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苏民,原名张培礼,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第七区兴村(现名蓬莱市大辛店镇夏侯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张人谢。小培礼排行第三,上有两位哥哥,大哥张培乾,二哥张培义,一位姐姐,下有一位小妹。8岁时,小培礼进入兴村初级小学学习。童年的张培礼勤学好问,聪明伶俐,学习空闲时还跟随邻居一位名叫周云鹤的大爷练功习武,强身健体。胶东民间不仅崇尚耕读,而且有练习武术的传统,农村多有拳房。明朝著名将领戚继光抗倭的故事和传说,深深激励着胶东子弟,习武健身,强身健体,不畏强暴,同仇敌忾,反抗侵略,已经成为胶东的民风和习俗。童年习武的经历,成就了夏侯苏民强健的体魄,使之在后来的作战过程中,能够身轻如燕、健步如飞。胶东我军部队中一些干部战士均有此风,例如,夏侯苏民的领导苏晓风、胶东传奇英雄于得水及其战友刘剑秋(即刘彪)等人都练过武术。
他的同学,后任胶东军区五师政治部锄奸科科长的张晓生回忆说:
在本村小学农忙放假时,我们都回家参加劳动,他爱劳动,不怕累,干起农活是他父亲的好帮手。我俩都喜爱打篮球,他那健壮灵活的身躯,奔跑在篮球场上,同学称他“小老虎”。
1933年,张培礼初小毕业后,考入崮寺店高级小学就读,兴村到崮寺店十几里路,张培礼早出晚归,勤奋好学,从不迟到早退。在学期间,他不仅用功学习,成绩优秀得以跳级,还关心时事政治,逐步接受进步思想。
张晓生说:
在崮寺店高小读书时,蔡雍泉老师(中共地下党员,1941年在反投降战斗中牺牲)对我们这些学生进步很关心,常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我们阅读,如《大众哲学》、《苦儿努力记》等等,还问我们有什么心得体会,他还要我们经常读报,关心国家大事,这样潜移默化,对我俩后来参加抗战,投身革命不无影响。
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二团政委蔡雍泉
蔡雍泉,又名徐戎前,山东省文登县人,1914年生。他是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在蓬莱崮寺店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宣传党的思想,宣讲抗日救国道理,发动群众。1938年1月,他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历任“三军”组织科长,六十一团三营政委,五支队十五团政委,五支队二团政委,东海指挥部政委。1941年3月,在五个月反投降作战中的乳山县胡八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7岁。他是张培礼等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领路人、启蒙老师。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打开了一代年轻人的心扉,点燃抗日救亡的烈火,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英雄和国家栋梁。
1934年,张培礼以优秀的成绩考上山东省立烟台第八中学。在校学习期间,他学习用功,作业认真,在同学中有威信,很有号召力。
张培礼所在中学的一些老师和学生是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略者入侵东北后从东北流亡到胶东地区的,他们常以讲演、壁报、漫画等形式,揭露日寇的野蛮侵略罪行,诉说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他们声泪俱下地激情演说:“为着破碎的山河,为着民族的兴衰,我要流尽鲜红的热血,去创造光明的未来!”这激发了张培礼对日寇的无比愤恨,他脑中注入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从而立下誓死抗日救国的决心。
在学期间,张人谢家境稍好,常给张培礼买些笔墨文具、衣服、球鞋、手电等生活和学习用品。张培礼极富同情心,看见一些东北流亡的同学和家境不好的同学,缺文具衣物,便慷慨相助。有一次张培礼回家,要求买几个手电,父母不解。小培礼说,晚自习后同学们回宿舍十分不便,一些东北流亡来的同学更是买不起手电,夜归走路时常摔跤,因此想买几个送给他们。父母给的路费,小培礼省下来,资助困难的同学,自己步行回家,既锻炼了体力,又修养了心志。到家天色已晚,父母不放心,常在村口守候,见他汗流浃背,很是心疼。小培礼却以古人承担大任,一定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道理,说明自己步行的原因。小培礼爱打篮球,当时的球鞋很贵,他见有的同学买不起鞋,光着脚打球,便将自己的球鞋送人。父母见他不久又要买鞋,便问其详。小培礼如实相告,并以王羲之助人卖扇等故事,道明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道理,父母亲默然,只有自己省吃俭用,以满足儿子的心愿。
1935年4月,烟台益文中学和真光女中的师生去南山林区梨园赏花,国民党烟台特区专员兼公安局长的小舅子警察孔繁树,企图侮辱16岁的女学生徐明娥,她大声呼救,被孔繁树开枪打死。此事激起学潮,烟台八中以及志孚、益文、真光等中学联合向烟台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罪犯,保障人权,最后取得了胜利。富有正义感的张培礼旗帜鲜明地参加了抗议当局的示威游行活动。同年秋天,烟台八中反动训育主任许撼山无理开除进步学生,激起八中师生强烈不满,群情激奋,组织罢课,提出不把许撼山赶出八中绝不复课,也取得了胜利,这大大增强了进步学生和教师的斗争信心。张培礼也参加了这一次学潮,表现了嫉恶如仇的正义感,同学们称赞他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动荡的社会使得少年张培礼的“书生意气”得以“挥斥方遒”。
作为一个优秀的好学生,张培礼有幸遇到一位老党员、好老师,有机会听到东北流亡同学诉说日寇罪行和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激发起强烈的抗日救亡热情,这为他之后参加革命队伍打下了坚实的文化、政治、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