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投身抗日救国洪流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不久又提出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民奋起,抗日救国。此后,侵华日军沿平汉线、津浦线大举南侵。国民党军一触即溃,避战逃跑。烟台第八中学停办,张培礼回乡当了本村一名小学教师。此时,蓬莱党组织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正如火如荼。在报国救亡大潮的影响之下,张培礼联合同乡同学,组织抗日救亡服务团,以演讲、街头活报剧、演唱和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形式,在家乡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他们在街头巷尾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血洒卢沟桥》等街头活报剧,宣传东北同胞背井离乡、流落街头的悲惨状况,揭露日寇烧杀抢掠的残酷暴行,歌颂我爱国军民奋起反抗的英雄事迹。演出朴实感人,使观众热泪盈眶。他们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工人歌》、《大刀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抗日救亡歌曲和苏联歌曲《伏尔加船夫曲>等,使群众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催人警醒。

抗日救国团在街头宣传抗日

张晓生回忆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了中国大地,全国人民沸腾了,一致要求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学校的学生,走出校门,到农村、到工厂,宣传抗日救国,募捐声援前线。后来学校解散,我和几个同学回到家乡,夏侯和我积极与同学们组织起抗战救国宣传队,向乡亲父老兄弟姐妹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夏侯在当时是一个活跃分子,还参加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活报剧。

另一位中学同学肖文回忆说: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9、10月间山东军阀韩复渠的省政府教育厅密令学校南迁。消息传出后,我们一大批蓬莱籍同学退学还乡。同年冬,我们二人(指张培礼和肖文)又一同参加本区由辍学学生、小学教师成立的“抗战服务团”,向本乡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作些抗日救亡宣传鼓动活动。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幼稚、单纯,不懂阶级和阶级斗争,不知道什么是革命,更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只有满腔热情,要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

1937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大力倡导和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下,国共两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后,八路军挺进敌后,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组织发动了文登县天福山起义,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基础,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1938年1月15日,胶东特委又领导发动了威海起义,组织了第三军第二大队。随后,胶东大地抗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1938年2月3日,在离张培礼家乡不远的蓬莱西宋家村,中共蓬莱县委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第三军第三大队。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队旗

国难当头使张培礼忧心如焚,抗日大潮的汹涌又使他心潮澎湃,时刻准备投身革命队伍,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当时,日寇大举入侵山东,占领胶东的一些城市和县城,但是由于兵力不足,只能占点带线。胶东有一些地区由国民党军的游兵散勇以及一些乡绅拉杆子、组队伍,一面打着抗日的旗号招兵买马,一面组织武装,用于保家护院。张培礼急于参加抗日的心情急切,参加了蓬莱地区一支队伍。进队后,他发现该队领导抽大烟、搞腐化,正直、单纯的他十分看不惯,于是耿直地提出批评,该领导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借故将他开除,他也不愿与其同流合污,愤然离队回家。

此时,家里父母做主,正给张培礼操办婚礼,迎娶蓬莱县宁家沟22岁的宁桂英。宁桂英比张培礼大4岁。自由民主、妇女解放、自由恋爱的思想已经使张培礼不满家庭包办的婚姻,抗日救国、匹夫有责的热忱使他冲破束缚。1938年2月,婚后仅二十天,他就参加了中共举办的抗日联合中学。不久,母亲到学校将他找回,回家后他向母亲和新婚妻子宁桂英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说服了母亲,并规劝妻子离婚。在家住了两天半,作了两天半的宣传动员工作,然后乘夜回归学校。

张培礼的同学张晓生回忆说:

1938年2月,中共蓬莱县发动群众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第二路”,在艾崮山抗日根据地的站马张家创办了一所抗日中学,招收了五十多名男女青年学生,训练培养抗日救国军政干部。夏侯和我们十多名同学,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奔走相告,踊跃报名。从此,走上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

走出家门,离开亲人,参加抗战队伍,在家庭中还是有斗争的。我父母为了把我牵住留在家中,忙着为我订婚,筹备结婚。我想到张培礼在新婚后不久,能和我们这些同学一起决然离家出走,参加抗日队伍,这说明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想的是抗日救国,可以不要小家。当时在社会上还流传一种说法: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是老百姓长期饱受兵灾战乱之苦的反映,家中亲人也认为好人不能去当兵。我们这些纯洁的青年学生,以实际行动来向乡亲说明:好人要当兵!抗日救国保家乡,才是有志的好青年。

在抗日中学学习过程中,我们懂了许多的抗战道理。不久,我和夏侯苏民等同学由迟健民老师介绍,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半公开抗日救亡组织,主要任务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是我们参加抗战,投身革命的起步。

迟健民烈士

迟健民,1908年生于蓬莱县莫家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位四肢不健全的残疾人,但他身残志坚,在黄县读完中学初、高中课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并取得学士学位,后来在北平、山东益都任教。民族垂危的关键时刻,他回到家乡,中共蓬莱县委决定由他负责创办抗日中学,培养抗日后备力量。他传授知识,讲述抗日道理,介绍张培礼等同学加入“民先”组织,是张培礼等同学十分尊敬的师长,也是张培礼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二位启蒙老师。1942年在反日伪军冬季“大扫荡”的战斗中,迟健民不幸被俘,残暴的日军将其绑在马后,打马狂奔,拖行三里多路,致其壮烈牺牲。

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我们被分配到部队工作,夏侯苏民分配到“三军二路”八大队任中队长,分配我到七大队任中队指导员,我们到部队不久,“三军二路”整编,夏侯苏民到五十五团一营三连任排长,我被分配到掖县二十一旅政治部工作,后调到六十一团一营任青年干事。

1938年7月,张培礼由大队政委苏晓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苏晓风为张培礼改名为夏侯苏民。其寓意为:取姓“夏侯”,是要像三国时期的魏国名将夏侯惇一样英勇善战;取名“苏民”,是要在我国实现像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当年在胶东,改名几乎形成风气,既是为了蒙蔽敌人,避免家庭成员受到敌人的迫害,也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

苏晓风,原名张尔乙,蓬莱潮水镇人,1915年出生,1936年加入“民先”,1938年2月参加蓬莱武装起义,任第三军第二路第一大队政委,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任九大队政委,7月任三军第五营政委,9月任五十五团一营政委,1939年9月任十五团政委,1940年4月任十三团第一任政委。他和十三团第一任团长、红军干部李绍桥,率领十三团在半壁店伏击战,上夼、两目山战斗和强攻郭家店等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1940年12月30日,他们在掖县上庄遭日军突然袭击,团长李绍桥中弹牺牲,政委苏晓风身负重伤被俘,惨遭杀害,年仅25岁。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十三团政委苏晓风

1938年7月,我党领导的胶东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合编,三军编成五个营,三支队编成四个营。蓬莱的三军二路编为三军第四营、第五营。四营营长赵一萍、政委孙自平(孙紫平),五营营长李华(又名回东)、政委薛峨(不久为苏晓风)。同年8月,三军和三支队统一整编为六十一团、六十二团、六十三团和五十五团,共7千余人。其中,五十五团由原三军二路一部,原掖县三支队一部编成。团长李华(回东),政委常青。下辖两个营,第一营是由三军二路的第五营编成,营长林月樵(又名姜宗泰)、政委苏晓风;第二营是由三支队的四营编成,营长李伯民。共500人,500支枪。整编后的部队统一使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番号。

1938年9月18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五支队(12月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下辖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五十五团,共四个团。之后又增加了第六十四、六十五团。第五支队的成立,标志着胶东我军正式纳入了八路军战斗序列。

1938年9月18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掖县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五支队

此时,夏侯苏民任五十五团三连少年排排长,苏晓风不仅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而且以更改姓名的方式注入对他成为虎将的热切希望。此后两年间,在苏晓风言传身教、耳提面命的领导之下,夏侯苏民不负重望,树木终于成材。他的成长与进步,离不开苏晓风呕心沥血的付出和教诲,他从“小老虎”到虎将的成长过程中,苏晓风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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