱云南省主席职务。蒋经国说：卢汉“自动休假半月，个中真相如何？可以暂且不问，但其消极态度，不免可疑可虑”。蒋介石“决定仍以全力协助，使之安心，俾免再生波折”。18日，蒋介石召见王方舟、张岳军、顾墨三商讨云南问题。这天夜里，阎锡山对蒋说及卢汉“态度突变，至为焦虑”，认为“此固在意料之中，但彼之反复无常，对之不能不有坚决之方针也”。20日，蒋介石派张岳军赴滇，“处理滇卢事”。卢汉反蒋是由来已久，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11月3日(1949)我率随员数人，专机飞往昆明，卢汉率云南绥靖公署及省政府各级官员和各界民众团体在机场迎接，随即与卢汉同车赴五华山绥靖公署。一住数日，每晚与卢汉谈至深宵。卢氏对我近日来所受蒋先生的折磨十分了解，深表同情。他对蒋先生以往所加予他的种种阴谋迫害，说来尤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蒋先生调虎离山，要他率滇军精锐两军在安南接收，以便杜聿明在昆明解决龙云。迨杜氏政变失败，卢汉始奉命回滇任云南省主席。在他任内，中央驻大军于滇，中央官员嚣张万分，使他穷于应付。……后来卢汉又郑重地向我建议说：‘总统，蒋介石是要复职了。可否由我二人发电报给他，建议把国民政府迁到昆明来。等他一到昆明，我便把他扣起来，一块一块割掉他，以泄心头之愤。’”^[11]蒋介石离重庆到了成都后，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中写道：12月7日，“滇卢之靠共态度亦渐显露，既不愿大本营常驻昆明，亦不肯接受滇黔剿共总司令名义，其用心与刘、邓如出一辙”。蒋介石对策是：如果他“一旦离蓉，彼等或可联合发表宣言，共同降共。故仍继续留蓉，必使胡宗南部队部署完妥后再定行止”。同时，蒋介石同张岳军、阎锡山商量，派张岳军“飞滇晤卢，予以安抚”。结果，到了8日晚上，张岳军由昆明返回成都向蒋介石报告卢汉的动向：“彼正在戒烟，态度反常，只想要钱，公义私情皆所不顾。”蒋介石还是不死心，虽然“心知(卢汉)有异”，乃召见由云南来成都的余程万、李弥、龙泽汇各军长，“训示其必须保卫云南，不能作撤退迁西之想；并切嘱卢汉坚定执行原定部置，军事中央可设法负担”。局面已无法挽救，9日张岳军再同余程万、李弥、龙泽汇一道赴昆明做卢汉的工作，结果是：“下午二时后，忽得‘飞机在昆明被扣’之消息，乃知变生肘腋”，蒋介石“最初尚可与张岳军先生通话，知其尚未与卢汉晤面，及至夜间，渝昆电讯已不复能通矣”。到了10日，“晨，渝昆电讯复电，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

第三，他一到重庆，就部署在西南作最后的挣扎。蒋经国在其《危急存亡之秋》中对此有如下记录：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抵达重庆。“国军已自贵阳撤退，秀山失守，共军已迫彭水也”，“父亲独自研究战局，拟调胡宗南部增援重庆。彭水已于夜间失守。第二军部队在芙蓉江东岸地亦被共军包围”。

同月18日，蒋介石找张岳军、顾墨三商讨“滇事与渝东作战部署”。蒋经国说他“自十五日奉命，赴前线视察战地实况于当日下午四时，在重庆海棠溪过渡，车至綦江，天色昏黑，即在驻军军部过夜。翌晨三时卅分起身，四时出发，经过南川，越过长江水坝、白马大山，于傍晚始达江口。在沿途所见自前方败退的部队，情况非常混乱，伤心之至！在江口遇见宋希濂和陈克非两人，曾将父亲希望他们固守乌江的来意相告。昨夜住宿南川。今晨五时起床，六时动身，九时到达綦江。在该地遇见罗广文军长，详谈二小时之久。下午四时返抵重庆，向父复命”。

同月25日，蒋介石在24日“曾电罗广文：‘望严责所部有进无退，死中求生。’不料该部已完全放弃南川，不留一兵一卒，致共军长驱直入，进迫綦江”。

同时，贵阳失守。

同月28日，“自前日午夜共军攻占綦江，罗广文只身脱逃来渝后，重庆外围危急。父亲今日对放弃重庆问题研讨甚久。如果撤退太早，则共军必可于半月内到达成都，而我之唯一主力陕南胡宗南部，本已撤至汉中以南，将无法转移于成都以西地区。如此，西南大陆将整个为共军所控制。故决定缓撤重庆守军，并在沿江设防，以确保成都。不料共军业已攻抵南温泉，重庆危在旦夕矣。午后随父巡视重庆市区，沿途车辆拥塞，交通阻梗，宪警皆表现无法维持现状之神态，一般人民更焦急徬徨，愁容满面。部队亦怪象百出，无奇不有，言之痛心！”

同月29日，“我政府行政院迁至成都办公”，“万县有两艘军舰叛变，向长江下游下驶。重庆近郊，我军已与共军激战。正午黄桷桠方面亦已发生战斗，重庆市内，秩序异常混乱。父亲乃决心于明晚撤守沿江北岸之指挥部署。午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新的作战计划，对第一军之后撤准备，亦有详细指示。但前方已传共军在江津上游二十里之处渡江矣。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其对革命的责任心与决心，感人之深，实难以笔墨形容。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共军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在此兵荒马乱之时，父亲指挥若定，其安详镇静有如此者”。

同月30日，“凌晨六时，随父由白市驿机场起飞，七时到达新津，换机转飞成都，入驻中央军官学校。当父亲自白市驿起飞时，据报：‘在江口过江之共军，已迫近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之前方二十华里。’白市驿机场旋即自动炸毁，免为共军利用。时尚有驱逐机四架及高级教练机六架，以气候恶劣，不能飞行，亦一并炸毁，殊可痛惜。广西之南宁亦于今日失守。”

12月1日，“重庆本日失守，对我保卫西南，确是一种极大的打击；不过，父亲个人确已做到了‘为革命而尽其在我’的责任。父亲下午约见邓锡侯、刘文辉、熊克武、向传义、王方舟等谈话。胡宗南长官亦自绵阳来见，详商军事部署，以汽油缺乏，运兵滞缓为难。父亲仍望其速派有力部队进驻遂宁并防守内江。此时璧山已陷，铜梁县县长闻风弃职潜逃，仅剩电话局局员对外答话；永川县长与驻军亦同伙投共。内江以东汽车停开，道路阻塞，等待过渡者形成长阵，达十余公里，拥挤不堪。此地约有六百辆汽车，等于无用，甚至将以资共，殊为可虑。地方政府无能，成都社会风气比重庆更为复杂。街头巷尾构筑无用之木栅，真是自欺欺人。”

同月4日，“下午，城内秩序渐恶，到处汽车拥挤，冷枪时发，成乐公路之夹江、峨眉附近，盗贼如毛，四出行劫，南路亦复如此。致使胡宗南部队作战调动，均发生极大困难。”

同月5日，“据报富顺为共军所陷，旋查知共军并未进城，只在泸州途中用电话恐吓富顺县长，而县长及军政人员即惊慌失措，闻风逃避，县城无人防守，遂致陷落。父亲与胡宗南长官研究作战方略，决集中二十六军于自流井与内江之线，以遏止共军向乐山方面进窜，并拟定川中此后全般部署与战斗序列。然自流井已于夜间失陷，决战方案遂失作用。内江已陷，遂宁情况不明，仅银山铺方面尚有我部队布防。”

同月7日，“父亲今日约刘文辉、邓锡侯来见，彼等避不应召，反来函称：‘王方舟主席与其为难。’其实彼等已受共方威胁，决心投共，故已无所顾忌矣。”“正午会报，提议设成都防卫司令部，以示作战决心”，“对于中央政府驻地问题，曾经数度研究。其初，拟迁西昌，固守西南，俟机反攻，收复失土。到此乃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矣。因于晚间作重要决定，中央政府迁台湾台北，大本营设置西昌，成都设防卫总司令部。此时胡宗南部队已翻越秦岭，跋涉长途，转到成都平原。以六百公里与敌对峙之正面转进，至一千余公里长距离之目的地，而竟能于半个月时间内，迅速完成，且主力毫无损失，亦战败中之奇迹也”。

同月8日，“行政院”“召集紧急会议，决议迁都台北，并在西昌为设置总指挥部，继续与共军作战”。

同月10日，“父亲近数日来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必须逗留成都，以掩护其达成任务，故屡次准备起行而又屡次中止。今日以昆明又告陷共军手中，乃询各方意见，决回台北处理政府迁移各种要务。临行复与胡宗南长官单独面谈三次，始觉放心。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下午二时起飞，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

虽然蒋经国在文中有吹捧蒋介石之言，但总体上还是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当时蒋介石在西南挣扎及最后失败的景况。

在成都期间，蒋介石还在12月4日接见了美联社记者，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将永为独立自由而战》的谈话，表示：“吾人虽遭受许多挫折；但并不灰心，圣经有云：我已宣誓‘虽然自己受害，亦不更改’。”同时，他非常恼火，这次离开西南回到台湾只过了几天就自责：“这次重庆一般高级将领精神的崩溃，道德的坠落，实在使得我灰心失望。可以说我们革命军初期同生共死共患难的精神，到今天已经扫地净尽了！”

蒋介石回到台湾后，就他这次在西南的最后挣扎，于12月12日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一个题为《西南战局演变之经过》的报告。

一开头，蒋介石就说了他为什么要赴西南：

我是在上月十四号由台北飞往重庆的。十三号晚上我就接到了一个报告，知道“匪”已经占领贵阳郊外的图云关，贵阳市的国军已经撤退，贵阳的失陷，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且这时四川彭水旧城亦已撤守，川东门户洞开，重庆又受震动。……川黔滇三省，可以说是一个单位，三省之中任何一省的军事政治如发生变化，则其他二省亦必受到连带的影响。尤其是贵阳市为重庆昆明交通的枢纽，贵阳一失，……川滇两省人民，在心理上也要感受共匪的威胁。而且川滇环境特殊，政治军事情形复杂，为此大敌压境之际，内部难免不发生意外的变化，使大局限于无可挽救的地步。因此，我觉得在危急的关头，我个人应该去到西南和当地一般忠贞不二、反共到底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以期竭我心力而图补救。……我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之下，去到西南，原是抱着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心理。接着，蒋介石吹嘘了他这次赴西南的成绩：

在我留驻西南的二十六天之中，由于我苦心的调度，军政干部昼夜不断的努力，完成了一件极端艰巨而且极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就是掩护胡主任宗南四十万大军的转移。……胡主任现在负西南整个军政的责任，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率领我们革命军最后一部分菁华的部队，在这一个地区上建立起坚强不拔的基础，作为我们大陆反攻的根据地。

再接着，蒋介石就所谓“西南前线一般将领的心理精神”作了分析。他认为：“一般守土有责的高级将领，拥有比敌人优势的实力，在还没有和敌人接触的时候，他心中早就有了一个腹案，就是怎么样脱离战场，从那一条路逃到那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苟全生命。”蒋介石特别点了宋希濂、罗广文的名，说“这一次西南军事的失败，宋希濂应该负最大的责任”。

末了，蒋介石还就西南的“战术”作了评述。^[12]

四　在台复职

开办“革命实践研究院”

这似乎是蒋介石的一贯手段，也显示了蒋的确是“治心即治兵之本”、“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思想，他一到台湾就开办了一所“革命实践研究院”，类似于黄埔训练、庐山训练、南京训练。这个时候搞这所研究院是为了总结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同时旨在为残兵败将“打气”。

1949年6月26日，蒋介石在台北出席东南区军事会议总理纪念周时发表了题为《本党革命的经过与成败的因果关系》的长篇讲话。一开口，蒋介石不得不说：“我们在军事屡败之际，到台北来举行总理纪念周，实在觉得惭愧万分！”接着蒋介石不厌其烦地用所谓“民国纪元以前本党同志在总理领导之下，为颠覆满清而奋斗，其间经过十次的失败，才能获后的成功”，以这“十次”的介绍作铺垫，把话最终转到正题上，说：“如果我们一般干部同志真正能笃信主义，实践革命，真能协同一致，坚持到底，那我可以断言：不出三年，共匪一定不打自倒。”于是他对高级将领提出了一个要求：“在目前这个阶段，问题的中心尤其在于军事。军事不能支持，则其他政治经济的改进，都无法实现；反之，如果军事能够稳定发展，则其他一切政治经济的措施，都可以按日计程的推动。因此我们一般高级将领今后所负的责任，特别的重大。”“我以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如果能够消极的不贪污、不走私、不吃空、不扰民；积极的又能精诚团结、事事公开、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对部下能够同甘共苦，信赏必罚，那我们部队战斗的精神和力量，在最短的期间，就一定可以恢复，不出三年，我们就一定可以消灭共匪！”^[13]

经过一番张罗，“革命实践研究院”在台北阳明山上开张。蒋介石亲自兼这个院的院长。很显然，这个“革命实践研究院等于是跟党平行，也是党内的教育机构”(《蒋经国口述自传》中说)。1949年10月16日正式开学，蒋介石在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革命·实践·研究三个名词的意义和我们革命失败的原因》的长篇演讲。在这个讲话中，蒋介石说了这么一些话：

本人这次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召集大家到本院来学习研究，唯一的意义就是要从我院长本人起，到每个学员止，大家都要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过去的罪过，了解我们过去失败的原因，求得一个具体的结论。然后研究如何战胜我们的敌人。

今天我们革命事业，遭受如此严重的挫折，原因当然很多，不是今天一两点钟之内所能列举的。如果我们对自己宽恕一些的话，那只可以说我们自北伐以来……我们没有一个休养整顿从事建设的机会，以致我们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不能树立健全的基础。

上面说我们今天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不能想象！

至于军事失败的近因，乃是由于我们战略的错误。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

接着，蒋介石又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成什么叫“革命”、什么叫“实践”、什么叫“研究”，并对其作了不厌其繁的解释。

在解释“革命”时，蒋介石说他的军队之所以处处失败是由于犯了“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依赖主义”三种“心理”的错误，所以“自从去年徐蚌会战以来，……国军处处失败”。

在解释“实践”时，蒋介石说“我们今天失败到如此地步，最主要的致命伤就是因为一般干部同志普遍犯了虚伪的毛病，相习于虚浮夸大，而不能实事求是。这种风气流行的结果，使得部队、机关和学校，一切办事、命令和报告，都是互相欺骗，互相蒙蔽，而没有几件事是完全实在的，可以相信的”。

在解释“研究”时，蒋介石指责他的高级将领“不学无术，愚昧无知，为中外所讽刺，为社会所鄙弃”，不得不称赞共产党的干部“没有其他的长处，……但是他们特别提倡研究好学的习惯，进到一个新的环境，遭遇一种新的情况，他们就一定要反复的检讨，深切的学习，务求其彻底的了解”。^[14]

在开学典礼上，蒋介石还亲自宣读了《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要旨》。

在开办“革命实践研究院”之前，蒋介石的确是窜来窜去，十分忙乱。7月16日，他飞到广州，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了所谓“保卫广州应注意的三件事”：一是“关于广州的政治，我以为莫急于禁赌、禁烟和禁走私”；二是“关于军事问题：我赞成政府决心保卫广州，并以广州为据点，以保卫大广东”；三是“今天社会堕落，人心动荡，士气消沉，当前的急务，实无过于转移风气，振作人心”。李宗仁回忆说：“身居幕后的蒋先生都要作更进一步的积极控制。7月14日他忽自台北率大批随员专机飞穗。自7月15日至20日，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梅花邨陈济棠旧寓召集一连串的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一项法外机构叫做‘中央非常委员会’，由中常会选他作主席，我作副主席，张群、阎锡山、吴铁城、吴忠信、陈立夫等为委员。洪兰友、程思远分任正、副秘书长。这完全是蒋介石为加强他对党政军的直接控制，而特地设置的叠床架屋的机构。”^[15]8月7日，他又在韩国出现，发表讲话。9月13日，他一下子又飞到了成都，在四川省的所谓“绅耆及各界人士”茶话会上发表讲话。

接着，10月22日，蒋介石又出现在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题为《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的讲话。这一天没有讲完，在24日又继续讲这个问题。

一张嘴，蒋介石就说：“今天我要和各位继续讨论国军失败和共匪胜利的原因。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大家必须了解什么是军队战胜的基本要素，以及这个基本要素对于我们军队的成败利钝，何以能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他把这个基本要素归结为：“自从抗战胜利之后，我们政府具有如此悠久的革命历史，拥有如此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为什么到今天竟失败到如此地步呢？……就是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换言之，就是我们军队已经失却战胜的基本条件，就是我们军队尤其是高级将领已经失却了主义的信仰，我们的军队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军队！”接着，他把话题转到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评论，说中共领导的军队“是师法苏俄，以‘党’统‘军’，以‘党员’为‘军队’的骨干，以‘党代表’为‘军队’的核心”。接着，他又把话题转过去，指责他的部队与“军民情感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16]

在第二次的讲话中，蒋介石又分析了所谓“我们一般军队的缺点和失败的原因”。他说：“我们这次这样严重的失败，军事本身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非单纯军事的原因则更多，而且占着重要的成分。”这种“非单纯军事的原因”，蒋介石借用了“外国人批评我们军官的缺点”，概括有三条：一是“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学识，因为司令部和部队的事务，就要消耗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二是“我们的部队长官，对自己的部队与官兵之间，处处发生上级官长与下级官长脱节，下级官长又与士兵脱节，官兵则与人民脱节的现象”；三是“美国人对我军队批评最重要一句话，就是‘中国士兵在他官长面前是没有人格的’，就是不当作士兵是一个人”。蒋介石又“反过来”说：中共领导的部队“实在没有好的武器，亦没有特别好的学问，但他们怎样可以打胜我们？他们就是靠他严格的组织、训练、管理与有计划的宣传，和彻底的研究学习，而且处处研究，事事学习。因为他们能够这样做，就可以用坏的武器打败我们好的武器，并以少数的部队，打败我们大部队”。^[17]

10月30日，蒋介石又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题为《敌我双方优劣之检讨及‘战争艺术化’的意义》的讲话。这是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金门受挫，损失了全部投入作战的三个团近万人，虽然蒋介石也不惜代价守金门，伤亡近万人，但按蒋介石的说法“这是我们剿匪以来最彻底的一次胜利”。

这一仗是怎么打的呢？

1949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厦门，接着要解放金门。当时解放厦门并准备解放金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司令认为：“金门岛弹丸之地，又没有什么坚固工事，守军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上不过2万名残兵败将，说实话，要不是蒋介石严令固守，李良荣早在我军攻克厦门之际就弃岛南逃了。我用一个主力军加第29军的两个主力团攻金，已是绰绰有余了。再说原作战部署本来就是由第28军攻金门的嘛，没有必要再改变部署。我还是那句话：此役必胜！”^[18]蒋介石在大小金门的守军是1.7万人和3000人。24日战斗一打响，蒋介石不仅派海军(“太平”号舰及“楚观”、“联铮”、“淮安”等舰和“203”号扫雷艇，“15”、“16”号炮艇)封锁大小金门的海面，而且增派胡琏兵团(第12兵团)的第18军第118师、第19军第14师、第18师52团和第11师的一个团。仗打得十分激烈。到了26日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登岛部队已弹尽粮绝。27日上午金门战斗基本结束。事后总结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提出(11月8日)：“以三个团去打敌人三个军，后援不继，全部被敌歼灭，这是解放战争三年多以来第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关于“金门战役”作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人民解放战争的一次战役，随着历史的推延，许多比较可靠的资料已都公布了，有文章、评议，乃至照片等。当时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只能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行事，其命令在军政系统不具有“合法性”，无法公开下达，而所有党政军人员，谁能调动谁，那就看人脉了。1949年9月，舟山、漳州、厦门、广州同时告急，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命令胡琏调防广州，而在台湾的东南军政公署长官陈诚也派副长官罗卓英携蒋之命，要求胡琏增援舟山和金门，保卫金门。胡琏很有些为难。此时国民政府已迁至广州，从“合法性”来说，华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命令自然不能违抗。但从感情和道义上讲，一生以“誓死追随民族领袖总统蒋公”为目标的胡琏又不能不听台湾的命令。于是胡琏先派第18军开赴厦门。后经陈诚运作，1949年9月15日国防部才正式下令第12兵团归东南公署节制，胡琏才安排部队悉数乘船出海，本人则去台北复命。

解放军进攻前夕，金门地区防务部署状况大致为：第12兵团第18军指挥第11师和第45师守金门东，第25军指挥第40师和第201师(缺603团)守金门西，第5军(缺第166师)指挥第200师及随后增援的53团，驻小金门及大二担岛，而后赶到的第19军主力进驻金门城，另一部分进驻琼林附近。为增加防卫力量，9月12日，装甲兵司令部派战车一营第一和第三两连进驻金门。该战车营官兵除军官和车长是老兵，其余士兵皆未完成初级训练，抵金门后，临时日夜进行车辆保养和战车兵科学习。第12兵团及原司令官黄维，皆在解放军的渡海战役中覆没，只有副司令胡琏化装成士兵突围，收容残部共6000余人撤到江南。1949年5月，胡琏奉命重组第12兵团，并进行了数月修整。因此，金门地区国民党部队除胡琏部较为强壮外，其余部队编装残缺，人员不足。李良荣的第22兵团是1949年7月以福建龙溪第一编练司令部改编而来，8月份开赴金厦，原拟编入该兵团的第25军在福清覆没，改为用空军警备旅改编的第45师及台湾开来的青年军第201师作补充，所辖的第9军编为第166师，从厦门后撤至金门，仅剩1100多人，原在小金门的该兵团第5军所属的第200师和第45师加起来共1900多人。随后三师合编为第200师，也就3000多人，因有大量干部和勤务兵，战斗力还不及一个团，青年军第201师约有5000人，因此第22兵团上下加起来就万余人。“第18军若不先到金门，第19军亦不续到，则金门存亡，实难逆料。金门若失，则此万人亦不得撤回台湾了！该岛作战，殊难安全脱离，成则全胜，败则全败。”这是胡琏事后的感慨。将战车3团一营送上金门对后来的战斗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当时该营配备兵力420人，M5A1坦克22辆，汽车22辆。这支装甲部队的布置如下：战车一营一连(缺第三排)配属给第18军第118师352团，于金门东的沙美附近，为机动部队；第三连(缺第三排)配属给第118师353团，在金门西顶堡附近保持机动；两个连的第三排驻于金门西村附近，由营长陈振威直接指挥。别看只是一个营，它可是国军中的“嫡系贵族”部队，上岛的第一和第三两个连是从战车1团改编过来的，蒋纬国是前任团长。出发到金门前，装甲兵司令徐庭瑶本想换上更老成持稳的王守成当营长，但战车3团团长张广勋坚决反对。他认为两连官兵被蒋纬国宠坏了，调皮捣蛋得很，必须要性格刚烈的陈振威才镇得住。临行前，徐庭瑶、蒋纬国召见陈振威，嘱其上岛后对坦克部队要坚持“分区控制、统一指挥、集中使用”三原则。

战斗的开始很凑巧。10月24日，驻金门的战车一营三连在垄口海滩一带演习。坦克发生故障滞留在海滩修复，正巧25日凌晨发生战斗，三辆坦克排成横队，三炮六机枪向正前方海滩扫射，青年军第201师602团三营参战，金门战役打响，其余驻金门国民党军增援部队闻讯随即加入战斗。解放军最先登陆的244团在重火力压制下，伤亡惨重。解放军251团在古宁头登陆，253团在湖尾登陆。遗憾的是，解放军三个团登陆，却没有一名师级指挥官随同，缺乏统一指挥。据叶飞回忆，登陆部队没按事先交代，先巩固滩头，而只是留下一个营兵力控制古宁头，随后就向纵深处猛插。更没有想到，由于不明水情，正欲回航运送第二梯队的船只，却遭遇退潮全部搁浅，随后被国民党部队炮火击毁。后援部队只能望洋兴叹，登岛部队遂陷入绝地。为解登岛解放军之困，我第10兵团下令紧急调动船只，但老百姓手上的船只已经寥寥无几。加上时间紧迫，只征到运送两个营的船只。双方激战至26日早上，下午又送解放军四个连在湖尾乡登陆，一下船又遭包围。27日，我第10兵团与岛上部队彻底失去联系，到了28日，岛上枪声已经稀疏，战斗基本结束。解放军224团、253团一度占领双乳山、观音山、湖尾高地，但却被击退，251团突围进至古宁头一带，踞守林厝工事，与国民党部队第14师和第118师对峙。反攻古宁头的国民党部队第14师师长李光前冲锋时战死，为此役国民党部队最高军官，后被追赠为少将，金门西浦头林村村民还为之建了一座庙，称为“金门守护神”。解放军最后登陆支援的四个连，其中有两个连突破包围，到古宁头与踞守的解放军会合。26日深夜，解放军后援不继，已渐不支，战役接近尾声。27日拂晓，国民党部队第118师和第14师清扫战场时，突然发现古宁头西北角断崖下还隐藏着千名解放军，立即展开进攻。战至10时，解放军伤亡400余人，弹尽粮绝，剩余部队被俘捕，至此金门战役结束。

另外，在《叶飞传》中对金门战役也有详细的叙述。按计划，厦门战斗一结束就要进行金门战斗。但由于征集船只和船工都很困难，发起攻击的日期一拖再拖。当时不独是船，其他准备也不尽充分。解放军第10兵团情报部门对国民党胡琏兵团是撤往台湾还是增援金门判断不定，叶飞认为在胡兵团仍在海上徘徊时发起登陆进攻是一个战机，乃电令第28军攻取金门。

在解放军第10兵团的战史上有这样的记述：

此战也改变了金门命运，全台因此振奋，各种慰问犒劳纷至沓来，金门具有了更重要战略意义，成为拱卫台湾的军事重镇，自此与军队和军事结下不解之缘，形成独特的政治经济生态。其后，胡琏就任福建省主席、金门防卫司令、战地政务委员会主任，主政金门。^[19]

1949年10月30日，蒋介石是既十分得意又十分节制地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长篇讲话。对金门的“胜利”，蒋介石充分肯定了这是“最彻底的一次胜利”，并提出“关于金门战事的经过，各位负责主官必须实地调查研究，提出一个具体的报告，而且要召集有关部门，对于这一次胜利加以彻底的检讨”。接着，在对战争的科学化与艺术化作了一些阐述后，蒋又把话题转到了中共的两大长处：“第一个长处就是‘情报’，……实在是有其独到之处”；“第二个长处是‘军队政治工作’，……之所以有今日的发展和胜利，他主要的是要归功于他们的军队政治工作。”他又指责：“现在我们一般高级将领的缺点，真是不胜枚举，我所知：第一是本位主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平时相处则互相磨擦，互相攻讦，在战场上则不能协同一致，互相合作。第二是包办主义。一切事情不论自己是否可以胜任，先就包揽下来，不许人家过问，其结果使得彼此争权夺利，而业务则废弛泄沓。第三是消极被动，推诿责任。凡事都要上级来推动，而不能认清职责，自主自动。第四在办事的时候，不能分别轻重缓急，不经过研究考虑，大而无当，粗制滥造。第五是含糊笼统，不求正确，尤其是对于时间、地点和数字，始终没有正确的观念。第六是因循苟且，得过且过。第七是迟疑犹豫，徘徊却顾。第八是主观自大，故步自封。以上这些毛病，不过是就我观察所得，列举出来的，遗漏之处，当然更多。”^[20]

11月7日，蒋介石又在“革命实践研究院”作了题为《陆海空军联合演习要旨》，而实际上是借题说明所谓“革命建国的基本精神”，又借赞赏日本占领台湾几十年中的“许多建设”(特别是日月潭水利工程和阿里山入山铁道这两个工程)，提出“这种孜孜不辍，践履笃实的精神，也才是真正的建国精神”。^[21]

第三次复职

对前后三次复职，蒋介石在1950年3月13日有一个说法：

本人受总理的付托，领导革命以来，到现在为止，曾经三次下野，三次复职。第一次下野是民国十六年八月，当时党中一部分同志与汪精卫、鲍罗廷勾结起来，在武汉另组政府，形成本党内部分裂，以为我不下野，他们就不愿北伐。我为求党的团结，不忍北伐大业中坠，乃毅然下野。但是下野以后，不但是北伐无形停顿，而且不到三个月，政府机构无人管理，官兵薪饷没有着落，“共匪”在南昌、广州等地不断的暴动叛乱，国内呈现了一片混乱的现象。……到了当年年底，中央常会决议，要我回京继续负责。于是我在十七年一月四日宣布复职，而以完成北伐统一全国为唯一使命。

我第二次下野，是在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因为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本党同志认为我应该负沈阳失陷的责任；而且以为我不下野，则日本侵略将无止境，只要我能下野，他们就可以和日本觅取妥协的途径，国家的生存就有了保障。于是我接受党内同志的要求，再度下野。但是当我下野以后，日本的侵略有加无已，而政府内部之混乱，军队士气之低落，社会人心之不安，比我第一次下野的时候，更为恶化。于是中央决议要我回南京，而孙科院长亦亲到杭州，一定要我一同回南京。……我当时鉴于内忧外患，如此紧迫，党国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只得顺从中央决议与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再度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职。

去年一月，本人第三次下野。当年下野的情形以及一年以来的惨痛经验，……今天不必细说。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22]

对于这次复职，蒋介石远在重庆、成都时就有不少动作：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一方面对李宗仁“擅离职守”表示“中央”的“意旨”；另一方面一致主张要蒋介石“复位”。会上对“复位”的时间有不同的意见。蒋介石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对外关系，尤其我国政府在联合国中之代表地位问题，极关重要。如果李宗仁长期滞港，不在政府主持，而余不‘复行视事’，则各国政府乃至友邦，可藉此以为我国已无元首，成为无政府状态；则不得不考虑对于北平‘匪伪政权’之承认。此外，对内尚有维系人民之作用。此时举国上下，人心动摇，如云南之卢汉等，已明言，李既出国，而蒋总统又不肯‘复位’，则国家无人领导，尚何希望之有。因此，不能不作‘复行视事’之准备。惟对时期问题尚须加以研究。”很明显，蒋介石是正式发出了再上台的信号。

12月2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党政会报，又研讨了“复行视事”的问题。蒋介石认为：“今日国家危急，已至千钧一发之时，何忍见危不救，避嫌卸责，只有光明正大，决心‘复行视事’为不二之道，至于成败利钝，在所不计。”蒋又同阎锡山、张岳军商量，决定待法定手续完成后，再作“复行视事”的准备。为了这个“法定手续”，4日，在成都的国民大会代表演了一幕谒见蒋介石，请求“复位”的戏；接着，旅台的立、监委员和国大代表亦演了一幕来电请求蒋“复行总统职权，以挽危局”的戏；5日，民、青两党代表联名电请蒋“复位”。

蒋介石离开西南回到台湾后，第三次复职正式进入议程与行动。

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一片败象，处在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

政治上充满隐忧显患。1945年10月台湾从日本的手中回到了祖国怀抱，这是值得庆贺的大事，但由于国民政府台湾行政公署在处理同岛内人民关系上的失误，导致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发生。这一事件给岛内人民与国民党统治之间长久地留下了“敌视与猜忌”的历史阴影。蒋介石败退台湾，一开始就注意了同岛内关系的处理，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权力争斗的恶习仍沿袭至台，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沿海岛屿与准备武力解放台湾的军事部署对岛内的威胁，使“省籍矛盾”的沉疴和内部失败主义的心理，成为蒋介石两大政治难题。

经济濒临崩溃边缘。1945年台湾光复前，日本在台湾的经营已有相当的工业基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至严重破坏。战后，日本统治时期留下的物资基础亦所剩无几。以台湾光复前后的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为例：日本统治时期一般机械最高产量为8200吨，钢材1.8万吨，水泥30.3万吨，肥料3.4万吨，纸2.6万吨，棉纱539吨，煤285.4万吨，电1195百万度，糖137.4万吨，米140.2万吨。1946年降为一般机械980吨，钢材3000吨，水泥9.7万吨，肥料5000吨，纸3000吨，棉纱410吨，煤104.9万吨，电472百万度，糖8.6万吨，米89.4万吨。1949年，一般机械只有3666吨，钢材1.1万吨，水泥29.1万吨，肥料4.6万吨，纸1万吨，棉纱1805吨，煤161.4万吨，电854百万度，糖64.7万吨，米121.5万吨。生产状况如此恶化，得不到迅速恢复，而进口又受到外汇短缺的限制，致使人民生活贫困不堪，随着国民党的溃败，大量人口涌向台湾岛，导致人口激增。1946年，台湾人口为610万，1948年增至680万，1950年激增到790万，1952年高达810万。六年间，台湾增加了200万人口，尚不包括败退台湾的60万军队和未报户口的人数。这对于生产破坏、物资奇缺、人民生活十分贫苦的台湾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虽然国民党退台时带去了一些资产，包括黄金、白银、美钞计5亿美元上下，以及生产设备和少量物资，但远不足以负担由大陆退台的200多万军民的生活需要。其直接后果，必然导致物价飞涨。从1946年至1949年，台湾的趸售物价上涨了1000倍。1949年至1952年，趸售物价又上涨了8.3倍。生产萎缩、物价上涨所造成的恶果，是台湾当局的财政预算赤字和外汇高额负债。1949年后，台湾当局为恢复经济和重整军备的支出十分浩繁，使财政预算连年有巨额赤字，加上恶性通货膨胀，遂使1950年至1952年的赤字高达5.36亿元新台币。由于退台初银行的债信未立，无法发行公债，除了抛售一点有限的黄金以外，只有向台湾银行透支，而台湾银行则以增发新台币来应付。1949年6月新台币发行时，最高限额应为2亿元，但到1952年度的发行额高达7.55亿元，远远超过其限额，助长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预算和通货膨胀形成了恶性循环。退台初，台湾的国际收支皆由台湾银行处理。1950年，台湾银行的外汇存底完全枯竭，被迫向“民航空运公司”借款50万美元应急。1951年初，台湾银行外汇负债达1050万美元，其银行信用卡已被外国银行拒收。台湾经济实已达到山穷水尽的境地。

军事上残兵败将弱不可恃。陆续由大陆败退至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及外缘诸岛的国民党军队残部约为60万人，其中30万有作战经历。军队严重缺少弹药、粮食、衣物与机动性。很多建制单位徒有虚名，或官多兵少或有官无兵。官兵成分复杂，有职业军人，也混杂着受裹胁的农民和学生。“野战师团”零零星星，临时由地方保安团队和流亡学生拼凑。国民党陆军力量薄弱、分散，战斗力极低，虚张声势有余，实战“难挡强敌”。其对外鼓噪的“海上长城”，实际上是一套空话。桂永清为司令的国民党海军只有3.5万人左右，舰艇约50艘。但是，实际上能发挥攻击能力的战舰，不过半数而已，况且炮弹缺乏，维修不济，难以掌握海峡的制海权。周至柔指挥的空军共有官兵8.5万人，各种类型的飞机400架，缺乏维修零件，真正能战斗的只有半数，油料储存量仅够两个月之用。如果国共“双方胶着，长期消耗，连这最后的本钱，也将输光”。

外交上孤立无援。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只有韩国去台北设立使馆。与国民党政府原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均认为，国民党在台湾苟延残喘的时日，已屈指可数。作为国民党的最大靠山和“盟友”的美国，最初在台湾也仅设立一个总领事馆，而且美国政府此时一再下令撤退在台侨民。国民党政府的全面溃败，使美国决议不再给其以任何援助。1950年1月，美国国务院曾向所有驻外使馆发出一份机密备忘录，训令所有馆员，台湾失守是迟早的事情，要求他们将这种损失减轻到最低程度。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在此间发表的一份文告中声明：“此时此刻，美国无意取得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的特权；也无意动用军队干预，美国不会介入中国的国内冲突。同样地，美国政府不会提供台湾军事援助或顾问。”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在演说中重申了上述立场。此后的数月之内，美国及联合国在报刊或讲坛上，不断辩论承认大陆人民民主政权问题，重新评估对华政策。可见，在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美国与国民党的关系处于低潮，美国决策者认为不值得以武力“防卫”台湾，台湾前途必须“自求多福”。

总之，蒋介石退台初期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台湾岛内一片混乱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陷于风雨飘摇的黯淡境地。

据美国胡佛研究所公布的蒋介石在从大陆退台后的日记，蒋介石从成都飞往台北的途中，心情沉重，以至“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当天的日记记载：“十八时半抵台北，与辞修同车到草卢寓(即阳明山招待所)。空气清淡，环境清静，与成都灰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也。”然而西南战况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让蒋介石寝食难安，噩梦连连。12月31日，他在日记中自省说：“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他痛苦的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可谓道尽了饱尝众叛亲离的苦痛。同一天，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继续援华法案”，台湾危局总算保住了。蒋介石偕家人到日月潭度假，心有所感地在日记中写道：“在此重大失败中，亡命台湾犹有自由生活，殊觉自慰。”^[23]

蒋介石在5月初到台湾后，于8月20日在台北成立了“总裁办公室”，下设九个组和一个“设计委员会”，当年的“侍从室”死灰复燃。到了12月，西南诸省相继解放，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均迁台。

1950年1月，李宗仁在美国施割十二指肠手术后，身体大致复原。他于此间接获国民党已败退台湾的报告，害怕一俟返台会变成“张学良第二”，没有“贸然回台”。国民党退台后时局维艰，危机四伏，内外困挫，需要“总统”出来“统揽权事”，“主持政务”，而李宗仁在美国并未宣布取消“代总统”资格，蒋介石又不能“贸然”径自复行“总统”职务，于是在2月21日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的名义，电催李宗仁三日内返台，否则便放弃“代总统”职位，如不照办，则由蒋介石复行“总统”职务。李宗仁三日内并未返台。2月23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决议让蒋介石早日“复职视事”。次日，国民党“立法院”383名立法委员联名要求蒋介石复职。

2月28日，蒋介石在台北草山(阳明山)邀集国民党中常委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非常委员会”委员举行茶话会，表示他将于近日内复行“总统”职务，宣称：“我出来继续视事，究竟是救国还是误国，尚未可知。我这次重负国家的政治责任，是否能够救国，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所能解答的。”他在讲话中推卸内战失败的责任，称“倘若去年年初，我不下野，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竟如此，殊为痛心”。他最后声言：“现在国家情势危急非常，如果我再不负起政治军事的责任，三个月之内，台湾一定完结，我出来之后，台湾可望自保。”

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职视事”，并发表《复行视事文告》。在这份“文告”中，蒋介石是颠倒黑白，攻击新中国的建立，说什么“亚洲之形势为之激变，世界之危机日益迫切”；接着，蒋介石是自我吹嘘一番，表示“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受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最后，蒋介石还是鼓吹“扫除‘共匪’，光复大陆，重建我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

第二天(2日)，蒋介石特地举行茶话会，款待“国大代表”、“立、监委员”、台湾省“参议员”及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中央委员，再次宣布他“鉴于国内外情势不容再事蹉跎，当此国家民族亡绝续之交，实无推诿职责之可能，故决定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并提出了类似“施政纲领”的四条意见。即第一，“我们在军事上先要巩固台湾基地，进图光复大陆”；第二，“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先要尽其在我，自力更生，一面要联合世界上民主国家共同反共，一致奋斗”；第三，“在经济上必须以劳动为第一要义，提倡节约，奖励生产”；第四，“在政治上，我们必须尊重民意，厉行法治”。

为推行四条“施政纲领”，蒋介石极力排斥非蒋势力，培植亲蒋班底，重新整顿了国民党的权力核心。在“党务系统”方面，拟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整顿国民党中央至地方各级组织，建立起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党治”权力结构。在“政府系统”方面，保持虚伪的而实际不复存在的全国政权，重建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套重叠的行政权力机构，如“总统府”、“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司法院”、“考试院”以及“台湾省政府”等。在“军事系统”方面，仿效美军建制重建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军事机器和指挥机关。

“行政院”为国民党在台湾的最高行政机关，掌握施政大权，蒋介石必然排斥异己，安插亲信而代之。蒋介石复“总统”职务后，立即于3月6日操纵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排斥掉“行政院长”阎锡山，批准其“辞职”、“退休”，并决定由陈诚取而代之。3月7日，陈诚出任“行政院长”，并改组了“行政院”，张厉生为“副院长”，黄少谷任“秘书长”，俞大为任“国防部长”，余井塘任“内政部长”，朱家骅任“财政部长”，叶公超任“外交部长”，郑遵儒任“经济部长”，贺衷寒任“交通部长”，林彬任“司法部长”，程天放任“教育部长”，吴国桢、蔡培火、田炯锦、董文琦、王师增、杨毓滋任“政务委员”。接着，蒋介石又任命“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接替顾祝同出任“参谋总长”，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王世杰为“总统府秘书长”。蒋介石还任命在大陆时期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人物”如张群等为“总统府资政”或“国军顾问”，帮助出谋划策，“并备咨询”。从而在台湾建立起以蒋氏家族为核心、大陆同去的亲信官僚为主体、联合台湾部分地方政治势力代表人物参政的庞大专制机器。对于“副总统”李宗仁，则加以“贪权误国”的罪名进行弹劾，并于1954年予以罢免。

[1]也有一种说法，蒋介石对自己的退路早有预谋，说他是采纳了幕僚张其昀的关于充实台湾防务的“东撤”方案，所以在华北“失陷”之前，蒋介石就基本完成了在台湾的战略部署。

[2](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382页。

[3]原出自美国国家档案馆：“Draft Repor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Supplementary Measures With Respect to Formosa”，March 1，1949，NSC Records，RG273，P.2.转引自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97—98页。

[4]有的书译为默钱特，即利文斯顿·默钱特。

[5]曾景忠、梁之彦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原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9—250页。

[6](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383页。

[7](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385页。

[8](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386页。

[9]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6页。

[10]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9页。

[11]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2—1023页。

[12](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第75—81页。

[13](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第10页。

[14](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第31页。

[15]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1页。

[16](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第36页。

[17](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第47—49页。

[18]李健编著：《台湾两岸战事回顾》，华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19]《台海首战解放军兵败之谜》，《凤凰周刊》，2009年11月15日，第33页。

[20](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第69页。

[21](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第73页。

[22](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第127—129页。

[23]转引自2009年12月8日台湾《旺报》社长纪念迁台六十周年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