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前七子文学集团的组成及其活动

作为明代中叶文坛一支影响卓著的重要文学力量，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异军突起，显然打破了明前期特别是永乐以来馆阁文人主操文柄的局面，正如清人陈田所称：“成、弘之间，茶陵首执文柄，海内才俊尽归陶铸。空同出而异军特起，台阁坛坫，移于郎署。”注这些大多出身郎署的士子，毅然站在了与上层馆阁文人争夺文学话语主导权的前沿，在文学领域担当起转变时代风气的先锋角色。

由上章的相关探析可知，早在朱明王朝建立之初，已全面推行崇儒重道的基本政策，而为新儒家思想结晶的程朱理学则被纳入主导思想体系重点加以推尊，在张扬儒家文化精神的主旋律下，崇经治经的学术风气被充分激扬起来，使包括古文与诗歌在内的古文词价值地位相对为之沦落，其生存及发展空间受到明显压缩。应该说，前七子秉持诗文复古取向，就基本的主观指向而言，包含着其面对古文词价值地位旁落而激发的某种危机与救赎意识，尤前述像李梦阳质疑诗文“末技”说，以及同情喜好古文词文学士为“以经学自文”掌政柄文者所压制的现实境遇，当作如是观。同时，他们力图通过复古的途径，在古典诗文系统中汲取相关文学资源，客观上也在为古文词拓展一片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另一个层面上，基于崇儒重道和以程朱理学为宗的根本策略，明廷自立朝之始，即从尊一统、尚教化、重实用的要求出发，加强了对于文风建设的政治干预，而尤自永乐年间以来，为馆阁文人所主导和倡扬的台阁体风气趋盛，真正确立起“歌咏圣德以彰太平之盛”的创作主基调，更强化了支撑台阁体创作而重在维护正统、尊尚教化的经世实用价值观。由是观之，如何超脱台阁体风气的笼罩，如何转变在这一种文风深切浸润下的文坛局势，毋庸置疑，乃是前七子面临的最为现实的课题，成为他们展示自身文学个性、全力争取文学话语主导权的必由途径。事实上，由后面陆续的相关讨论中，我们将会进一步看到，李、何诸子极力倡导复古，本于尊崇古文词价值地位的立场，在对古典诗文系统所展开的全面观照和深入追索中，更注重从诗与文本体的意义上诠释它们的基本性质与审美特性，表彰与他们自身文学诉求相契合的典范文本，它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以复古相尚，寻求别开蹊径，更主要的是其归向文学本位，在崇尚古典中实现了由重诗文经世实用性引向对它们本体艺术关怀一种文学价值观念上的转迁，就此当然也可以说是他们反逆台阁文风、标榜自我立场一种自觉意识的逗露。

纵观前七子与围绕他们的集团组织的形成、拓展以及相关文学活动的开展，其大体上经历了崛起、消沉、回复与确立等不同的发展过程。

第一节　京师结盟与复古活动的倡起

前七子之一的康海，在为友人王九思所作的《渼陂先生集序》中曾经说到：“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反古俗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北郡李献吉（梦阳）、信阳何仲默（景明）、鄠杜王敬夫（九思）、仪封王子衡（廷相）、吴兴徐昌穀（祯卿）、济南边庭实（贡），金辉玉映，光照宇内，而予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乃于所谓孰是孰非者，不溺于剖劘，不怵于异同，有灼见焉。”注其不但概要地描述了包括他本人在内前七子成员在弘治年间倡起复古以变革时俗的情形，并且也可以说是对七子在这一场文学变革活动中所处核心地位的某种标榜。

而从实际的活动情形来看，除了上述作为核心成员的李、何等七子之外，还不能不同时注意到围绕他们而形成的文学同盟或交游关系，这当然是期望能从相对完整的角度来展开对该文学集团的考察。

以前七子文学集团的建构及其复古活动发轫的时间来说，弘治十一年（1498）大致可以作为一个分界点。李梦阳在为顾璘等人所撰的《朝正倡和诗跋》中说：

弘治六年（1493）春，李梦阳考取第二甲进士，观政通政司，但同年八月因母丧返回故乡开封，弘治八年（1495）又遭父丧，直至十一年（1498）丧满始回到京师，拜户部山东司主事。应该说，自从该年任职户部开始，其后成为前七子领袖人物的李梦阳才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在京师活动，与同道之间开展交往，犹如他所说的“承乏郎署”，得以与众文士互相“倡和”。由此，我们不妨把弘治十一年（1498）作为前七子文学集团创建与倡起复古的开端之年。从上面跋文的描述中能够看出，在进入弘治年间以来“古学渐兴”的氛围中，京师兴起的这一有着一定规模的唱和活动，显然吸引了来自南北不同地域为数众多的文人士子。虽然如上跋所列举的诸士中，有的只是出于附和“古学”一时兴趣，在后来的时段里也并未与前七子成员之间发生更多文学上的联络，但他们此时参与唱酬，对于聚合同道，提升人气，营造复古活动的声势和影响，无疑起着一定的作用。

李梦阳上面这一篇《朝正倡和诗跋》，显然是总括式地记述了自他任职户部以来与众文士前后开展复古唱和活动的情形，尽管其中已涉及前七子多位人士和七子集团一些重要成员，然在他们参与活动乃至加盟复古营垒的具体时间上，则未给予明确的交代。不过，如果考虑到在京师更便于聚集活动的客观条件和结合相关的记载，那么还是能对他们在这方面活动的时间，作出大致的推断。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上跋未及而实为当时七子集团要员的其他一些人士及他们的活动时间。

七子之一的边贡及游于诸子而“颉颃其间”注的上元人顾璘，虽于弘治九年（1496）已中进士，但他们与李梦阳等人正式互相唱和，当在十一年（1498）梦阳“承乏郎署”之后。其中顾璘，字华玉，少时已负才名，后与同里陈沂、王韦号“金陵三俊”。历官广平知县、台州知府、浙江左布政使等职，终南京刑部尚书。晚岁家居而文誉籍甚，建构息园，大治客舍，以接待四方文友。前七子中与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祯卿等人交往唱酬尤密。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其“诗矩矱唐人，才情烂然，格不必尽古，而以风调胜”注。

七子中的何景明、康海、王廷相三人，皆中弘治十五年进士（1502），他们与李梦阳等人开始交往唱和当在此年或稍后。与他们同一年考取进士而与七子保持较密切交往的还有武陟人何瑭、郏县人王尚，何景明曾作《六子诗》，将他们与李梦阳、康海、边贡、王九思一并列入其中，目之“当世名士”，且引为“良友”，二人亦当在此年进士中试后，利用在京师居处的机会得以加入诸子营垒。

何瑭，字粹夫，世号为柏斋先生。正德初刘瑾秉政，瑭时官翰林修撰，因强直知不为其所容，乃累疏致仕，后瑾伏诛，得起复原职。嘉靖年间在南京太常少卿任上，曾与湛若水等力修明古太学之法，学者翕然宗之。晋南京都御史，未几致仕。何景明《六子诗·何编修瑭》则对他多予推许，寄予厚望，其中称“至朴敛华蔚，徽文陋雕绮。守渊安可窥，驰辩讵能止”，“古辙多蓁芜，非君谁予起”注？

王尚，字锦夫，号苍谷。始除兵部职方司主事，改吏部，出补山西布政司左参政。后迁浙江右布政使，卒于官。与李、何二人交情较为深厚，正德二年（1507），李梦阳因帮助户部尚书韩文起草弹劾刘瑾奏疏遭夺职，次年被逮下锦衣狱，同一年获释，离京返乡前，王尚等九人为之祖行，李梦阳遂作《九子咏》诗，“慕义伤离，有感于前游”，其中咏王尚，以为“鸿词振宛洛，一一中音吕。访戴谅不惜，纵凫非所许”注。何景明《六子诗·王职方尚》也曰，“职方吾益友，契谊鲜与同”，“读书迈左思，识字过杨雄。为辞多所述，结藻扬华风”注。二人所为诗不但对其词艺多有所许，而且申明了彼此之间非同一般的情谊，也可见出他在李、何心目中的地位。

在弘治十五年（1502），前后加入七子集团的还有王九思、徐祯卿，以及宝应朱应登、信阳戴冠等人。　王九思弘治九年（1496）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十二年（1499）授翰林院检讨，其后诸子相继至京师，正在翰林任上的他遂与之“讲订考论”，并开始接受他们的诲导注。

作为前七子中唯一一位南方籍的成员，徐祯卿考取进士时在弘治十八年（1505），然他前此四年即弘治十四年（1501）已举应天府乡试，曾在次年北上赴京师参加会试，最终落第，其获与诸子交往而加盟其中，当在此次在京会试之时注。

朱应登，字升之，号凌溪。李梦阳《章园饯会诗引》云：“曩予会升之河西关，有倾盖之雅。”注据梦阳为亡妻左氏所为墓志，弘治十五年（1502），他以户部官员身份“榷舟河西务”注，则朱应登与李梦阳初识即在这一年，其进入诸子营垒也当在此际。朱应登中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仕至云南布政司左参政。早年起即解声律，谙词章，通晓经史百家，又好为古文词，声誉著于艺林。顾璘所撰墓碑，将他和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等七子成员并置，纳入诗文复古“力绍正宗”之列，以为“其文刊脱近习，卓然以秦汉为法；其诗上准《风》、《雅》，下采沈、宋，磅礴蕴藉，郁兴一代之体”注，视之为与李、何诸子诗文趣习之相近者。其实朱应登对李梦阳等人学古习尚本怀倾慕，实有追蹑，称得上是一位地道的同盟者。如于文以为“文章康李传新体，驱逐唐儒驾马迁”注，赞许其能越唐以上而宗秦汉者，清人朱彝尊述及当时趋学李梦阳等人情形，甚至以“心慕手追，凌溪一人而已”注形容他尤宗梦阳的取向。其素与诸子交谊不浅，当初他来京师报政毕将归，李梦阳、边贡等亲自饯会，一起分韵赋诗，并相与留赠，朱应登时所赋诗谓“良朋时宴集，端坐自生光”，“适意易为别，怀哉不能忘”注，明示彼此业已建立的深情厚谊，李梦阳则后专作《章园饯会诗引》以记其事。在京师期间，他还与徐祯卿意殊相投，“相见欢洽如平生”，“每公退，必宴见，见必剧谈，往往评勘文字。他或古今政理、人品、名物亦时时往覆相论”注。酬和谈榷之际，其对诸子所习自当有所耳濡目染。

戴冠，字仲鹖，号邃谷。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授户部主事，以上疏建言贬广东乌石驿丞。起户部员外郎，升延平知府，改苏州。仕至山东提学副使。冠与何景明同乡里，为诗友，往来密切，相染较深，或谓之“诗亦同调”注。又获交李梦阳等诸子，梦阳作《九子咏》诗，即列之其中，以“南州实才窟，小戴亦横骛”注许之。何景明弟子樊鹏为冠所撰墓志，称他“长从吾师何子于京师，苦学至困疾，辄益弗懈”注，则其在京师获与何景明乃至李梦阳等人交往游从，当在何弘治十五年（1502）试进士之际或稍后。

至弘治十八年（1505），又有闽县郑善夫、安阳崔铣、上海陆深、吴县徐缙、寿张殷云霄、信阳孟洋等人进士中第，在是年前后来从诸子游，相继成为七子集团中的活跃分子，大体情况述之如下：

郑善夫，字继之，号少谷山人。正德间始除户部主事，改礼部。因谏武宗南巡被杖于廷，寻告归。嘉靖初起南京刑部郎中，改吏部验封司郎中。性好山水，或纵游忘返。在七子当中，他与何景明可谓相契最深，中进士之后，时何方在中书舍人任上，因“相得欢甚，益切劘为古文词”，并先后获交顾璘、薛惠、殷云霄等好古之士，“文酒过从靡间”注。然无论如何，作为郑善夫较早结交和关系尤深的一位七子成员，何景明显然为他所格外敬重，其曾赋《赠何仲默》诗，对何所为诗文以“雅调走鲍谢，雄才抗班扬”注相许，钦羡之意分明。而何景明对这一位盟友也别眼相看，他在为郑善夫所作的《少谷子行》称：“朅来京华始一识，意气形神两相得。肺腑真成水石痼，词章亦带烟霞色。”注对其超俗异特的情性和词章就颇为倾瞩。而郑善夫因与何景明接触较密，也接受过对方的诲导，如为诗，何景明教之以“学诗如学仙，神仙逆天地之气以成；诗亦如之，逆则词古，则格高，则意长”注。由此也加强了他与七子成员之间文学上的沟通。这位被人称为“一时属和”注李、何等人的闽中名士的加盟，无疑使诸子营垒增添了一名得力的推助手。

崔铣，字子钟，一字仲凫。中进士后选为庶吉士，授编修，历官南京吏部主事、南京国子监祭酒、少詹事兼侍读学士，仕至南京礼部右侍郎。与李、何等人交好，尤感慕其复古之志与厉直之节，如他《祭李献吉文》称赞李梦阳“今人与居而雄词追古，志于周秦。堂堂乎节，折而不桡；烨烨乎闻，幽而弗潜。可谓成章君子矣”注；又为梦阳所撰墓志谓其“陋痿文之习，慨然奋复古之志”，同志何景明“友而应之”，以为“咸激厉风节”注。其倾重二子，由此可见一斑。

陆深，字子渊，号俨山。由庶吉士授编修，历南京主事、国子祭酒，左迁延平府同知，累官四川左布政使，仕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七子中与同年徐祯卿相识较早，尤相友善，其还在弘治十四年（1501）赴应天乡试时已结识祯卿注，切磨为文章，有名于时。正德元年（1506），徐祯卿赴湖南纂修，深赋诗送之，即称“取友在异世，贵此肝胆通。与子同乡国，笔砚亦屡同”注，倾吐了他和祯卿之间深厚的友情。又获交时官京师的李梦阳、何景明等人，梦阳在为陆深和徐缙而作的《赠徐、陆二子》一诗中慨然曰：“情交苟不劣，穷显非所论。感激平生义，匪尔谁当陈？”注则显然以知交视之。值得一提的是，陆深在其编修任上，于京师士人家购得明初诗人袁凯《海叟集》，与李、何一同“校选其集”注，三人分别为作序，这也可以看成是他们出于共同的文学兴趣而相互协作的一个举措。

徐缙，字子容，号崦西。由庶吉士授编修，仕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其进士中第而官京师之际，与李、何诸子不乏往来酬和，关系同样契密，何景明作有《醉歌赠子容使湖南便道归省兼讯献吉》一诗，其中即云：“忆卿翻飞霄汉里，结交岂少青云士。眼中何人最知己？十年之交吾与李。”注道出了徐缙与他及李梦阳不同一般的交情。故后人在描述李、何等人复古倡导之情形时，或将其纳入与诸子关系紧密的要员之列，如孙奇逢《中州人物考·王肃敏廷相》述王廷相生平，即谓“（王）官京师，与大梁李梦阳、信阳何景明、武功康海、东吴徐缙、鄠杜王九思以古文相倡”注。这一点，自然也基于徐缙与诸子文趣上的投合，他曾为友人徐祯卿校集及评述其诗就是一例。正德六年（1511）徐祯卿去世，徐缙校其《迪功集》六卷，并寄与时在江西提学副使任上的李梦阳刊刻。又他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跋徐集，则以为徐祯卿之诗“其寄兴远，修词洁，尤长玄理，有古诗人之风焉”注，多有合其意处，故不吝褒许。

殷云霄，字近夫，号石川。进士中第之次年即以疾归。授靖江知县，调青田，升南京工科给事中，卒于官。在其给事中任上，李梦阳曾作《寄殷给事中歌》相赠寄，云：“忆昔匹马长安走，殷何徐陆皆吾友。”注回忆当初在京师期间与殷云霄等人结为盟友的情形。又正德元年（1506）云霄自京师告归，李梦阳为赋《送殷进士病免归》诗注，则知他结交梦阳等人当在病归之前而在京试进士之际。而其在归乡之后，又与李梦阳以诗往还，互为致意注。正德六年（1511），殷云霄病愈还京，何景明曾赋《石川子歌》以酬之注，八年（1513），其由靖江知县调青田，何景明又为作《送殷近夫之青田》注。可见他与李、何之间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络。崔铣所撰墓志，称殷云霄“其为文非秦汉人语不习；又以诗者抒情表志，风人于善，自汉魏至唐作者，皆辩其音节而拟之”注，则从中也能见出他诗文所宗之一斑。

孟洋，字望之，一字有涯。举进士，为行人，选为监察御史。因抗疏论劾张璁、桂萼等当道大臣，下诏狱，谪桂林教授。历山东佥事、陕西参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等职，仕至南京大理寺卿。其第进士而为行人时，与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崔铣等诸人“日切劘为文章，扬榷风雅以相振发；酒食会聚，婆娑酣嬉以相乐”注，时称十才子。李梦阳作《九子咏》诗，列洋其中，谓“孟生瑚琏器，英迈征古篇”注，多予推奖。又孟洋为何景明姊丈，彼此关系本来就十分亲近，所谓“平生骨肉亲，婉娈相谐悦”注，因而得以“朝夕接谈”注。这当然使孟洋更容易藉助与何景明之间的特殊关系，融入李、何诸子的盟社中，与此同时，也使诸子多了一位亲密的盟友。

自弘治十一年（1498）以来，随着来自不同地区众多文士的汇集和参与酬唱交往活动，特别是一些重要成员的先后加盟，以前七子为核心力量的这一文学集团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声势渐显于是时文坛，而京师地区则成为他们酬赓交流的一个中心，这为其诗文复古活动的倡起，无疑奠定了某种坚实的基础。

从该集团诸成员自身的情况而言，虽然他们各自的资质与专长不尽相同，落实到个人，其具体所尚所习彼此也有差异，然在总体上对于古文词的喜好，孜孜以古典诗文为重点研习对象，则可说是他们中不少人秉持的共同取向。如李梦阳年十七时，已是“游心六籍，工古文诗赋，闭户潜修，尚友千古”注。康海自称“自幼支谩无状，性好是古而非今”注，为县学弟子员，“读书惟求大义，不寻章摘句，若板刻时文之为者”注，而尤喜古文词。又如徐祯卿，早年在吴中时，“但喜洁窗几，抄读古书，间作词赋论议，以达性情”，“至于时文讲说，或积数月不经目前”注。而如郑善夫，“髻椎隶学官，则已厌薄一切经生言，学为古文词有声矣”。至于其从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结识何景明，“相得欢甚，益切劘为古文词”注，自是与他之前就好学古文词的趣习分不开。相近的文学趣味，尤其是嗜好古文词的取向，无形之中使他们更容易展开相互间的交流与沟通，以至聚集到同一个文学营垒之内。

可以这么说，李、何诸子此际在京师的结盟，彼此倾重古典诗文的近似的文学志趣，乃成为联结他们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它同时赋予了诸子结盟活动纯粹以建树文学复古为主要目标的显著特征。这一特征也正透过他们当初所怀揣的“发愤覃精，力绍正宗”注那种以复古事业为尚的激情和自信体现出来。特别是李、何等七子，互相结盟之时年多在二十馀岁，刚刚开始踏上仕路，跻身于文坛，还是一群意气奋发、激情饱满的年轻文士，对诗文唱酬论评更付之以极大的热情和心力。其中身为领袖人物的李梦阳，“薄书外，日招集名流为文会，酬倡讲评，遂成风致”注。他在酬寄友人的诗中述云：“忆年二十馀，走马向燕甸。……嗜酒见天真，愤事独扼腕。出追杭秦徒，婉娩弄柔翰。探讨常夜分，得意忘昏旦。”注难掩其亢奋和投入的情态。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常酬唱鉴评之际，他们也开始有意识地推介学古的风范人物，表达自己的复古理念，并藉此来营造影响。这一时候李梦阳、何景明、陆深一同校选明初袁凯之诗，删定其《海叟集》，可以视作是具体的举措之一。袁凯，字景文，自号海叟，曾以其《白燕》诗得到元末明初诗人杨维祯的赞赏。然李梦阳以为，袁氏诸诗就数《白燕》诗“最下最传”，“故新集遂删之”注，凸显其有别于俗见。他在正德元年（1506）序《海叟集》云：“叟诗法子美，虽时有出入，而气格韵致不在杨（案，指杨维祯）下。”注认为袁诗有可观之处，主要在于其对杜甫诗风的效法。另一位校选者何景明也为序《海叟集》，则更视袁凯为“国初诗人之冠”，力予推举。这是由于在他看来，自己得明以来诸名家集读之，“皆不称鄙意”，“独海叟诗为长”，体现在“叟歌行、近体法杜甫，古作不尽是，要其取法，亦必自汉魏以来者”，以为其古近体及歌行得汉魏与唐杜甫之法尤多，堪称好学古法的一位典范，然“人悉无有知之”注，故值得为之推介。应该说，李、何等人校选袁氏之集，又为作序标表，除了他们对袁诗本身的兴趣，更有藉此传达自己诗学态度的一层意味，此也可视为其向外宣示复古主张的一种自觉行为。

在前七子京师盟营的缔造和拓展过程中，如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及康海等人，尤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基本奠定了他们在该文学集团内部所处的中心地位，其影响力渐为彰显，以李、何最为显著。王九思《读仲默集》诗其二曰：“尔与崆峒子，齐升大雅堂。风流惊绝代，培植荷先皇。日月层霄丽，江河万古长。斯文如不废，吾党有辉光。”注极力标示李、何倡兴复古的功绩，置他们于引领之位加以彰表，这也可以说代表着诸子内部对二子作用与地位的一种认肯。当然更可注意的是，李、何以他们的创辟之举，突进当下文坛，担当起复古先导者的主角，在文人圈中逐渐产生强有力的感召效应，王廷相序何景明《大复集》即曰：“（何）及登第，与北郡李献吉为文社交，稽述往古，式昭远模，摈弃积俗，肇开贤蕴，一时修辞之士翕然宗之，称曰李、何云。”注崔铣在为李梦阳所作的墓志中也指出：“弘治中，空同子兴，陋痿文之习，慨然奋复古之志，自唐而后无师焉。已汝南何景明友而应之。空同子之雄厚，仲默之逸健，学者尊为宗匠。”注需要看到，其时李、何在文人圈之广为所宗，它的主要意义，不啻是铸就了他们个人显赫的文学声誉与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藉助李、何二子业已形成的感召力，促使七子集团整体文学影响朝向外界进一步扩展。

至于另一位七子成员边贡，虽然名声不及李、何，但他所处的地位则不应被忽视，在诸子当中堪称资深同盟者，对于前七子盟营的创立与复古活动的倡起，可谓实有功焉。孟洋在为何景明所撰的墓志中述及：“当是时，关中李君献吉、济南边君廷实以文章雄视都邑，何君往造语合，三子乃变之古。”注而李廷相在为边贡所作墓志中的一段话，也同样值得注意：“于是公（案，指边贡）起历下，与北地李梦阳、河南何景明互相师友，力追古作，妙悟真机，鼓吹盛美，可不谓振世雄豪也邪？”注都将边氏与李、何并列论之，置三人于倡导复古的核心人物之列。这一点，从李、何后来回忆当初结盟情形的描述中也能得到明确证实，李梦阳《杂诗三十二首》其二十九云：“昔余挟诗书，京里扬鸣珂。敷藻艺林间，结交聚边何。”注何景明《李大夫行》一诗也曰“忆年二十当弱冠，结交四海皆豪彦”，“十年流落失边李，词场寂寞希篇翰”注。上二诗分别以“边何”或“边李”并称，表明边贡起初确与李、何之间甚为契厚，二子均把他作为关系异常亲密的同志或协作者来看待，以至何景明后来因为“十年流落失边李”而心怀强烈的失落感，这实际上也凸显了边氏在诸子内部非同一般甚至能与李、何相并提的地位，以及他在草创七子京师盟营而鼓吹复古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还应该提及的是康海，其在前七子文学集团中同样发挥着重要影响，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海于弘治十五年（1502）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广交文学之士，自称“一时能文之士凡予所交与者不可胜计”注，声名由是鹊起，甚至被人与李梦阳相提并论，所谓“明朝才子出弘成，康李才华间世英”注。事实上，这样的称法如以康海和李梦阳的实际作为来衡量，不能说没有道理。特别是当初在诸子中间，康、李二人曾经作为文学风气的主导者，重点参与了诗文创作的具体指导，对于纠改诸子的积习，提倡诗文新的创作风尚，乃至于确立文学复古发展的基本方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王九思的《渼陂集序》就论及他和诸子曾接受康、李二人诗文督导的经历，值得留意：“予始为翰林时，诗学靡丽，文体萎弱。其后德涵、献吉导予易其习焉。献吉改正予诗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然亦非独予也，惟仲默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发之。”注说明康、李在这一方面不仅用心而且用力，有意识地在引导诸子克服诗文所染之习气，对于具体作品耐心细致的改易指点，无非为了切实臻乎他们提倡的创作要求，因而当时便有“李倡其诗，康振其文”注的说法。

弘治中期以来，前七子及其盟友在京师地区的集团性活动，令人不难体察出他们身上所散发的强烈的结盟意识，循乎此，同时令人明显感触到李、何诸子发起结盟和倡导诗文复古所面向的其中一个更富于针对性的具体目标，这也就是自觉反逆尤从永乐以来在文坛渐成蔓延之势的台阁文风。统而观之，虽然李、何诸子诗文复古的指向体现着非单一性的特征，不只是针对台阁体的创作风气，最为显著的，明初以来在崇儒重道背景下受崇经治经学风的影响，包括古文与诗歌在内的古文词生存与发展空间为之压缩，李、何诸子以复古相尚，显含企望维护古文词价值地位而不使旁落的某种拯救意愿，但应该说，反拨尚在时下文坛流延的台阁文风，确实同时变成他们其中的一个重点方向。这也反映在诸子中一些曾在馆阁供职的成员的态度上，其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悖逆台阁文风的主观意识，王九思在为盟友康海所撰神道碑中就述及：

又马理所作康海墓志也云：“忌者遂以国老文就正于公（案，指康海），公即革其质易其文而授之，所存者十不一二。忌者乃又以呈国老，故诸国老咸病公。”注仕在翰林院，却对馆阁文人所倡文风大加伐挞，斥为“浮靡流丽”之作，甚至不惜得罪诸“国老”，大肆革易其文，时任翰林院修撰的康海，显然站在了与他馆阁之士身份完全相反的立场，态度鲜明地把攻讦的矛头指向台阁文风。还有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也颇耐人寻味，张治道为康海所撰行状载：“无何，丁母忧，归关中。往时京官值亲殁，持厚币求内阁志铭以为荣显，而先生（案，指康海）独不求内阁文，自为状，而以鄠杜王敬夫为志铭，北郡李献吉为墓表，皋兰段德光为传。”注如以惯例而言，康海身为京官，在母去世后不请内阁文臣撰写墓志以求“荣显”，似乎不合常理，令人费解，但若与海批评馆阁文人倡为“浮靡流丽”之作致使“文气大坏”的态度联系起来看，那么，他的上述举动又在情理之中。作为出身馆阁者，康海当然不会不了解这一在京官中流行的习惯做法，绝不应疏忽至此，也不会不知道他这一番违反常例的做法很有可能招人不解，甚至因此得罪内阁要人。可以想见，他之所以这么做当是出于对台阁文风的强烈不满，以至在墓志之类文章上也不愿苟且随俗。

如果说，康海从一开始就站在与馆阁相异的立场去审视对方的创作习气，那么，作为他挚友的王九思，其文学态度则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与康海的经历有些相似的是，王九思也曾仕于翰林院，由庶吉士授检讨，时李东阳方为内阁大学士，遂多有所宗，接受过东阳的影响。张治道《渼陂先生续集序》说：“余闻先生在翰林时，以文名称。是时西涯在内阁，一时文人才士罔不宗习诵法，而先生亦随例其中，其诗往往为人传布。当时缙绅语曰：‘上有三老，下有三讨。’盖是时先生为检讨也。”注但不久获从诸子游，与之“讲订考论”，态度随之发生转变。如前言，李梦阳、康海二人对王九思影响尤深，其亲自替他改正诗文以“易其习”即为明证。九思有《咏怀诗四首》，诗三叹赏康海学古业绩，并语及自己的从学经历：“矫矫浒西子，力能排山岳。先秦溯渊海，班马启扃钥。嗟予坐迟暮，发愤乃愿学。”注逗露了他在康、李等人影响下倾力随学转习的一种自觉。像康海、王九思这样原本出身馆阁之士而或批评或脱弃台阁体创作的习气，毅然与李、何诸子结成同一阵营，为诗文复古摇旗呐喊，似乎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对于提升诸子吸纳盟友的自信力，以及增强他们对抗台阁文风、争取为馆阁文人所把持的文学话语主导权的凝聚力，不失为一个积极的因素。与此同时，在成化、弘治之际，作为馆阁文人据守坛坫的一个显著表征，身居馆阁要职的李东阳，为文人学士奉为宗主，在他身边一时聚集了众多的门下士或追随者，“或朝罢或散衙后，即群集其家，讲艺谈文，通日夜以为常”注，情势可观，其引导文坛时风的影响力实不容小觑，所谓“一篇一咏”，“皆流播四方，脍炙人口”，以至于“出其门者，号有家法，虽在疏远，亦窃效其词规字体，以竞风韵之末而鸣一时”注。王九思《漫兴十首》其四云：“成化以来谁擅场？豪杰争趋怀麓堂。不有李康持藻鉴，都令后进落门墙。”注诗旨主要在于彰扬李梦阳、康海等人导开文学风尚之绩，但同时也道出了成化以来李东阳擅步文坛以至众文士趋之若鹜的情形，这已足以显示成、弘之际尤以李东阳为代表的馆阁文人及其创作趣味在文人学士圈中所形成的相当影响。不过，另外一面也说明，李、何诸子自他们发起结盟时候起，并没有选择依附于以李东阳那样馆阁重臣为首的文学圈子，却是建旗树帜，另辟阵地，极力以诗文复古相号召，则其起而拓展自身文学地盘、进而争取主导文坛领导权的用意不可谓不明显，清人梁清标在他的《重刻石熊峰先生集序》中已是一语道出之，“时西涯当国，执文章之柄，弘奖风流，推挽后进，学士大夫翕然宗之。于是西涯之学衣被天下，而北地、信阳起而与之争长坛”注。

需要指出一点的是，尽管成、弘之际李东阳作为一位馆阁重臣，以他拥有的政治资源和文学影响左右文坛，在一定意义上延续着此前馆阁文人执掌文柄领导风尚的格局，但应当说，李、何诸子起而反逆之的重点目标，主要还是尤自永乐以来渐显强势的整体意义上的台阁文风，以发出自己的文学声音，而并非完全是针对李东阳个人。这也反映在，他们与李东阳之间实际上形成一种较为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尤其如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可以说于李东阳一直持以某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毕竟各自处在不同的文学营垒，在文学价值观念上存有分歧，如上康海在翰林院任修撰时攻讦“馆阁者”诗文习气，王九思起初虽对于李东阳“宗习诵法”，但更多是身在馆阁而“随例其中”，在康、李的诲导下终“易其习”，这已能见出其中一二。而且，二者政治身份和地位也迥然不同，一是高居“馆阁”，一则其中多位下处“郎署”，难免会产生阶层意识上的隔阂。何况其在主掌文坛的领导权问题上还有实际利害之争，且不说李、何等人即怀有与之“争长坛”的用意，而如李东阳，张治道所撰康海行状述及，弘治时其入直内阁，方“以文衡自任”，每一诗或文出，其门下士或追随者“罔不模效窃仿”，而时为翰林修撰的康海独不随众人摹仿之，与李、何等人“讨论文艺，诵说先王”，李东阳闻后“益大含之”注。海此举无疑有轻忽东阳之嫌，显然被对方看成是对其文坛宗主地位的一种挑战，有损于尊威，故令他感到不可接受。从这一角度而言，二者之间难以形成完全融洽的关系，应是不难理解的。另一方面，诸子同李东阳的关系也绝非是处于互不相容的状态。如陆深、何瑭等七子集团中重要成员就曾与东阳有过交往，其中深在弘治十八年（1505）试进士时，东阳还是他的殿试读卷官，故深自称为其“门生”注，关系也更进了一层。即如李、何这两位七子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同李东阳之间也保持着一定的交往。如弘治八年（1495）李梦阳父亲去世，后梦阳曾请东阳为亡父撰写墓表注。正德元年（1506），东阳年届六十，梦阳作寿诗为贺，中言“愚也蓬蒿士，萧条塞鄙人。猥蒙嘘弱羽，从此跃途鳞”，多少是以感怀眷顾表示近情之意，又称赏对方“文章班马则，道术孟颜醇”注，虽然所言不免有出于礼数的客套成分，但也说明他至少未对李东阳的“文章”与“道术”完全嫌恶，不然的话，实在没有必要以如此口吻来恭维对方。至于何景明，与李东阳也有一定的私人联络，正德五年（1510），东阳曾引疾乞休，景明则致以《上李西涯书》极力相劝，以为“国有强御而狱有言官，野有屠戮而朝方宴笑，廷议大缪，市令不行，势急燔溺，独恃明公拯救尔，未宜闭户无闻，在家不知，乃复弃而引去，益非明公所以后身而急国家之难也”注。这其实也是对他治政能力的某种肯定。正德十一年（1516），李东阳年届七十，何景明又赋诗为之颂寿，称“黄阁文章鸣大雅，玉机功业赞维新”注，向对方表示敬仰之意。

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之所以能与李东阳维持一定的交往关系，究其原因，似乎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作为一位馆阁大臣，李东阳在此际权重一时，显然拥有李、何等这些“郎署”文士所无法比拟的政治实力，即便是从处理实际利害关系的策略性的角度考量，诸子没有必要和这样一位显要人物直接发生正面交恶。况且以政治人格来说，特别是正德之初，宦官刘瑾深受明武宗信任而得势一时，“务摧抑缙绅”，李东阳在朝中“悒悒不得志”，尽管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时或不得已“委蛇避祸”注，难免表现懦弱而与之妥协，以至于被认为是“依阿刘瑾，人品事业，均无足深论”注。然事实上又不失其正直的一面，当刘瑾得志而摧折众臣，李东阳则“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如正德三年（1508）六月，发生一起遗指斥刘瑾之罪的匿名文书于御道的事件，瑾矫旨召百官悉跪奉天门外加以诘责，并执庶僚三百馀人下锦衣卫狱，情势危急。李东阳等见此则出面“力救”注，使下狱诸官终得以获释。以七子而言，他们中如何景明还曾得到过李东阳政治上的援助。正德三年（1508），景明在刘瑾的指使下被免官，六年（1511）冬，正是因为李东阳的荐举，复授原职。这一切，恐怕多少也使得李、何等人对李东阳能够另眼相看。其次，在文学上，李东阳虽时居阁臣之位，以“文章领袖缙绅”，且如人们已所注意到的，其尤在具体创作上并未能完全超脱台阁体的习气，处在永乐以来台阁体之势盛行的氛围下，则多被人看成是“如衰周弱鲁，力不足御强横”注，这些客观上对于维护甚至推助台阁文风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在同时，异于流俗的一些特异之文学个性也由李东阳身上反映出来。比如前述成、弘之际，承沿明初以来流行在士人中间专经的学术风气，尊尚经术而轻视诗文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李东阳则独“以诗文引后进”，培植影响文学之士。此举招致了注重“治经穷理”的另一位阁臣刘健的反对，李梦阳则将刘的态度形容为“因噎废食”，鄙薄之意显而易见，表明在重视诗文价值地位的问题上，他与李东阳实际上站在了同一的立场。不仅如此，从理论层面上来看，如前所言，李东阳的诗学论见由素为馆阁所重的经世实用观更多回归到诗歌本体问题上展开阐述，乃至在后面的分述中，我们将进一步看到它与李、何诸子有关论见不乏相通之处，这意味着对于李、何等人来说，李东阳的文学趣味中相对保留了让他们可以接受的空间。简言之，与李东阳个人之间之所以形成多少有些微妙而复杂的关系，事实上，还是李、何诸子突进弘治文坛之际基于实际利害情势以及自身政治与文学立场而作出的一种自我选择。

第二节　政治旋涡的卷入及文学热潮的跌落

特别自正德二年（1507）开始，前七子文学集团的活动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集团中的多位核心及重要成员因为卷入政治风波及其他各种原因，相继离开了曾成为他们唱酬切劘、扬扢风雅之活动中心的京师地区，已掀扬起来的文学热潮一时陷入低谷。

这首先不能不注意到正德之初的政治状况。与号称“锐意求治”注的明孝宗朱祐樘相比，武宗朱厚照却是一个并不善于治理朝政甚或荒怠不为的君主，以至“朝纲紊乱”注。正德元年（1506），受孝宗临终以太子相托之命的内阁大学士刘健，就向武宗上言，以为：“即位诏书，天下延颈，而朝令夕改，迄无宁日。百官庶府，仿效成风，非惟废格不行，抑且变易殆尽。建首者以为多言，干事者以为生事，累章执奏谓之渎扰，厘剔弊政谓之纷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对武宗理政之失直言揭出。继后不久刘健又进言，其中更增添了对朝政荒疏的担忧：“近日以来，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经筵日讲直命停止。……夫滥赏妄费非所以崇俭德，弹射钓猎非所以养仁心，鹰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战斗之象不可施于宫禁。今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而此数者杂交于前，臣不胜忧惧。”注自武宗嗣位以来，出于强烈的辅佐意识和担任阁臣重大的责任感，刘健曾屡次陈说朝政诸端弊害，为之力谏，希望武宗能有所转变，称得上是尽心尽职了。虽然身为弘治朝老臣的他，尚在朝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又是一再恳切疏谏，但收效甚微，依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武宗的习性，扭转治政的局面。

不仅如此，作为武宗在理政用人上常为史家所诟病的一个地方，这就是对于宦官刘瑾等人的任用。还在武宗为太子时，瑾就曾侍奉之，取得了武宗对他的信任，也为他日后得到任用创造了条件。武宗登位后，瑾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人并受宠而用事，人称“八虎”，所谓刘瑾等人擅权天下的局面自此而始。正德之初，刘瑾掌司礼监，丘聚、谷大用分别提督东、西二厂，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魏彬督三千营，各占据要职。东、西厂“缉事人四出”，密切监视士人的言论行动，在此之外，刘瑾又设立内行厂，“尤酷烈，中人以微法，无得全者”，一时弄得人心恐慌，四方重足屏息。由于刘瑾等人深受武宗信用，逐渐取得了对于朝政的实际控制权，日常握柄行事更是“威福任情”注，尤其是严密掌控士夫官员，打击异己势力，不遗馀力，所谓是“以严苛折辱士大夫”注，以至“逢者焦，触者碎矣”注，加上武宗放任疏政，一时间“文网日密，诛求峻急”注，政治气氛陡然紧张。实际上，在如此政治情势之下，文人士大夫已很难真正获得伸张言论的机会，其参与政治与文化活动的自由势必受到限制，当然更为严重的，则是因此带给他们精神上一种深切的挫折感。

具体落实到前七子文学集团成员的身上，其时多人因为卷入刘瑾的政治事件，历经困折，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由此影响到他们的文学活动。

还在刘瑾等“八虎”用事之初，时为户部尚书的韩文大为感愤，每退朝，与其僚属语及之而泣下，作为下属而任郎中的李梦阳则向韩文进言：“公大臣，义共国休戚，徒泣何为。谏官疏劾诸奄，执政持甚力。公诚及此时率大臣固争，去‘八虎’易易耳。”注力劝韩文率诸大臣弹劾刘瑾等人，并继为文起草弹劾奏疏。在李梦阳的鼓励之下，正德元年（1506）十月，韩文偕廷臣上疏请求严治刘瑾、马永成等人。然而，多少还缺乏政治经验的李梦阳，出于一时激愤而劝文弹劾刘瑾等人并毅然代为草疏，认为以此可轻而易举除去专擅威福的“八虎”，显然是低估了当时刘瑾等人的政治势力和现实情势的复杂性。韩文奏疏入后，武宗命司礼王岳等人诣阁议，岳为人素来刚直，力主阁臣刘健、谢迁主张除去刘瑾等“八虎”的建议，而武宗却经不起刘瑾等人的泣求，一怒之下反而收王岳等下诏狱。虽然继后韩文发动九卿科道再度诣阙固争，但已无济于事，最后武宗对于刘瑾等八人“皆宥不问”注，劾瑾等人一事遂以失败告终。不久韩文遭革职。正德二年（1507）正月，李梦阳因帮助韩文弹劾刘瑾等人被夺官，同年三月，又与刘健、谢迁、韩文等人一起被列入“奸党”之列。自被夺官后，李梦阳在那一年闰正月起程离开京师，返回开封故里。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因为替韩文起草奏疏一事，刘瑾对他一直嫉恨在心，于是罗织罪名，欲杀之以泄私愤。正德三年（1508）五月，在刘瑾的策动下，李梦阳遭逮捕至京师，下锦衣狱，性命危在旦夕。后其内弟左国玉上书康海，托他向刘瑾求情，海亲自造访刘瑾，极力为之解救，至同年八月，梦阳才得以出狱，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

较之李梦阳，作为前七子集团另一位核心人物的何景明，其此际的境遇虽不及如此凶险，但同样经历了一场不小的波折。在当时刘瑾得势用事的情况之下，时为中书舍人的他“乃上书诸尊贵，言宜自振立，挠瑾权”注。如何景明曾致书当时的吏部尚书许进，以为“主上幼冲，权阉在内，天纪错易，举动大缪，究人事，考变异，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将国之纲纪错缪的主因，归结为刘瑾等人的专擅，内心为之忧抑难平。对此，他不仅给许进摆出了上下之“二策”：“一曰守正不扰，不容于权阉而去者，上策也；二曰自贬以求容于权阉而不容于天下后世者，下策也。”　还进而力陈此上下二策的利弊：“然守正不容可以激颓靡于当时，流声烈于后世，损少而益者多；自贬不容则颓靡益恣，声烈且败，益少而损者多。”注希望以此来激励许进秉正不阿，不为瑾等所屈。但事后据说“诸尊贵恧，顾嗛何君（案，指何景明）”，这使他一下子陷入有可能招致刘瑾等人报复的困境。为了避免不测之祸，正德三年（1508），何景明自中书舍人任上谢病告归，然时因“瑾尽举免诸在告者”注，还是终遭免职。与此同时，另一位七子成员王廷相则于正德三年（1508）由兵科给事中谪判亳州，原因据说也是“刘瑾中以罪”注。同年十月，前七子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何瑭以抗直而于瑾不为礼，由翰林院修撰谪为开封府同知，不久致仕。正德四年（1509），崔铣也因为在以翰林编修预修明孝宗实录期间，与同官见瑾不礼，由是忤之，书成出为南京吏部主事。

对于七子中的康海、王九思来说，虽然他们并没有像李、何等人那样，在刘瑾擅权秉政期间成为直接的受害者，甚至像康海还曾受到刘瑾的礼遇，是以当初左国玉专门托他向瑾求情以释李梦阳之狱注。但正是这种幸运恰恰演变成了后来的厄运。正德五年（1510）八月，刘瑾下狱被诛，接踵而来的则是朝廷全面整治瑾党的行动，康海、王九思都被列名瑾党之榜，受到这一次整治行动的正面冲击。结果时正在家为母守丧的康海遭削籍除名，王九思则由吏部郎中谪为寿州同知，次年又因谏官“奏除瑾党塞天变”注，不得不致仕归里，实际上成为深受这场政治变故牵累的牺牲品。

非但如此，就在正德二年（1507）至三年（1508），身为前七子集团引领者的李、何二子政治命运发生变化的前后，该集团中其他多位成员也因为各种缘故离开了京师。如正德元年（1506）二月，徐祯卿已离京赴任湖南纂修。三年（1508）冬，康海因母去世，扶其灵柩返回故里。四年（1509），边贡自太常丞迁卫辉府知府。五年（1510），顾璘出任开封府知府。

前七子文学集团中的不少核心与重要成员，因为受到政治事件的牵连和其他原因先后离京，这与当初诸子汇聚京师、加入复古盟营旺热而兴盛的情形，显然形成强烈的反差，他们在京的唱酬交往活动，由于多位成员的离散，自然一时难以维持，互相间的联络，因为离散也难免造成一定的阻碍。但要说对诸子文学活动造成消极影响的，还不单单是此时地域意义上的彼此散居分隔，还有正德之初肃森严酷的政治气氛给他们带来的精神创伤，后者的影响恐怕更为深切。而事实上，这也是其时文人士子所普遍呈现出的一种精神面貌，崔铣在《百泉书院重修记》中这样指出：

他敏锐地察觉出，正德之初由于刘瑾等对于士人的任意摧折，使他们与弘治中相比，精神状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已经形成一种恐惧不安的普遍心理。对于七子集团成员来说，同样也不例外，李梦阳《朝正倡和诗跋》在对比“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的情形时，曾大有一番感慨，其曰：

前之诸相与唱和者所以“飘然萍梗散矣”，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显与当时“士始皆以言为讳，重足累息”的怵惕抑郁的精神状态不无关系，而这一切，则又应归结到自正德以来刘瑾等人所制造出的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李梦阳这里所说的“正德丁卯之变”，指正德二年（1507）丁卯昭示所谓“奸党”的事件，这是一起震动当时朝中而给士人心理带来严重消极影响的重大政治变故。此年的三月，纷遭众人弹劾的刘瑾，决定采取直接报复和主动反击的手段，以捍卫自身利益，时召群臣跪金水桥南，宣示所谓奸党名单，当时所列出的诸人员，遍及“大臣”、“尚书”、“部曹”、“词臣”、“言路”各职，共计五十三人，榜示朝堂，起初力主除去瑾等“八虎”的如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户部尚书韩文，郎中李梦阳等人皆在列。从整个事件的发生和布置来看，毫无疑问，这一场涉及各级官员的大范围清除行动，称得上是一次极富针对性和目的性的行动，清算的重点对象是刘瑾眼中异己分子或对他构成威胁的各种势力，而主要目的，除了拔除遗留在朝中的异己和威胁力量，还重在“宣戒群臣”注，向在朝的文人官员群体直接发出强烈而明确的警戒信号。应该说，刘瑾的这次行动，对士人所产生的震慑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事后留给他们的记忆也是深刻的，康海《送东冈子序》即描述道：“岁自丁卯以来，权臣以刑威持国，天下沸然不能安。”注当然，较之康海，作为这起政治变故的亲身经历者之一，李梦阳如上《朝正倡和诗跋》所记，自是更有一番真切而无法忘却的自我体验包含其中，也明白揭出了尤其自正德二年（1507）以来诸子文学活动趋向消沉的一大根本原因。

第三节　京师盟社的重开及唱酬活动的回复

大约从正德六年（1511）开始，诸子在京师重开文学盟社，相关的唱酬活动呈现出回复的迹象。

这一年的冬天，前七子文学集团核心人物之一的何景明，在经历了受刘瑾政治事件影响被迫谢病告归乃至遭免职之后，由于李东阳的推荐，复授中书舍人之职，值内阁制敕房，时隔四年重新回到了京师。他也因此成为此际诸子在京开展文学活动的一位组织和领导者，特别是在李梦阳已离京的情况下，扮演起独当一面的重要角色，京师地区的盟社得以重新开辟。尤自弘治十一年（1498）以来，随着前七子在文坛的崛兴与围绕他们而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的形成，以及诗文复古活动的倡起，作为其中的一位中坚分子，何景明的文学声名在文人学士圈子中日见显著，其时重新回到京师任职，且以组织和领导者的身份主持诸子盟社，备受时人瞩目，其结纳益广，深为四方文学之士所景仰，“时四方学士咸愿知何君，车马填门巷，即元老巨卿，无不欲出门下”注。

正德五年（1510）以来，随着刘瑾政治势力的倒台，另有一些原先因为触犯刘瑾而遭贬官或免职的七子集团成员，至是也相继复官，有的则重新回京师就职，这也使他们有较多机会聚集同志，切磋文业，杯酒唱酬。最值得一提的是崔铣，刘瑾败后，他由南京吏部主事再度赴京担任翰林院编修，得以和回京复职的何景明重聚。应崔氏之请，何景明此际为他作《崔生行》一诗，其中称：“感君恋故有绨袍，吐胆倾心共杯酒。”注可以想见，昔时的盟友再度聚处，自然多了一种离别之后得以重逢的感慨，重叙旧谊，谈吐依然如此投机，而往日结下的厚谊，无疑是二人过从交往的一条联结纽带，崔氏也因此偕从何景明，成为当时七子集团在京从事文学活动的重要一员。

这一时期与何景明等人交往的昔日重要盟友当中，可以注意的，还有如徐缙、郑善夫等人。缙于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后即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此时尚在任上，故便于他和何景明等同志过往唱和（参见以下所引何《李大夫行》一诗）。至于郑善夫，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中第后，正德改元，入选纂修苏、松、常、镇实录，随连遭父母之丧，至六年（1511）十一月，授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八年（1513）七月，因养病自京返乡。九年（1514），善夫年届三十注，该年前后，何景明曾为他作《少谷子行》注，其中谓“少谷子在武夷之山，二十抱策扣燕关”，“朅来京华始一识，意气形神两相得”，则善夫在正德六年（1511）除户部主事后，在京师当与何景明有过一段交往。

不仅如此，在此期间，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新成员，相继来同何景明等人交往，或参与此时京师的盟社活动，如祥符田汝耔、柳州戴钦、亳州薛蕙、祥符李濂等，即为其中的活跃人物。

田汝耔，字勤父。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旋以忧归。正德三年（1508）服除，授行人，次年迁刑科给事中。后除江西提学佥事，仕至湖广按察副使。为人“博闻善辞”，且“饬操检”，时朝纪紊乱，官惟附权润己，其独“挺立其间，绝请谒，攻词赋”，又“雅好秦汉诸家书”。此时在京特别与何景明、崔铣二人建立了密切关系，每每过往，“浮白吟诗”注，相与酬唱。何景明为崔铣作《崔生行》诗，声称“我到长安访交友，子与河内犹相厚”注，其中的“河内”即指田氏，也可见他与何、崔二人交谊之深厚。

戴钦，字时亮。正德九年（1514）中进士，除刑部主事，历郎中。少聪颖绝人，读书过目辄成诵。中乡试后，其诗即有佳句为远近传诵。为诗与文，人称“清新丽则，有天然之趣，徐迪功以下不论也”注。李濂有《观政集》，乃其正德十年（1515）在京观政时所作，故以为名。集中有《同时亮过大复》、《冬夜过戴子同何大复》诗。检何景明《大复集》，也有《赠时亮》、《冬夜过饮戴时亮进士》、《李川甫、戴时亮二子过访》、《送戴进士时亮》诸诗注。知钦进士中第后与何景明等人交往较为频繁。

薛蕙，字君采，号西原居士，更号大宁斋居士。正德九年（1514）登进士第，除刑部主事。因谏武宗南巡，受杖夺俸，旋引疾归。起故官，改吏部，历考功郎中。其在正德三年（1508）已结识前七子之一的王廷相，并得到了他的教导，时廷相谪判亳州，“识薛蕙于稠人中，亲授以成其学”注，对他赞赏有加，以为“可继何、李”注。又有诗称：“后来谁擅六朝奇，君采分明别缀词。不与豪贤争气格，只将婉雅作人师。”注蕙也当自考中进士后，开始追随何景明等人（参见以下所引何《李大夫行》一诗）。景明曾作有《赠君采效何逊作四首》诗，其二曰：“平生寡所谐，与子中邂逅。宴语殊未厌，弦柱促离奏。目断川上云，念攒天边岫。河山邈以绵，伫立阻欢觏。”注倾述了与薛蕙别离后的牵念之情，知二人曾经相得欢甚，结下了不浅的交情。而在京师期间，彼此过往较密，时为之赋诗唱和，何景明《大复集》中录有《过君采次韵二首》、《世其宅夜集同君采作，限难字》、《晚过君采次韵》、《夜过君采》诸诗注，即作于此际。

在这一些来与何景明诸子交往或参与盟社的新成员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濂。濂字川父，正德八年（1513）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沔阳知州，稍迁宁波同治，擢山西按察司佥事。嘉靖五年（1526），以大计免归。年稍长即攻古文词，弗好科举程文，至弃置不为，与里中一同肄习黉舍的陈宋、左国玑等十人结为文字之友，人称十才子，“乃相与订约程书，读五经正文暨迁、固、庄、荀、《骚》、《选》诸籍，夕会则各献所得评骘焉，凡里生所珍秘程试讲贯等编，皆深恶之，绝不置诸几上”，又“暇日则挈酒登古台，歌啸竟日，分韵赋诗为乐”注，已与独好古文词的同道时时酬唱品评，对于习学古典诗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或从豪隽联骑出城，驰昔人旧走马地，又慨然钦慕信陵君、侯生之为人，感时发愤，而平生志概时见诸怀古之篇。正德二年（1507）元夕，李濂偶作《理情赋》，为友人左国玑持去，时被夺官回到开封故里的李梦阳在左氏寓舍一见此赋，大为叹赏，称之为“逸才”，以为“其扬、马之俦乎”注？遂亲自登门访濂，与之“忘年缔交，多倡和之篇”注。居无何，杨一清以都御史督马政，过汴入关，李梦阳时以弟子修谒，杨探问中土人才，梦阳即以濂相对，其赏识之意可见一斑。濂之声名由此而起，也自是开始了他和前七子成员的正式交往。不过，要说他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活跃在诸子盟社中的重要一员，还始自其正德九年（1514）春登进士第以后，当时他同在京的何景明、崔铣一起曾约为“文字之会”，朝夕过从，可谓与之相处最密切，交流最频繁，濂在《蔡石冈诗集序》一文中即记曰：

除了彼此之间趣味与意气相投的因素，还有早些时候已获交李梦阳而正式接触前七子成员的缘故，当然，更源自一层浓重的乡邦情结，这使李濂是时在京遇识同为梦阳盟友的何、崔二子，格外易于融合，由上序所记，其与何、崔之间的契洽，以及对切磋文艺的投入，约略可见。无论如何，李濂作为一位新入盟的成员，他的到来，对于偕同何景明等人在这一时候重新开辟京师盟社，振兴人气，乃至于帮助走出尤其自从正德二年（1507）以来诸子文学活动所陷入的低谷，发挥着不应忽视的作用。

京师素来是一个文人会聚、文学活动高度集中和信息畅通的区域。虽说是时由何景明等人在京师重开的文学盟社，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声势上，一时难现当初弘治年间的盛况，不过，此举本身的重要意义仍是不言而喻的。它意味着，其时以何景明为主将的诸子阵营，在继弘治之后，再度突进作为文学中心地带的京师地区，占据重要的一席领地，以复古号召天下，不仅接续前一时期在京创辟的文学格局，而且有利于在此基础上藉助京师这一地区传播渠道丰富的特殊性，进一步扩展他们的文学影响。事实上，这时的京师再度成为诸子互相聚集开展谈艺论道的一个重要活动据点。他们中间，除了居处在京者之外，一些因职事之便而入京者，则亦不忘借机来与同道契友聚会游偕，商榷文艺，诗酒赓和，乐此不疲，不啻重温和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情谊，也因此活跃了社集活动的气氛，传播了文学上的影响。比如，正德五年（1510），顾璘出任开封府知府，岁末以朝觐入京，曾与同志相聚唱酬，遂有“朝正倡和之诗”注。正德十一年（1516），李濂出守沔阳知州，十二年（1517）正月又因入觐至京，而此时任汶上知县的孟洋也以职事来到都下，于是他们与在京邸的何景明、崔铣、薛蕙等人一起，重新组织“文字之会”，“杯酒赓和，朝夕胥晤”，偕处甚欢。迨孟洋返归，又各有赠诗，表达“慕义伤离”之情，并结成诗卷，题曰《河风》注，后李濂为撰序，成为一时盛事。

应该注意到的一个现象，随着刘瑾政治势力的瓦解，以及正德之初以来紧张政治气氛的缓和，文人学士的精神面貌正在相应发生某些的变化，他们在高压环境底下形成的抑郁与恐惧心理多少得以释解，“于是海内之士复矫矫吐气”注。对于七子集团的成员来说也如此，政治氛围的改变，同样影响着他们的精神状态，多少令其从一种失落、惊怵与忧愤心理之中逐渐超脱出来，重振心志，投入他们曾经倾注极大心力的复古事业。何景明此际为李濂所作的《李大夫行》一诗，其中这样写道：

诗中提到的“李薛”、“安阳崔史”、“苏台徐卿”，即分别指当时与何景明酬和交往密切和参与京师盟社活动的李濂、薛蕙、崔铣及徐缙。对于这时能同诸文友往还唱酬，切劘文艺，以一振诸子昔日擅步词场的声势，作为弘治年间前七子诗文复古活动主倡者之一的何景明，显然还是难以掩饰内心欣然与振奋的情绪。“斯文在天未坠地，我辈努力追前人”云云，不啻是对振兴复古事业充满自信心态的一种流露，也是诗人要求自己与同道戮力进取的一番激励之言。可以说，自从得势一时的刘瑾势力垮台之后，随着政治气氛的相对缓解，尤其是那些曾在政治上受到刘瑾等人打击报复的七子集团成员的境遇趋于改善，他们的精神创伤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愈合，失落与忧郁的内心世界稍稍获得平复，重新激发起投向复古事业的一片信心和热情。

正德十三年（1518），何景明升任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先前一年，崔铣也谢病去官，正德十四年（1519）冬，他虽曾一度北上京师供职，然次年春又因母丧返乡。随着何、崔等盟社活动重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的相继离京，这一时期的京师盟社活动也遂告一段落。

第四节　中原与关中故里交游圈及活动重心的确立

较之何景明等人在京师重开复古盟社、推展诸子的文学活动，前七子成员中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等人，自正德前期以来，主要各自活动在中原与关中故里，尽管他们遭遇该时期政治风波的前后冲击，精神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折，乃至因此给其文学活动带来消极影响，但他们有意振兴复古、企望改变当下文坛气象的心志则从未消泯。特别是伴随刘瑾势力的瓦解，政治气氛有所缓和，加上个人心态逐步得以调整，他们开始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利用不同的机会和方式，联络和结交同志，继续展开诗文唱酬与交往活动。

李梦阳自正德二年（1507）遭夺官后，曾于正德六年（1511）五月出任江西提学副使，至正德九年（1514）秋则被劾以“陵轹同列，挟制上官”注，落职闲住，自此直至嘉靖八年（1529）去世，都生活在家乡开封。康海自正德五年（1510）被列名瑾党削籍为民后，居处武功老家，再也没有出仕。王九思正德五年（1510）谪为寿州同知，第二年冬致仕，七年（1512）六月正式回到故里鄠县，以后也再未出仕。这至少在客观上令他们有更多的时间集中在中原与关中故里活动，构织各自文学交游圈，七子集团后期的活动重心，也由此逐渐移向了中原与关中一带地区。

由他们具体活动的情形察之，首先，昔日相识结交、一起唱和与切磨的经历，自然成为他们联络感情和交流艺道的重要基础，故当其各自返归中原与关中故里后，彼此之间及与其他故交之间，仍然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不妨胪列数则，来看看他们的一些交往情况。以李梦阳为例，其当时就与何景明、康海、边贡、徐缙、顾璘、李濂等旧友及兄李孟和、妻弟左国玑联系较密，或以诗作酬和，或有书信往来，或借便相聚一叙情谊。如正德三年（1508）李梦阳被逮系狱，何景明有诗寄怀，对盟友“神龙在泥淖，朱凤日摧颓”注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致以慰存之意，梦阳出狱后，因为之赋《答何子问讯三首》诗相酬，且对当时罢职家居的何景明传达真挚关切之情注。正德五年（1510）康海落职之后，李梦阳也曾赋《寄康修撰海二首》诗慰问之，其中不由慨叹“鸡食鸾凤饥，蛾眉谗妒深”，“欲往河无梁，念子忽如迷”注，于挚友遭遇发抒内心强烈不平之意，也一诉深切思念之情。正德六年（1511），徐祯卿在京师去世，其契友徐缙以讣相告，后又以其《徐迪功集》六卷及《谈艺录》寄示，李梦阳遂受命序之，为之鼓吹推介，并刊刻其集，“印传同好，意表迪功文云”注。正德九年（1514），边贡以按察副使提学河南，曾造访李梦阳，其间梦阳屡以诗为柬，忆旧叙心，邀贡聚会相游注。再来看康海、王九思，他们自回到故里之后，以居地相近，趣味相合，互相交往变得更为频繁，“沜东、鄠杜之间，相与过从谈宴，征歌度曲，以相娱乐”注，与其旧交如马理、段炅、何瑭、马应祥、杨武等人亦过往甚密。与此同时，一些在当地任职或中途经过的七子集团成员，也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便利的机会，来和他们联络偕游。正德七年（1512）前后，王廷相以监察御史巡按陕西，曾与康海一同游处，又以文集《浚川稿》九卷相示，海因为之撰序推介。正德八年（1513），正在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任上的朱应登又前来探访，与康海一起在其浒西山庄诗酒唱酬，海时所赋诗以“义厚情自叶，道合契滋深”注，极写故友来访，相处情洽。

这里，还特别应该提及的是何景明，他于正德十三年（1518）升任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十六年（1521）六月因病弃官返回故乡河南信阳，八月在家病逝。这意味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仕宦足迹从京师移向了关中一带。随着他此次的转迁，其活动的范围也更集中在这一地区。何景明的到来，有利于充实七子集团在该地区的组织和领导力量，进一步宣传文学主张，活跃文学交流的气氛。在督学关中期间，他即作学约教导诸生研习古文，以探究“古人作述之意”注，教人所谓“以德行道谊为先，以秦汉文为法”注，不忘继续推行他的复古主张。自此之外，他还利用职事的方便屡次过从康海、王九思等故友，一同唱和游乐。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何景明校士于鄠杜，暇日即偕康、王等人游览终南山诸胜处，据席畅饮，以诗相与唱和。既又过访康海新建的彭麓别业，赋诗酬唱。在此期间，他同康海之间的来往尤繁，曾数度借公事之便前往探访，还“出其所论著，凡数万言”注，与对方一起商讨论评。这样接触交往的意义，除了密切互相之间的感情，更重要的则是有益于他们加深文学上的沟通。

伴随交往的继续与交流的加深，对于一些重要而具体文学问题的探讨也在相应深入，甚至因此而发生激烈的论争。在这一方面，身为核心人物的李梦阳与何景明，在正德十年（1515）或稍后就展开过一场直言不讳的文学交锋注，乃至其成为七子集团内部的一起重要事件，也成为文学史上常为人们所谈议的一大论题。此次交锋，首先是由李梦阳不满何景明诗歌写作引发的，以为其“有乖于先法”，因劝对方“改玉趋”，然结果不但未能说服何景明，反而引起对方激烈的争辩，双方书信往来，你辩我答，互相驳难。关于李、何之争的具体意见，我们将在后面相关章节中加以讨论，这里，仅由此次文学论争的大体情形评析之，它至少说明了如下问题：第一，双方辩驳的焦点，主要围绕如何掌握古人之“法”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这也牵涉学习古典诗文过程中的一大根本性问题。虽然李、何在互相指责对方作品缺失和申明自己观点上，间或有些意气用事，但总体上未越出文学问题讨论的范围而陷入人身攻击的泥淖，应该说，其论辩的主观态度还是相对理性与平和的，这也基本体现了此次文学交锋的一种纯粹性。第二，作为七子集团中处于领导地位者，李、何二人在考虑他们极力倡扬的这一场诗文复古活动的着力点和发展出路时，站在维护自身营垒文学影响的立场，势必更为敏锐地在意关乎复古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如何认知和把握古法，无疑是其中必须面对的一大重点，所以双方都十分重视。当李梦阳读到何氏诗篇，认为“于法焉蔑矣”，不合“先法”注，“近作”更是“若抟沙弄泥，散而不莹，又粗者弗雅也”注，其问题非同一般，于是无暇顾及文友的情面，直接予以揭出。何景明则不但固守自己对如何学“法”的理解，即“法同则语不必同”，所谓“推类极变，开其未发，泯其拟议之迹，以成神圣之功”，而且针锋相对地反责李梦阳一味拘泥古法，“独守尺寸”注，不见丝毫让步。在二人看来，合理对待学“法”，涉及怎样真正把握复古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需分外明确，难怪李梦阳在致山阴周祚的《答周子书》中，慨叹时人之作不讲古法，以为“今其流传之辞，如抟沙弄螭，涣无纪律，古之所云开阖照应、倒插顿挫者，一切废之矣”，因“窃忧之”注。就此而言，李、何之间的这一场辩驳，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各自嗜好和意气的较量，不如说他们重在围绕复古基本原则的问题而展开互不让步的争议，希望藉此阐明自己的立场。第三，比较李、何在论辩中对于学习古法的具体表述，一主“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注，一主“拟议以成其变化”，“领会神情”，“不仿形迹”注，难掩彼此的分歧，双方最终也未能妥协以调和之。撇开其中的是非优劣不论，这种互不避忌的争辩，多少也表明诸子内部形成的相对活跃的研磨商榷气氛。同时应该看到，李、何作为弘治间诗文复古活动的主要发起者和经历者，他们通过前一时期具体的文学实践，当已具有切身的体验，除却某些意气因素，双方在这场论争中所陈述的识见，也可以说是建筑在前此具体实践基础上酝酿多时而关乎复古原则的一种相对成熟和深化的认知，或者说，也不失为他们各自基于文学实践活动而作出的一种经验归结，尽管互相是以论争的这一特殊方式来诠释有关问题的。

除了故友之间以不同方式互通声气、交往不断之外，这一时期，尤其是居于故里的李梦阳、康海、王九思，也先后结识一批新的文友，围绕他们形成了新的文学交游圈。这些新交游的归附，对于七子集团在中原与关中一带地区进一步巩固营盘，扩展势力，传播它的文学影响，乃至于令诸子文学活动重心逐渐向该地区转移，同样起着不应低估的作用。

这些交游之中有较大一部分为中原与关中本地人，像祥符田汝、高叔嗣、李，信阳樊鹏，长安张治道，华州张潜，高陵吕柟，河内王旸，朝邑韩邦靖等人即是。其中田、高、李三人游于李梦阳门下。二张及吕、王、韩诸人则和康海、王九思关系尤为亲密，时常游宴酬和，或有诗书互相传递。樊鹏早年已师事何景明，“好读书，慕古昔”注，的为一名好古之士。而在此际又与康海相识，曾致信对方与之论诗，提出“古诗汉魏尚矣”，“其五七言近体及歌行、排律之类”，“循其正轨，造堂入室，皆莫过于初唐”，又以为“初唐诗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浑厚，生意勃勃”注，主张古体以汉魏为尚，近体以初唐为宗。康海曾自言“昔在词林，读历代诗，汉魏以降，顾独悦初唐焉”，在诗歌取法倾向上，有与樊氏相合拍的一面。所以，很自然对他的论诗主张和诗作十分欣赏，以善于学古视之，如嘉靖十五年（1536）序其诗集，称樊“学初唐而得初唐，学汉魏而得汉魏，学古君子使皆如少南（案，樊鹏字），斯可以为我有明之盛矣”，甚至因此许之为“豪杰之才”注，对他本人学汉魏、初唐所得给予认肯，其自不同于一般漫然酬应之辞。

除此之外，新交游当中还有一些属于非本地人士，他们曾经不同程度地受到前七子的文学影响，对诸子所为怀有浓厚的兴趣，有意与之接触，或师从受业，或相交过往，融入他们的文学交游圈。特别如吴县黄省曾、袁袠，山阴周祚，歙县程诰，直隶永平卫王珝等人，与诸子联系尤为密切。嘉靖之初，黄、周二人因仰慕李梦阳，分别致书对方，愿称弟子，受教于门下，成为当时吴、越两地文士中与李梦阳接触最为紧密者，人遂称“南方之士，北学于空同者，越则天保（案，周祚字），吴则黄省曾也”注。程诰从游于李梦阳，交往也较密，多有酬和。嘉靖七年（1528），袁袠出使开封，慕名投书并拜访李梦阳，与之相见甚欢，谈宴累日夜，梦阳为赋《相逢行》赠之，诗其中称“道同心乃冥，神投谊难乖。古人重良契，岂必声影偕”注，叙写了互相情趣之投合。而至于王珝，在嘉靖之初始得以时常过从康海、王九思等人，“谈古今之谊，讲当世之务”，又“兴发则援笔赋诗”注，彼此谈榷沟通频繁，相处感情也比较融洽。

值得一提的是，特别在李梦阳的周围，当时还聚集了多位身份较为特殊的商贾之友，如歙县的鲍弼、鲍辅、郑作、佘育等即是，他们均时在开封一带从事经商活动。这些商者中间，有的嗜好文学且具有一定的素养，共通的文学趣味成为李梦阳与之建立交往关系的某种基础。像郑作、佘育二人都工于诗，李梦阳曾为郑作《方山子集》作序，其曰：“其为诗才敏兴速，援笔辄成。人难之曰：‘汝诗能十乎？’郑生辄十；‘汝能二十乎？’郑生辄又十。然率易弗精也。空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郑生乃即兀坐沉思，炼句证体，亦往往入格。”注李梦阳也曾为佘育作《潜虬山人记》，其又曰：“山人（案，指佘育）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山人尝以其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注表明他们与李梦阳之间不乏文学方面的切磋交流，二人特别在诗歌具体作法，包括取法目标的选择上，曾分别得到过梦阳的亲自指点，于其学古旨趣的有所染，这在无形之中也拉近了双方间的距离。不以商者身份鄙视之，多少彰显了李梦阳本人在交友上不苟随流俗的独特个性，而这些商贾来游，相对增加了李梦阳等人文学交游圈社会身份构成的多样性，尤其是他们身上特有的商者世俗气质，也给交游圈注入了某种新的文化活力。

在这时的诸子文学交游圈中，有两位人物特别值得注意，即张治道和黄省曾。他们不仅与李梦阳、康海、王九思这些前七子核心成员的关系异常紧密，尤为李梦阳诸人所赏识，而且怀揣强烈的学古志向，在游从诸子和传导其文学影响过程中，态度更为积极，同时也逐渐显露其不俗的文学才华及在文坛一定的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此际接武诸子重要的后继力量。

张治道，字孟独，一字时彻，号太微。正德九年（1514）中进士，授长垣令。擢刑部主事，与部僚薛蕙、刘储秀、胡侍并以诗名都下，号西翰林。梦其母病，乃上疏引疾归，遂不复仕，一意读书为文章。正德七年（1512）前后，他与康海结交注，自此“与康德涵、王敬夫遨游中南鄠杜间，唱和无虚日”注，“其遨游山水，讨论文艺，未始一月无者”注，平日尤与康、王二子往来频繁，交情契厚，犹如他后来在悼念王九思的《哭渼陂》诗中所追忆的：“讵忆一朝生死别，空怀前日往来频。知音早岁情何厚，交契忘年意更真。”（三）注张氏于诗文力主学古，注重兼容并取，以诗歌为例，他在集中表达其诗学观点的那篇《答友人论诗书》中自称：“粗仿古人，妙契前代。年岁既久，篇简成集。词旨虽乖，精神备具。汉魏、六朝齐驱，李杜、初唐杂用。至于探《骚》、《雅》之源，求风人之旨，户牖齐开，群体毕归。中间间有出入前辈、自掣绳墨者，规矩虽离，方圆靡谬，比之古人，亦不多让。”注说明他既注意仿学古人，又讲究“齐驱”、“杂用”，不限一途，不拘泥成规，倾向于“精神”汲取，力求“妙契前代”。因为不但多得古作神韵，且在仿古的同时又能自成面目，所以其诗文深受康、王等人的认肯。如康海称他“文同陆、贾，诗逼曹、刘”注。王九思评议其作品，以为其诗“宛然汉魏盛唐之音响也，然未尝掇其句”，其文“宛然先秦两汉之风气也，然未尝泥其故”，能够“自为一家之言”，“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注。所给予的评价不可谓不高，这应该也是他之所以能为康、王接纳而与之交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二子新识的交游中，张治道也是诗名最为显著的一位，对此，王九思甚至称“玉立修髯太微子，诗名新与李何齐”注，又云其“丽句可压古曹刘，芳名不让今何李”注。虽谓其与李、何并名，不免有过誉夸饰之嫌，但也表明张治道在当时的诗坛的确已树立了一定的名声。应当说，正是由于他和康、王等人建立起契密的交往关系，再加上对于学古的投入，以及业已形成的个人的文学影响，因而被赋予了担当诸子后继者的文学角色，康海在嘉靖十年（1531）序张治道诗集时，有如下之说：

在康海看来，尤由诗歌而言，如果说，崛起于弘治年间的李、何等人始真正确立起诗道发展的方向，那么，作为继起者的张治道当仁不让地成了一位能“接武”诸子诗之定向的重要人物，序中蕴涵的倾重之意，自不待言。

黄省曾，字勉之，号五岳山人。嘉靖十年（1531）中乡试，试进士不第，遂弃去。生平尤长于学，博览详闻，于经传义疏、古今事变及典彝章物等多所究通。于王阳明讲学越中时，曾执贽为弟子。黄省曾自谓“念自总发以来，好窥览古坟，窃希心于述作之途”，自从少时起，即对于古学怀有强烈的兴趣与志向。出于内心的仰慕和有志于古的意向，嘉靖七年（1528），黄省曾主动致书李梦阳，并附示诗作请教，由此开始了他与李梦阳之间的个人交往。这篇旨在接通彼此声气的书信，能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黄省曾对待李梦阳诸子的态度和他本人的文学志趣。一方面，他高调评述了李梦阳振起诗文复古的创辟之举，及其古文诗歌之特长，信中称对方，“凡正德以后，天下操觚之士，咸闻风翕然而新变，实乃先生倡兴之力，回澜障倾，何其雄也”，表示“独见我公天授灵哲，大咏小作，拟情赋事，一切合辙，江西以后，逾妙而化”，“每于士绅家借录讽咏，洋洋乎古赋《骚》、《选》，乐府、古诗汉魏，而览眺诸篇，逼类康乐，近体、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气俊度，跌荡激昂，不异司马子长，又间似秦汉名流”，又以为，“往匠可凌，后哲难继，明兴以来，一人而已”。除了向李梦阳倡兴复古、影响天下操觚之士以至带来文学“新变”的作为表达敬仰之意，肯定其磨习古典诗文之所得，也借机一明自己有意倾向学古之心迹，以及归附对方之意向。同时他又指出，“不复古文，安复古道哉”，认为要恢复“古道”，重点就要从文章复古做起。并表示，“究讨文章指归，庶几不虚皓首”，毅然以“复古文”乃至“复古道”作为个人平生的职志。另一方面，黄省曾又着重就作诗之道阐述自己的看法，正面与李梦阳交换意见。如以“诗歌之道，天动神解，本于情流，弗由人造”，来解释诗以抒情的基本性质，直接触及诗歌最为本质性的问题。同时指出，“古人构唱，直写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态各畅，无事雕模”，又以为，“但世人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虽践，而此理未逮；艺英虽遍，而正轨未开；秀句虽多，而真机罕悟”注。其实质包含了两层意味，一是申说诗歌学古的原由，根本道理在于，古人之作“直写厥衷”，自然呈态，符合诗歌本乎“情流”之道，当然也更获得了一种典范意义；二是抉摘世人学古之失，认为其遵乎“剽假”之道，终究不明“自然”为尚之理，虽名为学古，实则误入歧途，未上正轨。凡此均表明了他本人对于“诗歌之道”的一番自我思考。或许为黄省曾的用心、识见及能力所动，对这位主动求教从学的江南文友，李梦阳很是青睐，在回复省曾的《答黄子书》中，称“尺牍千言，凿凿中的”，于其所思所作，以为“何奥弗探，何明弗则，机触而天动，才运而飙发，思出而泉涌，固所谓万人之敌也”注，所许甚重，接受了对方纳交的意愿。既而又为作《怀五岳山人黄勉之》诗，中称“吴下元多士，黄生更妙才”，“系自汝南出，文从西汉来”注，则不但重其文才，又许其所撰多能循乎古法，愈见器重之意。其后二人一直诗书往还，互致音讯，彼此间的认知也在联络沟通之中逐渐加深。嘉靖八年（1529）夏，李梦阳因病南下，就医京口，走使邀黄省曾晤面，二人借会面之机曾一起论文赋诗，不忘切磋。出于对省曾的赏识和信任，还在嘉靖七年（1528）冬，李梦阳将自己的诗文全集通过其友程诰交付对方刻之，并以序文相托。黄省曾则尽心为之刊刻，嘉靖九年（1530），作文序之，其云：

不但大力标榜李梦阳复古首创之功，许肯其独树一帜又“卓立不惧”的勇气及所发挥的振颓去弊的革新作用，而且名之以“巨工”、“鸿匠”，推置于独步坛的尊尚之位。如此，岂止是表达对李梦阳的敬崇之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序者自觉站在了李、何诸子的文学立场上，有意识地为之鼓吹张扬，用心传导他们的文学风范。

上述特别像张治道、黄省曾这样主要活跃在正德、嘉靖之际的后起之秀，深为李、何诸子复古风气所染，加入他们的交游圈，参与文学活动，并深受器重和信任，固然表明了七子集团本身所具有的一种相当的容纳力与影响力。同时，反过来说，如张、黄诸人是时皈向李梦阳等前七子，虔心步武其迹，以振兴复古相担当，对于充实七子集团的文学实力，进一步拓辟其后续的发展路径，维持其在时下文坛的影响势头，显然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