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前七子的个性与心态

对于前七子的考察，从为更深入探析其文学面貌这一角度来说，还不能不注意到他们的个性与心态。作为一个在明代中期文坛引人瞩目的文人群体，七子身上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并呈露相应的心态，这不仅取决于诸子自身固具的性格气质、文化根性，也与他们特定的生存境域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各自的个性与心态难免会有差异，不可能整齐划一，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所要展开的相关究察。这里所要探讨的，不啻是他们相互之间业已存在的个性与心态上的差异性，更是其在整体意义上所表现出的一般特征。

第一节　从内在之性到时世之势

就影响文学的动因而言，尽管创作者自身的个性特点并不能说是唯一的，因为这其中涉及内外不同方面的因素，实属一个相对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但尤其在内在的条件上，毫无疑问，它乃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要素。同样，要了解前七子所发起的这一场诗文复古活动的内蕴和特征，自然不应忽略这一点。

虽然作为一个文人群体，前七子各人之间的个性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这本来就无法避免，不过，从中还是可以体察出反映在多位成员身上某种主导性的特点，假如要对它们一言概括之，那就是所谓的傲放豪直。如李梦阳，袁袠《李空同先生传》谓其“负奇气”，“傲睨一世”注。何景明《赠李献吉三首》诗，则以“西方有佳士，于世寡所谐”注来称述之。正德六年（1511），李梦阳出任江西提学副使，后遭人奏讦，何景明上书杨一清为之求情，其中说到梦阳之为人，称他“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识时，多愤激之气，乏兼容之量，昧致柔之训，犯必折之戒”注。至于李梦阳本人对于自己的描述，也谓“秉性直戆，罔谐时俗”注。比起李梦阳，何景明的个性，乃如孟洋在为他撰写的墓志中所称“性沉敏有度”注，要显得相对沉稳谨约一些，如其于“家庭间，怡怡如也；交接，雍雍如也”注。但与此同时，他身上那一种傲兀自崇、不谐时俗的性气，却也毫不减色。所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在比较李、何个性而指出何“稍和易”时，又以为“两君皆负才傲物”注，诚属的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则引何景明盟友顾璘之言云：“何大复傲视一世。在京师日，每有燕席，常闭目坐，不与同人交一言。有一日，命隶人携圊桶至会所，手挟一册坐圊桶上，傲然不屑。客散，徐起去。”注樊鹏为他所作行状，其中又记曰：“是时钱宁舞权，指使百职。一日持古画造门求题，先生曰：‘好画勿污吾题尔。’留一年不与一字。”注两则所记事例不同，但都从一个侧面分别写出了何景明傲然异俗的内在之性。

除了身为领袖人物的李、何之外，在前七子当中，近似于傲放豪直的个性特征，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其他成员身上，其中最为明显者当数康海。人谓他“性豪放，不闲小礼，恃才凌驾人”注。其本人则自述“自幼支谩无状”，“性喜嫉恶而不能加详，闻人之恶辄大骂不已”，“人皆好修饰文诈，伪恭假直，而仆喜面讦，人未有不怒者”注。这一点，与他的契友王九思所撰神道碑之记载也大致吻合，如其述及海任翰林院修撰时，“论事无所逊避，事有不可辄怒骂。又面斥人过，见修饰伪行者，又深嫉之，然人亦以此嫉公”注。尤其是正德五年（1510）以瑾党被削籍，乃康海平生以来遭遇的一场最大波折，这多少使他的心志遭受一定的摧挫，失意难免，然而并未因此改变他的个性，其称“予自谢黜，益骄以倨。心骞志翔，旷视万世”注，傲兀骄倨之性，一如故态，而且因为远离礼法森严的仕宦圈，精神和行为上更少了一些拘缚，使他益发得以“放荡形志”注。

不难见出，李、何等人身上这种高傲放逸的性格特点，形成为人处世上一种自尊自赏的显著表征，它必然表现为高自标置，一意追求特立独行，介然不从流俗之好，上述的种种言论行为，多少已体现出这一点。究察起来，其又与诸子格外注重个人操守的砥砺不无根本性的联系。如李梦阳曾表示，“人也殆有真贵者也。夫有真贵者，必有至质。有至质者，必有浩气”，“今夫松柏，固世之谓才也，然斧之则析，挠之则折，火之则灰，水土则朽。乃若金玉之为物也，从革罔渝，瑟温而栗，炼之愈赤，宁碎靡蚀。斯何也？其质至也”注。这意味着所谓“真贵”、“至质”，乃本为他所秉执的人生志操或理想人格，故喻之以金玉之物，独显超特自好而真纯高洁，纵罹毁蚀，却能一如故我，不为损秽，毋变其质。这也势必使其在自身的行为准则上一以高特绝俗、取舍分明的要求相标立，李梦阳就声称自己“平生不敢为污下苟且之行”注，“尝自负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贵死生毁誉动心，而后天下事可济也”，由乎此，立身行事则“义所当往，违群不恤”注。何景明在议论李梦阳为人“可尚”之处时，也不吝文辞而许以“饰身好修，矜名投义，见善必取，见恶必击，不附炎门，不趋利径”注，这其实也道出了与李梦阳有“肝胆之交”的何景明本人所执持的一种行为准则。又如康海，自谓：“仆生平服义重德、直行亮迹而已，其他虚恢盗名、隐忍委曲以要时好，死不愿也。”注更重以义德律己，直亮而为，不为俗好所左右，其高卓特立、迥出流俗的心志，同样昭然可识。李、何等人的这一个性特点，如与文学的层面联系起来看，则显然赋予了他们一种不甘凡庸、好为标立的强烈搏击和进取精神。这也特别体现在他们企望迥绝流辈，卓异相命，敢于突破当下文坛的时风流习，在检视文学历史与现实过程中，以超特一时的复古目标相置立，以振起文学大业相担当，表达自身相应的文学诉求，如用张治道序王九思《渼陂续集》中的一番话来简括之，所谓“脱去近习，远追往古”注。

从另一方面来说，前七子中绝大多数主要成长和生活在中原与关中一带，北方地区粗豪朴实的地域风土人情，也相应培植了他们身上具有的那种豪旷直率的性格。值得一提的是，特别如其领袖人物李梦阳，又是生长在洋溢豪直任侠家风的一个微细的庶民家族，这点连李梦阳自己也毫不隐讳，公然声称“出身寒细”注。其祖父李忠以学贾起家，为人“任侠有气”，李忠之弟敬“嗜酒不治生，好击鸡走马试剑，即大仇，醉之酒辄解，顾反厚”，伯父刚也同样“好气任侠，有父风”注。这些对李梦阳本人个性的铸就，当有一定的影响。其《戏作放歌寄别吴子》诗，曾以不无夸张甚至有点虚饰的笔调描写自己，“惟昔少年时，弹剑轻远游。出门览四海，狂顾无九州”，“扬鞭过市万马辟，半醉唾骂文成侯。结交尽是扶风豪，片言便脱千金裘。弯弓西射白龙堆，归来洗刀青海头”注。诗中所刻画的豪宕率真的自我形象，显为作者高自标誉，隐约散发着诗人家族那种豪直任侠的遗风。应该看到，作为特定地域风情气息乃至家族传统质性在诸子个性上的投射，也相应透过他们的文学审美倾向展现出来。王世贞曾在比照吴中文士诗文“沿江左靡靡”、喜为“轻俊”之习后，指出“北地、武功诸君起中原，自厉其格，以求合古，而不能仅其豪疏之气”，也由此得出了“中原好为豪”注的结论。虽然他从一种平衡调谐的“剂”的审美标准出发，并不完全认可吴士诗文轻靡之习，然同时又多少基于一位南方文人的审美眼光，对于中原诸子之作过于“豪”或“豪疏”的特点，则显有微词。但不管如何，或许正是为这种南方地域审美意识所驱，使他格外敏锐觉察到充斥在诸子之作中难以消释的一股粗豪疏直之气。在相关义项的联结上，所谓“豪”或“豪疏”，自然主要偏向粗豪、雄厉、浑厚、疏直、质朴等一路之义，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当然可以认为是诸子文学审美倾向上的单一偏狭之处，难怪在王世贞看来，它同样不尽合乎“剂”的审美标准，但从另外一面来看，其何尝又不是着意之下审美个性分外鲜明的一种表征呢？深入一层而言，如果说，“豪”或“豪疏”多少还只能算作是一种表面征象，那么，透过于此我们可以体会到的，更多是他们在粗豪疏直表征下对于充满感性而富有生命力之个性元素的推尚，对于质直而真朴之精神特质的执着。尤其当他们自觉意识到当下“文苑竞雕缀，气骨卑以弱”注，有意励精而振拔之，突破文坛萎弱疲缓的窘境，作为一种反逆拨正的方式，它的针对性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说到前七子的心态，自然不能不和他们所处在的时代氛围联系起来分析。明王朝进入成化、弘治年间，社会总体上呈现出相对安定平康的局面，柴奇《寿贺仲芳六十序》曰：“成化、弘治间，生养休息，民安物阜，海内富庶，闾阎之下，但知有太平之乐，自出赋税、应徭役、力门户之外，邈然不见科扰之及。”注崔铣在《大司徒李公八十寿序》中也指出，“明兴，至成化、弘治之间，治洽而熙，物大以隆，气象宽而优人才”注。史家在记述成、弘之间的太平安定世态时，尤其不忘给明孝宗朱祐樘这位号称“锐意求治”而又“仁厚”的君主在弘治朝的治政之道重重描上一笔，《明史·孝宗本纪》：“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注与这一种相对安康的社会环境相应的是，孝宗皇帝比较重视文治，礼待文士，开辟言路，对文人学士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怀柔策略，而宽缓的气氛，相应减轻了文人学士的精神负荷，促发他们对于政治和文艺活动的投入。王廷相《李空同集序》云：

说“千载一时”或有些夸张，但至少在当时士人心目中，孝宗算是一位比较宽明而善于理政的君主，这一点恐怕确为事实。尽管明代的成化朝也有“时际休明”注之誉，但宪宗皇帝特别在注重文治及疏通言路方面显然不及孝宗，相对抑制了文人士大夫进言规谏的激情和信心，当时流行所谓“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注的说法，多少反映了这一方面的问题。

至明孝宗时，“右文上儒”策略的实施以及对言路的重视，它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不仅对处在高位的上层文臣起着安抚的作用，也相对提升了中下层文人的社会地位，大大激发他们参与政治与文艺活动的热情，“当是时，帝（案，指孝宗）更新庶政，言路大开。新进者争欲以功名自见”注。而这一情形，也格外见于文人学士对与他们身份和趣味相符的文艺事业的专注，翻检当时一些人士于所见所闻的相关载录，不难印证王廷相以上所述。如陆深言及：“始时孝宗皇帝驭寓内，天下治平极矣，统纪布明，士大夫无所于自见，乃皆留意艺文之事，歌诗词章字画，非此无贤。”注崔铣在《百泉书院重修记》中也说：“昔弘治中，士尚文畏义，有司重学，文章炳然可诵述矣。”注

弘治年间是前七子进入仕途并倡起诗文复古活动的重要阶段，作为亲身的经历者，他们显然不同程度感受到了这一时期“治体宽裕，生养繁殖”那种相对安康的社会环境与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以至目之为“极治”注，李梦阳曾以赞美的口吻在诗中写道：“身逢累朝全盛日，弘治之间我亲睹。朝廷无事尚恭默，天下书计归台府。”注即见一斑。在他们看来，眼前的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对弘治一朝政治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孝宗。这位皇帝的所作所为，留给他们的是一位难得的明君英主的印象，所谓“帝本尧舜姿，末履转清伉。敛衽接耆硕，高出文景上”，以至于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去世，令其不由产生“俄传天柱折，忽若慈母丧”注的悲慨。在另一方面，如上所述，李、何诸子大多十分注重自我砥砺，自视甚高，原本就秉持卓异之志，而和许多传统文士一样，他们将自身人生理想与自我价值的实现，首先落实在用世一途，对于当时意欲进身而有所自我作为的众多士子来说，这恐怕也是更加切合实际的选择。此由诸子各自的自述中不难看出一二，如何景明曾以为：“丈夫有才须用世，未许终身随草蔓。”注王九思也表示：“丈夫处世间，秉志植纲常。策勋稷契俦，致主希虞唐。”注显然那不只是在陈述某种理想化的目标，还有蕴涵其中的决意驰志于当世而不甘庸碌没落的一片坚执之心。与之相应，蓄含在胸的这一坚执的用世之心，也间或显露在他们面对岁月逾迈而建树无方的慨叹之中，如李梦阳表示自己“人虽芜鄙”但“志不安下”注，而在《时序篇》中，他内心所怀不安于沉沦没落的志意，则由未能有所成就又无奈年月逝去的焦迫心情中一泻而出：“逸者眷多暇，壮士耻无闻。徒阅芳华改，何有尺寸勋？日月不我待，倏忽星运移。”注毋庸说，李、何诸子身上体现出的这一种显豁的用世取向，并未越出为传统士人多所看重的关乎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途径，在一般的文人学士中间显然具有某种代表性或普遍性，但无论如何，它的的确确成为他们加以自我砥砺、自我提升的某种内在驱动力。

对于本怀力求遂成人生理想与自我价值之强烈心志的前七子来说，弘治以来营造起来的“右文上儒”氛围和较为宽缓的政治气候，自然尤让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体验到精神层面的内在关怀，释除更多心理上的束缚。有鉴于此，在弘治年间始迈入仕途和突进文坛的诸子，怀揣一展个人平素心志的热切期望，无论对于议论朝廷政治还是倡扬诗文复古，都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其显然被他们看作成就自己人生理想和体现自我价值的绝好良机。也正因为如此，在更多的情形之下，从他们平常为人行事中折射出的种种心态特征，看起来明显少了一份板滞、平和、拘忌之势，而多了一份自在、激奋、放纵之态。李梦阳在嘉靖三年（1524）年届五十三时所作的《甲申元日试笔柬友》诗里，回忆起自己当初入仕经历，就以“少狂曾亦滥朝骖”注一语描述之。弘治十八年（1505）二月，孝宗下诏求言，梦阳感而草《上孝宗皇帝书稿》上之，直言治政诸弊，以为“治化不浃洽，百姓不受福”注，震动了朝廷，其言辞激烈而无所避忌，以至孝宗召三阁老询问“李梦阳言事若何”时，时任阁臣的刘健则以“狂妄小人”相对注。显现在李梦阳身上的这一“狂”态，固然可以说与他傲倨异俗的性格大有关系，但同时也说明，在一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中，尤其是孝宗皇帝“布诚广路”，“谕之以悉心，诱之以乐闻”注，作为应诏上言者的李梦阳，议论朝政而指擿弊失多少因为少了一点心理顾忌，以至“狂”言不避。相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康海身上，正德年间其在致友人彭泽信札中就这样表白自己：“始仕时，望见先皇帝宽仁大度，即自私拟，以为皋、夔、稷、契之业可以复见于今，而狂放易言，略不修饰。”注如此，当然也能说合乎康海本人“支谩无状”、不喜“修饰文诈”的个性，而且在利益相逐、是非叠出的仕宦圈内，他的此番举止无异于以上李梦阳之所为，不能不说是涉世未深而不够老练圆滑、尚未完全熟谙自我保护策略的表现。但是，“狂放易言”而略无顾忌的背后，又有谁能说这跟他感觉孝宗“宽仁大度”、整朝政势宽舒，从而给其多少带来精神上的激励和抚慰毫无关系呢？与此同时，诸子的这一心态特征，实际上也已经从其所谓“发愤覃精，力绍正宗”注那种对于诗文复古之业的全身心投入中反映出来。如果说，作为应时崛起的一股新兴的文学势力，李、何等人突入弘治中叶的文坛，力掀“反古俗而变流靡”的复古潮流，特别是在整体的意义上，展开对于尤自永乐以来笼罩文坛的台阁文风以及由此形成的诗文创作锢弊的全面清算，显示以复古手段来反逆时俗的积极姿态，那么呈现其中的，则不仅仅是其“潇洒有馀闲”、“敷辞追马班”注的如此自在与优容的风貌，也不仅仅是其个人文学嗜欲率意无碍的释放，而更有他们奋起矫革文坛积俗、担当扭转时代文学风气职责那一份真正发自内在的激越之情及自负之心，所谓以“稽述往古，式昭远模”相感召，以“摈弃积俗，肇开贤蕴”注相砥尚。因而，当他们一跃而站在主导复古风尚的文学制高点，意味着同时将自己推向与流俗时风发生正面争锋的文学前沿阵地，赋予自己一种崇高的历史使命，在超世拔俗而对往古文学风范穷力追寻之际，他们也在相应地拓展自己的精神空间，独自标立、自命不凡的那种“超驾百世前”注的强烈优越感和自信力，也因此油然而生。而归根到底，李、何等人这一心态特征的形成，与弘治年间相对宽和松缓的政治环境显然分不开。

尽管弘治朝的政治气氛尤其是孝宗所为，对于开始踏入仕途和文坛的前七子来说，多少是一种激励，但在同时，他们又感觉到自己所处在的现实社会并非如理想中的那样完美，作为一朝之主的孝宗虽然比较开明，有所作为，然而不能辨察的地方还是存在，亟待消除的各种弊病仍然不少。李梦阳于弘治十八年（1505）应诏起草《上孝宗皇帝书稿》之举，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究其原因，除了受其本人率直个性和议政热情的驱使，还有一点，显然是他觉察到了实际存在的问题。对此，在该篇奏疏中，李梦阳毫不讳言：“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浃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与害为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渐不可长焉。”　这里的“病”指“元气之病”与“腹心之病”，“害”指“兵害”、“民害”、“庄场畿民之害”，而“渐”则指“匮之渐”、“盗之渐”、“坏名器之渐”、“弛法令之渐”、“方术眩惑之渐”及“贵戚骄恣之渐”。他以为，“夫天下之势，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终而全安，莫如使渐不可长”注。一一具列治政之患，察识不可谓不细微，而建议应对之策，变革的心向不可谓不急切。在此，一种对于时政强烈的危机与拯救意识分明浮现其中，令人不难发见。

与对政治的考察相应的是，李、何诸子正是同样怀着这一意识，以格外敏锐的目光来审视文学的现状，而在此过程当中，作为价值参比的对象，往古的文学典范自然而然地进入他们的视阈，为其所着力标置而用来衡量当下文学的景况。如何景明声称“仆少执寡昧，窃有慕于古人之义”，且特别有意“于古人之文，务得其宏伟之观、超旷之趣”注，就不单单是在推重“古人之义”或“古人之文”而已，显然还隐含不满足于文学现状的一层意味。而这一层意味，在康海那里则成了他本人“性好是古而非今”注更为直截的自我表白，这里，对于“古”与“今”的价值评判也更趋于分明，那自然是出于以“古”察“今”的一种比较和判断的眼光，包括在对比往古文学典范的基础上去擿抉文学现状中的缺陷。关于这个问题，徐祯卿在与李梦阳论文书札中也曾谈论过，似乎交代得更为明白，他说，“仆少喜声诗，粗通于六艺之学，观时人近世之辞悉诡于是，唯汉氏不远逾古，遗风流韵犹未艾，而郊庙闾巷之歌多可诵者，仆以为如是犹可不叛于古”，“今时人喜趋下，率不信古，与之言不尽解”注。此一席话着重在议论“声诗”，其中除了对于“古”尤其是汉代诗歌的标榜，这应该是他在表明自己“信古”的基本态度，还有比照之下对时人“趋下”而不“信古”创作倾向的指擿，后者尤显出论者审观当下诗歌领域的一种敏感的判别，包含了针对时人之作有叛于“古”的一种明显的警戒和危机意识。而这一点，也可以说正是与包括论者在内的其时李、何诸子推行复古之策以转变文坛现实局面的热切的变革欲望联系在一起。

第二节　政治情势变易中的心态转向

有研究者在比较弘治、正德二朝士人与皇权关系的基础上，注意到前后时期因为二者关系由融洽趋于紧张而带来的士人群体心态的转折注。假如衡之以前七子心态前后所发生的明显变化，其大体上和这一时间的界线相吻合。当然，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则是诸子心态变化所呈现的具体特征。

虽然在李梦阳等人眼里，弘治朝的社会政治景况并没有达到他们理想中的那种完美之世，这一点说起来也不难理解，特别是此时诸人初涉仕途，开始正面体验现实的政治环境，这多少使他们容易用一种理想化的目光去审视甚至挑剔当下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激发变革的意愿，如前言李梦阳应诏上疏孝宗皇帝，具陈诸弊，可以算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不过，应该说，其时他们并没有真正感受到朝政问题的严峻性。相比起来，正德初始以来的政治状况以及牵涉其中的切身遭逢，则令他们深切体验到了难以隐忍和承受的气氛。对于当时经历弘、正二朝的李梦阳等人来说，他们自然容易会去比较孝宗和武宗这两位前后相接的君主的个性和理政风格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政治势态，也容易在比较体验当中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落差。如果说，孝宗在诸子的心目当中还算是一位比较开明的“明君英主”，那么，弘治十八年（1505）在孝宗死后年方十五就即皇帝之位的武宗，所作所为显然着实让他们感到担忧和失望。在其看来，特别是受宦官刘瑾、马永成等人的诱导，武宗自即位以来一味放逸纵乐，沉迷于“狗马鹰兔，舞唱角抵”，遂使“渐弃万几罔亲”注。正德元年（1506）九月，李梦阳为户部尚书韩文代草弹劾刘瑾等人奏疏，借文之声口，直言武宗因为瑾等“置造巧伪，淫荡上心”，于是“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毫不掩饰地表示出对时下“朝政日非，号令欠当”注局面的深深忧虑。

如上章所已述及，围绕正德以来刘瑾等“八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前七子中的多位成员牵涉其中，不管是因对抗刘瑾等人的政治势力而陷入困境，还是其后被列名瑾党而遭受厄运，毫无疑问，这一场重大的人生变故，是促使诸子心理态势发生转向的一个更为直接的动因。作为事件的亲身经历者，他们在感受身心的激烈冲击之中，对于现实的政治景况也有了一种更为深切的体会。

出于因对抗刘瑾势力而保护自己不受侵害考虑的何景明，于正德三年（1508）不得不作出谢病还乡的决定，他在返回乡里后所作的《述归赋》中写道，“世淆浊而莫察兮，修短错而不伦。刍桂芝以秣蹇兮，吝糠粝以饲人。豢罢牛而被以文服兮，良马弃而不陈。贱馨烈而不御兮，反逐臭于海滨”。时世混浊，以至颠倒所为，良莠不分，激起作者直击内心的强烈失望感，使他深刻体验到了遭遇如此处境而带来的压抑、失落和困惑，正如其在作于同时的《蹇赋》中所叹，“悲世涂之迫阨兮，互险坦而多岐。蹇予步之踯躅兮，屡前却而狐疑”注。这显然是作者面对政治情势的变易、尤其是遭罹切身的变故之后，心理上一时受到冲击，难以控抑而陡然失衡，内心的悲凉和怅惘，自不待言。与何景明相比，李梦阳在刘瑾等人引出的政治事件中则经历了夺官和下狱，处境更为严苦，受到的心理冲击自然更大，他的《述征赋》系正德三年（1508）五月被逮北上京师而作，一种极度悲愤忧悒的心绪即充斥其中，“极终古而长愤兮，羌炯炯其犹未昧。翼绵绵之无聊兮，眇翩翩莫知所骋。忧悄悄之闷瞀兮，历山川余弗省”，“我既处幽羌谁告兮，魂中夜之营营。欲展诗以效志兮，又恐增愆而倍尤”。在获咎而遭罹牢狱之灾后所作的《省愆赋》中，李梦阳又情不自禁地悲叹：“愿陈志之无路兮，倚北户而婵媛。观炎猋之煽埃兮，地沮洳又芜秽。哭与哭之相闻兮，对饮食而不能下。怨长日而望夜兮，夜明闇又若岁。”注眼下酷严的境遇当然是他以前所未曾经历的，内心的感受也随之发生转变，作者深深为之痛苦的，不仅仅是被夺官职甚至身陷囹圄的屈辱，更有经历不幸后面临陈志无路、欲诉无门而又常恐动辄获罪的窘迫，沉重的身心桎梏，令他生发无法挣脱的一种压迫感，前所未有的悲怅甚至绝望直袭而来。

七子之中的康海和王九思，虽然在刘瑾当政期间免遭其害，但瑾倒台后被列名瑾党而终遭贬职削籍的结局，也着实令他们体验到当下政治环境的险恶多变，所承受的心理打击同样是可以想象的。王九思的《梦吁帝赋》作于坐瑾党遭斥后，其中描述道：“罹谗言以草草兮，固幽窅而难明。居茕茕其弗豫兮，心慌惚而怦怔。君门九重而迢迢兮，浮云浩其盈宇。羌薄言而往诉兮，路崄巇其多阻。空拊膺而流涕兮，指苍天以为誓。心忉怛而隐忧兮，盖懜懜其如醉。环堵孤坐而呻吟兮，孰知予之痛也。”注显然，那一场不测之祸留给他的是刻骨铭心的抑郁和伤痛，犹如其在《咏怀诗》中对于“夺我凤凰池，置我豺虎丛”注的遭逢念之不去，前后截然不同的境遇，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落差。然而，胸中虽充满惊怵不平，却是无处申白自明，所能做的只是独自默然承受，这也更增添了他内心难以消释的一层痛楚。而对于康海来说，正德五年（1510）一起被列入瑾党而遭削籍的经历，也成为他心态转向的一个关捩点。其在《与彭济物》一书中自述：“仆自庚午蒙诏之后，即放荡形志，虽饮酒不多，而日与酩酊为伍，人间百事，一切置之。”假如说，所谓“放荡形志”的行为方式已折射出他心理上的明显变化，那么，它的背后却是交织着尤其是因为涉嫌瑾党而入罪留下的难以挥去的一片阴影。对于“几踵奇祸”的凶险，康海心中着实不平，以为自己在这场变故中实是无辜受害者，感觉自己在处理与刘瑾关系的问题上谨慎有节，清白昭然，无可非议，“瑾之用事也，盖尝数以崇秩诱我矣。当是时，持数千金寿瑾者，不能得一级，而彼自区区于我，我固能谈笑而却之”，“此其心与事亦雄且甚矣，当朝大臣盖皆耳闻目见，而熟知其然”。尽管如此，结果还是卷入政治风波，他为此深感冤屈，以为实属无中生有所致：“而二三者又补砌所无，以为真有，使仆含垢于有罪者之籍，与不肖之人同被驱放，上辱两朝作养之恩，下累先人蠲介之业。”这一切，理所当然激起了康海忧郁愤激的情绪，他真正在意的还不是官秩的失去，更在于因为与已经身败名裂的刘瑾发生牵涉，加上无法辩白其冤，自身名节因此受到很大的损毁，用他的话来说，担忧“忽有犬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悰耳，而区区官秩之事，非所念虑也”注。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包袱，但又不得伸张隐衷屈情，无奈之下，他把内心深处的忧愤寄之于“放荡形志”的恣狂之举。

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李、何诸子的心态在这样一种转向过程中所反映出的忧悒、怅惘甚至愤激的特征，究察起来，实际上也恰恰是他们内心世界自我挣扎的集中呈现。

如前所述，李、何等人大多标置甚高，严于取舍，十分注重个人志操的自我砥砺，追求超俗特立。也因为如此，他们往往难以容忍现实政治社会中存在的各类弊害，难以向有悖于其所秉持的价值准则的时俗恶态作出妥协。像李梦阳弘治十八年（1505）毅然上书向孝宗直言朝政诸弊，以及正德元年（1506）代户部尚书韩文草拟弹劾刘瑾奏疏，就不能不说是其执持如何景明所赞许的“矜名投义”、“见恶必击”那样一种个人操守的具体表现，展示了其一以“真贵”、“至质”相砥砺而直亮以行的人格精神。又如康海，早在翰林院供职期间就主于一己，任性直行，“事有不可辄怒骂”，好“面斥人过”，而“见修饰伪行者，又深嫉之”注，说到底，这实也本于其以所谓“服义重德、直行亮迹”律己，不愿苟且“要时好”的立身之准则。应该说，处在正德年间政治情势发生变化的环境中，诸子所持的人生操守面临严峻的挑战。如果说，武宗即位以来朝政的荒疏不振，相当程度上冷却了李、何等人当初成就人生理想和体现自我价值的热望，令他们深为之失落，那么，特别是卷入刘瑾等人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他们遭受的则更是一种切身的痛苦体验，仕途的挫折，身陷囹圄的耻辱，还有因为涉嫌瑾党而受到的名节毁损，所带来的种种精神上的创伤不言而喻。但即使如此，这一些似乎并没有在根本上移易诸子寄寓个人精神追求的人生操守，动摇他们勉力安顿自我的价值准则。

李梦阳在经历了“奸党”事件和被逮下锦衣狱的冤屈之后所作的那篇《省愆赋》，更带有一种自我思索的意味，也可以说，更切实地写出了他在当时的一种心理状态，赋中一面感叹“效桃鸟以自珍兮，遘罗网之不意”，“惜余年之强壮兮，常坎轲而滞留”，为自己蒙受不测之祸悲慨不平，一面则抒写“既婞直而不豫兮，又任怨而于傺。固群吠之难犯兮，每阽危而弗惧。余岂不知峣峣者之寡完兮，羌坚忍而弗惩”，显示自己向来怀抱的刚直坚忍、临危不惧的秉性。它说明，这一场政治遭遇虽然使他本人经受难以挥去的深切痛楚，然而尚不足以完全销蚀体现在其“婞直”、“坚忍”性格中固守不屈的个人志操或价值准则。对此，李梦阳在正德三年（1508）为被逮北行而作的《述征赋》中，述写自己尽管眼下“去故乡而就远兮”，缧绁首途，身心遭罹巨大摧折，但无意因此变易心志，一改自己“孰非义之可蹈兮，焉作忠而顾身”的固有操尚。在此赋末尾总括全篇之旨的乱辞中，他又表示：

这里，作者首先以“不时”之“凤鸟”自况，喻写自己深陷窘厄，前景叵测，以不适于时而难以振拔。令李梦阳为之耿耿、无法释怀的，不仅有遭受黜辱所带来的怆痛和忧愤，还有对于自我操介的持守不易之心。所以，他又自拟以不为“蝼蚁”所制的“横海之鲸”，萦怀于胸中毅然未屈的志操隐约可见，至于说为寻求理想之政甚至“溘死”却无所悔尤，则更为直接地宣达出他的一片坚执的心志。挥之不去的挫折和屈辱感，杂以固结难消的价值取向，自然大大加剧了作者心理上的纠葛和冲突。

同样曾卷入正德以来政治风波的何景明，尽管不像李梦阳那样惨遭列名“奸党”和牢狱之灾，但已如前面所述，其受到的心理影响显然也是十分强烈的。对于当时人生历练尚不丰富的他来说，比较弘治间所感受到的“忽天门之广开兮，值日月之盛明。愿自饬以进君兮，得近君之末行”那种相对开明的政治环境和于时自己进身仕籍而得以驰骋其间的经历，起于正德初始的这一场政治情势的变化，尤其是有可能招致刘瑾势力打击的潜在危险，似乎来得过于突然，过于迅急，以至他尚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倏天地之易位兮，星辰错而无纲。聿迅飚之亟至兮，会浮云之徂征。”鉴于这样的感受，要说它激起何景明内心强烈的反应，当然是自然不过的事情，这也就是处在好比天地“易位”的骤变情形中，为何他会深深陷入“忧雪霰之交增兮，履中庭之凛霜。纷众莽之凋毁兮，耻孤柏之独芳。岂予情之耿介兮，实悲夫蕙华之摇伤。顾涓忱之莫彰兮，敢幸泽而干荣”注那种失意和忧戚心境的重要根由。与此同时，令人也明显感觉出，何景明之所以此时很难使自己平息如此环境变易所引起的心理震荡，事实上又受到固植在他心灵深处而难以移易的“初志”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他在《蹇赋》中是如此表白的：

在此篇中，何景明同时宣称“物有坚而不化兮，性有蠢而难移”，正因为顺性而为，以至于“循故躅而弗舍兮，众睹其蹝而笑之”注。这可以看成是作者从根性上为自己对“初志”的执着进行张本。虽然现实政治环境的变迁，在他看来多少有些突然，甚至让他一时很难接受和适应，而且困抑的境遇也使其在精神上倍感苦闷，不过这终究未变成作者要因此放弃“初志”而屈从时俗的理由，谓一己之性“难移”、弗能改变其“度”云云，已能见出其执一的意愿，足以显明之。由是观之，如此执着的心志，说到底，不失为作者未随生存境遇变化而固守自我的一种根本的精神支撑。

总之，与弘治年间相比，自正德之初开始，李、何等人的心态的确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如果说,武宗登极以来“朝政日非”的状况，已大大冲淡了诸子对于政治前景和理想人生的憧憬，那么，之后各自遭受刘瑾等人引发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冲击，更是在其内心投下了浓重的阴影，由此给其造成的心理打击是显而易见的。而在痛苦失落之际，李、何等人将关注的目光集中投向了人生的价值支点，寻求精神上的支持，这也成了他们本于自我砥砺、面向生存境遇变化的一种应对机制。所以，观诸子此际心态，一方面是痛感于现实环境中政治之失序、世情之反复、是非之倒置，一方面则是对于世间流俗的抗拒，以及对于自我操尚的坚守，二者互相交织，呈现出令人不难体察到的一种价值冲撞，一种相对复杂的心理特征。

第三节　寄心丘壑与顺适其志

从前面的论述中已可得知，经历了正德以来政治情势的变易，以及受到一系列切身事件的冲击，前七子对于现实政治的期望在下降，对于在如此境遇之中成就人生理想和体现自我价值的希冀由热而趋冷。随着正德初始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刘瑾等人秉政以来政治气氛趋于紧张，他们开始不约而同地体验到难以承受的生存氛围：“上天远垂象，丙寅乃其征”，“自兹虐焰炽，贤豪委堑坑。闾阎遂殚竭，豺虎亦纵横”注；“瑾永递澎湃，宁彬遂纷浮。骨鲠日疏远，昌言谁见收？功德反摧挫，屠沽皆列侯。”注伴随这种政序混乱、权臣逞威、贤愚不分、曲直难明的现实体验，失望、忧灼、迷茫、怨愤的情悰，逐渐占据他们的内心，李梦阳在此际不禁发出的“大道竟焉陈，末运忺相欺”注的一声喟叹，多少道出了诸子之所感所想。

当下的政治环境既然变得如此令人感到压抑，仕宦的路途也如此充满坎懔，这促使李、何诸子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出路和精神所归，以更好地安顿自我。可以发现，尤其自从正德以来，在遭际接踵而来的政治风波和仕途挫折之后，他们时不时地极力渲染起远离廊庙的隐逸生活，以寄心丘壑而淡化政治人格，作为自我精神安顿的一条路径。

尤以李梦阳来说，正德二年（1507），他因助户部尚书韩文弹劾刘瑾被削夺官职，抑郁愤懑之馀，其似乎格外留意田庐生活的那一份平淡和宁静，在此年归田后所作的《归来行》一诗中，他即咏道：“穷达自知休怨天，归来且种东陵田。齿过四九已不小，钓鱼猎兔亦得饱。”注甚至从那时起，其已经动了“誓言永林丘”注的念头。而在第二年，李梦阳被刘瑾罗织罪名，械系北行且入锦衣狱，那一段痛楚难忘的经历使他蒙受了平生莫大的屈辱，饱经摧折之后，他更情不自禁地欲敛心于隐逸生活，去体会脱却尘网而优游于丘山之间的自在和安逸，作于其释狱家居以后的《杂诗三十二首》，其中就曰，“出攀芳桂林，倚岑挥浩歌”（二十九），“藜藿足充饥，岩峦可遨游”，“脱身幸及今，世事如蜉蝣”（三十）注，多少表露了他那时的一种心境。出之不达则处，一旦当政治命运陷入困厄，仕进路途阻艰不畅，则转向独善其身的隐遁之道，这是不少传统文人面对实际生存处境所作的一种抉择，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一种方式，李梦阳同样不例外。更何况，相继遭夺官和下狱的不幸境遇，事实上也不容他这时有别的选择，逼迫他在政治出路之外寻索自己的归着，而远离世纷相对恬静的田居生活气氛，正适合了他的需求，特别对其深受创痛的心灵，未尝不是一种抚慰。对于李梦阳来说，他显然试图要在静憩的田居之中，勉力调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卸去政治环境底下所承受的重压，淡却外界荣辱毁誉的袭扰，稍稍平息一下烦苦悲愤的胸臆，如称“无荣亦无辱，倚伏还相随”，“较计毁誉间，无乃贤达卑”注，“毁誉不可校，校之心烦悲。荣名盖一世，千载谁见之？塞翁失其马，马归驹来随”注。话语之中不免流露些许的无奈，也确有几分自我慰藉的意味，但毕竟可以看出他注意个人心理调节的一番用心。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能理解，他在此时为何会表现出倾心“逍遥”以竟世的超豁和洒脱，不屑斤斤于世俗荣利的竞逐：“冠盖沓衢路，致身竞先早。磬折名誉场，销铄成丑老。一夕不复晨，陨落随秋草。逍遥可竟世，繁华讵足保。”注当然，应该看到，尽管李梦阳声称要摆脱对荣辱毁誉的“较计”，领略自在无拘的“逍遥”之境，极力消减精神上的重压和伤痛，让自己的内心得到某些平复，但要做到全然释怀，又是谈何容易。因此，在他努力平心静气之际，潜匿的忧悒和愤懑仍时而涌上心头：

这是忧愤难抑心理的不时躁动，诗人为自己不幸的遭际郁怫未已，为难伸其志令人深感压抑的世道悲忧不消，实为其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之实现受到重挫而激发起来的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得以消释的内心痛苦，也是其在自我进取过程中所不得不付出的精神代价。他想接受淡泊静谧氛围的沐浴，从精神的重压和伤痛之中超脱出来，然而往往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实际上却是很难真正做到，于是形成欲超脱却难以超脱的一种心理张力。反过来说明，这种精神压力与伤痛之如此深固，则成为李梦阳牵念于“林丘”之间而谋求心灵慰藉的某种内在驱动力。

不仅如此，面对在其看来反覆无常、序次淆乱、难有是非曲直准则可言的政治环境，李、何诸子之寄心丘壑，同时体现了他们毅然要从浊势俗态中超拔而出，以顺适其个人志操、坚守其独立人格的一种心态。李梦阳曾为《钝赋》，自叙既“伤时之锯也”，且“亦自忺也”，其曰，“汩余生之顽钝兮，年逾壮而无能。强砥砺而求合兮，路亡羊而多岐”，“喟时俗之反覆兮，常宝伪而弃真。斥莫邪使不御兮，挈铅刀而自珍。吾纵有湛卢与龙泉兮，反孤立而危惧”。假如说，反覆叵测而价值颠倒的时俗，让作者深感其时之“锯”，或如何景明《蹇赋》序言引李梦阳著《钝赋》之旨，以为“委时之弗利”注，其中能人正士或遭摈斥，自己纵有用世才志，也处“孤立”境地，无由成就人生之理想和体现自我之价值;那么，即使如此，他却不愿意放弃所“忺”，丧失自我，既然进无有良机，则退未尝不是一条自我淬磨砥砺的合适途径，故李梦阳在上赋中又曰：

尽管退而处之不免落寞孤独，甚至还有志无所遂的几分忧闷萦绕怀中，但不与时俗一齐沦落的超然，显令作者为之自傲自赏。同时，成为其内向的精神支撑、令其纵使情愫“蹇产”却能始终“画一”的，还是他严于持己以求超俗特立的修持之心，是他不愿自我迷失以保持其“初质”的坚执之志，而且，这其实也就是内植于李梦阳心灵深处之所谓“忺”。正基于此，他将避隔尘世俗态的退居，看成是“砺吾初质”的体现，也当作是返皈自我适从其志的一种精神归止。

如此的心态，更明显反映在何景明身上。与李梦阳正德二年（1507）曾被夺官的经历相比，景明在次年则是主动选择了谢病返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对当时政治情势的观察更敏感，行事也更谨慎。如此“超然远举”注，除了出于恐祸及身的重要原因，也包含超拔时俗以适我心志的一层考虑。这一点，何景明为此次辞官归居所作而意在“叙出处之概，援圣贤之风，揄始终之志”的《述归赋》及序言，已说得较为明白，其曰，“怵天地之冥晦兮，惧陵谷之隳沈。速反辙以旋服兮，息予丘之茂林。终养恬以顺年兮，厌予心之所谌”，“夫凤凰之不鸣兮，岂云系夫麒麟。彼兰草之国香兮，敛空谷以自珍。聊委顺以祈龄兮，吾又安尤夫人”。既然时世如此昏暗不明，反覆不测，不如息居以颐养。这岂止是精神惧悚所致，还基于一片聊以“自珍”之心，让自己远离世态时俗的纷嚣和污浊，得以保真而持全。据赋序所云，作者本来自持就甚高，少时起“窃有慕于古人之义”，也以此相淬砺，执之如一，不欲随人随势而改易其志，如赋序在一开始就说：

物有不易之质性，人有不易之志趣，殊途而异趣者不可以“同观”与“强翕”，根本的道理就在于此。作者这样陈述，不但为自己倾慕“古人之义”、执持“始终之志”张本，并且也在于喻示，之所以此际选择归隐之路，其中一点，就是因为感觉自己与时俗殊途而异趣，彼此之间不可融合，为顺应一己之志，宁弃宦业而就隐。自然这应该是权衡二者之后所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但它至少体现了何景明在持守己志上的执着心向。可以发现，当对于政治与仕途的热望趋向冷淡，此时为何景明素来慕尚的“古人之义”，显然成为支撑其整个精神世界的一种重要信念与依托。如他在赋序中自称，拟将主要心力用于“究著作之原，博览历之胜”上，以寄托其“不坠古人之馀烈”的拳拳之志。也犹如赋中所云，“检古人之遗美兮，心窃效而不敢愆。树六艺之旄节兮，散百家之遗编”，“扬素笔之芬烈兮，修薄辞以为篇。缀大贤之绪论兮，绍斯文之末传”注。面临迷茫的政治前景和新的人生抉择，成就文章复古之业，使“古人之义”不至坠失，对于这时的何景明来说，恰好能相应消弭精神上的失落，不失为显现其自身价值的另一条途径。

七子之中的康海和王九思，在正德初期刘瑾等人擅政期间，虽未像李、何那样遭受其害，然如前所述，正德以来政势的变化，尤其在瑾败后被指瑾党及遭黜斥归田的厄运，对其造成的心理影响同样是显而易见的，无奈之下，他们将对自身的重新安顿，也寄托在了山居林栖之间。

正德五年（1510）坐瑾党贬为寿州同知的王九思，次年又因谏官“奏除瑾党塞天变”注，终被罢黜，自是之后，以他的话来说，“虽蔑箕山洗耳之节，亦励丘园肥遁之志”注。经历了环境的改易与仕宦的偃蹇，他时而回顾以往遭际，反思自我人生，如其《悔诗》云，“诗人忧鲜终，君子慎末路”，“往者不可追，兹予洒然悟。誓言处幽阒，闲情水东注”注。看起来，他是在为“往者”而“悔”，又由“往者”而“悟”，故憣然栖心“幽阒”，所谓的“悔”“悟”，在另外一面，其实也透出诗人深积于内而期望藉“幽阒”以排遣的一种无奈、戒惧和疲惫的心理。而经过了一番风云波折，王九思似乎也悟出了某些生活的哲理：“人生寄一世，穷达难自保。富而不可求，何当从所好。无如饮美酒，愉情以终老。”注命运之“穷达”既然难以把握，与其汲汲追逐不可企求的目标，承受沉重的精神压力，不如退而从吾所好，在愉情悦性中体验生趣，终其年命，这与他当初“秉志植纲常”、“致主希虞唐”注的政治理想，显然形成强烈的反差。然而，诗人的心地真的已做到如此超然了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确切一点地说，这更像是他极力想挣脱挫折阴影的笼罩而作出的一种自我宽慰，一种自我调整，因为我们在他“罢归田里”后致友人的书函中，还听到这样的倾诉：“慨少壮之难恃，痛艺业之就芜，悯素志之终违，惧修名之未立。彷徨中夜，泣泗涟如。”注岁月虚掷，志业不达，修名未彰，失落、焦虑、痛苦纷纷纠结在了一起，归结起来，不能不说，这是王九思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超乎自己时乖运蹇遭际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呈露。但不管怎样，“罢归田里”毕竟让他拥有了不需随俗逐进的一份难得的独立和自适，这也使他从中多少获得了一种慰解。故而，王九思在黜退后所作的《梦吁帝赋》里即用虚拟的笔触，描述本人梦帝而被告之以“大道”，接受其要求返驾“南山”以养修“初志”的教戒，藉以宣写自己终然“恍气豁而神寤”注。归心于田里，虽然胸中郁积的失意难以尽消，但终究还不失如他所说的“脱离了虎狼关，结识上鸥鹭伴”注的那种闲适和自由。

至于康海，尽管和王九思同以瑾党被黜，遭遇相似，且归居后二人常“相与过从谈宴”注，趣味也甚为投合，不过相比起来，他的个性更显倨傲而放恣，一如其自称“素性疏懒”注，尤自“谢黜”之后，“益骄以倨”注，这同时体现在他的心态变化上。如果说，傲放不拘诚为康海素性所致，那么，罢黜以来由于离开是非丛集的官场，环境相对松宽，更少了心理上的种种顾忌，因此，他声称自己从此愈益“放荡形志”，所谓“适性即为乐，处安宁怨贫”注，“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注，如从这一角度去理解，实在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显然，落职息居在一定意义上为康海自适放逸提供了某种心理上的支持，在安适平淡的氛围中，他似乎领略到了难得的自在和惬意，时而诉之于诗：“不作云车吏，甘从沜游。看花开曲槛，近水狎浮鸥。南国严夫子，青门召隐侯。栖身先有计，长醉复何求。”注对于康海来说，虽然和适淡泊的隐栖不免贫寒枯寂，但比起他曾涉入其中的风恶浪险的宦海，无论如何多了一点超脱，一点安逸，就此而言，可以推想，他在诗中宣白：“往事人俱白，贫居心亦安。常时携角妓，尚肯恋微官？脱鸟死依壑，沐猴非爱冠。不知栖宿久，转觉畏风湍。”注未尝不可以说是其本人一种亲身体验所得，并非全属违心之言。不过，要是据此认为康海纵性恣意只是为了体味无所拘缚的身心愉悦，心地纯然洒落，一切无挂于怀，至少是没有完全而透彻了解他真正的心理状态。事实上，特别是身陷瑾党事件对康海的冲击很大，毕竟这一事件不只是阻塞了他的仕进之路，更为严重的是毁损了他甚为看重的声誉节操，也难怪康海曾经黯然表示，“自入有罪者之籍，污秽终身，莫能自洁，使平日所立之志扃闭沦落，智高万物之上，而名陷九渊之下”注，尤其是被列瑾党而名节“污秽”之耻，显然难以从他内心消去。在此情形下，深刻在心的屈辱，未能“自洁”的绝望，终于积聚成了无法抑制的忧愤情绪，由此，他在山栖林息之际将自己推向了声色酒醪之乐，如《沜东乐府序》云：“予自谢事山居，客有过余者，辄以酒殽声妓随之。”注又如其自谓，“放逐后留连声伎，不复拘检垂二十年，虽乡党自好者莫不耻之”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此娱以酒色而罔顾拘检，或如他声称的“放荡形志”，则又不能不说是积压在康海心底的忧愤之情的一种强烈外泄，这一点也诚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乃是他由愤激走向了放浪注。面对身败名裂的折辱，生性素来倔傲的康海并没有一味自敛屈服，而是选择了彻底放纵自我。但放纵并不代表放弃，恰恰相反，他正是在以那种非理性甚至乖张的姿态，来极力张扬受辱的自我，极力纾放压抑的自我，强化宣示维护个人人格，恪守个人志操，使之在外力压迫下不至沦丧，犹如“卒罹大谤”后他在致友人何瑭的书函中，宣称自己“不以险夷易操”注，无意因此改变个人平素操守，态度异常坚毅，同时，又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和世俗相决裂的对抗立场，实际上这也是他唯一所能采取的一种变相的抗拒手段。所有的这一切，表明康海虽然备尝屈辱，但不愿意默然承受，不甘心向世俗妥协，故以“放荡形志”相抗衡。概而言之，这也正是他自尊而不折、自纵而不弃心态的一种真切呈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