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我们希望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勇敢地负起责任。
——毛泽东
老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
但鸡永远飞不了老鹰那么高。
——列宁
做事三项原则：
讲事实，
讲道理，
顾大局。
1 迈入清华园
1959年9月6日，我带着行李、书箱，从山东莱芜来到北京。我被当时最热门的工程物理系录取。我乘迎新卡车进入清华园南门——一个农家小院似的小门，穿过一大片树林，看到“清华园”牌坊，又穿过一片正在修建的林荫大道，越过一个铁道口，才来到清华大学东区。报到后又服从分配到“物503班”——我最反感，也是最不喜欢的化学专业，即放射性专业的三个“和尚班”之一，六年制，1965年毕业。
在十号楼暂住了几天后，我搬入刚完工的12号楼424房间。我与来自北京的王维国、张毓霖，上海的陈家仪，四川的李达丁，沈阳的调干生宋肇远等8个同学同住一屋，四个双层床，四张对开的桌子。南腔北调的刚凑在一起，沟通起来有些困难。特别是四川的李达丁，只是呼呼大睡，几次问他怎么回事，也听不懂。宋肇远，原是某飞机制造厂的一个工段长，作为调干生，带着每月27元工资来清华学习，很快也都熟悉了。
上课第一天，早上食堂还没开门我们就去等着吃最喜欢吃的“蛋炒饭”。每月12．5元的伙食费，随便吃。刚从农村来到北京，我有种来到天堂般的感觉。
饭后急忙去第一教学楼上课，不巧，遇到火车。当时的校园被铁道分为东西两区，东区为新扩校区，大多数同学住在东区，而上课在西区，遇到火车通过，只能等。直到第二年才将铁路移到学校东面的五道口，原路基在1972年为迎接尼克松访华而修建成为南北主干道——“尼克松大道”。
清华大学的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是很活跃的，一入学我就报名参加了合唱队、舞蹈队、航海队。而航海队在工字厅后面的水木清华活动了几次后就解散了；又因为舞蹈队与合唱队的活动时间相矛盾而退出了舞蹈队。
由于准备“密云水库大合唱”的演出，几乎每天晚上排练，加上到处演出，经常是晚上十点以后宿舍已经熄灯了我才回来，大家都已经熟睡，我只好拿个凳子，在走廊灯下做作业。所以，大学第一学期的课余时间，几乎没怎么好好学习，这对主要需要理解力而不靠花时间记忆的数学、机械制图影响不大，但对需要时间和记忆力的俄语、无机化学等，则是有很大影响。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前两门5分，无机化学则只考了3分。记得数学考试在一教101教室进行，我当时感冒了，带着大口罩，坐在最右前方第一个，一道求解人造地球卫星轨道的试题难住了许多人，全班只有五个人解出来，所以只有五个人得5分。而俄语，则是念不出，答不上，课上经常被老师批评得下不来台。直到1961年底以后，努力奋斗半年多，于1962年5月通过统考，此时，全班只有12个人通过。
八达岭植树
入学不久，为了响应北京市燕山绿化和入校劳动教育的号召，我们三个班与“建五”三个班一起到八达岭植树劳动15天，其间我们搭帐篷住在八达岭内的三堡。这里是清华大学分管绿化的区块，学校计划在这里建一个点，所以我们还负责平整场地和修路。
八达岭植树
劳动是紧张而愉快的。每天扛着镐锹，背着树苗，翻山越岭，挖坑栽树，伴着歌声奋斗在长城内的山岭上。有时还伴着劳动号子填土挖方，运石修路。
植树劳动结束后，在学校大礼堂举行了总结文艺汇演。我们班表演大合唱，大家写词，我谱曲：
（领唱）长城起伏在高山上，
北风吹来刺骨寒，
羊肠小道难行走，
绿化尖兵前进在山腰间。
是谁
冒着风雨挥动铁镐，绿油油的树苗插遍山腰？
（合唱）是我们
绿化尖兵在挥锹抡锄镐，红色青年哪怕地厚山高！
（领唱）又是谁
背着树苗山间奔跑，踏出了山间小道？
（合唱）是我们
绿化尖兵在翻山运树苗，尖兵脚步踏出山间小道！
（领唱）你看那
悬崖峭壁，羊肠道要小心呐！
（合唱）我们都是英雄汉，不怕山高道路险，
为了绿化八达岭，一定把树苗运上山。
你看那绿树栽满了山间，
你看那公路弯弯地爬上山，
树是我们栽，路要我们开，
今天多流一滴汗，
明天绿荫盖满山。
这是我一生谱写的第三首歌曲。后来，1964年配合工化系体育“大跃进”，化502班的郑玉辉写词，我谱曲并编导了“体育大合唱”：
工化同学有决心，
来一个体育大跃进；
要让白纸填新画，
壮志凌云转乾坤。
要让白纸填新画，
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春。
……
都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机械手测绘
进行原子弹材料的研究，许多试验都是强放射性的。强放射性实验要在“热室”中进行，必须要用“机械手”操作。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没技术自己造，也没钱买，好不容易从苏联买来一个样子，如获至宝，严加保密，不许人参观。
为了测绘复制，第一学期末，我与另外一位同学在保密的隔离室内进行拆卸测绘，其他同学则在外面画图。经过近1个月的工作，才完成全部图纸。
电弧锯——第一发明创造
1960年初，我们停课进行了技术革命运动。许多同学进行“自动绘图仪”的研究，我和李×同学被派到机械系焊接专业研制“电弧锯”。
当时焊接专业59级学生延长1年毕业，进行毕业设计，研究适用于东北寒冷地区的焊接车轮，即在车轮外焊接上几层，以增加车轮的强度和摩擦力。为了对其进行力学分析，需要将焊接的车轮进行切块，希望用电弧进行试样切割——研制电弧锯。
“一个旋转的金属圆片，与被切割的试样间产生电弧，而进行切割。”焊接专业的毕业生给我们交代说。
首先设计加工了马达带动圆片的旋转机构和供电系统，用手移动进行切割，发现电弧不稳，经常卡住，无法切割。又设计加工螺旋推进系统，使试样能匀速推进。
由于李×的身体问题，经常是我一个人干活、加班。虽然还是严冬，紧张的工作却累得我经常是满身大汗。一天晚上，我把棉衣、绒裤脱在实验室，去加工间加工到10点多，回来时实验室已锁门，我只好跑回宿舍睡觉，第二天早上跑过来穿衣服。
设备安装好进行调试。电弧刺眼，冷却剂用的是玻璃液，据说弄到眼睛里眼睛会瞎。又没有起码的防护，到晚上，眼睛疼痛难忍，大夫说是“电光眼”。第二天照样进行实验，直到眼睛实在睁不开……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实验成功。
成功以后，焊接车间又安装了直径1米的大型电弧锯。
***
1960年6月，原工程物理系的三个化学专业与原工程化学系（高分子专业）合并，我们就变成了“化503班”。
2 可怜的团支书
1960年，中央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的列宁主义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从而发起了全民大辩论，“学习三篇文章”的运动。
文章的核心是：帝国主义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争论的焦点是：世界大战能否避免？
从中央到地方的普遍观点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我的观点是：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只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我认为，如果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为什么我们还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战争，防止世界大战的发生呢？
我还引用了赫鲁晓夫的讲话，说明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受到多数人的反对和批判，我也受到了组织上的批评。我不得不做检查：没有与组织保持一致。但我想不通，我认为多数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这种批评延续了很长时间。新上任的团支部书记张×，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接过批评的“大旗”，揪住不放，经常找我谈话。
他的极左，对许多积极要求入党的人也是一样，也引起了许多同学的不满。对此，我向时任年级党支部书记反映了情况和意见。出乎预料的是，我刚开口，书记就劈头盖脑地，与张×一个腔调地批评了我一通。
我恍然大悟：原来张×的一切行为都是党支部书记的意思！
从此，我进入了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依靠组织，现在被组织批评。精神恍惚，神经错乱，年轻无知的我像大海航行中的破船，无处靠岸！陷入极大的迷茫之中！
为了自拔、自救，我决定全力以赴地投入学习，什么进步等等，都先不考虑！渐渐地，我走出了精神恍惚的阴影。
1960年底，毛主席发表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讲话，才纠正了极左的错误观点，国家进入困难时期，开始了纠偏运动。
此事，也反映到系党委，党委委员曹×来我们班了解情况，开了座谈会。会上，李×说：“亓平言，多好的同志，现在给整的……！”
曹×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张×下台了，反而受到了书记的批评。
“书记批评我了，让我找你谈一谈，征求你的意见，接受你的批评，我觉得很对不起你。”张×拉着我到校园东边的田地里对我说。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没必要再提了，好好学习吧。”我诚恳地劝道。
几天以后，他又找我，“书记又批评我了，还是让我找你征求意见，你还是给我提提意见吧。”他恳求道。
“咱们都是学生，以学习为主，还是集中精力学习。”我一再劝他。以后也经常在晚饭后找我谈话，我总是劝导他：
“张×，一定要把精力放到学习上，不要忘记，我们是来学习的。”我深沉而诚恳地劝道，“这事情也不全是你的责任，当时我曾经找过扈×，她和你一样观点，所以也不全赖你，党支部有责任。你没必要太过于自责。”
本来，此事是党支部书记同意他这样做的，应该主动承担起责任，大家皆大欢喜。相反，书记却把责任全扣在了张×头上，他想不通，又不能不接受，自然产生矛盾而忧郁的心情。
看到张×老是这样的苦闷、忧郁和彷徨，我担心他的身体。
不知过了多久，一天晚上，大家已经上床准备睡觉了，我还在打蚊子。发现窗台上一个没被打死的苍蝇在四脚朝天挣扎，我赶紧又打一下，并喊道：
“这是谁没打死的苍蝇，要像打落水狗一样狠狠地打！”
第二天晚饭后，张×又找我谈话，“你昨天晚上说的‘打落水狗’，是说的我吧？”
我心里猛然一惊，叹息道：
“张×啊，你想到哪里去了，怎么可能！”我惊讶地劝道，并一再解释，他还是不信。
“你再这样下去要出问题的，张×！赶快解脱出来！把精力放到学习上。”我警告他。
“真要出问题了”，我心里想。我赶紧找年级团总支的栾×反映情况，希望引起注意。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下午宿舍大扫除后，我与他从走廊里向寝室抬桌子，他却拉着桌子向其他宿舍跑，我大喊两声，他才醒过来。
“看来，他真是要出问题了！应该引起重视了。”我心里想。
一天课间从化学馆出来，走在四号楼前的路上，我再次对书记说：“我给栾×说过，张×的神经可能有点问题，你们可要注意！”
我几次的提醒没有引起警觉，张×一直是沉闷寡语，很少与人交谈。
直到1963年的“吐瓜子运动”他还在征求意见。
一天上午第一节课后，在大礼堂后的草坪上围成一圈开“吐瓜子会”。坐在对面的会议组织者赵依坚对我说：
“亓平言，你也谈一谈吧！”
“对，你给我提提意见吧。”坐在我右边的张×也沉闷地催促着说。我双手握着书放在腿上，向左一扭头：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没必要再提了。”
一来，党支部应该负责，不是张×的问题；二来，我很清楚张×的思想负担，不能再给他增加任何精神压力了。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系团委书记刘述理找到我们：
“张×跑到良乡401去了，你们去把他接回来吧。”
我与王学法赶紧去把他接回来。原来那里有一个他以前认识的女同学，他到达以后，借了邮电局的自行车，被门卫查到扣下了。
他累得筋疲力尽，回来的公共汽车上，一直躺在我的胳膊上睡觉。
从此，他的精神更加混乱，不得不派人盯着了。
一天，他要坐火车去良乡401，大家劝说不听，我与李晓阳只好跟着他进城，不知走了多少路，不时写个条子让路边的人帮助打电话告诉系里我们的位置。那时的人都助人为乐，一说情况都会帮助，记得一次是正蹲在地上修自行车的工人，一次是一个带红领巾的小朋友。
直到下午4点多钟，我们到达城东一火车站（今北京东站），让车站工作人员骗他说到良乡的火车还没到，立即联系精神病院来车接去住院了。
他出院后休学回家了。家中只有母子二人。
1966年11月“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病基本好转，又回校闹革命，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批斗原书记，并要求平反、复学。但是，由于当时不上课，要求也无法实现，由他的同乡奚×劝说并送回家了。
3 潇洒清华园
发“抑制信号”
1961年，我开始认真学习。这时，由于思想负担重，失眠又影响着我。一次，我到5号楼1楼校医院分部看病，等候期间，看到走廊的墙上的宣传广告，“……失眠就是兴奋信号战胜抑制信号的结果……”。我心里忽然一亮，既然如此，我干吗不发出抑制信号呢？想到这里，我立即决定自我治疗，退了号，回宿舍了。晚上，我躺在床上，合上眼，心里不断想着“发抑制信号，发抑制信号……”。果然，几天以后慢慢地就睡着了。半夜醒来，我也想着“发抑制信号，发抑制信号……”。时间一长，失眠就自然消失了。
从此，再没有出现过失眠现象。
“玉米授粉”
一天，同学李×对我说：“你会种庄稼吧？咱们在学校的空地上种点庄稼怎么样？”
“房前屋后，种瓜点豆”，家庭饲养，这本来是农村家庭的重要经济补充。但是，不知为什么，全国刮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思潮而被禁止了——这极大地加重了困难时期的经济贫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是靠这种家庭的小饲养、小种植生活的，不可能允许这样的极左政策。是谁鼓吹、推行的这种政策？
我对此风十分反感。一听他要种庄稼，很高兴，立刻回答：“可以啊。”
于是，我们俩在校内四区平房教室（今四号楼前）等的前后墙根种了玉米等作物。水、肥都不方便，曾经施过一次肥，但味太大，以后就不敢再用了。基本靠自然生长，当然长得不好。但还是收获了一些。
在此期间，我仔细观察了玉米的生长过程，发现是“异株授粉”。因为顶部的雄蕊花粉散落的时候，同一株中部的雌蕊——玉米须，还没有窜出来，已经不可能同株授粉了。由此，我也进行了一些人工授粉。
我曾写了一篇日记，记录了这一观察和分析。
量子力学和住院
1962年5月，俄语统考通过以后，我开始学习英语。此时，开始进入专业课学习，了解到我们专业是“轻同位素分离”，研究重水和为热核反应提供材料，我开始对“热核控制”感兴趣，故下决心将来进行热核控制的研究。为此，我开始进行研究的准备——自学“量子力学”。
10月，我突然被诊断为“肝炎”，不得不住院治疗，因为怕传染给其他同学。但是，我一直认为是在化工厂合成氨实习化学中毒造成的。
住院当天，思绪难眠，半夜到院子里散步，看到毛主席的“既来之，则安之”的语录，才安心住下。
一来住院，要补课，精力有限；二来量子力学自学实在困难，不得已只好放弃这一计划。
住院后两次检查都正常，1个月就出院了，之后又休息了1个月，前后耽误近两个月的课。教务科长两次劝我休学：
“休学吧，不然期末考试不及格也不好看。”
“不至于吧，可以不休。”我两次都肯定地回答。
最难学的是电子学、电工学。期末复习电工学，很多问题我不懂，特别是“矢量加和”，怎么也不明白，只好放弃了。
然而，考试时正好一道“矢量加和”的试题。看看其他几道题都不会，而且不会就是不会，没有思考的余地。我一算，只能得50来分，心里想：“这哪能行！怎么也得考及格！”于是下决心再做出一道题。
比较后感觉只有“矢量加和”有思考的余地，于是全力进行钻研。经过认真的思考，终于弄懂了。因此才勉强得了3分。
物质结构考了4分，而全年级近1/3不及格，老师对同学们说：“你们天天上课还不及格，人家亓平言耽误两个月的课，补补课还考了4分。”
另一门课考了5分。
养兔子
一天晚饭后，同宿舍的宋兆远同学买回一只大白兔，大家欣喜若狂。
“多少钱买的？”大家问。
“两元。好玩。一个老太太提着篮子在那里卖，我看挺可怜的，就给了她两块钱，拿回来了。”
“肚子这么大，有小兔子了吧？”不知谁问了一句。
“好像是，所以我才买的。”宋兆远高兴地说。
大家决定养起来。当时，我们住8号楼一楼靠南房，在窗户外的地上挖一个坑，找了一些树枝、草盖起来，又做了一个门锁上，每天捡食堂扔的烂菜叶喂养它。这成了我们宿舍的一个“副业”和取乐的焦点。
不久，果然生下7只小兔子，更增加了欢乐的气氛。后来，一场大雪把窝压塌了，我们只好重新搭窝，这时才发现兔子自己已经挖了很深的洞。
小兔子渐渐长大了。一天半夜，我上厕所回来，刚要入睡，隐隐约约好像听到兔子叫的声音，正是严冬，窗户关的很严，我赶紧起来走到窗前向外看，发现一只大白猫正在兔子窝上。忽然，从窝里窜出一只白兔跑了，“不好，快起来！一只大白猫把兔子给咬了！”我赶紧喊醒大家，并用力敲窗户，把大白猫吓跑了。
我们都来不及穿衣服，起来就窜出去了，发现好几只兔子在满园跑，我们赶紧分头追兔子；我一直追到西主楼北边才抓回一只……大家回来一清点，发现咬死了一只，伤了一只，跑了两只，实在可惜！此时大家已经冻得受不了了，赶紧处理好，用石头压住窝，就回去睡觉了。
无可奈何之下，大家不得不决定杀兔子吃。在宿舍对面一个破屋子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兔子打死，扒了皮，烧了一大脸盆，大家吃得真香！
落滴经验公式的理论推导
1963年大学四年级，我进入专业实验室做实验，看到刘老师与毕业生魏×发表一篇“落滴分析的经验公式”的文章，求得最佳“管径比”。
落滴分析，是利用不同重水含量的水滴，在装有其他不溶于水的溶剂的管子中，根据自由降落的速度不同，而进行重水浓度分析的一种方法。实验发现，落滴半径与管半径有一最佳比，其分析灵敏度最高。
我看了文章，发现是纯经验的。但是，这种公式，从理论上是可以推导出来的。水滴在其他溶剂中的降落，相当于流体通过球体的流体力学运动，这符合化工中的“斯托克斯公式”。于是，我先用斯托克斯公式进行了理论推导，再进行修正。
那时侯没有计算机，只能用计算尺计算，当然十分吃力。时间是紧张的。当时正值讲授放射化学选修课，记得我总是坐在最前面，一面听讲，一面记笔记，一面拉计算尺进行计算。不断改变修正项，最后终于取得比较理想的结果。如果有计算机，直接用实验曲线回归出常数项，效果会更好。
因此，从理论分析就可以求出最佳管径比，而不需要从实验中发现。以后，我曾几次向老师提出做些实验，以进一步验证。
遗憾的是这一有意义的工作，没有人指导和帮助，更没有人给安排实验，最后也未能发表文章。但是，它却给了我很大锻炼和学习。
有机化学考试
我对化学的学习实在没有兴趣，但是已经这样了，只能是硬着头皮学了。有机化学更是令我头痛的事，但是期末要考试，我不能不加油了。
只要我下决心干的事情，再难，也没有干不成的。我集中精力进行复习、研究，终于对所学内容了如指掌，并且把几乎所有的有机化学反应的相互关联，总结出了一张A3纸的大表格，所有有机化学反应的相互关系，从表上都一目了然。
结果，有机化学我考了5分，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考试完结之后，此表被同年级有机化学专业的徐为方同学看到，“哎呀！这表很有用，太好了。”他惊奇地说。
“你拿去吧，我肯定不会搞有机的。”我说。
“那好，给我吧。”
于是，就送给了他。
现在看来，这是一张难得的成果材料，它应该收集在有机化学教科书后面作参考。
水灾的考验
1963年全国大水灾，沧州附近的铁路冲坏了，南北交通阻断。暑假我回了山东，开学后却无法返校。很多同学，特别是新生，也都无法上学。没办法，只好绕道烟台坐船到天津再返校。
从济南上火车，火车行进得很慢，车内很挤，只能站着。很多是与我一样的学生，大家慢慢就熟悉了，逐渐就聚集在一起一块儿行进，并都推举我带队。
你传他，他又传他，都来找我，要一块儿走，大家对此次旅行心里都没底。到达烟台，我们聚集了共70多个人，北大、林大、天津的、石家庄的……
人多了，组织就是问题，凡是几个人一起的，就成为一组，凡是1～2个人的，就合到人多的组里，以便管理。很多是新生入学，带的东西比较多，也特别嘱咐各组加以照顾，统一负责行李。
烟台下火车后，让大家检查好东西，然后一起到联系好的一个小学住宿。清点了人数和行李，开了一个简短的全体会，主要是人和物的安全，我讲了注意事项和联系方式。并安排三个人去买票。
那个时候，社会绝对安全、稳定，在雷锋精神指导下，人人都为他人着想，不担心丢东西，丢了也能找回来，更不用说人身安全。确实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有求必应，助人为乐”的太平社会！
第二天上午，我让人多的两个组领头组织上船，我和东西少的一个组押后，一来检查物品，二来整理校舍，打扫场地，向学校表示感谢并告别。
到达码头，领头的同学正在船头等着我们，大家这种集体主义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人都到了吗？”我问。
“都到了，就差你们几个了。”
“东西清点过吗？”
“清点了，没问题。”
“太好了。”我高兴地与大家一起走进船舱。
上船后，看到大家都在一块儿，心里格外高兴，大家也兴高采烈的。
没有人晕船。到塘沽下船，照样按先后上火车，当我赶到火车上时，人、物都已经安排、清点好了；天津的几个同学也早就打好招呼，直接走了。
顺利到达北京。大家都依依不舍的握手告别、再见，互道“谢谢”。
这个火车上凑起来的小团体，就像亲兄弟一样，互相关心、照顾。
几天后，我收到了他们的感谢信。
4 虹吸流量计——第二发明创造
1964年10月开始进行毕业设计。我们10个同学一起进行“液氨精馏法生产重水”的工艺试验。该试验已经由63级、64级进行了两年，由于流量测量和系统稳定两个问题不能解决，使试验无法顺利进行，一直未能完成任务。
我被分配研究“流量的标定”。如果解决不了，试验将无法进行，也无法进行试验数据的处理。
虹吸流量计
该试验是在高压密封体系中进行，用转子流量计进行流量控制，需要对其进行流量标定。过去选择的是虹吸流量计法，但一直没有解决。
虹吸流量计，教科书上都有原理说明，是一个容器下端通一根管子绕到容器上部再流下去，利用容器体积和虹吸次数计算出实际流量。
实际使用起来有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连续流的测量，准确度极差，无法使用。
我仔细观察研究，发现一次虹吸完之后，管子里的液体排不干净，下一次，不等容器充满就开始虹吸了，使得每次虹吸体积不同，而且相差甚多，当然无法使用。
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每次虹吸完，管子里的液体要排干净。
如何排干净？这就要弄清楚“为什么排不干净”。每次虹吸完时，随着管子里的液流尾部移动，需要有空气进入填充。由于是连续流，空气还没有填充完，新的液流就流下来，随空气进入管道，形成一段液、一段气，遗留在管道里，增加了流出的动力，下一次虹吸时，液体没有充满容器就达到了流出压力而开始虹吸，故每次虹吸的体积不同。
为此，要设计一个特殊结构，在管子里的液流未流完以前，保证空气的畅通；在此时间内新流下来的液流要有容积容纳，而不让进入管道。在这个观察、分析、设想之下，我设计加工了新设备，一次干净利索地实验成功了。
两年没有解决的难题，成功地解决了。它的奇特的设计结构使人感到奇怪！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一副所长参观后感到好奇，带回去一个样品研究。
系统稳定
影响系统稳定的关键，是流量测量不稳定，测量问题解决了，系统稳定问题就迎刃而解。
影响系统稳定的另一个问题，是精馏塔回流管道里存在虹吸结构，使系统产生脉冲流，冲破了塔内填料上的液膜，破坏了系统平衡。排除了虹吸结构的管道设计，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以上两个问题是两年来试验不成功的主要障碍，问题的圆满解决，使试验顺利进行，最终出色地完成了试验任务。1965年底，化工部召开了技术鉴定会。
中试设计——八通阀争论
工艺试验成功以后，由我负责进行了中试设备设计。由于管阀件复杂，想设计一个八通阀，以简化设备。
八通阀采用双层四孔的设计，大家都认为设计合理，没问题。但是我一直存在怀疑。全体人员进行方案讨论。
“不对，八通阀有问题，达不到目的。”我提出。
“没问题，能行。”老师和同学都异口同声地说道。
“你们仔细想想，不行的，孔间密封距离不够。”我坚持说，并进行了解释。
不管我如何解释，大家都不理解，坚持说没问题。
又是一个人对全体的争论！最后，没人理睬我，他们确定了设计方案，就宣布散会了。我赶紧拉住一位王老师到黑板上仔细给他画图讲解，他恍然大悟，“对，对，不行。”此时，大家已经都走了，王老师赶紧跑出去拉住走在最后的李老师说：
“亓平言说的对，有问题。你来看看。”王老师给他仔细作了讲解。八通阀的设计就这样被否定了，只好用8个阀门组成系统。
……
毕业设计结束，进行了总结，选择我和另一同学在全班进行了汇报讲演。
***
在分配志愿表中我写到：
为祖国，誓把身献，
为科学，誓攀尖端，
虽能力有限，豪气冲天，
任到何处去，均为本愿。
宣布留校后，两个同学都对我说：
“你留在学校，这辈子就毁了，你斗不过知识分子，他们会整你的。不如到工厂，从厂长做起，保你将来到中……，起码做个……没问题。”
真让他们说准了！但我还是想献身科学研究……
5 汗洒清华分校——资本主义经营点
根据60年代中期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决定进行三线建设，把一些重要的企业、科研等部门及厂搬到祖国内地，一是加强内地建设；二是备战需要。由彭德怀任总指挥。
根据中央这一部署，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内燃机厂）搬到四川绵竹称为“401工程”，四机部几个厂搬到四川绵阳，并于1965年1月，决定在四川绵阳清义镇建设清华大学分校，称为“651工程”。分校共设力学、无线电、化工三个系，吉林大学的物质结构教研组也搬过去合并到化工系。
我被分配留校并直接到分校报到，当年共43个毕业生分配到分校。
由于准备化工部“液氨精馏法生产重水”技术鉴定会的材料，我先在学校工作了一个月。1965年9月20日，我到达四川绵阳清华分校。先到设计室进行暖通设计，之后于11月到毛儿沟石场，负责工地的石料工程。
分校主楼101窗台以下的设计，是用石头砌成，石材全部在毛儿沟石场开采、加工后运过来。我到达时开采已经结束，我的任务是按图加工、运输和垒砌施工。
毛儿沟——资本主义经营点
石工大部是来自于附近几个县农村的散工——农民工，实行的政策是计件制。他们提出希望月工资制，这是当时的制度。经汇报研究，这是不可能的。除了单独做工作外，我召开了全体会议，进行动员说明：
“……咱们这个地方，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个资本主义经营点，不可能实行工资制。”我给他们报告道，“为什么？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决定的，我们现在的社会状况决定的，我们开石场，你们在这里打工，按要求加工，合格一块，我收一块，风险共同承担：加工不合格，我不验收，你没有工钱，石料也不让你赔。……”
石工们分散地住在山沟里的各个小村落里，每天晚上我都要到他们住处做工作，了解生活情况，帮助解决生活问题。在漆黑的夜晚，有时只能躺在田埂上看山头形状判断方向。
飞车摔悬崖
1964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传到了工地，对散乱的石工的来历需要进行清理了解，我开始到各县、乡、村一一调查。
那时的社会主义中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有求必应，助人为乐。去一个个的小村庄调查，交通就是个问题，大多数行程都没有公共汽车，都是靠半路截车、搭车，虽然过路车辆很少，但只要你伸手招呼，都会停下来让你上，从不问干什么的，只问你到哪里，可以搭到哪里。
有时每天1元2角钱租一个自行车，到处跑。到哪里骑不了了，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放，翻山越岭去调查几个小时后回来，车也不会丢。
一天，我骑车从遂宁去安乐附近，中间有一段正在修路，刚铺好路基，都是圆石，中间无法骑车，只好勉强从路基两边不足30厘米宽的很窄的人行小道上骑行。左边是陡峭的山壁，右边是6～7米深的悬崖。开始在靠山壁的左边安全骑行，但是经常有山壁上掉下来的石块阻挡。又要赶时间，不得已，只好冒险在悬崖边上骑行。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为了赶路，也只好冒险。
正行间，忽然前面两块小石头挡住去路，中间只有10厘米宽的空隙，怎么办？我毅然决定：对准，冲过去！车到跟前，哇！没对准，赶紧下车！不好！身体重心已经向悬崖一边歪了！
“这还了得！这么高的悬崖，如果倒下去，自行车再砸下来就没命了！不行！不能倒下去！不要慌！”我心里想着。
说时迟，那时快，我两手向右一拨车把，骑下悬崖！前轮一下悬崖，身体就水平了，两手立即向右一推车把，来了个“鞍马”动作，用力把自行车推向右边，防止砸到身上；我跳下去，正巧悬崖中间有个突起，缓冲了一下我的臀部，滑落到地上，赶紧爬起来，扭了扭腰活动一下，发现没有摔伤，只是左手腕磕破了，赶紧用手绢扎住。
我环视了一下，“哎呀！我的妈呀！周围全是大干树叉！”自行车砸到树上掉在地下，只有我落地的这4～5个平米是空地！！如果我掉在树上，肯定会让树枝扎死的！真是大难不死！
我一看，四周渺无人烟，自行车也摔坏了。爬不上去，只好扛着车，沿着悬崖壁在树林里往前走，……忽然，“哎号，吆号”的号子声，越来越近，我喜出望外，有人了！赶紧放下车等着。
“同志！”我赶紧喊着。
他们抬到我上边，放下抬着的石头，向下看着发呆，“哪里窜出来一个人？”他们奇怪。
“你这是从哪里过来的？”一个人问。
我笑了笑说：“骑着车从那边掉下来的！”
“啊！？”
四个人都惊呆了。赶紧解下绳子把我吊上来……
***
此次调查结果没有发现偷、贪、坏、逃的人，可以安心雇用石工。
跳车
4月，开始进行101主楼的垒砌施工。由龙门公社石工队的十几个石工为主，聚集其他农民工一起，共60多人共同施工。
这是五层楼的基础，责任重大，施工质量是百年大计第一位的，如何保证？
施工第一天，我一再嘱咐、交代并亲眼盯着，“不行！石头之间要填满水泥！”我严厉命令道。
有的只好让他们返工。我深深感到：“你们砌完走了，将来出了质量问题我可是要蹲监狱的！”这样无法保证质量！
于是又从工程科调来大批青工，进行监督，并用竹板向石缝里填充水泥，以保证质量。
一次，我去绵阳城里办事，回来时搭乘工地运砂的翻斗车。路上一个大推土机挡着，无法超车，司机急得没办法。好不容易挨到进工地的岔道，司机才飞快地开起来。可是，已是中午，我要到路过的石工驻地下车，司机减速，我正向下爬，车又加速了，我怎么喊也不停，“看来司机一路上气急了，刚开起来不愿意停。到工地再回来要半个多小时，干脆来个铁道游击队的爬飞车吧！”
我一跃身跳了下去。不料，光想着“一落地就向前跑”，左腿用力过早过猛而造成“外侧韧带撕裂”，疼痛难忍，腿伸直时小腿可以向内弯30度角。绵阳中心医院的大夫要我立即做手术接韧带，但我坚持不同意：
“不行！膝盖皮包骨头，万一动了神经，就完了！先养一段再说。”
“那好，将来到北京去手术也行。”大夫无奈地说。
“伤筋动骨100天”，短时间是不可能好的。但是，工作不能耽误，第二天，我就拐着腿上工地指挥了。
由于施工人员散乱，都是临时凑起来的，只有几个人干过垒砌的工作，只能靠强力的组织管理和命令来保证质量。
千斤重担压肩
墙渐渐高起来了。石头有大小几种，大的1千多斤，四个人抬着上跳板很困难，只有几个工人能干。
一天，我看到刚砌好的石头，跳板一压就活了，影响质量，就指出：
“上跳板不能把砌好的石头踩活了。”
“这么重的石头，脚哪有准。”工头说。
“那也不行，会影响质量的。”我强调道，“你抬抬看看！”工头将我的军。
“怎么？你看到我的腿伤了，将我的军？”我不客气地说。
“有本事你抬？”工头更牛了。
“怎么？要我抬给你看看？”我反问道。“好！来，我抬给你看看！”我接过杠子，抗上肩，“来！”
“不行！不行！亓老师！”“你的腿危险！”设计代表和在场的人都劝说道。
工头不说话，石工们当然认为我抬不了。我知道，如果我不抬，就压不住阵；抬上去，今后谁也不敢不听。想到这里，更坚定了信心：露一手给他们看看！
“没事，来！起！”说着，咬牙抬着上了跳板。在场的人吓得直咧嘴。
“小心！别踩活了砌好的石头。”我一面咬牙抬着，一面喊着——这是我的目的。
“棒！”放下石头，工头伸着大拇指微笑着说。
“你将的军！”我笑了笑回答道。
从此工作更好做了。终于顺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几个月后，我的腿也渐渐好了。
6 “文化大革命”——观战而不参战
启动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拉开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预感到一场史无前例、天翻地覆的运动即将开始，其来势凶猛，难以想象。
远离北京的清华分校，一切都滞后，当然还没有行动。
夜晚，我从工程科拿出一把藤椅，朝山下坐着，俯视着山下的工地，遥望着对面一个个山头，闷闷地沉思着：
“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到底要干什么？这样发动群众固然好，真正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生活；但是，国家的现状，人民的觉悟、素质还这么差，水平这么低，看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必然会出乱子的，……”我苦苦的思索着，“如果过几年，人民的觉悟、素质提高了，这样做未尝不可，可现在不是时候……。”
连续三个晚上，我认真地思考着同样的问题，我无法理解，看来只能走着瞧了。经过深思熟虑，我给自己定位是：
观战而不参战。
……
很快大字报就贴开了。
不久传来消息：学校派进了工作组。
“为什么要派工作组？应该让群众自己开展斗争，自己锻炼！”我很不理解。
紧接着，工地的几个领导都被斗了，还戴了高帽子、游街。
“嗯？怎么这样？向学校学的？”我心里纳闷。
看到此情此景，心里非常反感！感到岂有此理！“走资派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能用旧社会对敌人的做法来处理呢？而且不能一概而论地都批斗了……”
我继续紧张地进行着我的工作，什么活动也不参加。
“亓师傅，这是我们给你写的大字报，你看一看吧。”我部下的同志，拿着写好的大字报给我看。
“不用看，贴出去吧！”我对他们说。
最后还是没贴出。
反蒯运动
7月8日，分校全部人马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
乘坐的汽车路过大礼堂，看到满园的“反蒯”大字报，感到奇怪。
蒯×，1963年考入化工系。1963年底我编导“体育大合唱”时他是乐队伴奏的。可是“斗走资派怎么反起他来了呢？不管有什么问题，也不应该，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我暗自想。
于是，我与陈×一块写大字报，暗示“反蒯是方向性的错误”。形势所迫，不能明说，陈×不同意那样写法，我说：
“没事，有问题我负责。”我不容分说地贴出去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几个人看了大字报提出质问。
“就这个意思！随你去想。”我干脆而肯定地回答。
看的人越来越多，七嘴八舌地质问“什么意思！”。
我反复地说“就这个意思！”因为我不能明说“反蒯不对”。问的人太多，我只好回宿舍了。
被人问得下不来台的陈×气乎乎地跑回宿舍，用手指着我狠狠地说：
“今后再也不与你一块写大字报了！”
“没事，你放心吧！”我笑嘻嘻地安慰他。不敢给他明说。
“行了，就这一次了！”他生气地指着我。
***
很快，教育部决定分校“急刹车停建”。
我坚决反对，要求“盖顶断水后再停建”，以免风雨冲刷损失太大。我们给周总理写信反映此事，但教育部很快下达了停工命令而给总理的信未能发出。
同时撤销了分校的编制，各自回系参加运动。
我被教研组选为“文革小组组长”，教研组原来的干部都找我作思想汇报和书面检查，我回答：
“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谁也不清楚，以前的问题概不计较，自己参加运动，结束以后再来总结。”
中央制定了“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其中“要文斗不要武斗”一条引起大家争论——谁都不理解，干吗还会武斗？
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远见！斯大林说：“领导就是预见。”作为政治领袖，应该预见到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发生后的后果，以及如何预防可能发生的问题。否则，就不能说是一个政治家。
被工作组扭曲的文化大革命——斗黑邦
8月24日的“8 · 24红色风暴”实际是一个斗黑邦的恐怖行动。这天下午，在西大饭厅，召开了批斗黑邦的大会，在工作组的引导、示范、教唆下，学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做法，在舞台上把原党委副书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台下群情激昂，一片喊好声。
我远远地站在最后面观战，看到此种情形，心中一阵难受，我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散会后回来的路上，我忧愁地沉思着慢慢走，有个同志情绪激动地从后面赶过来，我对他说：
“简直不像话，怎么能这样搞法！”
“什么？”他问。
“哪能这样做，不应该把他们当敌人对待！”我说。
“怎么不对？革命行动！好得很！”他挥动着拳头，慷慨激昂地说。
“不对，不对，不能这样做法。这就是我一开始最担心的，人们的素质太差，必然出现偏差。”
“什么偏差！？就应该这样！”他不服气地说。
“什么年代了！还用二十年代斗地主的方法！简直是……”我很反感。
“就应该这样！”他慷慨激昂地重复着说。
我摇摇头，还能说什么呢？
当晚，红卫兵组织所有的“黑帮”拆掉了“清华园”牌坊，并在鞭打脚踢下搬运砖石。我听说以后，赶紧前去观望：“黑帮们”一面搬着沉重的砖石，一面心惊胆战地忍受着夹道监督的红卫兵的鞭打脚踢。我正好看到我们的系主任汪×也被谁抽了一鞭子！
历史文物被拆，很不应该，这样鞭打脚踢“黑帮”，实在残忍！我心里十分沉重！
我赶紧回来告诉曹×，并电话红卫兵总部。乔×（外交部长之子）接的电话。
“为什么把‘清华园’牌坊拆了？”
“建毛主席像。”乔回答。
“这是历史文物，清华园的象征！不应该拆啊！”我说。
“不要。”乔回答。
“那也不能让‘黑帮们’搬！既然是建毛主席像，为什么不让红卫兵搬？”
我只能这样说，不敢说“对黑帮们太残忍了”，否则会被说成“立场有问题”。
……
大串联
1966年10月3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公开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发生了质的变化，全国大串联开始了，吃住、坐车都不要钱。
三种人在串联：闹革命的，游山玩水的，还有社会调查的。
我与李×、龙×、戴×四人以社会调查为目的，到当时国家工业最发达的东北地区进行串联、调查。先后参观了沈阳重机厂——当时少有的一个重工厂；小丰满水电站——当时唯一的一个水电站；第一汽车制造厂——当时唯一的一个制造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最早的一个制片厂；等等。先后到达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烟台、青岛。
10月24日，我们到达沈阳。一早，刚下火车，走在沈阳火车站第一站台上，看到停着一辆火车，车门关着，里面拥挤不堪；站台上挤满了人，都盼望着能上车，火车顶上也坐着许多人，车厢之间也站着人……站台上的人，愤怒地吵着：
“打开门！”“凭什么不让上！”…
已经十多个小时了，火车开不了，人们的神经已经绷到了极点，矛盾一触即发。
看到此景，龙×忍不住去打抱不平，冲向前：
“开门！开门！再不开门就砸了！”说着，挥动着拳头冲向车门……
一见此情景，我赶紧用力大喝一声：
“龙×！”
他挥着拳头回头一看，我赶紧摆着右手命令道：
“快回来！不能这样！”
他犹豫了一下，回头挤出人群。
“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一个人带头，一场打砸惨剧可能就会发生，你怎么能带这个头！？”我解释道。
他想了一下，笑了笑说：“是，是，很危险。”
“即使你不砸第一拳，有人也会砸的！你能负这个责任吗？咱们解决不了。”
……
沈阳到长春不远，但火车却运行了很长时间。车厢里人满为患，人们挤靠着站着；靠背上、行李架上、……哪里都是人，无法忍受，我们不得不在长春的前一站挤下了车。
10月31日，到达小丰满水电站，却不让参观。我们来到下游河床，看到滚滚河水，不由得引起了游泳的念头：横渡。已是寒冬，我打赌游了二十多米，肚皮被水下石头划了一下，河水太浅，吓得我赶紧回来了。
哪里都是人山人海，混乱不堪，一路艰难历尽。
青岛火车站
大连坐船到烟台，又乘火车到青岛。一下火车，突然感到很清静。
“这里车少，真好。”大家都这样说。
出了车站，发现纪律井然，没有任何混乱的样子。
“嗯，这里怎么这么清静？”大家都感到奇怪。
……
上火车了，我们一大早就去排队等候，排在最前面。
不一会，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清点了人数。
“你们十个人再来两个人是一个班，选一个班长，谁当？”
我们都愣了，“还选一个班长？”大家都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亓平言当吧！”同来的戴×破口说出。
我忽然理解到秩序井然的原因，原来是这样组织的！所以我也不推脱，就这样当了第一班的班长。
“那好，你就负责你们班的秩序。”工作人员交代完就走了。
很快，三个班成立了。工作人员把三个班长叫在一起。
“你们三个推出一个排长，谁当？”
大家都不说话。
“就你当吧！”工作人员看着我说。
其他二人同声说同意，我也不推辞。
“你们班再补个班长。”
就这样，后来我又当了连长。
……
“×××次车要上车了，所有干部都跟我来，去欢送他们。”工作人员过来说。我们跟着他，连同其他车次的干部，排在两边，鼓掌欢送上车的人。
“啊，原来可以这样组织！”我感慨地想。
我们上车了，同样被夹道欢送进车站，一个跟一个，秩序井然。列车员数够一个车厢的人数，另一个列车员又把后面的人带到另一车厢。进了车厢，列车员看着，一个一个地自动挨着号码坐，没有一个人抢靠窗户的座位。
我感慨地想，“全国的火车站都混乱不堪，唯独这里如此好！难道人们在其他地方都是不守秩序的坏人，一到这里就都变成好人了！？”
大家也都在议论着。
“事在人为！”我沉思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人都是通情达理的。只要我们下决心去做某件事，没有做不到的。”
这给我一生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月逆流”
为了躲避教研组对我任“教研组文革组长”问题的纠缠，1967年1月，我随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往郑州串联。
到达郑州，看到运动冷冷清清，干部都被打倒了。经过调研，发现造反派的极左思想和行为是主要矛盾。于是，公开提出“反对极左”，对干部要区别对待。
这很符合我的思想，也符合当地群众和干部的意愿，因此，得到广泛的支持。但是，这却引起了造反派的坚决反对和强烈对抗！开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引起了一些小的武斗。
胜利返回北京以后，“中央文革”却来了个“反二月逆流”！陈毅、谭震林等老帅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搞法，被“中央文革”定为“二月逆流”！
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却又搞起什么“反二月逆流”！真是莫名其妙！
我只好开始我的学习计划了！
揪军内一小撮
1967年5月初的一天，我正坐在宿舍里看书，同宿舍的张×从外面跑进来，心情激动地说：
“咳！揪军内一小撮啦！”“什么？”我核实似地问。
“开始揪军内一小撮啦！”他仍激动而兴奋地重复说。我气愤地右手一拍桌子，站起来狠狠地说：
“祸国殃民！”
张×一听，愣了一下，随后用手指着我狠狠地说：“你！？”
“就因为有强大而稳定的军队，毛主席才敢发动文化大革命，动摇了军队那还了得！”我气愤地对他说。
“军队里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必须搬开！”他激动地说。
“胡说八道！”我也很激动地。
“‘中央文革小组’刚发了指示！”他坚定地说。“岂有此理！”我又气愤地拍了一下桌子。
张×指着我说：
“好啊！你敢说‘中央文革小组’岂有此理！？”“本来就是岂有此理！”我毫不客气地坚定地说。“你！你想当反革命！”他喃喃地、狠狠地小声说。“什么反革命！简直是……！”我气愤地。
这使我很伤心。文化大革命本来应该收尾了，可又来了一个什么“揪军内一小撮”！看来，一时还结束不了，怎么办？
正好四川分校需要人，我借此躲开，而且不想回来了。于5月7日去了四川分校。
7月，张×一伙人串联来到四川绵阳军分区“揪军内一小撮”。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进行着。
一天，我正在分校进行上水工程，他们来到工地，张×生气而不耐烦地指着我狠狠地说：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促生产！”
我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严肃认真地说：
“我给你说过了，你们这是祸国殃民！”
他指着我，气得说不出话，离开工地走了。
我为了分校建设，也为了工地二百五十多人的身体健康，继续艰难地进行着我的上水工程。
“揪军内一小撮”运动，引起了全军的反对，也引起了全国许多人的反感。
不久，主席讲话，停止了这一错误的运动。
7 第一战略战役——人事分配
1967年5月7日，受学校委托，一行6人，由红卫兵金×（力02班学生）带队，前往四川绵阳清华分校（651工地）。我、戴×与金×、刘×两个红卫兵四人负责人事分配。
工地原有500来人，已经分走了一半，还剩250来人，计划留下80人，其余人要离开工地。
“文化大革命”中的651工地，由于停建，250多人在这里每日无所事事，人心浮动，纪律涣散，甚至为所欲为，打架斗殴。原来两个负责人徐×和查×，吃够了苦头，被打，被摔交，眼镜被扔到地上踩碎……更不用说天天纠缠着要借钱，借粮票……无所不有。有的人挖农民的红薯、玉米等煮着吃；把好好的床板、竹子给烧了；路灯全都当靶子用弹弓打碎了，等等——对工地的破坏性太大了！这也是分配任务的原因。
我们到达以后了解到这种情况，看到这种景象，感到无法进行人事分配，否则会出事，甚至出人命的事都有可能发生。
我坚决反对现在进行分配，也得到多数人的理解。
不料，我的意见立即传到群众中，“就是那个黑大个不同意我们走”的传言，很快传回到我的耳朵里。
群众中有一批人是坚决要求立即分走的，因为他们都是学徒工，每月十几元钱工资，30斤粮票，不够吃喝，工地又无事干，当然想赶快换新单位干活。
“听说你不同意我们走？”第三天晚饭后，正走在宿舍门口，后面有人向我说话。我心里一惊，回头一看，气势汹汹的面孔展现在我的面前。
“你听谁说的？”我含糊地问。
“是不是吧！？”对方气愤地质问道。
我心里有点害怕——工地这么乱，我又刚到达，还不了解情况，引起公愤就麻烦了！但是，纸里包不住火，早晚要公开的，特别是涉及他们的亲身利益。“怎么办？”我心里盘算着，斗争着。
看来掩盖是不行了。干脆，针锋相对，公开阐明我的观点！“你说哪？”我反问道，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问你哪！”气愤之声。
“好厉害！”我心里更虚了！这时又围上来几个人。“看来你们都有意见？”我轻声问。
“当然有意见！”几个人异口同声地。
“那好，咱们坐下谈谈吧！”我强打精神说。
为了工作方便，一到工地我就住在工人宿舍了，宿舍是平房，很小，无法坐人，只能就地坐在门口的地上。一坐下，我就被越来越多的人围住了！
“你叫什么名？”我指着最先问我、最气势汹汹的那一个人。“张大强。”他回答。又问了几个人。
“是啊！我是反对现在马上分配！”我心里一横，干脆与他们针锋相对地说明！“工地这么乱，怎么分配？你们说说看。”
“你有吃有喝，我们呢？”咄咄逼人的声音！我沉默了一会儿，“大家都想走，工地怎么办？”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谈！
“我们管工地干什么？我们走我们的！”他们七嘴八舌地说。
“是啊！问题就在这里！让你走？还是让他走？总得留下一部分人！”我忽然觉得有一点道理可以说！
……
就这样，每天晚上在同一个地方，一批一批的人围住我进行辩论！一连几天，我心里越来越有底气了！他们的气愤也越来越小了。
“首先，大家要齐心把工地搞好，不能这么乱，团结起来，打击那些歪风邪气！其次，要联系单位，没单位要人，你们往哪里走！？现在到处这么乱。”
是的，没有单位要人，往哪里走？这一点，谁心里都打鼓！
经过第一个回合的斗争，我发现他们不仅渐渐接受了我的观点，关系好像也亲近多了！
此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利用群众对原领导人徐×等的激烈意见，组织对他们进行批判，不仅可以组织群众，而且可以取得群众的信任。但是，那样做太冤枉他们了！这近一年的时间，他们也太苦了！不能！绝不能那样做！
一天晚饭后，天还很亮，好多人又围住我聊天。“你是山东人？”谁问了一声。
“对。”
“山东人都会打拳，你也会吧！？打一个给我们看看。”张大强带头说，其他人都哈哈一笑。
我心里忽然一亮，会打拳，这很有用！这里这么乱，会打拳可以压压阵！“怎么？你们想看？”。
我打了一阵“长拳”。
“你们想学，我可以教你们。”一阵笑声。
***
经过这一阵的辩论、斗争与了解，我渐渐理清了思路，明确了方向，制订了我一生的第一个战略计划：
——用半年时间，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统一在我的绝对领导之下，树立起绝对威信，完成人事分配任务！
“用什么统一大家的思想？”我一直在想，“只有毛泽东思想。对！只有这样！’
一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二是做几件事情，组织大家；三是找机会打击歪风邪气！
形势已经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了，只能迎风而上！
“亓师傅，你小心点，他们有人想害你。”同宿舍的小丘小声告诉我。“不怕！”我高声说，“谁愿来就来吧！”
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是很小心的，从此，我在床头上准备了一根棍子。
“看来，前几天打拳给他们看还是有用的！”我心里想。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组织大家，不能只是三三两两地做宣传。机会终于来了！——麦收！
“组织全厂人员帮助老乡麦收去！”我向领导们建议。
“什么！？自己的活都不干，怎么可能去收麦子！？”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
“不！不一样，主要是搞点活动，组织大家。”我坚定地说。“不可能组织起来！”
“有办法！”我自信地解释道，“每天干半天，去的人每人一付手套，每天补助二两粮票；月底了，有的人可能粮票不够了，可以借给；但是，要三个月内还清，不能老这样下去！”
大家听后，半信半疑地同意了。
我是征求了群众的意见才这样决定的。但是，几乎一个不漏地全都来参加，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行！有办法。”领导们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还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一直在工地负责的徐×奇怪地笑着。
“重在组织活动！”我认真地解释道，“使大家的心慢慢地收拢。”
“同志们！今天大家都来了，很好，说明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这是我早就计划好的：利用这次机会给大家作个小报告。
“工地二百多人，不能二百多条心，大家要一条心！才能做好工作，才能生活得愉快！二百多个人，不能二百多个思想，只能一个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我郑重地、认真地、像敲打着每一个人的心一样地讲着，“大家只有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才有力量……”
我讲了一刻多钟大家听着并不新鲜的讲话，但是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因为都希望改变现状——人心思治！
之后，我宣布了计划和奖励办法，大家都很感兴趣，特别是“借粮和消灭借粮”的计划，都心服口服。
尽管三天麦收，人一天天减少，但是组织是成功的，目的达到了。工地的气氛逐渐在改变。
***
来工地不到一个月，戴×看到工地乱哄哄的，无法，也不可能进行人事分配，就回京了。
“人事分配由亓平言负责吧！”金×在会上说。
“不行！不让他负责，我负责！”刘×抢着说。
我没说话。过了一会，刘×对我说：
“你回去吧！”
“不！我不完成任务是不会回去的！我看着你任务完成了再回去！”我坚定地说，“不过，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很多人说的不一定是真心话！”我警告道。
“不用你管！我自己干！”刘×毫不客气地说。
“那好，我看着你做。”我无可奈何地说。
不到一个月，他就公布名单了！没与任何人商量。结果，让走的坚决不走；不让走的非走不可！全乱了！刘×一看不好，留个条，借了伙食费买火车票回京了！
***
我只好宣布名单作废。一切再从头开始。
我想，要先找点事情让大家干，思想还不统一，还没有建立绝对权威，不急于分配。
当时，大家喝的是灌溉渠的水，老乡们经常在渠里面涮马桶，水很脏，人们都面黄肌瘦的。地下水井早已打好，只等安装。我下决心组织大家完成这一艰巨而又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经过近三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于阴历八月十五日晚6点15分，喝上了新的地下水！
通过这一工作，逐渐树立了威信，建立了信任，也建立了感情。其间，打击了两个歪风邪气的小团伙；妥善解决了炊事员罢工的问题，缓解了膳友和炊事员之间可能发生的“打群架”的危机；又小心翼翼地防止了男女之间“打群架”的可能。加上成功地组织了“651保卫战”，工地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亓师傅说的”，也成了大家判断是非的标准；“亓老师好干部”、“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也时有耳闻。
逐渐开始了分配的准备工作，一一进行了摸底谈话，并逐步确定了调走人员的初步名单。很快叫来了调入方——四川绵竹东方机车车辆厂的人事人员。到11月中，双方基本确定了名单。
“有几个人我们不要！”调入方的房师傅突然提出，并点了几个名字。我一听，是两个团伙中的人。
“房师傅，你这八级工老师傅提这个问题，让我怎么说啊！”我感慨地、深情地劝说。
“不行，不能要！我们了解了，这几个人太差，打架斗殴……”对方坚持着。
“这几个人表现是不太好，但是本质上没有问题。主要是‘无事生非’，无活干，无人管，小孩怎么保证不出点问题？在这里只能更糟糕；你们那里那么多师傅亲自带，亲自管，不会有问题的。这一点就算发扬点风格，帮我们解决个难题吧！”我恳切地劝道。
“不行！这种人我们也不好管。”房师傅坚持道。
“房师傅，你知道，如果你不要，就等于是给他们一个极严厉的处分！叫他们一生都不好做人啊！这对他们太不公平了！因为我们拿不出任何证据说明他们有问题。他们都是青年人啊！房师傅，要珍惜他们，不要过火打击他们，我们对他们的批评也要适可而止！说实话，单位把他们搞成这样，是很对不起他们的！换换环境对他们是有好处的。”我苦口婆心地劝说。
又经过一翻交涉，对方还是坚持不同意。
“这个工作咱们前后进行了快半年了，总不能为了这几个人全盘推翻！如果你们执意不要，那这半年的工作就算白费了！”我毫不含糊地、半生气地说。
对方沉闷不语。我也沉思了一翻。
“房师傅，你也知道，××很差，我们没有给你们；××有海外关系，我们也没有给你们，因为你们绝对不会要的！只是好坏搭配，互相照顾一下，大家都为对方考虑考虑。我这人做事，说一不二，给的名单都是你们没理由拒绝的；你们有可能拒绝的，我们决不给你们！”我越说越感慨。
“亓师傅，我们再商量商量，向厂里汇报汇报。”同来的西安交大刚毕业的林智井说。
“那好，希望不要白辛苦！”我无奈地说。
最后就这么定了，人事分配就这样尘埃落地！
***
很快人员分两批送走。
第一批，先送绵竹401东方机车车辆厂的人，我亲自去送，以便了解对方的安排情况，不料被送去的人扣住不放。我知道，这不是恶意的。直到第二天下午全部安排好，我才得以脱身回厂。
第二批送成都。
“不行，没有钱，给钱让他们坐火车走吧！”财务负责人说。
“不！事情做到底，用汽车我亲自送他们。”我不容分说。“需要多少钱？”
“大概要400元。”他说。
“钱，没关系，回来搞点运输，把钱给你赚回来。”
果然，到成都第二天，在运输公司门口，联系上给一个粮站带回两车木头，运费600元，还赚了200元。
这就是最早的“自由运输”。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一般人是不可能想到的，也是没有人敢做的！这是当时的社会制度所缺乏的！
***
一切工作都完成了，“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工作无法开展，没办法，只好先回北京了。
此时，调去绵竹401的人正在洛阳拖拉机厂实习，我就顺便下车看看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安我心。
为了保温，每人一个蚊帐；为了取暖，两个床中间一个焦炭炉，焦炭直堆到炉面上；墙上有大洞，风一吹，蚊帐飘来飘去，“这还了得，火危险，煤气也危险！”我警告他们。
为了引起重视，我又特意到宾馆向带队的人提出警告：
“×师傅，要出人命的！不能这样！”
我的再三警告，没有引起他们的行动。一年后，当他们从大连实习回来路过北京，我到车上看他们时才知道，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曾与我住同一屋的小丘……！
唉！！！
四川分校101主楼施工现场，一楼窗台下为“蜂包石”砌成。（1967年照）
8 打击歪风邪气
一天午饭前，大家都在排队等候买饭，我也排在队伍后面。
忽然听到前面嘻嘻哈哈的笑声，回头一看，只见小五队的张×站在中间，男男女女一群人哈哈笑着围着看着他，只听他说道：
“这是你……我……”说着，蹲下去，屁股一起一落地表演起来。
当时，整个工地有两伙人无法无天，吵架斗殴，有时甚至与农民动刀子。一伙是“小团伙”，一伙是“大团伙”。他们是纪律整顿的主要对象，我一直想找机会压压他们的气焰！他们影响着整个工地的气氛和纪律。而张×正是“小团伙”的核心人物！
看到这种情形，我一气之下，灵机一动。“是时候了，正是整顿的对象”，我想着，立即向前一步，咬着牙，猛抬右脚，趁他抬屁股的时候，用脚背踢了他一脚。
他“哎哟！”一声，脑袋冲向前，立即爬起来，一手摸着屁股，回过头来一看，是我在怒气冲冲地瞪着他，吓得没敢说什么。其他人也停止了笑声。
经过前段时间的努力，我的威信已经建立起来。我想，他应该知道点厉害了，从此会老实一点。
第二天下午，他找到我。
“亓师傅，你给我踢拉下了，怎么说！？”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理他。
第三天上午，他又来到办公室找到我，“亓师傅，你给我踢拉下了，这怎么说！？”
我一看，这次有人陪着他来，是有人支持他。我想肯定是“大团伙”的人背后支持他，看来，连“大团伙”的人也惊动了！我暗自想，“有效果！”一面想着，一面用眼狠狠地瞪着他，仍没理他。
过了一会，他又小声说：“这怎么说噢！？”
“怎么说？你说怎么说吧！”我又瞪他一眼。他不说话。
“回去考虑考虑，考虑好了再来找我。”我气愤地说。他仍不走。
“怎么？你还有理吗？”我反问道，“你不知道怎么说，我提个办法你看行不行！？”我等着他回答。
他沉闷不语。
“那这样吧，把全厂二百多人召集起来，你到台上对全厂人重复讲一下你那天说的话，重复做一下你那天做的动作，让全厂的人评一评，如果你对我错，我向全厂道歉，检查，向你赔礼道歉，你的医疗费从我工资中出。”我心平气和地说。
“但是，如果你错了，你要向全厂道歉，认真作检查；而你的医疗费你自己出，不许报销！”我狠狠地瞪着他。
“怎么样？”我又平心静气地说，“回去考虑考虑吧，考虑好了告诉我。”停了一会儿，两个人没说话就走了。
不久，“大团伙”在一天晚上挖了农民的红薯吃，连夜对他们进行了清理和批评。
从此，这两股歪风就这样压下去了！工地平静了许多。
9 罢工
工地正在酝酿两个大的矛盾：男女之间的矛盾，膳友和炊事员之间的矛盾。矛盾随时可能激化，甚至有可能打群架！所以我很紧张，总是经常到处转，每天都早一点到食堂看看。事情必须预防，绝不能打起来，在那种情况下，一旦打起来，就很难处理了！
一天中午，一开饭我就走进食堂，听到售饭口吵吵嚷嚷的，我知道，又吵架了！我快步走向前去。
走到售饭间的门口，正好看到一个人左手拉开门，身子往屋内窜，嘴里骂骂咧咧的，我向前一步，右手正好够上他向里探着的右肩，猛力向后一拉，狠狠地大吓一声“干吗去啊！？”把他拉了一个倒趔趄。
他“啊”了一声，回头一看，正想吵，一看是我，只说了一声，“他……”
“他什么！？有事在外面说！进去干什么！？”不等他说完，我打断他并严厉地批评道，狠狠地瞪着他。
此人正是张大强，是全工地最愣、最能吵的一个，但也是上水工程中的骨干劳力。由于我在工地已经建立了威信，互相信任，没有人不听我的话，更没有人会反驳我。所以他赶紧向后退。
“吃你的饭去！”我命令道。
我立即走进伙房，把门关上。
“哎呀！亓师傅，你来得正好，你再晚来一会儿，今天非出人命不可！”没等我关上门，班长激动地感叹道，脸上一副惊吓的样子。
我一看，每个人还在举着刀、叉、勺、铲……我立刻意识到：我再晚来两秒钟，可能就是一场惨剧！
“他嫌给少了！”班长补充道。
“不用说了。”——这里打架，肯定是这个原因，“都放下吧！什么也甭说，先开饭！外面还排着队等着呐！”我命令道。
我赶紧出来，关上门，站在最前面严肃地看着每个人买饭。人们鸦雀无声，默默地买着饭。
我知道，此事完不了，也不能完。怎么办？
“完了赶快吃饭，回去休息，晚饭照开！其他事情晚上再说！”我对师傅们说。
***
我一直在考虑：事情出了，就要抓住不放，借此解决膳友和炊事员之间的矛盾，否则会出更大的事故。可是并没打起来，除了批评他，还能怎么处理？师傅们肯定不干。
我一直在思索着，不知如何是好。
“亓师傅，我们商量了，晚饭照开，明天开始罢工三天，要求赔礼道歉。”晚饭前班长找到我，生气地说。
我心里猛然一亮。“好！罢工！既消了师傅们的气，也给膳友点颜色看！”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没说话，不反对，也不能支持，却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罢工可以进行，但250个人的吃饭要解决，否则膳友会抢劫食堂的粮食自己做饭的，那更麻烦，破坏性就更大了！
晚饭后，我赶紧组织科室人员准备第二天的饭，我亲自发面蒸馒头。而晚上，我给师傅们开会，做工作。
“哼！比他们做的还好吃！”膳友们勉强称赞着。
“别说风凉话了！你们来做做看！多辛苦！整个工地就他们天天干活！”我尽量引导他们理解师傅们。
“那是，那是。”膳友们笑嘻嘻地承认道。晚上，给师傅们做工作。
“一定要他赔礼道歉！”师傅们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想想，工地这个样子，不出大事就不错了，又没打起来，赔什么礼，道什么歉？我会批评他的。”我解释道，“全工地都不干活，就你们食堂天天忙碌着，罢工休息三天，让膳友警觉一下，想一想，受点教育，知道没有你们不行！”
张大强，让他不说话可以，让他赔礼道歉，那是不可能的！加上事情没那么严重，所以，只能做师傅们的工作。对膳友，则让他们认识到师傅们的劳累。
“不是天天有饭吃吗？”谁小声道。
看来师傅们对没有停止开饭不理解。
“已经有人放出风，‘没饭吃，抢粮食来自己做！’如果真出了那样的事，你们说，怎么处理？谁处理？只能保证顿顿开饭，避免情况恶化！”我解释道。
师傅们都同意。连续做了三天工作，第四天正式上班。至此，尖锐的矛盾被这场“罢工”化解了。
10 艰难的施工——分校上水工程
来分校工地以后，看到250多人无所事事，觉得应该找点事组织大家做。
我发现大家喝的水还是水渠中的水，老乡经常在水渠中涮马桶，两年来一直如此，工地的人个个都面黄肌瘦，饮水问题应尽快解决。
经了解，深井在1500米以外已经打好，深井泵和所需管道都已运到工地，只等安装了。而且这是早晚要解决的事。
“如果安装，技术上有什么问题吗？”我问水组的贾×、吕×两位师傅。“技术上没有大问题。主要是谁来做？”师傅说。
“什么意思？”我问。
“挖沟放管子，这么大工程，有人干活吗？”贾师傅说。
“噢，这问题。”我想了一下，“如果挖沟、放管子我组织人干，其他活你们有问题吗？”
师傅想了一下，“大概不会有问题。”“那好，咱们商量商量。”
我知道，这是个大工程，工作量大，关键是能组织起来。现在状况下，一般人不会有这样的魄力，更不敢下这个决心。但是，即使不考虑工地建设，这250多人的健康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此时，正值麦收，我想先试一试组织大家帮助老乡麦收。没想到非常成功。这增加了我的信心。
经研究决定开始施工，我负责并亲自带队组织施工；水组的师傅先安装深井泵，之后从水井开始安管道，一直到山顶的蓄水池。
天气太热，8小时工作是不可能的，我决定实行每天6小时工作，上午7～10
点，下午4～7点干活。这引起一些人的意见——“违反劳动条例”。对此，我毫不理睬。
开始，有近百人干活，算是比较理想了。挑出十几个强壮小伙子专门运输和放管道。
前1000多米在农田的路上，土质疏松好施工，进展还可以，很快就挖到水渠了。跨过水渠就爬山了，施工就艰难了。特别是一进入山上的工地，地质坚硬无法施工。人当然也越来越少了。
水渠前的管道是汽车绕道送过去的，水渠以后则要从工地沿山坡送下去，施工很难。直径300毫米的管子，6米长，近千斤重，平路还可以，爬坡实在困难。一天，已经快6点半了，大家都累得等着吃饭，我想再抬一根，因为上午抬一根就累得不想动了。
不管我怎么说，大家都懒得动，我一气之下，命令道：“那你们就等到7点再走吧，7点前谁也别走！”
这时，工地主要是这十几个人在干活了，但大家还算听我的。无奈，大家只好咬着牙又抬了一根才下班。
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进工地前的一段，施工基本差不多了，只剩下进工地后的200来米，也是施工最难的一段。
此时，大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干活的人也少了；地又硬得简直刨不动，刨两下，手震得就受不了。进展实在困难。
此时的我，信心开始动摇了！每天只有几个人在干活，怎么办？“说什么，也得弄完它！”我心里想。可没人干，没法干，怎么办？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束手无策之际，从学校来了五个彪形大汉——校体育队的运动员。他们串联来了，顺便来分校看看，了解到我在这样艰难地组织施工，有所感动，就主动留下，帮助干几天活。
他们可是绝好的劳动力，这又带动了许多人，很快挖了几十米，最难的一段管沟挖完了，解决了很大问题。我从心里感谢他们，也增加了信心。但他们很快就走了。
庆幸的是那天下午他们又回来了。
“铁路坏了，火车不通，干脆回来再帮你们多干几天吧！”
我真是喜出望外！赶紧借他们的气势，号召大家一起努力，加紧施工。这一下，我们一鼓作气，就完成了全部挖沟任务。送走了他们，管道安装就好办了。
可是一场大雨把跨水渠的管道的支撑水泥垛子冲垮了，管道塌了。这已经是第二次。这个垛子在水渠岸内侧，太深了，水渠渗水太多无法施工；浅了，就老被冲垮。
这次，只能打大一点、深一点了。1米多深的坑挖好，水刷刷地往里流，两个人不停地向外淘水才行；一停，水就满了，无法浇水泥。怎么办？
“这样吧，我们两个不停地淘水，你们两人向里倒干水泥，两人倒沙子，两人倒石子，我喊‘倒’，大家一起往里倒，要快，不要管我们，身上、脑袋都没关系；利用渗漏的水，我们用脚在坑里搅拌。懂了吗？”
“懂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好，准备好。”大家都拿着沙石水泥在周边等着，我们俩拼命淘水，一看水少了，“倒！”我们俩赶紧起身用力用脚搅拌水泥，……30厘米厚以后，水漏得就少了。
“快加搅拌好的水泥！”50厘米厚就没事了。
第二天，再去砌上面的水泥。就这样，再也没有被冲垮。
终于在9月中完成了全部任务。大家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没有人想再多干一点了。
不料，一试压，水井附近一根管道漏水。哎呀！还要施工！误了好几天，才组织几个人重新挖开，发现是一根管子裂了。又过了好几天才返工完成。
最后一个工作是清洗山顶50吨的蓄水池。因为过去是水渠水漂白净化，水池中积了60多厘米厚的泥层，如何处理？大家七嘴八舌，一个多小时没讨论出主意。
十几立方泥层，从直径60厘米的洞口一桶一桶往外提，可是太费劲了！泥浆泵抽也不好办。
“干脆，抽进点水，咱们十几个人进去，用脚和成稀泥浆，从排污管道放出去。”我坚定地说。
许多人不同意。但我一旦拿定主意，不容分说，坚决进行。就这样，很快清洗干净了。
阴历八月十五日晚6点15分，龙头里流出了新的自来水！啊！终于喝上清水了！
11 空城计——651保卫战
1967年7月的一天，四川绵阳清华分校651工地上，下午3点多钟，一辆吉普车冲上山顶平房，“你们负责人是谁？”的嘈杂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天气炎热，规定4点上班。同事把我叫出来，在门前被四个全副武装的人团团围住，我揉着眼，一看，每人斜背着两支手枪，顿时心惊起来，用手摸着后脑勺，暗想：来者不善！不会吃了他们的枪子吧！还没应过神来，对方就开口了。
“你是负责人吗？”
“我不是。你们干什么？”我想这样回答可以有回旋余地。
“我们晚上行动，一千人要到这里来！”对方气势汹汹。“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含糊地问道。
“这你不用管！晚上十点行动！”
“我们是军管单位，有事要与成都军区联系。”我灵机一动地回答道。“这我们不管！”
“那也要与我们的负责人商量一下。”我想还是先把他们支到办公室去，我知道红卫兵负责人金×不在厂内，但要尽量拖延一下时间。“你们到办公室等着，我去找负责人。”
他们想开车过去。
“不行！这里不能开车，把车开回大门口去！”我想，没了车，他们行动就受我们控制了！于是坚定地说。
四个人商量了一下，让司机把车开回山下大门口。我立即去找造反派负责人。
“你们不是有枪吗？多少？”我早听说他们从部队上抢来一些武器。“一挺机枪三支步枪。”他疑问道。
“拿出来，吓唬吓唬他们！”我一下就想到了要用武装来对付他们！他也听说有人来了，不用解释就明白了。
“找一个人背上一支枪到房后山顶上最显眼的地方走动放哨；再找两个人背上一支枪到山下大门口站岗；另两个人背上一支枪来回放流动哨，都要让他们看到，快！”我毫不犹豫地说道。并吩咐他们与城里的联络点和军分区联系，打听人的来历并尽快阻止。
话刚落音，就听山下“叭！叭！”两枪。我赶紧跑到山下，老远就看到他们的司机正朝着田野准备打枪，我高声喊道：
“这里不能打枪！”急走向前严肃而认真地说：“田地里到处都是老乡，不能在这里打枪！”
其实我不敢直惹他们，在这乱世中，惹恼了，他回过头来给我一枪，也是可能的。看着他不情愿地慢慢把枪收起来，我怦怦的心才平静了一些。
我又爬上设在半山腰的电话室与城里联系，但一无所获！
在走向办公室的半路上，看到山顶持枪的岗哨和流动岗哨，暗自欣慰。这时等得不耐烦的三个人急匆匆地走过来，我赶紧搭话：
“负责人不在，你们另找时间来吧！”
“我们不管，晚上十点开始行动！”不理我说什么，气冲冲地向下走。我跟着他们到大门口，再一次郑重地声明：
“在军区的指令下，我们有武装守卫。没有成都军区的命令，谁也不能来！”
“不管！耽误行动，一切后果你们负责！”他们也坚定地说。说完就开车跑了。
***
看来，一场战斗是不可避免了！我赶紧找到造反派负责人。
“扛着机枪，找三个司机到后山空地上，每人打一枪试一下，再找几个青工，十个人组成一个机枪班，苏师傅任班长。注意安全！”我命令道。汽车司机都是复员军人，应该打过枪。
工地有近千万元的财产，18辆汽车，一辆三轮摩托，钢管无数，保护这些财产和整个工地不受破坏和抢劫，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们的‘行动’是什么意思？”这是所有人的疑问。抢汽车？抢钢管？这是武斗期间的两大关键：交通工具和武器，分析会上谁也说不清。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说道。是谁说了一句“把汽车开走吧？”
“对！有备无患！钢管无法躲藏，汽车必须开走！”我干脆地说。
于是让车队将一辆卡车和摩托开到1000多米外的青义镇，以备急需和通信使用。其余全部开到四机部的一个单位躲避起来。
***
晚饭后，金×回来了，我立即开会组织晚上的行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我分析了形势，开始进行部署。
从大门口到公路崖口，有1500多米的内部大道，立即派人摆上水泥管和石头阻挡汽车开进来。机枪班安排在门外大道的半山腰上，并带一只步枪；电话室留一支步枪作为保卫；还有一支步枪配一班人守在崖口，那是公路到工地的必经之路。
此时，青义镇负责人带着80多人全副武装（棍棒镐锹）地上山来支援。我想：
“不能真打，手无寸铁的250多人对付不了全副武装的1000人！真打起来，后果惨重，他们都是农民，控制不了，危险！”
于是，我感谢了他们，但劝他们回去待命，需要时再叫他们来帮忙。都安排好后，我又来到机枪班的地方检查。
“这里不行，离门口太近！只有30米射程，到前面一点的半山腰，有100多米的开阔路，机枪才能发挥威力。你们当过兵应该懂得这一点！”
我告诉他们。
***
检查完所有的安排和执行情况，已是晚上九点半多了。我赶紧到电话室等待城里的信息。
此时，已经有很多人翻山越岭逃走了。
“愿意走的让他们走吧！不要阻拦他们。”我心情沉重地吩咐道。
***
十点整，电话铃响了：
“20辆卡车1000人全副武装，已经向651开过来了！”
完了，我的心一下全凉了！一切武装保卫都是为了阻止他们来，真的来了，哪能对付得了！
我深深叹了一口气，完了，如何是好！？
我走出电话室，站在半山腰上，两手掐腰，夜色深沉，伸手不见五指。我环视着这群山，望着这刚建的工地。打？打不过！这要是冲进来，会死伤多少人？工地也会一塌糊涂的，怎么办？……
我思绪翻腾，心情沉重……不能打！我沉思着，对！绝对不能打！怎么办？……我脑子里忽然浮现出诸葛亮在城楼上弹琴的情形，想起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又想到周恩来总理的外交铁手腕。舌战？我心里猛然一亮，对！舌战！只能舌战！我坚定地回答自己！
于是转身对室内同志说：
“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否则冲进来都没命了！谁开枪谁负责！听懂了吗！？只能舌战！”
赶紧到机枪班下了同样的命令，让人用自行车带我到崖口。
“嗯？人哪？”我出声一喊。只听两边树丛里轻声回答道：“亓老师，我们埋伏着了！”
“出来！都出来！”我命令道。“汽车已经开出来了。”同样的命令又说了一遍。
“一字排开横挡在路上，只能舌战！”我命令。
我两手掐腰站在中间，左边一人扛着大旗，右边一人端着步枪，其他人一字排开分站两旁。
***
远处传来了汽车声，很快又看见了灯光。
“注意！来了！听我的命令行动！”我坚定地给大家鼓气。
灯光划破夜空，直冲我们过来，30米，20米，人们紧张起来了，我的心也嘣嘣地跳着！10米，7米，汽车一点也不减速！人们刷地一下都躲开了！谁都不想被汽车压死！！只闪下我一人纹丝不动地掐腰站在路的中间！
“不能动！”我思索着，并命令着自己，我知道一动汽车就冲进去了！。5米，3米，……汽车还是直冲过来！
“跳开扒住车门！”我一面想着，一面准备发出跳开的命令——武斗死人是常有的事，不能让他们白白轧死！
2米，“跳开！”我刚发出跳开的命令，没等身子行动，汽车几乎同时地“吱”地一声急刹车声。
“不动！”我立即发出相反的命令，身体纹丝未动，严肃地叉腰站在那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出现了如此“誓死一战”的英勇威武的场面！
此举，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更惊呆了车里的人！
吉普车停在我面前1米多的地方，人却没有立即出来。我站在探照灯前，两眼怒视着汽车，一动不动！气势压倒一切！！
一会儿，一个穿白衬衣的人走下车，两肩交叉背着两只手枪，走过来，小心翼翼地问：
“我们下午不是来人联系好了吗？”
“我们是军管单位，没有成都军区的许可，谁也不能进来！”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坚定地回答。我知道，只要我一动，他们就会冲进去，就可以看到工地内部的空虚！那将全盘皆输！
“好好，是是。”那人立即回身坐上车。
我照样站着不动，让他们后退倒车，防止他们冲进去。
***
吉普车开回去了。卡车应该过来了。怎么应付？走着瞧吧！我赶紧让大家重新一字排开，站好队形。
等啊，等啊……11点，12点……一直不见踪影。为什么？看来是吉普车把其他车截回去了？此处到绵阳城只有16里，不用这么长时间。我带着一人迎面找过去，2里，5里，没有任何动静，看来是不来了。故此命令大家就地休息，直到早上6点。
***
一个月后，军分区一个团长受成都军区委托来工地告诉我们，他们是江油县被黄继光妈妈一派赶出来的造反派，要到这里来练兵。司令员一再劝阻，他们不听，汽车开动时，司令员警告他们的负责人说：
“651已经有武装保卫，如发生流血事件，一切后果，你们完全负责！”说完扬长而去。
可能他们的负责人赶来看看虚实，看到真的有武装保卫，“誓死一战”的架势，才没敢来。
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冒死用身体把他们吓回去的！
12 “走资派”是人民内部矛盾——最高指示
1967年12月，从分校回京后，“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两派斗争越来越激烈。
1968年3月的一天，我与李×到潭柘寺游玩回来，天已经黑了，在南门遇到另一同事裴×正急急火火地挑着行李往外走。
“你们俩哪里去了？一号楼被占领了，赶快去把东西拿出来！”他急急地说。
“什么？”我们惊奇地问。
跑到楼门口，人们正在向外搬东西，有人站岗，不容分说，我们就冲进去了。怎么办？只好到实验室去住了。
武斗就这样开始了。两派互相攻击，互相叫骂，使人难以接受，但也只能忍耐、等待。
武斗一直持续了几个月，这是毛泽东没想到的，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更是无能为力的。在全国工作会议上说：“犯个大错误，三年不招生。”何止三年，这样武斗下去，实在令人担忧！
***
1968年7月27日，工宣队强行进校，用最坚决最漂亮的手段，冲破了近半年的武斗局面。尽管这可能不一定是领导者的本意，但它总算冲刷了势不两立的两派分裂和思想裂痕，很快达到了思想统一，组织统一，并开始了各项工作。
首先是对“走资派”性质的认识。在学习班上，工宣队师傅问大家：
“教研组主任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这还有什么好说的。”不等大家说话，我抢先肯定地说。
话一出口，引起了大家的惊讶。“怎么会是人民内部矛盾？”都想不通，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
“是不是“走资派”？”师傅问，几个同事也问。
“是“走资派”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不客气地答道。
“啊！？“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大家七嘴八舌地、惊奇地怀疑道。
“当然是！除了极个别的以外，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样斗走资派，当敌人对待，都是不对的、不应该的！”我毫不犹豫地批评道。
——这是谁也不敢回答的问题！“那你说是几类干部？”有人问。
“三类冤枉，二类欠一点，应该属于二类干部。”我坚定地回答。
大家批判了几年，都是按三类以下干部看待的，可是当敌人看待又觉得心里说不过去；更不可能，谁也不敢说不是“走资派”，“走资派”当然是敌我矛盾——这是所有人的观点。
这是几年来普遍的观点和看法，也都是这样批斗的。然而，我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也是我敢于搞“资本主义经营点”和“自由运输”的基础。
我的观点大家想不通，走资派怎么能是人民内部矛盾呢！？从刘邓的工作组进校开始，一直是斗黑帮、斗“走资派”，都是作敌我矛盾批判斗争的！怎么可能是人民内部矛盾呢？
但谁也无法反驳我，否则一个好好的教研组主任怎么就变成“敌人”了呢？
一个多月以后，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
“在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中，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一下解开了大家的迷团，心里豁然开朗。
只可惜，这个“最高指示”晚来了两年！
13 力挽狂澜——鲤鱼洲农场劳动
经过半年多的学习、教育、整顿，达到了思想统一。出现了“瘸子能跳舞，哑巴能唱歌”的空前局面。也开始了“天天读”、“吃饭先请示”和“婚礼表忠心”的莫名其妙的“封建时代”。我对此十分反感！
下一步干什么？
本来应该逐步恢复教学、工厂劳动和技术研究，但是领导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到江西鲤鱼洲建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的历史性的错误。
我坚决反对这一莫名其妙的举措，但是出于当时的形势，不敢说。我知道，反对是没有用的。
全校进行了动员，号召自觉报名。
我经过思想斗争，决定不报名。理由是“我是共产党员，听从分配，不需要报名！”我不会自己要求去的。
1969年5月初的一天，全校动员大会在西大饭厅召开。
“全校1万多人只有两个人没有报名，革命少了你们两个照样进行！”当时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在大会上作报告说。
是的，在当时形势下，敢于用不报名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是要有点胆量的。另一个没报名的是因身体问题的同教研组的副主任。
“鲤鱼洲，顾名思义，到那里可以吃到很多鲤鱼，……”迟群是这样报告的。事实上，那里不但吃不到鲤鱼，连蔬菜都吃不上，而是喝了近一个月的酱油汤！
大势所趋，个人的反对只能是螳臂当车。第一批不去，第二批是逃不过的。但我还是不想报名。看到我几个要好的同志去了，临出发的前一天下午，我找师傅说：
“我服从分配，没有必要报名，让去我立即去。”
5月17日，我第二批到达农场。在南昌省委岳母家，听说鲤鱼洲是血吸虫灾区，我立即联想到毛主席写的“送瘟神”，可见问题的严重性，引起我的警觉。
为防止感染血吸虫，下水前手脚要涂“二丁酯”。但大多数同志对此认识不足，都不涂。
“毛主席为此写了‘送瘟神’，可见问题的严重性。花了钱准备了药，你们还不涂，找死啊！”我经常一面涂着，一面这样对大家喊。在会上我也经常宣传。
洪水季节，不允许用堤外的湖水灌溉稻田，就让水官曹×用疫区的池塘水灌溉。对此，我非常生气，总是一面发脾气，一面堵水渠，并向领导提出反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多数人总是“不怕”地蔑视这严重的问题，直到第一批血吸虫病人确诊治疗。
在那种极左的年代，正确意见是很难被认识的。
***
更可笑的是，全团发起“在鲤鱼洲安家落户”的大表决心运动。一连三天开会，人人争先恐后地表决心：“坚决在鲤鱼洲安家落户！”
我心里暗自好笑，但也不敢说什么。人人都说几遍了，只有我一个人一言不发！工宣队范师傅几次看我，想让我发言，我都不理睬。第三天下午，范师傅实在忍不住了，终于说话了：
“亓平言，大家都表态了，就你一个人不讲话，你是不是也表表态啊！”没办法，我不得不说了：
“我本来不想说，可范师傅点名了，我不得不说了。”
停了一下，看了看大家，然后我毫不客气地、坚定地说道：“我不会在这里安家落户的！”
我的话引得大家都抬起头，用惊奇而愤怒的眼光看着我，范师傅更是生气地怒视着我。
“把大量知识分子弄到农场来劳动就值得讨论，还要在这里安家落户，可能吗？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国家培养我们这么多年，不是为了到这里来安家落户的，而是为了建设国家。……”
我激动而严肃地、一本正经地表达看法，大家都低下了头，听着，思索着。师傅也不再看着我了。
“如果社会主义建设真的不需要知识分子了，那我也不会在这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安家落户，我会回到老家建设我们的新农村去！……”
“所以我说：我不可能在这里安家落户！”
说完，一片沉静。大家都低着头，谁也不敢说什么。这种简单的道理，不会有人公开反对的。
师傅听了也不好表态，低着头思索着。停了一会只好说：“散会吧！”
从此，就不再提安家落户的事了。
14 请假
“人生如梦”。
学了18年、甚至21年的知识分子，不是让他们努力为国家作贡献，发挥作用，而是赶到农场去劳动改造，真是掌权者给知识分子开的一个大玩笑！更何况是一个血吸虫灾区！
任何错误政策、错误制度都是这样被“发扬光大”而得不到及时纠正的。“人无完人”，错误是难免的，必须集思广益，及时纠正。
到鲤鱼洲农场两个月，一直是天天干活，一天都不让休息。好不容易盼着休息两天了，还不允许离开农场，真是岂有此理！
我从来不信邪！我要请假到南昌市岳母家去。
“连里没意见，只是总部不同意。”章连长对我说。
“那好，我带着连里的意见到团里去请假，让走我就走。休息两天，再请假一天。”
团里当然没意见，就这样成行了。
第三天中午回到农场，正值准备晚上全团文娱演出，我赶紧参加排练。
“这个歌已经演出几次了，不能老这样唱法，要提高一下，加个动作。”我建议道。
五个人的男声小合唱，三个人坚决反对，一个弃权。反对者扬言“不干了”。但是，我看准的事，100％地反对也不行，必须照办！
这时，连长路过，我赶紧打招呼：“章连长，我回来了。”
连长点点头走过去了。
晚上演出的效果非常好，加的动作很有新颖性，很受欢迎。
***
“紧急集合！”第二天早上6点，我从睡梦中被惊醒，来不及穿衣服，穿着裤衩就跑出来站在后排集合了。
“要抓纪律，……”章连长严肃地训斥着，看了我一眼，“亓平言，回来也不销假……”
“噢，原来是冲着我来的！”我想，“我昨天已经对你消假了，还怎么消假？”出于对领导的尊重，不便当场反驳，“再作文章时再说吧。”
“光着膀子像什么话！……”连长接着说。
“不冷。”我赶紧小声回答。我知道词意不通，但只能这样理解。几个同志也催我回去穿衣服。我想：“指导员全连讲话还光着膀子呢，有什么关系！”
“你站出来让大家看看！”连长严厉道。
我想：“又在开玩笑了！干脆，开到底。”我立即拨开前队的人走向前，光着膀子笔直地站在队前。
连长被我这意想不到的举动惊呆了，口气、话音也小多了。我想也不能老站在这里。
“可以回去吗？”我赶紧大声而有力地问道。
“回去吧！”连长小声说，但气势没有了。
之后，大家议论纷纷，一派说做得对，一派说不对。
我说：“既然开玩笑，干吗那么认真？大家都潇洒一点嘛！”
15 保护同志Ⅰ——反对极左
1969年12月18日，从江西鲤鱼洲农场调回83人，到核研院参加八二零新型核电站工程，计划1972年10月向天安门送电。我是其中之一。
该反应堆工程是U-B堆，是用液态金属冷却的核反应堆，体积小功率大，如果成功，可用于核潜艇，这就是意义所在。这是周总理直接过问的项目。
由于计划两年以内要向天安门送电，亟待开展工作。许多新人新手从未搞过这样的工作。
然而，唯一一个懂业务的讲师——路×却被派去烧锅炉劳动改造了。当时的工宣队领导在年轻小将的建议下，要发动“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路×的运动。出了“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黑板报，并进行了谈话动员，准备召开批判会。
这在那个时期是司空见惯的事。“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维意识，当时在许多人的思想和行动中是根深蒂固的！也是引导当时行动的主流！
我闻到了这股气味！
一天，我有技术问题不清楚，需要请教路×，只好到锅炉房去找他。
“简直岂有此理！工程刚上马，正需要懂技术的人，却让你到这里来烧锅炉！”我生气地对路×说。
他沉闷不语，不敢说什么，回答完我的问题，就立即回去干活了。我越想越生气，决定找张师傅提出，反对这种极左的行为。
中午饭后，在老生活区食堂门口，张师傅坐在平台上，我站在地上。
“张师傅，我不同意对路×问题的处理！”我干脆地、直截了当地说，“他是学术权威，但不是‘反动学术权威’，不能这样搞法！”
张师傅愣了一下，不高兴地瞥了我一眼，“这是革命小将提出来的。”
“小将提出来的也不是都对！现在八二零工程正紧张，正需要人，这样搞法对工程没有好处！”我坚定地说。
“亓平言，你跟不上形势啊！”张师傅又看了我一眼，低下头小声地说。我无言以对。
沉闷了一会，张师傅抬起头看着我说：“要向小将学习啊！”
“张师傅，这样搞法我学不了！”我不客气地回答。说完，扬长而去。
尽管工宣队领导批评我“跟不上形势”、“要向小将学习”等，但经过酝酿、斗争，还是停止了这种极左的做法——这就是党的领导水平。
以后的事实说明，尽管我一再批评工宣队的许多做法和工作，有时甚至是强烈地对抗，但是工宣队领导一直对我还是信任的——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16 第二战略战役——第三发明创造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的神经都极大地调动起来了，而且，每天早上一个小时“天天读”，进行政治学习。
1969年12月底的一天，在宿舍里“天天读”。临结束，化工权威汪×开门进来，背靠着门坐着，拿出一张报喜的纸念着。
“……这是工程取得的第一个数据，……”他说。我正好坐在他的右首门后的下床上，感到不理解。“汪先生，能不能讲一下与工程的关系？”我疑问道。
话一出口，只见他张着嘴，似说非说，嘴唇哆哆嗦嗦地说不出话来。我看着正在奇怪：“怎么回事？”靠窗户的谭×等几人连声说：
“算啦！算啦！堆工的事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噢”了一下也没想什么，心里只感到纳闷。
汪×很快就出去了。接着，我们也结束了学习，谭×和李×走过来冲着我肯定地说：“你得罪汪×了！”
“什么？”我愣了。
谭×又重复说：“你得罪汪×了！”
“我怎么得罪汪×了？”我奇怪地问。
“你没看见他答不上来！你让他下不来台了！他根本就不懂！”
“这有什么下不来台的？”我又奇怪地反问道，“他说不懂就是了！或者说堆工的事与咱们无关！”
“他要面子，可能说不懂吗！？”
“要不然就说‘反应堆的一个设计参数’也行啊！”我还是不服气。
“他业务没那么快！就怕别人问他不懂的事！”谭×肯定地说，“你得罪他了，有你好看的！不信，你走着瞧吧！”看来人们对他真是了如指掌！
可我是第一次与他直接接触！我不理解地、忧郁地跟着他们向实验室走着。
***
果然，我的厄运从此开始了！
1971年5月的一天，我需要出差大连。
“汪先生，我要到大连一趟，春节前夕订的‘温室’加工合同，因急着签合同，图纸改得很乱，可能会有问题，需要去复查一下。”
他没说话。
订合同时，图纸不规范，需要大修改，我一个人只用了三天两夜就完成了，因为再过三天就是春节了，春节前必须把合同签上，这是整个工程进度的要求。工厂的宋总工程师奇怪地直摇头。
“这是三个人一个星期的工作量，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完成呢！？十年前，同样的任务，同样的工作量，鲍×、谭×、李×三个人改了一个礼拜才完成！”他感动地亲自帮我放大样，检查设计是否合理。
那时还不能复印，三份图纸要一一修改，错误难免，必须进行复查。对此，我已经汇报过。
我觉得出差是工作必须、天经地义的事，不会有什么问题，接着说：“我孩子在长春208医院住院治疗，我顺便去看一下。”
“那不行！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去！”我的话音刚落，汪×就急切地、生气地命令着。
我很诧异，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可我做不到‘三过家门而不下马’！”我回答道。“那就别出差了！”汪×不客气地说。
“图纸必须要复查！你不让我去就派别人去吧！”我干脆地说。汪×没回答。
几天过去了，还是不同意。看来是执意不让我去。没办法，我只好把留档的一份图纸交给汪×：
“这是全部图纸，赶快派人去复查，否则再晚了，已经开始加工了就麻烦了！”我怕耽误工作，“说清楚，从今以后，出了问题与我无关！我无法负责！”
汪×收下图纸，没说什么。
10月，加工出来无法安装，尺寸有误，派焦×去处理的。
***
1972年初，核研院从外地调家属进京，会议上确定了名单，我在其中。但发调函时却没有我！我找到徐×，他是核心组的，汪×的助手，肯定知道情况。
“不可能吧！会上定的有你，怎么会没有？”徐×怀疑道。“是没有！”我重复说。
“有这回事？那我问问情况告诉你。”
第二天，徐×不好意思地告诉我：
“会上定的本来是有你的，汪×背后给你去掉了！哎！下一次再给你调吧！”
“原来如此！这人心可真够黑的！干这种缺德事！”我心里想，“看来这里不能待！这种不仁不义的技术权威，只能躲！”
“要么你回化工系也行？”徐×小心翼翼地说。
“这是汪×的意思？”我一下就想到他在向我开刀了！徐×笑了笑没有回答。
我也没有回答，我在想：“不能这样走！要干出点名堂来，不让我走的时候再走！”
***
为此，我进行了我一生的第二个战略战役：
——用半年时间，做出点成果，为离开核研院作准备！
早在1971年，我曾设计、加工一个“直热式固体中氧分析仪”的发明设备，可惜安装完后没等调试就被调去做放射性测量了。而刘×继续调试了几个月，没有成功，因此已经扔掉近半年多。
我知道这个情况后一直不服气！这是一个还没完成的发明项目，肯定能成功！我想正好可以要求回去继续做完。
这个分析仪的原理是，试样放在一个石墨池内，在真空下加热至高温，试样中的微量氧与石墨反应生成一氧化碳，进行色谱分析。
经过连续的实验，我发现加热源是大电流变压器的恒流源，电阻足够大才能加热到3000度。电阻不够大是过去失败的原因。
经过四个多月的工作努力，终于成功了！这是一项发明创造。过去大多用高真空的方法，分析一个样品要四个多小时，还不算预热的准备时间，而我发明的低真空设备，四分钟就可以分析一个样品！既简单又快速，很棒！
只可惜，没有留照片，总结文章也未发表，否则，80年代初可以报国家发明奖的。
我的计划实现了！我的目标达到了！
但我有更高的目标：一台崭新的自动化分析仪！
刚刚调研完成后，我就被调去组织一个新的研究室进行混合硝酸盐辐照稳定性的实验研究，没能实施这一计划。
“下一批一定给你调家属。”人事科长对我说。
我没有回答。我知道这是我的战略战役产生了效果。
“我不让你们调！我不会留在这里的！”我心里盘算着。直到1977年4月，才准许我调回到化工系。
***
1977年底，教育大调整，汪×也调回化工系做系主任。
“哇！看来是跳不出这如来佛的手心了！”我无可奈何地感叹着。
17 政策攻心——抓516
1970年，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抓516”运动，无数人受到牵连。
“……当年，在四川分校，耀武扬威，机枪都架起来了，……自己应该交代……”在政策攻心会上，张师傅严厉地说道。
这里没有几个人在四川分校呆过，更没有人架起过机枪，我一听，就是说的我——这是在向我进行政策攻心了。
没点我的名，我不理睬！
第二天，一看我没反应，又进行攻心：
“……当年，在四川分校，你不是连长的连长，应该自己交代，……”张师傅严厉而生气地说道。
“连长？太小看我了，我领导的是250多个人，一个营的兵力，是‘不是营长的营长’，而不是‘连长’！”我心里暗笑，“当年我自觉为党、为国家做了工作、贡献，都没地方汇报去，正好可以借此汇报了。不过，只要不点名，不理他们。”
第三天，看我还没有反应，继续攻心：“……”张师傅重复着说。
我照样不理。他们倒沉不住气了，会后，张×和包×找我谈话，张×是运动的负责人之一，包×是排长。
“你在四川分校呆过吧？”他们问。“呆过。”我回答。
“那里有从部队抢来的机枪？”
“有，不过我告诉他们要保存好，不要动，不要丢了，将来要交回去的。”
我回答。
“你用过吗？”
“用过，打了一场‘651保卫战’。怎么？这几天攻心是冲着我来的？没点我的名，我就没说话。”我笑了笑说，“不过，你们说‘不是连长的连长’，而我领导的是一个营，应该是‘不是营长的营长’，当然不理你们。”
“怎么回事？”两人笑了笑问。
“哦，当年我自觉为党、为国家做了贡献，保卫了国家上千万元财产免受损失，还完成了人事分配和上水工程，解决了工地的吃水问题，功劳大大的，……”我自豪地说。
“你把用机枪的事写一写吧。”他们说。
“我都想写！我做了工作没地方请功，正好可以借此向党请功。”我半开玩笑地笑嘻嘻地说。
他们俩笑了笑，互相看了一眼，“不要了，……”
“你们不要了，我可要，要请功！”没等他们说完，我抢着说。“不，你光把有关机枪的事写一写就行了。”张笑着说。
于是，我答应了他们。但时间不能着急，不能耽误工作。他们只好答应了。
几天以后，张×偷偷看了我刚写了三张纸的稿子，笑着对我说：“你怎么写起小说来了？”
“本来就是一篇惊险小说！不亚于诸葛亮的‘空城计’，我当然要如实写。”我慷慨激昂地说。
“算了，算了，别写了，咱们谈一谈算了。”张×笑着对我说。于是，我把在分校的情况如实地向他们介绍了一番。
他们能说什么呢？
他们告诉我说，这是四川分校“抓516”揭发的材料传过来的。
“抢枪支的事是历史造成的，不能全怪他们，不要过多地责备他们，说清楚就可以了。”
我很担心四川分校会过火地整他们。
18 分房——市场经济
八二零工程在紧张地进行，进来了不少新人，人员迅速扩大到一千多人，于1971年开辟了新生活区，盖了四栋集体宿舍新楼，一栋办公，一栋女生住，其余两栋分配给男生。
为了分配这些宿舍，每个研究室派一个人，共十几个人，由当时的行政科长郜×统帅，一起讨论分配方案。
四栋新楼都是四层的。大家七嘴八舌，争着要2、3层楼，谁也不愿意住4层。从早上八点，一直争吵到中午12点，没有讨论出个头绪来。我坐在那里，没说什么，当然也不愿意自己的研究室分在四层。
“先吃饭吧！下午继续讨论。”郜科长无可奈何地命令道。我笑了笑说：“这样乱法，下午也分不了！”
***
下午，会议开始了。郜科长同样站在台前，屁股依靠在旁边的桌子上，组织一屋的人讨论。行政科的另一位同志也站在他旁边。
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这样不行，那样也反对，使得郜科长又急又烦，束手无策！
我坐在下面心里暗笑，仍然没说什么。但我知道，这样下去永远分不清楚，因为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也没有一个什么标准，各人只为各单位争好的楼层，怎么能分得下去呢？我也一直在为他着急。
“郜科长，你坐下，我来给你分吧！”
我终于忍无可忍地从人群里站起来，一面说着，一面走向前，不容分说地两手推着郜科长和另一同志坐下去。
我笑嘻嘻地、半开玩笑地说：“‘一层蚊子四层怵，二层三层最舒服’。这谁也知道。”停了一下。
“不过，这两层楼都要有人住。咱们这样讨论下去没个头！”我干脆地、毫不客气地继续对大家说。
“我看，还是先统一一下思想吧！”我一面想着，一面说，“这样吧，我先问大家，第一，有没有人说，我们可以都住在二、三层，一、四层不用住人？”
谁都不说话。“废话！光二、三层能住得开吗！？”我想大家肯定会这样想的。
停了一会，我看大家都不说话，“那好，这一点我们思想一致了。第二，我问大家，有没有谁说，我除了二、三层，宁可露天，也不住一、四层！？”
大家都被我问傻了，呆呆地坐在那里，看着我不说话。
我环视着看看大家，等待有人反驳我。等了一会，大家都不说话，后面有几个人交头接耳地笑了一下。
“那，好了，这两点咱们思想都一致就好办了。”我又环视一下大家，思索着。其实，我也一直在思索着下决心！
“我们分析室住四层！”
我突然坚定地对大家宣布道，并在黑板上写上分析室的相应位置。当然这个决定是经过思想斗争的，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然而，中午我就预先征求过大家的意见，住一层还是四层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争到二、三层。
大家被我这突如其来的“高风格”弄愣了，坐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停了一会，我继续说道：
“可我们只能住半层楼，还有半层谁住？”说完，我环视着等待回应。一片寂静！
大家都在思索，有的在思索决定，因为这是代表全室的事；有的则在思考对策，因为他们室的同志让他一定要争二、三层！
“我们要一层吧！”忘记是谁先打破了沉闷和寂静。
“那好。”我立即在黑板上相应的地方写上他的科室。万事开头难，他这么一带头，事情就好办了。
“我们也要一层！”又有人说，……就这样，一、四层很快就分完了。
没有人说要二、三层的！在这种气氛下也不会有人好意思主动说要二、三层！
“好了，剩下的住二、三层，你们自己分吧！”我说。
随后指着黑板上的楼层分配方案转身对郜科长说，“就这样定了，记下来吧。”
“好，解决得好！”郜科长用感激而钦佩地眼光看着我。
“明天咱们一块分家属住宅吧。”临结束，郜科长对我说，也对大家说。
回到室里，我如实向大家作了汇报，大家都很理解，没有一个人表示不满意。
***
第二天，继续开会分家属住房。人们从老区的家属住宅搬出到新宿舍后，家属住进去。
家属住宅是五层的。同样的问题，谁也不要五楼！
当时，全国都一样，房子的租金千篇一律，全是一元零六分钱。同样的钱，当然不愿住五楼！
“这怎么办？都要二、三层。”郜科长无可奈何地说。
“这问题好办，”这回不等大家争论，我毫不客气地主动提出分配方法，“你不是争二、三层，不愿意住五层吗，把二、三层的价格提高几毛钱，一、四层原价不变，把五层的价格降几毛钱，谁愿意住几层就住几层。”
那时侯，贵贱的标准是以“分”为基点的，为了每月少花几分钱，宁可住五层。
郜科长听了眼睛一亮，看了看大家，都不说话，大家对这新鲜事儿有点不知所措。
郜科长犹豫了一下，看看都不反对，然后对大家说：
“那也行，好的多交钱，差的少交钱，怎么样？”此时，大家才异口同声的说：“行，行！”
就这样，“价差式”分房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这在当时的确是件新鲜事儿！从此，这种思想方法在全清华大学、乃至全国推广开来！
这，可以说是最早的市场经济。
19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教育座谈会纪要
1971年，中央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于8月发出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政策性文件，全国都在进行学习贯彻。
“会议纪要”的基本精神是“两个估计”：一是否定解放以来17年的教育；二是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资产阶级（即“臭老九”），歪曲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否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
这竟然得到中央的通过，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拥护。
在“纪要”的指引下，否定知识的重要性，肯定“不学无术”和不尊重知识的张铁生的行为和方向，真是岂有此理！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本来应该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之一，而且应该是主导力量。但“纪要”却说成是“改造”和“斗争”的对象，简直是颠倒黑白！
在鲤鱼洲，反对在那里“安家落户”时，我已经表明了我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现在又来了个更无道理的“中央文件”，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当时我在核能研究院，与大家一起进行几天的学习。我认为“纪要”的“两个估计”是错误的，观点是不能同意的，看到大家如此一致地支持和拥护，感到暗自好笑，但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又不敢说得太明确。
“这不对的……”在会上，我只能含含糊糊地表明态度。“什么不对？”谁问了一句，有人也在看着我。
我思想斗争很激烈：说不说？如果说，将会受到劈头盖脑的批判！最后还是决定不回答！
会间休息，与包×、张×站在窗前议论，我实在忍无可忍。
“你们现在说得再好也没有用，这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让历史说话！”我说。
“你什么意思？”包×厉声问，张×也转过身子惊奇地用手指着我，生气地看着我说，“你！”
“什么意思？当然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现在说的那么好有什么用？”我心里很紧张，担心会引火烧身，赶快严肃地厉声说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有错吗？你敢反对？”
包×严肃而气愤地看着我，愣了一下，随后轻声说：
“那是，那是。”态度缓和了一下，没再说什么。
随后，张×也收回了指着的手，我心里才轻松了一点，胆子更大了一点。“本来就是，不管什么事，当时吹得再好也没有用，只有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算数，让历史作结论。”
他俩没再说什么。
经过抓“516”运动，他们两个对我本人及我的行为和思想比较了解，没有再追究下去。
我知道，大势所趋，一个人的反对是没有用的，只能等待历史作结论！
20 保护同志Ⅱ
由于“U-B堆”技术难度大，无法解决，八二零工程决定改为“熔盐反应堆”研究。这是用熔融混合硝酸盐冷却的核反应堆。
1972年9月左右，从各室抽调8人，组成一个新的研究组，进行熔融硝酸盐的稳定性研究。柯×任组长，我任党小组长。
经过两个多月的技术准备和实验，计划派人到上海进行加速器热辐照分解实验，即400℃熔融状态下的辐照分解实验。
“派谁去？几个人去？”大家都在考虑。那个时候，全部都是上面工宣队领导说了算，大家都在等待上面的指派。
张师傅来找我。
“去上海实验的事情定了，你，宋×，居×和王×四个人去，你带队。”
“柯×是组长，不让他去吗？”我早就估计到可能不会让他去的，因为正在批判他。那个时候，一句话不合适就挨批判！就因为说了一句“看来还是要三结合，上墙爬屋的，还得年轻人干”，这就算攻击“三结合”了！但我还是遗憾地问一下。
“不让他去了，你带队去就行了。”张师傅重复道。
“不！那样的话，让宋×带队，我去就可以了。”我立即建议。“不过定的是你带队。”
“不，不，还是让宋×带队。”我坚持道。“那我们再商量一下。”
第二天，张师傅来告诉我：
“商量的结果还是让你带队。”
“不，不，一定让宋×带队。”我仍坚持道。听说有一次发了“毛选”，他拿着毛选说：“发了这么多书，连个书架都没有，往那里放？”这就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可能就是不让他带队的原因。但是，我一直觉得没必要这样上纲！
“张师傅，他的事不要太认真，他业务能力强，资历老，一定让他带队！”我不容分说地继续坚持道。
无可奈何的张师傅不高兴地答应说再回去商量一次。
“就这么定了！你带队！不要再说了！”第二天，张师傅斩钉截铁地对我说道。我知道，已经商量三次了，不可能变了！我也知道，经过路×的那个事后，师傅们不但没有反感我，反而更信任我了！——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
那时党的领导，是“闻过则喜，闻善言则拜”，尽管我时而对工宣队领导提出批评，有时甚至是拍案相斗，但他们并不嫉恨我，而是信任我。
“那好吧。什么时候走？”我只好应下来问道。“准备好就走吧！”
我不得不接受了这一任务。
21 统计学实验法——硝酸盐辐照实验
混合硝酸盐是硝酸钾、硝酸钠、亚硝酸钠的混合物，其配比不同，有国外配方和国内配方两种。从资料上看，国内配方比国外配方稳定性要好，所以我们建议用国内配方做主实验材料，国外配方做对比实验，这样工程上使用就可以有完整的资料了。
“不，还是用国外配方做主实验！”权威决断道。
“如果资料数据可靠，工程上用国内配方的可能性要大些，那实验数据就不完整了。”我劝说道。
“还是用国外配方。”权威仍坚持。
尽管我们一再解释，还是要听权威的。
***
一行四人来到“上海原子能研究所”。我们制订了一个500小时（未来反应堆剂量）的加速器辐照计划，与工作人员讨论。
“不可能的！这台加速器从建起来到现在十几年了，一共也没有运行五百个小时，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他们惊叹道。
“可再少了数据不准。”我们疑惑地说。“那没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就这样，我们扫兴地回到了宾馆。
大家一筹莫展！只好电话与柯×商量。
“一个实验点总要重复一次，取平均值，否则怎么可信！”柯×电话上对我说。
“那也要三百多小时的！他们说机器运行不稳定，不可能一次连续运行十几个小时！”
“那就难了。”柯×也没办法。
第二天，仍然无着落。四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地坐在那里。
“干脆！反正实验必须做，咱们就一个点一个点地做，机器不坏就一直开，开到多少小时就算多少小时的；最后看看哪个点不守规矩，不在线上，就重复哪个点，而不是一个点一个点地重复。”我横下心似地说着。沉闷一会儿，我眼睛忽然一亮，继续说道：
“对了！这就是说，用实验点的‘线性’，决定实验点的准确性！反正是一条过渡曲线，是可以的。”
大家都在思考着。谁也说不清情况会怎样！
“对！这就叫‘统计学实验法’！”我兴奋地说，“就是用实验点的统计规律来决定实验点的准确性。”
“实验点如果偏差很大的话，就难说了。”宋×犹豫着。可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如此。
***
实验开始了。第一个点14小时剂量就停了！以后最长开到50小时剂量，正好够用。
结果出来一看，太好了！简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除了第一个实验点偏高，其余点都在一条圆滑的过度曲线上，真是梦想成真！将第一个点又重复了一次，正好在线上。
“这算是对我们机器的一次严峻考验吧！”他们也很高兴。大家都为这意想不到的胜利喜笑颜开！
***
实验结果证明了我们当初的判断：要用国内配方进行工业应用。
“看来，还要重新做国内配方的实验，否则没有完整的数据。”听了我们的汇报后权威这样说。
“谁愿意做自己去，反正我们不会再做了。”宋×生气地说。“当初我们就指出这个问题，不听！”我心里想。
由于“熔盐反应堆”很快被否定，实验就此结束了。
22 发现——空中二氧化碳对化学反应的影响
我带队和宋×、居×、王×等去上海做熔融混合硝酸盐“热辐照分解实验”回来后进行“热分解本底”实验。
全组8个人一起进行，由于上海的“热辐照分解实验”很顺利、稳定，而且曲线非常圆滑，热分解本底应该稳定且很低。
但是，出乎预料，热分解本底却是乱七八糟，真是不可思议，无法解释。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反复实验，仍是如此，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最后大家决定放弃研究，就此罢手。
“不能罢休！这不否定了上海的成功实验吗？”我坚定地说。“不能再进行了，白费时间！”组长也坚定地回绝。
“不行！再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要解决！”我不甘心地说。不管同意不同意，我是一定要进行的！大家也都无可奈何！
辛辛苦苦的三天实验，直到第三天晚上十点，仍然毫无结果！怎么办？明天肯定就不让做了，只有最后一夜时间了，最后的机会也不能放弃！
这三天，没有人与我共同实验，都认为是浪费时间！只有一个女支书在给我帮忙。
“你回去吧！我自己就行。”我干脆地说。
“那能行？万一出点事，我不有责任吗？”她说。
“没关系！我送你回去。”深夜，她自己不敢走，要经过一大片果树园。“这样不好吧？”她很担心。
我想了一下：这么黑，这么远，送她回去，再回来，一个人也挺害怕的。“算了！开上实验，都回去，明天早上再来分析，不看着了！”我毅然决定。
就这样，采取了一些安全措施后，开着实验设备我们就回去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六点，已是第四天了，一分析发现结果特别低！
“嗯！？这么低！？”我奇怪地思索着。忽然产生一个念头：
“我不在，它就低！……为什么？”
此时，大家已来上班。知道我开着仪器人就走了，请来了厂安全科的刘科长、赵×等人，一起围着设备开我的批判会！你一言，我一语……
“不对！我发现问题了！”我不理睬他们。
“你实验根本不可靠！可能仪器坏了！”组长肯定地说。“不对！我来时仪器好好的！”我也肯定地说。
“也可能停电了！”他又说。
“这可以打电话核实！”我反驳道。
“人不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不耐烦地说。
“不能这样考虑问题！否则什么也发现不了！”我坚定地说。大家仍在继续批判我。那个时候，谁敢不听！
我仍不理睬他们的批判！忙碌着翻阅两个多月的实验记录，“我发现白天的实验结果大部分偏高，而晚上就偏低！”我不理睬他们硬拉我参加批判会，我打断他们的发言。
“晚上为什么低？”我自言自语道，“晚上人少？这与这次结果相吻合！对！与人有关！只能是呼出的二氧化碳影响！”想到这里，我问大家道：
“会与人呼出的二氧化碳有关系吗？”“怎么可能！”组长说。
瞬间的沉静。大家被我问愣住了。
“难说。”宋×打破沉静，半信半疑地说了一句。
“好了！关起门来不进人再做一次实验看看！”我干脆地、不容分说地说道。
“都走吧！”我强行解散了“批判会”。……
第一个结果很低，但大家还是不相信！
“过去也有低的，不能说明问题。”组长还是不信。
第二个结果又很低，第三，第四，……都很低。
啊！果然如此！是空中二氧化碳对化学反应的影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上海的第一个实验点偏高，因为第一次是5个人下去调整，且停留时间长，呼出的二氧化碳多。以后都是两个人下去很快调整好。
如果那天晚上换一个人与我做实验，不会离开，就很难联想到与人呼吸有关，也就很难发现这一问题！
23 保护同志Ⅲ
建设八二零新型核电站工程需要技术力量，从其他单位调来许多技术人员支援。
一天，一个同志到另一女同志家里去，有人看到，告诉了支部书记郜×：“人家爱人不在家，他去干什么？”
于是，进行了批评。他自然不接受，但又有口难言，一时弄的整个室乌烟瘴气。
群众不知怎么回事，只觉到莫名其妙，不敢多言，一个个闷不做声。那个时候，谁都知道，这种事情影响最大。
此时，我已经调出分析室，但对该同志是了解的。此事传到我的耳朵里，也感到莫名其妙。我知道郜x这人左的要命，于是问了几个同志，“怎么回事？”
“据说是她爱人不在家，他去她家了。”几个人都这样告诉我。“什么时候？”
“白天吧。”
“这算什么！岂有此理！”我气愤地。我找到郜×，“这种事情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这样处理法吗！”
“你不了解情况，你不要管。”郜x振振有辞地说。
“什么管不管，不分青红皂白的对一个同志进行无理的指责、批评，叫人怎么做人！”我气愤地说。
看他听不进去，我又在楼道里大喊：
“简直是岂有此理！男的不在家就不能到女的家里去吗？”
那个时候，男女关系是最引人注意的问题，‘刘*与程*好’了，‘许*与穆*老在一块吃饭’了，‘……一块走’了，等等，总是嘀嘀咕咕，议论纷纷，这种旧社会的低俗习气，无聊之极。我向来最反感这些议论，总是予以反驳。
他知道其他人不会管这种事，只有我爱主持正义，见我这样喊，就找到我：
“希望你能帮我说说话。”
“我已经找过郜x了，他要再继续这样搞，我告到党委副书记那里！”我生气地说。
“不，不要搞的那么大。”他说。
“看看他们还搞不搞吧。”我无奈地说。
事情本来就没有什么，以后，此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就是那时候的思想水平和社会状况，是社会时代的愚钝！
24 周总理追悼会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1月15日下午两点在人民大会堂开追悼会。周总理的逝世使人们对中国的前途更感担忧。出于对周总理的敬重，更出于对“四人帮”的反抗情绪，人们都希望在天安门广场开大型追悼会，但是当时是“四人帮”掌握实权，不可能允许。但天安门广场肯定会有很多人聚集，我决定去目睹这场无声的战斗。
早8点，我到达天安门广场，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人们都估计到可能会戒严，所以提前进到广场。9点前，到处挤满了人，整个广场，长安街，前门外……都是人山人海，人们悲伤地站在那里，等待着追悼会的开始。
9点，大批警察、工人纠察队，进入广场，开始清场，他们得到指示，不激化矛盾，防止发生事件，不强行推拉，只是慢慢劝说、驱赶。
开始，人们都不动，直到10点多，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前都清出来了，慢慢扩展到广场中央，人们被分割成南北两大部分，南面很快压缩到前门了，而北面则进展很慢，最后只剩下广场中央到天安门城楼之间的一大队了。下午两点多，追悼会已经开始了，人群还没有散。
我在广场的正中央，尾随在人群的最后，推一推动一动，移动得很慢。纠察队伸着两手轻轻地推着人们，不停地说：“走吧，为了安全，这里不让停留，……”
“既然为了安全，为什么不组织学生、工人到广场来听追悼会？”人们都不停地这样争辩着。
“我们只是按指示办事，……”纠察队员也无可奈何地说。
3点多，人群被赶到天安门城楼前的长安街边上，再继续向两边推进。4点多，尾队近一千多人被推到南长街和161中学之间的草坪上，看看实在推不动了，追悼会也早已开始，纠察队就把这些人团团围在草坪上，只准出，不准进。
这些人，有来自内蒙、新疆等全国各地的，有学生，有建设兵团的……有穿着军大衣的，也有穿得很少而冻得直哆嗦的人，幸好这天阳光普照，天气暖和，加上火热的心，人们还能够忍受。
人们盯着人民大会堂北门，等着灵柩出来，但一直未见到什么动静，偶尔有人被架着出来……
整整一天了，人们不吃不喝，更无法大小便，忍受不了的人只好走出包围圈，回来堆积在南长街里；有的买些东西回来让纠察队员传给留在里面的同伴。
我早准备着有这种情况，带着一把花生米、一个蛋糕充饥。
最使人无法忍受的当然是小便，人们来回走动，哆哆嗦嗦，但谁也不想离开，因为出去就进不来了。5点多，天已开始黑了，才随地……。
直到晚7点半，没见到灵柩出来，此时纠察队才突然撤离，人们一窝蜂地冲向人民大会堂，仍未见到灵柩。
晚8点多，人们才失望地渐渐离去……
88
25 “四五”天安门事件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大事件最多的一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
4月5日，“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7月6日，朱德逝世；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9月9日，主席逝世；
10月6日，四人帮倒台。
一件一件，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人们对“四人帮”的怨恨，及对总理逝世的极大悲哀，引发了1月15日周总理追悼会的天安门广场的壮观景象和百万人相送的难忘场面。
4月4日清明节，人们悼念总理，也抒发对“四人帮”的不满。
下午5点多，我骑车到达天安门广场，看到以纪念碑为中心的花圈、花篮的海洋，人山人海的悼念者满布广场，秩序井然，自行车都排得整整齐齐。我惊奇万分，人们鸦雀无声地一片片、一排排涌向纪念碑，北边上，南边下，除了不时发出的轻轻的抽泣声，没有任何声音，抱着的不到1岁的孩子都知道悲哀而不哭……连通过天安门的汽车也都好像是无声的！
我随着人群走了两次，站在远处观望这感人的场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形成一种巨大的无形压力，冲向中南海，冲向“四人帮”，我想起了主席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场面，必将创造中国的历史！
这已经持续了好多天。这种无形的压力，刺激着“四人帮”，4月5日晚，终于行动了！他们竟然动用武警，对手无寸铁的悼念者进行血腥驱赶，造成伤者甚多——这就是著名的“四五天安门事件”！
四五天安门事件，使人们对中国前途更加悲观，全国沉浸在悲痛和敢怒不敢言的惊吓中。
第二天，我应邀去看望父亲的老战友——一个老将军。一进门，他就号啕大哭：
“中国完了！”“中国没救了！”“千百万人的鲜血和生命白流了！”……“这院里的将军们都哭哭啼啼的不抱希望了。”他告诉我。
“不，这要看主席什么时候去世，”我坚定地安慰他说，“这一两年内中国还没问题，因为军权还没有完全被夺过去；如果一两年内主席还不去，中国就真的危险了。”
将军们听了，都等待着时代的变迁。
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一个城市几秒钟内被夷为平地，随后主席身体急剧恶化。终于，于9月9日去世。
一听到消息，我心里顿时明亮，暗自高兴：‘好！中国有救了！’
这比我预想的要快。看到人们听讣告时的悲伤和哭泣，我暗自好笑。因为此时主席已经不能主持工作，只能被四人帮利用，这是很危险的。
不出我所料，10月6日，中国人民的救星——华国锋，竟然一枪不发地组织粉碎了四人帮！二次解放了全中国。
‘华国锋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呼声响彻全国。
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团结一致，摩拳擦掌，团结在以华国锋为中心的党中央周围，开始了‘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和愉快的新生活。
可惜，好景不长！大庆、大寨的批判和倒台，抽了中国人民的筋，断了中国人民的脊梁骨！
从此，中国人民，只好拖着红旗，从山顶上滑进到地沟里！摸着石头，忍受着贪官污吏的……
26 保护同志Ⅳ——地震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是人类史上损失最大的地震之一。
7月28日凌晨，我上厕所刚回来还没有睡着，忽然一道白光闪过，我以为是后山在施工，正在想“怎么会这么亮”，这时床开始剧烈地晃动。我忽然意识到——是地震？
我赶紧穿衣服，就听到楼道里开始有人跑动的声音。“是地震！”我一面穿衣服，一面喊“地震！快起来！”赶快冲出房间，人们穿着裤衩、拖鞋，已经在向楼下窜了。只听到乱七八糟的脚步声，你拥我挤、慌里慌张地在楼梯上跑着。此时情形，如果有人摔倒，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我赶紧大喊：
“不要慌！一个跟一个”，“不要慌！一个跟一个”，一面跑，一面喊着，冲向楼外。
除了我，几乎没有人穿衣服。停了一会，又轻微地晃动了一下。后来看看没事，有的人就回去穿衣服，但赶紧出来待着。
工作都停止了。直等到下午，我见副支书傅×正准备回家。
“这个时候你走了，书记又不在，支部的工作你交代好了吗？”我担心地问。
“交代好了，让查×负责，我妈妈一个人在家，我回去看看。”“一定要说清楚，这个时候是有责任的！”我强调说，支部书记刘×前一天已经回学校的家，两个小孩住在露天，地震后来过电话，因距离遥远，又无工作，没有回来。支部的工作自然由傅×负责。她一走，就交给支部委员查×。
几天过去了，工作一直没有开始进行。书记、副书记都不在，引起了领导的不满。
一天下午，开支部会，对书记、副书记进行批评、批判。“地震这么大事，你们都不在，支部无人管，……”
“……没人管了，党也不存在了，……”有人说。“光顾自己的家了，不管工作了，……”
两个人胆战心惊地听着，记录着，一句话不敢说。
我也在听着，想着。“适当地批评未必不可，但这样开支部会批评、批判太过分了。”我心里想。
都发言完后，我说：
“这个事要实事求是地处理，没必要上纲上线。刘×是前一天走的，地震后大家都没事在院子里等着，而他家两个小孩在露天住着，不回来是可以的；支部由傅×负责。而傅×走的时候，我明确问过她，支部的工作交代给查×了，查×就是代表党组织在工作，不存在‘党不存在了’的事情，这样批判不合适，所以我不同意这种做法和说法，更没有必要专门开个支部会进行批评。”
我说完后，会议就不了了之地结束了。
27 伯乐精神Ⅰ——招生
华国锋领导全国人民打倒四人帮以后，1977年恢复了由于文化大革命停止了11年的高考招生。
这一年，我到太原招生回来，又参加了北京的招生工作。第二天下午结束，各系留一人收尾，其余人乘一辆大轿车返回学校。
忽然听到前边有人说：“滕×的儿子我给扔出去了！”我赶紧移过目光向前看。
“什么问题？”有人问他。
“得过心肌炎。”此人回答。我一看原来是××。“考得怎么样？”又有人问。
“考得很好，不要！我给扔出去了！”××得意的样子，狠狠地说。我赶紧问坐在我左边的校医院张院长，他是招生医务顾问。
“得过心肌炎不能录取吗？”
“不一定，除非心电图有严重问题，体检合格不应该有影响。”院长说。
我一下就明白了：这可能是有意……！如果体检不合格就不会让高考的，既然参加高考，就不应该影响录取。
××，原是“四人帮”时期的干部。“四人帮”倒台以后，都下台了，滕×去做工作组组长，他原是我们化工系的党委书记。从平时的谈话间知道，× ×对工作组是不满的。说穿了，是两种思想势力之间的斗争！
“如果不能录取，对滕×将是个重大打击，会影响他的工作情绪。不行，不能这样！”我心里想。
正好留下收尾的是我的同学刘×。一下车，我赶紧找电话，要赶在退档案前查清，因为一退档案，就无法挽回了。
那时侯，找个电话都是很难的，更何况已是晚6点钟下班了，又不能让人知道。我跑到化学馆传达室，发现值班人认识，不便打电话。又跑到西北门传达，有三人正在聊天，都不认识，可以打。
“滕的孩子怎么回事？”我没敢说全名，都知道他。
“刚请示了何×，‘一视同仁’。”刘×很有把握地说。“录取？还是不录取？”我问。
“不录取。”刘×干脆地回答。
“档案退了吗？”我赶紧问，这是我最担心的，如果档案已经退了，就什么也甭说了！
“没有。刚谈完话，马上去退。”刘×肯定地说。
“先不要退！听懂了吗？”我急切地说，“什么问题？”“得过心肌炎。”他仍很自信地。
“体检合格不合格？”我又问。
“体检合格。”刘×一下就觉得有问题了，声音就沉下来了。“考得好吗？”
“考得很好。”他肯定地说。
“考得很好，体检又没问题，为什么不能录取？滕×，咱们都了解，有人故意，小心。”我不敢说名字，更不敢说得太明确。
“何×只能说‘一视同仁’，该录取录取，不该录取不录取；但是该录取不录取就不是一视同仁，你要小心！”我继续说。
我心里在怪罪何×，为什么不问问什么情况！？既是本校的老教师、重要干部，又是一起工作多年的老战友，已经提出来不录取了，干吗不多一句话看看有没有弄错？
“可名单已经定了，汇报完就交上去了，改不了啦？”刘×很为难，又没有胆量，也不敢直接改名单，去掉谁都是问题。如果再早一点，可以请示何×，增加一个名额，可现在，的确没办法！我很清楚这一点。
“那就要求做心电图，先把档案留下再说。”我当然不能要求他直接录取。“那你赶快通知他等着做心电图，我向招办提出。”刘×这才感到出问题了，语气开始着急了。
第二天一上班，我赶紧告诉滕×，让他儿子准备做心电图。“他在干什么？”我问滕×。
“在延庆劳动，成天扛电线杆子，身体没问题。”滕×说。
“能扛电线杆子不能上大学，岂有此理！”我心里想。
“这事与你有什么关系！你管这个干什么！？”在一旁的汪×反感而不耐烦地说。
我知道他的态度，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等了两天，没动静。
“我们体检合格，可以录取，要不要，是你们学校自己的事，没必要再做心电图！”市招办的同志经过商议后干脆地回答。
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体检合格，考得很好，又是本校教师的子弟，不录取怎么都说不过去。
既然应该录取，当然没有理由再退档案，就这样，经过商议，增招一个录取名额。
一个优秀人才就这样被捡回来了。若干天以后，在主楼前碰到曹×，“听说滕×的儿子你给招来啦？”
我吓了一跳，惊呆了，看了他半天才反应过来：“这，你怎么知道的？”
“你在哪里打的电话？”
“他们认识我？”我恍然大悟，“可别这样说，应该录取的，提醒刘×不要给耽误了。”
28 煤水混烧和水法采煤
1979年底，以李成林教授为主任成立了“催化研究室”。
一天下午，支部书记陈×和我（副书记）在李教授家里讨论研究课题问题。李教授提出可以研究“煤的间接液化”。
“不知道能否有经费？”陈×说。
“可以与煤炭部要经费研究直接液化！”我说。他们都不同意，认为做不出什么名堂来。
“万事开头难，不管什么课题，有了经费后把工作开展起来再说！”我补充道。
参考有关文献，直接液化的学术水平不是太高，但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没有工作，所以急切的是先马上工作！首先要有经费，所以我还是坚持“骑着驴找马”！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观察、思考煤的使用和运输问题，我想是公开提出来告诉他们的时候了：
“要研究煤，就应该研究‘煤水混烧’，将煤粉碎后用悬浮剂制成水煤浆烧，肯定可以实现。”
他们笑了笑，以为我在开玩笑。
“真的！你们没看到用煤炉烧饭淤锅时，越淤火越旺？直到把火淤死！”我解释道，“说明煤本来就应该与水一块烧的！这样，煤就可以‘水法开采’，在地下制成水煤浆，用管道输送到地上，再像石油一样用桶运输到各地，这就彻底改变了煤的传统开采、运输和燃烧方式，开辟崭新的煤工艺时代！”
十几年来，我一直在考虑两个问题：
其一，石油是一桶一桶运输，而煤是一车一车地运输，每到储存冬用煤时，煤车总是撒得满路都是。我经常看着路过的煤车，不禁沉思：能否改成一桶一桶的运输方式？
其二，1968年，大家一起用煤炉煮水饺淤锅时，发现总是越淤火越旺，直到慢慢把火淤死，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联想到1962年工厂实习时的水煤气制造原理，显然是水淤到燃烧的煤上产生的水煤气燃烧使火更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煤水一块混烧呢？
1962年，在北京实验化工厂进行“化工原理”实习的时候，水煤气制造原理费了我好大劲，“产生的水煤气为何不会立即烧掉？”后来，才明白：通水蒸气时不通空气，水分子中的氧原子和高温的碳生成一氧化碳和氢气，如果同时通空气，生成的一氧化碳和氢气就会立即燃烧，就无法制备水煤气了。
——这就是“煤水混烧”的理论基础。
为了试验这一想法，1974年我曾设计一个喷水雾化的结构，让玻璃工李富加工，在家中的煤炉上进行了试验。由于玻璃喷水管不能使水雾化而未能成功。但我的想法却越来越成熟，而且逐渐把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形成一整套的崭新工艺！所以才在今天的会上提出。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值得我们进行研究！”我坚定地说道，并大致说明了理由。
“别瞎说了！不可能的事！”陈×瞥了我一眼说。
此时，李教授一直在看着我笑，最后笑着说：
“新鲜！烧水■，你要成功了，可以得诺贝尔奖了！”
“这是真的！是一个大工程项目，应该进行研究探索！”我坚持说。“不可能！还是讨论现实的吧！”陈×坚持道。
“不！完全可能！是真的。”我坚持道。他们无法理解这个远见性的课题。
***
后来，在我的坚持下，在煤炭部的资金支持下，先进行煤的直接液化研究。
1982年，由于李教授突然病故，系里坚决不让继续进行煤的研究工作，不准煤炭部继续给经费。研究室解散，我手下的研究人员被分配到其他单位。
这样，我的“煤水混烧”和“水法采煤”的研究更无法进行了！
无可奈何，我只好将这两个想法告诉了热能系的林×教授，详细向他介绍了情况和前途，希望他们能继续进行研究！
十年以后，全世界都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于不久实现了工业化。现在，已经是广泛使用的工业方法了！
不仅“煤水混烧”，而且已经有“油水混烧”了，制成了“复合柴油”、“复合汽油”！并在广泛推广使用。
29 第三战略战役——国家发明奖
研制（共振搅拌反应器）
经过多方调研，只有进行“煤的直接液化”，煤炭部才支持我们经费！我说服了李教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课题。其他人都不同意，但又无能为力！
3万元到账。怎么研究呢？各有所思。
文化大革命后，许多人都学外语准备出国。我还不想走出国的路！我想这么多年不干事，应该先做点工作。
为此，我制订了一生的第三个战略战役：
——做出些成果，发表一批文章，再带着成果出国！
“我是必须研究‘煤的直接液化’的，用管式反应器进行。拿了人家的钱，只能给人干活。”我毫不犹豫地说。
“管式反应器没水平，我不干！我要搞‘高压微反’！”陈×说。“高压微反没有十万元做不出来的！哪来这么多钱？”我反问道。“是啊，没有那么多钱。”李教授也为难。
“那我也做。钱慢慢弄。”陈×坚持。
“就这么点钱，我搞最简单的管式反应器，先把工作开展起来！”我无可奈何地说。
***
没几天，用“康氏振荡器”做的一套实验设备很快就安装好，开始了实验。
实验数据一个一个地出来了。苯萃取的味道太大，又有毒，必须有一个通风柜，我决定用角钢焊接。
仅一天，从领料、下料到焊接，晚上7点钟就运到实验室，并安装到实验台上了！晚10点，接好管道，并刷好了油漆。这些全是我一个人做的！第二天一早，许多人都过来看。
“奇怪！怎么一夜间出来一个通风柜！？”
“这么大个通风柜，一个人怎么能搬上三楼，又搬上这么高的实验台！？奇迹！”行政科科长李×半信半疑地说。
***
此时，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设计开始，书记着急了——没设备！他带着学生找我来，笑嘻嘻地对我说：
“咱们还是一块工作吧！用你这设备。”
“可以啊，一块吧！”我回答，“不过这个设备有点慢。”“有没有其他方法？”他问。
“我带你们到力学系看看吧。”我建议道。
力学系的戴×展示了所有振动设备，大家都认为很好。
“不行！所有设备的振幅都太小，搅拌效果太差！”我反驳道。“振幅太小？要多大？”戴×问。
“至少要2厘米，再小了恐怕不行。”我说。“不需要！这样就挺好！”书记不同意地说。
“不行，必须要有一定振幅才能搅拌起来！”我坚持。大家争论了一番，最后半信半疑地听从了我的意见。
戴×考虑了一下，拿来一根扁钢固定在大的振动台上表演起来。“哇！太好了！”大家都满意地笑起来，异口同声地喊道。
“行！行！就买一套这个！”大家说。
我也很满意，但又觉得傻大黑粗的拿不出门。“有点太笨重了！”我对戴×说。
“不笨重，挺好！”书记抢着说。
记了型号，就回来了。我希望安装在我的三楼，但他坚持要安在他的一楼。
我一直想：能不能再简单一点？做成更像样的正式设备？
想来想去，我返回去找戴×，说明了我的想法。
“正式设备？”戴×一面思索着，一面说道，“可以不用大振动台，直接用一个带偏心轮的小马达放在扁钢上就能实现。”
他作了详细讲解。
“太好了！”我几乎跳起来，因为这样就可以仪器化了。我立即找到书记。
“不要那个方案了！咱们一块研究新方案吧，可以做成设备成果。”“我不做设备成果，只发表文章。”他毫不犹豫地拒绝道。
“那我自己研究。”我也坚定地说。
***
其他人坚决反对我研制，106元买了马达也坚决不给报销，开了三次会专门研究，还是不同意报销！
“报也得报，不报也得报！”我火了！站起来摔着椅子说道。
后来在主任的劝说下，才不得不给报销。这是我两个月的工资啊！
***
设备很快研究成功，并逐步完善了一系列的配套设施，轻巧，美观，灵活，实用。并用其进行了许多煤的直接液化研究。
其他人也用大振动台进行了模型化合物的间接液化研究。
1982年3月，在何×的建议下，李教授带我参加了在昆明召开的“煤化工会议”，发表了一批文章，介绍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煤炭部和与会同行的好评。
报奖
鉴定会后，在向系里报鉴定成果时，何×问我：“怎么署名？”
“比较麻烦。咱们组的人好办，可其他人肯定想署名，李教授肯定要署。”我犹豫地说道。
“别人一署名，成果就不是你的了！到系里提出异议时，再加上李教授，免得系里会有意见。”他建议道。
如果李教授还在，肯定会把他署在第一个的。但现在他已经不在了，系里又这样处理我们，就只能实事求是地署名了，否则成果就丢了，没人出来说话。
“把其他三个人去掉，把书记署上吧！？”科研科长说。
“不行！”我干脆地说，“没参加任何工作的，不应该署名；我们四个人一组不署名不合适。”
“那李教授署上吧！”
“可以，李教授可以署上。”我回答。
“那把王×去掉吧，他已考研走了。”科长再一次提出。“就他还帮我做了点实验，不署不合适。”我肯定地说。科长生气地收起申报材料。
根据成果的水平和社会反响，应该报北京市科技一等奖，但坚决不给报，代理系主任说也不听。
我知道是署名不合意！但这是实事求是的。如果李教授还在，不会有矛盾，我会把他署在第一个或第二个，他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怎么办？我向校科研处反映，他们参加了鉴定会，了解情况。但系里不报他们也没办法。
“那我报国家发明奖！”我生气地说。
“报发明奖可以不经过系里。”负责人回答。就这样，我申报了国家发明三等奖。
***
初审通过了，材料发给我系的院士准备投票时，系里才知道报了发明奖并看到署名，提出了异议。
报鉴定成果时，其他署名都有异议，加上不给报市科技奖，我决定完全实事求是地报发明奖，即只有方案提出人戴×和我署名。
“把戴×去掉加上书记吧？”科长问。
“不行，方案是戴×提出的，振动技术问题也是他解决的，不能不署，要实事求是。”我毫不客气地说。
科长生气地收起了材料，不再理我。系主任召集有关人开会讨论。
许多人生气地提出异议。
“报的是‘共振搅拌反应器’这个设备，谁参加工作了？”我问道。都支吾着说不出话。
“当初我说过，‘咱们一块儿研制设备成果’，你们明确说‘不搞设备成果，只发表文章’，不得已我才自己研制的，都还坚决反对。……”我说。
会议无果而终！
第二天，系主任又找我谈话。
“我宁可不报，也要实事求是！谁愿报谁报，我不报了！”我不客气地回答。
最后，学校出面解决：维持原状，但降为四等发明奖。系党委非常恼火！！
……
1984年，通过了国家发明四等奖。
1985年全国第一次开始提教授，论成果、文章、能力，应该给我提副教授，但——“四年以内不给你提！”支部书记这样告诉我。
直到1988年，校职称办主任黄×在全校提职汇报会上说：“化工系亓平言应该提了，我们看过他的材料，但化工系老压着不上报，我们也没办法”，第二年即1989年才给我提了副高职。
30 研制高压差热分析仪
方案——第一个差热峰
煤炭部给经费以后，进行煤的直接液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李教授提出研制“高压差热”的研究方案。任务由我负责，同组的和×与牛×进行研究。
经过方案论证，和×坚持用单管，即反应臂和参考臂在一个管内。结构简单，但易受干扰。
经过加工、安装、调试，前后折腾了半年仍未能成功。由于是小信号的放大测量，技术难度很大。我一直认为方案有问题，但他不同意。此时，已累得筋疲力尽！研制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最后决定下马。
“你看，还能进行吗？”我再一次征求他的意见。
“不行，技术难度太大了！算了吧！”他摇摇头，含糊地回答。“那好，你先到三堡疗养10天休息休息。”我劝道。
他同意了。
但是，我一直不服气，上了马，就必须成功！我必须试一下我的方案！我安排他去三堡疗养10天，用这10天时间进行我的双管方案。
和×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到李教授家里，对他说：
“明天和×去疗养了，给我10天时间试验一下，我不信搞不成！”
“什么？你还干？”李教授一听，火冒三丈，从靠背上探起身子生气地质问道。
“是，我不甘心！我让他去三堡，就是想让他躲开，我试一下。他在，我无法干。”我解释说。
“不行！已经决定下马了，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不等我说完，李教授就着急地打断我。
“不！不同意也得同意！这10天给你做一下看看！”我坚持道。
“你瞎说什么！？技术难度太大，他半年完不成，你10天就能完成！？不许做！”李教授坚决地命令道。
“如果我10天完不成，马上下马！”我干脆地说。“干吗要耽误10天！？你的工作怎么办？”
“先停一下，没关系。”我不容分说地答道。李教授气得晃着身子，我们不欢而散。
***
当晚，我就画好了图纸，第二天一大早就拿去加工了。我直接盯着加工，一块动手，这样会快一些，并一面自己加工着辅助设备。
第5天晚上全部设备就准备好了。
第6天开始实验。一次失败，两次失败，就是不出差热峰！连准备，加上冷却后处理，一个实验要6个小时。
“告诉你不要耽误时间，你就不听！”教授不耐烦地、但心平气和地说，他知道我的性格，认准了的事，碰了南墙也不会回头的！
“都说做不成，为什么就你非说能成！？”正在帮我做共振搅拌反应器实验的王×，一面做着实验，一面奇怪地、不耐烦地批评道。
“干事，就要干别人认为不可能干成的事！”我毫不犹豫地、斩钉截铁地回答，“这就是‘为人所不为’。谁认为能成，让他干好了；认为不成，或干不成了，我来干！这才是一个人的能力所在！”我自信地说道。
第7天进行了改进。
第8天第三次实验失败。发现信号放大可能有误。
第9天第四次实验。哇！出峰了！终于做出了第一个差热峰！“成功了！”我高兴地喊起来！
李教授听见声音，从对面屋内赶过来看到差热峰。“哎？真成功了！行！”他笑得合不上嘴。
“怎么样！第9天！”我高兴又自豪！
“行！不错！不错！”李教授笑嘻嘻地连声说道。——这也是他盼望已久的！
“工作一二年，派你出国，系里不派，咱室里派！”过了一会儿，李教授又返回来对我说。
“干扰”
和×疗养回来看到成功了，继续进行研究。他是个自信而有能力的人，我不便介入。
微信号放大、测量，容易受干扰。过程中，仪器被调乱了，记录仪画得乱七八糟，似乎看出是有规律的。但他却认为是地线干扰，楼上楼下折腾了一个多月埋地线，做试验，失败。
“你搞得太累了，先休息二三天，仔细思考一下，分析分析再做吧！”我劝道。
“哎呀！怎么回事？”他感叹道。
“我觉得是仪器调乱了，你休息一下，想一想，分析一下记录。”我再三劝说。
他休息的第三天下午，回来看实验记录，我认真给他分析、讲解实验结果：
“你看，曲线很有规律，这边都向一边倾斜，那边都反过来倾斜，显然，这是一个很大的峰被你切割成几段来记录，当然显得很乱。”我解释道，并翻找着记录纸，突然看到一个峰尖，“你看，只有这个峰尖记录下来了，两边的线都向峰尖倾斜。”
“噢！见鬼了！”他恍然大悟地仰天大笑，“是仪器调乱了！哈哈！”眼前忽然亮起来了。
“哎呀！成功了！”他高兴地嚷着站起来，重新开始了实验。
鉴定、报奖
李教授的突然病故，不仅研究室被拆散，煤课题也停止了，人员被分配到各单位。
为了开鉴定会，要重新安装一个正规的仪器。从机壳选购，到组装接线，主要是我一个人进行。强电，弱电，都是分散连接，没有进行集成化处理。接线非常复杂，都要重新设计、组装。之后，由和×进行调试。鉴定会后又转产投产了。
该分析仪同样受到与会人员的高度评价。
鉴定会后向系里报了国家技术鉴定成果，并要求年底报北京市科技一等奖。
但是，因为署名问题，系科研科坚决不给报奖，系主任说话也不行。一个北京市科研成果一或二等奖就这样又给丢了！
高压差热分析仪
31 伯乐精神Ⅱ——一个院士的生死救
那是1981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年代，在清华大学化工系。
3月的一天下午，4点多钟，在二教二楼会议室，全校支部书记会议。我晚到了，坐在南面的窗台上。人事处干部科科长扈×过来坐在我的右边。
“你们有三个人调走了。”她对我说。“谁？”
“史×、曹×、汪×。”
我早知道有人要调走，这是与煤炭部的协定，支援他们五个技术人员，人员名单是在预料之中的。所以我“嗯”了一声没说什么。
“档案已经寄走了。”
“嗯！？档案寄走了？本人知道吗？”速度之快让我惊奇。“还不知道。”
我心里一惊！暗想：“完了！汪×还在加劲复习功课，准备考研究生，系里不同意，我答应帮他说话，让他再考一次，这下档案都寄走了，不可能再允许他考研究生了！调入单位也不会同意的！”
我说话从来都是说到做到，这回要食言吗？怎么办？
汪×（现院士），工农兵学员毕业，留校在我们教研组工作，年轻有为，工农兵学员中最突出的。79、80年两次考研未果，81年系里明确说不再让他考第三次。但他一直在复习功课，基本不来上班。长时间是不行的！我找到支部书记商量。
“他一门心思考研，干不了什么活。”书记说道。
“他老这样下去，系里会干涉的。让他来一边做点实验，一边复习功课，名正言顺。”当时，我正在研制我的发明设备，需要人帮我做实验。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他干不了什么活！”书记重复着。“既然你不要，我跟他商量一下吧。”
就这样商定：他每天帮我做两个小时的实验，时间自己支配；作为交换，我帮他让系里同意他考研究生。
但是，现在系党委决议，校党委批准，通知人事处档案都调走了，如何是好？难！看来真要食言了！可惜一个人才！
***
开会回来，我一直在沉思着怎么办。
系党委副书记刘×对我是绝对信任的，我的意见他不会拒绝的。但此事已到这种地步，任何人都没有回天之力！
我赶紧问主任：
“有人要调走，你知道都是谁吗？”
“好像有这么回事，不知道是谁，没跟我商量过。”他有点不满意地答道。我心里一亮：好！教研组主任不知道，是书记一个人决定的，只能找机会让他来反对。
于是，我整天想如何把这个事捅出来？
我知道，此事如果告诉汪×，他肯定会火冒三丈，与系里吵起来！那样的话，不仅事情更麻烦，他也不可能再安心复习下去了，即使同意退职考研，也难考上！何况调入单位不会同意退职。这是当时的人事制度。
我一面思索着寻找机会，一面一再劝他：
“安心复习，其他什么都不要考虑，否则即使同意你考，你复习不好考不上，也是白费。一定要安心复习，其他什么也不要管，我来帮你处理。”我担心他会听到消息。他应该感觉到我态度、口气的突然变化，只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
一来不足五个，二来人员不满意，煤炭部拖了一段时间，史×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否则早该来调令了，那就什么也甭说了！
近一个月后的一天傍晚，召开支部会。
机会来了，我寻思着。
开始开会了。我想，这事让我说出来激不起大家的反对。“书记，听说咱们有人调走？”我含糊地问道。
书记不高兴地看了我一眼，“不谈这个，讨论问题。”“是真的吗？”我追着问。
“是……还是讨论咱们的问题。”他不情愿地、含糊地回答。“几个人？”我又问。
“三个。”他实在不愿说！“都有谁？”我又追着问。
他又不高兴地看了我一眼，没回答。
“今天是支部会，没关系，说吧。”我劝道。
“是啊！今天都是党员，这有什么不能说的！”主任不耐烦了！书记还是不高兴地看我一眼，又看看大家，还是没回答。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其他人也不耐烦了。不得已，只好吱吱唔唔地说有史×、曹××。“两个，还一个呢？”我穷追不舍地问。
书记又看我几眼，不说话。
“我的人调走了，我都不知道，你们把我这主任放到哪里了！？”主任发火了！
“是啊，还有一个是谁？”我借机追问。
都气愤了！没办法，他只好小声说：“汪×。”“他不是想考研吗？”史×问。
“不让他考！”书记干脆地回答。那时考研报名需要单位介绍信（带工资学习）。
“告诉他了吗？”有人追问道。“还没有。”
“定了吗？”我故意问道。“定了。”
“哟，档案调走了吗？”我故意惊叹地问。
“调走了。”
话未落音，有人先发火了：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没通知本人就把人家的档案调走了！”主任拍着桌子发火：
“你们这是搞的什么事！档案都调走了，既不商量商量，也不通告一声！简直……”气得前后动了几下，“算了！干啥？简直……！”气得说不下去。
大家也重复着“不像话！不像话！”
我想着是时候了，赶紧坚定地大声说：
“好！今天支部决议，让他考不上研究生再调走。大家同意吗？”全体异口同声地说：“同意！同意！”
按规定，支部决议应该投票或举手表决，但我想：书记是不会举手的，那就不是‘一致通过了’，不行！只能口头稀里糊涂通过。
“好！全体一致通过支部决议！你向党委汇报吧！如果他考不上研究生再走。”
***
第二天上午书记找我，小声对我说：
“党委发火了！拍桌子了！‘谁让你们支部会讨论了！？’让咱俩否定支部决议。”他受委屈的样子。
好不容易通过的支部决议，否定？那还行！
“哟！按组织原则，支部决议要支部大会才能否定，咱俩无权否定，开支部会吧！”我想，看他的态度不可能再开支部会的。
“不行！不行！党委不同意，让咱俩否定。”没等我说完他就否定了。
“那，党委有权否定，咱俩可无权否定！”这是我最担心的，党委完全可以不理会支部决议，那，我就白费劲了！
几个小时以后，他又找到我，深沉地说：
“刘×让我告诉你，党委做这个决定时他也在场！”
我知道，党委已经知道是我在顶着，所以来做我的工作。刘×是信任我的，而刘×也知道我是信任他的，才这样说。
此事，党委非常恼火，但我答应了汪×，是“食言”？还是顶撞党委？这次对抗党委，以后工作怎么办？特别是刘×，会不会影响我们今后的信任关系？那就麻烦了！——如果“食言”，汪×就完了！可惜一个有前途的青年，这将是他人生的重大打击！思想斗争激烈！！怎么办？事情已经这样了，半途而废？思前想后，不好办。
“你看，是不是咱俩否定决议？”他看我不说话追问道。我犹豫了半天不好回答。
“不好办，支部已经决议了，咱俩否定，不符合组织原则。”我难为情地小声道，“党委觉得不合适，还是让党委否定算了。”我知道，党委如果想否定，就不需要来回做工作了。
他当然无可奈何。
终于，刘×来找我了。我就怕面对他，觉得对不起他！
“你什么意思？怎么回事？”刘×不高兴地看着我。
“已经这样了，是不是让他再考一次，考不上再调走？”我硬着头皮胆战心惊地试探着。
“可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他不坚定地说。“可是大家都有意见？”我继续试探着。
他没回答，低下头思索着。
推翻党委决议，党委很恼火，而且更无法向煤炭部交代！
看到他没说话，我想应该给党委个台阶下，他也好向党委做工作，赶紧说：
“可以让他写个军令状，考不上就调走。”
“军令状？让他写军令状？”刘×听到“写军令状”猛抬头问道。“是啊，考不上让他走就是嘛！？”一看他有犹豫，我赶紧重复道。
刘×又低头思索着。看来他没有同意的思想准备，只是想亲自来给我做工作。看到我的态度，不好意思当面拒绝而已。
过了一会，才抬头不情愿地对我说：“那就让他写个军令状，考不上就调走！”
刘×说服党委不得不同意了！
***
——这是我一生做的最不应该的一件事；使刘×为难；党委也下不来台；学校也为难，但却为国家奠定了一个院士的基础！
1982年5月9日，李教授突然病故！对我的“报应”终于来临了——拆庙！撤摊！消题！发配！
尽管煤炭部科技处李处长说：“只要你亓老师挑头，每年给你3万元行政费，任务合同另签。”但系里坚决不让继续干！
32 第四战略计划——无燃料动力研究
1983年年底，在图书馆查看资料时，偶然在某杂志上看到一则消息：“……近年来磁力强度提高了100倍……”。
这引起了我的兴趣和思考：提高这么多倍，还能有什么用呢？难道就是目前这些用处吗？
从此，这一问题一直回旋在我的脑海里。“这么大能量，有没有更大的用场？”“现在的应用大都是用它的吸引力，”“有多大引力就有多大的斥力，斥力有没有用？”……
想着想着，忽然想到，“能用它的斥力产生转动吗？”，“如果能产生转动，能不能制成动力设备？能不能驱动汽车……”。
这一想法，使我产生了好奇心。我认为值得进行探索。
此时，正值系里撤销我的研究组和煤液化课题。我已确定了“化工集合”、“煤水混烧”和“磁动力”等课题要研究。我找到原系书记说明。
“噢，你不是想研究煤液化？”他很生气。
“煤液化要研究，我要用煤液化的经费研究我想研究的更有价值的课题。”我回答说。
以后，我又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系副主任薛×。
但最终，都没有支持我的研究，我不得不转到新教研组。
带着这一想法，1984年年初，我开始了“磁控流化床”的研究。利用这一机会，我进行了磁性材料的调研。我用小台秤实测了斥力大小，经过计算，直径20厘米、宽度2～3厘米的一个圆的转动力矩，就有可能产生近2千瓦的功率，很可观！如果能转动，那就能产生巨大的动力！
我越想越高兴，决定继续探索！
如果能成功，将来的汽车就可以不用汽油；如果全世界的汽车有一半用永磁力来驱动，那意义就巨大了，值得为此奋斗！
但控制问题如何解决？我一直在思考。我找到清河磁性材料研究所，观察充磁过程和设备。
“好！能充磁就应该能退磁，可否用来控制？”
我越想越有信心，于是制订了这一战略计划，如果成功，如果能驱动汽车，将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这应该是一个诺贝尔奖的奋斗计划！
我向系副主任谈出了我的计划，包括提出“化工集合”概念和“煤水混烧”的问题。之后，几个领导也都询问过我。遗憾的是都没有为我提供任何研究条件！相反，却遭到一再的压制和排挤！
这是一项“无燃料动力研究”。
能源，有燃料能源和无燃料能源。到目前为止，汽车大都是用燃料能源——汽油驱动的，人类使用的能源也大都是矿物燃料，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是必然趋势。如果能研究成功除电、风、太阳能以外的无燃料动力，将是人类的福音——这就是这一研究的意义所在。
如果磁性研究能进一步，能再提高一些，意义就更大了！这取决于对固体物理的研究和发展。由此我可预见到：人类“固体物理时代”即将到来！
后来，纳米技术的出现，半导体技术的发展，超导材料的发展，都证明了我的这一预见。
如果磁能的利用能实现，将引来固体物理的大发展，也必将引起一场工业大革命。
遗憾的是，系里一直不允许我自己进行自主研究，我无法实施这一计划，也不敢公开这一研究课题。直到2006年，我才自己偷偷进行了第一次不完整、不成功的试验。第二次的试验方案，至今还无法实施。
“能源战役”的建议
国务院：
能源是未来人类生存的主要矛盾。建议用5～10年的时间，集中力量打一个能源战役，具体内容如下：
1.集中力量再打一个大战役，把可利用的、不消耗物资的水力能、风能等开发出来，……；
2.大力开发植物转化能源，如乙醇等，……；
3.电能、磁能的利用，……；
……
清华大学亓平言
2004．11．22
关于成立“无燃料动力研究中心”的建议
能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之一，也是未来人类生存的主要矛盾。
能源，有燃料能源和无燃料能源。
燃料能源，如油、煤、核能等。无燃料能源，如风、水、太阳能等。
至今为止，人类使用的能源，主要是燃料能源，而电，则主要是由燃料能源生成。无燃料能源如风、水、太阳能的利用，还受到许多条件限制。燃料能源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随着人类大量的开采，资源枯竭是必然趋势！特别是近年来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炒作，国际石油价格剧涨，引起人类的恐慌，能源矛盾日趋尖锐。人类迫切需要扩大无燃料能源的开发和使用，特别是开发新的无燃料能源，以满足人类日趋增长的能源需求。
因此，对无燃料动力的研究、开发和使用，是一个迫切而必要的重要课题。
目前，车辆大都是用燃料驱动的，如果能有一种既不消耗燃料资源，又不污染环境的新动力——无燃料动力出现，将是很有价值的。这，就是人类未来的希望！
因此，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既不会资源枯竭，又不会污染环境，也不受条件限制的新式能源。
自然界中存在一些永恒的力，至今还没有充分利用。如果我们能用这些永恒的力来更大地服务于人类，将是人类的福音。
永磁力、重力，就是自然界中存在的永恒的力。如果能用这些永恒的力作为原动力，使其产生转动力矩，制造成磁转等，用以开动汽车，带动发电机等，将是一件极其重大的进步。
如果成功，由于是永恒存在的物质内能，不会因使用而衰竭；即使衰减，也可以充磁恢复。故是可以永恒转动的机械，既不存在资源枯竭问题，也不会污染环境，更是使用方便。
所以，值得研究，必须研究。
此外，电能的“放大使用”，惯性能、弹性能、共振能等的研究、利用，也是无燃料动力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需要给有想法的人提供条件进行研究。
所以，建议成立“无燃料动力研究中心”，进行有关研究。
亓平言
2008．6．1
33 建培训中心——石化总公司
1984年1月，由于经费被断，人员被分配，我不得不到化工原理教研组报到上班。这是我一生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
化工原理，这是个几十人的大教研组。那时侯，每周二、四下午政治学习。
2月的一天，政治学习的时候，几十个人坐着围成一个大圈。坐在我对面的代理系主任说：
“今天上午，我到石化总公司去，他们提出要在清华建一个‘培训中心’……”
坐在对面的我听到后，噌地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右手指着主任，激动地问：
“什么？你说什么？”
主任抬起头，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几十个人也都转过脸来奇怪地看着我，主任愣了一下，说：
“他们提出要建个‘培训中心’。”
“建‘培训中心’？哎哟！这可是个天大的事！”
大家都对我的动作感到莫名其妙，主任也漫不经心地说：“建不建，还要商量商量。”
“这是求之不得的事，一定要建！这是掌控全国石油化工的技术领导权！”我激动地、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要害。
其他人也都说：“可以建。”
“不是可以建，是一定要建！对化工系来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
一定要抓住，不要让其他学校抢跑了，谁知道谁都要抢的！”我慷慨激昂地争辩，“来学习培训的都是各厂的技术骨干和领导人，这样我们对全国的石油化工技术状况将一目了然。什么科研题目都可以做，都是我们的学生。”
“那是，……”许多人也附和着。
“一定要重视，这可是关系到化工系前途的大事！将是化工系的重大转折！”我一直站着，再三强调着。
几天以后，我问主任：
“怎么样？定了吗？”
“学校不同意。”
“不同意也得建！赶快再找学校谈。”我很着急。又过了几天，我又问：“学校同意了吗？”
“不行，学校还是不同意，说吃住不好解决。”主任无可奈何。
“吃住有什么难！在林学院附近盖一栋招待所，什么都解决了，还可以赚钱。再找学校谈，一定要建，决不能放过！千万不要让其他学校抢去了！”我很着急。
“你放心，不会让其他学校抢去的。”主任答应道。
看到这个事情有点搁浅，我赶紧到办公室找党委书记，他说：
“学校有它的总体规划，这个事情学校不同意，总得听学校的。”
“不行！不能听学校的！学校只能是总体规划，化工系怎么办还是化工系说了算，具体事情还要你自己做主。一定要给学校做工作，不同意也得同意。全国石油化工的技术领导权决不能放！所谓培训中心就是化工系系馆，开始培训的人多，后来人就少了，就是我们的系馆了！而且培训费对教师也是个大事。”我激动地劝说着。
很长时间过去了，还是不同意，我到主任家里做工作。
“……学校一时不同意，没关系，但一定要拉住总公司，不要让它跑了。可以先与它‘谈恋爱’，拉住它，别让它给了其他学校，今年暑假就先给它办个技术培训学习班，先粘上它再说。”
“你放心，不会跑的。”
我还是不放心。我知道，如果我出面找学校肯定能说通的，行政后勤和领导也熟悉，应该会采纳我的意见的。但系里不让我负责，我也不想主动出面说话。我也知道，只要我有心，这是我做干部的好机会，但经过思想斗争，我还是不想走干部那条路，因为我有三个大的课题想研究。
一次，在赵×家里，我说：
“……这个事情，系里只要让我做培训中心副主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学校及行政后勤我都能说上话。可是，系里不主动找我，我就不愿意主动请战。因为我有很多大的课题想研究，我只想做好我的业务研究，不想当官走行政的道路。所以我着急，但又不想主动要这个任务。”
几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结果。
我只好找刘×了，他原是化工系的党委书记，调学校党委做宣传部长了。正好李×也在他家里，我把建培训中心的意义、办法和对化工系的历史作用以及必须解决的问题解释了一下，希望他能给学校做做工作。
……
几个月以后，听说石化总公司一气之下，给了天津大学和大连工学院各1000万元，建两个培训中心。
化工系着急了！学校也眼红了！这才同意去总公司要钱建培训中心。
“不可能建那么多培训中心。”总公司回答。但给了300万元作为安慰。我几个月的努力白费了！
清华大学的培训中心飞了！石化系统技术领导权丢了！化工系的高级系馆没了！
化工系教师的培训费落空了！唉！
34 硕士论文答辩
我到化工原理教研组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是参加学生的硕士论文答辩。
看完论文后，我感觉论文很有创新性，水平很高，且工作量很大，是篇难得的高水平硕士论文。但也发现有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和错误，便向导师提出。
“这是一篇高水平、高质量的硕士论文。但我发现里面有几个原则性的问题：
第一，一个‘准数’，是这篇论文的核心，也是最具有创新意义的一点，但化学工程中的‘准数’是无量纲的，论文中却是有量纲的，是个原则性的错误，而且‘长度’量纲无法代表什么物理意义。”
导师一听，恍然大悟，赶快看了一下论文。“还来得及修改吗？”我试探着问。
“文章已发出去了，来不及了！”导师回答。
“这可是个原则性的错误，美中不足，能推迟答辩，最好改了。”我进一步劝道。
“不行，来不及。”导师肯定地说。
“第二，……，也是个原则性的问题。
第三，从理论上，处理有关‘脉冲信号’的特征参数是‘标准偏差’，这是经过数学严格推导过的，有理论依据。所以计算机处理的目标函数，应该用‘标准偏差’，而不是使用‘半峰宽’。”
“已经来不及了，只能这样答辩了。”导师感到很遗憾。“有点美中不足。”我说。
之后，我又对学生把三个问题说了一下。“来不及改了。”学生说。
“还有一个问题，你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编程、调试、回归……估计你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上面了。”我说。
“对，主要是计算机处理。”学生解释道。
“现在都有固化程序了，不需要你自己这样费劲。”“有吗？”学生问。
“有啊！你们实验室买的仪器就是做这个用的，谁管的仪器？应该懂！另外，答辩时不要太强调计算机处理部分。”
第二天，汪展文问我：
“这仪器有这个功能吗？”
“信号处理机，不干这个干什么！你看一看说明书，你管仪器，应该知道！还让他自己编程！”我埋怨地回答。
答辩会上，我没有发言，郭幕孙院士指出了前两个问题。半个月后，学生很高兴地告诉我：
“亓老师，完全按照你提的方法、参数，用仪器重新处理了全部数据，结论完全相同，但是水平更高了，理论性更强了！”
“应该如此。”我应道。
35 受聘顾问——太原工业大学
一天，系主任来教研组找我。
“太原工业大学来函聘请你当顾问，我觉得可以扩大化工系的影响；可是科研科不同意，给你回函拒绝了。”
“已经回函了吗？”我急问。
“已经回函了。”系主任不高兴地说。
“毫无道理。”我还能说什么呢？
早在1982年3月我与李教授参加了在昆明召开的“全国煤的综合利用学术研讨会”，发表了四篇文章，受到会议的关注和好评，特别是研制成功的“共振搅拌反应器”和“高压差热分析仪”引起各方很大的兴趣和重视。
至此，完成了我的“第三战略战役”，开拓了局面。遗憾的是李教授突然于5月病故，结束了这刚要开始的美梦。
在李教授的追悼会上，煤炭部科技处李处长对我说：
“你们是第一把交椅，不继续太可惜了。只要你亓老师挑头，部里每年给你3万元行政费用，任务合同另签。”
但系里坚决不让继续进行，我坚决反对也无济于事。
两个设备很快转产“清华大学风光仪器厂”正式批量生产。太原工业大学各订了一台设备，并派研究生参加调试和培训。
高压差热分析仪的技术复杂，调试难度很大，特别是微信号放大，很容易受干扰。此时，我受制于新的教研组，只能抽时间进行，很紧迫。但是我敏捷的思维和熟练的技术，加上紧张而精干地工作，引起了全厂人员极大的感叹，更得到研究生的信任。
培训一个月以后，研究生回校汇报工作回来。
“亓老师，我们凌校长说希望共同带研究生。”研究生向我提出。“不行，化工系还不让我指导研究生。”我遗憾地回答。
经过近三个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调试和培训，他们也对我更深入地了解了。以后，他们的学生几次要报考我的研究生，但是化工系一直不准我带研究生。
两个设备运回去以后，也曾邀请我去他们学校参观指导过一次。所以来函聘请我当顾问。
一段时间以后，凌校长与我通了电话：
“我们已经写好了聘书，没想到你们学校会来函拒绝，这怎么办？给你寄过去吗？”
“可以，有问题直接找我共同商量，可以不通过系里。”我回答说。就这样，我被聘为顾问。
1987年，他们的谢×老师（现院士）来找我，征求“快速升温到3000度的技术”，以进行煤汽化研究。第二天，我告诉他：
“可以用大电流变压器的加热方法实现，1972年我曾用它发明了‘直热式固体中氧分析仪’，几秒钟内就可以升到几千度。”随后详细说明原理和结构。
“啊，凌校长就说了，‘有问题解决不了，就去找清华大学亓老师，肯定能解决’。”谢×老师惊讶地说。
以后我又画了结构草图寄去。
1996年，太原工业大学也曾来和我商量与德国合作共同进行“煤气化动力学”研究。可惜，我已经没有了人员、财力和实验室设备，无法进行这一研究工作的合作。
36 远见——磁控流化床
我刚到化工原理教研组时，就提议成立了反应工程教研组，因为原教研组太大了。后来，同志们推荐我做教代会代表。
刚到教研组，代理系主任告诉我：“你可以一半时间在反应组，一半时间在我这里，利用在我这里的时间继续研究完你原来的设备。”
同年2月，我与教研组主任到锦州石油六厂调研。
“铁催化剂有磁性，国外有研究磁控流化床的。”主任对我讲。
“磁控流化床？管它能不能用，先踩上一只脚再说！”我一听磁控床，心里格外高兴，立即建议研究。一来我需要一个题目作掩护，因为我原来的发明设备还在进行，这是现领导极力反对的；二来，我还有更大的计划：可以借此开展我的磁动力研究。
就这样，开始了磁控流化床的研究。
经过设备加工，我就发现工业上无法使用。
“磁控流化床工业上不能用，只能做到中试，报个发明奖或科技奖。将来倒有可能能在三相床上使用，直径小一点。”因为工业流化床反应器直径都在几米以上，磁场的形成技术就是个难题。
“工业上不能用还有什么意思！”主任不高兴地说。“那是否还值得继续研究下去。”我无可奈何地说。主任不相信，还要继续进行。
首先要解决脉冲磁场的控制问题，电流大，有点麻烦。我一直在思索着。“楼上有几千瓦的大三相变压器，可抬来用。”主任对我说。
但是，我想：“用这么笨重的设备，工业上怎么办？不行，要另想办法。”
几天以后，我突然想到：用电子学中的反转电路做脉冲控制行吗？于是画了线路图到电机系咨询并加工，买组件和制作印刷线路板，并亲自焊接，只花了80元钱就研制成功了“脉冲控制仪”，试验非常成功。完全取代了笨重的三相变压器。
这也是一个发明创造！解决了磁控床的控制问题。一天，在科研科，科长对我说：
“汪先生在全系干部会上称赞你们的磁控床题目。”
我听了暗自好笑：“一窍不通！听起来好听，根本不行！”但是，我不能如实说，因为我暂时还没有其他研究课题，只好回答：
“也可能将来在三相流化床上能用！如煤液化。”
“亓平言三句话离不开煤液化！”科长笑着说。
事实上，20年以后，石科院在三相流化床上得到了应用！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证明了我的远见！
7月，美国专家Row来校讲学，再一次告诫：“磁控床研究不要再做了，没前途。”
“除非对化学反应有什么作用，否则没必要再继续了！”我再一次提出。“那就做一下热试验看看。”主任说。
从此，开始了“丁烯氧化脱氢制丁二烯”的磁控床热试验研究工作。
***
一个创新型人才，做什么都会有自己的发明创造！
磁控床热试验装置安装成功以后，主任拿来华东化工学院的“着火和灭火”的教学实验讲义，让我用热试验装置开设这个教学实验。
我仔细看过以后对主任说：
“这个实验太简单了，学生只是观察，印象不深，学不到东西。我看，不如利用这个实验，让同学作出着火和灭火的曲线，那样印象会更深刻。”
“怎么作曲线？”
“可以用色谱测出产品的浓度，画成曲线，用产品浓度的变化曲线来看出着火和灭火现象。”我解释道。
“那你试一下吧。”
这也是一个大胆创新的教学实验！实验结果非常理想。只是实验过程较复杂，一般人难以指导。所以，85、86年带了两年，我离开教研组之后就没人能指导了。
1999年，我本计划全系做3～5个全新的、典型的标准创新教学实验，做成成套设备，召开个全国“教学实验设备观摩会”，通过观摩向全国进行推广。遗憾的是系里无能力支持，使得这项工作无法进行。
不会有人有这种大胆想法，更不会有人做这样的事！这就是“一个人一个事业，一个事业需要一个创新型人才的开拓！”
37 保护学生Ⅰ——应该对学生负责
1984年7月，我带学生去上海实习。我的发明设备正在收尾，故晚去半个月，由王老师先替我半个月。
在我到达实习地点时，实习时间已过了近半，我很快了解了实习的情况。带队的曹×老师对我说：
“陈×同学最近表现有些异常，都怕出事，想让他提前回家。”然后详细介绍了陈同学的具体情况。
“这些情况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很严重，再等等看看，否则对他影响太大了。”我建议说。
“他过去神经有问题住过院，系里也担心实习期间出事。”曹×老师说。
“可是，停止实习对他刺激太大，有可能会加重他的病情，尽可能不要这样处理，还是争取再过一段时间，实习结束为好。”我建议道。
“那也行，不过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出事。”曹×老师嘱咐道，并向系里作了汇报。
一切都顺利进行。该同学也没有其他异常情况，只是同宿舍的同学有些紧张。
“注意一些，但不要另眼看待他，我看他总的来说还是正常的。”我对同宿舍的同学说。并几次与他谈话交流，争取帮他完成实习。
又过了半个多月，实习已进入尾声。
“他老拿着一个水果刀玩，还拿着刀弄电源插座，大家都很害怕。”学生反映。“怎么办？在外实习，不比在家里，出了事不好办。”曹×老师又对我说。“是时候了，让他简单地把实习报告写完，提前结束实习回家。”我建议道。
“系里的意见还是让他爸爸来接他回家，免得路上出问题，无法向家属交代。”曹×老师说。
“可这对他压力太大了。”我担心地说。
“不过，这是要负责任的，还是按系里的意见办吧！”“没办法，就这样吧。”我只好同意。
于是，我帮他写完实习报告，曹×老师联系他的家属。
“他的实习可以结束了，叫你来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大问题，只是不放心他一个人回家，在这里不比在北京，所以麻烦你来一趟。”曹×老师向他父亲解释道。
“总的情况是好的，不要批评他，不要给他压力，否则将加重他的思想负担。”我随和道。
“他还能上学吗？”他爸爸问道。
“看他的情况定，如果没有大的变化和问题，还是可以的。回去观察一下吧。”曹×老师解释道，并把这个意见也向陈×同学作了说明，并让他不要有思想负担。
就这样，陈×同学随他爸爸回家了。
实习结束，我们将此情况向班主任作了汇报。
一个月后的一天中午，我再次遇到班主任老师。
“陈×同学来信问，还让不让他上学？”老师对我说。
“不对啊，我们已经给他说清楚了。你给他回信了吗？”我作了解释并询问情况。
“没有！既然说清楚了，不管他！”老师干脆地、肯定地回答。
“不行，不能这样处理！要出问题的！你必须给他回信，让他自己决定。”我严厉警告，并劝说道。
“已经说清了，不管！”
“这要出问题的！这种人最在意别人对他的态度。你还是给他回信让他自己定。”我再三劝道。
“既然说清楚了，不管了！”老师说着，扭头就走了。
我真担心出问题，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喊道：“不能这样处理！”
38 英语学习班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人都学习外语然后出国。我不想走那条路，而是想先做点成果，发表一些论文以后，再带着成果出国进修。遗憾的是成果、论文都有了，教授却突然病故，打破了我的计划。
尽管我有重要课题想研究，但是，国家发明奖署名问题引起的风波和由此引来的杀身之祸，使我无法进行研究，并产生了极大的思想斗争。是出国？还是继续留在国内？
1985年没给提副教授，并受到“四年以后再说”的打击，我不得不考虑走出国的道路。于是在年底报名参加学校的“英语口语学习班”。
一直与主任的关系还算良好，所以他支持我去学习英语口语。但是突然，祸从天降！
“你报名了吗？”一天早上刚上班，主任问我。
“报了。”我回答，并从心里感谢他的关心和照顾。“交钱了吗？”又问。
“交了。”我疑惑地回答。
主任犹豫了一下，随后说：“来，你坐下，咱们谈谈。”
他的态度使我感到有问题了。两人对面而坐，主任手里拿着文件夹放在腿上，我忧郁地看着他。
“你看，系里不同意你去学英语，怎么办？”他态度很好地问我，并一直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
我无法回答，只好等待他先说话。此时他心里也很矛盾。他犹豫半天下不了决心。
“怎么办？钱交了还能退吗？”主任看我不说话，问道。“谁不同意？”我问。
“科研科。”
“说什么理由了吗？”我不敢生气。
“说‘你们干吗要让他学英语去！？’”他笑着说。我没说什么。停了一会，他还是态度很好地说：
“要不算了，钱交了也不会退，这一次就这样了，以后再注意吧！”“以后再注意什么？”我故意问。
主任一听，脸立即沉下去，没有回答。
“以后再注意什么？”显然是“再注意”压制！
这种挑拨，使他对我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不过，此时的我，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85年，机械系成×对我说：
“你调到海华去当副总经理吧，倪振伟让我给他推荐一个人。”“不，我不适合搞商贸。”
“化工系已经明确说了，不给你提职提薪，赶快调离！”他命令道。
我知道，汪×、张×等是他的同学调过来的，知道情况，但我不想去公司，还是下决心研究业务。
“不行，还是研究业务。”我坚定地说。
“你必须调离！我强行把你的档案调去吧？”他肯定地说。
“不，不干，我看他们能压我多长时间！”我坚定地说。
“你这人，化工系这样对待你了，还不调离！”成×推着自行车，望着我离去的背影，生气地喊着。
后来，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对我说：
“化工系这样压着你，还是出来吧，先到烟台大学干几年，那里正在组织领导班子，校系两级随你挑。你看贾春旺都提部长了，人就是要有机遇。到那里干四年，回来再安排。”
我认真考虑过此事：要干，就脱离业务搞后勤，担任后勤副校长。可是回校后化工系能同意我到学校……？思想斗争激烈。
我知道，当了干部就脱离业务了，而我已经确立了“化工集合”、“煤水混烧”、“无燃料动力（磁动力）”等重要课题计划，加上后来确立的“浓相循环流化床”、“新型反应器”、“新型管式分布器”等大的创新课题要研究，所以还是希望能在业务上发展，因此没有同意。
这可能是我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我最终选择了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藐视一切歪风邪气！
39 火眼金睛——大庆丙烯腈中试
1986年初，石化总公司计划把教研组的“构件流化床技术”用于丙烯腈的工业生产上，需要进行丙烯腈中试。系主任点名让我负责，于是我以“丙烯腈中试现场负责人”的身份，组织了这个项目。
此时，设计已近尾声，我看了即将完成的设计图纸后，问主任：“这个技术有必要进行中试吗？”
“有必要。”主任肯定地回答。
“中试的目的是什么？老的工艺，老的结构，老的设备，只是在里面加了点片片，流体力学稍有改变，对反应和工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分析道。
主任没说话。
“你敢不敢拍着胸脯打包票直接上工业，不进行中试？”我问道。“我不敢。”主任笑嘻嘻地回答。
“要让我，拍着胸脯打包票直接上工业！”我大胆地说道。“不行，还是试验一下。”主任客气地说。
“可中试的成功率并不高，一般在50％～60％，一旦失败，会葬送一个好技术前途的！”我还是想说服他。
“区总不会同意的。”（区总是石化总公司的总工程师）
“要说服他。中试比工业试验难得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浪费人力、财力和时间。”我坚持道。
定了的事，想改很难。
“如果一定要中试，设计图纸有几个问题：第一，直径220毫米的旋风分离器，非标准件，厂里能不能加工？”
“这是厂里的事，不管它。”主任干脆地说。
“第二，工业上反应器是8米高，中试设计6米，反应时间不够，转化率低，怎么办？”我继续说道。
主任一听，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图纸，过了一会说：
“管子只有6米长，不好接。没关系，可以乘个系数。”
“那能行？实验数据怎么能乘个系数处理！”我肯定地说。“没关系，就这样了。”
“第三，4分的冷却水管这么细，很容易结垢堵塞，至少用8分或6分的管。”
“已经这样了，不改了。”主任肯定地。“可将来就更麻烦！”我坚持道。
主任坚持他的设计方案。
我做任何研究，都是“自由王国”，有预见，有把握，事先就看到事情成败的关键——可谓“火眼金睛”。
正是这三个关键的技术问题，使得本来可以在一年内顺利完成的试验，却进行了三年，几乎把整个中试逼到了失败的悬崖边上！如果不是我的远见和智谋，前途只有一个——失败。
旋风分离器
旋风分离器是安装在反应器内顶部的气固分离设备，被分离出的固体通过管子（料腿），流回到反应器下部。而气体，则进入下一步工序。
1986年4月，我和主任、幺×去大庆交图纸。在宾馆里，我说：
“两件事情我不放心，其一，旋风分离器能不能加工？要不要给厂里提一下？”
“厂里没有提，你多什么事？”我的话没说完，主任就打断我的话气愤地说。
“万一有问题，要耽误工作的。”我辩白道。
“耽误工作是他们的责任！”主任还是气愤。过一会我继续说：
“其二，升温加热炉的方案。”合同规定，升温加热炉由厂方负责设计。“那是他们的事情，你操什么心！”主任同样气愤。
“甭管谁的事，谁的责任，影响了试验都不行啊。”我很担心。
事实证明由于加热炉的设计问题，几天都升不到反应温度，严重地影响了试验的进行。
***
6月，在厂里准备学生实习和检查加工情况时，正像我预料的，发现旋风分离器的加工有问题，我向厂技术处的邢处长询问道：
“旋风分离器要求内表面很光滑，这样加工法里面七高八低的，不行吧？”“我们连个旋风分离器都不会加工？你太瞧不起我们了！”邢处长一听就火冒三丈。
“不，我觉得这样加工有问题，会影响使用效果。”我解释道。“你甭管了，我们加工。”处长很不高兴地说。
看来是说不通了。
几天以后我再一次提出，邢处长没好气地回答：“这么细，非标准件，只能这样。”
“那我加工了管子你们焊接吧！”我无可奈何地说道。邢处长没有回答。
之后，我在北京加工了直径220毫米的管子，但厂方坚决不用！几次向主任汇报，也无济于事。
直到11月试验证明，效果很差，要重新加工。
遗憾的是，不懂技术的于×，背着我，与总公司的区总和厂方决定让上海化工研究院进行设计加工，我不同意（我已经在北京加工好220毫米的管子了），但已无法更改。他们的方案于第二年勉强使用。
第一关耽误了一年，总算过去了。如果当初听从我的劝告，试验早就可以结束了！
反应器高度
1987年的实验结果，转化率不高。是构件床的问题，还是反应器高度问题？只好再加高2米进行试验。
加高2米，谈何容易！这等于将人的腰部锯断后加上一段！里面上下管子连着，在25米高的楼顶施工，难度很大。
1988年5月，75吨塔吊进行吊装施工。
由于结构复杂，程序烦琐，我亲自指挥，塔吊指挥员配合我。
我早就预计到这一难度，定了两台“步话机”，也被不懂业务的汪×给退掉了，我为此发了脾气，还是不同意，真是岂有此理！
现场，十几个人围着看，不管怎么交代，都听不懂怎么回事，我只好一个人楼上楼下地跑来跑去，因为一不小心，整个设备就将变成一堆废铁！
最后，还是将一根旋风分离器的料腿拔上去了2公分，如果再拔高一点，舌门就打不开了，就要整个报废了！此时，其他同志和围观的人才恍然大悟。
工人的焊接更危险，是在吊装物下面进行，人命关天，哪里有点闪失都不行！我提心吊胆地盯着，指挥着，直到完工！
奋斗一天，终于完成！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冷却水管
丙烯腈是用丙烯、氨氧化生产的，是放热反应。冷却水管是将反应放出的热移出来。
从总公司召开第一次会议起，我就强调：中试的冷却水要直接排下水道，不能回大生产设备。因为两个阻力不同，水不会从中试管道走的。但由于会形成“跑冒滴漏”，厂方坚决不同意。两年多，这一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1987年的试验，27根冷却水管就堵了16根。1988年开了一次车，就只剩3根管子可用了！只能勉强开车。再堵一根，整个设备就要变成一堆废铁！
情况严重，必须降低冷却水出口压力，直接排入下水道！我毫不客气地向车间和厂里再次提出，回答还是不同意。我知道，需要请教研组出面了，只好求救于主任。
我向主任说明了问题的关键后说：
“你来一趟，出面解决一下。”
“我不去了。你开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失败也没关系。”主任回答道。
“噢？他以为失败了！”我心里想。
“不是这个问题，是与厂里的关系问题，需要你出面。”我再一次请求。“不用了，你自己处理吧！”主任还是坚持不来。
放下电话，我对同组的崔×说：
“主任以为失败了，不来，不是那么回事。”我郁闷地沉思着。
“这项工作，成功与失败，对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你也知道，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不会再聘我了。但是，系主任点名让我负责这项工作，那既然做，还是把它做成，这是我做事的原则。”我心情沉重地对崔×说。
“厂里也不想做了，希望失败了就结束，给总公司一个交代就行了。但我这个人，不管做什么，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过了一会，我坚定地说：
“坚决不能再试验了！否则就真的全完了。”
“怎么办？罢工？对！罢工！用罢工引起他们的重视！”我思索着。我终于艰难地作出决定：罢工三天！！
我向崔×作了详细解释。
“噢！原来冷却水管堵塞是这个原因！水根本就流通不了。”崔×恍然大悟地说。
“对，只是靠管道里水的汽化带走热量，必然结垢。如果管子粗一点还好，可这么细，一结垢就堵！设计时我就提出了，3年以来，我大会小会强调这个问题，谁都不理解。”我气愤地解释道。
罢工的第三天下午，厂技术处的徐×来找我，我重复了我的意见。
“亓老师，你看怎么改，咱们去车间看一看。”徐×说。
我把方案告诉了车间主任李×，第四天进行了改造并开始了试验。
升温加热炉
好不容易把一切预先知道的问题都解决了，试验可以进行了，另一个预先担心的问题又出现了：升温加热炉问题——温度升不上去。
试验的反应温度是400℃，而点火温度是350℃。要将反应器加热到350℃以上才能让丙烯、氨反应。
升温加热炉就是用燃烧气燃烧，加热反应器的燃烧炉。
几天过去了，各种措施都试验过，还是反应不了。
“停下来，重新改造一下加热炉，加大管道和保温，重新试验。”我坚定地说。
两天改造后，终于勉强开起来了。我的心情稍微轻松了一些。但加热炉已经一塌糊涂！
最后的胜利
一切正常，只是两台进口的自动控制检测仪不正常，只好手动操作。
厂里的几个技术员查了两天，也没查出原因。但都是围绕室内的自控仪表检查的。
“我相信二次仪表的自动控制检测仪不会有问题！出去查一次仪表（探测头）！”我坚定地忠告道。
“查探头要停车。”一个技术员说。
“不行！不能停车！！停了车就开不起来了！”我严厉地说。“那，没法查。”
“自己想办法！必须在不停车的情况下检查！我相信进口仪表不会有问题！”我不客气地命令道。
尽管用手动摸索着操作，三天多的试验数据还是很满意的——胜利已经在望了！
“再开几天，取几天数据，试验就成功了！”我对崔×说，“什么问题都是我们解决的，测控问题让他们自己解决。给他们十天时间，解决不了咱们再自己动手。我利用这十天时间回去处理一下房子问题，顺便查一下身体，感觉不太好。”我继续说，“告诉他们，问题肯定在室外的一次仪表。”
我又用右手拿着笔，严肃认真地点着崔×说：
“一定切记：以‘明天可能就停车’的精神，尽可能多地抢数据，因为厂里经常停电。一停电，一切都完了！设备已经不可能再开起来了！这是最后一次开车试验！听清楚没有！？切记！切记！！”
我又书面写下并强调了五点注意的问题，嘱咐道：
“只要不停电，能正常开车一个月就最理想了。”之后，我就放心地回学校了。
***
经检查，白血球三千多，血小板六万多，已经很危险了！是在大庆吸入有机毒气造成的，不能再回大庆了！大夫开了休息的假条。
回校三天后，传来了“测量管道里有水”，问题已经解决的信息——完全符合我的判断！
试验顺利进行着。至此，已经可以宣布试验成功了！“不用你去了！”于×对我说。
“试验已经成功了。”我说。
“正好，我的身体也不允许我再去了。”我心里想。
报奖
总公司的总结会不准我参加。
“记住，一定要开鉴定会！”会前我认真地对主任说。我与主任一起完成了总结报告。
“数据都很好，都可以用。”我明确地指出。终于通过了技术鉴定。
“亓老师，他们非要把我的名字写到你前头，我坚决不干，可他们就是不听，怎么办？”
“他们故意打击我，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随他们去吧！否则连你也受牵连，没法在教研组工作。”我无可奈何。
“他们这样对待你，你没法在这里工作。”大家都多次这样劝过我。这也是他们出国的思想根源之一——他们看着也心寒！
之后，我被解聘了，我只好向党委书记提出了申诉。书记批评了党支部，并允许我出国进修和提副高职。
40 无理干扰
浙江大学要求参加大庆的丙烯腈中试，与石化总公司协调后，同意其参加。
1986年的第一次试验，旋风分离器大量跑催化剂而失败。还有几个技术问题，厂方也不解决。没办法，只好请总公司的区总到场解决。
我室的于×老师陪同区总到大庆。一到达，就被厂方包围，不让我们接近。然而，于×也一头扎在里面，而不是先来找我们了解到底怎么回事，并背着我决定由上海化工研究院重新进行旋风分离器的设计、加工。
“是加工问题，不是设计问题，没有必要让上海进行，我已经加工好了220的管子，我们自己完全可以解决。”我被告知后立即反对道。
“已经定了，不要再反对了，咱们也不是内行。”于×说。
“是我主持这里的工作，你不懂，也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就这么定了！”我心里非常恼火。
“参加的单位越多越麻烦。”我很不耐烦。
“厂里提出的，区总定的，没办法。”于×道。
“正因为是厂里提出的，才不应该。去年我就加工好220的管子，让厂里加工，厂里坚决不干。我让主任出面，他说试验一下再说。明明知道不行，还非要试验一下耽误时间。”我反对道。
“算了，就这样了。”于×说。
无奈，我只好接受这权力的干扰。
***
1987年4月，用上海的新设备改装，“用什么规格的？”我问。
“259的管子。”
“没有这么大的风量，这么粗的管子会影响效率的。”我担心。“没办法，只能用这个规格的。”
“这样，还要你们设计！？”我心里想。
改装完成，准备开始试验。在车间小会议间研究开车问题。上海、浙大加上我们共7个人，工厂有厂技术科长、车间主任、副主任等参加。
小会议间很小，两个床之间放一张桌子，旁边还有几个凳子。“马上开始试验了，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问。
一片沉静，无人说话。
“操作还是副主任负责吧？”“对。”车间主任说。
“什么时候开始？”我问主任。
主任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坐在我对面一直不说话的技术科长突然提出：
“我们的催化剂加料器不能用，否则混进大生产装置，影响生产。”“什么？”
我一听就火冒三丈，噌地一下从床沿上站起来，左手顺势一拉衣扣，蓝呢子衣服的四个扣子一下全拉掉了，噼里啪啦地掉在水泥地上，全屋的人都被我这种气势给惊呆了，停了一会，上海的小陈才捡起扣子。
“早干吗啦！开车了你提这种问题！总公司会议上你怎么不提出来？会议上定的是用一个加料器，现在重新加工一个，从立项、设计，到加工调试，没有一年能完成吗？”我气愤地训斥道，“同一类型催化剂，不会有影响的！”
“影响了大生产，你敢负责？”科长追问道。
“当然敢负责！”我毫不含糊地、坚定地回答道。停了一会儿，我命令道：
“会议上定的是共用一个，先开车，有什么问题我负责！其它问题以后再说。”
厂方自然无话可说，就这样开始了试验。上海的旋风分离器不理想，但勉强能用，只能如此了。
上海的任务完成后，我们在宾馆宿舍里开了欢送会，并举行了小型舞会。这在当时，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事！宾馆反映到厂里，引起了厂方极大的愤怒和反感：“简直是胡作非为！”
从此，关系更加紧张了。
***
崔×拿着一个正交实验表给我看。
“你给戴老师说进行正交试验啦？这是戴老师列的正交试验表。”我接过来看了一下，说道：
“不对，要用‘交互作用表’，两个参数间有交互作用。”
为了提高试验水平，决定在大试验中用正交试验法进行，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也告诉了浙江大学的戴教授，所以她也列了个实验表。
1987年的实验勉勉强强，结果转化率达不到指标。热水管也在不断损坏、减少。不得已，决定增加2米床高。
试验不理想，浙江大学就退出了中试。
***
1988年6月中旬，一切技术问题都解决了，正常开车成功，只差检测系统不稳定了，发现反应器内催化剂高度不够，需要补加催化剂。向车间提出来几天，一直不补加。我感到奇怪，一直注意盯着。
平时每天中午我都休息一会。由于急需补加催化剂，心里着急，所以，一天中午，我没休息，午饭后立即去车间盯着，老远看到有人在加料器旁，我高声喊道：
“加催化剂吗？”
见我来了，停止动作，两手玩着活扳子，站在那里不说话。我走到跟前，又问一声：
“加催化剂吗？加吧！”
他还是低着头玩活扳子，不说话，也不动作。我感到奇怪，忙问：
“是新的吗？”
他没有立即回答，停了一会。
“亓老师，必须用新的催化剂吗？”
“当然，必须用新的！”我立即坚定地回答，“这是不是新的？”他的动作表现使我产生了怀疑。
他犹豫了一下，说道：
“这样吧，今天周六，这两天库房没人，周一我从库房领出新的来再加吧，还有一点新的。”
“怎么？这不是新的？”我警惕地问道。
“我一直不敢加，怕影响试验，所以拖了几天，今天没办法了……”他含糊地小声说。
我伸手从桶里拿出一点催化剂，是大装置放出来的黑的废催化剂。“可不能加这个，加进去，试验就全完了！”
“那，周一再加吧。”
他立即封好，把废催化剂桶滚了回去。我肺都气炸了！
考虑到关系不能过于僵，我只好压住内心的怒火，装着没事。
经过多少次的周折、奋斗和斗争，好不容易才坚持到了最后胜利！
41 新型管式分布器——第五发明创造
不管干什么工作，不管人事的、行政的、技术的、工程的还是学术的，都不能墨守成规，都要有自己的发明创造。这就是创新型人才的特点。
1987年，大庆中试期间，工厂的流化床反应器经常停车、拆修。经了解，是由于经常停电或事故停车，造成管式分布器堵塞，再开车时气流不通或压力增大，致使无法正常生产，只好停车检修、清理。有时由于分布器内原料气燃烧，而将分布器烧坏，不得不重新加工新的分布器。
“经常发生吗？”我问厂长。
“经常发生。很伤脑筋！”厂长摇着头，无可奈何地回答道。
我仔细观察分析了分布器的损坏情况，水平总管里面被反应器内的催化剂充了大半管。停车时，气流突然停止，分布管内压力降低，8米高的催化剂突然落下，倒灌进分布管内，堵塞了管道。重新开车时，气流无法通过。
怎么解决？我在思索着。
催化剂倒灌是无法控制的。只能解决倒灌以后不能影响气流通过。
显然，如果气流能从充满大半催化剂的水平管上部空间流出，管子内的气流就可以流动起来，这样慢慢就把倒灌的催化剂带出去，从而解决问题了。
根据这一想象，我设计了新型管式分布器，与同组的陈×一起在直径500毫米反应器内进行了无数次试验，效果很好。而用原来的结构进行试验，则经常出现堵的情况。
“成功了！”我高兴地喊道。
“分布器堵塞问题可以解决了”我对厂长说。
“那好，你看要多少钱，可以签合同。”厂长一听，急切地说。“等中试告一段落吧。”我想应该先报专利。
那个年代报专利，要教研室主任签字才行，否则不可以报。
我写好了“新型管式分布器”和“浓相循环流化床”两个专利的申请表，找主任签字。
“这个是什么意思？”主任指着新型管式分布器的一个问。我讲了一下结构。
“有什么用？”主任问。
我又解释了作用原理和解决的问题。
主任恍然大悟，笑嘻嘻地说：“噢！我说怎么设计院拿了国外的图纸来让我看，我看不懂。”
“什么？国外有？”我急切地问。
“还有向上的管子。”主任笑嘻嘻地说。
“向上的不能太多太粗。不行，得赶快报专利！”我急切地说。“报什么专利！”主任突然沉下了脸。
“为什么？”我很不解。
主任一句话也没说，走开了。无奈，只好以后再说。
中试工作很紧张，这项成果只好放一放。
***
我被解聘以后，陈×到我家里，“亓老师，那个新型管式分布器画了图拿到高桥化工厂转让了。”“什么？签合同没有？”我惊奇地从床上抬起头急切地问。
“好像没有。”
“完了！一个好好的成果，完了！”我又气又急，“厂里一看，自己就可以做了！还用别人设计！”
果然厂里拿到图纸后，没有使用。
一个好好的发明创造成果，就这样完了！
42 浓相循环流化床——第六发明创造
惯性分离器，即快分的研制成功，为流化床的应用开辟了新的道路，可以做成“浓相循环流化床”，使流化颗粒快速与气相分离并循环回床内。
据此，进行了设计、试验。
试验成功，但不让报专利。
现已工业应用。
43 新型反应器——第五战略计划
发现流化床内存在浓度梯度，故想研究介于流化和固定床之间的新型反应器。
已完成理论推导过程、思路等，希望第一个博士生进行研究，但不被允许。（当时连硕士都不让带！可惜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或国家发明奖。）
44 不成功的运行
1987年初的一天下午，我到教研组金工间，看到墙角立着一根1寸的长管子，中间的结构很奇怪，走过去拿起来看。
“这是什么东西？”我问。
“快分（惯性分离）的热试验装置。”正在对面干活的刘师傅一面看着我，一面回答。
“什么快分？”我一面看着，一面自言自语道。仔细看了一下。
“不对啊！谁设计的？”我迟疑地问。
“幺×设计的呀。”刘师傅带着疑问的口气。“你是照图加工的吗？”
“是啊，没错。”
“加工好后他们来看过吗？”
“看过，没说什么，等着拿去安装试验。”刘师傅肯定地说。“我看看图纸。”
我看了一下设计图纸。
“简直是一窍不通！不对！”我毫不客气地说。
我仔细给刘师傅讲了一下原理和正确结构。
“噢，懂了，我懂了。”刘师傅连连点头。
“这个结构，固体颗粒都随着气流一块跑了，达不到分离的目的！”我说。“告诉他，重新设计，重新加工！”
我从未研究过快分。但是，许多研究生找我讨论这方面问题，分析现象，加上我爱好流体力学，所以就熟悉了。当高速气流带着固体颗粒沿一个方向流动时，如果气体突然改变方向，固体颗粒不能立即随之改变而沿原方向惯性前进，就能达到气—固分离的目的。
所以，也叫“惯性分离”。
***
后来听说在某炼油厂催化裂化生产装置上使用，我也没有多问。
催化裂化，这是石油化工的老大，我一直向主任建议：“研究石油化工，就要研究催化裂化，只要有一点改进，效益就非常巨大！”所以，能沾上一点关系都是很不容易的。
1987年夏，在大庆石化总厂中试期间，主任说要去炼油厂。“那里快分准备开车，我去看一下。”主任说。
“快分开车？谁在那里了？”我问。“幺×在。”主任说。
“谁设计的？”
“幺×设计的。”主任回答。
“不行！那你赶快去，我担心幺×做不了这件事！”我着急地说，因为好不容易粘上一点边，必须成功，不能失败！
“没问题，他可以完成。”主任肯定地说。
“他干不了！开车你必须在场！”我几乎命令地说。“不，开车我不在，他在就行。”主任说。
我没好意思说学校热试验装置的事，因为我不知道主任有没有过目。
我知道幺×肯定干不了这件事，想去帮助看看，但一来这里中试离不开，二来也不好主动提出，只好再一次劝说道：
“开车你必须在那里，否则要出问题的！”“没事，不会的。”主任满不在乎。
“看来他不打算参加”我心里想。
送走主任，望着远去的公共汽车，我心里不是滋味：一个大好的成果，可能就要被断送了！
不出我所料，开车结果，不是效率差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行！催化剂跑得一塌糊涂！以致我到石化总公司调研时，生产处的张处长对我说：
“你是和××一个教研组吗？”“是的。”我回答。
“你们胆子可够大的！敢拿我们开玩笑！连……”说完就气愤地起身转身而去。
我无言以对。我早知道要出问题。唉！
45 谣言Ⅰ
“造谣造一千遍就成真理！”当谣言被戳穿的时候，谣言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这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贝尔的一句名言。遗憾的是至今有人还在利用这一点。
“亓平言，你怎么拿大家一块做出的实验结果，自己写了文章自己发表？”有一天，联合化工研究院院长生气而疑惑地问我。
“什么？说什么？”我感到诧异，奇怪地反问。
院长又重复了一遍，我才理解说的是什么意思。“这是谁说的？”我生气地问。
“是于×说的。有这回事吧！？”院长肯定而怪罪的口气。“你相信吗？苑先生？”我奇怪地反问。
“到底是不是？”苑先生相信是真的。
“简直是造谣！干吗要造这种谣！”我气愤而恨恨地说。“怎么？是真的吧？”苑先生还信以为真。
“没影的事！”我干脆地说。
“她怎么可能说假话呢！”苑先生还是不相信。“问题就在这里，她干吗要造这种谣！”
院长不说话了。
“怎么？要我拿文章来给你看看吗？”我立即回去拿来写的全部四篇文章。
“你看，苑先生，写好的四篇文章都没署名，会上都散发过。”我把文章一一给院长看。
“第一，于×很清楚，总公司明确过，这属于保密资料，不允许公开发表。”我慷慨激昂地说。
“第二，我负责做的实验，我自己写的文章，给他们看过，在会上散发；如果我的名字写第一位，掌权者看到会不舒服；而把别人写第一位，我又不甘心；所以，只好都不写。你看，苑先生，不知为什么还要这样造谣！？”我激动而气愤地解释道。
“噢！是这样！没有那就算了。”苑先生笑着说。
“不是‘算了’，苑先生，是为什么要造这种谣？”我气愤，“想打击我，又找不到借口，只好靠造谣来达到目的。”
停了一会儿，我接着说：
“现在背后造谣说我‘抢别人的成果’、‘搞不好关系’等等。领导想打击压制我，我反抗，怎么能搞好关系？”
院长听着没说话。
“不是什么关系问题，而是打击反打击的问题！像这文章的事，您不问我，就以为是真的呐！”
这就是戈贝尔说的：造谣造一千遍就成真理！当谣言被戳穿的时候，谣言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正是由于署名问题，使得近十来篇文章都没发表，不让报专利。
46 谣言Ⅱ
无独有偶，谣言接踵而至。
“你是拿别人的专利改了当自己的专利报吗？”一天，在系办公室前的走廊里，李×问我。
我知道，这是又有人在背后造谣了！“谁说的？”我问。
“××说的。”
我一听，就知道是因为其中一个要报的专利“浓相循环流化床”，要套用另一技术专利。
我想了一下说：
“这要看怎么改法，如果改了以后，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成为一个新的专利，那有什么不可以呢！？”我毫不客气地说。
李×一听，无言以对。
“对吧！你有一个专利，我比你高一筹，改得更好，更有价值，怎么不行？只要符合专利的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三要素，有什么不可以的？”
李×点点头。
“而事实是，我一个专利中，要套用另一个专利技术，不是改别人的专利！”我解释道。
“问题是说这些话的人是想宣传我在盗窃别人的专利，应该谢谢你向我核实！你如果不问，我哪知道有这种谣言！”我接着说。
“我要报专利，不准。现在是上下串通一气，使我无法招架！不过，真金不怕火炼！”
李×听了，没说什么就走了。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让他们说去吧！我自岿然不动！
47 爆炸
1988年7月，我把大庆的中试搞好，开车成功后回学校，一来由于身体原因，无法再去；二来已经成功了，我没必要再去了。主任去看了看，发现已经成功了，奇怪地对崔×说：
“怎么，这不已经成功了吗！？”他原以为失败了。很快就回来了。
“大庆新建的丙烯腈总厂发生了大爆炸！声音巨响！几十里以外都听见了！”主任回来后对大家说。
“这么厉害？怎么爆炸的？”大家惊奇地问。“据说开车点火时爆炸的！”
“点火怎么会爆炸呢？”我不解地问。
“他们说是开车时，点火六次都没点着，都灭了，第七次，火把一进去就爆炸了！”
“据说是丙烯、氨爆炸。很厉害！40多厘米厚的分布板都炸弯了！美国专家吓得都买飞机票走了！’”他继续说。
“丙烯、氨爆炸？”我不可思议地问道。
点火就不会通丙烯、氨，通丙烯、氨就不会点火，两者不可能同时进行，我心里想，点火以后反应器升到350度，才开始通丙烯、氨进行反应。
“不对啊！点火时不会通丙烯、氨的？”我奇怪地问。“也可能是漏进去的？”主任恍然大悟。
“氨这么大味道，漏的话早就闻到了。而且丙烯、氨是从反应器里面通进去的，怎么会跑到点火炉这里来？”我很奇怪。
“可能是通过分布器渗漏过来的？”主任说。
我想了一下说：“如果开车，整个设备要抽风的，气流是向前走的，分布器的气速很高，不可能渗漏到后面来。”到底怎么爆炸的，我还是不解。
“分布板怎么弯？向上拱？还是向下拱？”我问。
“向上拱的。直径5米的特大分布板，正在拆下来用重锤砸。”他用两手比画了一下。
我思索了一会儿。
“我明白了！不是丙烯、氨爆炸！”我恍然大悟地说道，“你可能没到现场去看。全套设备都是进口的，只有升温加热炉是厂里自己设计加工配套的。安装完成以后，自己是想点火试验一下加热炉，点了6次没成功。用的是丙烯气体，至少是直径300毫米的管子从很远的储罐送过来的，6次点火过来的都是管子里的空气，当然点不着。但之后，丙烯过来了，并充满了设备，当第7次火把一进，必然爆炸！这是起码的常识！”我果断而清楚地解释道。
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
“在场的总指挥应当撤职！这是不应该出的事故！进火把以前，应该确认设备里有没有可燃气；或者火把在里面一直保持不灭，或者火把出来后马上关阀门。”我继续严肃地说道，“起码应该有个书面的操作规程，按操作规程操作不会出问题的。指挥者连这个都不问一问，就批准试验，应该负责，如果在场，应该撤职！”
我毫不客气地，斩钉截铁地说道。
事故都是想不到才发生的，有时只是一念之差。
当一个人用极大的努力避免了一个不幸事件的发生之后，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不幸事件即将发生！
48 乘车斗虎下草原——包头苯酐开车
1988年7月31日下午4点钟，我到反应工程教研组，等待主任的解聘通知。因为大家都告诉过我，“8月份可能就不聘你了，你怎么办？”我总是回答“不着急，等通知”。
完全出乎意料，主任一面趴在桌子上不停地干活，一面命令说：“背上书包，明天去包头出差救火”。
我环视了一下，房间里没有别人，就用怀疑的口气问：“你是说我吗？”
“明天就去，那里苯酐开车，张礼出差没回来，没人。”“可是苯酐我没干过啊？”
主任用更坚定的口气：“没人，只有你去，明天就走。”我奇怪地问道：“姚×呢？”
“他不去。”
“那，汪展文怎么不去？”“他也不敢去。”
“怎么，干过的人都不去？”
主任没有回答。是的，对于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来说，开车，是难以应付的，因为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还有蒋大洲呢？”我忽然想起。
主任继续忙着他的工作，头也不抬：“他也不去，没办法。你先去顶几天，张礼回来去替你。”
“晚几天，等张礼回来不行吗？”我奇怪地问。
“厂里不干，急了。”
我感到好笑地自言自语道：“都是共产党员，这干过的、懂的人都不去，非让我这一点不懂的人去？”
主任又命令说：“什么也甭说，背上书包，明天就走。”
我是有理由不去的。但这又可能被说成“不服从工作安排”，成为不聘任我的借口。我无可奈何地说：
“看来没有回旋余地了？”主任没回答。
“我什么也不知道，去了怎么干？”我很难为情地问。一片沉闷。
过了一会儿，我无奈地说：“给我一份图纸。”
“厂里有图纸，到厂里去拿。”主任仍然头也不抬地说。
我的耳朵里忽然响起了“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的唱段。……
8月1日。去包头的火车行驶着。
我心情沉重地倚靠在玻璃窗上坐着，沉思着到达后的艰难。眼看着玻璃窗外面的树林刷刷而过，火车的“咯哒咯哒咚咕咚咕”使我的脑海里响起了扬子荣“打虎上山”的声音：
“穿林海，跨草原……
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当年扬子荣骑马打虎上山，手里还有一支枪，今天我亓平言乘车斗虎下草原，两手空空如也！……
一到厂，我先说明自己没干过，什么也不懂。厂长问：“那你来干吗啦！”
“我来灭火。干过的人都不敢来，只好我来”。先借出图纸看了一天。
……
第一关终于过了：看懂了工艺、图纸、催化剂。要开车了。
控制系统复杂混乱，温度、压力、流量等，没有能对号入座的。两天都没弄出个头绪来。
我火了。
控制系统的承包人也火了，并扬言不干了。夜深了。我想，还是要给他做工作。
“工作已经到这个地步上，不做完就白辛苦了。我就急需5个仪表，明天重新拉明线接出急要的5块表，其余开完车你们再慢慢搞去。”
他同意了。……
第二关又过了。
温度升上来了。风量也加到最大了。我一直在到处观察、琢磨，似乎有些不放心。
厂长问我：“可以了，投料吧？”
我含含糊糊地答道：“等一等，怎么……”说着，又到处观察、琢磨了一番。
厂长又问：“投料吧？”
“怎么觉着不大对劲，好像没流化起来？”我郁闷地说道。话刚落音，满车间的人都哄堂大笑！
“已经最大流量了，没流化起来？笑话！”厂长藐视地笑着。其他人也都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讥笑着。
我仍然含含糊糊地自言自语道：“我怎么看着这U型管压差计波动这么小，似乎不太正常？”
“你们这构件床就是稳，我到你们实验室看过，就这样。”
我从未接触过苯酐的构件流化床，不知道运行这么稳，但总觉得压差计应该有一定颤动。
“好像波动频率不对劲？”我还是含糊地自言自语道。
我又出去转了一下，回来对厂长说：“压力表也乱七八糟的！”
“压力表不准的！我们从来不看。”厂长很不耐烦。
是的，一般都不太注意压力表的读数，但我觉得有问题了，就注意它了。
我又爬上塔，记下一到四层四个压力表的读数。“厂长你看，读数不对。”
“压力表不准。”厂长瞥了一眼，还是不耐烦。
“不准，也不应该自下而上有规律地降低！这是固定床的特性。”
“这么大风量没流化起来，风到哪里去了？不可能！”厂长毫不怀疑地说。我想了一下，坚定地说：“先不要投料，我去打个电话。”
张礼接的电话。
“五氧化二矾催化剂易吸水，过去坨住过吗？”我问道。“从来没有，南方没有，北方更不应该，不会的！”
“怎么觉得像是没流化起来？”我又解释了理由。张礼听了让我问一下装催化剂后吹干没有？
找工人一了解，是下雨时装的、吹过的。但是，下雨湿度大，也有可能吹不干。我坚定地对厂长说：
“不对，还是停下来打开看一下，否则投料后有问题就麻烦了！”厂长无可奈何，不情愿地让工人打开检修孔。
一看，都惊呆了，果然坨住了！厂长赶快拿钢管一捅——
“噢！只坨住了一尺多厚，还好！时间再长不开车就更麻烦了。”厂长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
第三关也过了。
投料运行了。
距地2．5米高处均布6个脉冲喷料器，但听起来声音不一样，会不会是有喷的，有不喷的？只好停下来拆开看。
脉冲喷料器较复杂，图纸就一厚本，原理结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赶紧看图纸，琢磨，思考。
气氛紧张，厂长、技术员等十来个人唧唧喳喳讽刺清华的设计。“什么设计，根本不可靠。……”
厚厚的一本脉冲喷料器图纸，要在几分钟内看懂，并找出问题，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但都在等着我，一分钟都不能耽误。我的心脏在紧张地颤抖着，全神贯注，无法理会他们的讽刺。
很快看懂了原理、结构和问题所在。但我想：“怎么反击他们，找出他们的问题，以维护清华的声誉？”
我赶紧看了实物。噢，有了，一个关键的螺纹长度加工比标准公差长。对，就这样反击他们。
“噢，我知道了，是你们这个螺纹长度加工比标准公差长太多了，应该12毫米长，你们却车成了19毫米，按标准公差长度，螺母拧到头，还有2毫米缝隙，可是你们加工得不规范，还没柠到头就堵死了”。我坚定而干脆地给他们讲解着。
嘈杂的声音立即停止了，都屏住了呼吸，屋内瞬间沉静下来。
“呵，我们这里机加工很粗，是我们的问题。”厂长打破沉静，赶紧道歉。
“当然，这里设计成一个定位台或退刀槽的话就好了。”我又补充说。随后，我又用手试着调节到3千克的弹簧强度。
……
第四关就这样惊心动魄地过去了。
四关已过，四只虎也解决了。生产开启了。
粗调成功了。
“好，粗调成功了，一切正常，现在开始细调。”我自信地说。
“太好了，一次开车成功，亓老师，我们已经很满意了，后续工艺设备都是新的，都贯通正常以后回过头来再细调。你的任务完成了，谢谢你，你回去吧。”厂长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
8月9日，我回校后把设计图纸的5个书面修改意见交给主任，主任头也不抬地说：
“不聘你了，你不用来上班了。”
就这样，我用我一生中最漂亮的成功之一，结束了我在反应工程教研组的最后一项工作。
49 偷偷除名
“辛辛苦苦终日劳累，谁知一切都付流水，光阴飞快地消失一去不再来；谁能知道从今以后，能还能不回到这里，光阴飞快地消失一去不再来……”（印度歌曲）
这就是我1988年8月9日被解聘后的心情！我在家里高声地呼喊着！！
何去何从？我思索着。尽管有思想准备，但这在人的一生中还是个巨大的打击！
“你怎么办？是不是先安排一个其他教研组？”陈×担心地问。1979年我做学生班主任时，她是年级的级主任，对我比较了解。
“再说吧！”我忧郁地回答道，因为我实在不想再干了。尽管我在反应工程教研组工作非常出色，创造多多，硕果累累，但还是受到这样的打击压制，实在令人心寒！
我决定先找副书记谈一下，她是我大学的同年级同学。我向她谈了在反应工程教研组的情况和对我的压制打击，对她说：
“我想按照我原先的计划，先出国进修一段时间再说。”
“可以。可以从反应工程教研组拿3万元经费出国。”她主动说道。
“我在这个教研组工作5年，做了磁床、创新教学实验和大庆丙烯腈中试等几个项目，总经费有几十万，就算我自己单干，也应该给我一部分经费。”
然而，几天后，在系办公室里，她突然气呼呼恶狠狠地对我说：“你的事我以后再也不管了！给你说点事你到处去说！”
“嗯？这肯定是指拿3万元出国的事。”我心里想，“谁在拨弄是非？”我回忆着，思索着。
“难道是……？我只对他们说过啊，为什么？是无意？还是故意？难道都向我出招！？”我不能不面对这多方的夹击！
看来是有人在向她做工作。
冬季的一天下午，我到系办公室，闲聊间，我忽然看到桌子上一张反应工程教研组的奖金表上写着有副书记的50元奖金，感到奇怪，天已开始暗下来，我趴下去仔细一看，没错，是反应工程的。
“怎么反应工程给她发50元奖金？什么意思啊？”王×一惊，愣了一下，解释说：
“噢，她在那里政治学习，顺便就发奖金了。”
“她在那里政治学习？多长时间了？”我奇怪地问。“好长时间了。”王×说。
我伸手想拿去复印留底，王×赶紧抢过去，拉开中间的抽屉，塞进去了。“我的奖金不给我，倒给她奖金，这事蹊跷！”我说。
系党委书记很了解我在反应工程教研组的情况。听了我的申诉后说：
“过去的事不说了，先出国学习几年，到时候通知你，回来后再安排。”
我知道，原系党委书记刘×给他做了很多工作，希望妥善处理这一事情。1988年校党委提职汇报会上，职称办主任也批评了化工系：
“化工系亓平言够条件了，应该提职，系里老压着不上报。”
等待出国期间，给我补提了副高职。为了减少领导压力，我决定不与别人争，主动提出先提资格。
经报校党委批准，同意我出国进修。临行前，副书记代表系党委与我谈话，明确说明出国时间不按一年计算。
***
1990年3月9日，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开始在日本东京农工大学进修，进行沥青加氢动力学研究。
我知道，有人可能会利用我出国的机会，将我除名。在上飞机的前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外办负责人：
“把话说清楚，允许我在国外几年？”
“时间不按1年计算，具体时间到时再说。”他肯定地回答。
果然，我出国三个月，“亓平言被清华大学除名了！”就传到了日本。我知道这只是某些人的希望，未予理睬。回校后追查，是系科研科一个人电话上说的。
1991年3月9日，出国整一年的时候，我电话向副书记作了进修汇报，她认真听了我的汇报，没说什么。
第二天，我与曹×通电话，我出国后他调计算机学院做党委书记。“化工系还让你在日本进修吗？”曹×问。
“昨天晚上我打电话汇报，扈×没说什么啊？”
曹×没说什么。但他的口气使我警觉到，有问题了！几天以后，我收到了要求回国的通知。
***
1991年11月30日，我回国。
“你的除名名单还是我到学校撤回的！”在一次发生争执时对我说。曹×调走后，扈×提升为书记了。
“噢？除名名单？那，我谢谢你！”我赶紧回答。
至此，我也才恍然大悟，原来曹×知道化工系已决定给我除名了，才那样问我，但知道没通知我，才打电话让撤回来的。然而在我向她汇报时，她却不告诉我除名名单已报到学校，显然是想偷偷给我除名！
堂堂共产党的书记，竟然做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小人是也！
当书记第三次对我说“你的除名名单还是我到学校撤回的！”时候，我毫不客气地反驳道：
“你凭什么把我的除名名单报到学校！？出国时是你代表系党委对我谈的话，时间不按1年计算！是校党委决议的，有案可查！”
她哑口无言。但从此，加紧了对我的打击压制！包括：——指使申×、路×对我进行无理指责；
——连续两年给我3级业绩工资；
——不同意我做实验室主任；
——坚决不给我资格转正；
——不同意我组织新教研组；……
50 实验室主任
从日本回国后，反应工程教研组党支部书记蒋×立即找我说：
“曹×批评了我们支部，说应该把你叫回来。怎么样？回教研组吧？”
“有人可能不这么看，还是换一个教研组吧。”我考虑了一下，肯定地回答。
就这样，我进入了“环化教研组”工作。没想到，恶势力还在缠着我！
教研组第一次党支部会，就指使申×、路×进行无原则的莫名其妙的突然袭击——“批评”，使我难以反驳。反应工程教研组的问题，原党委书记曹×已经做了结论，其他都是毫无道理的。特别是其他人根本不了解反应工程的问题的实质，更加上与新教研组毫无关系，何以批评？！干吗要做权力的奴隶呢？！
这些举动，使我在环化教研组的工作一开始就陷入困境，引起了许多矛盾。
但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勇敢而坦然地面对这一切，出色地进行了两项工作；并在实验室改建中纠正了错误的改建方法，进行了返工等等，在教研组工作中发挥了自己应起到的作用。
十月，教研组主任在全教研组会上宣布由我来管理实验室。但是报到系里，系里竟然不同意！
我并不想当这个实验室主任，并一再表明“我不干，让赵×干吧！”。
“你看，怎么办？亓平言这实验室主任，我已经在教研组公开宣布了，可系里不同意。”主任在我面前与副主任商量。
我赶紧说：
“我已说过，我不想干，让赵×干吧！”主任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过了一会，“这事，……”主任有点为难地问副主任，“怎么？让赵×干？”
“对！让赵×干吧！”我干脆地说。
此事显然是在压制我！但是，我想，“有本事，不怕打击报复！暂时先不与他们计较！”
整个1992年的工作，为了张家港的设计，我几乎把命搭上，而且也突显了我的能力和水平。但是，1993年仍给我三级业绩工资！
我无法抵御这权力的压制！没办法，我只好拒绝领工资，直到七月份改为二级为止。
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干部本性大暴露，丢掉了毛泽东思想的约束，为所欲为，破坏了原来很好的党风。
***
一系列的事情，使我不得不考虑调系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化工系“四分五裂”，分解成了五个系：化学系、环境系、材料系、生物系、化工系。有人劝我到化学系去，专业和关系问题，我不想考虑。决定先到环境系探探路，那里许多人是本教研组调过去的。
1993年，我带一个毕业生到环境系与该系的导师一块进行“高浓废水”的“厌氧发酵”课题研究。
“厌氧发酵”，要连续进行一个多月的试验。但是，进行到第10天左右，就由于液体倒灌而使实验破坏，只好从头开始。
“这哪能行？总从头试验，白白浪费时间。”我多次与导师讨论。“就是这样，没办法。”导师说。
第三次破坏以后，我实在忍无可忍，“你们都是这样进行的？”我问。
“对。倒灌是正常现象，避免不了。”
“倒灌避免不了，不要让它回到反应器中破坏试验啊！”我着急地说。“没法避免。”
我看着试验系统，思考了一会。
“把系统隔离开！不要让它流回反应器！”
于是按我的思路，把系统从新改装，增加一个缓冲器，圆满解决问题，使试验顺利进行。
一来没有发现新的课题增长点；二来不想脱离化工的主流课题研究，还是决定不调系。
51 张家港项目的失败
进入新教研组工作，我进行的第一项工作是作为显像剂的“硝酸银的纯化和分析”。对硝酸银中痕量铜的原子吸收分析方法进行了创新——发表了《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硝酸银中的痕量铜》一文。
4月，开始了张家港的“异亮氨酸工业生产”提取车间的工程设计。
设计
异亮氨酸是发酵法生产，用离子交换树脂吸附分离，净化、结晶得到产品。这个专利技术核心是“带菌丝体上柱”，即将含有大量菌丝体的发酵液，不经过滤分离而直接进柱子吸附分离。
因此柱子内的树脂间必然夹杂很多菌丝体，这些菌丝体必须通过空气鼓泡来翻腾树脂而除去——这，在直径500mm以下的柱子可能有效果，而对直径大于500mm的柱子是不可能很有效的。它会使大量菌丝体带入产品，影响产品质量。所以一开始，我就对这一技术的工业应用持怀疑态度，这对“必然王国”者来说是想象不到的。
以后的事实证明了我的预见。
我曾在首钢设计院做过三个月的设计工作，进行这一设计是绰绰有余的。只是只有我一个人设计，时间就紧张了，特别是七月学生要去厂里实习，同时进行施工图设计，要在七月之前完成初步设计，那就非常紧张，而且不是一个人能胜任的！
设计在按程序一步一步紧张地进行着。为了赶任务，每天要画十几个小时的图纸，有时甚至接近二十个小时！劳累，紧张……
有一天，我一直工作到凌晨近3点钟，只好休息了。5点左右起床上厕所时，坐在马桶上累得晕了过去。不知休克了多长时间，只感觉脑袋在浴缸底下拱，拱……才渐渐醒来，发现屁股仍坐在马桶上，脸却贴在浴缸底下的地上，人中穴在地上拱，拱……人中在地上拱破了，拱肿了；头顶前部也疼，用手一摸，有血，是磕破了！赶紧起来躺在床上，担惊受怕地分析事情的经过：这是休克以后，脑袋猛向前一栽，厕所很窄，头前部撞在前面墙基的水泥台上，头向左侧一歪，人中穴就碰到了地上——这可能救了我一条命！压迫人中，才醒过来！否则，肯定没命了！
八点，我照常上班与章×讨论设计方案，并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终于完成了工程的初步设计。
尽管我对设计有把握，总还会有不妥之处。为了保证工程设计的质量，我决定不去工厂参加施工图设计，而让工厂设计院进行主设计。否则很难发现问题，这样可以避免错误的延续。
***
学生实习结束后，章×带回来设计施工图，对我说：“你看一看，审查一下，签个字。”
我接过图纸，看了半天，对他说：
“不行啊，怎么只是把初步设计图纸重画了一遍？施工图不能这样！管道布置也乱七八糟，工厂不可能这样施工！”
“你签个字就行了，其他不用管了。”他急切地说。“那哪行？工厂不能这样建！”我干脆地说。
停了一会，我又问：
“工厂设计院没参加设计吗？”
“他们只是看了一下，没提出什么意见。”他说。
“简直胡闹！他们有经验，我告诉过你让他们主设计的。”我生气地说。他还是让我只管签字就行了。
“这哪能签字！要负责任的。全部要重新设计，否则无法施工！”我直截了当地说。
我又打开图纸，一一进行了说明，指出错误所在和必须重新设计的理由。
“这里7个储罐，里面的料液只有两个浓度，施工图只用两个储罐就可以了，这就是和初步设计的不同；硫酸缸不可能人扛上二层，太危险；管道要集中排布，这样离地20公分地乱七八糟排布，工人无法进去操作！……”这些不应该的！
停了一下，我接着说：“设备间隔要大一点，以备改进和增加设备，因为是新工艺，改变的可能很大，必须留有余地！……”
章×听了，只好说：“那，你重新设计一下吧。”
没想到，事情还是要我亲自完成！从此开始了几个月紧张的施工图重新设计。
这也引起了发酵车间的警觉，也请天津设计院来人指导并重新进行了设计。
老实说，这应该是几个人几个月的工作量！由于章×无法参加设计，又不让化工原理的人参加，加上他准备出国，只好我一个人承担。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的！
图纸交底
1992年底，我完成了施工图设计，并组织了全系的汇总审查。于1993年2月去厂里进行图纸交底。
“由于厂方已经成立合资公司，应该对原合同签定补充协议；并从安装开始给顾问费。”我对厂方说。
“可以。”厂方同意，并共同起草、修改了协议，只等签字。但第二天早上厂方突然变卦。
“协议不签了！你等你们主任的传真吧！”黄经理得意地对我说。
果然传真到了，写道“协议不签了”。“看来，昨夜有私下秘密交易！”我很清楚。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完全可以不理会主任的意见。但是为了避免产生矛盾，你们既然口头承诺，那我就不坚持了。”我无奈地说。
但我知道这是个秘密交易！
12个人听了我的图纸交底。我详细讲解了图纸后，说道：
“我强调两点：一、不要贪大求全，想一次成功！二、先抓主工艺和中间产品。投资1200万元，就必须出产品，获利润！否则，这个工程就将搁浅崴泥！”
这些警告，是我对整个工程的指导方针。如果他们理解了我的忠告，工程必将顺利完成！遗憾的是他们违背了我的这一方针，使工程陷入了泥潭！
施工
该技术中试是在三峡药厂进行的。为什么不继续工业生产？我一直在想。施工开始了。台湾人把在美国进修的章×叫了回来。之后，就不让我参加了。“让他自己搞。……”主任对我说。
我没说什么。“既然知道他搞不成，还让他自己搞！”我一下就猜透了他们的心思。但是，既然这样定了，我也不好说什么。
***
工程在进行。他们又对图纸进行了大量修改。我严肃地警告说：
“照我的设计图纸施工！有问题我会负责的！否则工程将崴泥！不要打算一开始就出合格产品，先赚到钱再说！”
他不理解我的意思！
几个月过去了，还在改图纸，改土建。
“我再警告你一次：照我的图纸施工！工程这样搞法肯定会出乱子的！”我着急而气愤地再一次发出严厉警告！
章×听不进去，使整个工程拖了半年多。而且把我预留的工程改进的半层楼也去掉了——那是准备安装板框过滤机的地方！
“树脂一开始调试用一半就可以，成功之后再买另一半，否则压款量太大，影响工程用款。”我再三向他建议道。
他还是不听。
“完了！”我心里感叹道。
另起炉灶——唐山
我知道张家港搞不成，我决定接受唐山乐亭一个厂的请求，按照我的思路，摆脱他的专利技术，用新的技术路线重新搞一个厂，以做示范。
该厂原是味精厂，与异亮氨酸的生产工艺和设备相似，花一百多万，三个月的改造就可以拿出产品——粗晶，作为中间产品，卖给联系好的天津氨基酸公司，每年20吨，每吨40万，年利润可达400万元以上。然后再利用获利进行精制改造。
同时，计划成立“天津氨基酸集团公司”，下设“唐山氨基酸厂”和“清华大学氨基酸研究所”，每年20万经费。
这是一个庞大而有前途的计划。可惜，领导竟不准进行！
而张家港，不懂统筹安排，当然搞不成。试车两年，前后折腾四年，没有搞成——拿不出合格产品！
他们忘记了我图纸交底时的警告和方针！
1995年10月，被张家港中止了合同！
不让挽回声誉——军令状
我很清楚失败的原因，一是技术错误；二是合格产品拿不出，又不懂得卖半成品——粗晶。
我向教研组和系里立军令状要求去为清华大学挽回声誉：一个月获利，三个月技术过关！完不成抹掉副教授头衔！
我有绝对把握解决技术问题，完成这一保证。在唐山另起炉灶就是想给他们做个示范的。
但是，教研组坚决不让我去！！
一个月过去了，还是不准我去。没办法，我只好自己直接去厂里联系，争取挽回声誉。
可惜晚了一步，厂方已经与别人签合同了！我与他们讨论了技术问题，与我的方案基本相同，只是统筹销售没想到。
一个大好局面和成果，就这样，被毁掉了！
52 保护学生Ⅱ——应该对学生的前途负责
1995年，学生周×、赵×来找我，说他们“生物化学”考试不及格，自己感到不应该，老师不让看卷子，请求我帮他们查一下是怎么回事。
1993年我给他们做过一年班主任，出于对我的信任，后来许多事情他们经常来找我帮助解决。
我知道，此事涉及周×的本科毕业资格和赵×的双学位资格，按规定有不及格的功课是不允许念双学位的。因此，影响比较大，这将是他们一生中的大事！为了对他们负责，我不得不过问。
经与生物系任课教师联系，允许他们看考卷，发现是试卷改得太粗糙，有两个20分的题，解法、式子都对，但一道题，结果计算错；另一道题，小数点点错，40分都给扣了，当然不会及格。
我赶紧让学生先离开，单独问任课教师：“你看，这两题怎么这样判法？”
他看了一下卷子，没说话。“卷子是你改的吗？”我问。
“不是！是博士生改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复核过吗？”我又问。
“没……没有。”他含糊地说。
“及格不及格对学生影响很大，是否应该复核一下，重新考虑他们的分数？”我尝试着问。
“我们就是这样判卷子的！分数通知单已发，不可能再改！”任课教师坚定地、毫不客气地说。
我再三劝说，他仍不听，“如果实在不能商量，我只好让系里出面了？”我不得不警告说。“系里出面也改不了！”他也不客气。
既然没有回旋的余地，我只好回系如实汇报给教务科长。“这要由李×处理。”科长听了我的解释说道。
李×是教学副系主任，但涉及两个系的问题，不愿意出面处理。
我只好又找系主任，主任回答：“两个系之间提这个问题，对方不会理睬的，只能让学生自己找学校教务处出面处理”。
“我明白了，学生不敢去，只能我出面找校教务处。”我毫不犹豫地说。
学生题没答好，自己心里有愧，怎么敢上告？我知道这样会引起各方面的矛盾和不满，但总不能让学生含冤而影响正常学习和毕业。
我让学生写好对、错两个比较答案，交给校教务处长。“其他人有这种情况吗？”处长问。
“不清楚。但全年级近1/3的人不及格，他们班六个，这两个人影响最大。”
处长思索着。
“这种情况，要么出题太偏，要么学生不学，要么老师教得有问题。目前看试卷批改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分析道。
处长听说造成1/3人不及格，生气地说：“重新考试！”。
但任课教师坚持不同意。学校只好宣布取消该次考试成绩，最后问题得以解决。
由此，保证了两个学生的正常学习和毕业。
53 保护学生Ⅲ——挽救
1996年9月底的一天，晚上六点多钟，一个学生给我打电话：“亓老师，我想找你谈谈。”
“有什么事吗？”我关心地问。
“没什么事，想聊聊。”学生没好意思说什么。
入校时，我做过一年他们的班主任，从二年级起，就不再负责他们班了，但出于信任，许多事情他们还经常找我帮助解决。但如果不是特别需要，我一般都不便过问。
“有事你找你们年级的级主任聊聊好吗？”我想这样比较好，免得不了解情况出岔子。
过了半个多月，学生又给我打电话，“亓老师，我还是想找你谈谈。”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打两次电话，我感到奇怪。
“也没什么，只是想聊聊。”学生还是没好意思说。
“我看，你还是找你们级主任聊聊为好。”我还是推掉了，我想，学生的情况不了解，不好管。
又过了许多天，他又第三次给我打电话。这一次，我一接电话他就急切地说出了原委：
“亓老师，我必须找你谈谈，我精神快崩溃了，两年了，再不谈就要出问题了。”学生心情紧张而激动地说。
我一听“精神快要出问题了”，心里感到纳闷，二话没说：“噢，那你到工物馆318去吧，我马上过去。”
***
该学生学习一直很好，并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和党课学习小组，积极要求进步和要求入党，是个骨干。一年级时，我曾多次与他交谈过，希望能积极向上，发挥模范作用。
一见面，他就郁闷地对我说：“我想来想去，只能找亓老师谈。”
“我一直要求进步，要求入党，也准备考托福。”他沉闷地坐在那里低着头说，“可是，两年前，有一次在食堂吃饭时，一个委员说我：‘我原来以为你是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你也要考托福，准备出国。’……”学生一直低着头，越说越惆怅的样子。
我耐心仔细地倾听着，让他把话讲完，并仔细观察他的表情，神态，体察他的精神状况。
“从那以后，我思想上一直背着个包袱，没人诉说，越来越苦闷……”
我渐渐感到他的思维已经进入惆怅的死胡同，不能自拔。要惊醒他，让他猛回头，跳出这思维的苦海。
等他讲完，我猛一拍桌子，严厉地批评道：“走你自己的路！”
他被这突如其来的训斥声和口气吓了一跳，猛抬起头看着我。
“这只是随便说的一句话，又不是组织结论，你管它干什么！？”我继续严厉地说，“党委书记、系主任还学外语考托福出国，这与马列主义有什么关系？！”
我转而和气地劝说道：“你干吗要自己钻进这莫须有的精神枷锁中？！这两者没有什么矛盾！”
这使我想起了我学生时期和团支部书记被整成神经病的事情。向她讲了这些类似经历后说：
“后来，我自己调节情绪，走出阴影。但团支书下台，扈×把责任推在他的头上，还老批评他，他想不通，渐渐地，被弄成神经病。我努力想挽救他，但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成功。”
“哟，这人政治品质……？！”这是诉说完后的第一句话。
“你知道这样，就不要为这样的人背上包袱！不值得！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我引导他。
“入党问题，申请是你的权利和觉悟，组织对你的审查，批不批，那是组织上考虑的问题，自己没必要考虑太多，更不可能硬让组织接纳你。”
过了一会，我又问：
“这些事和你父母谈过吗？”
“没有。他们不懂，哪有亓老师这么复杂的经历，这么多经验。”我担心他还不能走出心理阴影，要把他的思维引开，最后我问：“有朋友吗？”
“没有。”
“高年级了，不反对有朋友。”
***
一年以后……
54 拙劣的方案
1991年教研组开始在东北制药总厂进行“氢化可的松提取”的工程项目，一直拖了几年没有完成。后来经手人出国，由雷×继续进行。厂里的老工艺，原是用搅拌釜6级错流萃取，改为用离心萃取器6级逆流萃取。
“什么问题？怎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完不成？”我奇怪地问雷×。“不知道，效率就是上不去。”雷×难为情地回答。
“这么点小工程，又是老工艺，拖这么长时间完不成，厂里也受不了！”我奇怪地感叹道。
雷×咧着嘴摇了摇头，笑了笑没说话。“到底什么情况？”我问。
“萃取过的残液还能萃取出氢化可的松。”雷×小声说。
“那是萃取不干净，萃取级数不够。”我干脆地说。
“什么萃取级数不够？原来错流6级，改成逆流6级怎么会不够？！”在一旁的主任教授听了不耐烦地说。
“错流6级改逆流6级本来就不够！”我回答。
“我是权威！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主任生气地说。“事实证明了是不够。”我也不客气地答道。
“理论计算足够了，是设备效率太低！”
“正因为设备效率低，才需要多几级。理论计算就看你级效率怎么选取了。”我肯定地说。错流的级效率接近100％，而逆流的级效率不可能100％。
“你不懂！”
“你让我去，走两次，当12级用，肯定没问题。”我干脆地说。“对，让亓老师去看看吧。”雷×看着主任说。
“不行！不让他去！”主任生气地说。
“雷×，你去萃取后，再回收6级套用，开两次看看，肯定没问题。”我只好告诉雷×试验、处理方法。
“不用，我来解决。”主任反对道。
几个月以后，两人在讨论修改的设计图纸。“怎么解决？”我关心地凑过去问。
“每两级之间加一个‘静态混合器’。”雷×说。
“什么？加‘静态混合器’？”我奇怪地问道。两人都不说话。
“这种萃取设备出口没压力、没动力，不可能加‘静态混合器’！”我肯定地说。
“再加12个泵加压。”雷×解释说。
“简直是……这种拙劣的设计方案，亏你们想得出来！”我一听，又气又好笑，“本来很简单的设备，这么一改，复杂十倍不止，不行！”我命令式地说道。
“我说也是……”雷×也感到不合适，但又没有好办法，只好听主任的。没等雷×说完，主任就不理睬地决定道：
“就这样定了，把图纸给厂里，让厂里加工。”
“不行！这种笨办法怎么能拿得出去！”我着急而生气地说。“没你的事，你不用管。”主任也生气地说。
“这是教研室的工作，怎么没我的事？我去给你解决，你不让去，竟然想出这种拿不出手的方法。”我真是气坏了。
“这个怨谁？设备效率不高。”主任说。
“你搞工艺，选择人家的设备，只能怨你自己。”“不对，怨周×，他的设备不行！”
“设备不行也是你选用的。你应该考虑级效率，我估计再加一到两级就解决问题了，非得拿这种笨拙的方案去！”
……
不管我怎么反对，主任坚持他的方案。
无奈，我只好打电话给生产设备的周×老师，他是我大学的同学，此事已经几年了，他早知道情况。
“你赶快去沈阳看看，6级萃取，再6级回收套用，行的话，再运一台或两台机器去加上就行了。他不让我去。如果让厂里用了他的方案就成笑话了。”
“那种方案厂里不可能用的。”周×说。
厂里收到主任的修改设计图纸，自然不会采用。
周×听了我的分析和意见，直接运去2台机器，加上两级，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就圆满地解决了问题。
否则，将是丢在那里谁也不管的“死项目”。
***
成功和失败，只是一步之遥！
东药的项目，我让同学周×去处理的。
张家港项目，不允许我立军令状去处理！哈尔滨项目，没让我去！
对自由王国者，很清楚问题的关键；而对必然王国者，只能是脚踩西瓜皮！
55 无奈
1995年3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到一个实验室找东西，无意地听着一个研究生对我说，“亓老师，我毕不了业了，九九八十一个实验，一天一个，至少要3个多月，6月初前肯定做不完了。”
“给你的导师讲了吗？”我随便的答道。“讲了”“怎么说？”
“老师说完不了就延期毕业。”
“噢。”我寻找着东西，不加思索地地听着。
找完东西，正要走出房间，脑子忽然醒过来，“什么？什么九九八十一个实验？”我回过头问学生。他详细给我讲了一下。我毫不客气地说：
“清华大学的硕士生，怎么能这样做实验？简直岂有此理！学学正交实验法！”
于是给他找了些材料，讲了一下。
几天后，又帮他列了正交实验表。实验一阶段后又调整了一次，告诉他选定最佳条件后要进行那些实验，我就出差了。
出差一个多月回来，已经是5月中了，他的硕士论文已经早早地写好了。我看过论文，找到该学生，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你这论文问题很多，许多实验内容都没做，还有原则性的问题。必须补做实验，最多一个多礼拜就行了，否则无法通过！”并详细指出了论文的问题。
“亓老师，只要您不说，他们都看不出来的。”学生双手一捧说道。“不行！堂堂清华大学，这样的硕士论文，不允许！”
“亓老师，来不及了，不可能再做了，您千万别说就行了，其他人看不出来。”学生又说道。
“哪能行！”我肯定地说着，去找答辩秘书雷*。
“你看过他的论文吗？这么多问题，怎么能答辩？！”
“水平……没办法。”雷*咧着嘴，摇着头无可奈何地回答着。“送审了吗？”
“已经送出去了，北大的……”雷*回答道。
“这样的论文怎么能给人看，收回来重做！”我生气的嚷道。“不可能了，只能这样了。”他肯定地说。
“简直是！”我气的无言以对。两人又对话商量一番。“怎么办？”我心里反复琢磨着……
否定论文，都不高兴！系里还不买帐……
‘怎么办？’我想来想去，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我决定一句话不说。
无奈！无奈！
56 弹劾——鉴定会
1996年杭州药厂的工程项目运行成功，我向主任提出开技术鉴定会。“不开。”主任毫不理会地回答。
我向系里汇报了情况，得到系里支持。我再一次向主任提出，他仍不同意。
“若是钱的问题，可以让厂里出。”我说。经厂方同意后，主任仍说“不管。”
“这是全教研组的成果，也有你的第二署名，你应该管。”我也不客气地说。
不料，他竟然不参加鉴定会。我只好请了系里有关人员参加，协助组织和协调。
鉴定会开得很成功。我对他的无理，提出了尖锐地批评。“以后你自己单干吧！”主任回来听说后生气地说。
“那，太好了，这可是你说的。”我高兴地回答。
从此，我开始了自主研究。主任竟扬言并挑动系里解聘我。
“想解聘我？没那么容易！干脆，还是我解聘你吧——弹劾！”我心里想。无奈之下，不得不向系里提出对主任的‘弹劾’。
“几十人的大教研室，弄到现在已经没几个人了。全室统一组织课题，他又只顾自己。我对当干部没兴趣，只想搞我的研究。但是现在没办法了，他很快就退休了，我来领导，重新整顿教研室。”
系主任听了以后笑了笑说：“那好，我们商量商量。”
我很清楚，连个实验室主任都不让我干，何况教研室主任！但我必须向系里反映情况，表明态度。
几个月过去了，系里一直不表态。我知道，有意见分歧。“看来，还是有人支持他，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想。
直到1997年4月才出了一个允许我在原教研室里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通知。
解聘与弹劾之争就这样定音了。
57 第六战略战役
十几年以来，一直无法自主进行研究工作。1996年，我开始着急了。春节后与张×在杭州药厂开车运行时，我对他说：
“老压着我，想干的事干不了，怎么办呢？再不干就来不及了。”“怎么干不了？”他问。
“老这样被控制着，无法干自己想干的事，怎么办？”我掐着腰，郁闷地沉思着。
是的，80年代以来，四十多岁的我，思想活跃，想法甚多，许多新颖的创新思维频频出现。但是，对我的压制、打击，使我无法进行研究！而自从到新教研组以后，主任也采取全教研组统一组织课题研究，统一使用经费，不允许个人单干的方式。而他的能力、水平又无法正确组织，导致教研组经费紧张。几个单位要给我的几十万元经费，也不敢进账，只好等待机会。
一直到1997年4月1日，才允许我自立课题，自用经费，但时间已晚。
尽管如此，还是个难得的机会。此时的我，离退休仅有几年的时间了，紧迫，艰难！
但是，我从来不惧怕困难，只想着如何处理问题。
我下决心用2～3年的时间再打一个战役——第六战略战役：
——干出点成果，发表些文章，……
没有更好的捷径！只有提高效率，少做废功！然而，主任又指使学生……。
我忍无可忍，只好向党委书记反映。但是，书记却不予理睬！
“他再这样，我要告到校党委纪委了！”我气愤地说。
“你告纪委也没有用，还是要退回来我处理！”书记说。
“你有没有原则？这就是你党委书记应有的态度？”我斥问道，“简直岂有此理，官官相护！”
我只好气愤地扬长而去！
此时，我从工厂弄来十几年的发酵生产运行参数，正组织进行“发酵过程操作参数的统计学处理”这一创新课题的研究，需用计算机进行十几天的连续运算处理。教研组内两台可用的计算机都不让用，为了避免矛盾，我只好把一台不能用的286型旧计算机修复使用。
然而，运行到第四天的时候，里面的CPU竟然被偷走！使机器永远无法修复，因为已经买不到这么老的CPU了。机器一直放着没人偷，我一用就有人偷，显然是有人故意……！因为进行该项研究的不是本教研组的学生，许多人都给我说“主任有意见，不要干了”。我总是不客气地回答：
“这是创新性的研究工作，有没有意见都要进行！”就这样，一个创新研究课题被丢了！
一次，我带两个研究生去药厂研究一个新的工艺。这是一个四环类抗生素的生产工艺，生产效率较低，希望改进。周一上午10点多到达，立即开始实验，并很快用实验证实了新萃取体系有效，可以进一步研究。
下午和晚上，就用正交实验法找到了最佳工艺条件。第二天，即开始新生产工艺的探索，并生产出实验品检验，发现颜色等有问题。当晚进行了改进，第三天、第四天，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改进，于第五天取得合格产品，并返回学校。可谓神速！
回校后，立即写文章、报专利，等待工厂应用。
“亓老师，这文章写不了，是一种新的抗生素，什么数据也查不到，无法写。”研究生无奈地说。
“有几个参数查不到？”
“两个。”
我看了一下推导出来的理论公式。
“它符合这条实验曲线吧？”我问。
研究生赶紧看着，想着。
“对，符合。”然后恍然大悟地说，“噢！用实验曲线回归？”
“对！用回归出来的参数代回去进行理论计算和分析，就是一篇水平很高的文章。”
研究生兴高采烈地笑着，一篇很好的文章很快发表了。
就这样紧张而辛勤地战斗，仅仅两年多的共同努力，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共申报和批准国家发明专利十几个，并有五个在工厂实施着，按照学校的规定，相当于五个北京市科技成果三等奖。
这些文章、专利和成果，在同行中也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发表在“化工学报”的一篇很富有创新性的文章，很快得到社会同行的好评，1999年在全国抗生素大型学术会议上，被推荐作第一个首发报告，这是学术界很高的评价。
至此，仅仅经过两年多的齐心战斗，第六战略战役就取得了圆满成功！
58 腰椎间盘脱出的自我治疗
1997年6月底的一天上午，我一弯腰拿东西时，突然一股电击的刺痛从腿根直窜脚跟，疼痛难忍。经大夫来家诊断是腰椎间盘突出，只好卧床休息。
此时，正值香港回归前夕，准备进行演出。我忍着疼痛坚持指挥大合唱排练，直到演出完成。
7月初，经CT检查发现是“腰椎间盘脱出”，椎间盘中的髓核已经流出来进入骨髓腔。医生建议立即安排手术摘除，但我坚持不同意。
“不！不能手术！我先自己治疗看看。”我坚定地对医生说。“你最后还要手术！”医生也肯定地断定。
是的，“腰椎间盘脱出”只有手术治疗。但也是很危险的，万一手术不成功，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不敢冒险，还是先自己治疗看看。
我立即在床头安装了牵引机器，进行24小时牵引。
光靠牵引是无法使已经脱出来并流向骨髓腔的髓核回去的，需要给一个力量才行，怎么办？
外力是用不上的，只有自身的重力是可以利用的！要创造条件，使其靠自身的重力自己流回去。
为此，采取两个措施：
其一，跪式振动：即跪在床上，向后牵引臀部，胸部尽量向前探并贴在床上，使腰部变成45度角；同时进行连续咳嗽的动作，使腰部产生振动，以驱使髓核振动而向下移动。每天几次，每次时间尽量长。
其二，趴式振动：即趴在床上，向后牵引臀部，胸部尽量向床下探，使腰部变成45度角；再进行连续咳嗽的动作，使腰部产生振动，以驱使髓核振动而向下移动，每天几次。
这些动作，都是在拉开间盘、产生负压的同时，振动流出来的髓核，使之靠自身重力向回移动。（如果用振动锤会更好！）
就这样，经过半个多月的卧床治疗，已经可以行走自如了。
两个月后进行第二次CT检查，奇迹出现了：发现髓核已经复原。检查人员感到莫名其妙！立即跑过来询问：
“你做手术了？！”他急切地、用惊奇而肯定地口气指着我问。“没有。”我一面起身穿衣服，一面回答。
“没有？怎么可能没有了？！”他疑惑不解地捂着嘴，瞪着眼睛看着我。我向他讲解了我的治疗方法，他惊叹地说：
“奇迹！简直不可思议！”
59 第七战略计划——分馏萃取理论修正
1998年6月，我的一个硕士生毕业，题目是“洁霉素提取新工艺研究”。在我审查论文时，发现缺少实际生产工艺设计的理论计算部分，对学生说：
“你的论文的重点是新工艺特性研究，工程设计不是主要部分，但是工程实际试验级数最好与理论计算级数进行对比。”
“我计算过，好像有点问题，就没再计算。”学生回答。“重新计算一下，给我看一看。”
第二天，学生告诉我：
“对数里面出负数，无法进行计算。”我看了一下说：
“用绝对值计算可以吗？”
“绝对值计算也差得太多，无法比较。”
我仔细看了一下，确实无法使用，“看来这一理论用在药物提取上有问题。比较复杂，要带一个博士生专门研究，你解决不了，论文到此为止吧。”我说。
洁霉素是由发酵法产生，溶剂萃取法提取。里面有一种毒组分要在萃取过程中分离出去，是属于萃取中最深奥的分馏萃取理论，在一般萃取中很少使用。原来的萃取理论都是根据原子能工业中的情况推导出来的，不适用于药物提取，必须进行修正，重新推导出新的理论公式。
近年来，溶剂萃取主要用在药物提取中，而没有一本供工厂技术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使用的技术参考书，因而也急需编写一本适用于药物提取的技术书籍。
这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大题目，应该有人研究，我决定干此事。所以，制订了我一生的第七个战略计划：
——用3到5年的时间带一个博士生进行分馏萃取理论修正的研究，并编著完成“医药化工中的溶剂萃取技术”一书。
然而，本人不能带博士生，只能用他人名义带，我向系主任说明情况：“……希望辅导一个博士生，完成这一有意义的工作。”
几经努力也未能成功，只好等待提教授以后再作安排。
但是，1999年未能提教授，致使此计划无法实施。
至此，雄心勃勃的第七个战略计划不得不就此夭折！实在太可惜了！
我相信，短时间内不会有人进行这一工作，因为它不仅需要远见、决心和毅力，更需要大量的经验、实验数据和对整个药物提取的了解。
60 提职
清华大学提职，过去几乎没有例外地是“论资排辈”。由于前面还有很多人排队，不会给我提的，所以只申请而不报告。
1998年，前面只有一个人了，我开始报告。
1999年，本来只有我一个人够条件，也只有我一个人可以提，但有人费尽力气，硬要把我压下来，报学校的时候，却把我排在第二个。
“你的材料比××的硬，但他排第一，你排第二。”书记、副书记都这样对我说。
“为什么？”我不满地问。“他……。”
……
我没有办法。1999年3月化工系刚换届，新的书记听副书记扈×的，年轻的系主任刚上台，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副书记正好借此不让系主任出面。
一来我的材料硬，二来学校了解我的情况，不会完全听系里的。所以我想，只要我的材料报到学校就可以了。
“你们这样报法，谁都上不去。”他们都对我说过，“向学校汇报时，人事处这样说化工系”。
这显然是说第一个条件不够不可能提上，第二个也甭想提！这一点书记转不过弯来，但对伶俐机智的扈×，却是很清楚的——这正合她意，所以对学校的警告不予理睬。
一天，在系馆信报箱前，副书记对我说：
“给××说了人事处的意见后，他说‘既然这样，我退下来让亓平言先上，我明年再上吧’。”
“你怎么回答的？”我问。
“我说‘明年没有了我可不管！’”副书记说。“明年会没有吗？”我不满地问。
副书记没有回答。这显然是吓唬他不让他退下来。
“关键是化工系能提几个？他可以不退，但看你们怎么处理了！实在不行，今年提了明年办手续也可以。”我提醒她。
……
5月29日学校专家组投票前一天下午，在办公室，对我说：
“明天专家‘看材料质疑投票’，投ABC赋值按分数排队，取前20名。”当晚，我到同学家里，问怎么回答问题，他做过十几年的系党委书记，应该知道惯例。
“提谁不提谁早就定了，……你讲好讲坏都无关系，随便你怎么回答，我这么多年与人事处打交道还不清楚嘛！”他告诉我。
果然，6月10日晚5点公布的名单中没有我们两个。我找到副书记，她一看见我，笑嘻嘻地这样对我说：
“实在不行，总得给提一个。”
我立即拿着材料到人事处，找到主管提退的副处长。他一一核对了材料后说：
“这个情况应该提，为什么没提上？”考虑了一下又说，“你的情况我们清楚了，你赶快回去告诉系里，让系里出面，看怎么弥补。”
我立即回来告诉了副书记，希望系里出面。第二天上午，系书记对我说：
“昨天晚上人事处给我打电话。你怎么说化工系不让你报专利，不给你报奖？”
“你怎么回答的？”我赶紧问。
“我说‘我们系怎么可能这样！不可能的！’”
“你怎么能这样回答！？你这不就把我给扔出去了吗？你一个党委书记应该说‘我不清楚，回来了解一下’，怎么一下子就把你的臣民给扔出去呢？！”我不客气地批评道。
呆头呆脑的书记哪里懂得这些！“还说什么啦？”我问。
“还说‘你们把亓平言排在第一个，我们就给提。’”“你怎么回答的？”
“已经报上去了，我们没办法。”他自言自语地小声说。“你就不能说‘我们再商量商量吗’！”我生气地批评道。遇到这种木脑袋的“听话”，老百姓只能遭殃了！！
几天后的周一上午，我又批评他道：
“你作为一家之长的书记，对你的“臣民”在外面的事，首先应该包容下来，回来调查后再处理，不能不管对错先把你的臣民扔出去！本来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机会，让你给拒绝了！”
他沉着脸，哑口无言。这样的领导，化工系哪能搞得好！就这样，二次复议的机会也被她们破坏了。
我赶紧又去人事处，原人事处处长看了材料后说：“你这个情况应该提，为什么没提上？”
并立刻拿着材料去找现处长，但也无结果。
6月12日我又找处长谈，听我申诉后第一句话：“你当过什么干部吗？”
我一听就反感，提教授与当干部有什么关系？！我犹豫了一下，干脆地回答：
“没有。”
“你票数不过半数！”处长也干脆地说。
“票数？不是‘投ABC赋值按分数排队取前20名’吗？没说按票数啊？”我奇怪地问。
处长被问的愣了一下，想了想后才说：“哦，也看票数。”
“通知的可是‘投ABC赋值按分数排队’！”处长哑口无言，停了一会才重复说：
“也看票数。”但并没有否定“投ABC赋值按分数排队”的原则。
如果我回答“当过支部书记”的话，不知他会如何回答？“你有意见可以找纪委。”处长最后说。
对此，系主任一直感到内疚，对我说：
“亓老师，很对不起你，没想到会这样。”“问题是现在怎么处理？”我说。
“最后一道手续是专家评议会，你可以试试。”系主任说。
6月15日，在预提名单专家评议会上，我散发了我的材料。但是，××（见保护同志Ⅱ）说：
“这不是我们的任务，与我们无关。”又一次机会也丢了。
我只好找主持人事工作的常务副校长，但他拒不理睬！根本不听我的申诉！
没办法，我只好告到纪委。
一场旷日持久的抗争战开始了。
61 落井下石——解聘
1999年9月，学校实行聘任制，并发岗位津贴。
副书记为了证明她不给我提教授是正确的，想不聘任我。消息已经传出，有人劝我：
“不要生气，已经这样了，身体要紧。”
××也这样告诉我，而他却聘任了，但每月只给800元津贴。
我只好悉听尊便！对副书记这种“落井下石”的做法早有思想准备。
我艰难地等待着。对这种不讲道理的掌权者，靠自己抗争是没有用的。
多年以来，不管我出差走到哪里，总有人追着要给我算命，很多算命者都告诉过我：“你是个好人，遇到难，总会有人出来救你的。”
是的，1972年不给我调家属时，是人事处副处长力挽狂澜，出来救的我，之后我才脱离“虎口”。
1988年解聘我时，是刘×和曹×（系书记）力挽狂澜，出来救的我，提了副教授，并让我出国进修。
1991年想偷偷给我除名时，是曹×力挽狂澜，让撤回了除名名单。
1996年，教研组主任伙同系里想解聘我，我提出“反解聘”——弹劾。是系主任救的我，允许我独立开展工作。
等等。
这次会有谁救我吗？
我等待着。我清楚地知道，虽然她自1999年以后，已经不做书记了，但仍然掌握实权，特别是人事大权。
王×上台当书记前，我曾经告诉他：
“上台后让史×做常务副书记管人事，你只管大事就行。”“扈×怎么办？”王×不安地问。
“她退下来，不应该再干了。”我担心的就是扈×继续掌握实权。
但是，作为胆小的书记，无法摆脱“听话”的本性，还是让她当了常务副书记，仍大权在握，才出现这种怪事。
果然，有救了！
“亓老师，你的聘任问题，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不聘任不合适，但是只能给你每月800元，希望你能忍耐一些，不要提别的了。你要同意的话，来填个表。”系主任这样打电话告诉我。
我喜出望外，赶紧填了表，但在备注栏里仍写上“正常聘任是每月1700元以上”。
“亓老师，我已经给你解释了，只能800元，备注里不要再写别的了，否则我就被动了，还是忍耐一些。”系主任再一次打电话劝我。
我知道，××才给800元，怎么能允许我比他更多呢！
一来，年轻的系主任敢于违抗扈×已经不容易了，我不能再给他出难题；二来，我的主要任务还是奋斗“教授”，暂时不能再出其他岔子了，只好如此作罢。
无理的领导的第七次打击，就这样在年轻的系主任力挽狂澜的挽救下，化解了。
62 漫长的征战
在都不理睬的情况下，我只好告到纪委，纪委书记叶×看了材料后奇怪地说：
“你这个情况应该提，为什么没提上？你找三个名教授写几份推荐信，我给你办”。
我立即找了院士、人大代表、老教授三人写了推荐信，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也没有下文。
“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如果这样，全国最年轻的院士当年是不会考上研究生的！更没有提院士之说！”
我不得不感慨地这样想！
11月，我只好找校长解决。几天后，秘书告诉我：
“校长已经给你批了，让何副校长给你办去了。”可是又等了几个月，还是没消息。
我只好要求看校长批示：
“我有知情权，应该给我看。”
“不能给你看！”副校长肯定地说。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理，我不得不向党委纪委告发被打击报复！但是，几年过去了，也没有人理睬！
2002年的一天早上，我又找到副校长：“我要看校长批示，我有知情权！”
“不行，不能给你看。”何校长闷闷地说。
“我在等待你们的觉悟！”我不客气地、严厉地说。
“等待我们的觉悟？”他疑惑地问。
“对，在等待你们的觉悟！你们认识不到这问题的严重性。”我严肃地说。逐渐地，他与我吵了起来。我忍着，不发火，只讲道理。从来没有人这样与他讲话，他当然火冒三丈！整个工字厅的人都探出头来看。
发火以后，我们二人到办公室坐下来谈了一下，我把系里的事和教研组的事说了一下。
“能不能给你解决待遇，不提职？”他说。
“不行，一定要提！这是故意压制制造的结果，应该纠正；我要用它来否定20多年来对我的造谣污蔑！”我肯定地回答。
“我们同学四人，我们三个能力都很强，都不给提，只有她这个不懂业务的党委书记利用职权提了教授。”我气愤地说。
“她走的是干部系统。”
“不对，是化工系申报，走的是化学工程。她业务根本就一窍不通！”“等你找书记谈了以后再说吧。”副校长最后说。
书记非要我先找刘×谈。他原是我系的党委书记，对我十分了解，非常信任，现在是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他听完我的申诉，看了材料，拍着桌子厉声说道：
“你干吗早不找我！你早找我的话，早解决了！几次解决问题的机会都给错过了！”
“你身体不好，我哪敢给你添麻烦。过年过节我都不敢来看你。”我不好意思地说。
不巧，“非典”的泛滥打断了计划的进行。之后，一次一次，一年一年，……
我写好“起诉书”，拿给校长秘书看。
“我写好了起诉书，但是，我不想走这一步，对谁都不好，希望合理解决。”
2005年9月29日，我只好告到教育部。教育部了解了情况，让学校给解决。
2006年9月29日，我再一次致电教育部，工作人员说：
“已经与你们学校交流、沟通过几次了，我们的意见已经给学校说得很明白了，具体手续还得学校给你办。……不可能命令他们干什么，具体事情还得他们解决。他们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半年多又过去了……
经过八年抗争，………
63 后记——现象—想象—发明
现象—想象—发明
发明来源于想象，想象起源于现象，这就是“现象—想象—发明”的思维模式。一张纸从空中飘飘落地，当到达地面时，会出现贴地快速滑翔现象，这种快速滑翔不是动力突然增加，而是阻力的突然减小。这就是想象发明悬浮列车的基础现象。
大多数的发明创造都是如此。
1962年，我在北京实验化工厂实习时，看到在一个异型设备里进行两股流的加热、冷却热交换，引发了我的想象，直到1980年总结出了“化工集合”的概念，即现在广泛采用的“化工集成”。它是相对于“化工单元操作”而提出的。
1968年，在一次煮水饺淤锅时，发现火越淤越旺，直至火灭，引发我的想象，得出“煤水混烧”的结论。1974年，我让玻璃工加工了能将水雾化的玻璃环，向燃烧的煤上喷水汽，没有成功，因为喷出的是水柱而不是水汽。直到1979年公开提出“煤水混烧”的研究。1982年教授之死，不得不将此项目转给热能系的林浩教授继续进行研究。现在，已经工业化了。
几十年前，每年运输取暖煤时，总是撒得满地煤粉，我总是望着远去的煤车遐想：“石油是一桶一桶地运输，而煤能不能也一桶一桶地运输？”后来产生了“煤水混烧”的想法后，自然会有“炉前混水”、还是“坑口混水”、还是干脆在地下开采时就混水的想法。这一想象引发了1979年公开提出的“水法采煤”的研究。现在，也已经工业化了。
1981年，看到共振的振幅很大，引发我的想象，从而发明了共振搅拌反应器，并于1984年获得国家发明奖。
1983年，杂志上的一则‘磁强度提高了100倍’的消息，引发了我的想象，产生了‘无燃料动力——磁动力’的研究的想法；如果成功，将是人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就是人类一直认为不可能的‘永动机’，并预言到‘固体物理时代’的即将到来。后来‘纳米’技术、半导体技术和超导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证实了我的预言。由于某种原因，一直无法实施，直到2006年才进行了第一次不成功的试验；也由于某钟原因，新的试验方案暂时还无法实施。
1986年惯性分离器的研制成功，引发了我的想象，发明出‘浓相循环流化床’，并在实验室的冷模实验成功，现已被实际使用。
1987年，发现流化床反应器中有浓度梯度，引发我的想象，想研究介于流化床和固定床之间的新型反应器，并预计了理论推导思路。
因此，具有深入的洞察力，富有想象力，是发明创造所必备的基本要素。同一个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察和不同的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主要在于能否看到现象的本质。
当我从一个现象意识到，有可能存在‘空中二氧化碳对化学反应的影响’的时候，实验数据和现象都是知道的，但大多数人没有看到现象的本质。当时所有的数据和现象都归结到一点——可能与人的存在有关，这只能想象到可能是与人呼出的二氧化碳有关。由此，才发现了空中二氧化碳对化学反应的影响。
所以，深入的观察和想象，是发明创造的基础。
干事就要干别人认为不可能干成的事！
‘干事就要干别人认为不可能干成的事’，这是我对最年轻院士说过的话。一个创新型人才，在工作中，总是自由王国，而大多数人则是必然王国。我干成了几乎所有我下决心干的事，也干成了几乎所有我认为能干成的事。而所有这些，几乎都是其他人认为不可能干成，或干而失败的事，都是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研究成功，或不可能进行的。
所以，一个创新型人才所想象的事，往往不是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有时是无法思议的。过去几个大项目的失败，我都预言过，因为他们都选择的是失败的道路和方法，对他们的警告、提醒都无济于事。既然选择了失败的方法和道路，只能是失败。这就是‘一个人一个事业，一个事业需要一个创新型人才的开拓。’
三个余愿
几十年以来，我日思夜想的三个问题，至今未能如愿：
（一）无燃料动力研究——磁动力
1．新无燃料动力研究自然界中有许多‘永恒的力’，‘永恒的力’驱动的动力，就是‘永动机’。如磁能，是物质的内能，还没有被挖掘和充分利用，如果能利用，就是‘永动机’。即使有消耗，也可以恢复。如果将来真正存在‘磁单极’，更是绝对可以实现的。
2．电动汽车研究需要有重大技术突破。
（二）提高全民素质，规范民众行为自由不是无限的，我行我素要不得。人类社会不可能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路。更不能引导人们不择手段的为追求金钱而奋斗！
作为先行，应解决交通道德、交通素质和整顿交通秩序。这是整顿社会道德的先行。
（三）推行“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
中小学教育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取消中考和减轻小学一、二年级的压力。小学五年，中学五年，高二毕业，教材删掉1/4，高三改为自费高考复习（十一年级）或为预科。一律在解决就近入学的基础上择优录取。
目标：欢乐童年，愉快少年，奋斗青年（高三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权力控制是封建社会的特点。我坚信，这些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