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陈年旧事
割猪草
小时候，割猪草是川西坝子农村小孩的重要工作之一。
凡家在农村的孩子，上小学以后，莫不是早上背着书包进学堂，黄昏背着背篼割猪草。
照理说，割猪草是一个轻松活，但那时并不轻松。川西坝子虽然平原沃野，自古以来草木丰茂，遍地绿茵，哪里会缺少猪吃的饲料？但是，在70年代那会儿，川西坝除了田里的庄稼带有青绿之外，凡是能长草的房前屋后，沟边河边，田埂地角，坟茔空场，都光秃秃一片。杂草的生命力够顽强了，生了一茬又一茬，但总是刚一冒头，就被蜂拥而至的割草人抢割一空。
地面的草被割完了，自然朝着“海空”蚕食，水生的芦苇、浮萍，全被拔尽；空中的嫩树叶、高秆植物、藤蔓植物，凡能采的，能摘的，没有不被扫荡一空的。所以，我们每天背了空背篼出去，要割满一背猪草回家，显然极为困难。但如果出去半天，晚间背了空背篼回家，十个孩子，有九个会被家长打得鸡飞狗跳，我绝对属于难以幸免的人之一。那时的家长，似乎懒得过问土地为什么不生草，只责问自己孩子为什么割不回草。
到了草料短缺时节，尤其是冬季，每家每户给生产队养的猪，不免饿得打喔吼。
那时，养鸡、养鸭都属于走资本主义，没有一家敢养。家家只能养生猪，但生猪属于集体财产。社员虽把猪养在自家屋里，但到肥猪出栏时都得上交给公社。生产队根据生猪的重量，给社员计工分。农户在养猪期间，若猪病了，瘦了，甚至死了，那是比家里死了人还令人伤悲的事件，轻则把全年的工分扣完，重则以破坏集体生产论处。为此，生产队专门选了一批成分好的社员，担任生猪称重的工作。生猪每个月要称一次重量，称量员轮流到每家每户去给生猪过秤。
猪的粪便也属于公有，只能由生产队统一安排，社员们定期用粪桶到各家茅坑担走，用作集体田里的肥料。
某年，有人在夜间偷了自家茅坑里的一桶粪水浇自留地里的菜，被巡逻的民兵发现，当晚即召开了“斗私批修”大会。偷粪水的这家人，要不是平时人缘好，在批斗大会上认错态度也好，其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向毛主席忏悔，说不定就会被民兵押送到公社去。对于社员来说，被押到公社是一件极为恐惧的事情。
饿猪的嚎叫，叫烂了社员的心。猪若饿死了，不要说被斗争，光是扣掉全年工分，一年的吃食就成了问题。不少生产队出现了社员到集体田地里“盗割猪草”的行动。尽管这种行为风险很大，若被逮住，后果不堪设想。
到了春节前，为防止“偷青”，生产队加派了五六位社员昼夜巡查。但格外严峻的草料短缺形势，仍迫使不少人铤而走险。大人、小孩变着花样与看护集体财产的人斗智斗勇，如套近乎、互相掩护等等。
负责看护我家附近一大片集体田地的人，是当年出川抗战的川军士兵，叫郭玉平，但那时全生产队的人都叫他“刮民党”。有一年的除夕，天打麻子眼的时分，我在“刮民党”的眼皮底下，居然偷割了满满一大背篼鲜猪草回家，使我家为集体喂养的猪儿，幸福地过了一个正月初一。
前年，县里统战部编撰一部郫都区抗战人物志的书。我的朋友冷雨兄恰好是编辑之一。在他赠送给我的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郭玉平”的名字列在“郫都区抗日将士名录”里。小时候，郭玉平在我们生产队是被当作管制分子来对待的，在忆苦思甜或者深揭猛批大会上，时不时要把他揪出来斗争一回。现在，他过世已经30年了。30年的魂灵，若泉下知道尚能进入“抗日名录”，也当安息了吧。
今天，我也终于明白，当初我在他眼皮下偷割集体田里猪草的时候，以他在战场上与日本鬼子对视过的眼睛，不可能察觉不到和平岁月一个小偷的行径。
为此，我心怀愧疚，也心怀感恩。
割猪草的另一种途径，是到成都去割。
天蒙蒙亮，各生产队的割草大军骑了永久加重自行车，车后架两边各绑一个大筐，汇入到唐太路上，潮水般往成都方向奔流。夜幕时分，又见他们汗流浃背，驮了堆尖尖的两大筐猪草，陆陆续续，疲惫归来。
我父亲腰有伤，不能骑车远行。我见隔壁的大二哥下成都一次，就能割回足够猪吃几天的草，不由眼热心痒，很想跟随大二哥跑一次成都。那时我10岁多一点，爸妈也不甚放心，但眼看着野外的草叶藤蔓全被拔尽，也无计可施，便叫我自己去求大二哥，看他是否愿意带带我。我找到大二哥跟他商量，他拍拍我的肩说，大弟娃儿，你骑不拢成都的。
第二天晚间，我已睡下了，忽听篱笆门传来汪汪的狗叫，又听见有人压低了嗓子在呼唤我爸妈：幺爸幺妈，开门。
是大二哥。
爸妈连忙起床，掌了灯出门。我听见爸妈同大二哥在院坝里低声说话，又听见窗户下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我在枕上听到大二哥推着自行车往外走，人似乎已经走到篱笆门外了，又停了下来，提高声音对我爸妈说：幺爸幺妈，大弟娃儿还小，脑子又聪明，得让他攒劲读书。
篱笆门一关，外面的世界万籁俱寂，只有虫声响彻在天地间。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看见灶房里堆成了一座小山的鲜猪草，不由惊呼起来。我妈赶紧打断我，悄声说：你大二哥昨晚黑从成都割猪草回来，分了一半给我们。
关于大二哥嘱咐我攒劲读书的话，我妈却没向我转述，但大二哥那晚说的话，以及他粗重的嗓音，竟然穿越40年的漫长时空，至今仍时不时地萦绕在我的耳边。尽管说这话的人，也已经作古好几年了。
童年游戏
一、推铁环
推铁环的时节，一般在冬季。寒风中，铁环滚在乡间大地上，嗡嗡的声音，带着腾腾的热气，带着山水的和鸣。
铁环滚过冬天，又滚进春天。凡铁环滚过之处，田埂、小桥、泥地、树林、场院，都会遗落下铁圈从别处沾惹上的水滴、种子、草叶、昆虫、肥料，待阳光一抛洒，不几天便有青绿从土里钻出来，油油的一片生机。
到了初夏，铁环已经被磨得又细又亮，再不能推了。用一根草索吊它在房檐下，白天闪射太阳，夜间映照月光。大风来了，铁环晃来晃去，或悠悠转着圈，便有清越的歌声，从那锃亮的铁质里飞出。
童年的路总是太短，而铁环又总是滚得太快。推不了几年，童年便推成了回忆，那铁环就一直只在回忆里滚动。
如果铁环不小心滚出了童年的边界，那就是奇妙的穿越。今天，无论在乡下，还是在城市的空场上，那些推着铁环跑的人，并不是现在的小屁孩，而是一个个如同我一样霜雪濡染头顶的大爷大妈。
二、弹弹珠
趴在地上，瞅准目标，用食指猛然弹向地面的弹珠。弹珠飞速地滚向前去。呐喊、眼光和心情，也齐刷刷地往前滚。
弹珠一弹，童年的欢场便拉开了序幕，人生最初的博弈之门也开启了。制定规则，体现公正，实施监督，测算距离和路线，躲避风险，守护阵地，发起攻击……失败了，要有气量；胜利了，不要骄傲。
看似简单的游戏，却蕴藏着成长的全部密码。
那时候，哪个孩子衣袋里没揣过一大把弹珠啊。
与今天在电子产品中玩搏击游戏的孩童相比，我们那时的童年，是多么简单，又多么快乐。
三、救子猫儿
“救子猫儿”是小时候最刺激、最快乐的藏猫儿游戏。这个游戏，参与的人数越多越好玩。一般有如下几个步骤：
一是选将。由全体参战队员首先推出两名主将，选出来的主将，其号召力、组织力、领导力、战斗力都特别强，一个主将，往往可以决定一场战斗的结局。
二是点兵。全体队员站成一长列，两名主将站在队列前，轮流着“一人一兵”地点，直到点完为此。点兵又分两种方式：一种是“选点”，即两位主将轮着优选，相中谁，即点谁的名字，被点中的，不管情愿不情愿，都必须服从命令。这种点法，主将会从最喜爱的兵开始点，你一个，我一个，点到最后剩下的，一般属于搭配的角色，以小女生居多。开始点兵了，只见这个高呼王大毛，那个大喊李小小，一应一答之间，两位主将的身后已经拉起了各自的队伍。另一种是盲点，众兵排成一横排，主将从排在首位的兵开始，一边念“点兵决”——“王子点兵，点到五更，五更鸡叫，我的兵到”，一边用手指按“一字一人”的对应节奏开始点数，最后一个“到”字落到谁的身上，谁就出列成为他的兵，依次循环，直到点完为止。
三是排兵。两方分兵结束，各方主将带领队员各选一隐蔽处，研究排兵及作战方案，包括：确定队伍番号，如红巾军、义和军、先锋军之类；识别队伍记号，如头缠一根稻草，手臂绑一条麻柳枝等；主将颁布军令，如见机行事、临死不降等；制定攻防战术之类。
四是布阵。双方排兵完毕，精神抖擞，气势如虹地回到战场。战场或是在秋收过后的空旷田野，或是生产队的打谷场，或是某一家的大林盘。双方各选一个点位，围绕这个点位划一个圆圈作为大本营标记。双方大本营对距100米左右，这100米中间，或有草堆，或有坟茔，或有竹树，或有沟壑，或有小坡，都是天然的屏障或助攻凭依。
完成上述步骤后，战斗即刻打响。双方依据战术，或派一人，或派两人，或派多人前出阵地挑战。各方人员在阵前奔跑、躲藏、掩护、搏斗，以把对方兵员逮住，并押送到本方大本营为目的。一方的兵被抓到敌方画了圈的大本营后，相当于关进了监狱的俘虏，自己不得逃离圈外，须得本家的兵来营救（即救子之意），只要救兵能冲过重重险关，跑来触碰一下俘虏兵的手，即算救活，被救活的兵可就地参加战斗，也可奔回己方阵营休整待出。开战以后，战场上狼烟四起，喊声震天。各方兵员或穿插，或围捕，或伏击，或偷袭，或声东击西，或诱敌深入……又要组织进攻，又要营救被俘人员，还要确保阵地不失。战斗到最后，以一方把对方兵将一个不留地全部逮进己方大本营为胜利。这时，响彻云空的欢呼声在战场上空回旋。
在我10岁之前，“救子猫儿”的游戏玩得乐此不疲。关于强身，关于规则，关于合作，关于谋略，关于救援，关于保护弱小……所有这些成年后需要具备的素养，焉知没有在童年游戏里埋下伏线？
进入80年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小孩子玩这个游戏。我在白云寺当老师那会儿，曾想在一年级组织一场“救子猫儿”，但总觉不合时宜，终究未予实施。
后来，随着应试教育的迅猛扑来，更随着电子游戏产品的登堂入室，不只是“救子猫儿”，连我小时候玩的其他游戏，如电报猫儿、斗鸡、拾拱、跳房、射箭、扯响簧、打洋火枪、丢窝儿、甩马叉等等，都不见了踪影。
1985年，当年在一起玩“救子猫儿”的幼时伙伴H兄与本县唐昌、两路口的三位战友，奉命守卫中越边境老山前线的一个猫儿洞。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其他三位军人阵亡，H兄负伤并荣立二等功。那年下半年，县里专门在阵亡烈士的家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那时，我已是两路口小学的一名教师，参加了在两路口举行的祭奠英烈仪式。后听闻我老家的H兄转业回郫都区，被政府安置到当时颇为吃香的供销社工作。
其后的某次相聚，座中人无不感佩英雄浴血战火的英勇事迹。我当时很想问一问这位功臣，其在激烈战斗中的腾挪闪跃，勇猛顽强，与小时候玩救子猫留存在意识中的机警有没有关联？但话到嘴边，总觉不妥，也于英雄不敬，遂暗地自责，没敢开口。
现在，每当看到一个个肥胖的小儿郎，看到愈来愈多且低龄的“眼镜”，看到正沉迷于手机，流连于网吧的现代儿童，我常常做无端的比较：此时高度物质化的童年，与彼时在乡间大地上摸爬滚打的童年相比，究竟哪个堪称幸福呢？
我的野草葳蕤一样的童年啊。
四、电报猫儿
相对于“救子猫儿”的两军对垒而言，“电报猫儿”玩的是“以一敌众”的游戏。
场地一般选在地势复杂，隐蔽性更高，易于藏身的地方，如春天的油菜田，夏天的麻田，秋天的高粱田，冬天的大林盘，以及生产队的牛圈房……每一处，都曾留下我童年奔跑的身影。
参加藏猫儿的众人以“麻尾”的方式确定一名“电报员”，余者皆为猫儿。先找到一棵大树，或一个房舍的犄角，再围绕树或犄角画一个圈，这个圈便是猫儿们的大本营。
电报员被人用布条或者手帕蒙了双眼，蹲在营中，猫儿们随即四散开去，各自找藏身所在。
不知哪里传来一声“红了”，电报员揭开蒙眼的布条，开始出营搜索。搜到一只猫儿，只需用手一指，嘴里大呼：电报电报，张小二！
这么一电，张小二就成了死猫儿，要么垂头丧气退出游戏，到大本营附近找个地方等待游戏结束；要么存点念想，站在原地不动，等待还没有被“电”到的活猫儿来救他。活猫儿只需跑过去触碰到死猫儿的手，死猫就算复活了。
对于电报员而言，其电死的队员越多，他的战绩越好。对于猫儿来说，他不但要藏好不被电到，还要找准时机，一溜烟跑回大本营才算最后胜利。整个藏身、跑步、匍匐、跨越、掩护的过程中，任何时候被电到，任何时候即变成死猫，只能停止在原地。
电报员可以视其战果，随时结束战斗，他只需喊一声：停电了，出来吧。那些藏在远处近处的猫，树上房顶的猫，披了迷彩树枝的猫，趴在坟茔里的猫，一个个得意扬扬地走出来，个别猫儿，甚至就从电报员的眼皮底下冒出来，气得电报员直跺脚。这些没有被电到的猫，一个个兴高采烈，尽情享受着胜利的喜悦，而顺利跑回大本营的猫，更是被当作英雄一般拥戴。那些被电在原地的猫，却只能唉声叹气，或是指指点点恨声连连，指责某个要好的伙伴，在自己被电到时，不去援救他。
电报猫儿是我的强项。最辉煌的一次，是我当电报员时把所有的猫儿，一个不剩地电在原地，包括电死后被救活的，让他在狂奔中遭到二次剿杀。
其实，我最乐于的，还是当猫儿王。这个游戏，本来是各自为政，各自逃奔，相当于散兵游勇的游击战。但我趁电报员蒙眼蹲守在大本营的工夫，召集其余的猫，统筹部署对电报员的反击战，如哪些猫有意在某位置被电住，哪些猫藏在远处摇晃树枝以吸引电报员，哪些猫匍匐在某处负责接应队员，哪些猫专门负责救援被电死的猫……最震撼的一次是，全体猫儿并不采用深蹲藏身的方式，而是以一起一伏打运动战的方式推进。只见战场上人影晃动，枝飞叶舞，前奔后突，左右包抄，一个接应一个，一个掩护一个，一个救援一个，如层层叠叠的浪，朝大本营梯次推进。电报员刚电死一个，背后又有身影在飞纵，刚一转身，这边的死猫又被救活了……这一次的结局是，所有猫儿一个不少，全部回到大本营。
关于电报猫儿，记忆里最深的一次：秋后的黄昏，劳动一天的小伙伴又玩起了这个游戏。那回，我藏在麻田里与电报员抗衡比耐力，电报员不喊“停电”，我始终匍匐着纹丝不动。后来不知怎么的竟睡着了。睡在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似乎还做了一个梦，梦见星光满天，自己与昆虫、飞鸟在天空飞翔……忽地，麻田外面的田埂上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唤声，几道手电筒射出的光像纷乱的银蛇，在夜幕下滑动，还有火把在原野上燃烧。
我睡眼惺忪地从麻田钻出来。我妈已哭成泪人，在田边当即给了我一顿狠揍。拖回家，又被罚跪在堂屋里，直到半夜被我父亲抱上床。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虽然电报猫儿早已绝迹了，但我时常在家里同他玩这个游戏，衣橱、卫生间、厨房、沙发背后、床下、门后，都是父子藏身之所……今天，这小子已经20多岁，父子仍如兄弟，如称呼上常常听不出辈分来，他直呼我名字，我叫他哥儿。我想，这样亲密的父子关系，肯定不是靠说教可以得来的。那么，会不会是在他的童年里，我给了他电报猫儿的时间和机会，而没有赶着他早早走进数不胜数的所谓兴趣班的缘故呢？
童年是多么短暂的一段旅程。或许，少年时代的游戏，真如一些教育家所分析的一样，都藏了智慧的萌芽在里面。这是必然的，但还不是最重要的。相较于并非一帆风顺的人生而言，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本该快乐的童年时代，我从游戏里，实实在在地品尝到了这份快乐。作为过来人，当我们面对今天的儿童时，理应把这份快乐，归还给他们。
阅读往事
一、网购少时书
半月前，我在一个后生晚辈的殷勤指引下，成功注册淘宝、京东等网上商店，并绑定了银行卡，终于赶上时代的趟子，跻身“剁手党”行列。
虽然被发达的信息技术和现代的商业模式给全副武装起来了，但我穿着“新经济”范儿式的鞋子，走的仍是怀旧之路。
前几日，我从一个叫孔夫子旧书网的网店，一气订购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春潮急》《艳阳天》《金光大道》《欧阳海之歌》《苦菜花》《虹南作战史》《海岛女民兵》《沸腾的群山》《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一系列我少年时代阅读过的旧书。
几天来，来自全国各地的旧书源源不断地飞到我住的小区。每天黄昏，或是快递小哥的电话，或是风巢、速递易、易邮柜来的短信，提示我到楼下的门卫室旁边取包裹。我乐颠颠地下楼又上楼，空手而去，满载而归。
是年纪老使人怀旧，还是怀旧使人显老，这个且不用去研究。阅读少年时代的读物能够使自己心情愉悦，这样的时光，就足够美好。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在我从儿童转向青春期的花季，我能读到的读物，除了“三国”“水浒”“聊斋”这一类的书之外，也就如上所列书目了。与今天少年儿童海量的阅读比起来，那时的阅读虽然苍白，但印象深刻。阅读的时间是1976年到1981年间。
包裹拿回家，一个人坐在安静的角落，用刀片开始拆除包装，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仿佛每开拆一本，都在开拆一个故事，一段岁月，一片真纯。
前一段日子，我赶时髦，醉心于微信听书和读书，竟连续六周夺得了阅读时间排位第一的佳绩。在线下，我也挤出时间读季羡林、梁实秋、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等大家的美文，这些作品，除了让我在阅读时内心激起没话可说的美感之外，阅读以后却觉得茫然。这些精致或是朴素到至美的文字，虽然增添了中国文化的底蕴和魅力，但我的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爸妈是读不懂的，我身边的普通朋友，也因为那文字的宫殿太高大，太辉煌，太深邃，大家只能仰望星空。星空虽灿烂，但它属于文化人，普通百姓却遥不可及。
而我购回的这些旧书，有的显然已经过时，有的经过历史证明其伪，有的现在读来甚至很可笑，也有的穿越时空至今依然被奉为经典。不管怎么的，今天我重新去阅读它们，关涉书的艺术价值方面的目的已经淡去了，只为重温旧梦，重新走进那段单纯的阅读年华。
难怪，当我在网店寻找并点击下单的时候，连手指尖也在激动。我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阅读的鲜活情状，以及那时的环境、人物、心跳……还没有开卷，便已经有“人在少年”的代入感觉了。
美好，忧伤，纯粹，痴迷……少年的阅读滋味啊。
二、养蜂人赠书
1980年春天，油菜花盛开的时节，生产队同时来了两拨外省的养蜂人。
一拨获准把蜂场安放在梁家院子前的桉树林里。那天放晚学后，我路过梁家院子，只见几十个蜂箱整整齐齐排列在朝向田野的桉树林边上。两顶帐篷支在林子中间，一顶帐篷前的地面简单垒砌一个锅灶，灶上正用耳子锅烧水煮饭，股股炊烟从林间飘向林外。另一顶帐篷后的两棵桉树间牵着一条绳索，绳索上晾晒着花花绿绿的衣物和其他杂什，风一吹，一飘一荡，说不出的新奇。
回到家里，只见我家院坝也被另一拨养蜂人安好营扎好寨了。养蜂人是一老一少舅甥俩。老的脸黑，个矮，稍胖，善笑，他的年纪与我爸爸一般大，但同我爸妈打交道时却谦卑得像是我爸妈的侄子。少的瘦而高，脸红，双手很长，甩动起来显得很别扭似的，头发乱蓬蓬像要飞舞，年纪有十七八岁。他们两人之间对话时，全操外省口音，叽里呱啦，我们一个字都听不懂。但同我们说话时，又改为连我爸妈都能听懂的普通话，又慢，又清晰。
我爸妈不但把宽宽的院坝交由他们做蜂场，而且还大方地腾出正中的堂屋和住宅旁边的柴房供他们使用。
院坝里间隔着平行摆了两排蜂房，堂屋用来做搅剥蜂糖的操作间，柴房兼做厨房和卧房。我家的这个蜂场遮风又避雨，比梁家桉树林里的蜂场好了几百倍。
那天，我丢下书包，跑到养蜂人住的柴屋里，帮他们收拾锅碗瓢盆，看他们清理蜂箱糖桶，与他们套近乎，直耍到天黑。
晚餐时，妈妈专门多炒了两个菜，爸爸把桌子摆在厨房外的屋檐下，请养蜂人过来一起吃顿饭，爸爸还专门打了酒陪他们喝。席间，小的只顾埋头吃饭夹菜，文文静静，很少出声。老的倒也爽快，与我爸爸一杯接一杯地干杯。后来，他却有些扭扭捏捏，仿佛不好意思开口似的谈到租金问题。我爸爸豪气地喝一口酒，放下杯子，眼睛盯着他们说：不要你们一分钱。
我妈妈紧跟着说：要啥子钱哦，你们从大老远的外省过来，一路造孽兮了，我们咋个好意思收你们的钱。
顺带插一句，因我家祖宅曾经于1973年遭遇一场严重的火烧，我爸妈于是从张家老宅搬出来，在靠近生产队打谷场的边角地块建了一个三合头撮箕口的小院。我爸妈建房时的本意，或许是按照我和弟弟两个儿子长大后要各自安家的长远规划来实施的，所以新建的房屋很是宽敞。建好后，先后接纳了王大哥一家、县城知青一名，省城知青一名，外省养蜂人四五批来此借住。借住的时间长短不一。短的如养蜂人，一个月左右，长的如王大哥，一住五六年，我爸妈从未收过一分钱租金。在当时封闭的环境下，正是这些人的到来，为我的儿童时代、少年时代打开了很多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户。爸妈或许不会意识到，他们的善良之举，无意间涓涓地惠及在自己的子女身上。
那年三四月，老天凑趣得很。一个接一个的太阳，把川西坝的油菜花抚弄得风姿婉约，光彩毕现。遍野的金黄，漫天的清香，蝶飞蜂忙，正是养蜂人最爱的季节。
每到黄昏，隔壁邻居来我家买蜂糖、看热闹、学外省话、摆龙门阵的不少。渐渐的，大家都与养蜂人熟悉起来。人们称呼老的为“李幺舅儿”，少的为“小高”。两个外省人也很快融入了我们的生活中。
阴雨天，养蜂人空闲下来的时候，李幺舅儿喜欢到桉树林蜂场那儿找老乡闲耍，小高却很少出门，成天留在柴房里，也不知道在房里做些什么。有时会从屋里传出笛子吹出的声音，寡寡淡淡，幽幽咽咽，说不上来的一种味道。
来我家蜂场最勤的是杨家院子的显英姐。那阵子，七大队的团支部活动已经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显英姐是大队团支部的委员，兼任我们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她多次来邀约小高一起去大队部参加活动。小高去过一次，回来被李幺舅儿斥责为正事不做，就没有再去了。
公社电影院重新修好以后，到乡下轮流放坝坝电影的机会就较少了。但凡有了新电影，一般先在公社电影院放映一周。那年正放《小花》，全公社的人没有不去看的。李幺舅儿和小高有一回也同我们院子里的人一起，说说笑笑去看了。
电影并非常常有。不久，公社又买回来一台29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这是全乡历史上的第一台电视机。每周末对群众开放，票价只需两分钱，就在电影院里放。那年放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每周放两集。人们白天一边做活路一边谈剧情，到了周末晚上，忙忙慌慌弄完家务，争先赶去电影院占位置。
或许是因为我初中毕业后便可以到大凉山接父亲班当矿工吃皇粮的缘故吧，爸妈对于我的学习属于“敞放”模式，类似晚上外出看电影看电视这一类活动，只要不是农忙季节，没有不允的。我在初中阶段所看的连续剧还有《加里森敢死队》《大西洋海底来的人》等，其中《加里森敢死队》我每集必看，直看到后来国家停播该剧为止。《大西洋海底来的人》看了大约一半，现在已经记不起是什么原因没有看完了。
一转眼三月过尽，四月又已经过半了。油菜花早谢完了，梁家院子桉树林里的养蜂人走了，其他生产队的养蜂人也陆续走了。新的目的地是甘肃、宁夏一带。就是本地的养蜂人，也开始陆续外迁。碎石路面的唐太路上，每天都能看到装着蜂箱的货车扬起一地尘土，轰隆而去。
原本李幺舅儿他们的蜂箱也要与桉树林里的那一拨一同远行的，据说小高去县城联系货车时没有衔接好，被落下了。
渐渐到了四月下旬，大片的油菜沉甸甸结满籽壳，小麦已经开始泛黄，最多再过10来天，红五月大战就要开始了。虽说田里的江西苕、苦荞正在盛花时节，但种植面积毕竟不多。李幺舅儿和小高变得爱吵架了，有时当了我们的面，用外省话吵。虽然我们一句都听不懂，但从两人的神态看，一定有不小的过节儿。
小高的笛音频繁起来，早吹，晚也吹。连不懂音乐的我，也听出笛音里含着的忧伤。
一天吃晚饭时，爸妈在桌上摆龙门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