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的爸爸并非对革命没有丁点儿贡献，但正因为他是周恩来的弟弟，他心甘情愿一切听从哥哥的安排，哪怕在自己的一生中留下永远的遗憾。
爸爸1924年春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受党组织派遣，以入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1925年8月8日，伯伯和七妈在广州结婚，10月爸爸送七妈的母亲去广州。后经党组织决定，爸爸在1926年1月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这年6月毕业。后来他参加过北伐，在攻打武昌城时还挂了彩。这点，伯伯见面时曾对我妈妈说：“同宇的确为革命流过血，他这点比我强。”
郭沫若先生在他的《革命春秋》一书中提到我父亲的一段经历：
1926年9月1日来到，（在武昌城外）敌人的炮接二连三从我们头上的空中响过，我每听见一次炮声，心里总要冷一下，头是不知不觉地总要低一下的。……我自己便也尽力地镇静着，想不让我的脖子动，但到了炮声一响，颈部的筋肉就像是成了不随意的筋一样，又一齐都收缩了起来。自己太不好意思，回头去看看德甫和德谟两人，他们也和我一样也在把颈子缩动。我自己暗地叹息着：“没有实战的经验究竟是不行的。”
……
结果是敢死队走到城近处时，天已经发白，敌人已经有了准备了。有不少伤兵送到了政治部。到九点钟，邓演达主任和俄国顾问都还不见回来。同他们一道去的十位宣传员也都没有一个影子，我便决心和宣传大队长胡公冕同到前线上去视察，同时也带了一位宣传员同路。那便是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位很敏活的短小精悍的少年，在那时做着小队长。
……
我走在前头，恩寿走在中间，公冕走在后边。走不好远，走到了那段全无掩蔽的地面来了。从对面有一大队夫役挑着担子走来，是送稀饭到前线去的。那些夫役没有军事上的人指挥，走得异常密接。走到那段地面的中央处和他们接了头，轰隆的一声一个大炮打来了。这第一炮没有打拢，离我们有八九尺远的光景，落在了那干燥着的小春地里，起了一阵土烟，没有爆发。
公冕在后面叫着：“大家赶快走，把队伍空开来，每人离过五尺远的光景。”
大家都很匆匆忙忙地抢着往前走，对于他的命令如像马耳东风。他又更加大声地叫出第二次时，话还没有说完，又是轰隆的一声飞到了。这第二炮又打过了一些，超过我们有五六尺远的光景，在地里又起了一阵土烟，也没有爆发。接着，又是轰隆的一声。这一炮正落在我背后的路上，爆发了，夫役的队尾子混乱了一下。
爸爸1926年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
公冕立在后面的一座农家外面的草墩上向着我叫：“有人受了伤，快转来，快转来！”
待我走到公冕所立着的地方时，看见恩寿躺在那草墩下，也在呻唤，左脚的脚背在流着血。农家的人跑了好些出来围着。
“恩寿也受了伤吗？那边番薯地里还躺着一个呢。”
“我已经叫同来的夫役们去叫担架去了。恩寿也是不能走路的，怎么办呢？让我回部去叫人来抬吧。”公冕这样说。
“用不着回去叫人，”我说，“我们就在这儿找一扇门来，不可以抬回去吗？”
公冕赞成了我的说法，结果是在农家里找了一张杨妃椅，四脚朝天地翻过来，在底子上敷了好些稻草，便成了一台担架。
恩寿被移进了那架临时担架里，我和公冕便把他抬回了南湖。
……
看来，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爸爸也确实是为革命流过血。我对革命的艰苦和复杂性也多了一分了解。
爸爸在北伐军中担任总政治部宣传大队的小队长、总政治部劳资仲裁委员会代表。1927年春，任武汉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
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爸爸是“武汉中央军校各期学生共同讨蒋筹委会”执行委员，并在《讨蒋宣言》上署名，后遭蒋介石通缉。
那时爸爸23岁，正在和一个姑娘谈恋爱。然而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一天那个姑娘没有和爸爸打招呼就跟着一个男人去了四川，痴心的爸爸一下子被这件事情打蒙住了，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他一定要去找那个姑娘问个清楚，他得去一趟四川。
当时共产党在北伐军的最高代表是伯伯，但伯伯正在上海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爸爸便向另一位负责同志请假，得到允许后立即直奔了四川。
爸爸在四川找到了那个姑娘，才知姑娘早已移情别恋，不肯再和他交往了。爸爸内心十分痛苦，一连几天只能借酒消愁。正在这时，国共两党分裂的形势波及四川，国民党和四川的军阀联合起来大肆逮捕枪杀共产党人，爸爸清醒起来，急急忙忙地赶回武汉去找组织报到，却偏偏一头撞在了伯伯的面前。原来伯伯也已经从上海赶到武汉，并且听说了爸爸去四川的事。伯伯觉得爸爸实在荒唐之极，他大发雷霆，厉声叱责爸爸为什么擅离职守，不请假就去四川，不配做个革命军人。那个准许爸爸请假的领导不在场，没有人能为爸爸做证，爸爸也没有为自己申辩，他怕连累那位领导同志。爸爸越不说话，伯伯越生气，最后干脆亲笔写下文件，说爸爸擅离职守，要对他“撤职查办”“关禁闭”。
爸爸本来满心的委屈，这会儿听说伯伯要处分他，还要关他禁闭，也不禁动了气，他不想和这个正在大发脾气的哥哥论理了，他说：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做革命军人，那我还不做了呢。爸爸一转身跑出了北伐军总部的大门，搬到他在黄埔军校结识的好朋友文强所在的湖南会馆。文强劝爸爸不要和自己的哥哥闹意见了，就去认个错吧，怎奈爸爸正在火头上，说什么也不肯去认错。哥儿俩就这么僵持着。因为爸爸不申辩，伯伯便误认为是“擅离职守”，做了“撤职查办”的处理，并把他派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1927年11月上旬，伯伯由香港到达上海，见了我爸爸又是一顿批评。当时我的爸爸年轻气盛，受不得亲哥的严厉训斥，就离开了我的伯伯周恩来，也离开了革命队伍。那时我的爸爸毕竟还是年轻啊！只有23岁。爸爸20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和宣传工作，21岁受党组织委派，陪同嫂嫂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人长途跋涉，由天津到达广州，又以共产党员身份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毕业后，22岁参加了革命军的北伐，在攻打武昌时负了伤，要不是郭沫若、胡公冕的及时抢救，说不定就牺牲在前线了。现在突然离开了组织，他的心里也真不是滋味呀！
爸爸现在孤身一人，去何处安身呢？老家淮安只留有一位婶母杨氏在勉强度日，自己当年就是因为生活无着才离家出走的，连他们的独生子恩硕也已离家外出谋生了，万万不能回去；自己的父亲周贻能当时在齐齐哈尔做一名小办事员，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不能再给老人添麻烦了。想来想去，唯一能投靠的只有四伯父周贻赓了。四伯父周贻赓当时是吉林省财政厅的一个科长，已年过六旬，膝下无子，对自己和哥哥的抚养、教育都视如己出，关怀备至。这样，爸爸于1928年年初到了东北吉林我四爷爷的身边，找了一份小差事，过起了老百姓的日子。
离开了党组织，爸爸的内心非常痛苦，更加留恋往日的斗争生活。不难料想，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共产党员，即便在蒋介石制造的“四一二”惨案的白色恐怖下也没有脱党，却仅仅因为肩负重任的兄长对自己的不理解而感情用事离开了党，怎能不像又一次失去了母亲那样痛苦呢！他一心想回到革命队伍，想回到党的怀抱。
伯伯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四爷爷和爷爷不甘忍受亡国奴的耻辱，由父亲护送他们和四奶奶从东北回到了天津。四爷爷联系广、熟人多，很快在天津民政局找到了工作，并且托人推荐爷爷去深县县政府做了小职员。这时爸爸感到老人们都已安置妥当了，就赶到上海去找党组织，但一直未能找到。当时七妈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和夏之栩的母亲都由组织上安顿在杭州司马渡巷莲如庵，爸爸就去找了在莲如庵当医生的杨振德老人。无奈，她与组织也失去了联系。爸爸在上海谋事无着，于1933年遗憾地回到了天津。这段艰辛的经历证明了爸爸对党的一片丹心。
离开党组织这件事当然影响了爸爸一生的命运，但这能怪谁呢？谁让爸爸太忠厚、忍让，不向伯伯报告实情呢？直到几十年以后有人曾向伯伯谈起这件事，伯伯知道真相后，也坦诚地说：“我那时年轻，火气大，是我对他帮助不够。”表现了他对弟弟的负疚和惋惜。
七妈与母亲杨振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