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禅寺钟声 平阳中学
下面二篇文章，是我为母校——现平阳一中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校庆而作。
回忆平阳中学“十学生事件”
1940年春，我从温州中学转学到平阳中学，是平中首届学生，但我没有取得毕业文凭，最后差半年，被迫离开学校，因为发生了“平中十学生事件”。
当时臭名昭著的张韶舞任平阳县长，他恣意妄为，诛求无已，激起了全县人民的极大愤慨。
我们都是十四五岁的少年，天真纯朴，不谙世事，但都有一定的正义感。张韶舞有两个儿子——张靖民和张惠民跟我同班，我们经常对张韶舞的抽丁派税、贪赃枉法、镇压人民的反动措施进行非议。还称张为“大肚”，学着他走路的样子，进行讽刺嘲笑。一天上课时，旁边同学传来一本书，这是张韶舞赠给平中图书馆的所谓“著作”，其实全部系东剽西抄拼凑而成。我翻了几页之后，对张的不学无术，欺世盗名很反感，忍不住在第一页上写了“狗屁不通”四个字，同学们看到后，都不禁放声大笑。张的两个儿子对此非常恼火，回去便向张告了状。
不久，张韶舞突然下令调阅了全校同学的日记，目的是检查同学有没有在日记中流露对他的不满。接着在1941年6月间的一个下午，又派了秘书和教育科长等人，在全校举行了一次“思想测验”。试卷共10个题目，其中三题的大意是：国民党官兵的薪俸随职位高低而有差别，共产党官兵都一样待遇，你认为哪一种做得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你的认识怎样？你对本县县政有什么意见？校长朱君爽慌了手脚，立即跑到各个试场以巡视为名，对大家进行“启发”。我们不明白这次测验的用意，部分同学便在卷上直言不讳地谈自己的粗浅认识，特别对县政意见一题，畅所欲言地说了个痛快。测验结束后，久无动静，我们对这件事也就不以为然了。
突然一个晚上，校方通知我去校长室，在座的有朱君爽和教师宋之镛。朱问我在思想测验时是如何回答问题的？宋则反复批评我年轻无知和任性。7月上旬，学期考试完毕，我们打好铺盖，正打算回家度暑假，（当时校址在城南半山庵）忽见校布告栏里贴出一张布告，通知10个学生立即到校长室。第一名是我，第二名是马允伦（现温师院副教授），其下记得还有陈永岳（现某地高级水利工程师），王声玉（现福安市师范美术教师），黄圣鑑（平阳县教育局，已退休），王达（已亡故）等，后来被称为“十个头”。我们当初还以为校里要我们留下来搞什么活动，不料一进校长室，朱校长的脸色十分难看，他先训斥了一顿，说我们惹了事，然后说县里来通知，要我们十个人去见张县长。
中饭后，朱亲自带我们从半山庵赶到县政府，那里的人说县长在大岩上“环碧山庄”（绅士游越生住宅），朱又带我们到环碧山庄，勤务兵说县长正在午睡。我们只好在天井里排着队，在烈日下等了一个多钟头。张韶舞出来了，一开始就声色俱厉地训斥我们，然后问：“你们什么时候参加共产党？是谁勾引你们参加的？”我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质问，真不知如何回答。冷场了一阵以后，朱君爽站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年轻无知，听信了坏人的宣传，不体谅县长的苦心。但大家如果认识了错误，县长是会宽恕、包涵的。其实，张也仅仅是故作姿态，虚声恫吓而已，他当然知道我们不可能是共产党。于是他接下去问道：“你们为什么经常散布对政府不满的言论，污蔑政府官员？”接着摆起一副父母官的面孔，既斥责又“开导”，软硬兼施，整整讲了个把小时，最后命令朱把我们带回学校。
回校后，朱通知我们先回家，三天后到坡南平中新校址（当时新校舍即将竣工，准备下学期搬到那里上课）报到受训。后来听说张韶舞本想将我们关押在汇头三青团团部的，因该团推说房子不够，才改在这里。
三天后我们来了，大家一起睡地板，集体做饭吃。开始时朱给我们讲过两次《三民主义》课，后来就不见他人影了。原来规定我们是不准回家的，但不久逐渐松懈，也东溜西跑起来，大概过了20多天，这个集训班也就无形解散了。我回家一星期后的一天，张韶舞来访当时借住我家的沈军法官，看见了我，马上叫勤务兵唤我前去。他先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并要我汇报受训情况；接着就大讲一通什么马克思是外国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等。最后凶相毕露地警告说：“以后一定要好好念书，很好检点自己言行，如果还是老样子，那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沈法官与我家的关系较好，一个晚上，他见我独自坐在院子里，便出来坐在我旁边严肃地对我说：“你以后要好好念书，休管闲事，少讲话，否则出了事情是很麻烦的。一个多月前，张县长曾找我商量，拿出一份平中十个学生的名单，说是有严重思想问题，可能是共产党，问我要不要给抓起来？我一看名单，第一名就是你，很是惊骇，考虑后对他说，这些学生都很年轻，懂不了多少，他们中有些家长，在全县还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还是对他们进行教育为好。张县长采纳了我的意见，所以宽恕了你们，只将你们集训了一段时间。”我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平时议论了张韶舞及平阳县政，引起了他的憎恨，因此挟嫌报复，诬陷打击。一群少年学生只不过对县政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就遭到如此的待遇，实在令人痛心！
受到这种“莫须有”的陷害，我心炽如焚，愤愤不平！想到张韶舞既然将我排在“十个头”之首，可见我已受到他们的特别注意；他的两个儿子又和我同班，我的倔强性格和强烈的自尊心，终于驱使我作出了出走的抉择。我瞒过亲友，将秉朕改名瑞淡，去温州投考高中，结果考入了永康的新群高中，离开这是非之地。
岁月如流，张韶舞迫害少年学生的平中十学生事件，弹指47年！往事如烟，当时许多敬爱的师长，几皆不在人间；与我共遭迫害的学友，则天各一方。当时我们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谈不上有什么认识，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党的长期诲育和几十年来的专业工作实践，才逐步认识了共产主义，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原载《平阳文史资料》1987年第五辑，后转载《平阳一中建校五十周年纪念册》）
回忆半山庵的学习生涯
我是平中第一届学生，但我在平中读书，是同班同学中一个既不善始，又不善终，缺头少尾的学生，因为我只读了三个学期（第二学年和三上）。
1938年冬，我去温州投考联合中学和温州中学（初中部），都获录取。时投考温中的考生很多，达1256人，录取50名，平均25人录取一名，是温中历史上罕见的最难考的一次。平阳城关镇只考取了两个人，另一位是董希志。在温州读了两个月，学校为摆脱敌机骚扰，搬到青田水南。大概是水土不服缘故，我经常患病，家里很不放心。同时，我坡南县小和“宣文书院”的同学，很多在平中读书，可以做伴。于是二年级时，我转学到平中。
但我也没有在平中毕业，差最后一个学期。这是因为发生了平中“十学生事件”。当时的平阳县长张韶舞，诬陷平中十个学生，置我于榜首，1941年暑假开始，被留校挨训近一月。事后，我不读最后学期，愤然出走，瞒过亲友，改名瑞淡（原名秉朕），考进永康新群高中。
我在平中的一年半，校舍都在九凰山南坡的广慧禅寺（半山庵）。学校创办不久，一切从零开始，立足实际，因陋就简。时值抗战，经费匮乏，物力维艰，教学设备甚少，图书仪器奇缺，没有实验室，没有阅览室，也没有操场（只有一个篮球场）。至于大礼堂和各种厅馆，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想过。我们的宿舍是禅房僧舍，教室是斋堂经楼，全校师生集中和开会的地方是进山门的灵霄殿和大雄宝殿之间的四周屋檐底下的走廊和沿阶，校领导和教师站在大雄宝殿那一边，同学们则分别站在其他三边。
当时的母校，高处半山，茕茕孑立。校内是晨钟暮鼓、青灯古佛，校外是清涧曲径、翠柏苍松，远离尘俗，不受干扰。虽然办学条件很差，生活非常艰苦，但古朴、清幽和宁静的环境，却是个可以专心致志、用功读书的好地方。我们在一天之中，除了晚餐前后，出去散散步，或者互相谈谈心，其他时间基本上坐在教室里，不是上课，便是自学做作业。大家随遇而安，安贫乐道，过着紧张、愉快和融洽的学习生活。勤奋学习在学校里，蔚然成风。如果简单概括我们当时的生活特点，我认为主要是八个字：勤学、俭朴、友爱、敬师。当时的校长吴家桢先生，工作负责，作风正派，情操高尚，襟怀坦荡。他受梓里乡亲父老的重托，义无反顾。为办好家乡的新生中学，他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在吴校长的努力下，学校聘请到好些水平较高的教师。
平中创建初期，在吴家桢校长的从严治校、悉心灌浇，和许多师长的谆谆以教、辛勤耕耘之下，一开始就把树立一个好校风放在第一位。由于方向正确，措施得力，学校蒸蒸日上，办得虎虎有生气，弦歌不辍，桃李葱茏，仅我第一届同学中，就有郑世彬、程作渭、黄颂、武杰等，以后都成为卓有成就的“正高”。我在平中，虽只读了一年半，但良师益友，惠我良多，归源溯流，我中学阶段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在平中奠定的。
流光如逝，我离开平中母校，忽忽57年。现在回忆起当年半山庵的生活岁月，同窗切磋，休戚与共，犹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往事如烟，半个多世纪弹指一挥间。当时许多敬爱的师长，已先后驾鹤西去离开人世，我也夕阳西沉，正迈向杖朝之年，垂垂老矣。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恩浩浩，教泽绵绵，在我的有生之年，不禁更加缅怀母校和当年辛勤诲育过我的师长。
经过六十年的沧桑风雨，母校已经巍巍屹立，光釆闪目，发展成为温州地区四个省一级重点中学之一。我诚挚地祝愿母校奋发进取，永葆青春，在“创全面发展之优，示素质教育之范”办学方向的指引下，取得更大成就。
最后，我用一首《恭贺母校六十周年华诞》的七律，作为本文的结束：
佳辰聚首在黉宫，岁次戊寅秋色浓。
沃土育苗沾教泽，传薪绛帐尽师功。
潘池水绿生春草，铁岭桃红沐雨风。
新馆琼楼今胜昔，弦歌奋进贯长虹。
（原载六十周年校庆《平一中校友回忆录》199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