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花厅的手足情

一
为了妈妈能工作，大弟秉钧和大妹秉宜都住进了西花厅。爸爸的历史问题成了我心里久久不能治愈的隐痛。

每当翻看这张20世纪50年代伯伯和七妈与我爸爸妈妈的合影，我总觉得笑得最幸福最灿烂的就数我妈妈！照片上的妈妈，没像在哈尔滨或天津时那样穿花旗袍、烫头发，更没擦脂粉画口红，只梳着一头齐耳短发，没戴任何头饰，穿的只是当年最普通的式样——一套藏青色扎腰带的列宁装，可是她眉眼间无不洋溢着内心的自豪和愉快之情，人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年轻，更有韵味。为什么？当时只有我最明白，是她胸前多了那个红色校徽。妈妈终于结束了家庭妇女的日子，有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成为一名中学的俄语教师。

记得1949年年末的一个星期六，我从北师大女附中放假回到西花厅，刚进院门，随着一粗一细“姐姐，姐姐”的欢叫声，七岁的弟弟秉钧、五岁的妹妹秉宜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1955年4月伯伯出席万隆会议之前，我的父母带五弟秉和、六妹秉建前往西花厅看望。

“大驹（弟弟秉钧）、小咪（妹妹秉宜），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妈呢？”我高兴地揽过弟弟，抱起妹妹，笑不够，亲不够。

“我们一起来的。”妈妈笑盈盈地出现在后面。

“妈妈！您也来了，太好了！是不是家从天津搬过来了？新家在哪儿？小四儿呢？我什么时候也搬过去住？……”我偎到妈妈的身边，说话像放连珠炮。因为我知道爸爸已经从华北大学毕业，在北京分配了工作，要是把家从天津搬过来，我们一家就可以团圆了！是呀，住在伯伯这里虽然不错，可毕竟不是自己的家，人常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孩子总是应该住在自己的父母身边的。

“秉德，你伯伯和你七妈已经说了，你还住在这里，大驹和小咪也留下。如果不是小四儿太小，生活还不能自理，你伯伯也要把他留下。”

“为什么？爸爸不是有工作了吗？我们的家不是搬到北京来了吗？”我不解地反问着。远处，弟弟妹妹正在花园里你追我赶地捉迷藏，一脸阳光，一脸欢笑，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妈妈揽着我在沙发里坐下，细细给我讲起了缘由。原来1949年4月，爸爸妈妈一起到北京香山看望伯伯时，伯伯太忙，直等到半夜才有空见他们。在谈了时局和家庭后，伯伯问我爸爸今后怎么打算。爸爸向伯伯表示，他今年45岁，虽然二十多年前离开过革命，但也一直向往着革命，做着党的外围工作，现在希望能从头做起，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伯伯很严肃地说：你脱离革命那么多年了，你知道怎么才能为革命工作？我看你应先去上华北大学，学习后由组织上安排你的工作岗位。

“什么？爸爸脱离过革命？”我不禁脱口而出。经过中学的学习，革命已经在我脑子里占据了极神圣的地位，我几乎不能承受这个事实。这一瞬间，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暗淡了许多。是的，那是个革命高于一切的时代，我心里并不否认爸爸对我的爱，可我不知为什么感到一种失落，一种深深的失落。直到我18岁入党时，我甚至都想道，如果爸爸没有离开革命，坚持和伯伯走过来，哪怕他牺牲，哪怕爸爸没有机会认识妈妈，因此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我也不觉得后悔！而如今的局面，尽管有了我，尽管我有个当总理的伯伯，但想到爸爸当年的退却，我总觉得心里难受。

“别看你伯伯、七妈都是大干部，却特能理解体谅人心！”妈妈没有注意我神情的变化，继续自己的感慨，“我对他们说，同宇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我全没有意见，只是我打心眼里想工作，想了多少年了。自从1937年有了你，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生，我就只能留在家里，再没有机会工作。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真希望有机会出来做点儿工作。那天你爸爸在旁边直说：‘不要想得不实际，孩子还小，你当妈妈的不管，谁管？’你伯伯却说：‘士琴想工作是好事嘛，她俄语很好，组建外贸部非常需要她这样的人！至于孩子，不用发愁。同宇，你我不都是四伯养大的吗？’说着，你伯伯看了你七妈一眼。你七妈立即意会，接着说：‘新社会就是要妇女解放嘛，你们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秉德、秉钧过来上学，小咪到这来上幼儿园，秉华还小，送到北海幼儿园全托。总之，我们支持士琴出来工作。’”

妈妈眼睛里放着光，我从她脸上看到了久违的喜气和青春气息，仿佛一下年轻了十岁！

“妈，那你可以当女翻译官了，多棒！”我由衷地为妈妈感到高兴。

“如果退回去十年，我一定去当翻译！可你弟弟还小，我当真能一点不管吗？所以，你伯伯说学校也特别缺俄语教师，我便提出去当中学俄语教师。你伯伯同意了！秉德，你知道妈妈的个性，你爸爸当官不当官，我并不怎么看重，一切听你伯伯安排。家里房子大小如何，我也不太在意，‘室雅不在大，花香不在多’嘛！如今，你伯伯成全了我的心愿，支持我自食其力，总算能为新社会出点力了，我怎么不高兴呢！”

爸爸从华大培训出来后分配了工作，在钢铁工业局当了个普通干部。妈妈到北京第四女子中学当了俄语老师。然而，爸爸的历史问题却成了我心里久久不能治愈的隐痛，直到1985年爸爸去世后，我才渐渐地了解到爸爸那次脱离革命队伍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