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回顾
在中国古代，正统文学是诗歌和散文，而小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闲书”，小说家命运也极为悲惨。相当多的作家没有留下姓名，不少作品在作家生前无力梓行，只靠抄本流传。小说不被重视，当然小说理论也不发达。中国古代小说家很少有创作理论，极少有人为自己的作品写过序跋；明中叶以前，只有零星的小说资料的记载而没有系统的小说研究；到了明中叶以后，才有李贽、袁宏道、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诸人为小说写的序跋和评点文字，但没有出现体系严密的小说理论著作。小说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那是到了晚清才开始的。但当时对中国古代小说还没有展开系统的研究，小说史的编撰还无从谈起。因此，小说史学成为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逐步创立和发展的。古代小说研究成绩斐然，蔚为大观，并形成世界性的影响，是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
20世纪至今，中国小说史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00—1949）。这是传统的学术范式向现代学术范式转变，中国小说史学建立的时期。
传统的小说研究是以为小说作序跋和小说评点为基本方法的。这种方法主要包括对作品的社会批评、道德评判与艺术欣赏。它是直观式、领悟式、随感式的，基本上局限于对特定作品的批评鉴赏，还没有小说史研究的观念和格局。
从传统的学术范式向现代学术范式转变，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王国维。梁启超等人为推动政治改良运动，借鉴西方的经验，十分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把小说作为推行维新的工具。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正式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把小说提高到空前重要的地位。梁启超强调小说的政治功能，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梁启超的观点影响很大，大大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但其政治解读模式也有负面影响，小说研究忽视了审美导向，影响了它的学术品格。
与梁启超政治解读方式不同的是王国维。他用西方哲学观点来评论中国小说。1904年他发表了《红楼梦评论》，以哲学和美学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认为《红楼梦》揭示了人生悲剧，是“文学的”，因而具有美学的、伦理学的价值。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文学研究的学科性质，是小说史学研究转向现代学术范式的标志。
与此同时，开始了小说史的研究。约在1905年黄人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讲义，小说在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1907年王钟麒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开始了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五四”运动使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民主与科学精神推动下，在文学方面形成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促进了小说史的研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和鲁迅。胡适用历史考证的方法，以本事考辨与版本校勘为基础，贯穿着历史进化的观念和母题研究的思路，对作家的家世、生平和生活遭遇进行考证；从故事的演进以及母题变化来理解中国章回小说的演变，取得丰硕的成果。1920年的《水浒传考证》，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直至1925年的《三侠五义序》，为中国小说史研究作出重要的贡献。鲁迅1920年底开始到北京大学讲小说史，注重小说资料的收集整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为小说史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3年底和1924年中，《中国小说史略》分上下册出版。首创了小说史的理论框架和编撰体例，勾勒出中国小说发展的基本轮廓，建立起比较科学的体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本时期小说史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小说史的编撰掀起热潮。除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外，先后出版的还有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1920）、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1927）、阿英的《晚清小说史》（1934）、郭希汾的《中国小说史略》（1934）、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1935）、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1939）等。
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开创了小说断代史的写作，成为研究晚清小说的奠基之作。其他小说史都没突破鲁迅小说史的体例，有的只是鲁迅小说史的简单模仿和改编。
2.古代小说文献研究取得较大成绩。孙楷第1932年出版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1933年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小说版本目录学方面的重要成果，是以后治小说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书。郑振铎除收集、考证古代小说方面的成就外，对几部长篇章回小说的演化作了细致的考察和梳理，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赵景深、谭正璧、王古鲁、孔另境、叶德均、王利器、刘开荣、冯沅君、戴望舒等为小说文献研究作出重要贡献。有的省吃俭用，费尽周折，千辛万苦地把散佚在国外的古代小说影印回来；有的对古代小说进行比较系统的整理、考证，为小说史的研究作了扎实的基础性工作。
3.对几部小说名著和小说史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如俞平伯、茅盾、李辰冬、王昆仑等对《水浒传》《红楼梦》、古代神话等方面的研究。
这个时期，由于西方哲学思想、文学理论的影响，在二三十年代，以进化论的观点为基础进行小说史研究；四十年代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深入，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逐步盛行。研究方法的改变，科学性、系统性、实证性得到加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建立起来了。
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处在激烈的震荡之中，学者处境艰难，难以潜心研究，重大课题也无力进行，小说史研究处于比较零碎、分散的状态，研究还不深入。
第二个时期（1949—1976）。这个时期以反映论为基础的社会历史批评成为小说史学研究的主流，名著研究逐步深入，文献整理更为系统，而小说史著作比较稀少。
在本时期近三十年的时间跨度内，50年代前期和60年代前期成果较为丰硕；50年代后期和1963年以后，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古代小说研究比较冷落；而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期间则陷于停顿状态。
全国解放后，古代文学研究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反映论为哲学基础，运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研究古代小说，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着力研究不同时代的经济、政治对小说创作的决定性影响，注重对古代小说作家的阶级属性及其世界观进行分析，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来评价古代小说，强调挖掘古代小说的现实意义。
这个时期运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对《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进行研究，从一个侧面大大深化了对古代小说思想内容的研究；运用典型理论，分析了古代小说人物形象的文化意蕴和审美特征；努力探讨古代小说的民族形式，运用古代小说理论中“白描”、“传神”、“虚实”、“春秋笔法”等概念对作品进行分析，取得较好的成绩。何其芳、吴组缃、董每戡、聂绀弩、范宁、刘修业、吴小如、何满子、徐士年、许政扬、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李希凡、蒋和森、程毅中、郭豫适、袁世硕、刘世德、戴不凡等一大批学者的研究论文和著作，对古代小说名著和小说史上的若干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探讨，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
这个时期古代小说的文献资料工作继续取得新的进展。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在评注搜集方面开创了良好的先例。王利器辑录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一书，在古代小说资料搜集方面开辟了新的领域。一粟的《红楼梦卷》、魏绍昌的《老残游记资料》等开辟了出版专书研究资料的新路。小说研究资料搜集整理更集中、更完备。张友鹤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将评注、版本资料集中在一起，创造了古代小说资料辑录的新方法。
在这个时期专门小说史的撰写比较冷落。只有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稿》（1960）和南开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简编》（1979）。
“文革”十年，整个学科处于被取消的状态，虽然也有过“评《红楼梦》”和“评《水浒》”，但完全是从当时政治斗争需要出发，借题发挥，与古代小说研究根本不是一回事。
综观这个时期小说史研究，研究模式单一，具有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缺乏开阔的视野和多角度的研究，如宗教、神话、民俗等与小说史关系的研究；片面强调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作家世界观对创作的影响，强调评价作品“政治标准第一”，因而不少作品被打入“冷宫”；一些作品和流派成为研究的禁区，如《金瓶梅》、才子佳人小说；对小说的艺术形式、文体演进研究较少，无法全面反映中国小说史发展的全貌；与海外学术界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他们小说史研究的成果没有介绍进来。
第三个时期（1977年至今）。这个时期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多元化研究方法的探索与尝试蔚然成风，小说史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呈现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
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多元化。所谓多元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得到重新的认识和阐释，纠正庸俗社会学所导致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其他各种学术观念和方法也得到相应的尊重和吸纳，使本学科的研究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这个时期前后三十余年，1985年以前主要是“拨乱反正”，对几部名著重新研究，清除“左”的影响和“四人帮”制造的混乱；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方法被大量介绍进来，为多元化的学术研究作准备。1985年以后，出现了古代小说史研究空前活跃的局面。
这个时期小说史学研究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方法的更新和多元化。研究者一方面从外部拓展古代小说的研究方法，大量引进西方现代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学、历史学等理论，倡导一种广义的文化批评，掀起了一股“文化热”。另一方面，转向小说的内部研究，从叙事学、语言学或审美鉴赏角度研究古代小说，对小说文体特征、叙事方式、原型母题等都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这两方面交叉进行，互相渗透融合，因而在小说流派的演化、小说的文化蕴涵、小说的叙事特征等许多方面的研究大大深入一步，涌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专著和论文。
2.打破禁区，扩大了古代小说研究的范围。对过去不太敢涉及的作品如《金瓶梅》掀起了研究热潮；对过去不敢涉及或忽视了的小说流派如才子佳人小说、猥亵小说、狭邪小说等都引起了重视；几乎出版了保留下来的全部古代小说，为小说史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相继介绍了海外学者的研究论著，如刘世德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导论》、韩南的《中国白话小说史》、柳存仁的《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等等。
3.小说文献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目录学方面：江苏社科院文学所编辑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袁行霈、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程毅中的《古小说简目》，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编著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等目录学著作为小说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宋代志怪传奇叙录》，把钩沉资料与条析源流、辨别真伪等结合起来，与单纯的目录学著作比较，有了新的发展。作品方面：有林辰主持编校、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明末清初小说选刊》，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本小说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本小说集成》等。研究资料方面：每一部小说名著都出版了多种研究资料集，还出版了综合性的资料集，如朱一玄编的就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名著的资料汇编；黄霖、韩同文编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丁锡根编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等等。还出版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著作的汇评本。
4.研究工作更有组织，更加系统。相继成立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学会，出版了《红楼梦学刊》《水浒争鸣》《聊斋志异研究集刊》《明清小说研究》等刊物。学会和刊物成为团结和组织大批研究者，特别是中青年研究者的学术阵地。
古代小说研究的进展为小说史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八十年代以后，通史、断代史、题材史、体裁史、专题史争奇斗艳，蜂拥而出，超过了一百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在通史方面，杨子坚《新编中国古代小说史》（1990）、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1990）、徐君慧《中国小说史》（1991）、李悔吾《中国小说史漫稿》（1992）、王恒展《中国小说发展史概论》（1996）等相继出版。此后通史类小说史没有新著出版，直到2007年，出版了李剑国、陈洪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小说通史》，一百七十余万字，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小说通史。信息量丰富，反映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断代史方面，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中国小说史丛书》，包括断代史、题材史、体裁史、通史四类十七种。其中断代史六种，即王枝忠的《汉魏六朝小说史》、侯忠义的《隋唐五代小说史》、萧相恺的《宋元小说史》、齐裕焜的《明代小说史》、张俊的《清代小说史》、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都在1997年出版，质量好，影响大。“从总体上来看，在资料的辑录和作品的诠释两个方面都达到断代史著述的新的高度。”[1]此后最值得重视的是200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的陈大康《明代小说史》，这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小说断代史，六十多万字。不仅规模很大，内容丰富，而且建构了一个“明清小说在作者、书坊主、评论者、读者，以及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五者共同作用下发展的研究模式”，力图改变目前小说史多是作家作品连缀的毛病。
以题材为别的小说史较早出版的是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1984）、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1986）、王海林《中国武侠小说史》（1988）等。九十年代初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四种，即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1990），黄岩柏《中国公案小说史》（1991），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1991），齐裕焜、陈惠琴《中国讽刺小说史》（1993）。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史丛书》中也有四种：林辰的《神怪小说史》（1998）、曹亦冰的《侠义公案小说史》（1998）、向楷的《世情小说史》（2001）、欧阳健的《历史小说史》（2003）等。
以形式体裁为别的小说史，首先要推1980年出版的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上下册），这是一本材料丰富、功力深厚的著作，实际上是一部古代短篇白话小说史或说书史。此外还有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下册，1990、1993）、吴志达的《中国文言小说史》（1994）、杜贵晨的《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史》、徐振贵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史》等。“五四”以后重视白话小说，对文言小说研究甚少，侯忠义、吴志达的文言小说史对文言小说进行了梳理，显示了文言小说的演进历史，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为了突破现有的小说史编撰模式，有的着力从小说艺术形式演变和小说流派发展方面进行探讨，如鲁德才《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1987）、刘上生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1993）、陈文新的《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1993）；有的采取以点带面、史论结合的方法，对小说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如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1994）、董乃斌《中国小说的文体独立》（1994）、杨义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1995）等等。
与此同时，小说学术史、小说理论批评史也取得丰硕的成果，这里就不赘述了[2]。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说史学取得重大进展、成绩辉煌。但同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小说史的著作主要还是量的扩张，即著作数量的增加和著作规模的“膨胀”；还只是对小说发展外在表象的孤立断续的描述，虽然在局部问题上有过比较深入的探讨，然而还没有达到对整个小说史内在逻辑的完整的把握，还缺少具有理论形态的中国小说史著作，说实在还没有一部小说史能全面超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像它那样给后代学人以巨大的影响。
[1] 董乃斌等著《中国文学史学史》第三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2] 有关小说史研究更具体、详细情况，可参看齐裕焜《20世纪小说史研究》，《文史哲》200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