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曾经的幻梦，曾经的爱宠
英国作家塞缪尔曾说过：婚姻的成功取决于两个人，而一个人就可以使它失败。
此话稀松平常，却使人略感悲凉。
有时，一场恋爱，一场婚姻，即便你努力了千遍，把这万分的爱作践到底了，那人一句，不爱了，或是不曾爱过，那便真是散了去。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是张家先去提亲的。徐志摩那时并不知，是徐申如一口答应了下来。
这门亲事对于徐申如来说是打着灯笼都寻不到的好事，在那个动荡的时局里，虽然徐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产业，涉及到了工商业、金融业、交通业。但徐申如深知要使产业有稳定的发展仅仅靠着资金的充裕是不够的，必须在政治上寻找稳固的依靠。张幼仪的两位兄长：张君劢是修哲学的，后来任民社党主席；张嘉璈后任中国银行的总裁。两家的联姻，对于徐家来说是如虎添翼。
张幼仪虽说不上有闭月羞花之貌，但也是秀外慧中，姿色良良，徐申如自是对她很满意。然而徐志摩对于这桩婚姻的态度却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到底，他还是打心眼里不满的。
这里还要再提一点，张家以得到才华横溢的徐志摩为殊荣。张幼仪的妆奁就是她六哥去欧洲采购的西式家具，妆奁的数量之多，居然一节火车厢也容纳不下，后来改用驳船从上海水运到硖石。
1915年10月29日，徐志摩与张幼仪在硖石商会成婚，由萧山汤蛰先生证婚。
徐志摩与张幼仪行的是西式婚礼，张幼仪穿着一身洁白如雪、轻盈如蝉翼的婚纱，将她一只怯懦而欣喜的手递给了徐志摩。那日，天空飘散着五彩纸屑，周遭响彻着欢快的音乐声。那年，徐志摩刚好二十岁，张幼仪刚满十六岁。一个是豆蔻年华，一个是风华正茂，在旁人看来这桩婚姻着实令人羡慕。
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境界是缄默，但此缄默必是以相知相依而存在的。若是没了相知相依，那么缄默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尴尬的境界。岂不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婚后的徐志摩与张幼仪怕大部分时间都是以缄默相待，相敬如宾，一位是旧式女子，一位是新潮男子，像是两个世界。
徐志摩结婚前已经考取了上海浸信会学院，婚后不久他就收拾行李准备启程去迎接他的新生活。料想在两人之间是有过如此对话：
“志摩，家产那么多，你此去读书，老父必会很辛苦，你为何不留下帮帮家里？”
“你不知，外面是如何景象，千层的激浪等我去扬帆，我是不甘囿于一隅。”
……
徐志摩走了，不知他临别时是否会亲吻这位新娘，也许在他看来，这桩婚姻，拨除纲常伦理，拨除利益地位，霎时什么都不剩了。
空而寂寥。
写至此，忽然想到了更早以前，祖辈的婚姻大都是包办婚姻，虽说有种种弊端，缺乏爱情，但彼此生活背景相似，品位志趣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
我奶奶与爷爷的婚姻就是包办的，爷爷去世时不过三十多岁，奶奶却一直没有再嫁。
寒暑假回家时，常听奶奶讲些爷爷的故事，爷爷那时是当团长的，威武而睿智。
奶奶在深夜里，用她苍老的声音为我讲述爷爷的事情：
那个糟老头子，上台演讲从不带稿……
那个糟老头子，烧鱼烧得极好……
……
后来再想起来，还是觉得感动，爷爷去世后，在奶奶心中并未离去，时间洪流并没有冲淡他们的爱情，他随着奶奶一起苍老，在记忆中获得了永恒。
料想，这婚姻也罢，邂逅也罢，相遇也罢，不过是提供一次难得的机会，若是深情必然相守，若是寡情必然相离。
这般悲欢离合，有时偏偏中了一个“缘”字。
1916年5月徐志摩从上海浸信会学院转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第二年，北洋大学撤销法科与北大法科合并，于是徐志摩便回到了北京大学法科。
1918年6月，正在北大法学院读书的徐志摩经妻兄张君劢介绍，拜梁启超为师。彼时，梁启超既是段祺瑞的内阁又是当时一流的学者。徐志摩对于拜师之举向往已久，自中学时期起他就为梁启超的学识与文采所倾倒。由此可以想象，当徐志摩得知梁启超接受他这个弟子时，是何等的欣喜了。
徐志摩曾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叙：
读任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石头记》宝玉读宝钗之《螃蟹咏》而曰：“我的也该烧了！”今我读先生文亦曰：“弟子的也该烧了。”
徐申如对于儿子拜梁启超为师也是大为支持，毫不迟疑地让徐志摩送去了一千大洋的贽礼。
人生两大事莫过于成家与立业，此刻的徐志摩是定下了自己的“家庭”，1918年他的长子生于硖石，乳名阿欢，名积锴。孩子一落地，成家之事自然已经圆满，剩下的只有立业了。
梁启超建议徐志摩出国留学，这样既可以去外面见见世面，又可以学些真本事回来报效国家。
1918年8月，暑气浮生，天气流火，徐志摩在硖石老家做了短暂的停留后，便转至上海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
徐志摩是抱着一颗炽热的报国之心前去的，如同征战远去的将军，壮志满心，势在必得。那浩瀚的海洋几乎将苍穹容纳其中，徐志摩挥别了故土的亲友，站在海风拂面的甲板上，心潮涌动。
于是，他又折回船舱里挥笔疾书，写下了《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
国难方兴，忧心如捣。室如悬罄，野无青草。嗟尔青年，维国之宝，慎尔所习，以骋我恼。诚哉，是摩之所以引惕而自励也。诗曰：父母在，不远游。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耻德业之不立，惶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珍瘁，敢恋晨昏之小节，刘子舞剑，良有以也；祖生击楫起，岂徒然哉。……国运以苟延也今日，作波韩之续也今日，而今日之事，吾属青年实负其责，匆地大物博，妄自夸诞，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夫朝野之醉生梦死，固足自亡绝，而况他人之鱼肉我耶？
在同一条船上的还有几十名赴美留学生，在那个动荡的时局里，有志青年们的一颗爱国之心、报效之志令人赞叹。
9月4日，轮船抵达旧金山。
对于徐志摩来说，人生这本书，在不经意间又翻去了一页，这一页上是满书学业与书香。
徐志摩在克拉克大学就读历史系，并未遂父亲之愿去学习金融。1916年6月毕业后，9月才进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并于1920年9月获得硕士学位，学位论文为《论中国妇女的地位》。
读书期间，徐志摩对于政治、经济、劳工与民生颇为倾心。与其他赴美的留学生一样，他对于美国的民主政治十分欣赏，后对马克思前期的社会主义感兴趣，随后又转向对尼采的超人哲学产生兴趣。但那时尼采已经发疯而死，当时，另一位反传统的大哲人罗素却吸引了徐志摩的目光。
徐志摩是早已悉心读过罗素的，如《社会的改造原则》、《政治理想》等。那时不甘屈服豪门权贵的罗素，如混乱世界中特立独行的佐罗剑侠。徐志摩自然将罗素偶像化了，他崇拜罗素，欣赏罗素。
于是，在1920年，徐志摩放弃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如圣徒一般朝着罗素而去了。
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徐志摩这样写道：
我到英国时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不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漂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
然而，徐志摩去到伦敦后才知道，罗素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主张和平、反对英国参战，已被剑桥三一学院除名。徐志摩一腔热血，当头迎上了一盆冷水，浇得他失望至极。他只能转向师从赖世基教授，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
此间，徐志摩听了谣言，误以为罗素在中国去世，哀痛难表，为这位未见一面的哲师深情书写悼诗。后来才知，原来一切不过是日本新闻的误传引起的风波，罗素是在中国演讲时抵不过严寒，得了重感冒，后引起急性肺炎，昏迷了近一个月。
待罗素回国后，徐志摩在1921年10月18日写信给他，送上了关切的问候，随后表达了自己对于罗素的崇拜之心。罗素欣赏与喜欢中国文化，自然对于这位中国的学生充满了好感，遂回了信。一周后，徐志摩前往罗素的住所拜见，这位哲师并不如想象中的清癯、肃穆。罗素热情和善地迎见了徐志摩，徐志摩许久的夙愿终于得以了结，此后徐志摩一直把罗素当做自己的哲师，常常往来于康桥与伦敦之间，参加罗素所有的演讲会，也成为了罗素家中的常客。
常闻：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同行的人是谁。
若把人生比作一条路，那么其中的曲折与方向大致是因为遇到的事与人而产生的。罗素便是徐志摩人生这条路上的一个大转弯。
这里需要陈述一件事，那便是罗素的婚恋观，正是因为罗素的影响，才促成了后来徐志摩至情至性的情事。不过，在陈述之前我想，这样的婚恋观是不大符合中国传统的。
罗素在其自传的前言中有言：
简单而又无比强烈的三种激情主宰了我的一生：爱之渴望、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极度同情。
罗素的爱之渴望，导致了他对夫妻之间性道德的惊世骇俗的观点：婚姻并不与婚外性关系矛盾，做丈夫的不应当压制这方面的需求，并且不能嫉妒与埋怨妻子同样的婚外性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这件事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这些观点出自罗素的《婚姻与道德》一书，并且罗素就是这么处理他与妻子和情人之间的关系。
友人B常常会用“性解放”、“爱之自由”之类的词语来回驳关于他放荡生活的闲言碎语。后来有次B喝醉后，痛哭流涕地陈述心中抑郁，痛斥周围人对他的不理解。细问之下才知，他如此只是为了寻求自己的真爱。
不知为何，想到他，我总是会联想到飞蛾扑火这件事。
若说飞蛾愚钝之极也可，违背生命也罢。生命的终结不外乎就是死亡，若是能向着光，向着火，向着爱去消亡，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纵观徐志摩一生，爱之渴望，是他生之所往，死之所致。
徐志摩是朝着罗素来读书的，却因为情势所迫而转向读政治经济学，这令他十分扫兴。于是，本就喜欢热闹的他，自然把心思用在了结交名流上。
在伦敦，徐志摩通过聚会结识了中国留学生陈源和章行严。后经陈源介绍，结识了著名作家威尔斯，认识的过程也颇为有趣。
起初徐志摩久闻威尔斯的大名，一直很想结识他，却苦于没有机会，后听陈源说可以介绍认识，徐志摩不禁喜出望外。而威尔斯的第一次到访，徐志摩是不知的，照例在小屋里读书写文。威尔斯随陈源和章行严来拜访徐志摩时，是他开的车。徐志摩下楼迎接时，只知道招呼车里的陈源和章行严，不知这位中年“司机”是何人，“司机”却一直和善地冲他笑。徐志摩尴尬地向陈源投来疑问的目光，陈源这才赶忙介绍道：“这是著名作家威尔斯。”
徐志摩连忙向威尔斯致歉，威尔斯并不介意，四人一同进了房间，沏一壶茶，畅谈起来。
两人认识不久就成了挚友，谈话涉及英国政治与近代英国文学。对于徐志摩而言，威尔斯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影响着他，在他走向文学道路的过程中，威尔斯善意而真挚地为他点亮了第一盏明亮的路灯。
徐志摩到伦敦后，写信回家提及：
儿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深。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蓗，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
这种欣赏并不是单方面的，所谓同行但也同道最为合宜，威尔斯也是极为欣赏徐志摩的。魏雷是威尔斯的好友，曾向徐志摩请教过关于中国文学的问题，1904年魏雷在《欠中国的一笔债》中写道：
我们对中国的文学艺术所知已不少了，也略懂二者在古代的中国人中所起的作用。但我们却不太清楚文学艺术这些东西在现代中国有教养的人士中的地位如何。我们从徐志摩身上所学到的，就是这方面的知识。……我已说过了，徐志摩是在中国在战后给我们知识界的一项影响。
《庄子》中有名言：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年少时，误以为“君子之交淡如水”是感情的淡薄与自我人格的保守。
今日才知，真正的君子之交是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彼此不带有任何目的与功利的交往，这样的感情因为纯真而清淡如水。
水经得起风雨而终归波澜不惊，水不比甘醴使人沉醉却润物细无声，水因为无需精心关照而源源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