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心中永远的好老师
张仁寿
谢瑞淡教授是我作为77级大学生在原杭州大学求学时的老师，也是毕业以后牵挂最多、联系较为频繁的先生之一。但是，由于近年来忙于行政管理工作和各种杂事，我已有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前不久，我有些意外又相当惊喜地收到谢瑞淡教授给我和郑勇军教授的一封情文并茂、落款时间于2010年9月17日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我离休二十年来，息影投林，平居里巷，犹如闲云野鹤，返璞归真。……闲来无事，怡然自娱，兴之所至，笔亦随之，曾发表不少诗、文、楹联。志趣所在，不可夺也。……所以将它们编辑成册。……岁月如流，年华易老。忆往昔情谊，犹历历在目。祝愿你们坚贞不渝，锐意开拓，奋发进取，再创辉煌。”在信中，还嘱我俩为他这本带有“回忆录”性质、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大作写点“感言”，“敢望振臂相助，鼎力玉成，不胜感荷之至。你们公务繁忙，分开写或合写，都可以，长短不拘”。读着先生言辞恳切的来信，看着先生娟秀的字迹，我受宠若惊，心潮起伏，记忆的闸门随之打开，当年他授课时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师生之交的一些美好往事再次浮现于脑际。
我认识谢老师是在32年前的1978年早春二月。那时，我这个出身于温州乐清的农家子弟，怀着十分兴奋喜悦的心情和对前程的美好憧憬来到原杭州大学政治系读书（1980年9月，政治系分为经济和哲学两系，我成为经济系的一名学生）。
谢老师是当时政治系为数不多的副教授之一（他1978年晋升为副教授，那时该系似乎没有教授），给我们主讲“资本论”辅导、“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等核心课程。其时，造成我国经济文化历史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大学的软硬件设施均极差，我们77级和78级两个年级共二三百人往往集中在一个简陋的大教室一起上课，没有麦克风，全凭老师们使出浑身力气大声讲课。现在想起来，真是辛苦老师们了。
谢老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讲课时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课堂教学效果很好，深得学生们喜爱和好评。当时，他已经五十五六岁，身材又瘦小单薄，但在课堂上总是精力充沛，十分投入，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并伴有大幅度的手势，不停地在讲台前左右走动。他讲到激动处，激情澎湃，头脑微微左右晃动，有时忘情得几乎到了“声嘶力竭”、手舞足蹈的地步，像一块巨大的磁石紧紧地吸引着学生的目光和注意力。在他课堂上，抽象的经济学变得生动而不再枯燥乏味，而喜爱经济学的学生于是听得如醉如痴。在30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谢老师授课的场景依然栩栩如生，对他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风范和敬业精神更是钦佩有加。
或许是由于温州偏居一隅、天高皇帝远的缘故，温州人特别重老乡观念和老乡情谊，我也不例外。虽然谢老师是平阳人而我是乐清人，但因为同是温州人，使我对他多了一层地域上的亲近感。后来我渐渐了解到，他的父亲谢侠逊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中国的象棋“棋王”和著名的爱国人士，据说与周总理对弈过，这使我对谢老师又增加了一份崇敬之情。幸运而又凑巧的是，他还是我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这不是我自主选择导师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分配指定的（至于是否是谢老师选择了我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中国的大学经济系，几成一部《资本论》治天下的局面，西方现代经济学是作为批判对象引进课堂的，且课时少得可怜。我对《资本论》可谓情有独钟，反复认真阅读思考，于是也把毕业论文题目选为《试论马克思两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显然，这是一个相当抽象而不大好写的选题。论文初稿交给谢老师后，我怀着有点忐忑不安、诚惶诚恐的心情，等待着老师的批评、评价和指导。
过了不久的某一天，在文二路当时经济系所在的大门口，我看到谢老师骑着一辆尺码较小的旧自行车进来。一看到我，他就从车上飞快地跳下来，满面春风，热情洋溢，用带有比较浓重温州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张仁寿，你的文字功夫很好啊，论文写得相当不错啊！”看得出来，他对我的小作是相当满意的，甚至有几分为我激动的样子。至于我本人，由于受到自己尊敬的先生鼓励，内心自然更是激动——尽管表面上显得比较平静。今天，我也是一个大学教师，这么多年后回想起来，依然对先生的鼓励感到几分温馨和满足！这也是谢老师为师之道的一个高明之处，他总是抓住机会给学生以鼓励和信心。或许，这是教育学的一个基本定理：多一些鼓励远比批评更能持久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兴趣，能够培育学生探索问题的热情和信心。
我大学毕业离开杭州大学后，与谢老师见面的机会不太多，但我知道先生一直在惦记和关心着我。我在福建师范大学读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期间，与谢老师偶有通信联系，假期也到他府上拜访过。只是有一次，先生给我来信，我却不敢回复。那是我1984年底研究生毕业前夕，先生受杭州大学经济系的委托给我写信说情，希望我回到母校教书，而我当时一心想到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以便能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多了解些现实问题，并能从常青的生活之树上汲取更多养分。因此，我觉得既不好意思谢绝恩师的好意，又感到不好回信解释，有点左右为难，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不回信。好在先生向来心胸坦荡，宽宏待人，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后来见到我时也没有提起。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样做不仅很失礼貌，也是相当幼稚的想法。
我研究生毕业到浙江省社科院工作后，也有些与先生接触、向他当面请教请安的机会。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每次见到先生，他总是笑容满面，精神矍铄，乐观向上，往往细数同学们在参加工作后取得的一些业绩，可见先生的心中始终装着我们这批77级毕业生。先生有时还说到曾看过我发表在什么刊物上的文章等等，仍然不忘鼓励我做学问，而我也总是重视他的谆谆教诲，感激他的真诚鼓励，并把它视为一种难得的鞭策和关爱。但是，由于自己十多年来忙于行政事务，加上勤奋努力不够，也没做出什么学问来，真是有愧于先生的鼓励和期待了！
谢老师执教四十多年，1987年被评为经济学教授，桃李满天下。作为一位老师，他为学生投注了所有的热情和激情，所有的智慧和辛劳、所有的爱心和期待……可以说，他是用自己的一生在诠释着师者的蕴意，平凡中显示着崇高，严格要求中体现出润物细无声般的关爱。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正直善良，爱生如子，富有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深得学生喜爱和尊敬的好老师。因此，他当之无愧属于老一辈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个优秀代表。
今年，先生已87岁高龄。在此，我衷心祝愿先生一如既往地豁达乐观，健康快乐，像他的父亲一样长寿百岁！
纸短情长，就此打住。
是为“感言”。
记于杭州海月花园寓所
2010年11月15日
（作者：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