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象牙之塔
——关于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回忆和掌故
1935年前后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是最宁静的时期，学生学习认真，教室里无人喧闹，只听得木炭条在纸上“嚓嚓”的作画声。竞争是剧烈的，谁也不肯缺课，下午无业务课时教室锁门，倒是常有学生跳窗户进去作画，逃避理论课，不重视文化修养，认为技术是至高的。下午课程少，我们低年级学生便都出门画水彩写生：苏堤垂柳、断桥残雪、接天莲叶、平湖秋月……浓妆淡抹的西湖确是够令人陶醉的。
1942年，在国立艺专读书时的吴冠中。
傍晚，各人将自己的作品装入玻璃框，宿舍里每天有新作观摩，每当看到别人出了好作品，我便感到一阵刺激，其间夹杂着激动、妒忌与兴奋，盼望明天的到来，盼望明天的自己的作品是最出色的。林风眠校长、林文铮教务长，教授们如吴大羽、刘开渠、蔡威廉、雷圭元等老师，几乎青一色都是留法的，从授课方式和教学观点的角度看，当时的杭州艺专近乎是法国美术院校的中国分校，王子云老师返国前，就是学校的驻欧代表。校图书馆里画册及期刊也是法国的最多，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我们早就爱上了这些完全不为中国人民所知的西方现代美术大师。学校里教法文，但认真学的学生太少了，招生时本来就不够重视文化课，有些学生连中文都不很通，对外文更害怕，见了法文老师黄纪兴先生都躲着走，黄先生教学是很严厉的。因此看画册看图不识字，不求甚解，学人家的气派，不易辨感情的真伪。当时的课程是前三年素描，后三年油画(指绘画系)，对西方现代艺术采取开放态度，但在教室里的基本功方面，要求还是十分严格的。当年的同学们今天分散在国内外，都已是花甲之人，回忆学艺之始，评析教学中的功过，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当能提出较客观的意见。每天上午的业务课都是西洋画，每周只有两个下午学中国画。虽然潘天寿老师的艺术和人品深为同学们敬佩，但认真学的人还是少，认为西洋画重要，中国画次要。因为中国画课时少，又基本从临摹入手，所以少数爱好国画的同学便在晚间画中国画，背着舍监(宿舍管理员)自己偷偷换个大灯泡。潘老师偏重于讲石涛、石谿、八大，构图、格调、意境……倒也正是西方现代出色的艺术家们所追求和探索的方面，但当时同学们学得浅、窄、偏，自然还谈不上融会贯通。
正当学校将筹备建校十年大庆的时候，“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宁静的艺苑里也掀起了抗日宣传活动。本来从不重视宣传画，这回却连老师教授们也动手画大幅宣传画了，而且都是用油彩画在布上的，我记得李超士老师画的是一个人正在撕毁日旗，题名“日旗休矣”，方干民老师画一个穿木屐的日本人被赶下大海，吴大羽老师画一只血染的巨手，题款：我们的国防不在北方的山冈，不在东方的海疆，不在……而在我们的血手上。战争形势发展得快，杭州危急，1937年的冬季，学校不得不仓皇辞别哈同花园旧址，全校师生乘坐木船逃避到诸暨县的乡下去。诸暨也不是久留之地，便又迁向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天师府去，似乎那里还能重建失去了的象牙之塔!
那时候，不少同学不再跟学校逃难，直接去参加抗战工作。我们依附着学校的，也只能各自找火车或汽车的门路，到江西贵溪县报到，然后三三两两，自由组合，步行一百来华里到龙虎山。我和朱德群、柳维和等数人到得较早。龙虎山里的“嗣汉天师府”相当宏伟，还不很破旧，看来可容纳我们学校，只是桌椅板凳都缺，我们睡地铺，也许这里是避乱的桃花源吧，但又如何进行教学呢?正当我们爬上张天师的炼丹亭等处参观，寻找美好的写生角度时，有师生途中遭到了盗匪的袭击，学校于是改变定点龙虎山的计划，决定先回贵溪县集中，住在贵溪的天主堂里。家乡已沦陷的战区学生，断了经济来源，大都连伙食费也交不起了，我曾和彦涵及朱德群就在天主堂的门洞角落里同锅煮稀饭填肚子。
车、船、步行，鹰潭、长沙、常德，最后学校定居湖南沅陵老鸦溪。这时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从北平流落到南方，教育部下令两校在沅陵合并，改名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取消两校的校长，由林风眠、赵太侔(原北平艺专校长)及常书鸿三人组成校务委员会。庞薰琹、李有行、王临乙、王曼硕等许多老师就是那次从北平来的。北平和杭州早都沦陷了，南北两校的师生跋涉来到沅江之滨，但未能同舟共济，却大闹起学潮来。不久，教育部任命滕固来任校长，林风眠和赵太侔相继离开了学校。学潮平息后我们又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学校已盖起木板教室，教室里依旧画裸体。一路奔波，沿途也组织了宣传队，画过抗日宣传画，但思想深处并不以为那些也是艺术，如今有了木板画室，便又权做象牙之塔。虽然认为只有画人体才是艺术基本功的观念不可动摇，但生活的波涛毕竟在袭击被逐出了天堂的师生们，他们跌入了灾难的人群中，同尝流离颠沛之苦，发觉劳动者的“臭”和“丑”中含蕴着真正的美。大家开始爱画生活速写，在生活中写生：赶集的人群、急流中的舟子、终年背筐的妇女、古老的滨江县城、密密麻麻的木船、桅樯如林、缆索缠绵、帆影起落……挑、抬、扛、呼喊、啼哭……浓郁的生活气息包围着我们，启示了新的审美观。在杭州时顶多只能画画校内小小动物园里的猴子和山鸡，那春水船似天上座的西子湖实在太平淡了!同时出现了新风尚：湖南土产蓝印花布被裁缝成女同学的旗袍、书包，确乎显得比杭州都锦生的织锦更美!
虽然僻处湘西，仍常有日本飞机来袭的警报，一有警报便停课，大家分散到山坳里躲藏。事实上日机一次也没来投过炸弹，我便利用警报停课的时间，躲在图书馆里临摹“南画大成”，请求管理员将我锁在里面，他自己出去躲藏。那时制度不严，他善意地同意了，我今天还感激他的通融，让我临完了许多长卷。就当警报声中我锁在图书馆里临古画的时期，罗工柳、彦涵等不少同学纷纷离开了学校，据说是出外谋生，直至解放后才知他们是去了延安。留在学校的我们，破衣烂衫，依靠教育部每月五元的“战区学生贷金”生活。
敌人步步紧逼，长沙大火，沅陵又不能偏安了，学校决定搬迁昆明。搬迁计划分两步走，先到贵阳集中，再赴昆明。靠一位好心的医生给我找了不花钱的车(当时叫“黄鱼车”)，我省下了学校发给的旅费，用以买画具材料。到贵阳又住进一个天主堂，几人合用一张小学生的课桌，于是有人偏重练习书法，有人专门出外画速写。速写，那是离开杭州后才重视的宝贵武器，董希文画速写最勤奋，卢是练书法最有恒心。我们遇上了惨绝人寰的贵阳大轰炸。每遇空袭警报，我们便出城画速写，那一天我爬到黔灵山上作画，眼看着一群日本飞机低飞投弹，弹如一阵黑色的冰雹，满城起火，一片火海，我丢开画具，凝视被死神魔掌覆盖了的整个山城，也难辨大街小巷和我们所在天主堂的位置。等到近傍晚解除警报，我穿过烟雾迷漫的街道回去，到处是尸体，有的大腿挂在歪斜的木柱子上，皮肉焦黄，露着骨头，仿佛是火腿。我鼓着最大的勇气从尸丛中冲出去，想尽快回到天主堂宿舍。但愈往前烟愈浓，火焰渐多，烤得我有些受不了，前后已无行人，只剩我一人了，才发觉市区道路已根本通不过，有的地方余弹着火后还在爆炸，我急急忙忙退回原路，从城外绕道回到了天主堂。天主堂偏处城边，未遭炸，师生无一罹难，只是住在市区旅店的常书鸿老师等的行李被炸毁一空，庆幸人身无恙。
大轰炸促使学校更迫切迁往昆明。做出迁移决定后，有几位勇敢的同学，如李霖灿(今任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和夏明等，他们决心徒步进入云南。他们步了徐霞客的后尘，也可说是艺术宫里青年学生深入生活的先锋。我曾收到李霖灿沿途寄我的明信片，叙述各地风土人情，并配有钢笔插图。就是他明信片上速写的玉龙雪山使我向往玉龙数十年，1978年我终于到达了玉龙山，在丽江提起李霖灿，有些老人还记得他，他当年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长期苦心钻研纳西族文字，著书立说，后来以少数民族文学专家的身份进入了中央研究院。
学校迁昆明后，在市里借了个小学开课。因是当时唯一的一所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内许多有名望的艺术家都曾先后来校任教，许多在地方艺术学校学习过的学生也来转学，于是画风就更多样，但水平也更不齐了。同时，由于招生考试放松，教学要求已不严，学生中有些人并不想认真学艺，只是借个栖身之处，混张文凭，于是有人在搞各式各样的活动，进步的和反动的，有人学英文想当美军翻译，有人想当电影明星，谈恋爱之风盛行起来，对对双双形影不离，这在杭州时是绝对禁止的。仍不乏苦学苦钻的苦学生，有一位祁锡恩，学习解剖学苦无完善的教本和满意的教师，便自己土法编制，将从表层到深层的肌肉用多层图纸画出后制成活动解剖图，可一层层揭视，下的工夫惊人。这时候，滕固校长宣布，请来了傅雷先生当教务长，大家感到十分欣喜，对傅雷很是崇敬的。傅雷先生从上海转道香港来到昆明，实在很不容易，他是下了决心来办好唯一的国立高等艺术学府的吧!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对教师要甄别，不合格的要解聘；二是对学生要重新考试编级。当时教师多，学生杂，从某一角度看，也近乎战时收容所。但滕校长不能同意傅雷的主张，傅便又返回上海去了。师生中公开在传告傅雷离校的这一原由，我当时是学生，不能断言情况是否完全确切，但傅雷先生确实并未上任视事便回去了，大家非常惋惜。
在昆明搞过一次规模较大的义卖画展，展出部分师生的作品，用售票抽签得作品的办法，售款全部捐献抗日。空袭又频，学校迁到滇池边呈贡县的安江村上课。几个村庄里的数座大庙分别做了教室和宿舍，于是要在庙里画裸体，确曾费了不少努力。事过四十余年，一切都渐淡忘，前几年过昆明，我抽暇去安江村寻访旧时踪迹，才又忆起当年教学与生活的点滴。人生易老，四人年老了人面，但大自然的容貌似乎没有变，只是人家添多了，吉普车能曲曲弯弯颠颠簸簸地进入当年只有羊肠小道的安江村了。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的故乡，向父老们探问自己的家，很快就找到了地藏寺旧址，今日的粮仓，昔日的男生宿舍。安江村还有两家茶馆，一家就在街道旁，里面聚集着老年人，烟气茶香，谈笑风生。我和同去的姚钟华同志等进茶馆坐下，像是开展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艺术学府在这个偏僻农村活动的外调工作。老年人都记得“国立艺专大学”，他们是当年情况的目击者。有人说，“我家曾留有一本常书鸿的书，里面有许多照片和图画”，“有一本书里面有老师和学生的像，有的像不画鼻子和眼睛(指一本毕业纪念册)”，“你们那个亚波罗商店……”我们惊讶了，从老农嘴中听到亚波罗，真有点新鲜，我也茫然记不清是怎么回事了。“亚波罗商店不是卖包子、面条、花生米吗?”我才回忆起当年有几个沦陷区同学，课余开个小食品店挣钱以补助学习费用。“你们见什么都画，我们上街打酱油，也被你们画下来了，还拿到展览会展览。”在佛寺里画裸体，这更是给老乡们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们记得画裸体时如何用炭盆生火，画一阵还让憩一憩，并说出了好几个模工的姓名，其中一位女模工李嫂还健在，可惜未能见到这位老太太，估计我也曾画过她，多想同她谈谈呵!“你们如不搬走，本计划在此盖新房、修公路，战争形势一紧张，你们走得匆忙，留下好多大木箱，厚本厚本的书，还有猴子、老鹰(静物写生标本)……直到解放后还保存着一些。”我们问村里有没有老师们的画，他们说多的是，有西画、国画、人像……“谁家还有?”“破‘四旧’都烧掉了。”最后我们重点找潘天寿、吴茀之和张振铎老师合住过的旧址，凭记忆找到了区域位置，但那里有两三家都住过教师，房子结构和院落形式都相似，一时难肯定是哪一家，偏偏关键的老房东又外出了。
正如老乡所说，由于战争形势紧张，越南战局危及昆明，学校又从安江村搬迁四川璧山县。滕固校长卸职，由吕凤子先生接任校长，吕先生先已住在璧山县办正则中等艺校，也由于这个方便艺专才迁到了璧山县。在安江村时期，已由潘天寿老师等提出中国画与西洋画分家，独立成中画系。吕先生自然也是赞成国画独立的，于是招生也就分别考试，中画系学生的素描基础大都较差，而更像文质彬彬的书生，背诗诵词，年纪轻轻已具古色古香的文人气派。我自己是鱼和熊掌都舍不得，本来西画学得多，因为崇拜潘老师，一度转入中画系，但感到不能发挥色彩的效果，后又转回西画系，因之必须比别人多学一年。
璧山县里借的“天上宫”等处的房子不够用，便在青木关附近的松林岗盖了一批草顶木板墙教室，学生宿舍则设在山顶一个大碉堡里，上山下山数百级，天天锻炼，身体倒好，就是总感到吃不饱。先是抢饭，添第二碗时饭桶里已空，每人都改用大碗，一碗解决。有人碗特大，满装着高如宝塔的饭，他坐下吃，你对面看不到他的脸。后来改用分饭的办法，以桌为单位平均分配，于是男同学极力拉女同学编成一桌，总还是感到饿和馋。有一回我们几个人打死一条狗，在一位广东同学的指导下，利用教室里画人体时取暖用的炭盆煮狗肉吃，当然是夜里偷着吃，第二天教室里仍是腥味熏天，关良老师来上课，大家真担心!
画人体，画人体，千方百计画人体，毕业后便永远与人体告别!历届毕业同学到哪里去了?谁知道!自寻门路去了!黄继龄在昆明刻图章，据说有点小名气，董希文去了敦煌，卢是随王子云老师的文物考察团去了西北，这些都是最难得的机会。现在轮到我毕业了，先努力想找个中学图画教员的工作，结果在一个小学当了临时代课教员，幸而不久在国立重庆大学建筑系找到了助教工作，教素描和水彩，实在是太偶然的好机会了，令同学们羡慕。我于是开始全力攻法文，等待时机到巴黎去，那里才有我一直追扑的坚厚伟大的象牙之塔吧!我那可怜的母校，背着一群苦难的儿女长途颠沛流离的娘亲，又从青木关搬迁到了磐溪，由陈之佛先生接任吕凤子的校长。
终于盼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1946年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又一分为二，回到了北平和杭州，这便是今天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的前身。我也终于钻进了巴黎坚固的象牙之塔，在那有300年历史的美术学院里安心画人体，解除了在风雨飘摇中不断搬迁的忧虑。我确乎在人体中学习到基本功和不少造型艺术的重要因素，但一味钻进去，感到此中已找不到艺术的出路和归宿。
1947年在法国巴黎留学时的吴冠中。
巴黎的蒙马尔特有一处广场麇集着艺人卖画的摊贩，画得都很没意思，许多画家还以当场画像招徕主顾。这里正被世界各国的旅游者们视为巴黎的名胜风光，我在巴黎的几年中只去看过一次，一看立即感到一阵心酸，这些乞儿一般的同道们大都也曾在象牙之塔里受到严格的技法训练。我开始对长期所追求的象牙之塔感到空虚和失望!而被赶出杭州后一路的所见所闻：泥土和江流、贫穷和挣扎、血腥和眼泪……不断向我扑来，而且往往紧啮着我的心脏。当年我总怨这些无可奈何的客观现实在干扰我们的学习，时时在摧毁我们的象牙之塔!在海外初次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对生活源泉的问题特别感到共鸣，大概就是由于先已体验了生活实践与艺术实践的关系，认识到永难建成空中楼阁的象牙之塔吧!我回到了自己的国土上，重新脚踏实地地走路。路，只能在探索中找寻，在人民中找寻!
