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综叙
前清同治十二年，即公历一八七三年，梁启超生于广东省新会县崖山附近之熊子乡。字卓如，后来改字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
这一年，是怎样的一个年头呢？中兴伟人曾国藩已在前一年逝世，左宗棠已六十三岁，李鸿章已五十一岁。梁氏的重要师友：李端棻四十一岁，黄遵宪约三十四岁，康有为十七岁。现代史上主角与梁氏有关系者：乱世奸雄袁世凯十五岁，建国中山先生八岁。戊戌成仁六君子，可考者：杨深秀二十五岁，刘光第十七岁，谭嗣同九岁，林旭后一年生。梁氏晚年学友王国维后一年生，弟子蒋方震后七年生，蔡锷后八年生。尽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戴之枷锁，而地狱底层黑暗之中，始睹一缕祥光之涌现！
第六节 亡国现象的种种——梁氏生后的中国惨况
一九 祸根的溯源
此时就中国的命运而言，正如转巨石于危崖之上，一落千丈的衰颓，梁氏自述说：
……请看百年以来之事：乾隆中叶，山东教匪王伦之徒起，三十九年平。同时有甘肃马明心之乱，据河州、兰州，四十六年平。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诸将出征皆无功，五十二年乃平。而安南之役又起，五十三年乃平。廓尔喀又内犯，五十九年乃平。而五十八年，诏天下大索白莲教首领不获；官吏以搜捕教匪为名，恣行暴虐，乱机满天下。五十九年，贵州苗族之乱遂作。嘉庆元年，白莲教遂大起于湖北，蔓延河南、四川、陕西、甘肃，而四川之徐一德、王三槐等，又各拥众数万起事，至七年乃平。八年浙江海盗蔡牵又起。九年，与粤之朱潢合，十三年乃平。十四年粤之郑乙又起，十五年乃平。同年，天理教徒李文成又起，十八年乃平。不数年，而回部之乱又起，凡历十余年至道光十一年乃平。同时湖南之赵金龙又起，十二年平。天下凋弊既极，而鸦片战役又起矣。十九年英舰始入广东。二十一年取舟山、厦门、定海、宁波、乍浦，攻吴淞，下镇江。二十二年结《南京条约》乃平。而两广伏莽，已遍地出没无宁岁。至咸丰元年，洪、杨遂乘之而起，蹂躏天下之半！而咸丰七年，复有英人入广东据总督之事。九年，复有英法联军犯北京之事。而洪氏据金陵凡十二年，至同治二年始平。而捻党犹逼京畿，危在一发，七年始平。而回部、苗疆之乱犹未已，复血刃者数载，及其全平，已光绪三年矣。（《新民说·论进步》）
二〇 延续的天灾人祸
梁氏未生以前的中国国运如此，祸根延续，梁氏既生以后的国运何如呢？
……自同治九年天津教案起，尔后民教之哄，连续不绝。光绪八年，遂有法国安南之役，十一年割送安南始平。二十年，日本战役起，二十一年割送朝鲜、台湾，结《马关条约》始平。二十四年广西李立亭、四川余蛮子起，二十五年始平。同年，山东义和团起，蔓延各省，几至亡国；为十一国所挟，二十七年结《辛丑条约》始平……（同上）。
这仅就战争流血等惨史而言，而且偏重于内乱方面的。
二一 此年的国际形势及世界大势
至于就梁氏生后的世界大势及国际形势去观察一下：这一年（1873），美国南北战争平定，重告统一，已经八年，“挤入列强之林”了；日本明治即位，维新成功，已经六年了；苏彝士运河开通，英国握世界海权，已经四年了；普法战争终止，德国一跃为世界巨强，已经三年了；意大利马志尼、屈黎波的二杰，进军罗马，以后卒造成意国统一之基，正在这年。这许多列强，此时都成为天之骄子，而合力以对付这东亚老朽昏庸而遗产丰富的中国！大者则截肢体，小者则割一脔，而中国就无辜受着“车裂”及“凌迟”之惨刑！小者如“租界”、“租借地”，今姑不复叙述。其较大而割一肢一体者，如下表：
二二 中国遭受瓜分的“史迹表”
咸丰十年（1860） 割东海滨省及库页岛于俄。
同治三年（1864） 俄私取我中亚藩属地塔什干
（Tashkand）。
六年（1867） 俄私取我中亚藩属地撒马尔罕
（Samarkand）。
七年（1868） 俄灭我侨民建立之中亚藩国布哈尔
（Bukhara-Khan）。
十一年（1872） 俄灭我侨民建立之中亚藩国基华
（Khiva-Khan）。
光绪二年（1876） 俄灭我侨民建立之中亚藩国浩罕 （Khokand-Khan）。
五年（1879） 日本私取我六百年太平洋藩国琉球。
十一年（1885） 法割我秦汉以来已成内地之安南全部。
同年（1885） 英法瓜分我中南半岛之藩国南掌。
十二年（1886） 英灭我滇民建立木梳部朝之缅甸全国。
廿二年（1896） 日本割我藩国朝鲜及内省台湾。
二三 帝俄侵华的阴谋
舐糠及米，剥床及肤，到了十九世纪除夕（1899）的前夜，那风声愈传愈紧，中国已成为列强俎上之肉，只待手起刀落而已！梁氏说：
……曾不知“支那股份之票”，已骈阗于西肆。“中国瓜分之图”，已高张于议院！……（《南学会叙》）
明年（1900），二十世纪开始，果然全世界十一国联军共陷中国的首都！这真是“开刀大吉”的时候了，然而何以忽然又不瓜分了呢？别的原因虽有，而其中最大的秘密原因，是俄、日两帝国都怀着不可告人的鬼胎、野心，妄想独吞中国，而暗中加以破坏。帝俄当时的妄想独吞中国，可以从东三省占领后绝对不肯撤兵，及后来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二事来证明。
二四 暴日蓄志亡华的野心
至于日本，人家都以为它近年来才开始蓄意妄想独吞中国，但在八十年前，当日本还是一个闭关自守、微弱贫困、“显微镜下的小国”的时候，已经企图“巴蛇吞象”，“蚍蜉撼树”，早已想独吞中国，“为中华主”了。你或者要吃一惊吧？
蛮徒丰臣秀吉，我们不必再谈。名闻一时的维新首动的志士吉田松阴，不分国界，我们是何等敬重他啊！但他在狱中所著的《幽囚录》中，明明白白的说：
……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发内诸侯。乘间夺加模、察加、澳都加。谕琉球朝贡，会同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州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矣。……
这是第一步骤，但还想步武辽金之对付南北宋。所以帖中便毫不讳言讲第二步骤，说：
……培养国力，兼弱攻昧；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
你看八十年来日本凶恶的政客与军阀，所有的一举一动，哪一件不按照着吉田松阴的遗志，按谱踏拍在那里进行！
还有一个比较吉田松阴时代略前的志士，名佐田信渊。他的名著《混同政策》，里面说：
……凡侵略他邦之法，必自弱而易取始。当今世界万国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无过于中国之满洲者。何则？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处，隔一衣带水，遥遥相对。距离不过八百里，其势之易于扰乱可知也。故我帝国何时方能征讨满洲，取得其地，虽未可知；然其地之终必为我有，则无可疑也。夫岂但取得满洲已义！支那全国之衰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鞑靼（指蒙古地）以后，则朝鲜、中国，皆次第可图矣！……
我们读了这样明目张胆的“吞华论”，回头来看什么“田中奏折”内所说的，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就可不必惊怪。因为这不过是日本八十年来上上下下人人暗诵的一句口头禅罢了。
如果有人推诿说，这是在野志士的言论。那末在朝诸侯的言论何如呢？诸侯岛津齐彬评论李鸿章的割弃安南事，说：
……不图清国一弱至于如斯也！以彼地广人众，岂无忠臣义士！而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发之扰，外被英、法之侵；割地请和，天子蒙尘，谓非耻辱之大者耶？我国介在东陲，诚不可不早为之备。英、法既得志于清，势将转而向东。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以今日之形势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据地于亚东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勇武于宇内！则英法虽强盛，或不敢干涉我矣。夫清国沿海诸地，关系日本国防者，惟福州为最。取而得之，于国防有莫大之利益焉。况清人与日本人异，苟兵力足以制其民，则无不帖然服从！彼英、法远隔重洋，尚不惮用兵之劳以取之，况我日本乎。……然清国素以地广人众，傲慢自尊，视日本如属邦！……故我之入手第一着，当以防外夷之攻略为上策。或助明末之遗臣，先取台湾、福州二地，以去日本之外患。虽取此二地，即我萨隅之兵已足。惟无军舰则不足以争长海上。故当今之计，又以充实军备为急图。
现在也有人说，李鸿章对于安南之役，收拾得如此潦草，结束得如此荒唐，土地割送得如此轻松而巨大，宁受中外同声的唾骂而不恤，正是因为李氏那时已经秘密探到日本吞华的国策，巨祸将发于肘腋之间，故其外交重点，突然离法而谋日。此说是否正确？现在还无法证明。但安南之役以后，中日二国都开始竞争“新海军”的创建，那倒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要说当时日本吞华的野心，中国方面完全不知道，那也决非事实所宜有。汉学甚深、道德甚高的犬养毅氏，和孙、康、梁，都是至交。但他也会亲向任公吐出肺腑之言：民国纪元前十三年——一八九九年，梁氏有澳洲之游，往拜犬养木堂：
……犬养木堂（毅）语余云“日本今无事可做，惟将投身于亚洲大陆耳！”……（《饮冰室诗集·壮别二十六首中自注》）
这话是在庚子八国联军之役的前一年说的。由此可知，纵然中国无拳匪的内乱，纵然全世界列强都要保全中国，而日本的居心，无论有道德、崇汉学的学者，以及吃人肉、亡人国的军匪，人人都毫不留情地要吞中国而帝中华！我现代多血多泪的有志青年啊！如果你生长在这时候，你将要如何的悲愤切齿、奋发淬砺啊！
第七节 梁氏幼年的家庭生活及家乡环境
二五 镌留着悲壮史迹的“崖山”熊子乡
熊子乡——这梁氏降生的地点，也足够刺激梁氏一生之荣誉和热血。何以故？梁氏自己就曾说过：
余乡人也，于赤县神州有当秦、汉之交，屹然独立群雄之表数千年，用其地与其人，称蛮夷大长！留英雄之名誉于历史上之一省。于其省也，有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孙与北狄异种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沈崖山！留悲愤之纪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之故乡也。……余实中国南端之一岛民也。……（《三十自述》）
梁氏以一“数百年栖于山谷”而为“岛民”之特质，而自幼即受本乡过去“光荣”和“悲痛”两大纪念之刺激，梁氏一生命运“种子的薰习”，即奠基于此时。
二六 祖榻上的口训
他脑海薰习中所受最早、最洁、最纯和一生印象最深的，当推他祖父梁维济的口训。
余逮事王父者十九年。……王父爱余尤甚。四、五岁，在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同上）
后来，梁氏虽然受“康党”所挟持，不能始终追随中山先生以倒满清，但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所发表的言论，竟是一个激烈的革命党！
……鄙人诚非有爱于满洲人也。……鄙人虽无似，一“多血多泪”之人也。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未尝不热血溢涌！故数年前主张“排满论”，虽师友督责日至，曾不肯即自变其说。至今日而此种思想蟠结胸中，每当酒酣耳热，犹时或问发而不能自制。苟思有道焉，可以救国，而并可以复仇者，鄙人虽木石，宁能无歆焉！……（《伸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
像这种明确痛快的文章，真可与当时革命党的宣传品的笔锋，交相比美。严复批评“梁氏实为亡清代二百六十年社稷之人！”（见《学衡杂志》：严几道与熊纯如手书）。虽然未免推奖过甚，然而他的首先发难的功绩，实在是不容否认。而梁氏也曾说：
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智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但……手段却有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时事杂论·辛亥革命的意义》）
这话可以代表当时多少有血性的人的意见，虽不可知；但无论如何，却确确实实可以代表梁氏个人当时的意志和行动。
二七 开始离乡——睁开眼睛了
童年的梁启超，究竟不过是一个不见世面、孤栖山海的“岛民”，然则他后来一生的政治、民族、文化、……等意识，是怎么样养成的呢？他虽然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天才：六岁，五经卒业。九岁，能做千言的文章。十二岁，便中秀才。可是天天所埋头钻研的，不过是“八股”。虽是他自己极其讨厌“八股”，然而不知天地间除了“八股”以外，还有所谓“学问”！他说：
……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夏威夷游记》）
中了秀才以后怎么办呢？
……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至是乃决舍帖括（即八股），以从事于此。然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三十自述》）
那时全国所通行的口号，连“灶下老婢”都知道的，叫做“穷秀才，富举人！”“一举成名天下闻！”中了举人，那还了得！而梁启超十七岁就中了举人。主考官为贵阳李端棻，酷爱这位青年新贵，却认为“国士无双”，打破社会地位的悬殊，就把他的妹妹许配给梁氏。并且就携挈着同赴北京去殿试。这回可下了第。好得很哩，如果梁启超十八岁就点了翰林的话，那末轰轰烈烈“戊戌政变”的主角，没有梁启超其人了。而梁氏如不经过十四年亡命生涯，那末这期间可泣可歌的雄文，也不会流传于天地间了。
下第归上海，购得《瀛寰志略》，才知道全球五大洲的形势及世界万国的部位大小，原来如此。于是索性把江南制造局所译的新书，大部是天、算、医、工、理、化等著作，不管懂不懂，都挪来硬读一顿，虽然不能消化，可是新生命和新血液，就此开始灌注入梁氏的体中了。
第八节 康梁会接——关于思想、学术、政治的渊源
这里我们要叙说到梁氏的老师——决定梁氏半生命运的老师兼党魁，一位过渡时代必须牺牲的失败怪杰——叫做康有为的故事了。
二八 康有为氏的速写
那绰号叫做“圣人为”或“康圣人”的怪杰，他是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理学名门的宦族。原名祖贻，字广夏，号长素。少时受业于名儒朱九江先生甚久，——这位朱次琦是调和理学上的程朱、陆王两派而不讲考据的学者。康学终生以此为基础。但康是一位野心蓬勃、开展前进、活泼飞跃的人。而港粤又是西洋文明的精华及渣滓杂凑之地。康的前进欲与求知欲，大大感觉不够。于是一人独居在西樵山上四年，把那时译出来的西洋学说，“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及耶稣经典……”等一顿乱读，又乱读一顿佛经，乱翻一顿九通。便自以为“学贯天人”，思通六教，包罗古今中外，新旧博通，“内圣外王”的盖世奇才、通人、大儒了。其实，以他的这样毫无科学训练的脑筋，毫无基本科学的常识，一人在山，把西洋科学、印度佛学、中国经史理学，乱读杂翻，胡思玄想，忽然自以为“恍然大悟”，说出来那真是“妙不可言”！他不知道这不过是“知识欲的冲动”，而决不是“求学问的正确轨道”。然而因其鹤立于一般“冬烘秀才”、“腐朽大老”之上，致养成他“予智自圣”的夸大狂态度，不肯随时代而进步，到底被时代所遗弃而消杀！哀哉！那时候康氏才二十八岁。
这大胆勇猛的“圣人为”，“自光绪十五年（1889），即以一诸生伏阙上书极陈时局，请及时变法以图自强。……甲午败后，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申前议。……自此以后，四年之间，凡七上书。其不达也如故，其频上也如故。举国流俗非笑之、唾骂之，……先生若为不闻也者。……（《南海康先生传》）。他的“热诚”与“胆气”，倒真可佩服。
二九 万木草堂的内容
康氏就在这上书不达的时候，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开门讲学。这颇著一时盛名的长兴学舍，虽然仍是以前“书院”的形式，而智德体三育并重和课程的分设，颇有后来文法科大学的规模。他自任“总教授”，“总监督”。另设“博文科学长”，类似教务长。“约礼科学长”，类似训导长。“干城科学长”，类似军训及体育主管。“书器科监督”，类似图书馆长。他们的课本是：宋元明儒学案、二十四史、文献通考……等。“凡学生，人置一劄记簿，每日各自记其内学、外学，及读书所心得，时事所见及，以自课。每朔则缴呈之，先生（康）为之批评焉”（《南海康先生传》）。
三〇 长兴学舍的教育大纲表
兹记录当时长兴学舍的教育大纲，造一学表（见上页）。
梁氏因陈千秋（通甫）、曹丁泰（著伟）二志士的介绍，脱离了陈腐过时的学海堂而转学入这新鲜自由的长兴学舍，且惊且喜，就在这样的“学风”与“学科”之下，受深刻熏染者四年。
第九节 梁氏独立事业的开始
三一 中国新青年的群英会——湖南新政开幕
四年以后，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提学使徐仁铸，前使江标，厉行新政。辅助他的，有那时号称“四公子”之二：陈三立、谭嗣同，和在籍名流熊希龄等。为培养新人才起见，特创办时务学堂，聘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三人总主学务，梁氏又为领袖。所有一切的学纲、学课、学风，都是脱胎于长兴学舍而来，稍微加以变化罢了。
三二 长沙时务学堂的内容及其贡献
何以证之？梁氏记“南海先生长兴学记”，演其始教之言，说：
（一）立志 （二）养心 （三）读书 （四）穷理 （五）经世 （六）传教（七）学文 （八）卫生 （《万木草堂小学学记》）而他在四年后主办长沙时务学堂时，所公布的学约也说：
……一曰立志。……二曰养心。……三曰治身。……四曰读书。……五曰穷理。……六曰学文。……七曰乐群。……八曰摄生。……九曰经世。……十曰传教。……
……凡学者每人设劄记一册，分“专精”、“涉猎”二门。每日必就所读之书，登新义数则。其有疑义，则书而纳之待问匦以待条答焉。其详细功课，别著之学校报中。……每刚日，由教习随举西书格致浅理，或目前事理数条以问之，使精思以对。……每柔日，由教习随举各报所记近事一二条，问诸生以办法，使各抒所见（皆以笔谈）。……每月以数日为同学会讲之期，诸生各出其劄记册，在堂互观。或有所问，而互相批答。上下议论，各出心得，其益无穷，凡会讲以教习监之。……（《湖南时务学堂学约》）
……时务学堂，……国中学校之嚆矢。……学科视今日殊简陋，除上堂讲授外，最主要者为令诸生作劄记，师长则批答而指导之。发还劄记时，师生相与坐论。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劄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掎之。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御史某（按即杨崇伊）刺录劄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时务学堂劄记残卷序》）
在这样一种不拘形式，而朝气蓬勃、精神充沛、乐趣的、进取的学风之下，自然能够造就出非常奇伟的人才来。当初时务学堂第一班的学生只有四十人，而五分之二都成了革命先烈，或开国名人。庚子汉口革命之役，教习唐才常率领学生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傅兹祥等二十余学生，受着孙、梁共同的指挥，联合会党举义兵不成，踏着“戊戌六君子”的碧血，而碎首成仁于国贼张之洞之手。以上六人，就是所谓“庚子六君子”！时务学堂第一班的学生已去了一半。那时四十门徒中，最小的一位蔡艮寅，只有十六岁，大家都很爱他，他便是我中华民国建国伟人中的一位，民四护国之役的元勋——蔡锷将军。门徒中最穷苦的，要推范源濂，他在开国时期，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在中国教育界、一般文化界及生物学界建设的成绩是决然不朽的。此外军事学专家蒋方震（百里），也是那时四十门徒之一。其余也不必枚举。总之，这样一种“设备不具”的学堂，竟培养了如此伟大、质量俱优的杰出人才，真是收获着“乐育英才”最大的成功。
我们试把其余通都大邑或租界上所矗立着的“洋楼官学堂”，挪来做一个对照。以“样子”论，他们是巍峨骄挺。以内容论，他们是：
……各省纷纷设学堂矣。而学堂之“总办”、“提调”，大率皆最工于钻营奔竞，能仰承长吏鼻息之“候补人员”也。学堂之教员，大率皆“八股名家”，弋窃甲第，武断乡曲之钜绅也。其学生之往就学也，亦不过曰“此时世装耳！此终南捷径耳！与其从事于闭房退院之诗云、子曰，何如从事于当时得令之ABCD”。考选入校，则张红燃爆，以示宠荣。资派游学，则苞苴请托，以求中选。若此者，皆今日教育事业开宗明义第一章，而将来为一国教育之源泉者也。试问循此以往，其所养成之人物，……可以立于今日民族主义竞争之潮涡乎？……（《新民说·论进步》）
无怪乎严复、周树人（鲁迅）等，都要逃出海军学堂，章士钊、穆湘瑶、胡敦复等，都要逃出陆师学堂，此中症结，你就可以恍然大悟了。
三三 启发新智的第二步骤——创学会
以上是叙述梁氏青年时代承康氏作风，所推行“维新”实际方法之第一步骤——办学校。
办学校，是专以培植继起的少年子弟，是储才以留待将来之用的。如果要急切改进一般成人的智识的头脑，启发目前蒙昧无知的社会，那末当另求方法。康、梁所应用的第二步骤是创学会。
会社，倒是中国固有的国粹，明末士大夫组织的复社、几社、应社、读书社，以及其他的××文会、××文社等，真像丛林一样矗立着，但都被满清入关后用“杀头的压道机”来压平了。到康有为乃重新兴起：
……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务欲破此锢习，所至提倡“学会”。虽屡遇反对，而务必达其目的然后已。……（《南海康先生传》）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也简要的叙述：
……康氏宣传主义的方法，首先就是创立“学会”。……他在广西讲学的时候，曾经创立一个“桂学会”。丙申年在北京，遇到文廷式等一班名士，组织“强学会”；他就抓住这个强学会，推张之洞作会长。袁世凯也是强学会的赞成人。又设分会于上海，北京的强学会。并附设强学书局。……御史杨崇伊受人嗾使，说强学会的宗旨不正当，随即奏请把它封禁了。……后由御史胡孚辰奏请就强学书局改设官书局，李端棻又奏请推广学校，将官书局推广改为京师大学，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四章第三节）
强学会的后果，钜大难量，虽为朝廷所封禁，却正抬高它的身份。
……然自是“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百数！学者不复以此为大戒矣。……（《南海康先生传》）
梁氏所记，与李氏稍异，他说：
……乙未七月，京师强学会开，发起者南海先生；赞成者：陈炽、沈曾植、张孝谦、袁世凯等。余被委为会中书记员。不三月，为言官所劾，遭封禁。……（《三十自述》）
这是可以补正李氏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的。强学会封禁了！可是，不久（1897年丙申）德国强夺胶州湾的巨波又压过来了。全国的文人士大夫，又沸腾起来，“保国”！“保国”！这样地赤手空拳，高声大喊。康有为紧紧抓住这时机，在京师号召“保国会”。这谁都不便再说“宗旨不正当”的鬼话了吧？于是康氏就把保国会的组织，尽量推广到各地方行省去：
……先是，胶警初报，事变甚急。南海先生以为振励士气，乃“保国”之基础。……欲令各省志士各为学会，以相讲求，则声气易通，讲求易熟。……于京师先倡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浙学会、陕学会……等。而杨君锐实为蜀学会之领袖。君（林旭）遍谒乡先达鼓之，一日而成。以（戊戌）正月初十。开大会于福建会馆，闽中士大夫皆集，而君实为闽学会之领袖焉。及开保国会，君为会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林旭传》）
三四 长沙南学会概述
正在这同一时间之内，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在湖南推行新政；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讲授新学；江标、陈三立、熊希龄等在夹辅维新。这一班人受到北京如此紧张的电浪，那有不立刻响应之理！于是湖南的“南学会”大放光彩的成立起来了。谭嗣同被推为南学会的会长，有声有色的慷慨论天下事：
……君（谭氏）……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起；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于时君实为学会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谭嗣同传》）
看了上面的叙述，知道这南学会的作用，确系比众不同。它的本身的意义，是“推行地方自治机构”及“政治学会”。而就这“地方”的区域性质而言，那又不叫湘学会而叫南学会。目的在“合南部诸省”，不过“先从湖南办起”。如果真能容许它办到“地方有事，公议而行”八字，那末它兼有“立法权”与“监督权”。充其量“南部诸省”早不是清廷所有了。可是，天下事决没有如此简单顺利的，不上半年，反动的旧力，如冷酷无情的北风怒吼南奔，这些灿烂微弱的昙花，一霎儿烟消云散了。
三五 “明”“暗”二力的闪电战
戊戌（1898）八月政变的失败，中国以前所有一切的微光与微温、种子与幼芽，都沉埋在冰河深渊中了。只剩几头“寒冰地狱的鬼王”——那拉后、荣禄之流——冻血淋漓，在刀山上嚼中华青年的嫩骨！举头一望，但见一面是无数赤身裸体，遮着红肚儿，画着八卦，挪着混天大旗、引魂幡、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三尖钢叉、八宝法物的怪东西，蠕蠕而动，到处找“洋人”来杀。这就叫做“义和团”。一面是无数怒发冲冠、悲愤填膺的青年，怀着炸弹、手枪，甚至可以说是提着自己的头颅，踏着前人的血迹，前仆后继的起义，这就叫做“革命党”。除了这二种实际行动的人物以外，赤手空拳“康、梁式”的维新志士，在国内已无活动的余地，只有亡命到海外去慷慨论天下事了。
以后所有的“学会”，都秘密含有革命的使命，与前期的学会，性质根本不同。公车上书式的最后一次集会，是庚子年上海张园所召开的国会，算是前期式学会的一个结束。
当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时，拳乱方始萌芽。未几，改为“自立会”，谋在长江一带起事，及至六月拳乱大作，北方名士如严复等，也避地南下至上海，唐才常便假保国会时的名义，运动在沪各省的维新志士，开会于张园，名之曰“国会”。到会的名流，有容闳、严复、章炳麟、宋恕、吴葆初、张通典、狄保元、马相伯、戢元丞、文廷式、沈荩、龙泽厚等，共约数百人。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开会的时候，章炳麟当众把辫发剪去，表示对于满清决绝，颇耸动一般人耳目。其实这个会，参与分子很复杂，……大多数会员，不过震于“国会”“民权”等新说，乘兴来会罢了。……（《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六章二节）
此后集会的中心，全中国都移在上海租界上了。而会中的主角，大抵都受有中山先生的感召，带有革命思想的了。譬如（1）戢元丞、秦力山……等创设“新社”；（2）章炳麟、蔡元培、黄宗仰等创立“中国教育会”；（3）吴敬恒、蔡元培等创立“爱国学社”；（4）陈去病、刘光汉（师培）等创立“南社”；（5）钮永建等创立“军国民教育会”；（6）章炳麟、徐锡麟等创立“光复会”。黄兴、宋教仁、杨笃生等创立“华兴会”。那都是朝宗归海于中山先生的“兴中会”的。
三六 推行维新的第三步骤——办报纸
康、梁因戊戌的打击，在国内所经营创办的学校与学会，既扫地无余，那末他们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呢？是办报。
“报”——本来是中国流行最早的，历代的“邸抄”，就是政府公报。至于现代新式报纸，那末滥觞于鸦片战争以后若干年，香港及上海侨居外人所办之报纸。康有为已经明白知道：学校、学会、报纸，是三位一体，互相为用，缺一不可的。所以当在北京办强学会时，特派梁氏办报，那时所办的报，艰苦卓绝得可敬，而简陋幼稚得可笑。
……甲午丧师以后，国人敌忾心颇盛，而苦瞢于世界大势。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强学会，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彼时同人……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梁氏）。当时固无自购机器之力，且都中亦从不闻有此物。乃向售“京报”处托用粗木版雕印。日出一张，名曰“中外公报”。只有论说一篇，别无记事。鄙人则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当时安敢望有人购阅者，乃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乃肯代送。办理月余，居然每日发出三千张内外。然谣诼蜂起，送至各家者，辄怒以目。驯至送报人惧祸，及悬重赏亦不肯代送矣。其年十一月，强学会遂被封禁。……（《初归国演说·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这一事，是梁氏平生新闻事业开始的第一章；也是近代中国有正式意义的新闻开始的第一页。梁先生晚年还亲自对其昌说：“当时虽在极端艰难困苦之中，而兴趣极高。有时木版雕刻来不及印，甚至间用泥版凹文代印的，其可笑到如此，而同人等对之皆津津有至味。对于这报纸热烈帮助的，还有你们浙人张菊生（元济）、汪伯唐（大燮）、孙慕韩（宝琦）三公。”事隔三十年，梁先生对我讲述这段故事，还是眉飞色舞。因为那时的梁氏老早已经明白“学校的对象，是培植青年后起人才。学会的对象，是联络成年智识阶级。报纸的对象，是启发社会一般民众”的原理了。所以京师的强学会，及“中外公报”，被封禁了，但这是初涌之潮，岂是人力所能遏制的！他们就转其帆以向上海。
三七 强学报与时务报
上海的强学会分会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初时由会中发行一种《强学报》，经济的支持是靠张之洞的。后来因为这《强学报》上常常不用“大清光绪……”纪年，而用“孔子降生……”纪年；这虽然可以说是模仿公历之以耶稣降生为纪年，但是把位张大帅骇慌了！不得不勒令禁止。这班维新志士，那里肯休；刚刚碰到梁启超转帆南下，就紧握机会，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名义发起，总组《时务报》。公推梁氏任总主笔。梁氏得以自由发挥其文豪的天才，也就在此报。于是声名隆起，甚至并驾其师，而曰“康、梁”，也就在此时。更有一件趣事，梁氏的晚年学友——国际史学权威者王国维，此时正在时务报馆中当一名小书记，还没有资格和梁氏对面谈话呢！梁氏说：
丙申二月南下，得数同志之助，乃设《时务报》于上海，其经费则张文襄（之洞）与有力焉。而数月后，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其时鄙人之与文襄，殆如劳工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少年气盛，冲突愈积愈甚。……（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明年（1897）冬天，梁氏反抗资本家张之洞之压迫，便飘然远行，溯江而西，到长沙去大会群贤，轰轰烈烈地推行新政了。
又隔一年，便是戊戌（1898），梁氏重到北京，暂时脱离言论文笔生涯，参与实际政治运动，而演出一幕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血迹永不磨灭的悲剧，就是人人所周知的所谓“百日维新”、“戊戌政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